硅谷范文10篇

**市委、市政府作出的以“两港五区”为重点的“天堂硅谷”建设即实施“一号工程”，对推进该市经济结构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期间，是**市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时期，也是该市深入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加快科技强市建设的关键时期。继续深入实施“一号工程”，打造“天堂硅谷”，对促进**协调发展、加快发展、率先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期间“天堂硅谷”建设的成效

**期间，**市各级党委、政府把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工业兴市战略的重要载体，以建设“天堂硅谷”为目标，不断开拓创新，坚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两手抓，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创业环境明显改进，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创新人才快速集聚。以“两港五区”和特色产业基地为龙头的高技术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已成为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实力的重要支撑。

**期间，**相继成为国家信息化试点城市、电子商务试点城市、电子政务试点城市、数字电视试点城市和国家软件产业基地、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年，**市被世界银行评为中国城市总体投资环境最佳城市；**年，**市获得“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第一位”、“国内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等荣誉。**市科技进步指标及综合科技实力连年保持全省第一，**市己连续四次被国家科技部评定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市,**市连续三年被省委省政府评定为科技目标考核先进单位。

（一）高技术产业实力明显增强

1．高技术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年全市高技术产业销售额达到674亿元，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达到147亿元，占工业产值增加值的比例为16.7%，成为该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高技术产业实现销售产值676.29亿元，同比增长41.2%,高出全市工业平均水平10.5个百分点，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己达16.6%。高技术产业正逐步成为**市国民经济的主导和优势产业，成为**市工业经济“一高一领先”的重要推动力。

摘要：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在发展中的融资需求与现在的银行体制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激化,高科技创业企业在竞争中仍然面临着技术落后、融资困难、信息闭塞、人才缺乏等制约因素,科技银行的提出正是解决这一系列的难题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科技银行是科技和金融结合的突破点,通过科技银行把有限的金融资源配置到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科技型企业中去,是促进结构调整、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着力点。

关键词：科技银行；风险投资；运作模式创新

我们建议在安徽省建立科技银行,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成长瓶颈”问题。科技银行是科技和金融结合的突破点,通过科技银行把有限的金融资源配置到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科技型企业中去,是促进结构调整、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着力点。

一、科技银行的概念与特点

国内把专为高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银行机构定义为“科技银行”,在国外被称为“风险银行”。科技银行贷款的主要对象为科研机构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为技术引进、技术研发、新产品试验推广等与科技创新有关的业务提供服务,而不得用于普通房地产开发和固定资产投资。

相比于普通意义上的银行,这种科技银行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摘要]党的报告确定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布局，其中强调“科技创新与现代金融”的协调发展，而此战略的实施离不开科技与金融的生态融合。目前，苏州也在积极探索构建科技金融生态圈的苏州模式，以更好地服务苏州实体经济，特别是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硅谷是全世界主要的科技创新中心之一，也是全球最发达的科技金融中心之一，硅谷的成功离不开其先进成熟的科技金融生态圈，文章对硅谷成功的经验举措进行了梳理和借鉴。

[关键词]科技金融；硅谷；生态圈

一、科技金融生态圈理念的界定

科技金融概念在国内最早出现于1993年。2009年，赵昌文等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诠释了科技金融的定义。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是实现经济增长与国家发展的唯一出路，而科技金融则是助力科技创新的催化剂。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各地都在积极探索科技金融发展，培育科技型企业，对促进经济转型起到了一定作用。2015年，科技金融高峰论坛正式《中国科技金融生态年度观察(2015)》，该报告从生态视角对我国科技金融作了整体性描述，认为我国科技和金融的结合已自发性地逐步向生态演进，并首次提出科技金融生态圈理念。报告指出科技金融生态圈是通过金融体系、金融业态、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创新优化，促进科技创新高效转化，同时反过来支持金融业创新发展，形成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良好态势。同时指出科技金融生态要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科技与金融方面创新主体及创新主体之间的各种关系，二是维系和促进各主体及各主体间关系存在和发展的文化、法律、制度、规则等。

二、科技金融苏州模式的具体做法

苏州作为全国第一批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地区之一，经过近几年的探索实践，结合苏州经济发展特点，逐步形成了“政府+银行+担保+保险+创投+券商”为一体的科技金融苏州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苏州科技金融政策环境宽松。截至2019年8月，苏州市政府、科技局等部门累计的科技政策文件中有关科技金融的政策文件如表1所示。通过梳理这些政策文件我们发现苏州科技金融的政策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设置政府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苏府[2008]61号文)引导创业企业投资处于种子期、初创期中小创业企业；二是明确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的引进奖励和优惠政策(苏府[2008]62号)；细化科技金融结合的推进工作(苏府[2009]159号、苏府[2009]194号、苏府[2018]96号)；出台了分摊科技金融风险的各类财政补偿和补贴的细则(苏科规[2012]138号、苏科规[2012]322号、苏科规[2014]1号)；以及对天使投资引导资金的使用、奖励和风险补偿方式等给出详细的说明(苏科规[2014]2号)。这些政策措施切实推动了资金向初创期的中小科技型企业倾斜。(二)政府统筹和主导科技金融风险分担机制。苏州是全国最早开展科技金融结合工作，解决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题的城市之一。为分散融资风险，吸引更多的投资主体，苏州创新建立了在政府主导下的科技金融风险分担机制，政府主要起着统筹和主导的作用。第一，搭建科技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加强对科技贷款的风险缓解作用。经过近几年的发展，风险补偿资金池总规模从首期的3亿元上升到超过7亿元。为了规范风险补偿资金的合理运用，苏州市科技局在2014年出台了实施细则，将科技型中小企业按销售收入分为“苗圃”、“孵化”、“加速”、“成长”、“发展”五类，建立起差别化的风险分担机制。第二，建立信用保障基金，分散前端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风险。由于处于种子期、初创期的科技型企业风险较大，导致了对它们的金融支持力度不强，为了缓解这一难题，苏州市政府设立了规模10亿元的信用保证基金，为相关贷款提供增信。截止目前，在该基金模式下的银行贷款余额已经超过7.5亿元。第三，建立财政补贴专项资金，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自2009年以来，苏州市就出台了相关管理办法为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提供科技贷款贴息和科技保险费补贴，并在2014年，将科技担保费纳入补贴范围，引导融资性担保机构为科技型企业服务，以降低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成本。截至目前，该专项资金已连续八年为1972家科技型企业补贴科技贷款利息支出15695.12万元，连续七年为602家企业补贴科技保费，提供风险保障超1000亿元。(三)“科贷通”及升级版本推动金融机构创新服务。“科贷通”是苏州早期探索的科技金融服务模式，截止目前，“科贷通”累计为4416家企业解决贷款313.29亿元。该模式主要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在银行渠道的融资需求，并对融资费用进行补贴。“科贷通”的核心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库”、“科技金融超市平台”、“科技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早在2013年，苏州市政府就出台了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确定的实施细则，遴选了重点支持对象。同时苏州市还搭建了“线下为主、线上为辅”的苏州市科技金融超市平台，截止目前，苏州市科技金融服务超市入库企业达15123家，科技金融机构150家，三百多项科技金融创新产品，进一步改善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商业银行方面也进行了诸多创新，通过建立科技支行等专营机构，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专门服务力度。目前，苏州市有交通银行、江苏银行和农业银行设立了科技支行，着重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支持，并设置了专门的审批信贷机制。同时根据科技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具体开发相关贷款产品，形成金融产业链，更好地发挥科技支行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作用。2015年9月，苏州市出台《苏州市金融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行动计划2015-2020》，该行动计划是“科贷通”的升级版本，更是对“科贷通”的重要补充。此《行动计划》最核心的部分是三大平台：一是搭建苏州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利用互联网聚拢企业、汇集需求、便捷对接；二是开发运营苏州地方企业征信系统，该系统为金融机构提供征信报告、信息分析和风险预警三项产品，以满足金融机构贷前、贷中、贷后的全流程需求；三是参与该《行动计划》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必须建立“企业自主创新金融支持中心”这一专营机构。只有建立金融支持中心的金融机构，才能享受《行动计划》相应的政策支持，目的是推动金融机构建立专业团队更有动力并且精准、有效、专业地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三个平台之间相互配合、相互支撑，形成畅通的回路，实现高效的资金供需对接。此外，该《行动计划》还提出了二十项综合金融服务工具和六大保障机制。二十项综合金融服务工具涉及信用融资工具、信用保证基金、投贷(保)联动引导基金、激励金融机构扩大“首贷”、“首保”规模、“一行主办、联合授信”的模式、“贷款保证保险共保体”模式，还有激励企业运用资本工具融资发展、鼓励企业通过境内外发债获得融资，以及利用苏州本地法人机构的总部优势，开展体制机制、产品服务的创新。通过《行动计划》的制度安排和资源调配，发挥财政资金的激励、杠杆作用，充分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缓解企业在创新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融资难题。(四)创业投资为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搭起一座桥梁。为加快苏州创新创业融资平台建设，早在2008年苏州市政府就了《关于加快苏州市创业投资发展的若干意见》。创业投资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有效途径，同时也为科技与金融的有效结合搭建了桥梁，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产品化、产业化。截止目前，苏州市创投集团比较典型的有两家。一家是苏州元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是苏州市政府各类科技金融政策的落实示范地，公司包括三大业务板块，分别是股权投资、债权融资服务和投融资服务，管理着414亿元规模的基金。公司在2011年成立了苏州工业园区禾裕科技金融集团有限公司，旨在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资金支持。其多样化的业务架构包括科技小贷、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资产管理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科技担保投资等，非常有利于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综合融资解决方案。另一家是苏州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目前拥有包括各类股权投资、融资担保、融资租赁、科技小贷、科技保险等一体化金融服务体系，累计设立基金30余支，管理资本总规模100亿元。

摘要：本文对鄂尔多斯地区能源利用状况和面临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在该地区采用太阳能、风能与天然气、煤电互补的用能方案进行了分析。为当地在不同条件下，选择最佳用能方案提供参考。

关键词：煤炭天然气太阳能风能节能环保

0引言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得如何有效利用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新能源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全球性大课题。我国资源储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已探明的煤炭储量居世界第3位，天然气储量居第19位，石油储量居第11位，水能储量居第1位[2]，但还面临石油和天然气不足的问题。从2001年我国能源结构来看，煤炭占67.0％，石油和天然气占26.1％，水电和核电占6.9％，这种以煤为主的消费结构将面临环境保护和提高能源经济效益的双重压力。能源问题的解决不但依赖国家制定合理的方针政策，更有依赖于地方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位于我国西部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资源丰富，拥有我国最大的整装气田苏格里气田和世界上煤质最好的神府煤田、同时还具有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是我国的“煤电硅谷”，肩负着向华北、东北、华东、华南供应煤炭和电力，并向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美国出口精煤。该地区如何合理利用当地资源缓解国家能源压力，同时保护尚未污染的大草原是开发西部所面临的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的课题。

鄂尔多斯地区的能源

鄂尔多斯地区的化石能源

摘要：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在发展中的融资需求与现在的银行体制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激化，高科技创业企业在竞争中仍然面临着技术落后、融资困难、信息闭塞、人才缺乏等制约因素，科技银行的提出正是解决这一系列的难题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科技银行是科技和金融结合的突破点，通过科技银行把有限的金融资源配置到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科技型企业中去，是促进结构调整、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着力点。

关键词：科技银行风险投资运作模式创新

我们建议在安徽省建立科技银行，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成长瓶颈”问题。科技银行是科技和金融结合的突破点，通过科技银行把有限的金融资源配置到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科技型企业中去，是促进结构调整、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着力点。

一、科技银行的概念与特点

国内把专为高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银行机构定义为“科技银行”，在国外被称为“风险银行”。科技银行贷款的主要对象为科研机构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为技术引进、技术研发、新产品试验推广等与科技创新有关的业务提供服务，而不得用于普通房地产开发和固定资产投资。

相比于普通意义上的银行，这种科技银行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摘要：通过对硅谷地区的实证研究总结出硅谷地区发展的阶段，通过对以往硅谷复制理论的研究，发现复制硅谷实践的困惑和理论解释的困扰，并利用供应链的理论去解释这一困惑。通过供应链和产业链的比较得出软件产业集聚是由供应链的积聚实现的。

关键词：复制硅谷；软件产业集聚本质；软件产业供应链与产业链比较

1美国硅谷地区软件产业集群实证研究

硅谷开明的意识、开放的环境、活跃的人才流动使得人们有机会学到更多新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提高了地区的经济活力。硅谷知识流动频繁。伴随着人才的流动，知识，尤其是创新性的高新技术，在硅谷区域内由政府、学校、研究机构、公司以及一些培训机构之间建立的复杂网络关系中不断地产生、流动、传播和再创新，极大地促进了硅谷的发展，成为了硅谷迅猛发展的“血液”。硅谷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1.11950年代以前：硅谷软件产业创新集群的形成阶段

到1950年代硅谷已经完成了演化的第一阶段即软件产业创新集群形成阶段。其基本的特征是：(1)集群单元已经形成。这个集群单元就是以惠普公司为主导的若干关联企业和大学等机构有机结合所构成的集合体。(2)聚集条件已经具备。一种适应于使硅谷发展成为创新型集群的基础设施、技术基础、制度基础以及文化基础均已基本形成，聚集功能开始产生。

【论文关键词】国外区域创新体系构建

【论文摘要】自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来，各地纷纷加速了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但与国外相比，其进程与成效差距颇大。纵观国外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借鉴国外的经验，我国各地应大力营造区域内特有的创新文化氛围，注重人才资源的开发与集聚效应，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进而推动国内区域创新的发展。

一、美国硅谷的区域创新

硅谷，按美国《哥伦比亚简明百科全书》的注释是：一个长度大约32英里的工业区，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帕拉阿图和圣何塞之间。上万家中小企业集中形成的企业集群在实现规模经济的同时，激发了创新精神，并使硅谷始终保持着持续不断的自主创新能力，最终在全球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区域内技术人才与大学和研究机构高度密集。区域内有著名的斯坦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圣克拉拉等大学。如今世界上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近I／4在硅谷工作，该地区有6OOO多名博士，占加州博士总数的1，6。世界一流大学(研究机构)和众多智力人才的地域集中，对硅谷地区的经济发展作用不可估量。

第二，区域内利于创新的特殊社会文化环境。硅谷文化的主要特征可归结为：鼓励冒险、善待失败、乐于合作。勇于冒险、不断进取的独特思维方式，提供了无休止衍生公司的土壤，从而也提高了硅谷不断创新的持久力和活力。硅谷对创业者失败的宽容和冷静也是硅谷保持活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硅谷区域内各行为主体之间令人吃惊的合作文化和精神也是十分独特的。市场竞争要求持续创新，而公司间的正式合作特别是非正式的合作则是创新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

“科技银行”美国范式

美国存在两类“科技银行”：银行类“科技银行”和非银行类“科技银行”，前者以硅谷银行为代表，后者以西部技术投资公司（WesternTechnologyIn－vestment，以下简称WTI）为代表（朱鸿鸣、赵昌文等，2011）〔2〕。两类“科技银行”代表两类不同“科技银行”范式：硅谷银行范式和WTI范式。关于两类“科技银行”的异同，DMIbrahim（2009）〔10〕采取访谈法，在对美国主要“科技银行”工作人员访谈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详尽研究。DMIbrahim发现，银行类“科技银行”和非银行类“科技银行”在风险控制方面都强调客户的遴选，如以企业是否有VC支持和是否拥有知识产权作为信号来判断企业质量；都强调与VC的紧密合作和创业企业家的日常交流，认为正的经营现金流量并不一定是必要的，将创投提供的后续融资视为还款来源。但银行类“科技银行”可以，而非银行类“科技银行”不能通过监控贷款企业的存款账户来实施风险控制。在盈利模式方面，两者都收取较高的利率。银行类“科技银行”收取利率相对较低，一般是在基准利率基础上增加1％到2％，而非银行类“科技银行”收取利率则较高，一般都在10％以上。银行类“科技银行”之所以收取相对较低的利率，主要是由于其吸纳的企业存款能带来的其他衍生收益。在单笔贷款额方面，非银行类“科技银行”要高于银行类“科技银行”。期权收益是美国“科技银行”收益的重要来源。需要注意的是，在动机上，获取期权收益并不是其开展科技贷款业务的主要目的；在实际结果上，期权收益也不占“科技银行”收入的主要部分。以硅谷银行为例，总体来讲，期权收益占非利息收入比例很低，也不占利润的主要部分。即便没有期权收益，硅谷银行的盈利能力依然很强，仍能保持运营的可持续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员工能力方面，DMIbrahim的研究表明“科技银行”的运营并不一定像VC一样需要技术专家。这与国内的观念不同，在中国，“科技银行”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一般都认为“科技银行”需要既懂技术又懂金融的复合型人才。

“科技银行”中国范式

科技支行是商业银行内部设立的支行或分行级别的科技信贷专营机构，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是在直接复制硅谷银行模式未果的情况下做出的现实选择。科技支行是当前“科技银行”中国化的主流模式，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1年12月20日，近3年来全国7个省至少成立了23家科技支行，其中江苏省的科技支行数占全国科技支行总数的70％以上，超过一半的科技支行为当地城市商业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设立。杭州银行科技支行是目前运营相对成功的科技支行②〔11，12〕。作为硅谷银行范式的中国化，科技支行范式在很多方面与硅谷银行范式相似，如选址、定位、盈利模式与风险控制。在机构性质方面，两者也有一定相似之处，虽然硅谷银行是独立法人，而科技支行或分行是非独立法人机构，但科技支行可以通过获得带有“一行两制”色彩的特殊政策来尽量保持营运的独立性。全国一半以上的科技支行都由当地中小银行设立，这一现象其内在逻辑便在于当地中小银行能给予科技支行更大的独立性。由于中美科技金融生态的差异，科技支行范式与硅谷银行范式也存在显著差异。在定位上，囿于中国创投业发展滞后的现实，科技支行将目标客户定为有发展前景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而非有VC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在风险控制方面，科技支行范式除了重视创投的作用外，也强调通过与担保机构和政府的联动来控制风险。在政策支持方面，科技银行模式强调政策支持是必要的，而硅谷银行模式对此并无特别要求。科技支行为什么主要集中在江苏，而非北京、上海和深圳等金融资源禀赋和科技资源禀赋都更高的地区，其主要原因便在于有效的政策支持是科技支行范式的重要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在利息方面，虽然科技支行范式要求高风险高利率，但在实际运营中，政府出于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目的，一般都要求科技支行按基准利率或优惠利率放贷。对于优惠利率所导致的未覆盖的风险，政府采取贴息或提供担保、设置风险补偿基金等方式予以处理。对硅谷银行范式的一些误读也是导致科技支行范式与硅谷银行范式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如在盈利模式方面，科技支行范式十分强调期权收益，其主要原因便在于大部分“科技银行”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均认为大量期权收益的获得是硅谷银行成功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认为在中国若不能获得期权收益就意味着不能有效复制硅谷银行模式。但实际上，硅谷银行范式仅将期权收益的获得视为“中彩票”，利息收入才是重点。很明显，科技支行范式对期权收益的过度关注正是对硅谷银行范式误读所造成的。此外，在风险控制方面，科技支行范式强调抵质押物，对企业的经营现金流量十分关注；但硅谷银行范式则认为创投提供的后续融资是企业重要的还款来源，认为正经营现金流量不是必要的，对企业经营现金流量和抵质押物的关注度相对较低。这种差异虽然有科技金融生态差异的因素，但对硅谷银行范式研究得不透也是重要原因。科技小贷公司是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简称。国内目前存在两类性质不同的科技小贷公司：天津模式科技小贷公司和江苏模式科技小贷公司。本文的科技小贷公司特指江苏模式科技小贷公司。这类科技小贷公司“是不吸收公众存款，面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园区）内企业，经营小额贷款和创业投资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截止2011年12月20日，江苏省内已有至少15家以上的科技小贷公司正式运营。由于科技小贷公司和科技支行在性质上和业务种类上存在很大的差异，科技小贷公司范式和科技支行范式在盈利模式和风险控制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盈利模式方面，科技小贷公司可投可贷，既可以获取利息收益，也可以获取期权收益及股权收益，而科技支行在获取期权收益及股权收益方面面临重重限制。此外，科技小贷公司还可以获取较高的利息（可以达到基准利率的两倍以上），而科技支行在运营过程中，经常被要求按基准利率给予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或利息上浮幅度很受限。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科技小贷公司范式认为杠杆率至关重要，杠杆率的提高既可以增强科技小贷公司的商业可持续性，也能增强其科技贷款供给能力；但科技支行并不太在意此，因为科技支行几乎不受杠杆率限制〔2〕。在风险控制方面，科技支行不仅受到总行政策的影响，还受到银监部门的监管，因此其对不良贷款容忍率低，而科技小贷公司的不良贷款容忍率则不受监管部门监管，只要能够满足商业可持续性便可，因此不良贷款容忍率高。此外，科技小贷公司缺乏科技支行拥有的通过监控客户存款账户来实施风险控制的机制。在政策支持方面，科技小贷公司范式也强调政策支持的必要性。但在实践中，由于政府对其认识未上升到“科技银行”的高度，科技小贷公司所获政策支持力度远远低于科技支行。科技债权融资平台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债权融资平台的简称，是一种政府主导的，虚拟的、集成式的“科技银行”，通过财政嵌入金融交易结构的方式为科技贷款供给主体提供一种风险控制机制，达到激励其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科技贷款的结果。苏州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运营的“科贷通”是科技债权融资平台的典型。与科技支行和科技小贷公司不同的是，科技债权融资平台本身并不是信贷主体，而是一种机制，一种促使商业银行“科技银行”化的机制。其主要业务模式是促使商业银行发放科技贷款的模式。在业务模式方面，科技债权融资平台的“常识”原则包括财政嵌入金融交易结构和聚合科技金融供给主体。所谓财政嵌入金融交易结构是指通过补贴、贴息和风险补偿等财政资金运用方式来改变科技贷款供给主体的科技贷款业务的风险收益结构。在风险控制方面，科技债权融资平台关注的是财政专项资金的风险，其范式是通过对财政专项资金的稳健性运营，保证平台运营的可持续性，摆脱依赖政府财政资金持续注入来维持平台运营的思路。科技债权融资平台范式在美国并无对应的范式，是一种基于中国国情的“科技银行”范式的创新。

结论及建议

近年来，“科技银行”实践在中国取得了巨大进步，产生了科技支行、科技小贷公司和科技债权融资平台3种不同类别的“科技银行”，拓展了“科技银行”的概念，并相应形成了科技支行范式、科技小贷公司范式和科技债权融资平台范式。但对“科技银行”美国范式的片面理解以及对硅谷银行范式的误读严重阻碍了“科技银行”的发展：科技支行在业务开展方面并不尽如人意；科技小贷公司和科技债权融资平台的实践仅在个别省份开展；“科技银行”风险控制能力仍需进一步提升。“科技银行”的发展的确需要政策上的支持及政策上的突破，但更需要全面了解和借鉴“科技银行”美国范式，更需要“科技银行”理念和范式上的突破，更需要在范式创新基础上的政策支持。在观念的突破上，首先要与时俱进，突破“科技银行必须首先是银行”这一观念的限制，将“科技银行”的本质特征定义为商业可持续性地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对“科技银行”进行广义化理解为信贷机构，乃至一种科技贷款机制。这有利于在“科技银行”实践的过程中突破单一范式的限制，充分发挥民间智慧，不断推动“科技银行”中国范式的创新及演进。在对“科技银行”广义化理解的基础上，基于“科技银行”范式“常识”原则，我们提出以下促进“科技银行”发展的政策建议：（1）大力推动科技支行的发展。科技支行方面，要全面、准确认识硅谷银行范式的内核，不要把眼睛只盯在股权或期权上，应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产品创新和创新风险控制机制上，如借鉴硅谷银行模式，尝试将创投提供的后续融资作为还款重要来源考虑。政府方面，在加强政策支持时，也应坚持市场化原则，适当放宽对科技支行贷款利率方面的实质性限制，允许科技支行按风险收益配比法则定价科技贷款。（2）大力推动科技小贷公司的发展。科技小贷公司，要加强与银行、创投和担保机构等科技金融供给主体的交流，提升风险控制能力。政府方面，首先要将科技小贷公司视为“科技银行”，推动相关优惠政策的普惠化，其次是有步骤地、在风险可控的原则下逐步放开科技小贷公司资产负债率的限制，即适度增加杠杆率。（3）推动科技债权融资平台的发展。创新政府作用机制、在金融资源富集、科技资源富集和财政实力雄厚的地区推广科技债权融资平台，并注重科技债权融资平台的风险控制和运营的可持续性。不断探索市场化的科技债权融资平台模式。（4）大力发展创业投资，营造促进“科技银行”发展的良好科技金融生态环境。要推动创业投资与“科技银行”和其他科技金融主体的互动，优化创业投资风险收益结构，以“科技银行”促创业投资发展，以创业投资促“科技银行”发展。

本文作者：张冕工作单位：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1、国际高新区的发展历史世界上第一个高新区是1951年诞生在美国的斯坦福研究园,因而国外的高新区起步早,发展历史长,发展速度快。国外高新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二个阶段:(l)起步阶段。这一阶段是从1951年斯坦福研究园的兴建到20世纪80年代。世界高新区的建设处于起步阶段,且发展缓慢。1951年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州兴建的斯坦福研究园(StanfordResearchPark)占地仅有50英亩规模,开创了世界高新区的先河。与斯坦福研究园同时起步的是波士顿地区128号高速公路地区,但当时128号公路地区只是自发集聚了几百家高新技术公司,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高新区。1959年,美国又兴建了占地30多平方公里的北卡罗来纳三角研究园。在这一阶段,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高新区还包括:1970年英国剑桥大学的圣三学院建立的剑桥科学园;法国于1969年开始筹建的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学城;日本于1963年建立的筑波科学城等。应该说,在这一阶段,世界范围的高新区都处于起步阶段,且数量很少,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世界上仅有20多个高新区,兴建的高新区都位于西方发达国家,且绝大多数集中在美国。(2)高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经济严重衰退,但是高新区却获得了以技术为导向的经济增长,再加上世界新技术革命引发的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创建发展高新区的热潮。在美国,斯坦福研究园发展成了居于全美乃至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前沿的“硅谷”,128号公路地区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计算机基地之一。与此同时,美国其他各州又兴建了大量的高新区。到1992年,美国高新区已遍及80个州中的42个州,总数达358个。在欧洲,英国又兴建了苏格兰硅谷;法国建立了以生物技术为主的布列塔工业园,以航空航天技术为主的图卢兹科学园;德国建立了西柏林科学园区、亚深技术中心、布伦瑞克科学园区。在亚洲,这个时期高新区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行动起来,兴建各种类型的高新区,如韩国的大德科学城,大田科学工业园区,光中技术城,新加坡的肯特岗科技园,印度尼西亚的瑟蓬科学城,印度的班加罗尔科学城,古尔风科学城,泰国和菲律宾等国的科学工业园。迄今为止,世界各地的高新区己经达到1000个,这些形态各异的高新区有力地推动了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目前的世界各地的科技园中,综合其发达程度、发展速度、影响力大小、对我国高新区的借鉴作用等多方面的考虑,本报告将着重分析美国硅谷、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园、台湾新竹科学园的发展状况,并由这三家高科技园区的发展状况分析高科技园区的特点,并以此为基础对于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商贸流通规划给出建议。2、美国硅谷的发展历程与现状硅谷(SiliConvalley)位于美国加里弗尼亚州,它是一个从旧金LlJ的PaloAlto向南到SaintJose长约48公里,从Cupertino到Fremom宽约14公里的狭长地带,原名叫圣克拉拉谷(TheSantaClaravalley)。1938年williamHewlett和DavidPaCkard用538美元在租来的汽车房里成立惠普公司开始了他们自己的创业,也开始了硅谷历史的书写。此后,在特曼教授的鼓励、支持和推动下,一部分技术性公司随同惠普公司一起发展起来,为硅谷作为新兴电子产业基地打下了基础。二次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要尽快把国防技术转为民用技术,把军事研究中得到的信息、技术和经验用于和平建设。特曼教授再度回到斯坦福大学,并提出把斯坦福周围建成“科技人才区”,强化大学在科技产业发展中的角色。为了实现特曼计划,斯坦福大学首先建立了斯坦福大学研究所(SRI,StanfordResearCh工nstitute),从事与国防相关的研究并帮助西海岸公司的发展;之后,斯坦福大学实施“名誉合作项目”向当地的公司开放课堂;到了1951年,斯坦福工业园(TheStanford工ndustrialPark)的建立,进一步将大学教育和研究与产业发展联系起来。50年代中期,仙童(FairChild)半导体公司在硅谷成立,它发展之快,繁殖和派生出新公司的能力是世界上任何一家公司都不具备的。到了70年代,由于不能够继续从美国的国防市场中获得动力,风险投资和风险资本家在硅谷的活动达到了高潮。可以说,是风险投资帮助了硅谷微电子企业实现了技术转移和市场转移,并促成了硅谷形成集成电路的企业集群。但是,由于1969年美国政府制定了税收改革法,连续调高资本增益税,美国的风险投资市场随即萧条下来,硅谷的发展也逐渐缓慢下来。不过,这种发展靠的是新技术以及这些技术创新所打开的新市场而取得的,1976年SteveWozniak和SteveJobS在汽车房里创立苹果公司就是这样的例子。为了促进本国的经济,1978年美国政府重新制定了新的税收政策,决定将增益税从49.8%降到28%,基本上回到了60年代的水平,风险资本随即活跃起来,硅谷的发展也进入了超大规模的时代。随着日本打进并控制半导体存储器市场,硅谷于80年代下半期进入了历史上最糟糕的经济衰退,但是,到了90年代初期,随着咨讯网络革命的爆发,硅谷迅速从衰退中走了出来,硅谷不仅成为一个复杂的、专「1生产与计算机有关产品的基地,而且成为计算机网络这一新行业的领头羊,它重新占据着世界经济和科技的中心。今天,硅谷己经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地,风险投资家的乐园,世界高科技的人才中心,以及新经济和新财富的谷地。ZOn年,硅谷人均GDP达到94000美元,居全美第一。硅谷的GDP占美国总GDP的50/0,而人口不到全国的1%。3、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园的发展历程与现状1991年,印度政府信息技术部为了促进计算机软件工业的出口,在各主要城市逐步设立了巧个软件技术园区,其中班加罗尔是投资的热点之一,班加罗尔是印度软件技术园区和软件业的代表。早在80年代初,班加罗尔设立了少数几家咨询公司,初露锋芒,1984年,美国得克萨斯州仪器公司率先打入班加罗尔,在那里设立了软件开发公司,开展离岸开发业务。80年代后期,国际卫星通信的普及,使得西方公司普遍青睐印度庞大而廉价的人才‘市场,纷纷采用异地雇用印度人才开发应用软件的生产模式,因特网的出现加速了这一进程。1991年,印度政府在班加罗尔和美国之间架设了印度第一座卫星通讯设备。90年代中期以来,涓涓细流变成了汹涌大潮,一些重要的高科技公司和跨国公司由孟买移至班加罗尔,HP、Digital、工MB、Motorola等大跨国公司入驻班加罗尔,班加罗尔由此而确立了亚洲软件业都城的地位。1999年印度《IT行动计划》,提出成为世界IT超级大国的目标,从各项政策与制度上保障软件产业的优先发展,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高度鼓励合作,尤其是与全球知名企业或软件强国合作,如班加罗尔分别与美、中、日、以色列等国签署大量合作开发计划,班加罗尔最著名的软件企业工nfosyS则与微软、IBM、工ntel等企业建立多个合作项目,共图发展。班加罗尔还汇集了一批大型科研机构,拥有印度工学院等7所知名大学,几百所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如今,在印度班加罗尔创立的高科技企业达到4500家,其中1000多家有外资参与;目前全世界大约有75家资质为五等(即最高资质)的软件研发企业,其中有45个在印度,而这其中又有将近30个在班加罗尔;班加罗尔拥有近H万IT外包员工,还有约n万人在为美国、欧洲、日本、中国的企业编写程序、进行计算机维护、金融服务以及其他重要的地区或国际性工作。班加罗尔地区已发展成为印度软件之都,被称为印度硅谷。ZOn年,班加罗尔地区IT业创造的产值已达280亿美元,并预计今年还将有300k左右的增长。4、台湾新竹科学院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在八十年代前,台湾经济经历了30年的发展,走过了一条由农业到工业,由轻工业到重化工业,由劳动密集型到资金密集型的道路,特别是通过进口林代工业和出口导向工业的发展阶段,台湾以其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先期发展了轻工、纺织和家用电器等轻型工业,其后则推行以石化、钢铁两大系列产业为主的重化工业,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一些日用产品如雨伞、鞋类、箱包、自行车等夺得世界销售量第一位的辉煌业绩,使台湾在国际经济上争得一席之地,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但进入八十年代后,经济发展条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世界发生能源危机、台湾资源短缺、岛内市场基本饱和、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等,尤其是主要外贸国美国宣布取消对台优惠政策,并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台湾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台湾经济发展面临了新的挑战。因此寻找少用能源、少用原料、少用劳动力而向世界推销相比之下还算廉价的脑力产品成为台湾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选择。加强研究开发以及吸引海外学人回岛发展高科技产业,着手加速产业由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换,己成为台湾经济保持繁荣之路。为使台湾经济向现代化迈进,经过各方面因素权衡,将新竹建设为“台湾硅谷”,集中发展电子、资讯等高科技产业,以推动台湾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当局颁布了((科学工业园区设置管理条例》,并于1980年12月正式决定建立新竹科学工业园。以引进高科技产业,生产高科技产品为目标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其产业都是国外先进的高新技术的延伸,集成电路、电脑及周边、通讯、光电、精密仪器及生物工程等六大产业,构成园区的“明星产业”,不但成为带动全台湾整体高科技产业的主力,也成为台湾产业打入国际市场的主力。集成电路产业是园区的主导产业,其产值和从业人员都占一半左右。其发展速度也极快,年增产率多年保持在50%以上。新生产的集成电路产品在全球占有相当份额,仅次于美、日、韩等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生产基地。目前已投入“深次微米”开发计划,国际上最先进的0.18微米的微影、蚀刻等技术正在研发中,计划完成后,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电脑及周边产业是园区另一主导产业,其产品在台湾占有极大比重,终端机、桌上型电脑、影像扫描器、可携式电脑及网络卡等均占40%至50%以上。在世界排名上位居前列,终端机、影像扫描器和网络卡占有率分别达70%、64%和38%。在大陆闻名遐尔的宏基电脑公司,是园区一重要企业,其品牌在美国占有率排名前10位,成为全球第六大个人电脑公司。台湾电子计算机产值能跻居世界第七位,是与科学工业园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光电和通讯等产业也以极快的速度发展,预计将成为台湾高科技产业下一波的主力产业。

从国际高新区的发展历程,特别是美国硅谷、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园、台湾新竹科学园的发展状况,可以得出以下几方面对高新区内商贸流通规划的启示,包括:(l)对居民与员工的共同关注;(2)为创业青年提供良好的商贸辅助设施;(3)国际化的视角。1、对居民与员工的共同关注从国际各主要高新区的发展和现状中都可以看到,高新区内的人员构成会随着高新区的成熟而出现原有居民的数量比例不断降低,高新区内企业员工的数量比例不断增加的现象,因此,从长远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在高新区内进行的商贸流通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应把关注重点和受益对象从区内原有居民慢慢转变为居民与员工的共同关注。对于在高新区内的企业员工,也会出现与传统工业区内的员工不同的特征,即工作与家庭界限的模糊性。工作与家庭生活在表面上的二分和内在的互斥一直都是传统工业社会尤其是工业区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国际各高新区的发展现状表明,过去那种把工作和家庭区分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文化领域的观点不总是正确的。实际上,在高科技工业园内,工作和家庭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以致于想证明什么是工作、什么是家庭都很困难。例如,硅谷文化研究小组发现很多硅谷内高技术公司中的工作人员会在工作的过程中利用公司里的电脑,在网上为朋友购买礼物或者购买家庭用品;另外也发现有不少员工在工作时间通过自己的私人便携电脑通过进人到学校图书馆完成学位或技能进修。这样的发现不仅揭示了家庭文化和工作文化之间界限的模糊不清,更使我们看到一个普通人每天在把工作和家庭结合在一起时所显现出的创造力。按照这样的思路,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在高新区内得到了协调和综合。一方面,高新区内企业员工的工作过程对于其家庭的影响慢慢从消极转为积极。在传统工业社会,人们从工作中获得报酬以维持家庭开销,但同时工作者在工作中的异化也必然导致家庭的异化,因此可视工作为家庭生活所不可避免的威胁。在传统工业社会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如果夫妻双方都就职的话,他们每天的生活可以典型地描述为在工作和家庭的需要之间“走平衡木”。走平衡木的比喻认为工作上遇到的障碍和家庭障碍处于跷跷板相互对立的两端这个比喻的实践含义是它使我们认为家庭是对遭到破坏的情况进行修复的努力,特别是由于工作的侵扰而造成的破坏。当我们联想到走平衡木的人突然失去平衡状态时的情境,这个比喻就显得很恰当。毫无疑问,这个比喻所隐含的是工作对家庭的影响是以消极为主的预设,以及封闭的静态平衡最优化观念,而非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应该是激发创造力的开放关系。然而,硅谷文化小组的研究成果表明,随着高新区内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信息化的基础设施无论在企业内还是家庭内都越来越高,MZM(MachinetoMachine,机器到机器)的出现更使得员工可以在企业内控制家庭中的各种设施,高科技园区内的个人在工作与生活中的界限变的越来越模糊,高科技园区中工作对家庭的影响正从消极转向积极。而另一方面,在高科技园区内,家庭已经不仅仅是工作压力和紧张的庇护所,还可以被视为一个多种用途的发动机。很多工作完全可以在工作场所之外进行,即使工作本身被锁在公文包或者便携电脑里,在家庭生活中仍然充满关于工作中的困难解决以及社交关系的讨论。按照上述分析,既然高新区内工作与家庭的界限会朝着不断模糊化的方向发展,主要为工作服务的产业规划和主要为家庭服务的流通规划也应该不断融合。一方面,在进行商贸流通规划的过程中不应该仅仅把高新区看做一个工作的场所,而要同时关注员工的工作需求和家庭中方方面面的流通相关的需求,在二者的同时满足下实现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家庭舒适程度的共同提高;另一方面,高新区内的员工主要由青年的知识型员工组成,这类人群的心理特征、行为特征、消费习惯等会与高新区内原有居住人员有较大的差异,按照国际各高新区内原有居住人也有比例不断下降、企业员工数量比例不断上升的经验,就应该在高新区的商贸流通规划中同时考虑员工和原有居民的不同需求特征,争取实现二者的共同满足,甚至更偏向于满足区内企业员工的商贸流通需求。2、为创业青年提供良好的商贸辅助设施从国际各个成功的高新区的发展历程来看,大学,特别是著名大学在其中起到的推动作用是功不可没的。美国《商业周刊》曾经指出:“今日硅谷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聚集学术精英、科技天才一、无限想象力及资金四射的科技殿堂,造就它的温床—斯坦福大学功不可灭。”斯坦福大学为硅谷培养了大批一流的创业人才,如工程师、律师、银行家、风险资本家和资产上亿美元的企业家。而且斯坦福大学不断派生出新公司,如太阳、英特尔、惠普、苹果、硅图、思科、雅虎……等等,恐怕没有人能清楚地知道,斯坦福大学究竟派生出了多少公司。由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创办的高技术公司成百上千,创造了硅谷65%的产值和约25万个工作岗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为硅谷的成功起到了巨大作用,其科学精英们造就了许多科技新趋势,其中包括关键性资料库的发明、目前广为人知的Unix系统以及微处理器运算效能提升的精简运算指令集架构等,也培育出了包括英特尔的创始人GordonMoore在内的一大批硅谷精英。与硅谷中高校的推动作用相仿,印度工学院对于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园,国立清华大学对于台湾新竹科学园,剑桥大学对于英国剑桥科技园都产生了类似的推动作用。各大高新区在与高新区内高校相互促进的同时,大多数还形成了鼓励创业的文化氛围。美国学者安纳利•萨克森宁在《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一书中指出,尽管128公路与硅谷开发相似的技术,又在同一市场上活动,但结果却是前者蒸蒸日上,后者逐渐走向衰落,发生这种差异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它们的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硅谷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园,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鼓励冒险、善待失败、紧密合作。不管是新入区的创业者,还是区域内的老员工,都努力地创办新公司,甘冒创业失败之风险,而不满足于在大公司一步一步地发展;在世界许多地方,技术或决策上的失误是一种耻辱,会断送人的前程,而在硅谷,对于失败却极为宽容,许多公司奖赏那些甘冒风险的人,而不是惩罚因冒险而遭失败的人,从而推动各级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大胆地尝试创新;区域内的人们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竞争力的获得依赖于区域整体优势的发挥,于是,硅谷的发展真理是:竞争要求持续创新,持续创新则需要员工与员工之间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供应链相互之间的密切合作。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园相对而言更重视通过相互的合作与信息传承来鼓励和帮助实现青年人的创业过程。软件园内崇尚共享知识的集体主义文化,班加罗尔的软件工程师也很乐于向他人传递知识,做新手的“导师”。在集群组织内部,显性知识通过正式培训、企业内部互联网和知识仓库来转移和流动;而隐性知识本身难于识别和转移,于是班加罗尔的大多数组织采取非正式程序来转移知识,例如“导师”制就是非常有效的程序之一,通过“导师”制,高手向初学者直接传输经验法则,甚至关于客户的信息和经验也可以共享,专门技能和知识在班加罗尔软件集群内得以顺利流动。台湾新竹科学园内同样有着浓厚的推行创新的文化,在园内激烈的竞争中,也许只有10%的人能获得成功,但失败者也因进行了尝试而受到称赞。新竹科学园内的创业者在失败时,没有丝毫的羞辱感,他们认为其创业的动机更多来源于挑战新技术。因此,他们勇于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并坦然面对失败与挫折。新竹的文化认为,失败并不是一个污点,而是未来成功的识别证,这样的文化不仅证明了个人的自由创造欲望是经济发展中最核心的推动力,而且把尝试和失败视作自由创造所必须的成本。按照上面的论述,在国际发展较好的主要高新区内,随着大学与高新区的互相配合,伴随着高新区内激励、创新、宽容、学习、合作的文化氛围,会有越来越多的的青年人才在高新区内工作和生活,这些青年人才不仅仅是高新区持续发展的源动力,也将慢慢成为高新区内的主要人群。因此高新区的商贸流通规划要既能够满足其方便、快捷、时尚的生活需求,又要满足其合作、展示、创新的工作需求,让他们乐于长期留在高新区内,成为高新区效率提升的主要贡献者。3、国际化的视角随着交通、通讯等技术的不断发达,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正在不断缩小,“地球村”己经可以形成,各大高新区内特别需要聚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企业和精英人才,也会最明显的体现出高新区内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人员的共存性和国际性。在硅谷,新的移民浪潮使得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从世界不同国家过来的移民把他们自己关于家庭、工作和社会的观念也带进了高新区这个微型社会。硅谷文化小组研究时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爱好、文化有很大差异,他们会因为不同的原因而聚集,某种相同的技术设备也可能在不同类型的家庭环境条件下产生绝然不同的影响。例如:对不断出现的新技术的普及使用可以使中国、印度、越南等家庭聚集在一起,因为一个成年的儿子为了教自己的妈妈新的电脑技术而不断与家庭成员沟通;但是也可以使一些来自欧洲的家庭成员相隔越来越远,因为这些新技术可能使家里的成年孩子紧紧地同企业界连在一起而疏远家庭。在印度的班加罗尔软件园内,己经有近一半的员工来自美国、中国、日本、以色列、英国等印度以外的国家,其他世界主要高新区内也都显示出比附近地区高得多的国际化的倾向。针对高新区内出现的国际化的现象,在进行高新区内商贸流通规划的时候就必需要从国际化的视角出发,多考虑各国,特别是高新区内人员众多的他国文化,一方面尽可能使得各种不同文化来源的人员的通用和特定的商贸流通方面的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尽可能避免在商贸流通设施的规划和建设中出现会导致不同文化来源的人员产生理解分歧的情况,从而避免不同类型人员的矛盾和冲突。

综合上述有关国际高新区发展的现状和观点,我们认为,在我国高新区发展商贸流通业过程中有如下几方面值得我们借鉴:1、既然我国高新区是一个政府主导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下的新技术开发区,就应该吸取如台湾新竹科学园的经验,无论是在各高科技产业方面,还是在商贸流通方面,都要注重政府在宏观上的规划性和微观上的服务性这两大职能。所谓宏观上的规划性,指的是在高新区建设过程中进行有关商贸流通方面的统一规划,制定阶段的发展目标、发展规划,从而能为入驻园区的企业营造良好的商贸流通环境和发展环境;所谓微观上的服务性,指的是各地高新区管委会应该将自己作为一个服务机构,为入驻园区的企业提供一揽子的高品质服务,这其中包括购物、餐饮、休闲、物流、会议、会展、娱乐、文化、教育、创业等各个方面在内的商贸流通是高品质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管委会需要时时跟踪园区内企业和员工不断出现的新需求,并在商贸流通规划的指导下尽可能满足这些需求,并不断促进高新区内商贸流通效果和效率的不断提升。2、明确高新区商贸流通针对的对象不应该仅仅是当前居住在各地高新区内的居民,而应该从长远的、发展的角度看待本次规划所针对的对象。按照国际各高新区的发展历程来看,高新区内原有居民的数量比例会不断下降,取而代之的是高新区内各企业的员工在高新区内安家落户,导致其数量比例不断上升。我国各地的高新区也不会违背这样的历史经验,因此,其商贸流通规划应该考虑,甚至是应该侧重于考虑区内高新企业的员工的商贸流通需求。而如前文所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际各主要高新区的发展历程,高新区与区内高校的配合互动、高新区内浓厚的创新与创业氛围都造成了高新区内的企业员工中大部分是由年轻的知识型员工构成,因此,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对于商贸流通方面的需求也必将成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商贸流通规划制定时所必须考虑的要素。从工作的角度出发,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在创业的过程中特别需要智慧的展示场所、需要与他人知识的沟通与协作、需要能够鼓励其不断尝试创新的氛围。因此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商贸流通规划应该针对这些需求特征,注重进行各级各类会展场所的布点,为青年人才的创新成果的展示提供平台;注重多功能会议厅、可以进行工作交流的餐饮和休闲场所的规划,使得青年人才可以方便地找到交流、合作的空间;尝试在商贸流通规划和实施的过程中鼓励进入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商贸流通企业为青年人才的创新成果进行风险投资。从生活的角度出发,青年知识型员工技术水平高、生活节奏快、需求个性化强,因此高新区的商贸流通应该充分考虑这些需求特征,传统的百货商场等流通业态对这部份个体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吸引力,而应该一方面多打造集购物、休闲、餐饮、会展于一体的大型商业中心,使得区内员工可以方便地在一个地点满足多种需求;另一方面增加大型商业中心中给予个体的商品体验功能,再通过进一步完善的物流和快递配送的布局,以“实体店体验十电子商务+快递配送”的方式快速便捷的满足区内青年员工的个性化需求。3、从国际高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高新区内人员组成的国际化程度将越来越高。因此,各地高新区区商贸流通规划的制定应从长远考虑,在规划中考虑到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个体商贸需求的满足。在规划中需要考虑到教堂、其他主要国家的风味饮食、双语学校等其他国家的员工的商贸需求,也要尽可能避免在商贸流通设施的规划和建设中出现会导致不同文化来源的人员产生理解分歧的情况,从而避免不同类型人员的矛盾和冲突。尽管在这份报告中,我们对国际高新区的发展现状做了比较充分的信息搜集和细致的分析,但一定还有一些尚未收集到的资料和尚未考虑到的问题无法吸收进我们的报告,也还存在一定的缺憾,因此也希望有关专家对本调查报告提出宝贵意见。

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先生在其《大力构建创新文化环境》一文中指出：“观念的创新、科技的创新、体制的创新，无不回归于文化的创新，这不仅是逻辑的必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实现体制和科技上的创新，必须把建立创新文化当作一个重要的前提。”

那么，文化与创新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揭开历史的画卷，可见一斑。

日本人汤浅光朝经过多年研究得出结论：近代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历程是：

从上述历程中不难发现：科技中心转移的取向是有解放的思想、宽松的环境、对人才、技术、资金有吸引力的区域。为什么近现代的科技革命绕过了曾经有过辉煌巅峰时期的近现代中国？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道路和速度与其文化传统、思想体系密不可分。杨振宁教授曾经说过：“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是中国三个世纪抗拒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缺乏创新文化的底蕴是我们中华民族在科学技术发展上很难有大作为的缘由”。

让我们再把目光转移到美国高技术园区的发展。有人说，“文艺复兴之后的全部事件中，对世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硅谷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硅谷对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影响。事实上，在美国，跟硅谷有相同甚至更好的硬件环境的技术园区不止硅谷一个。

位于波士顿旁的128号公路区，附近有MIT、Harvard等知名大学，其创新力量丝毫不逊于斯坦福等大学，美国政府早期对128号公路区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比西部硅谷还要大，且128号公路区更靠近世界著名的NY金融中心。但128号公路处于老的工业基地，新英格兰的老传统如等级观念，多层管理，重技术、轻市场等观念深深地影响着园区的发展。而硅谷是一个由创新者、创意、金钱等要素无限组合、急剧变化的特殊“星团”，是适于创新创业、有良好生态环境的创业公司的“栖息地”。硅谷的文化特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