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性范文10篇

按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我的《方法论和政治经济学》一文已初步涉及），我们会从一个新的角度和高度重新审视17世纪至今的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整体变动过程，也会重新审视描述这个变动过程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理论。这个所谓的新角度依然是检讨处理经验材料的抽象思维方法的准确性，并在此基础上引入混合社会的方法。本文着重谈三个问题：一、是准确界定资本主义的概念和基本规律性，这是进一步科学具象思维的基础。在这方面《资本论》总体上比较合乎抽象思维方法的要求，而后来的一些发展和修正的理论则没能做到概念的前后一贯。二、是探讨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关于利润率变化的规律在不同的假设条件下的偏离状况，说明其变化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过去的想象，以及现实社会有可能是资本主义要素和资本主义以外的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三、资本主义与混合社会.

一、关于资本主义的规定性

(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

从一开始，有点机械的亚当斯密关于商品生产的描述就不同于辩证的马克思的描述。“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惭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1）。在这里商品生产成了某种天然的普遍的人类倾向的产物（如果能这样看商品生产倒是能给现代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家省不少气力！）。马克思的描述完全不同：“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或者拿一个较近的例子来说，每个工厂内都有系统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不是通过工人交换他们个人的产品来实现的。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2）。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商品生产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这两个条件缺失任何一个便构不成准确的商品生产的概念。

现实社会可以是商品生产要素和其它要素的混合，但任何不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社经验材料绝对不能混入商品生产的概念中去。如此强调这一点似乎多余，可我们很快会发现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所谓理论，其拙劣的根源就在于此。

从在现实社会中作用的程度、规模、范围等标准出发，将商品生产分为简单的小商品生产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是顺理成章的。后者由于技术条件的成熟，大批量的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也成了商品，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提高到过去任何社会形式从未达到的水平，商品生产已是社会增加财富的主要源泉。但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这一逻辑主干之上的一个支干，考察社会经验材料能否混入资本主义概念中，还是首先要看它能否混入商品生产的概念中去，剩下的任务只是辩明它属于小商品生产概念还是资本主义概念。

本文作者：陈驰工作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宪法价值是价值哲学在宪法学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和展开,它应该具有一般价值,尤其是法的价值的共性,即宪法的理想和应然状态以及宪法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宪法研究呈现出的整体特点是:基于宪法典的事实分析—解释宪法—肯定宪政现状。这样既缺乏价值研究,又没有把实证研究引向深入。其结果是实证研究只重视解释宪法,价值研究只重视关心注释马列经典著作,这样就使注释加颂扬成为宪法学研究的主要形式,而宪法观念、思想和价值评价等理论性研究却显得软弱无力。可见,价值研究和实证分析同等重要,甚至对于当前中国宪法的理论与实践现状而言,前者具有更大的意义。也就是说,宪法既是对社会民主事实的确认,对国家制度的安排和人们行为的规范,又是对人类政治理想的指引和人们行为的道德评价——宪法本身就是人类关于理想政治和社会正义的思想结果和制度设计,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在由宪法而到宪政的漫漫征程中,宪法价值的灵魂与统率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宪法价值的内涵究竟是如何规定的?它包括哪些构成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它本身又包含了哪些价值指标?它为哪些价值的实现保驾护航?它又为促进这些价值的实现进行了怎样的价值选择和制度创新?这些都是我们在宪法价值的研究中所无法回避的。

一、宪法价值的初步分析

关于宪法价值的界定,国内学者研究的不多,而且仅有的几位也是思路不同,观点各异,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大体说来,表现为两种思想进路:一种从宪法的外在目的和内在运行机制出发,列举式的概括出宪法的价值,这是大多数学者的思想进路。如李龙教授就将宪法的价值概括为国家价值、社会价值和法律价值,其中每一类价值又分为若干种具体的价值:宪法的国家价值包括宪法是立国的政治宣言、治国的法律根据、建国的基本纲领和卫国的有力武器;宪法的社会价值包括安全、民主、秩序、人权、自由等;宪法的法律价值包括立法的基础、法律平等、正当程序等。[1]周叶中教授则将宪法价值分为三个方面:宪法在社会生活中所促进的价值,即宪法的目的性价值(如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经济的发展,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社会的公共福利等);宪法本身所具有和反映的价值(如平等、自由、法治等);以及宪法的价值评价标准。[2]汪习根将宪法价值与依法治国联系起来,认为宪法对构造法治国家有重要价值:宪法是法治国家立国的政治宣言;宪法是法治国际治国的法律根据;宪法是法治国家强国的经济宪章。[3]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宪法的核心价值或基本价值是公平和民主,[4]或者认为宪法的价值包括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和法律价值,法律价值又应当包括公平、效益、自由、平等、人权、秩序、正义和安全等。[5]严格说来,这种列举式的界定方法,不是科学的定义方法,最多只是概括了宪法价值的某些内容。而且,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就会列举出不同的价值内容,很难有一致的意见和确定的理解,这就很容易对宪法价值的内涵流于空乏而不及其本质。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宪法价值,应该是有丰富的内涵和确定的外延,而且其内容是相对稳定的、统一的,这样才既有利于宪法的学科建设,又有利于宪法价值这一概念的普遍推广和使用。为此,应该从宪法价值的一般内容中抽象出它的本质属性来界定其概念,而不是用一般内容来代替本质属性。根据逻辑学的定义方法,给一个概念下定义就是用精练的语句将这个概念的内涵揭示出来,也就是揭示这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本质属性。这就是另一种界定宪法价值的思想进路,即从一般价值的本质属性出发,认为宪法价值不过是价值的一般理论在宪法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如朱福惠先生就认为,在研究宪法价值时,应当避免价值范围过宽。宪法的价值是人们对宪法产生的预期需求,民主、平等、保障人权等是宪法价值实现的积极结果,而不是价值本身。[6]这种观点的思想进路和概括方法是可取的,但他把价值看作是人们的“预期需求”,显然有失偏颇。因为,根据我们对价值的哲学思考,价值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即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和主体对客体的期望与评价。换言之,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双向的互动过程,二者统一的切合点就是实践——价值产生于主体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价值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但首先是客观的。朱先生将宪法价值仅仅看作是人们对宪法的“预期需求”这一主观形态,而忽视了宪法价值同时又是宪法对人们法治需要的满足这一客观属性的观点,值得商榷。试想,如果没有宪法本身的法治属性与功能,即宪法不能满足人们治国安邦和人权保障的基本需求,而仅有人们的主观“预期”,何来客观的宪法价值?相比而言,广东商学院的吴家清教授,在宪法价值活动的基础上,从宪法价值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宪法价值的本质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认为:“宪法价值就是:潜含着主体价值需要(或价值预期)的宪法在与主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对主体发生的效应。”[7]这个概念较好地体现了宪法价值的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很好的糅合了一般价值两个层面的内容。而且作者为了进一步解释宪法价值丰富的内容,特意对宪法价值关系做了细化分析,认为宪法价值关系包括四个层面:应然性宪法价值发生关系;应然性宪法价值体悟关系;实然性宪法价值形成关系和实然性宪法价值体悟关系。显然,这种分析问题的思路和抽象概括的方法实值得学习和借鉴!美中不足的是,在解释宪法价值的时候又用了“价值需要(或价值预期)”这样含有“价值”的语词,违背了形式逻辑关于给概念下定义不得同语反复的规则要求,此其一。其二,价值不仅仅是“效应”,它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换句话说,“效应”仅仅是价值的一种属性,它不能代表价值的全部属性,尤其是价值的本质属性。那么,该如何来界定宪法价值的概念呢?

二、法的价值的一般分析

为了正本清源,我们还得从价值的基本含义说起。我们知道,宪法价值是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对宪法的本质进行的全面透视和哲学反思。因此,宪法价值属于价值哲学的范畴,当然也属于法哲学的范畴。要科学分析宪法价值的概念,必须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在全面廓清一般价值的内涵的基础上,分析法律价值的含义和特征,然后以此为理论基础,才能科学界定宪法价值的规定性。所谓价值就是标志着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特殊范畴,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包括客体对于主体的需要的满足和主体对于客体的评价两个方面。价值的这一规定性包含了四层含义:首先,价值是一个标志着主客体关系的特殊范畴。其次,价值的构成要素有:主体、客体、主客体统一的实践以及价值的内容。主体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客体是指主体活动所指向的,并反过来制约主体活动的外界对象,是人的主观世界以外的客观实在。主客体统一的过程,就是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即实践过程。这是价值的第三个构成要素。第四、价值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体对于主体的需要的满足;二是主体对于客体的期望与评价。同样,所谓法的价值就是标志着人与法的关系的特殊范畴,是法对于人的意义,包括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人对于法的期望和评价两个方面。它同样包括主体、客体和内容等几个方面的要素。首先,法的价值主体是人,包括个人、集团、阶级、民族、国家、社会、人类等。但就一般意义而言,人们往往笼统的说人是价值主体。其次,法的价值的客体是法,即广义上的法律现象,包括观念形态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文化,制度形态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以及现实形态的法律行为和法律事实。最后,法的价值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人对法的期望与评价。作为法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宪法,当然要以上述关于法的价值的一般理论为指导,才能科学界定的内涵。

内容提要：《行政复议法》中行政规定的法律属性是个看似简短实则极为复杂的问题。其简单之处在于将行政规范性文件中不属于法律规范的部分起了统一的名称，但这样的立法作业并不能回避从规范性的角度看行政规定时常难以将其与法律规范相区别的困惑。本文通过对形式和实质判断标准以及这对标准依存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指出形式判断标准无法准确定位在内外区别型的国家和社会基础上的行政规定的性质，同时通过对行政规定所产生的现实功能进行整理，力图为相关的制度建设奠定基础。

关键词：法律规范，行政规定，规范性文件

一、序言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行政规定是什么，这是个看似简短实则极为复杂的问题。

其简单之处在于将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中不属于法律规范的部分起了统一的名称，由此为判断行政规范性文件中的法律规范和非法律规范树立了一个标志。

内容提要：《行政复议法》中行政规定的法律属性是个看似简短实则极为复杂的问题。其简单之处在于将行政规范性文件中不属于法律规范的部分起了统一的名称，但这样的立法作业并不能回避从规范性的角度看行政规定时常难以将其与法律规范相区别的困惑。本文通过对形式和实质判断标准以及这对标准依存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指出形式判断标准无法准确定位在内外区别型的国家和社会基础上的行政规定的性质，同时通过对行政规定所产生的现实功能进行整理，力图为相关的制度建设奠定基础。

关键词：法律规范，行政规定，规范性文件

一、序言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行政规定是什么，这是个看似简短实则极为复杂的问题。

其简单之处在于将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中不属于法律规范的部分起了统一的名称，由此为判断行政规范性文件中的法律规范和非法律规范树立了一个标志。

摘要:幼儿教育是针对幼儿实施的教育，是启蒙教育。多年以来，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心理，扭曲了幼儿教育的本质，幼儿教育小学化的倾向严重。幼儿教育小学化的现象，不利于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也不符合素质教育的目标。本文中，笔者结合自身的幼儿教育实践经验，研究分析幼儿教育本质的规定性和意义，希望以此文为广大的幼儿教育工作者提供一些有效的参考。

关键词:幼儿教育;本质;规定性;意义

“幼儿教育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尤其是在幼儿教育小学化的社会背景之下，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希望孩子进入重点小学、重点中学甚至重点大学，是每一个家长的愿望。在这样的“市场需求”环境下，很多学校为了迎合家长的喜好，在幼儿教育的过程中融入了太多小学化的内容，致使幼儿教育小学化的现象严重，幼儿教育已经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本色。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之下，作为幼儿教师的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幼儿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在素质教育的大环境之下，幼儿教育是否应当进行应有的改革，以还原幼儿教育的本色，为幼儿提供一个健康快乐成长的环境?以下，笔者结合自身的幼儿教育实践经验，分析幼儿教育本质的规定性及其意义。

一、幼儿教育本质的规定性内涵

教育具有针对性和阶段性。如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等，都是根据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特点实施的具有针对性的教育。重视教育的阶段性和针对性，有利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重新审视幼儿教育的本质。从根本上讲，幼儿教育可谓是基础教育之基础，是启蒙教育。对于幼儿教育本质的规定性，笔者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结合幼儿的发展特点，将幼儿教育和其他的教育区别开来，彰显幼儿教育的特殊性。纵观幼儿教育的内容，笔者认为，幼儿教育的本质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幼儿教育是模仿教育。幼儿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学习的行为习惯，都是通过模仿形成。所以说:“正行为示范”是幼儿教师的基本素质，只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积极的示范“正行为”，方能促进幼儿在模仿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其次，幼儿教育是探究教育。幼儿是心智发展尚不健全的个体。他们好奇心强，喜欢探究和摸索，喜欢尝试。因此，幼儿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学会放开双手，解放幼儿的头脑、让他们去想;解放幼儿的双手，放手让他们去做;解放幼儿的眼睛，让他们自由观察;解放幼儿的嘴巴，让他们自由表达。这些解放，都是让幼儿自主探索、健康成长，激发幼儿潜能的有效方式。第三，幼儿教育生活教育。生活化的教学模式是新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所倡导的一种有效教学模式。诚然，教育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教育的本质是为了提升学生的社会生存能力。因此，幼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尊重幼儿教育的生活性，并结合生活实践内容，强化幼儿的兴趣教育，提高幼儿的生活实践能力。第四、幼儿教育是期望教育。俗话说:态度决定高度。在幼儿成长的过程中，幼儿教师的引导以及期望，有时会影响幼儿的一生。所以中国有个成语叫做“书香门第”，这句话所暗含的一个道理就是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作用。而在幼儿教育的过程中，幼儿教师的对幼儿的认同感、智慧和人格的启迪，往往会给幼儿一个良好的引导，促进幼儿形成良好的价值观。所以说:幼儿教育是期望教育。

二、幼儿教育应当怎样做

摘要：马克思主义法律本质理论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经济基础论，即认为法律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内容和形式都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二是阶级工具论，即法律同其他的国家政治机制一样，共同执行阶级统治的任务，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三是意识形态反映论，即法律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这种意识形态通过各种媒介决定法律的内容。这三种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本质的认识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仅仅指出了法律本质的一个侧面，没有全面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本质。本文试图从三者的相关性来论证马克思主义法律本质的规定性是三者的统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法律；本质

一、法律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1．经济基础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隐喻

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它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为研究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论，也是本文研究的起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法律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其本质、内容和形式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基础，这种极端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即为经济基础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其自身的关系来解释，也不能从人类精神的发展来解释，相反，它们根源于社会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的总和被概括为‘市民社会’[1]，也就是说，社会的生产关系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时它又决定了包括政治、法律等在内的社会制度。当然，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不止决定了社会的上层建筑，还决定了包括宗教、道德、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限制，当二者的矛盾不断激化，进而发生社会变革。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社会的上层建筑也将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其中就包括了调整生产关系的法律。因此，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阶级将会展开政治斗争，试图改革这些法律，使它们与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

2．经济基础论的局限性

文字是随着人类的语言和社会发展逐步形成不断进化的。有约定俗成的一面，也有人为整理的痕迹。这表现为文字构成的规律性和规定性。这里可讲一个小故事：有一员外送小儿去读书，老师3天教了一、二、三3个汉字，小儿回家说汉字好学。正巧员外要请万老爷吃饭，请贴印好只要填上姓氏，小儿说自己能写。结果一上午仍未写好，员外问起，小儿说：“此人姓什么不好，偏要姓万，一上午才写到6000。”这个故事虽讽刺小儿浅尝che止，但也说明汉字的规律性差。如：狗狼狐......猜？打拔抢......捌？清情请......倩？英语中不规律的地方俯拾即是：what中wh[hw]，而who中wh[h]，knight中k、g、h都不发音，who中o[u:]stop中o[o]......

那么衡量一种文字的科学性应考虑哪些方面呢？那就是在准确表达语言的同时，看主观规定性和客观规律性各占多大的比例。当然还有其它指标如表意性、形象性、国际化、音素化、阅读速度、学习难度等。这里重点谈《拼音汉字》反映汉语的规律性。汉语基本语素的表达中，声调、词性是其重要特征，但不论汉字还是《汉语拼音》对此都没有很好反映。《拼音汉字》用k作为名词调符，r作为动词调符，v作为形容（态）词调符，既标调又表示词性。用调符位置表示声调（位置标调法）调符放在字首表示第一声调（阴平调）。调符放在声母和韵母之间表示第二声调（阳平调）。调符放在字尾表示第四声调（去声调）。不用调符，双写声母表示动词的第三声调（上声调），不用调符，双写韵母第一个字母表示名词和形容（态）词的第三声调（上声调）。下面用△表示调符位置，以音节ba为例示范汉语四个声调的表示：

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

△bab△abaabbaba△

词性调符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

名词kk前置k中置双写韵母k后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本真规定/理论核心/综合理解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1）2—0006—06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是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精髓、灵魂，是对干部和青年一代的理论教育的基本内容。为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和对人民的教育作用，我们必须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规定，理解它的总体特质。恰因如此，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哲学界对这一极其重大的问题展开了持久的讨论。这场讨论，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和新中国历史上一场最深入的哲学学习运动。

1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规定的讨论，发端于1978年开始的“拨乱反正”。党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诸方面，批判和纠正“”及其之前的“左”的错误，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和新天地，这就势必引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和阐释上的“拨乱反正”。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摘要]随着制度经济学派的兴起，理论界开始重视对制度的研究，并已有大量的学术成果问世。然而，对于目前学术界所广为接受的制度定义，应从新的视角，通过对制度进行多层次分析，对前人所下的制度定义进行适当的补充和修正；并应从制度的执行力、人类的发展历程和交易过程三个方面对制度的本质进行探讨。

[关键词]制度；制度的本质；执行力；产权；交易费用

一、制度概念的演变

经济学理论的三大传统柱石是——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随着经济研究的深入，新制度经济学家以强有力的证据向人们表明，制度是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柱石，并由此引致了经济理论的一场革命。随着经济学界对制度研究的日益深入，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制度的含义进行了日益广泛的探讨。

凡勃伦在1899年将制度定义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他是旧制度经济学中最早给制度下定义的人。而旧制度学派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康芒斯认为：“如果我们要找出一种普遍的规则，适用于一切所谓属于‘制度’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为控制个体行为。集体行为的种类和范围很广，从无组织的习俗到那许多有组织的所谓‘运行中的机构’，例如家庭、公司、控股公司、同业协会、工会、联邦储备银行以及国家。大家所共有的原则或多或少是个体行动受集体行动的控制。”而关于集体行动是如何控制个体行动的，他认为：“为个人决定这些彼此有关的和交互的经济关系的业务规则，可以由一个公司、一个卡特尔……一个政党或是国家本身规定和实行。……业务规则有时候叫做行为的规则。亚当·斯密把它们叫做课税的规则。最高法院把它们叫做合理的标准，或是合法的程序。可是不管它们有什么不同以及用什么不同的名义，却有这一点相同：它们指出个人能或不能做，必须这样或必须不这样做，可以做或不可以做的事，由集体行动使其实现。”可见，在康芒斯看来，制度无非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或规则。虽然康芒斯把组织和制度混为一谈，认为组织内部的业务规则是制度，各种组织也是制度，在理论界有所争议，但是在对于制度的定义上，还是为后人所认可的。艾尔森纳把制度定义为一种决策或行为规则，后者控制着多次博弈中的个人选择活动，进而为与决策有关的预期提供了基础。尼尔对制度特征的归纳更为精细严谨些，他认为，从广义上讲，制度暗指一种可观察且可遵守的人类事物的安排，它同时也含有时间和地点的特殊性而非一般性。舒尔茨在1968年也阐述了自己对制度的理解。他说“我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显然，舒尔茨与康芒斯的制度定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诺思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中给制度下定义最多的。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等书中都对制度有所界定，只不过文字表述有所不同，其实质是一样的，即制度是一种“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其它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如德国学者柯武刚和史漫飞以及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对制度所下的定义也并不与前人的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因此，综上所述，在新旧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制度无非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各种规则和约束。

这个定义已被学术界所广泛接受，但是笔者对此却略有质疑。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在进行经济研究中忽视了对制度的分析，“经济学家在陈述经济模型时的一个积习难改的特征是，他们并不提及制度”；大量(新古典)“增长模型就是将制度视为‘自然状态’的一部分，因而制度被剔除了。在他们看来，这些制度不会发生变迁，他们或者是外生的，或者是一个适应于增长动态的变量。”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静态的，是可以忽略的，制度经济学家们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他们认为制度是动态的，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在他们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时，有时却也会犯与其同样的静态的方法论上的错误，在制度的含义的认识上，就是一处。

[摘要]随着制度经济学派的兴起，理论界开始重视对制度的研究，并已有大量的学术成果问世。然而，对于目前学术界所广为接受的制度定义，应从新的视角，通过对制度进行多层次分析，对前人所下的制度定义进行适当的补充和修正；并应从制度的执行力、人类的发展历程和交易过程三个方面对制度的本质进行探讨。

[关键词]制度；制度的本质；执行力；产权；交易费用

一、制度概念的演变

经济学理论的三大传统柱石是——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随着经济研究的深入，新制度经济学家以强有力的证据向人们表明，制度是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柱石，并由此引致了经济理论的一场革命。随着经济学界对制度研究的日益深入，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制度的含义进行了日益广泛的探讨。

凡勃伦在1899年将制度定义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他是旧制度经济学中最早给制度下定义的人。而旧制度学派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康芒斯认为：“如果我们要找出一种普遍的规则，适用于一切所谓属于‘制度’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为控制个体行为。集体行为的种类和范围很广，从无组织的习俗到那许多有组织的所谓‘运行中的机构’，例如家庭、公司、控股公司、同业协会、工会、联邦储备银行以及国家。大家所共有的原则或多或少是个体行动受集体行动的控制。”而关于集体行动是如何控制个体行动的，他认为：“为个人决定这些彼此有关的和交互的经济关系的业务规则，可以由一个公司、一个卡特尔……一个政党或是国家本身规定和实行。……业务规则有时候叫做行为的规则。亚当·斯密把它们叫做课税的规则。最高法院把它们叫做合理的标准，或是合法的程序。可是不管它们有什么不同以及用什么不同的名义，却有这一点相同：它们指出个人能或不能做，必须这样或必须不这样做，可以做或不可以做的事，由集体行动使其实现。”可见，在康芒斯看来，制度无非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或规则。虽然康芒斯把组织和制度混为一谈，认为组织内部的业务规则是制度，各种组织也是制度，在理论界有所争议，但是在对于制度的定义上，还是为后人所认可的。艾尔森纳把制度定义为一种决策或行为规则，后者控制着多次博弈中的个人选择活动，进而为与决策有关的预期提供了基础。尼尔对制度特征的归纳更为精细严谨些，他认为，从广义上讲，制度暗指一种可观察且可遵守的人类事物的安排，它同时也含有时间和地点的特殊性而非一般性。舒尔茨在1968年也阐述了自己对制度的理解。他说“我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显然，舒尔茨与康芒斯的制度定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诺思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中给制度下定义最多的。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等书中都对制度有所界定，只不过文字表述有所不同，其实质是一样的，即制度是一种“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其它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如德国学者柯武刚和史漫飞以及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对制度所下的定义也并不与前人的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因此，综上所述，在新旧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制度无非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各种规则和约束。

这个定义已被学术界所广泛接受，但是笔者对此却略有质疑。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在进行经济研究中忽视了对制度的分析，“经济学家在陈述经济模型时的一个积习难改的特征是，他们并不提及制度”；大量(新古典)“增长模型就是将制度视为‘自然状态’的一部分，因而制度被剔除了。在他们看来，这些制度不会发生变迁，他们或者是外生的，或者是一个适应于增长动态的变量。”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静态的，是可以忽略的，制度经济学家们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他们认为制度是动态的，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在他们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时，有时却也会犯与其同样的静态的方法论上的错误，在制度的含义的认识上，就是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