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避范文10篇

摘要：由于反倾销规避使得反倾销的效果受到减损，很多国家对反倾销规避行为用法律的手段予以规制，完善我国的反规避立法是迫切而必要的。本文试从规避行为及反规避措施的概念界定出发，分析国际贸易中规避反倾销税的主要方法，通过对美国、欧盟以及国际反规避立法实践的概要说明，指出我国现行立法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关键词：规避行为；反规避措施；反倾销

随着WTO框架协议的最终达成和关税水平的进一步下降，各国开始强化非关税贸易壁垒，作为其中重要部分的反倾销措施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但随着反倾销措施的强化，被征收反倾销税的生产商或出口商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以各种手段来规避进口国对其产品征收反倾销税，这导致反倾销税在相似产品的价格或数量方面的矫正效果收到破坏，于是各国又纷纷通过立法对此类规避行为进行限制和制裁。因此，有学者认为，“反规避措施是反倾销措施的延伸和深化，反规避立法是反倾销立法的补充和发展”。

一、反倾销中的规避与反规避

（一）反倾销规避行为

就目前国际贸易的实践来看，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政策规避现象的提出与解读

对于政策规避现象，学界在不同的概念层次上进行了研究。赵付科、刘碧田、冯兰等研究者从公共政策执行角度，即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行为角度解读了政策规避问题，认为政策规避是对政策执行偏差、政策执行走样及一切背离政策目标的政策执行行为的理论概括。[1]这些研究者大都将政策规避概括为政策执行主体的政策敷衍（象征式和观潮式执行）、政策附加（增添式政策执行）、政策替换（偷梁换柱式执行）、政策损缺（选择式执行）和政策照搬（机械式执行）等五个方面[2]，而具体规避现象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阳奉阴违，拒不执行”，“左顾右盼，等待观望”，“讨价还价，政策攀比”等[3]。对政策规避现象进行深入和细致研究的是王国红学者，他从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角度分析了政策规避现象，他也认为政策规避是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政策执行走样以及一切违背、损害、妨碍政策目标实现的政策执行行为的理论统称，认为政策规避要考虑规避主体、规避行为和规避后果，他认为政策规避不仅包括敷衍、损缺、附加、替代、照搬等，还包括政策停滞、政策误用、政策投机、政策违背和政策抵抗等。[4]他还认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中的政策规避危害明显，加剧了政策执行风险，造成政策执行走样，甚至出现政策执行失败；破坏政策秩序，导致政策体系结构性紊乱；破坏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信赖关系，引发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危机。[5]实际上，从当前的公共政策治理中的政策规避现象看，政策规避不仅包括政策执行主体的规避行为，也包括政策执行对象的规避问题，欧阳兰、陈灿和徐全彬等研究者注意到了政策执行对象的规避现象，陈、徐指出，政策规避是指政策执行主体和执行对象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采取有意偏离、违背政策目标的行为或者通过消极不作为来逃避、妨碍、干扰政策对相关利益的调整和分配，从而使政策目标不能实现的现象和情形。[6]而欧阳兰从政策目标群体不服从的角度指出政策规避是目前群体不服从的一个方面，目标群体不服从包括明确反对现行或即将推行的公共政策，抵制公共政策，对公共政策的规避或不作为以及对公共政策的拖延等。[7]（P25）笔者认为，公共政策治理中的政策规避现象不仅包括政策执行主体的歪曲、替代等规避行为，也包括政策执行对象反对、不服从等规避行为，还包括政策执行对象逃离公共政策治理空间和约束范围等规避行为。实际上，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一系列执行变异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不应该理解为其规避公共政策，而是执行偏离或偏差等。为了从更为准确的意义以及更为具体的层面理解公共政策治理中的政策规避现象，笔者以计划生育政策为具体案例，从政策目标群体（政策对象）的角度细致分析公共政策治理中的政策规避现象。

二、公共政策治理中政策规避的表现

（一）逃离公共政策治理空间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治理的一种手段，其执行常常限定于一定的公共政策空间，如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往往只在本国产生效力，而地方政府出台的公共政策则只在本地区产生效力。一般来说政策执行者从地域范围、时间界限、群体对象等角度确定政策界限。由于公共政策具有一定的空间效力范围，由此，离开或暂时离开公共政策治理空间即可逃避公共政策。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中，逃离公共政策治理空间往往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逃向其他国家，在其他国家生育小孩，一旦成功生育小孩，则会选择回国以实现“曲线救国”。当前，选择这种形式的主要包括高学历人士（利用出国留学、访学机会生育）、有钱人士（利用中介奔赴他国生育）、普通民众（利用出国打工创业机会生育），等等。另外一种是逃向国内其他地区，如通过打工、外迁等方式到其他地区产子。由于人户分离，户口所在地鞭长莫及，暂住地又难以掌握其生育真实情况，由此，流动人口的早婚早育、未婚先育及超生现象比较严重，一些人甲地生完乙地生，到处钻计划生育管理的空子。[8]另外，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城乡有别的双轨制计划生育政策，即在城市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在农村可以适当放宽条件允许生育二孩，[9]有些人为了生育二孩，会将户口转到农村，或刻意保留农村户口。

（二）收买公共政策治理主体

酒店是一个开放式的公共场所，存在着许多不安全的因素，各种安全问题也较为突出。近年来虽然很多酒店在安全管理方面进行了专项整治，但因为各类酒店的不断扩大、经营模式的变化以及各种人为、管理因素等，酒店的安全还是存在着很多隐患，各类安全事件层出不穷。2007年9月湖南浏阳市浏阳酒店发生爆炸，造成9人死亡，25人受伤。2011年5月吉林通化市如家快捷酒店失火，造成10人死亡，35人受伤。2011年10月江西南昌新东方大酒店内，一7岁男孩从酒店五楼天花板的玻璃球内坠落而下，当场死亡。因此，酒店的安全管理防范显得尤为重要。

一、提高客人安全意识

酒店安全问题的发生，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客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例如，客人疏忽大意而在酒店丢失东西或物品被盗，客人抽烟引起火灾等。2010年8月10日，义乌市某酒店2011房间一名叙利亚游客卧床抽烟引起火灾。当时该客人已睡着，所幸被该酒店的巡查保安发现，并立即将火扑灭，未造成进一步的损失和人员伤亡。因此，客人应该遵守酒店的规章制度，充分认识到酒店中潜在的不安全隐患。酒店员工也应提醒客人提高警惕，引导客人遵守酒店规定，并妥善保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

二、开展安全工作培训，提高员工安全意识

保证客人生命和财产安全是酒店为客人提供优质服务的前提和根本，是酒店最大的社会效益。酒店经济效益也是以安全为前提和保证的。因此，安全虽然不直接创造经济效益，但是它保障经济效益的实现。一旦失去安全保障，酒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会付之流水。因此酒店做好安全管理，保证客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向客人负责。同时也是向经营管理者自身负责。部分管理层因为只重视经济效益，而忽视了酒店的安全问题。比如宴会厅物品没地方摆放，就随意堆放在安全通道；为追求高利益，一味的让员工加班，而忽视部门员工的安全培训等。因此，酒店管理层首先应高度重视安全，树立风险意识。

酒店安全工作的关键，其实就是管理与培训的问题。因此酒店管理人员既要负责检查与发现不安全隐患，并及时纠正，也要负责安全工作的学习与培训督导，尤其要重视对一线员工的安全培训。这些员工往往是跟客人联系最密切的，他们可以及时发现问题，防患于未然。在大连香格里拉大酒店，曾有一位女性客人因为厌世准备自杀。客房部员工发现客人情绪不对，仔细观察后，马上报告客房部经理和大堂副理，从而阻止了这场悲剧的发生。因此一线员工的安全意识对于客人和酒店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加强对他们的培训，并在日常工作中不断进行强化，他们才能真正地树立安全意识，并自觉地应用到实际行动中。

摘要：法律规避制度作为冲突法上一种争议较大的制度，一直以来学术界对其争论不休。对于是否应该确立这种制度，各国的冲突法立法与理论上均存在着不小争议。主要的分歧在于法律规避问题的界定、构成要件、效力以及法律规避制度的独立性等问题。本文从法律规避的主要分歧问题上入手，归纳梳理其各个方面存在的争议。最后总结法律规避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全文对其未来趋势做出展望。

关键词：法律规避；公共秩序保留；强制性规则

一、法律规避的界定

1.法律规避的概念。关于法律规避，国内权威的教材给出的定义如下“法律规避是指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为利用某一冲突规范，故意制造某种连结点，以避开本应适用的法律，从而使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得以适用的一种逃法或脱法行为。”2.法律规避的效力。第一，有效论。有效论认为法律规避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一种有效的行为。其原因在于：既然法律明确赋予了当事人自由的选择适用法律的权利，那么再以此为由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以法律规避为名义的惩戒，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冲突法的立法宗旨。第二，无效论。无效论认为法律规避行为不论是规避内国法还是外国法，只要存在当事人故意规避本应适用的强行性法律，而使得对其有利的法律得以适用的行为均属无效，这一理论主要是大陆法系学者的观点。支持“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的”学者们认为不论是规避内国法还是外国法，法律规避行为是绝对无效的。法国学者亨利•巴迪福指出“合法的目的不能使非法的行为合法，目的不能为手段辩护。但是，不合法的目的却使本质上合法的行为难以有效。”第三，效力区分论。效力区分论的特点在于区分法律规避对象，将其分为规避内国法和规避外国法两种情况。一是关于规避内国法。内国强行法体现了该国的基本社会秩序、基本立法理念，若当事人故意规避行为，使得内国强行法形同虚设，这也与立法宗旨相违背。因此规避内国强行法的行为是无效的。二是关于规避外国法。此处又分为规避外国法两种观点。其一为规避外国法无效观点，此种观点与上述无效论规避外国法的观点相一致，鉴于笔者在无效论中对此做出了分析，此处不再赘述。其二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观点。即若当事人规避的外国强行法存在明显违背人道主义，则规避行为应当有效；若当事人规避的外国强行法正当合理，则其行为应当无效。

二、法律规避制度的独立性问题

1.法律规避制度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比较。关于法律规避制度与公共秩序保留秩序两者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法律规避制度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本质上的原因是相同的。法律规避制度并不是由于当事人自身的欺诈行为所致，而是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内国的公共秩序和国家利益。所以在鲍富莱蒙离婚案之中，法国法院并不是因为王妃的欺诈行为来认定法律规避，而是王妃在回到法国之后，对法国的公共秩序造成了冲击。因为当时的法国法禁止离婚，王妃的这一做法在法官看来是对法国法的冒犯，可能会引起其他公民效仿，造成公共秩序混乱。因此笔者认为上述两种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都是为了维护内国社会秩序和法律权威。综上所述，笔者支持法律规避制度是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一部分这一观点。2.法律规避制度与强制性规则适用制度的比较。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条规定了强制性规则适用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即法官在面对某项法律的规定属于我国强制性规定之时，可直接适用该规定，抛开法律选择规则。同时该法第五条规定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外国法律的适用将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即只要外国法的适用危害了我国的公共秩序，就可排除其适用。强制性规则适用制度好比主动进攻的“长矛”，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好比被动防御的“盾牌”。“矛”与“盾”攻防兼备，巧妙的解释了强制性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宽泛规定，法律规避制度横亘其间，多此一举。

一、会计管理风险规避存在问题

1.管理者风险规避意识滞后。我国企业管理者滞后的风险规避意识意识是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的原因之一，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方面，管理者在自己的思想意识上并没有将风险规避意识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是放置在了无关紧要的位置，这就使得风险规避意识制度的制定缺乏可操作性，甚至于是直接外来引进一些规章制度，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风险规避意识制度，在落实期间，往往出现碎片化的问题，即制度不成体系，与内部管理、内部审计、会计管理无法结合在一起，执行起来缺乏力度。另一方面，管理者风险管理思想意识滞后，还表现在无法把握风险规避企业文化这一问题之上。毋庸置疑，有关会计风险规避的企业文化的建设是目前我国企业风险规避意识管理最为影响的因素之一，但是，一些企业的管理者在自己的思想意识上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存在“人云亦云”、“得过且过”的问题。在实施企业文化的建设的实践中，不重视企业文化的渗透力与长效性建设，从而导致会计风险规避制度建设的低效化问题，无法对风险规避意识管理实施有效支撑。

2.会计风险管理的独立性建设亟待完善。作为企业来说，是否具有完善的会计风险管理体系是规避金融风险的有效对策之一，如果反其道而为之，则会产生上述诸多会计管理风险的表现形式。为切实发挥其作用，要实现企业收益合理分配，首先构建起会计风险监管体系，并根据实际需求予以优化。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会计管理风险规避体系的完善，但是，就目前来说，其独立性建设亟待加强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一是过程控制阶段。企业会计风险管理体系是为了防止会计业务与预算相背离的一个主动预警的体系，在企业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可以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及时预测、主动纠错的手段，从而达到降低风险的实效。但是在具体的监管中，会计人员不具有独立的独立监管权，从而使得过程监管只能是处于形式化的发展状态，无法实现过程监管的实效化发展。二是机构的设置。一些企业低估会计风险管理体系所发挥的作用，在机构的设置上并未将其作为独立监管机构单独予以设置，即使有的企业设置了相关的机构，但是却存在职责不明、权力不够的问题，从而导致其处于“名义监管却无实权”的尴尬境地。

3.会计风险管理人力资源建设不能满足需要。会计风险管理人力资源建设是目前我国企业所面对的主要的风险因素之一，在其业务经营的过程中，会计风险管理人力资源建设如果高度重视自己岗位上的会计风险管理管理，就会在会计风险管理岗位上强化自己的职责，注重对自己相关的部门与人员实施有效的会计风险管理监管，并将落实各项会计风险管理要求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这一会计风险管理思想意识的指导下，必然会使得企业的会计风险管理管理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在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各岗位的管理人员与相关从业人员无法履职，相关制度落实总是存在一定的漏洞，从而使得企业会计风险管理面临诸多风险。这主要表现在目前一些会计风险管理岗位人员技术水平低下、实际的从业经验不够往往就会直接导致个人的会计风险管理职责无法得到切实有效的履行，其最终的结果就是增加企业会计风险管理的难度。

4.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配合和信息沟通。我国企业目前缺乏专门制定和执行内部控制制度的机构，不同部门的会计管理风险规避制度往往是由本部门来制定，其执行也是具有部门化的特点，这就导致我国企业的会计管理风险规避就存在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现象，内部控制制度整体性和协调性极为匮乏，再加之上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配合和信息沟通，从而使得不同部门之间的会计管理风险规避的制度规范在具体的执行实践的过程中互相打架，这就使得制度的落实难以有效发挥其控制作用，以致会计管理风险规避制度的落实只是流于形式。

二、我国企业会计管理风险规避对策

内容摘要：通常认为反规避是反倾销的重要延伸和发展，然而反规避在一些国家的立法和实践中也被运用于防止规避反补贴税。美国采取了淡化防止反倾销规避和防止反补贴规避差异的立法模式，固然有其合理和方便之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我国在进行相关立法时必须结合SCM和ADA的要求，汲取美国的经验和教训，妥善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反倾销，反补贴，反规避

一、反规避问题的由来

反规避(anti-circumvention)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中后期欧共体针对“改锥案”(screwdriver)的立法。为了给制止规避行为以明确的法律依据，欧共体1761/87号条例中首次直接规定了反规避条款，开创了对反倾销的规避行为直接以原反倾销令征收反倾销税的先河。随着出口商规避行为方式的翻新，欧共体反规避立法的内容也随之不断完善，不仅在2423/88号条例中制定了专门的、较为全面的反规避条款，其后的2193/92号条例、3283/94、384/96号条例还对此做了进一步发展。目前，欧盟反规避立法的最新发展反映在461/2004号条例之中，新条例对384/96号条例作了很多实质性的修改，使现行欧共体的反倾销法具有更透明性和可操作性。

按照欧盟461/2004号条例的规定，原来规定的简单组装等规避方式扩大到了以下几种具体的规避方式：在不改变涉案产品基本特征的情况下，使产品归入不同的海关税号，从而避免适用反倾销措施；通过第三国转运至欧共体；涉案出口商之间或生产商之间改变销售渠道或销售模式，从而通过低税率的出口商来出口高税率的生产商或出口商的产品。总之，新条例不仅强调了规避行为发生时，无论相关进口产品是被统一征收反倾销税，还是享受个别关税待遇，都必须受反规避条款的约束，而且对发生于共同体之外的规避行为的处理，以及授予豁免的程序规则都进行了发展完善。

美国对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的行为也是早有戒意，其反规避立法的前期实践源自于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扩大反倾销税令适用范围的空前举措。此后，随着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令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的反规避立法也日趋完善。目前，美国反规避立法的有关规定主要集中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TradeandCompetitivenessActof1988，以下简称OTCA)第1319节、1320节、1321节、1323节、1326节和1327节，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定法》(UruguayRoundAgreementsAct，以下简称URAA)230(a)、以及按照OTCA和URAA修订的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780节、第781节等相关条款之中。上述内容集中反映在统一编纂的《美国法典》(UnitedStatesCodeu.s.c)第19章第1677节。

内容摘要：通常认为反规避是反倾销的重要延伸和发展，然而反规避在一些国家的立法和实践中也被运用于防止规避反补贴税。美国采取了淡化防止反倾销规避和防止反补贴规避差异的立法模式，固然有其合理和方便之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我国在进行相关立法时必须结合SCM和ADA的要求，汲取美国的经验和教训，妥善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反倾销，反补贴，反规避

一、反规避问题的由来

反规避(anti-circumvention)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中后期欧共体针对“改锥案”(screwdriver)的立法。为了给制止规避行为以明确的法律依据，欧共体1761/87号条例中首次直接规定了反规避条款，开创了对反倾销的规避行为直接以原反倾销令征收反倾销税的先河。随着出口商规避行为方式的翻新，欧共体反规避立法的内容也随之不断完善，不仅在2423/88号条例中制定了专门的、较为全面的反规避条款，其后的2193/92号条例、3283/94、384/96号条例还对此做了进一步发展。目前，欧盟反规避立法的最新发展反映在461/2004号条例之中，新条例对384/96号条例作了很多实质性的修改，使现行欧共体的反倾销法具有更透明性和可操作性。

按照欧盟461/2004号条例的规定，原来规定的简单组装等规避方式扩大到了以下几种具体的规避方式：在不改变涉案产品基本特征的情况下，使产品归入不同的海关税号，从而避免适用反倾销措施；通过第三国转运至欧共体；涉案出口商之间或生产商之间改变销售渠道或销售模式，从而通过低税率的出口商来出口高税率的生产商或出口商的产品。总之，新条例不仅强调了规避行为发生时，无论相关进口产品是被统一征收反倾销税，还是享受个别关税待遇，都必须受反规避条款的约束，而且对发生于共同体之外的规避行为的处理，以及授予豁免的程序规则都进行了发展完善。

美国对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的行为也是早有戒意，其反规避立法的前期实践源自于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扩大反倾销税令适用范围的空前举措。此后，随着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令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的反规避立法也日趋完善。目前，美国反规避立法的有关规定主要集中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TradeandCompetitivenessActof1988，以下简称OTCA)第1319节、1320节、1321节、1323节、1326节和1327节，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定法》(UruguayRoundAgreementsAct，以下简称URAA)230(a)、以及按照OTCA和URAA修订的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780节、第781节等相关条款之中。上述内容集中反映在统一编纂的《美国法典》(UnitedStatesCodeu.s.c)第19章第1677节。

摘要：法律规避是否有效，不能简单地看所规避的是内国法或外国法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范，还要看所规避的法律规范是否足以保证当事人的正当利益能够实现，当事人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其规避的事由是否正当或值得同情，其规避行为是否预示或促进法律的进步。

关键词：法律规避；效力

一般认为，法律规避（evasionoflaw）是指当事人故意制造一种连结因素，以避开本应适用的准据法，而使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得以适用的行为。

传统的观点以当事人所规避的是内国法还是外国法为基点来判定规避行为是否有效。总的说来，这种传统的观点有三种：肯定规避外国法的效力；只否定规避内国法的效力；所有的法律规避行为均无效。

尽管在这方面有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佐证，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对实际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法律规避行为缺乏具体而理性的分析。

笔者认为，因为法律规避涉及规避主体、规避行为、规避客体以及由此引起的法律关系，所以，不管规避的是内国法还是外国法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范，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其效力。

摘要:国际私法中的法律规避是指涉外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制造或改变某种连接点的行为，规避对自己不利的法律，使有利于自己的法律的得以适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外交流也变得异常频繁，法律规避问题逐渐变成一个重要问题，但在理论界对法律规避一直存在很多分歧。本文主要从法律规避的定义、效力等方面出发，展开对法律规避制度的讨论。

关键词:法律规避制度;法律规避的定义;法律规避的效力分析

一、法律规避的含义及符合条件

(一)法律规避的含义。现在普遍认为，法律规避又称法律欺诈，是指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为了利用某一准据法，故意制造或改变连接点，以避开本应适用的准据法。［1］但笔者以为“法律欺诈”和“法律规避”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规避法律的行为并不等于欺诈的行为。法律规避仅指当事人为了适用自己希望适用的准据法，故意改变或制造连接点，以避开本应适用的准据法的行为。首先我们要明确“法律欺诈”的含义。《民法通则》解释规定:民事欺诈行为是指在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过程中，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做出错误的表示的行为。综上所述，“欺诈”就是指故意欺骗他人，并诱使对方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2］因此，“法律欺诈”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客观上要有欺诈行为，主观上，要有希望他人基于错误认识而做一定行为的心理状态。在法律规避中当事人在客观方面只实施了改变连接点并主张适用新的准据法的行为，主观状态为希望改变适用的准据法，并无欺诈的故意。因此，法律规避行为并不等于法律欺诈，笔者认为目前对法律规避的定义合理性还有待商榷。(二)法律规避与公序良俗原则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会出现一种错觉，法律规避制度和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情形往往是相同的，因此有人主张法律规避制度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附属于公序良俗原则的范畴，公序良俗原则可以完全取代法律规避制度。但笔者认为规避制度和公序良俗原则是两个不同的制度，两者的适用范围和性质都不同:前者的适用范围为法律、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法官没有自由裁量权，调整对象更多的属于法律范畴;后者的适用对象为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行为，法官具有一定自由裁量权，调整对象更多的属于道德范畴。两者是交叉关系，仅有部分重合，也可以把两者的关系看作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行为，不一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此时可以用公序良俗原则来否定当事人的行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相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不一定违反公序良俗原则，此时就可用法律规避制度否定当事人的行为，保护社会公共秩序。因此可知，法律规避制度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其与公序良俗原则相辅相成，共同维护我国法律的权威和当事人合法权益，两者对我国法制统一和法律的稳定性都有重大作用，缺一不可。(三)法律规避的符合条件。对于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理论界有多种说法，但比较出名的是三要素、四要素和六要素。我国理论界以四要素为通说，笔者也比较赞成四要素的观点。根据四要素，法律规避应满足以下四个条件:首先当事人要有逃避某种法律适用的心理状态;其次，本应该适用的准据法为内国法的强行法或禁止性规定;然后，当事人是以改变或者制造某种新的连接点的方式来达规避法律的目的;最后，当事人成功规避了法律，要有结果。

二、目前关于法律规避效力主要以下三种有观点

［4］(一)无效说。一部分学者认为法律规避属于法律欺诈行为，根据古罗马格言“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他们认为“法律是严肃的、神圣的，任何人都不能以欺诈或取巧的方法来解释法律、应用法律”。因此还是应该适用原本应适用的法律。目前许多国家出于对正义的追求和对本国法律尊严的维护，大多禁止或限制法律规避行为。但是对如何限制或禁止法律规避行为，这些国家又产生了分歧，由此派生出两种观点:1．规定禁止规避本国的强行法。如中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的司法解释就采用这种观点，明确指出“当事人故意制造连接涉外民事关系的连接点，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认定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因为这种观点在尊重当事人的自由与维护法律权威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所以许多国家都采用这种观点。2．第二种观点扩大了禁止规避的对象，把外国强行法也纳入了禁止规避的范围内。第二种观点追求法朴素的法律平等原则，认为所有主权国家的法律应该平等的受到保护，平等的得到适用，因此把外国法也列入了保护范围。但在司法实践中，因为一国的司法资源有限，所以很少有国家采用这种观点。(二)有效说。从根源上讲，法律规避是因为法律适用冲突而产生的，法律适用冲突是指相互冲突且存在多个不同的且都应该被私人遵守的不同法律而导致个人在遵守法律方面面临冲突。［5］一些英美法系学者认为，出于对意思自治原则的尊重，冲突规范本就是用于找到准据法的工具，适用何种冲突规范并不属于命令性规定，当事人是有选择余地的，因此当事人出于一定动机通过改变冲突规范而适用其它准据法的行为，本就是合法的行为，法律不应该强行把它评价为不合法的行为。例如德国著名的两位法学家萨维尼和华赫特就持这种观点［6］，他们说过:“当事人改变连结点的行为本身是各国国际私法所允许的。由于冲突规范自身的结构以及其援引法律的功能导致连结点的变化必然造成法律适用本身的变化，其责任并不能由当事人承担，当事人对某些连结点的变动，并不违背冲突规范的原意，其最终适用的法律依旧是该国冲突规范援引的结果。”［7］

摘要：通常认为反规避是反倾销的重要延伸和发展，然而反规避在一些国家的立法和实践中也被运用于防止规避反补贴税。美国采取了淡化防止反倾销规避和防止反补贴规避差异的立法模式，固然有其合理和方便之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我国在进行相关立法时必须结合SCM和ADA的要求，汲取美国的经验和教训，妥善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反倾销，反补贴，反规避

一、反规避问题的由来

反规避(anti-circumvention)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中后期欧共体针对“改锥案”(screwdriver)的立法。为了给制止规避行为以明确的法律依据，欧共体1761/87号条例中首次直接规定了反规避条款，开创了对反倾销的规避行为直接以原反倾销令征收反倾销税的先河。随着出口商规避行为方式的翻新，欧共体反规避立法的内容也随之不断完善，不仅在2423/88号条例中制定了专门的、较为全面的反规避条款，其后的2193/92号条例、3283/94、384/96号条例还对此做了进一步发展。目前，欧盟反规避立法的最新发展反映在461/2004号条例之中，新条例对384/96号条例作了很多实质性的修改，使现行欧共体的反倾销法具有更透明性和可操作性。

按照欧盟461/2004号条例的规定，原来规定的简单组装等规避方式扩大到了以下几种具体的规避方式：在不改变涉案产品基本特征的情况下，使产品归入不同的海关税号，从而避免适用反倾销措施；通过第三国转运至欧共体；涉案出口商之间或生产商之间改变销售渠道或销售模式，从而通过低税率的出口商来出口高税率的生产商或出口商的产品。总之，新条例不仅强调了规避行为发生时，无论相关进口产品是被统一征收反倾销税，还是享受个别关税待遇，都必须受反规避条款的约束，而且对发生于共同体之外的规避行为的处理，以及授予豁免的程序规则都进行了发展完善。

美国对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的行为也是早有戒意，其反规避立法的前期实践源自于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扩大反倾销税令适用范围的空前举措。此后，随着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令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的反规避立法也日趋完善。目前，美国反规避立法的有关规定主要集中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TradeandCompetitivenessActof1988，以下简称OTCA)第1319节、1320节、1321节、1323节、1326节和1327节，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定法》(UruguayRoundAgreementsAct，以下简称URAA)230(a)、以及按照OTCA和URAA修订的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780节、第781节等相关条款之中。上述内容集中反映在统一编纂的《美国法典》(UnitedStatesCodeu.s.c)第19章第1677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