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回购范文10篇

股份回购制度起源于美国。在西方资本市场中，股份回购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运作工具具有很丰富的价值功能，它不仅可以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而且可以提高公司的股价，避免被恶意收购等。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对于股份回购制度域外股份有限公司有两种模式，即“原则禁止，例外允许”和“原则允许，例外禁止”，二者各有优点与不足，但对我国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回购制度的构建来说，有着同样重要的指导借鉴作用。从中国立法的角度来看，我国的股份回购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日益完善的历程，但鉴于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没有成熟，在中国资本市场中股份回购的运用并不多见。近年来，虽然我国修订并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公司》法关于股份回购制度的规定仍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

一、股份回购制度的概念和意义

股份回购是在公司的运转期间内，股东在满足一定要求的情形下，基于特定事由可以向公司提出请求，以有偿的方式购回股东持有的股份并脱离公司，公司从而收回其持有的股份价值的一项法律制度。学术上对于股份回购的界定主要分为广义上的和狭义上的两种。广义的股份回购不仅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回购，还指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回购。而狭义的股份回购仅指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回购。本文选择的是狭义的股份回购概念，并对股份回购法律问题进行研究。作为优化公司资本结构的一种方式，股份回购制度是运作良好的资本市场的一个很好的体现形式。它不仅可以活跃市场气氛，而且还能够避免市场过度波动。

二、我国股份回购制度的立法现状及分析

（一）我国股份回购制度的最新法律规定。我国《公司法》第142条对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回购的可能性予以了肯定，股份回购在我国实践与法律制度中已经有了初步的探索，但从根本上来说其仍处于发展尝试阶段。股份回购是由政府主导的工具，因此股份回购也充满了政治色彩。2018年10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公司法》进行修订，对第142条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完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新增两类允许回购的适用情况；二是简化股份回购的决策程序，提高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数额上限，延长公司持有所回购股份的期限；三是补充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回购的规范要求。（二）我国股份回购制度立法现状分析。1.我国法律对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的规定过于严苛。2018年《公司法》修改以后，允许股份回购的适用情况从四种增加到六种，但与原则上也遵循“原则禁止，例外允许”的地区和国家相比，依然属于保守派，股权回购制度的价值功能无法得到完全利用。如此一来，公司无法更好地利用股份回购来进行公司的资本运作，从而影响公司的业务发展状况，妨碍证券市场交易的顺利进行。同时，由于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公司将可能利用法律漏洞或者使用其他手段来规避法律责任，比如回购公司股份时隐藏自己的身份而假借他人的名义（名义持股）。2.股权回购制度基本内容不明确。我国法律法规对股份回购制度很多内容都规定得很模糊，甚至存在立法空白。一方面，对股份回购所涉及的资金来源、回购金额和回购条件等都没有明确规定，只对个别适用的情况进行了说明。另一方面，《公司法》中对于非法回购行为的效力问题仍然有待解决。在实践中，非法回购行为层出不穷，但是如何确立阻止或惩处这些违法行为的效力，我国却没有相适应的法律依据。3.股权回购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为避免股东之间、公司内部存在的内幕交易和暗箱操作，明确股份回购整个过程中的信息披露相关规范，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纵观我国法律法规，与股权回购中信息披露有关的制度数量确实有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回购的信息披露细则更多地反映在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中，也仅仅是对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股份回购来实现减资情况的信息披露进行了详细规定，在实际应用中还远远不够。

三、完善我国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回购制度的建议

股份回购是当前我国证券市场的新课题。1999年云天化以协议回购的方式收买公司第一大股东所持国有法人股中的2亿股，开创了我国上市公司以注销为目的回购公司股份的先河。紧接着，申能股份、青岛啤酒等上市公司也相继宣布了股份回购计划，引起证券市场的强烈反响。对于股份回购，我国《公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都有所规定，但还不完善。如何规范、完善股份回购立法已成为我国公司、证券法制建设的一项紧迫的任务。

一、我国股份回购的现实意义

股份回购是指公司通过一定的途径购回已发行在外股份的行为。尽管股东在公司成立后不能撤回投资是公司制度的一项基本要求，但为调节资本构造、安定股市行情、防卫敌对性企业收购等目的，各国无不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在一定条件下容许公司回购自己股份。（注：参见柯菊：《禁止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缓和论之研究》，《台大法学论丛》第24卷第2期。）就我国实际情况考察，股份回购对于国有公司股本结构的优化、职工持股计划的实施以及少数股东利益的保护等方面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首先，股份回购是公司国有股退出的重要途径。众所周知，在我国相当数量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股占据相当大的比例。（注：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比例约为62％，参见《国有股减持是机遇》，《人民日报》，2000年9月11日第10版。）由于国有股股本过大、持股比例过高且不能流通，一方面，股东多元化的目标无法实现，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能真正建立；另一方面，证券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无法充分发挥，上市公司的质量得不到提高。根据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国有经济必须进行战略性大调整，采取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在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国有经济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其他行业，国有经济将有步骤地退出。国有或国家控股的股份公司是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就其国有股进行转让或置换，适当降低其比例，以优化公司股权结构，就成为实现国有经济战略性大调整的一个重要环节与步骤。

国有股退出的途径很多。股份回购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途径之一。（注：除股份回购外，国有股退出的途径还有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国有股配售、国有股的协议转让，等等。参见王华莹：《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退出模式比较》，《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动用股份回购一是可以解决国家股、法人股与社会公众股价格上的双轨制问题。我国的上市公司在发行股票时，对国有股股东采取按面值发行，对社会公众股股东则采取高溢价发行。这样，如果贸然放开对国有股的流通限制，使其与社会公众股一起并轨流通，对社会公众股股东是不公平的。而通过股份回购则可以针对国有股与社会公众股在发行价格上的区别，依各自公平、合理的价格予以收买，解决二者的价格差异问题。二是对证券二级市场的冲击较小。制约国有股流通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是国有股数额巨大，而证券市场的承受能力相对较小。目前市场上的1836亿国有股，按每股净资产值计算，其总价值为4602.57亿元。即使只将其中的一半按每股净资产值配售出去，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也无法承受。而股份回购一方面可减少国家股、法人股的数量，提高社会公众股在公司中所占的比例；另一方面却不增加二级市场股份的流通量，从而减少国有股退出给证券市场带来的冲击。

其次，股份回购便于职工持股制度的运用。职工加入公司成为股东，不仅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绩效，而且有助于实现经济民主。（注：参见［美］基恩？布拉德利、艾伦？盖布尔：《职工股份所有制》，李晓苹等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以下。［美］大卫？P？艾勒曼：《民主的公司制》，李大光译，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以下。）正因如此，职工持股制自法国开创以来，一直为欧美各国所青睐。（注：截止到1997年，美国职工持股计划已发展到10，000个，约有10％的非农业劳动力加入了该计划。参见［美］大卫？P？艾勒曼：《民主与公司制》，李大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而日本，截止到1992年，在全部上市公司的2123家中有2011家实施了该制度。参见［日］奥岛孝康：《市场经济与职工参考》，白国栋译：《外国法译评》1994年第3期。）我国自实行股份制改革开始企业即有内部职工持股。（注：参见王晋斌、李振仲：《内部职工持股计划与企业绩效》，《经济研究》1998年第5期。）尽管它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还存在许许多多的问题，但不能因噎废食，而应予以完善，并积极引导和利用这一制度为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服务却已是人们的共识。（注：参见李伯桥、林碧艳：《股份公司职工持股制度立法研究》，《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李国海：《职工持股的法律调整》，《法商研究》1998年第4期。）为便于职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公司必须有买回股份的权利。一方面股份回购可为员工持股充分提供股份来源。我国企业原有的职工持股均依靠新股发行。而新股的发行需经行政审批等严格程序，难以达此目的。股份回购较之新股发行更具圆滑化、弹性化，可以满足职工持股的灵活性要求。另一方面，股份回购可为退职员工的股份提供退出途径或收回渠道。职工持股制度的目的在于为员工谋取福利，争取职工向心力，减少劳资对立。一旦职工失去其雇员身份，其持有的股份就可能有返还或收回的必要。对公司而言，有数项理由愿将该股份收回：（1）公司可能不愿将股份保留在现为竞争者所雇佣之人的手中；（2）其可能希望收回该股份，以使公司得再出售于职工之继任者而无须增资；（3）若该股份原系以低于其本来之价值提供给职工，公司得防止其因离职而就该较低之股份获益。（注：费玲玲：《股份有限公司取得自己股份之研究》，《台大硕士论文》，第138页。）对职工而言，在情事变更下，也很可能希望公司收回股份，返还股金。在股份转让受限制、欠缺交易市场的有限责任公司尤其是如此。我国职工入股后不能退股，只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将其转让。（注：根据国家体改委的《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持股管理规定》，内部职工持有的股份从配售之日起，满3年才能在内部职工之间转让。1997年1月18日中国证监会《关于股票发行若干规定的通知》规定，内部职工股从发行之日起，期满3年方可上市流通。）允许转让虽可使职工收回投资，但没有考虑公司收回职工股的要求。西方各国公司法为实施职工持股计划，对股份回购多设例外性缓和禁止之规定。（注：参见《美国示范公司法》第6条第31款，《德国股份法》第71条第1款第2项，《法国公司法》第211条之一，《欧洲公司法》第二号指令第19条第3款。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原未设此种例外规定，后因企业要求放宽的呼声不断，日本遂于平和6年（1994）增订商法第210条之三，台湾“经济部”也拟在公司法增列第167条之一，允许公司得为职工持股的目的回购自己股份。参见邱秋芳：《公司为员工持股取得自己股份之法制探讨》，《财经法专论》，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为便于职工持股制度的运作，容许公司回购自己股份在我国有其必要。

[内容摘要]：股份回购是成熟资本市场上比较常见的资本运营方式与企业经营策略，尤其对于改善我国资本市场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环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相关立法的滞后，导致实践操作中诸多不规范性和回购实务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因此在对股份回购的功能与价值的清晰定位的基础上，制定与规范股份回购的实施细则或具体操作办法是迫在眉睫的课题。

[关键词]：股份回购国有股公司法

由于市场环境的不规范与市场主体的不成熟，中国证券市场上题材和概念的炒作之风盛行，然则假以发展的角度审视这些不断推陈出新的题材、概念，会发现它们中的一些在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中之一就是以云天化、申能股份为代表的“回购概念股”。股份回购是成熟资本市场上重要的金融工具，是国外公司企业经常使用的资本运营手段和经营策略，但是相对于尚处发展阶段的中国证券市场，若干典型个案的出现则是一种金融创新性质的探索与尝试，创新往往意味着对旧制度的规避或突破以及新制度的确立与完善，因此对我国既有相关规范的反思与评价，建构既适应我国国情又符合国际惯例的新的股份回购的法律制度是公司、证券立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股份回购的功能分析

股份回购（StockRepurchase），是指出于特定目的，公司通过一定途径将已发行在外的股份重新购回的行为。对股份回购的功能的正确认识决定了股份回购立法的价值取向。一般认为，在一个成熟资本市场股份回购具有以下功能：

（一）通过股份回购，调整财务杠杆，优化资本结构。现代公司资本结构理论始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莫迪利安妮（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提出的公司资本结构与市场价值不相干理论（简称MM定理），但是MM定理是在不考虑的所得税、破产风险、资本市场效率以及交易成本等因素影响下推演出的，并不切于现实，因此后人不断放松假设条件予以逐步修正，提出了资本结构平衡理论，即由于债务利息可计入公司成本，而免交所得税，所以与股权融资相比，债务成本较低，较高的资产负债比例可以为公司带来税收庇护利益，然而公司破产风险成本也随资产负债比例的升高而增大，所以在公司目标函数和收益成本的约束下，欲使公司的融资总成本最小，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最优资本结构是处于边际税收庇护收益等于边际破产风险成本的平衡点。[1]但是公司发展周期和外部环境变化决定公司必须审对度势，动态调整资本结构，与新股发行、举借外债不同，股份回购是一种股本收缩的调整方法，通过减少对外发行股份，提高资产负债率，发挥财务杠杆效应，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

[内容摘要]：股份回购是成熟资本市场上比较常见的资本运营方式与企业经营策略，尤其对于改善我国资本市场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环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相关立法的滞后，导致实践操作中诸多不规范性和回购实务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因此在对股份回购的功能与价值的清晰定位的基础上，制定与规范股份回购的实施细则或具体操作办法是迫在眉睫的课题。

[关键词]：股份回购国有股公司法

由于市场环境的不规范与市场主体的不成熟，中国证券市场上题材和概念的炒作之风盛行，然则假以发展的角度审视这些不断推陈出新的题材、概念，会发现它们中的一些在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中之一就是以云天化、申能股份为代表的“回购概念股”。股份回购是成熟资本市场上重要的金融工具，是国外公司企业经常使用的资本运营手段和经营策略，但是相对于尚处发展阶段的中国证券市场，若干典型个案的出现则是一种金融创新性质的探索与尝试，创新往往意味着对旧制度的规避或突破以及新制度的确立与完善，因此对我国既有相关规范的反思与评价，建构既适应我国国情又符合国际惯例的新的股份回购的法律制度是公司、证券立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股份回购的功能分析

股份回购（StockRepurchase），是指出于特定目的，公司通过一定途径将已发行在外的股份重新购回的行为。对股份回购的功能的正确认识决定了股份回购立法的价值取向。一般认为，在一个成熟资本市场股份回购具有以下功能：

（一）通过股份回购，调整财务杠杆，优化资本结构。现代公司资本结构理论始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莫迪利安妮（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提出的公司资本结构与市场价值不相干理论（简称MM定理），但是MM定理是在不考虑的所得税、破产风险、资本市场效率以及交易成本等因素影响下推演出的，并不切于现实，因此后人不断放松假设条件予以逐步修正，提出了资本结构平衡理论，即由于债务利息可计入公司成本，而免交所得税，所以与股权融资相比，债务成本较低，较高的资产负债比例可以为公司带来税收庇护利益，然而公司破产风险成本也随资产负债比例的升高而增大，所以在公司目标函数和收益成本的约束下，欲使公司的融资总成本最小，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最优资本结构是处于边际税收庇护收益等于边际破产风险成本的平衡点。[1]但是公司发展周期和外部环境变化决定公司必须审对度势，动态调整资本结构，与新股发行、举借外债不同，股份回购是一种股本收缩的调整方法，通过减少对外发行股份，提高资产负债率，发挥财务杠杆效应，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

股份回购与库藏股制度是分不开的。库藏股是指公司购回的本公司发行在外的且尚未注销的股票。作为库藏股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第一，该股分已经发行在外；第二，该股份被发行公司购回；第三，库藏股份目前没有在外流通；第四，该股份尚未被注销。公司取得库藏股份的过程称为股份回购。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中，回购股份是一种合法的公司行为，也是公司重要的理财行为。公司回购的库藏股根据需要可以被注销，可以再次被出售，也可以用于职工持股计划和高管人员的股票期权计划。

一、股份回购的财务效应

（一）股份回购的财务杠杆效应和资本结构效应

1、股份回购的财务杠杆效应。股份回购使公司的权益资本减少，债务资本的比重上升，公司的股东权益负债比率和资产负债率提高，在债务融资成本率小于全部资本收益率的情况下，财务杠杆作用的发挥可以提高权益资本的收益率。

2、股份回购的资本结构效应。公司可以通过回购股份有效地调节企业的资本结构，股份回购的过程就是提高企业的负债融资比重和资产负债率的过程，购入的库藏股重新销售使其再次流通地过程则是降低负债融资比重和资产负债率的过程，可见股份回购为控股股东和企业管理当局提供了根据企业不同时期的具体特点安排合适的资本结构的重要手段。

（二）股份回购的股利替代效应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概述；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权利主体；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发生的要件事实；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行使程序等进行讲述，包括了无表决权股东是否当然就不享有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继受股东是否享有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公司合并等，具体资料请见：

一、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概述

公司对重大结构性变化决策的基本机制是“资本多数决”原则。根据“资本多数决”原则,股东具有的表决力与其所持的股份成正比,股东持股越多,表决力越大。法律正是将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中持股最多的股东的意思推定为公司的意思。因此,控股股东意志一旦上升为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意志,即对小股东产生约束力。这就使得控股股东享有比少数股东更为优越的权利。在公司治理中控股股东往往会滥用这一优势,享受更加不公平的机会,损害少数股东的利益,产生“多数派暴政”问题。为了克服“多数派暴政”问题,各国(地区)公司法为少数股东提供了许多保护措施,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便是其中之一。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是指当公司发生实质性变更时,持不同意见的股东所享有的要求公司依公平合理的价格回购其股份,从而退出公司的权利。

二、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权利主体

(一)无表决权股东是否当然就不享有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

《公司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就意味着,在有限责任公司中有无表决权的股东存在的可能,所以无表决权的股东是否拥有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摘要：在证券市场发达的国家，为配合资本结构决策或股利政策股份回购早已成为上市公司，广泛采用的财务举措，而在我国股份回购无疑也是证券市场上的一项重大制度突破和金融创新。文章首先阐述了股份回购的基本理论，然后结合东北老工业基地公司股份回购的相关情况，着重地分析了股份回购的正财务效应。关键词：股份回购；正财务效应；负财务效应；库藏股一、股份回购的概述（一）股份回购的涵义及特征股份回购是指上市公司利用盈余所得后的积累资金（即自有资金）或债务融资以一定的价格购回公司本身已经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将其作为库藏股或进行注销，以达到减资或调整股本结构的目的。其主要特征有：股份回购是公司从股东手中买回自己股份的行为，其实质上也是股份的一种转让行为，是一种特殊的转让行为。因为股份回购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是公司，另一方当事人是股东。回购的客体是自己公司的股份。股份回购中，买卖双方必须有协议存在。（二）股份回购的方式我国股份回购主要有以下四种方式：一是向全体股东发出回购要约，即固定价格要约回购，其优点是赋予所有股东向公司出售其所持股份的均等机会，而且通常情况下公司享有在回购数量不足时取消回购计划或延长要约有效期的权力。二是在交易所通过公开交易方式购回，是股份回购中最常用的方式，主要优点在于收购成本低，市场平均溢价只有3.5%。三是荷兰式拍卖，其在回购价格确定方面给予公司更大的灵活性，将回购价格确定在股票市价和股票价值之间，并且使股票市价能反映其股票价值。四是在交易所外以协议方式购回，由于国有股回购主要在国有股股东和上市公司之间进行，这种交易方式是一对一的方式，因此国有股回购一般在交易所外以协议方式回购。二、东北老工业基地公司股份回购的财务效应分析对于尚处发展阶段的我国证券市场而言，东北老工业基地部分公司股份回购的出现是一种金融创新性质的探索与尝试，就公司本身而言，股份回购也为其带来了显著的财务效应。（一）财务目标效应上市公司的财务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而上市公司股东财富的大小体现在其所持有公司股票的市价上。股票市价决定于股票的内在价值和资本市场因素。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资本市场因素是上市公司的不可控因素。而股票内在价值是未来单位股份每年可给股东带来的现金股利量按照上市公司相对应的资本成本率折算的现值，是上市公司的可控因素。因此，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提高股票的内在价值，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由于股份回购改变了公司的股权结构，当然打破了公司原有的合约制衡，破坏了原有的产权合约。公司原有所有权结构合约的改变。必将导致合约的重新订立。股份回购有助于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减少不必要的现金支出，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从而达到增加股票内在价值的目的。（二）财务杠杆效应当公司生产经营进入稳步增长阶段，投资报酬率高于债务成本，而负债比率又不高时，公司可以通过用自由现金流或者使用负债回购股份，改变原有的资本结构，适当提高资产负债率，利用债务利息的减税原理，发挥财务杠杆的效应，以期达到加权平均资金成本最小化，保持各种资金来源间的最佳比例关系，从而在经营状况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净资产收益率。（三）股利分配效应如果公司有多余的现金，却没有足够的投资机会，为满足股东的要求，公司就应该向股东分配股利。股份回购可以使流通在外的股票数量减少，从而减轻公司的分红压力，减少用于股利支付的现金支出，最终使得每股利润和每股股利增加，每股市价也随之上升，股份回购所带来的资本利得应等于增加股利发放情况下的红利。（四）节税效应股东收益包括股票分红派息收入与股票转让的资本利得收入，一般来说，国家对前者课以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而对后者课以较低的资本利得税。若公司分派现金股利，则股东不得不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公司实行股份回购，股东拥有选择权，具有流动性偏好的股东，转让股票取得现金形态的资本利得，而继续持股的股东由于所持股票的每股盈余提升，使个人财富增加，并且相关的资本利得税递延到股票出售时缴纳。我国股息、红利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而股票转让所得的个人所得税还未征收，将来需要卖出股票换取现金时只需付出成交额7.5%左右的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因此，对于投资者而言，股份回购相对股利分配具有明显的节税效应，是优于现金分红的回报投资者的方式。（五）股份回购是实施“反收购”策略的有力武器为了维护目标公司股东的利益，公司通常以股份回购的方式抵御恶意收购。大量股份被公司回购之后，其结果是在外流通的股份数量减少，一方面股份回购使得收购方所可能收购到的股份的绝对数量会随之减少，并且由于财务杠杆效应的发挥增强了公司未来盈利预期，导致股价上扬，造成收购方的收购成本上升，从而增加其收购难度；另一方面，股份回购使公司原有的大股东持股比例上升，在公司的控制权得到相应加强，也向公司原有股东显示管理层对公司未来的信心和决心，有助于获得原有股东的支持。另外公司有大额现金储备就容易受到敌意收购者的青睐，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动用现金进行股份回购可以减少这种可能性，股份回购消耗了大量的货币资金，财务状况相对恶化，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收购者的兴趣，也就是反收购策略中所谓的“焦土战术”。参考文献：1、唐德华.股份公司设立与内部运作法律制度(第1版)[M].法院出版社,2003．2、官以德.上市公司收购的法律透视(第2版)[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3、周友苏.证券法通论(第2版)[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4、RobertF.Dittmar.Theanalysisofrepurchaseshares[J].TheJournalofUniversityofMichiganBusinessSchool,2001(2).5、陈志超.论股份回购的法律问题[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1(4).6、吴江榕.中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分析[D].厦门大学,2002．7、王荣康.股份回购对保护公司债权人和中小股东利益的研究[J].现代法学,2002(3).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以股抵债交易的税法视角：债务重组；以股抵债交易的税务处理；电广传媒以股抵债交易税负水平的测算；以股抵债税务成本的政策涵义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以股抵债交易是债务人用其持有的债权人公司的股份偿还其所欠债务的行为、以股抵债实质上是股份回购、以股抵债属于债务重组，即债务人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电广传媒以股抵债交易属于应税交易、债权人取得的非现金资产、电广传媒的大股东产业中心基于以股抵债需要确认两项交易、在债权人一方、确定所取得的非现金资产的计税成本、债务重组实际上又转化为股份回购，应适用股份回购的税务处理规则、侵占上市公司资金的大股东财务状况通常都比较糟糕、以股抵债税务成本的存在应当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大股东基于股份转让而实现的所得越多，承担的税负也越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关于以股抵债的合法性与公平性争论忽略了该交易在税法上的效果。对电广传媒以股抵债交易的税负进行测算的结果，显示出税务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改变以股抵债交易下的利益分配格局，减弱股份定价问题上的尖锐对立。当然，它也使得管理层面临更复杂的利弊权衡。关注以股抵债交易的税务成本有助于我们重新评价以股抵债政策的意义或者局限性。

「关键词」以股抵债，债务重组，税务成本

伴随着电广传媒以股抵债方案的实施，围绕着以股抵债方式解决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占款问题的争议也无疾而终。的确，对交易合法性的质疑，因我国长期以来的改革就是突破（或者说漠视）法律框框的逻辑而变得苍白无力；对定价公平性的挑战，也因触及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设置的净资产底线而陷入困境。“次优选择”似乎成为以股抵债政策的一个无可辩驳的正当性基础。

然而，这场争论的双方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以股抵债在税法上可能产生的后果。作为公司的重大财务运作行为，以股抵债不仅是《公司法》、《证券法》下的论题，而且还受到税法的直接约束。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公司的任何财务运作几乎都离不开对税负成本的考量。以股抵债交易在我国税法上究竟引发怎样的后果？当事人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流转税或所得税义务？或者，其应承担的纳税义务是否会大幅度增加交易的成本以致挫败交易的可行性？这些问题似乎悄然滑过人们的视野。考察以股抵债交易的税负成本，确定它对各利益主体的影响，可能会为包括管理层在内的市场各方重新检讨以股抵债政策的意义或局限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1以股抵债交易的税法视角：债务重组

摘要：股票回购是西方企业普遍采用的一种财务战略，在我国则受到相当的限制，上市公司无法将其视为一种常用资本运营工具。本文将通过对比西方成熟证券市场的股票回购行为和我国股票回购的特点，分析《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管理办法》中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和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股票回购；上市公司；市场价值；定向回购

股票回购，又称为股份回购，是指上市公司购回本公司一定数额发行在外股票的财务管理行为。股票是上市公司的所有权证书，代表了投资者在公司中的投资及其衍生权益，因此，股票回购可以被理解为减少公司资本的行为，但上市公司真正直接为了“减资”而进行股票回购的情况是比较少的，通常公司回购股票是为了调整资本结构和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改善资金运用效率，达到利润分配或反收购等目的。股票回购是证券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上市公司财务管理中一个重要的领域，最终目的在于引起股价上升，使股东财富最大化。

2002年10月，证监会有关负责人透露，证监会已拟定《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管理办法》，允许上市公司回购自己发行在外的股份。本文将通过对比西方成熟证券市场的股票回购行为和我国股票回购的特点，分析有关政策，尤其是允许上市公司以债权定向回购股份的市场影响。

一、成熟证券市场上的股票回购理论和实践

股票回购是西方企业普遍采用的一种财务战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掀起了股票回购的热潮，股票回购在企业界变得司空见惯。1985年菲利普石油公司回购8100万股市值达41亿美元的股票，后来一些著名的大公司，如IBM、可口可乐等公司也大规模回购股票。1999年，纽约股票交易所共有1253家企业进行了股票回购，总金额约为1810亿美元，与当年所有上市企业的股利总额2160亿美元几乎相当。美国市场的历史数据表明，回购股票的企业获得了超出市场平均水平2%~12%的直接收益，这意味着企业市场价值有了数十亿美元的增长。

「摘要」关于以股抵债的合法性与公平性争论忽略了该交易在税法上的效果。对电广传媒以股抵债交易的税负进行测算的结果，显示出税务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改变以股抵债交易下的利益分配格局，减弱股份定价问题上的尖锐对立。当然，它也使得管理层面临更复杂的利弊权衡。关注以股抵债交易的税务成本有助于我们重新评价以股抵债政策的意义或者局限性。

「关键词」以股抵债，债务重组，税务成本

伴随着电广传媒以股抵债方案的实施，围绕着以股抵债方式解决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占款问题的争议也无疾而终。的确，对交易合法性的质疑，因我国长期以来的改革就是突破（或者说漠视）法律框框的逻辑而变得苍白无力；对定价公平性的挑战，也因触及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设置的净资产底线而陷入困境。“次优选择”似乎成为以股抵债政策的一个无可辩驳的正当性基础。

然而，这场争论的双方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以股抵债在税法上可能产生的后果。作为公司的重大财务运作行为，以股抵债不仅是《公司法》、《证券法》下的论题，而且还受到税法的直接约束。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公司的任何财务运作几乎都离不开对税负成本的考量。以股抵债交易在我国税法上究竟引发怎样的后果？当事人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流转税或所得税义务？或者，其应承担的纳税义务是否会大幅度增加交易的成本以致挫败交易的可行性？这些问题似乎悄然滑过人们的视野。考察以股抵债交易的税负成本，确定它对各利益主体的影响，可能会为包括管理层在内的市场各方重新检讨以股抵债政策的意义或局限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以股抵债交易的税法视角：债务重组

以股抵债交易是债务人用其持有的债权人公司的股份偿还其所欠债务的行为。这一交易的法律性质可以从不同角度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