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利益范文10篇

摘要通过对创业团队裂变调查、创业股东利益博弈分析，提出了创业团队在利益博弈过程中的弱势股东守弱成功理念及在这种理念支撑下在由内而外的“二把手”创业实践。

关键词创业管理利益博弈守弱成功

创业团队的聚散，始终是创业者、想创业者关注却又在遗憾当中无可奈何的事，似乎也只能慨叹一句“共苦易，同甘难”的千古名言而已。然而在大家对着数不胜数的案例出神，在进一步分析之后拿出药方——尽管谁都希望能有这样一个药方？笔者开不出药方，但想通过对创业团队的根本利益进行博弈分析，提出现实创业过程创业团队在利益博弈过程中守弱成功的观点及在这种理念支撑下在由内而外的“二把手”创业实践。这个观点也是笔者多年创业的点滴体会、认识。

创业团队聚散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呢？在2004年6月对200多位在职工商管理研修班的学员组织了《创业管理调查》活动，其中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请您列出中国现阶段创业团队散伙的3个主要原因？统计分析后，排在前三位的原因是团队矛盾（26%）、利益分配（15%）、有效沟通（12%）。团队矛盾的背后或多或少的有利益的成份在，如果把这两项合计占41%，而被竞争对手打败的只有1%。读着这样的数字，我们很自然的想到了《阿房宫》里的名句：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在创业团队中，一种最直接的利益表现形式是创业团队成员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下来。实际上在我国目前阶段，还有一部分的股东形式是用一种潜规则的形式或隐藏的方式表现的或者说无法用文字来描述的。无论是前者明确表达的方式还是后者隐藏的方式，在创业企业的管理、决策、运营、利益分配等方面均会有强势、弱势的表现。现代经济学在分析经济问题时，都假定人是经济人，是理性的经济人，人的自利行为是理性的。因此，创业团队在创业利益分配时会有不同的行为动机、表现。

假设企业现有100万元的可分配利润，企业有两个股东分别是强势股东A，弱势股东B。股东A占公司60%的股份，股东B占企业40%的股份。如果按照各方所占公司股份分配的情况，是很好计算的，A分配60万，B分配40万（见附图）。在日常运营中股东A管理公司的财务与市场，当公司有现金流困难的时候股东A常常能为公司提供现金支持，股东B是技术入股的，负责公司研发与工程服务工作的。

论文摘要：公司治理结构的重心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在不断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如何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成为了修订后的公司法关注的重点之一。现代公司要逐步构建以股东为中心的利益机制，落实现行公司法中的相关规定，通过配套制度的设计来完善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方式。

论文关键词：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法；中小股东利益保护

鼓励投资兴业和完善公司治理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举措，公司治理结构的理想模式，实质上旨在寻求公司内外各方利益的协调。公司治理结构设计的重心便是利益制衡，在此基础上，如何限制大股东或经营者利用其优势地位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成为了公司治理中不得不关注的课题。

一、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必要性

既然公司要以保障股东利益为根本，那么对待公司股东就要一视同仁，不能因为所占股份的差别而区别对待。相对于大股东而言，中小股东是弱势群体，公司法律制度应该为其提供内部法律救济手段和外部法律救济手段，如果相应救济机制没有建立，那么中小股东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近几十年的实践表明，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由于缺乏培育还很不完全，股东会由于消极参与和制度欠缺等原因出现了股东会的形骸化。股东会的作用不能有效发挥，公司事务的决策权几乎完全被董事长、总裁或大股东所控制，中小股东的表决权仅仪在理论上存在，大股东实际上操纵了股东会，这一切都使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无从谈起。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迅猛。但是，由于制度本身和实践中的“缺位”，作为市场上众多的中小股东的利益却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究其原因，主要有：

(一)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

内容提要：现有文献将控制权收益定性为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这一定性扭曲了大股东侵害的实质，导致了一系列无法解释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对现有研究中关于控制权收益和大股东侵害的理论作出了修正，指出并论证了控制权收益是控制权成本的补偿，是控制权的风险溢价，它的实现载体是控制权作用于公司治理绩效改进所产生的增量收益，它与大股东侵害无关。本文进一步提出超控制权收益这一新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及其与控制权收益的本质差异作出了界定和分析，解构了大股东的利益结构，指出大股东侵害的实质是攫取超控制权收益。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作出了新的理论解释。

关键词：控制权收益超控制权收益大股东侵害公司治理

一、引言

早期的公司治理理论关注的重点，是在股权高度分散下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目的在于寻找一套激励兼容的制度安排，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法经济学”，则试图揭示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冲突，这一冲突主要表现为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害。

在相关的研究中，大股东对小股东侵害的产生，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大股东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具有侵害小股东的天性(李增泉等，2005)，二是大股东因掌握控股权而对公司具有控制权。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方式是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谋求收益(GrossmanandHart，1988)。Johnson，LAPortaetal(2000)将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权收益的行为比喻为“隧道效应”(tunneling)，意即以隐蔽的方式掏空公司。La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2000a，以下简称LLSV)发现，这种现象在许多国家非常普遍。LLSV(1999)，Claessensetal(2002)发现，在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其现金流权发生分离且分离程度越高时，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欲望就越强，侵害程度就更加严重。

LLSV(1997，199g，1999，2000a，2000b，2002)的一系列研究从法律保护的角度，解释不同国家资本市场发展和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状况的差异，认为在法律保护相对完备的国家(如英美法系国家)，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相对较弱；反之，在法律保护缺失或较弱的国家(如大陆法系国家及其他国家)，这类现象就相当普遍且严重。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法律制度可以约束大股东的剥削手段并给外部投资者提供保护。同时，在法律保护较弱的国家，如果股权高度分散，外部投资者的权益则更容易为内部人所侵害从而更没有保障。

【摘要】股利分配政策是上市公司处理利益关系的焦点之一。本文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规范股利分配政策,保护小股东利益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控股股东;小股东;股利分配政策

一、引言

股利分配政策是上市公司处理利益关系的焦点之一,直接影响到公司股东的切身利益。定期进行的股利分配是公司借助资本市场进行调整的重要手段。它以公司发展为目标,以股价稳定为核心,在平衡企业内外相关主体利益的基础上,对于净利润在提取了各种公积金后,如何在给股东发放股利或者留存于公司再投资这二者之间进行选择而采取的基本态度和方针政策。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特殊股权结构,即控股股东和小股东并存的现状,导致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主要是在控股股东的主宰下,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而制定的,是为控股股东的利益服务的,从而严重侵害了小股东的利益。

所谓控股股东,是指掌握公司控制权达到一定比例,能够左右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决议,从而可以控制公司局面的股东。小股东,就是股市中主要由一般居民构成的中小散户。在我国,其具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很大一部分是由层次比较低的居民构成,缺乏投资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二是其主要目的是投机,通过在二级市场买卖股票来获取价差,因此持股时间相对较短,造成无固定的小群体和缺乏共同保护的组织机制。三是相对于大股东、管理层和其他相关机构来说,小股东处于信息不对称的信息最弱势方。

二、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害

1股东之间利益冲突产生的原因

1.1“一股独大”,国有股东成为实际控制人

据统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有54%的股权属于国家所有和国家法人所有,而且在上市公司的全部董事中,有73.3%的董事有国有股(27.9%)和国有法人股(45.4%)的背景;另外,2005年4月的调查显示,我国1102家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平均高达44.86%,其中超过50%以上的达890家,由此可知,我国上市公司中“一股独大”和国有非流通股比例很高的现象十分严重。王菁(2003)认为:从剩余收益的分配过程来看,政府股东可以获取的非共享收益为直接的税收收益,但是政府还是银行的所有者,同事也是很多固定合约支付利益方的股东;而保证雇员的收入以及就业率是社会安定的保证,同样是政府追求的目标。于是,政府股东在分享任何一方非共享收益的同时,也分担了任何一方受到的利益侵害。相对而言,其他性质的控制性股东所获取的非共享收益更直接。因此与其他性质的控制性股东相比,政府股东具有不同的控制动力”这段话也恰好说明了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中,国有股和其他性质的股东利益冲突的独特之处。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进行,上述情形虽有所缓解,但由于政策实施效应的滞后性,并未从根本上铲除“一股独大”。

1.2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缺陷

由于我国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形成了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现象,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在控制股东大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着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话语权”。具体说来:由于控股大股东以自身母公司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必然会介入上市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为了减少介入成本,大股东就会利用股东大会的聘任制度,在上市公司的经营层安插符合自己意向的董事会、监事会成员。

此外,公司外部治理的缺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我国,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用脚投票”功能的丧失。所谓“用脚投票”是指假如上市公司的股东对经营者的管理状况和策略不满时,可以采取抛出股票的行为,使股价下跌,从而股东可以联合起来导致管理层下台的一种手段,这种机制在理论上有利于保证上市公司股东意志的实现,确保股东的资源安全。然而,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是控股大股东选出的,所以管理层在经营的策略方面必然站在大股东利益的一方。由于大股东的股权是非流通的,比例也很高,所以其经济利益不受股价下跌的影响,也无法使中小股东形成可以与之抗衡的股权力量。这样,中小股东“用脚投票”就无法改变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二是无效的上市公司退出机制。我国很多亏损严重的上市公司仍然在持续经营,究其原因主要是存在上市额度管理现象,使得公司上市的成本很大,所以很多公司会通过购买壳资源,间接取得上市的资格。同时,那些严重亏损的上市公司同样需要资金,只能出售壳资源。在这种交易的过程中,大股东会继续利用所谓“利好”消息蒙蔽中小投资者,以达到自己圈钱的目的。

[摘要]保险利益是保险法的核心原则之一，有保险利益的或被保险人订立的合同方才有效或才享有保险金赔偿请求权。股东对公司财产是否有保险利益，当前我国《保险法》并未对该问题作出规定，学者的观点也争议不断。股东对公司财产本质上存在利害关系，符合保险利益之合法性、经济性、可确定性三要件，确定股东对公司财产有保险利益，满足可保利益原则要求的同时，防止发生道德危险、赌博行为，更大程度上给予股东及公司财产以合法保障。

[关键词]股东；公司财产；保险利益

一、引言

保险利益是保险法的核心原则之一，是保险合同的基础效力要件，要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存在利害关系或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股东因出资行为获得公司股权，公司财产基于股东的出资行为所集成，保险法谚曰“无保险利益则无保险”。在股东对公司财产是否有保险利益这一问题上，各国和地区的观点不尽相同，我国《保险法》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英国法院认为，股东对公司财产，无论是法律上还是衡平上都不具利害关系，对公司，股东只有分红权和剩余财产分配权。允许股东对公司财产进行投保，也只能对其占有的股份所对应的财产分配份额有保险利益，但这种份额在发生保险事故时实际上是很难计算的。美国的判例则坚持了与英国法院相反的观点，认为股东对公司财产是有保险利益的，公司财产遭受损害，定会导致股东受损，基于股东个人利益形成的保险合同，并不是保险法上的赌博行为，相反正是合法的损害补偿合同。我国学界的观点存在分歧。李玉泉认为：“理论上，股东对公司财产当然具有保险利益，在实践中却不适宜。”[1]施文森认为：“股东对公司财产是否有保险利益，应当根据公司性质判断。无限责任股东与公司联系紧密，是有保险利益的；有限责任股东及股份有限责任股东的实际利益难以判断，故无保险利益。”[2]任以顺等则反对：“确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符合保险利益的要件，在理论上和实际操作中都是可行的。”[3]持反面观点的学者认为，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有保险利益会导致公司法人人格独立的否认，其保险利益也难以估计，并且在拥有众多大中小股东的情况下，难以避免引发其道德风险或赌博行为，从而损害公司利益。相反，持正面观点的学者认为，股东对公司财产有保险利益是大势所趋，该观点也为大多数学者所支持。从保险法之保险利益与损害补偿原则看，承认股东有保险利益是符合其设立初衷和立法精神的，公司财产由股东出资形成，股东财产在公司财产中表现为股权，在实践中并非不可操作。

二、股东对公司财产有保险利益的理论分析

1.股东与公司财产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明确股东与公司财产在本质上是否存在利害关系，为界定股东对公司财产是否有保险利益的前提与关键，弄清该问题之关键在于厘清股东财产及公司财产的性质与关联。实质上，股东与公司之间是利益交换的关系，股东通过出资获得股权，公司基于股东的出资开展营利活动。而股东与公司财产究竟是怎样的关联，理论界有如下学说：一是股东所有权说：股东通过股权来支配财产，行使所有权人的权利，股东对投入公司的财产的所有表现为股份，其财产所有权是没有转移的，法人所有权只是观念上存在，公司财产实为股东共有。还认为，“股东对出资财产应当享有所有权，设立公司的目的在于实现所有权而非让渡所有权，公司法人是没有所有权的。”[4]二是法人财产所有权说：股东通过出资将出资财产转移到公司，股东对其出资财产不再有所有权，所有权在公司[5]；三是双重所有权说：转移至公司的财产，有两个所有权，即股东与公司法人都享有所有权，谓之“所有权二重结构”。有学者反对认为，若按“所有权二重结构”的观点，公司财产的使用、受益和处分，公司和股东各自都可单独处理，并不需要对方同意，而实际上，财产的受益和处分都必须依据股东大会的决议，这种观点不符合“一物一权”的物权法原则。杨紫烜提出“公司财产为公司法人所有，全体股东按份共有”的观点[6]，也就是说，在公司内部关系中，各股东对公司财产按份共有；对外，则公司是财产的权利主体，是从两个角度分析财产法人所有和股东共有的问题，不涉及双重所有权的疑问，也没有违背“一物一权”的物权法原则。综观学界观点，股东所有权说更合理，公司财产为全体股东所有，股东对其各自的出资财产享有所有权及以此为基础而享有其他股东权益。有人担心，该种观点会导致法人人格的否认，其实是不会的，虽公司法赋予公司独立的法人人格，但其仅为法律拟制的一种人格，本质上的权利所有者还是股东，其通过出资享有股权，依法行使在公司中的合法权利。公司财产之最初构成源于股东出资，股东也因出资获得股权。《公司法》第四条明确了股东有收益、决策和管理的权利，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股东可根据出资比例或持股比例来分配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所以，股东权利可归纳为资产收益权、经营管理权、剩余财产分配权。可知，公司财产的实际享有者是股东，只是其不能个别地行使权利。有观点认为这是不承认法人人格独立的表现。然而，尽管立法赋予独立法人人格，也只是一种法律拟制人格。市场接受公司是其财产的所有权主体，使交易主体都默认似乎真的有“法人所有权”，但法人所有权只是理论上的构建，没有新的所有制为基础，也不可能产生出一种新的所有权类型——法人所有权。因此，股东将公司作为营利工具，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大利益，其原有的财产所有权在其中具化为对公司现有利益及期待利益的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利，公司财产的毁损灭失，必定导致股东遭受损失，股东是公司财产的实际控制者，存在本质上的利害关系，当然对公司财产有保险利益。2.股东对公司财产符合保险利益三要件。作为保险法的核心原则之一，保险利益也是构成保险合同效力的基础要件，有合法性、经济性和可确定性三要件，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符合前述三要件。（1）符合合法性利益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被法律认可并能主张的利益，可以法定和约定两种方式获得。股东与公司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投资合同关系，股东以约定方式取得对公司财产的利益，股东的合法利益具体分别表现在《公司法》第四条确认的股东的收益权及管理权，第三十五条赋予的分红权及第一百八十七条赋予的剩余资产分配权。合法性要求权利之获取、行使不得违反国家法律强行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及第三人合法权益。股东基于投资行为，以公司为载体，行使股东权利获得利润并不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将公司财产作为保险标的的投保行为只是一种转移、分散危险的行为，意图在于维护公司财产的稳定。基于此，股东对公司财产有保险利益是符合合法性要求的。（2）符合经济性利益经济利益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保险利益，须具有金钱价值并能加以计算的，才构成保险利益。保险经济利益的计算性作用于财产保险，旨在填补损失，若是不能以金钱计算，则无法填补损失，也不能判断财产保险合同是否构成超额保险。从《公司法》第二十七条对股东出资形式的规定及第三十五条关于股东的分红权的规定可知，股东出资时的财产经过估价后，在公司财产中的份额是可确定的，也就是说，股东对公司的现有财产（即现有利益）是可计算的；股东因股权份额而享有的因公司预期利益而获得的分取红利权与剩余财产分配权即期待利益也是可衡量的。如前所述，股东出资行为的性质，并不是转移财产所有权，所有权核心在于支配权，而是转变了股东直接支配、行使所有权的方式，股东以实缴出资比例享有权利承担责任，不管是公司的现有利益还是期待利益遭受损毁灭失，股东都会因此受损，两者存在利害关系，因此，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是经济性利益。（3）符合可确定性利益确定性利益，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利害关系已确定或是可确定的，才能构成保险利益。意味着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的现有利益及期待利益在根本上能确定。股东对公司财产享有的利益包括现有利益和期待利益，现有利益是对公司现有财产能确定的利益，股东基于出资行为而享有公司财产份额，表现为股权占有份额，这是股东在出资时就可以确定的，所以，投保时要确定股东对公司财产的现有利益，是易行的。期待利益往往引发争议，似乎很难确定，其实并不然。期待利益基于现有利益产生，表现为股东的分红权和剩余财产分配权，随着当今保险技术的快速发展，衡量股东对公司财产的期待利益，在保险技术的支持下稍有难度，但并非不能确定。因此，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是可以确定的。综上，股东基于投资合同关系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并获得公司财产的，由现有利益与期待利益两部分构成的利益能够得到法律的承认并以此来主张，是完全符合保险利益合法性、经济性及可确定要件的，赋予股东对公司财产有保险利益合法合理。3.股东对公司财产有保险利益符合保险利益之规范目的。英国1746年的《海商法》规定：“无可保利益的，或除保险单以外没有其他可保利益证明的，或通过赌博方式订立的海上保险合同无效。”该条款正式确立了保险利益原则。保险利益原则设立前，投保人图谋钱财而损害财产甚至谋害生命之道德风险频频发生，与保险之危险分散的法则相背而行。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六款也正式确立了保险利益原则，旨在规范制止违法行为、预防道德风险的发生、控制赔偿额度，起到保险的根本作用——分散风险，填补损失。“处理保险合同纠纷，涉及到保险利益原则适用的，应从保险利益的评价作用（保险合同的效力要件）及强调保险利益的目的（防止不法投机或者赌博，从根本上不给道德危险的诱发提供机会）出发，坚持保险利益的公益性。”[7]有观点认为，在股东众多、投资额大小差异明显的公司中，这更容易引发道德危险及赌博行为。然而，赌博行为与保险同样具有射幸性，根本区别在于通过赌博，行为人有获利的可能且主观上希望事件的发生；而保险仅具有补偿性，并不能从中获得额外利益，主观上也不会期待保险事故发生。股东通过公司这种途径，进行营利活动赚取利润，股东的出资是公司开展营利活动的前提与关键，以公司财产为保险标的投保，旨在转移风险，使出资财产处在有效的风险管理下，纵使发生保险事故，股东利益也免遭损害，享有向保险人补偿保险金的请求权，填补损失，也能够更好地持续经营公司。

关键词:股东知情权；财务信息知情权；公司职务违法和犯罪行为；司法审计；司法审计请求权；审计救济程序

内容提要:一、保护股东的知情权，是全面保护股东权益的首要环节，也可有效遏制和及时发现和公司内的职务违法和犯罪行为。股东知情权的核心是股东的财务信息知情权。二、新《公司法》第34条在实现股东知情权的问题上陷入一个两难境地，于是采取回避问题的保守做法：不明确查阅账簿是否包括原始凭证。三、因股东知情权产生纠纷时，司法审计是实现股东知情权同时又兼顾公司利益，限制股东滥用或恶意行使知情权的最佳选择。四、在制定《公司章程》时，可对股东行使司法审计请求权的具体程序作出规定并给予适当限制，使公司利益与股东知情权取得平衡。

佛山大兴工程有限公司（化名）原系某行政部门属下的集体企业，1999年6月底转制后，原职员邓某和吴某等14人成为股东。《公司章程》第9条第（四）项规定股东有权对公司的业务、经营和财务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质询。邓某为最大股东，持股从19％增至49％，并一直任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原告吴某一直持8％的股权。

根据《公司章程》第20条的规定，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享有原《公司法》第46条、第50条规定的职权。但邓某并未全面履行其职责，其既不制定公司的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和利润分配方案，也不按公司章程定期召开股东大会，公司管理混乱，在邓某的操控下，被告自1999年7月完成转制以来，一直未对公司的财务会计账簿、财务会计凭证委托独立的具有法定资质的审计机构进行全面审计，以至部分股东无从知道公司真实的资产状况，公司不管盈亏，到年终时随意提一笔款作红利分配了事，严重侵害了股东的知情权和公司盈余分配权。而邓某等则利用职务之便，随意用各种借口耗用公司的资产，报销名目繁多的费用，成为最大的获利者。

2004年8月前后，邓某等人提出对公司资产和股东进行二次重组并收购原告吴某和其他部分股东的股份。吴某对公司的内部经营管理提出疑问并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要求对公司自转制以来至2004年8月的资产和账目委托独立审计机构进行全面审计后才能谈股权转让的事，但遭到断然拒绝。

2004年10月，原告吴某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股东知情权受侵害为由，状告大兴公司，请求法院委托独立审计机构对被告自1999年7月1日起至2004年9月31日止的全部财务会计账簿、凭证进行的审计。

公司法上的股东知情权是一个权利体系，其分别由财务会计报告查阅权、账簿查阅权和检查人选任请求权三项权利所组成。上述三项权利的内容虽然各异，但中心是股东对公司事务知晓的权利，都是为了能使股东获得充分的信息。而股东知情权的行使，不仅直接涉及到股东自身权益的实现，而且与公司管理是否规范化紧密相连。因而，世界各国在制定公司法时都对股东的知情权做出一定的规范。我国修订后的公司法中，关于股东知情权立法上作了完善。

一、我国公司法中股东知情权行使范围的法律界定公司股东在什么范围内享有知情权是各国公司立法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修订前的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知情权则被规定在第一百一十条。根据旧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能够行使知情权的范围主要表现为“股东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而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则限于“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可见，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范围被限定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内。修订后的公司法分别在第三十四条和第九十八条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知情权做了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第九十八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公司股东的知情权在更大程度上获得了法律的尊重和承认，修订前后的公司法在股东知情权问题上的变化主要是：1、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与修订前的公司法相比较，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范围扩张到“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公司的会计账簿；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则扩张到“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修改后的公司法能够使股东更广泛地了解公司经营信息，更切实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更有效地加强对公司事务的监督。2、在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查阅公司上述文件的同时，还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这样有利于克服仅仅允许股东查阅公司相关文件所带来的诸如不能更全面、精确地了解、掌握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的弊端，从而为股东知情权的行使提供更充分的法律保障。3、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账簿查阅权的行使程序和条件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即“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

二、股东知情权制度中的利益冲突及其平衡公司是一个多元利益汇聚的组织体。在是否给予股东知情权以及给予其多大程度的知情权的问题上，主要涉及到股东与公司之间利益的平衡。如果过于限制股东的知情权，将有可能严重地影响股东权利的行使，对股东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同时，也不利于公司经营管理机制的形成。而过于扩张股东的知情权范围，则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司应有的商业隐私以及秘密构成极大地威胁，最终害及公司的合法权益。因而，在制订股东知情权制度时一方面，立法者在对待股东的知情权问题上，持一种积极的肯定态度：不仅从总体上吸收了原来法律的既有内容，同时还将其范围做了较大扩展；另一方面，为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的行使又做了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虽然在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某些公司文件享有查阅、复制权，但是对于诸如公司账簿等公司文件则没有赋予股东复制权。2、在对待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所享有的账簿查阅权问题上，法律持一种十分谨慎的态度。在以法律形式认可股东可以对公司会计账簿查阅的同时，对于股东查阅权的行使设定了一定的约束性条件：一方面，在提出查阅的要求时，股东必须向公司递交书面的请求；另一方面，则要求股东在查阅公司账簿时有合法的目的，并且要向公司说明其目的。如果公司有合理的根据认为股东查阅公司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时，可以拒绝提供查阅。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为限制公司动辄以股东目的不合法为借口拒绝股东查阅账簿，法律则又赋予了股东在此种情形下享有一定的救济权利。在公司拒绝查阅时，股东有权要求公司在其提出请求后15日内给予答复并说明理由；同时，如果股东认为拒绝查阅存在不当，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3、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法律仅赋予其对公司相关文件的查阅权，而没有赋予其相应的复制权。这些规定，有效地协调了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公司或者股东任何一方利益的失衡，充分体现了法律对法律关系的平衡与调节功能。三、新公司法框架下股东知情权的诉讼救济根据新修订的公司法的规定，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还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行使股东知情权受到侵害时都有权利诉诸法院寻求司法救济。唯一需要区别的就是：修订后的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行使账簿查阅权的程序和条件作了要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采取诉讼手段行使知情权时需要首先满足公司法的要求，即股东应先向公司提出书面申请，并说明目的，公司如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帐簿的行为有不不正当目的的，且存在可能存在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能，公司可以在股东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拒绝查阅的理由。股东如认为公司拒绝查阅的理由不合理，有不当之处，则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

综上所述，新公司法的修订既为股东知情权的行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也做了一些相应的限制，但是对于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运用知情权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要:从股份制公司的角度来讲，中小股东作为其中一部分重要组成，其在公司中的合法权益应该受到相应的保护，但因当前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还是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这也就使得很多中小股东在公司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没有得到相应的保护，就此本文首先从当前我国中小股东利益受侵的体现进行分析，然后从多个角度探讨基于中小股东利益受侵的公司法完善策略和建议，以此为相关人士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中小股东;利益受侵;公司法

就当前我国大部分股份制公司管理现状来看，中小股东在其中的合法权益经常会受到侵害影响，根本原因就在于这部分群体在公司中的持有股份相对比较少，对公司运营管理不会造成过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中大股东为追求自身的利益，采取某种不法方式侵害了中小股东在公司中的合法权益，出现上述问题主要在于当前现有的公司法没有起到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保护作用，因此本文对基于中小股东利益受侵的公司法保护进行详细探讨，具有一定现实研究意义。

一、当前我国中小股东利益受侵的体现

（一）知情权。就当前我国现有的《公司法》而言，并没有将企业中的中小股东知情权这一项内容做出明确的规范标准，只是在其中简单说明，若中小股东在某种具有特殊性情况，应通过当前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要求才能对公司中的会计账本等具有查阅申请权。从根本上来讲，企业中大股东经常会通过自身来起到对整个股东大会的控制、支配以及震慑等能力，然后从中获取到相应的利益，而这也就对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带来一定的侵害影响，具体来讲：其一，对当前企业中财务实际进行故意性的隐瞒，然后对企业制造一些给人经营不善的感觉，从而导致中小股东或者社会中的投资人士做出错误的公司决策等。其二，在进行实务审判时，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漏洞问题，而这些漏洞也就经常被心怀不轨的大股东利用，如果中小股东进行公司账目查阅申请，这时候大股东就会以不符合当前公司规章制度或者是不符合法律标准来拒绝他们进行查阅，从表面上来看符合法律规范，但实际上就是对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带来了侵害影响，导致中小股东对当前公司经营现状无法切实掌握，对公司未来投资方向也不知该如何进行判断。（二）参与权。对于公司大股东而言，其经常使用的经济手段就是其本身具有的股权优势，通过以此来对中小股东在公司中的管理事务参与权造成一定侵害。一般来讲，公司股东会通常是由大股东进行相应控制，甚至会对董事会成员人选进行控制，这种情况下也就使得很多中小股东不能进入董事会形式自身的参与权。对于公司经营管理岗位任命这一方面，中小股东在其中也没有参与权和话语权，也就无法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起到作用[1]。从整体上来看，大股东对当前公司管理上面的控制，通常体现在对董事会的操作控制，这种管理状态下，使得公司成为大股东在获取公司利润、非法经营等方面的道具，从而引发常态性的关联性、内部交易等。除以上之外，有些公司中的不法大股东还会通过自己的名义向外进行借债行为，担保主体就是公司，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大股东对股东决策权的全部控制，从中对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带来侵害影响。（三）利润分配权。就当前的公司法而言，对中小股东的利润分配权也没有提出良好的保障条款，不论是在进行董事会还是进行股东大会，整个操作流程都是大股东在其中进行把控，而这也就从侧面体现出在进行企业利润分配方面，控股股东会基于自身利润作为着手点进行相应分配[2]。举例来讲，为获取利益时对公司管理决策上独断专行，要求董事对公司中事务进行相应处置。通过对当前公司中的利润分配方案等进行制定和修改，大股东对董事会进行把控，将原本公司利益转为自身名下。除以上之外，某些公司中的大股东还会在公积金方面进行操作，没有严格根据股息进行合理分配，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利益。（四）退出机制。就当前现有的公司法来看，其中关于中小股东退出机制方面的程序相对比较繁杂，存在很多不完善的需要进一步解决。如果公司在运营期间，大股东在其中滥用自身的股东职权，使得公司中中小股东会逐渐对当前公司经营管理降低信任度，这时候很多中小股东就想要退出公司管理，但是在公司法中针对股权回购方面的条件以及流程相对来说很繁琐，因此就算中小股东从中顺利退出股东管理，但其所投入的资金也很难抽回，另外，公司中的董事、管理层、大股东等等没有严格遵循法律履行自身应尽的职责，在公司管理过程中随意使用职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小股东退出权限带来侵害影响。

二、基于中小股东利益受侵的公司法完善策略和建议

内容提要：现有文献将控制权收益定性为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这一定性扭曲了大股东侵害的实质，导致了一系列无法解释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对现有研究中关于控制权收益和大股东侵害的理论作出了修正，指出并论证了控制权收益是控制权成本的补偿，是控制权的风险溢价，它的实现载体是控制权作用于公司治理绩效改进所产生的增量收益，它与大股东侵害无关。本文进一步提出超控制权收益这一新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及其与控制权收益的本质差异作出了界定和分析，解构了大股东的利益结构，指出大股东侵害的实质是攫取超控制权收益。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作出了新的理论解释。

关键词：控制权收益超控制权收益大股东侵害公司治理

一、引言

早期的公司治理理论关注的重点，是在股权高度分散下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目的在于寻找一套激励兼容的制度安排，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法经济学”，则试图揭示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冲突，这一冲突主要表现为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害。

在相关的研究中，大股东对小股东侵害的产生，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大股东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具有侵害小股东的天性(李增泉等，2005)，二是大股东因掌握控股权而对公司具有控制权。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方式是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谋求收益(GrossmanandHart，1988)。Johnson，LAPortaetal(2000)将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权收益的行为比喻为“隧道效应”(tunneling)，意即以隐蔽的方式掏空公司。La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2000a，以下简称LLSV)发现，这种现象在许多国家非常普遍。LLSV(1999)，Claessensetal(2002)发现，在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其现金流权发生分离且分离程度越高时，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欲望就越强，侵害程度就更加严重。

LLSV(1997，199g，1999，2000a，2000b，2002)的一系列研究从法律保护的角度，解释不同国家资本市场发展和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状况的差异，认为在法律保护相对完备的国家(如英美法系国家)，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相对较弱；反之，在法律保护缺失或较弱的国家(如大陆法系国家及其他国家)，这类现象就相当普遍且严重。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法律制度可以约束大股东的剥削手段并给外部投资者提供保护。同时，在法律保护较弱的国家，如果股权高度分散，外部投资者的权益则更容易为内部人所侵害从而更没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