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范文10篇

一、股东代表诉讼的涵义及特征

股东代表诉讼（derivativeaction）又称派生诉讼、代位诉讼，是指当公司怠于通过诉讼手段追究有关侵权人员的民事责任及实现其它权利时，具有法定资格的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依据法定程序代公司提起的诉讼。它源于英国1864年东潘多铅矿公司诉麦瑞威泽案的判例。该案创设了这样一条规则：如果少数股东指控控制公司的人欺骗了公司，则该少数股东可以以公司的名义提起诉讼。⑴目前，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规定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美国，罗伯特•W•汉密尔顿专门论述了衍生诉讼制度（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也明文规定了此种制度。在法国，法院于1893年即准许股东行使代表诉讼。在日本，1950年修改《商法典》时规定了股东的代表诉讼。德国⑵、西班牙⑶、菲律宾⑷、韩国⑸，我国台湾地区亦规定此制。因此，我们应尽快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完善公司立法。

要想更清楚地认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我们应从以下几个特征来把握：

第一，股东代表诉讼是基于股东所在公司的法律救济请求权产生的，这种权利不是股东传统意义上的因其出资而享有的股权，而是由公司本身的权利传来的，由股东行使的。因此，我们要注意区别股东代表诉讼与股东直接诉讼的区别。

第二，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须是公司的股东，一人或多人联合提起诉讼均可，但是并非只要公司的股东就可以提出诉讼，不同的国家对此均有限制，以防某些恶意的股东进行滥诉。

第三，股东知识作为名义上的诉讼方，股东没有任何权利、资格或权益。也就是说原告股东并不能取得任何权益，法院的判决结果直接归于公司承担。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丁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上述股东各方充分协商，就投资设立_________（下称公司）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拟设立的公司名称、经营范围、注册资本、法定地址、法定代表人

股东各方：

甲方：法定地址：

乙方：法定地址：

丙方：法定地址：

丁方：法定地址：

经上述股东各方充分协商，就投资设立

我接手董事长工作以后，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把中能“我们不一定是最大的，但我们一定会成为最好的”这一核心理念贯彻于公司各项工作中，溶化于员工言行中，使其成为引领公司发展的旗帜，上次董事会我们一块研究了公司的发展思路，这一次我想谈谈整体工作思路。

一、公司的特色

中能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企业，它出身于小煤窑，又是一个跨所有制、跨行业、跨地区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虽然过去我们曾多次说过它有很多优势，但在发展中也有几个突出的弱点:

1、优而不强。是说我们虽然有在国家规划区的优势资源，有地面的优美环境，有较为优越的铁路专用线，但是陕北几个大的煤矿建起来后，我们有的他们都会有，而且规模要比我们大，标准会比我们高，所以这些硬件只能是优势而不是强势。

2、快而不好。“好”是按照十七大报告界定的概念来说的。这几年我们发展速度确实快，几乎一年一个台阶。正因为快，就出现了在企业管理的“三基”工作比较薄弱，经营理念比较传统，运行模式比较落后，产业结构还不合理等问题。

3、多而不力。我们员工队伍还比较庞大，人员结构还比较复杂，团队战斗力还不十分有力，在队伍建设上还要下更大功夫。

摘要股东提案制度以股东行动主义理论为预设基础、以保护中小股东合法利益为己任。是否存在积极股东决定本制度引入的正当性以及是否有利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反映出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与否。集体行动理论视角下的股东提案制度，因机构投资者和非理性小股东可能成为积极股东而具有正当性，与我国公司治理现实相比较，有一定的前瞻性。现有制度设计在实现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立法目的上尚存有限制非理性股东行使权利、制约提供小股东激励等设计缺欠，需进一步降低持股要件，限制控股股东权利，扶持机构投资者。

关键词股东提案；集体行动理论；积极股东

股东提案制度作为一项全新的重要制度设计在新公司法第103条第二款得以体现和确认，它自产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保护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重任而为人们所期待。然而，一项制度引入是否具有合理性、制度设计是否科学，将直接影响制度的立法目的的实现。本文拟从集体行动理论角度对我国股东提案制度之合理性、科学性作一分析。

一、股东提案制度之经济学分析路径

(一)股东提案制度存在之正当性验证路径。制度设计需要理论支撑，以保障其合理性，股东提案制度同样也不例外，它以股东行动主义为预设理论基础。股东行动主义是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发展起来的外部股东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行动理念，该理念认为股东作为公司的出资人和所有者，出于关心公司良好发展目的而成为积极股东，用手投票影响公司人的行为，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观点得到众多学者的赞同，美国学者卡尔森认为所有者如果是积极的、有能力的并且定位准确的话，将在创造价值、实现商业繁荣中发挥关键作用。公司股东愿意积极行动参与公司治理，以此为前提设计的股东提案制度立法目的的实现，必须依赖这一制度之权利主体的能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换言之，只有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股东的存在，或只有股东发表意见试图对公司施加影响，股东提案制度才有立足之地，才可能发挥其功用。验证了积极股东之存在，即验证了股东提案制度之合理性。

(二)股东提案制度设计之科学性验证路径。股东提案制度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制度设计本身能否实现预设之立法目的。学者普遍认为，提案权是公司法赋予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是保护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特别措施，即股东提案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凡有助于这一目的实现的制度设计，即为科学的制度设计。反之，则设计不科学。因此，验证股东提案制度的科学性，即是验证现有股东提案制度能否有助于保护中小股东之合法利益。

【英文标题】AnAnalysisoftheNoticeSystemoftheGeneralMeetingofShareholdersandAReviewofItsDrawbacks

JIANGDa-xing

(SchoolofLaw,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93,China)

【作者】蒋大兴

【作者简介】蒋大兴，南京大学法学院，南京210093

蒋大兴（1971—），男，湖南邵阳人，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现有文献将控制权收益定性为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这一定性扭曲了大股东侵害的实质，导致了一系列无法解释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对现有研究中关于控制权收益和大股东侵害的理论作出了修正，指出并论证了控制权收益是控制权成本的补偿，是控制权的风险溢价，它的实现载体是控制权作用于公司治理绩效改进所产生的增量收益，它与大股东侵害无关。本文进一步提出超控制权收益这一新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及其与控制权收益的本质差异作出了界定和分析，解构了大股东的利益结构，指出大股东侵害的实质是攫取超控制权收益。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作出了新的理论解释。

关键词：控制权收益超控制权收益大股东侵害公司治理

一、引言

早期的公司治理理论关注的重点，是在股权高度分散下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目的在于寻找一套激励兼容的制度安排，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法经济学”，则试图揭示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冲突，这一冲突主要表现为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害。

在相关的研究中，大股东对小股东侵害的产生，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大股东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具有侵害小股东的天性(李增泉等，2005)，二是大股东因掌握控股权而对公司具有控制权。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方式是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谋求收益(GrossmanandHart，1988)。Johnson，LAPortaetal(2000)将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权收益的行为比喻为“隧道效应”(tunneling)，意即以隐蔽的方式掏空公司。La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2000a，以下简称LLSV)发现，这种现象在许多国家非常普遍。LLSV(1999)，Claessensetal(2002)发现，在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其现金流权发生分离且分离程度越高时，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欲望就越强，侵害程度就更加严重。

LLSV(1997，199g，1999，2000a，2000b，2002)的一系列研究从法律保护的角度，解释不同国家资本市场发展和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状况的差异，认为在法律保护相对完备的国家(如英美法系国家)，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相对较弱；反之，在法律保护缺失或较弱的国家(如大陆法系国家及其他国家)，这类现象就相当普遍且严重。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法律制度可以约束大股东的剥削手段并给外部投资者提供保护。同时，在法律保护较弱的国家，如果股权高度分散，外部投资者的权益则更容易为内部人所侵害从而更没有保障。

一、股东的诉权

英国爵士韦德曾言：权利和救济不能分离，并且救济的属性决定着权利的属性。{1}诉讼是最重要的救济途径，是以公权力为保障的救济方式。传统诉讼理论认为，诉权是国家法律赋予社会主体在其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时，请求审判机关通过审判方式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或权能。“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是社会主体享有诉权的前提条件。{2}

股东享有诉讼权。股东诉讼可作不同分类：按受益主体可分为：为己之诉（直接诉讼）和为他之诉（派生诉讼）；按诉讼相对方可分为：对公司之诉、对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之诉和对其他股东之诉；按诉讼内容可分为：侵权型诉讼、参与型诉讼、请求型诉讼和裁决型诉讼等。其中直接诉讼与派生诉讼是最重要的分类，股东直接诉讼以传统诉讼理论的个人权利观念为基础，派生诉讼则是突破传统诉讼理论观的产物。直接诉讼是指股东在作为公司成员所享有的个人权利受到侵害时所提起的一种诉讼。例如，请求支付已合法宣布之股利的诉讼、行使公司账簿和记录查阅权的诉讼、保护新股认购优先权并可能地防止对其比例利益的欺诈性稀释的诉讼等。派生诉讼又称传来诉讼、代位诉讼，是指当董事、经理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实施某种越权行为或不当行为时，由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或股东大会对此不提起诉讼，而由一个或多个股东代表公司对越权行为者或不当行为者提起的诉讼。{3}股东的派生诉讼权是法律直接规定的具有一般权利性质的诉讼权，是股东作为公司成员享有的一项权利；而股东的直接诉讼权是股东的一般权利受侵害时具有救济权性质的诉讼权。由于派生诉讼权是一项具有一般权利性质的股东权利，其仅可能存在于股东身份的存续期间，一旦股东退出公司，将不再享有为公司利益提起诉讼的权利。本文要探讨的是具有救济权性质的股东直接诉讼权。

股东退出公司之后的诉讼可以分为继续未完成的诉讼和提起新的诉讼。{4}继续未完成的诉讼是股东在其提起诉讼的进行期间退出公司，但诉讼并不终止，退出的股东仍以当事人的身份继续该诉讼；提起新的诉讼是股东在正式退出公司之后才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二、股东诉讼的基础：身份还是权利

（一）股东身份与股东权利的关系

摘要通过对创业团队裂变调查、创业股东利益博弈分析，提出了创业团队在利益博弈过程中的弱势股东守弱成功理念及在这种理念支撑下在由内而外的“二把手”创业实践。

关键词创业管理利益博弈守弱成功

创业团队的聚散，始终是创业者、想创业者关注却又在遗憾当中无可奈何的事，似乎也只能慨叹一句“共苦易，同甘难”的千古名言而已。然而在大家对着数不胜数的案例出神，在进一步分析之后拿出药方——尽管谁都希望能有这样一个药方？笔者开不出药方，但想通过对创业团队的根本利益进行博弈分析，提出现实创业过程创业团队在利益博弈过程中守弱成功的观点及在这种理念支撑下在由内而外的“二把手”创业实践。这个观点也是笔者多年创业的点滴体会、认识。

创业团队聚散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呢？在2004年6月对200多位在职工商管理研修班的学员组织了《创业管理调查》活动，其中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请您列出中国现阶段创业团队散伙的3个主要原因？统计分析后，排在前三位的原因是团队矛盾（26%）、利益分配（15%）、有效沟通（12%）。团队矛盾的背后或多或少的有利益的成份在，如果把这两项合计占41%，而被竞争对手打败的只有1%。读着这样的数字，我们很自然的想到了《阿房宫》里的名句：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在创业团队中，一种最直接的利益表现形式是创业团队成员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下来。实际上在我国目前阶段，还有一部分的股东形式是用一种潜规则的形式或隐藏的方式表现的或者说无法用文字来描述的。无论是前者明确表达的方式还是后者隐藏的方式，在创业企业的管理、决策、运营、利益分配等方面均会有强势、弱势的表现。现代经济学在分析经济问题时，都假定人是经济人，是理性的经济人，人的自利行为是理性的。因此，创业团队在创业利益分配时会有不同的行为动机、表现。

假设企业现有100万元的可分配利润，企业有两个股东分别是强势股东A，弱势股东B。股东A占公司60%的股份，股东B占企业40%的股份。如果按照各方所占公司股份分配的情况，是很好计算的，A分配60万，B分配40万（见附图）。在日常运营中股东A管理公司的财务与市场，当公司有现金流困难的时候股东A常常能为公司提供现金支持，股东B是技术入股的，负责公司研发与工程服务工作的。

股东权即股东基于其股东资格而享有的，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与监督的权利，分为自益权（或称个人性权利）和共益权（或称公司权利）两种，主要包括股利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新股认购优先权、表决权、知情权和诉讼权等等，在以股份制公司为主要企业形态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股东权无疑是一种十分重要、普遍而又年轻的民事权利。随着我国公司法逐渐从宣传立法阶段向深入实施阶段转化，公司立法上的粗疏与操作性之欠缺显露出来，股东权的保护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从股东权的角度看，股东权的司法保护是国家对股东的程序性权利的保护和实现，即股东的诉讼是提起权，它是现代公司法上公认的“股东所享有的一种基本的诉讼权”。股东提起的民事诉讼有两类，一为直接诉讼、一为派生诉讼。我国《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显然，该条所规定的，基本上属于直接诉讼的范畴，而对于股东的派生诉讼，该法并未作具体规定，但是如果运用民商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应该说还是有规可循的，本文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条文，为基础，结合公司基本原理和股东权案件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就股东权的司法保护的若干方法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同仁。

一、股东提起的直接诉讼

所谓股东的直接诉讼，是与股东的派生诉讼相对而言的，是股东在自己所享有的（而不是公司的或者全体股东或者他人的）个人性权利和利益遭受损害时，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基于其股份所有人的地位，向公司或者他人提起的诉讼行为。这其中也包括股东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即如果受损害的是某一类的性质的股东，则其中某些股东可以推选一名或几名代表人为维护受损害的全体股东而提起诉讼，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上是有规定的，即代表人诉讼制度，属于股东直接诉讼的一种，代表人提起诉讼在于维护自己和他所代表的个人的个人性权利（自益权）和利益。

董事是由股东选举的，经理是由董事会聘任的，董事、经理与公司及股东的关系，基本上属于一种委任关系，具体言之，主要包括董事、经理对于公司、股东的注意义务、忠实义务和其他法定义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存在着相关的规定。所谓注意义务系沿用英美法系的说法，相当于大陆法系的善管义务，是一种传统的法律义务，即董事作为公司的受任人，对公司负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它要求公司董事和经理从事公司事务时，以一个普遍董事在正常情况下所能够谨慎从事的标准来活动，它偏重于对董事工作之谨慎和后果的考查；忠实义务原来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现代公司法上多将其纳入法律义务的范畴，根据我国《公司法》第59条规定，它是指董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它偏重于对公司董事、经理主观心理和态度方面的考查，诸如擅自与公司成立交易、擅自以公司财产为个人信贷提供担保以及违反竞业回避规则等。

如上述，既然董事、经理、监事等对公司和股东负有诸种职责，那么一旦其违反上述义务，实施了不法的行为、不公平的行为、有背于公司宗旨、章程的行为、以及滥用权利的行为，侵犯了股东的合法权益，则就在客观上产生了股东的实体上的诉权，相应地在程序上产生了股东的直接诉讼的提起权。总体上讲，在目前中国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允许的范围内，从可操作的角度出发，对于侵犯股东和公司利益的不适行为，股东除了通过公司内部程序处理之外，可依法提起的直接诉讼包括以下五种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