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范文10篇

最近国内学界，许多人呼吁建立中西合璧的西方古典学①。现代西方古典学从18世纪末到二战为第一阶段，从二战到当今是第二阶段，但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之上，即19世纪德国古典学。18世纪后半叶的德国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思潮以古希腊为典范，不同于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偏重古罗马的古典主义，为古典学的诞生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它是通达“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本质”的最根本途径。古典学的基础与核心是古典语文学(klassischephilologie)，包括古典语言，语法、词汇、方言、格律等方面，以及文献学，包括校勘、考证、作品真赝、创作年代、作者身份等。古典语文学的主体是古典文学。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古典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与研究情况。这里的文学不仅指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也包括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修昔底德的《历史》等哲学、历史著作;还包括文学理论或艺术理论著作，如亚里士多德《诗学》、朗吉努斯《论崇高》等。文学的研究仅指对这些著作从文学的角度进行诗学、美学的阐述、批评及对文学理论本身的研究;不包括政治、历史、哲学层面的研究，如对柏拉图《理想国》的伦理、哲学或政治研究不是本文的对象;但对其进行诗学的研究却一定在本文范围之内，如王柯平《＜理想国＞的诗学》等。西学东渐的初始阶段是没有文学、历史、哲学的区分，随着研究的深入，专门化了。哲学、历史方面已颇有成就，如《西方哲学东渐史》［1］、《希腊史研究入门》［2］，只是文学还未有人问津。古典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按照其发生的机缘与研究范式的嬗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前，“改良群治”、“营构思想”、“归化”阶段;20世纪50—8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文治”大业;20世纪90年代后，走向古典学的自觉。前两个阶段的主要目的不是文学本身，而是肩负着文以载道的重任。但第一个时期与第二个时期还是有区别的，第一个阶段虽然也有很浓的政治味，但古典文学却是“新娘”，欣赏和崇拜，争相译介，以此为荣;而第二个阶段却完全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成了说教的“老太”，译介研究的人，也是被安排改造的一些“问题”人。第三个阶段，古典文学不再背负历史兴亡的包袱，翻译、研究都比较客观，回到了文学自身，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成就。三个阶段是中国社会本身发展选择的结果，也是两者互动的结果。

一、20世纪50年代前，从包装推销到“改良群治”、“营构思想”主动引入

由于古希腊(公元前800年—公元前146年)、古罗马(公元前753年—475年)与当时中国相距遥远，中间隔着广袤的中亚、西亚，在当时境况下，两国直接交往的可能性很小。东汉时，甘英曾到达红海而返;“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孙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实对”［3］，但其后不知所终。唐时，景教曾传入中国，武宗时禁而绝。蒙古人对基督教比较宽容，但随着元朝的灭亡销声匿迹。明清基督教士较大规模来中国传教，“那个时代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中，有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画家、音乐家、水利专家、发射专家，确实可谓‘群贤毕至’，什么人才皆有。他们能推算日食，能铸造大炮，能绘制地图，建浑天仪;用拉丁文写作让欧洲人了解中国，又用中文写作让中国人了解欧洲。”［4］最早介绍西方文化并具有一定影响的是利玛窦，他用中文写了哲学和宗教方面的著作，使中国人认识了经院哲学的逻辑，如1603年写的《天主实义》”，再如艾儒略《西学凡》概述西学各科内容，最多的当然是基督教典籍的翻译与刊刻发行。他们把基督教义比附中国传统哲学，如“理学”、“道”等，以及“细论几何之学与修齐治平之学”［5］。如:托马斯《神学大全》，罗明坚《天主圣教实录》，汤若望《主制群徵》，南怀仁《教要序论》等。以学术的面貌出现，易于为中国士大夫接受，如利玛窦《几何学原本》收入了《四库全书》。“礼仪之争”后基督教在中国遭到全面禁止，中西刚刚接触即又隔离。19世纪中后期特别是甲午战败，有志之士开始认识到“民有智则有民，民无智则无国，智也者，民所以自主、自由、自立，亦即国之所以自主、自由、自立者也”，“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意欲通过师法域外文学，改造乃至重建中国文学，以此来，重建中国思想文化，并进而征服中国的文化危机。中国人开始主动引介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典文学。古典文学的翻译始于《伊索寓言》。早在明清时，传教士们就译过《伊索寓言》如，利玛窦、庞迪我、金尼阁等。1840年广东报出版了传教士翻译的《意拾喻言》(即《伊索寓言》)，1888年天津时报馆出版了《海国妙喻》，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杼和严复侄子严培南、严璩合译的《希腊名士伊索寓言》，共收寓言280则，1909年陈春生用官话翻译《伊朔译评》，共收200多则。除了寓言，神话、史诗、哲学、历史等著作大量被译介。1928年世界书局出版汪倜然的《希腊罗马神话ABC》，创造社出版部出版邓均吾译《希腊神话》和1930年谢云逸译的荷马的《伊利亚特故事》。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张师竹、张东荪根据Loeb丛书用文言译出的《柏拉图对话集六种》，1934年出版郭斌和、景昌极据希腊原文译校的《柏拉图五大对话集》及傅东华的《奥德修纪》等。由于强烈的功利性，这段时期的翻译方式主要是意译和达旨。如汪倜然的《希腊罗马神话ABC》第十章安德里翁与月神亚谛摩斯恋爱，作者只是大致介绍了剧情，然后自己再做些阐释:安迭迷恩与亚谛摩斯的恋爱是希腊神话中一个极美丽极含诗意的故事，安迭迷恩是腊德摩斯山上一个牧羊人，长得非常美貌。有一夜，月神亚谛摩斯……安迭迷恩的故事极富于诗意，他好似一个少年诗人。

正如书名，这完全是一种向蒙童讲故事的口吻。为了吸引国内读者，这时译介都按照传统的阅读习惯、审美趣味、道德伦理等对原作的情节、叙事结构等方面做了严重的增删和改译。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说还是比附，不是洋人而是国人主动这么去做，目的是为了通俗化、大众化，从而达到新民的目的，和前面传教士相比都有一个共同的“归化”模式。当然为了一些异国情调，他们也常常弄些新鲜的名称，如人名的音译等，但骨子里，却被“归化”了。汪倜然几乎把希腊罗马神话装扮成一部中国传统的仙人异闻集。其它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也是如此，如谢云逸译的荷马的《伊利亚特故事》等。研究基本上是在哲学、历史范围内开展的，如1930年世界书局出版朱公振编著的《希腊三哲》，1934年出版严群《柏拉图》等，整个阶段成果屈指可数。因为基于启蒙和救亡的需要，国人的眼光主要专注于西方(包括日本)近现代的作品，而文学似乎还在尝鲜阶段，还没来得及回味。但他们在译介的时候也对这些被翻译的作品做些阐释，如汪倜然的《希腊罗马神话ABC》对故事的阐释，以及该书例言，前四章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学研究，不过介绍性强，是一种导读性质。这一时期对古典文学还是很陌生，各种工作刚刚开个头，在那个年代已经实属不易了。正如李泽厚所说，启蒙刚刚开始，这种思想的洗礼很快就让位于民族的救亡运动，“改良群治”、“营构思想”很快就让位于各项革命斗争实践了。

二、20世纪50—90年代前，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文治”大业

如果说前一个阶段主要是为了新民新思想的启蒙而译研古典文学，这一阶段古典文学译研则是社会主义“文治”大业的一部分。1978年前与后虽些微差异，但都完全是用政治观照文学。建国后，“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因被视为世界文学的宝贵遗产而得到足够的重视。20世纪50、60年代翻译出版的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除少量是民国初期的旧译外，大部分都是新译或重新修订的译本。”

一、前言

当今越来越多的学生对古典文学渐渐的失去了兴趣，但又迫于教学安排，去应付考试，拿到学分，致使他们呆在教室如坐针毡，“身在曹营心在汉”。很多学生甚至对古典文学的存在价值都产生了怀疑，质着“:我们花费这么多时间学习古典文学，究竟有何用处?”而教师在举例证明古典文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毫无底气，口是心非。文学变成枯燥的理论课或文学史，文学解读及其能力的教与受脱节，教学目标脱离社会需要……古典文学的教学脱离实际，陷入了重重误区，古典文学教学迫切需要寻找可行的新出路。鉴于不是很乐观的形势，笔者拟探索一下古典文学教学的新策略，以谋古典文学得到一线曙光。

二、深化教学方法的革新

素质教育主要贯穿现代教育的以学生为本即以人为本的理念，教师对学生的价值导向是突出的，主要采用共同探讨、平等研究这种方式，以提供学生对知识、文化和价值观等的比较、思考、鉴别和选择。故教师要突出他的引导作用，把更多的时间与思考交给学生，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激发兴趣，产生积极的教学效果。固然，万事开头难，但习惯成自然，新事物诞生后需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为人们所接受，那时广大师生便可以共享甘之如醴的教学成果。

三、启发式教学手段的运用

启发式在课改中诞生的一种科学教学法。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运用各种方式“诱导”学生，启发他们的智慧，挖掘他们的智力潜能，以引导他们富有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地去学习和掌握新知识，乃至开拓新知识。教师讲解时，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套路：先巧妙提出问题，再激发学生分析问题的兴趣并引爆行动，最后与学生共同求解。

关于古典文学研究与当代意识问题,在我看来,本不成为问题。因为研究过去,总是为了现在和将来。不管哪个时代,谁也知道,著书立说,是给当代和后代的人看的。问题是自觉与否。

例如王国维,他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改正了殷商先王的世序,从而纠正了《史记·殷本纪》的错误,使后人研究“兄终弟及”的王位承袭制度时,更准确地理解了“国赖长君”的道理。

这看起来似乎和我们当代无关,是纯学术的研究。其实不然,它正反映了人类社会进化的逻辑:奴隶主政权为了统治的巩固、秩序的稳定,它深思熟虑,设计出当时认为合理的王位继承方案。这一方案直到春秋时期,吴国还在继续实行这一制度;余波所及,北宋的杜太后还曾嘱咐宋太祖死后应传位于弟赵匡义即后来的宋太宗。那么,这一制度后来怎么又让位于父传子的世袭制呢?原来兄终弟及制多次发生抢班夺权、兄弟相残的现象,因此认为索性确定立嫡长子,以免旁支的觊觎。当然,如无嫡长子,则立贤。而所谓贤,全凭“父皇”的认定,这就必然产生伪装,如隋炀帝之蒙骗其父隋文帝。这一继承人问题,纷纷扰扰,不但苦恼了中国,也苦恼了外国;不但苦恼了古人,也苦恼了今人。迄今为止,民主国家的总统直选制,勉强为这一纷扰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们现当代人懂得这些,就既明白历史是这样过来的,一切存在过的都有合理性;但又知道它不断地在走向它的反面,由合理的转化为不合理的,最后,皇权的专制必然为民主的政治所取代。所以,研究过去的一切,首先是求“真”,即求得历史的真相。

但,一切过去的“真”,既有善的,也有恶的。我们继承发扬善的,批判扬弃恶的,无论正反面,都可给后人以裨益:惩恶而劝善。

求“真”与“善”,是哲学和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任务,而文学则在“真”、“善”基础之上更追求“美”。孔子早就指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可见文学艺术拥有“美”的专利。之所以出现“文”、“理”现象,背景或实质是由于“情”与“理”的存在。求“真”与“善”,是理性的思维活动,而求“美”,则是感情的思维活动。我们常说的逻辑思维即前者,而形象思维则指后者。

语文教学中，作文教学是最重要的内容。它是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反映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学生语文素养的集中体现。在提高学生作文综合素质的教学中，积累是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之一。而古典文学作为作文教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作文教学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怎样才能发挥传统古典文学的作用提高作文水平呢？我觉得应该注重以下及方面的积累：

一、词汇的积累文学的传承性是语言类作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而作为语言类文学作品的承载者，词汇的传承是最丰富的。而作为中学生来讲，由于其阅读范围的限制，学生的词汇量还不是很大，所以在传统文学教学中，如果能把词汇的积累做好，将对学生作文水平的提高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和现代词汇相比，经过历史的沉积、沿革、发展，文言词汇更言简意赅、概括力更强、更能表现出丰富的内容。如果学生能在词汇积累上做的好，那么对提高作文的表达能力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所以在传统文学教学中，我们一定要注重词汇的积累，为作文教学提供帮助。

二、典故的积累典故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精华的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最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东西，“画蛇添足”、“叶公好龙”、“卧薪尝胆”、“自相矛盾”、“守株待兔”、“三顾茅庐”、“负荆请罪”等等一大批耳熟能详的典故，本身就沉积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学生在学习古典文学中，如能更多的积累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典故，并能在作文中如能恰当的运用，一定能使作文水平不但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还能收到表达丰富、言简意赅的效果。同时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典故是学生特别喜欢的内容，其他的可能记不住，但典故却有异常的兴趣，不但记的牢，而且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合情合理。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内在接受性。如果我们在作文教学中能充分运用典故积累的作用。必将对我们的作文教学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优美诗词的积累从《诗经》到《楚辞》，从诸子散文到汉魏歌赋，从唐宋诗词到元明清小说，丰富的传统文学作品中到处都是优美诗词，从“溯回从之，宛在水中央”的优美意境到“操吴戈兮披犀甲”的悲壮。从“大江东去浪淘尽”的慷慨激昂到“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婉约，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闲适到“车粼粼，马萧萧，行人弓剑个在腰”的紧迫。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学体系当中，这样的优美诗句，这样这样迷人的意境，如果学生能在学习传统文学的中积累起足够的的素材，对于学生提高古典文学素养，提高学生的语文知识的运用能力，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

四、思想文化的积累文以载道，这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传统。所以传统文学不仅仅是文学的延承和积累，更是思想的传承和光大。在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学作品中，蕴涵着中国最光辉、最灿烂、最智慧的文化内涵。无论是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还是儒家“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墨家兼爱的博大，法家的严谨求真，都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人性化的思想。而范缜的无神论，佛家的宽容，道家的天人和一，无不体现了中国古人社会与自然和谐的理想和睿智。这和我们当今提倡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治国理念真是不谋而和。我们不能不佩服中国古人对人类自身的合理理解，创造性的社会理想，以及通古阅今智慧。所以如果我们能在传统文学教学中把这些优秀的思想融于其中，必将在塑造人、升华人、改造人、完善人的教育活动中赋予人最丰富的思想，最美好的精神，最感人的品格。这是传统文学教学中最不可或缺的。

五、人格的积累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具有中国最优秀品质的民族精英比比皆是。那是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最宝贵的资源，是塑造健全人格、培养优秀品质的重要途径。在历史长河中，屈原的爱国情怀、伯牙子期的友谊、勾践卧薪尝胆的励志、刘兰芝爱情的坚贞不屈、陆游抗击外侮的斗志、岳飞从容赴死的激昂、以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意识。都是我们语文教学中最可宝贵的资源，是我们在课题研究中认识到的、有开发潜力和利用价值的优秀内容。

一直为自己爱读书而感到幸福，没想到有幸做了语文教师。因为这个职业注定了与书有缘，与书相伴。福哉！幸哉！我钟爱中国的古典文学，每每神游其中，便会想起陶渊明的“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心有戚戚焉”。多年的阅读坚持，不论是知识的拓宽方面，还是专业素质的提高方面，我都获益颇多。或许是教师的职业习惯吧，我发现有许多的文章，细细品味，它们都会有异曲同工的妙处。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琵琶行》和《明湖居听书》，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传诵千古的诗歌———《琵琶行》，是诗人贬官江州次年所作，是一首抒情性的叙事诗。此诗以出色的对音乐的描写和对人生境遇的慨叹以及流利婉转的诗语而享誉后代。《明湖居听书》是《老残游记》中历来最受称赞的一段。《老残游记》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作者是刘鹗。《明湖居听书》又名《白妞说书》，原回目是《历山山下古帝遗踪，明湖湖边美人绝调》；这是我国小说中以散文化的语言写听觉形象的绝妙文字。作者通过精彩的工笔描绘，将无形、无色、无味的声音写得形象具体，生动地展示了王小玉高超的演唱技艺和作品艺术魅力。

《琵琶行》和《明湖居听书》两篇文章虽然跨越历史时空，文体也不同，但从塑造艺术形象的方式来看，两者都属于叙事文学，而且都以出色的音乐描写而倍受后人推崇。不仅如此，我们发现二者在对声音的描绘时，都不约而同地运用了生动、贴切且独具匠心的比喻修辞，状无形之物如在眼前，可触可感。《琵琶行》中，作者运用生动的比喻和富有音乐美的语言，描绘琵琶女极为出色的演奏：用“如急雨”的比喻来表现声音的粗重和急促；用“如私雨”的比喻来形容声音的轻柔舒缓；用“莺语”来表现乐曲的婉转悠扬；用“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比喻来形容小弦大弦交错弹拨声音的圆润错落；用“泉流冰下”和“冰泉冷涩”来表现乐声的缓慢、凝滞；用“裂帛”来比喻四弦齐拨的声音的清脆悦耳。这样一来，不仅使无形、无味、飘忽易逝的声音变得具体可感，而且琵琶女的凄凉身世也通过她精湛的演奏技巧表达得淋漓尽致，使听者从乐音中深切体会到弹奏者所要表达的深情。正因为如此，诗人才会在跌宕起伏的旋律中感同身受，以致“青衫湿”，宦海浮沉让他心力交瘁，直面现实，却仍落得“沦落天涯”的下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表达了诗人和琵琶女的共同命运。

与《琵琶行》相比，《明湖居听书》中的比喻运用显然更胜一筹。刘鹗是一位善用比喻的高手。如文中“弹三弦的一脸疙瘩”，在他的笔下是“风于的福橘皮”；黑妞演唱的声音清脆婉转，如“新莺出谷，乳燕归巢”；白妞的眼睛清澈水灵、神采飞扬，“如秋水，如寒星，如宝珠，如白水银里头养着两丸黑水银”，真是绝妙之极。当然，更绝的还是对白妞的演唱声音的描述。比如，他用“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来比喻声音的高亢激越，用“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盘旋穿插”来比喻声音的婉转回环。

除此，作者还运用感觉来写听觉，如“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得入耳有说不出的妙境：五脏六腑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帖；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个毛孔不畅快”。把美妙的声音写得那么具体，那么活灵活现。“这一出后，忽又扬起，像放那东洋烟火，—个弹子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横散乱”，想到东洋烟火那光影迷乱的形状和颜色，我们就已经陶醉在白妞那迷人的唱腔中了。这是以视觉印象来写听觉印象。“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来峰削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愈险愈奇。”这也是以视觉印象来写听觉印象，将无形之声描绘得具体有形，生动地写出了那节节高起、出神入化的境界。《琵琶行》与《明湖居听书》都是历史上脍炙人口的名篇。虽然二者在体裁和表现主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都是以对音乐的出色描写而著称。《琵琶行》中是以声喻声，以听觉写听觉，而《明湖居听书》中，除以听觉写听觉外，还以视觉写听觉，从听众的生理感受角度写听觉，这无疑是一种创新。

这种打破界限、运用移觉的方法，可以更生动、更形象地反映出难以传达的音乐的美，增强表达效果。因此，二者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和古典小说中描写音乐的绝唱。

月亮是人类共有的天体，月亮自古以来在中国人心目中就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国人借助想象和联想，赋予“月”很多的别称。笔者借助工具书和文献材料，收集整理出以下类型月的别称：

一、借月形特征构成的别称及其修辞生成

许慎《说文解字·月部》：“月，阙也，太阴之精。象形。”段玉裁注释本徐灏注笺:“古文、钟鼎文象上下弦之形，日象圆形，故月象其阙也。”月的有些异称便遵循此原则，以形体来命名。其构成方式大致有两种：

1.由名词+轮（盘、镜、鉴、弓、钩）构成。如：玉轮、月轮、金轮、银轮、冰轮、半轮、玉盘、白玉盘、银盘、晶盘、玉镜、金镜、冰镜、水镜、玉鉴、金鉴、冰鉴、玉弓、玉钩、银钩等。在这些词中，后一个语素是中心词，其意义均表示“圆”或“半圆”，与月形相似。轮，本指车轮，因其图形是圆的，故人们便将它用来代月，它在表现月圆时，给月以一种旋转的动感；盘，本意是指古代盥洗用具，一般为圆形。

镜、鉴，即镜子，它的特点是平面光滑，犹如满月，用“镜”“鉴”指代“月”，让人感觉纯净、可爱；弓，本指射箭或发弹丸的器械，钩，本是悬挂或探取东西用的器具，这两个语素都有“弯曲”的意思，用它们指称“月”，突出展现了月缺的程度之深，显示了新月的“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上语素都含有比喻的意味，即“象轮子一样的月亮”、“象盘子一样的月亮”、“象镜子一样的月亮”、“象弓（钩）一样的月亮”。

2.由名词或形容词+“月”构成如：眉月、弓月、弦月、望月、朔月、却月、残月、朔月、新月、满月等。以上月的别称，后一个语素是实指的“月”。前一个语素均表月形，有的语素是跟月固定搭配，表示月相的变化，如：望月、朔月、新月；有的语素本身的形状象月的形状，跟月组合，带有比喻的成份，如：眉月、弓月、弦月、却月、残月、满月等。此外，借月形代月的词语还有：玉团、玉环、金丸、玉壶、金饼、团扇、圆舒、圆蟾、满魄、半轮、半蟾、缺蟾等。这类别称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如：“团、环、丸、壶、饼”的形状均象圆月的形状，这些语素跟“玉、金、扇”等语素组合指代月，增强了修辞的效果。另外，表月形的语素“圆、半”跟神话传说中指代月的“舒、魄、蟾”等组合的月的别称，也很具体形象。

一、因为生理、生存环境等方面的相似性，人们的生活习惯必然表现出相似性，而由人所构成的社会，也必然具有类似的历史、制度以及价值观念等等。

但是，也基于同样的原因，不同人种产生了生活方式的差异性，以及不同民族社会的各方面的差异性。人与人聚合成一个社会，根据语言、历史或者地理环境，产生独特的生活规范。这些规范有的成为样明文规定，那就是法律;也有的成为非明文规定，即所谓习惯。一个社会就是建立在这些规范上以各自的特色持续发展下去。当然，这些规范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保存着紧密的联系，形成一种尽可能不相冲突的规范网络，它在任何时候都存在于我们的身边，成为一个“环境”。我们可以将这个规范网络称为“规范环境”。任何社会都会形成这样的“规范环境”，而其历史也在其相对的平衡状态中展开，因此一个时期的社会总会体现出区别于其他时期的特征。

可是，构成规范网络的个别因素经常受到某些新发生的现象或者理论的影响而改变，这时候“规范环境”的平衡性就会被破坏而出现混乱，直到通过各因素的调适，从而逐渐趋于新的平衡。这样社会就进入新的发展层面和方向，等待另一次的变化。这正是思想史的普遍现象。文论是在“规范环境”中产生的，并且它自身也是“规范环境”的一个因素。因此，文论研究不只是对“文学自身的规律”的理论探索，对文论与“规范环境”其他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同样需要我们去探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之一，不过在文论影响甚至改变社会思想的方面，我们似乎关注得并不够。在“规范环境”的各种因素中，“个人观”是最为核心的。“个人观”是社会规范体系的枢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他个别规范①，因为人类社会原本就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愿望而发展的。

不过，同所有的“规范环境”的因素一样，“个人观”是在同其他“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发生变化的，而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明社会中，因为“规范环境”整体上会发生变化，“个人”观也就必然相应地改变内涵。虽然各个文明社会在“个人观”上有其相同性，可是它们不同的地方也非常多，尤其是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社会来说，“个人观”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能不培育出丰富的独特性。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文论，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它也是为中国传统“个人观”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贡献的重要部分。古诗不外乎是“吟咏情性”，它所表现的个人情性，与诗人所处社会对“个人”的普遍认知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将从这一角度来讨论中国古典文学的“自立”问题，进而说明文学理论给思想规范带来影响的可能性。这里说的“自立”，同我们通常所说的“自觉”意思相近，但也有所不同。“自觉”主要是指对自己的独特性有所认识而觉悟，而“自立”则是指不依赖他者而追求自身活动的独立性。只有当自身同他者处于相对的关系中，才谈得上“自立”的问题。虽然从“经济上的自立”来研究文学现象也很重要，不过这里重点讨论“思想上的自立”，也就是分析中国古代文论是如何不依赖别的思想体系而在自己的独立思想体系中展开活动的①。换句话说，当社会把文学活动认定为一个独立的精神活动，使之获得一种真正的独立活动资格的时候，文学就可以说是“自立”了。

二、很多人都主张，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自觉”时代是魏晋时代。

那么，“文学自立”时代是在什么时候，又是如何自立的呢?“吟咏情性”是人的重要活动，而不只专门的诗人是这样。所以诗歌在哪一个时代都会受到重视。诗在孔子时代似乎就已经获得“自立”，因为孔子很重视《诗》。可是，他重视的是《诗经》，而不是广义上的诗，也就是说，孔子重视的是《诗经》在教化上的意义，而不是教人积极作诗文而成为专门的诗人。孔子说过“学诗”，但没说“为诗人”，这说明孔子重视的是学者方面，不是作者方面的。文学活动有读者和作者才能成立。

【摘要】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华民族凝结的精神纽带，其独特的精神魅力，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丰厚的思想养料。本文从分析现状着手，阐述古典文学之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形势下古典文学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下树立科学的传统自信观，在扬弃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推进古典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和传播方式的创新，在世界不同文化的对比和互动中引导青年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推进我国思想政治工作的生态优化和创新发展。

【关键词】古典文学；当代青年；思想政治工作

党的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在会上着重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1]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古老的东方文明在新时代显示出旺盛的发展机遇，这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的方法。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上千年的积累与沉淀，其思想内涵和开拓精神构成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之魂。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浩瀚无边，文献总量规模巨大，举世罕见。中国古典文学生活化、形象化、大众化的特点渗透于思想和现实生活中，并对人的思想行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青年古典文学素养缺失，古典文学在现代教育中缺位。新时代传承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与现实国情相结合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我国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要挖掘古典文学中符合新时代的思想、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的思想政治工作资源，提升青年古典文学素养，以达成古为今用、深度融合的目的。

一、青年对古典文学的认知情况

2017年末，针对福建省非中文专业的青年、中学生对古典文学的阅读兴趣、学习态度、获取古典文学知识的途径和古典文学的时代价值重要性等方面进行抽样调研和访谈。访谈了9位青年和4位中学生，调研共回收有效问卷769份，有效回收率为96.13%。1.青年对古典文学有一定的兴趣，但学习主动性不强。调查数据显示，15%的青年表示喜爱看古典文学，有一定兴趣的仅占28.4%，但进入大学后会主动阅读的仅为17.4%。对古典文学不感兴趣的主要原因为氛围的缺乏（35.8%）、晦涩难懂（31%）、不实用（18%）、学校不重视（15.2%）。这表明青年对古典文学有一定的兴趣，对古典文学的价值理性认同，但学习主动性明显不足。73.1%的学生认为应该加强古典文学教育和全民普及。当问及旅行地的选择倾向时，倾向拥有传统文化资源旅游地的占21%，倾向娱乐休闲的占68%。青年对古典文学的认同表明青年对民族文化觉醒的迹象，是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但与选择困惑相互交织体现了其中不理性的成分。2.青年对古典文学价值有较高的认同，但对其具体的文化精神了解不深。选择“古典文学无价值”的只占3.5%，选择有“较大价值”的占35%，选择“非常有价值”的占45%，这表明学生对古典文学的价值有较高的认同。在调研期间，我们随机走入校园对15位青年进行了访谈，在问及相关古典文学知识和所蕴涵的文化精神时，能够引经据典的很少，多数学生可以提到在部分经典文学中阐释的家国忧患的爱国情怀、重视道义的道德准则等。但在问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冲突时的个人选择时，多数学生表示会倾向个人，有3位学生表示“视情况而定”，只有1位表示以集体为重。在问及“道德认知”和“道德践履”关系时，多数表示较少付之于行动。虽然访谈人数不多，但学生的回答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西方文化挤占了传统文化在青年心目中的地位，西方的价值渗透影响了青年的价值追求，社会伦理规范失衡，多数青年存在知行不合的情况。在影响学生古典文学素养的形成主要原因中，选择主要集中在教育重技能轻素养，学习功利化倾向、主体意识不足，这表明以古典文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课程建设、校园文化的深度融合不足。而青年对古典文学的价值认同是积极推动古典文学传播和教育发展的重要契机，能够为高校推广古典文学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高校在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有效传播、资源融合、价值引导上应有所作为。3.古典文学传播途径呈现多样化，但青年的古典文学素养并没有提升。“网络”已经成为便捷的学习方式被青年广泛接纳。随着互联网快速推广，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强大的电子检索功能配合海量的古籍善本电子版，让古典文学的在线教育资源也逐步丰富起来。但问卷中，关于获取古典文学知识的途径，选择书刊阅读的占47%，网络平台的仅占16.3%，选择电视节目的占22.7%，朋友家人的占5.1%。古典文学素养的形成和养成是有一个过程的。青年中小学教育阶段通过课堂接触了古典文学，到了大学古典文学类的课程几乎不再涉及。应试教育的“留白”和试后的“真空”以及进入大学、中学后氛围的缺失，使得许多青年对于古典文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系统地了解，没有足够知识的输入，正确、理性的文化观就难以形成。青年作为文化自信的主体也难以达到文化自省、文化自强的主体要求。

二、古典文学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

语文教学中，作文教学是最重要的内容。它是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反映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学生语文素养的集中体现。在提高学生作文综合素质的教学中，积累是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之一。而古典文学作为作文教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作文教学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怎样才能发挥传统古典文学的作用提高作文水平呢？我觉得应该注重以下及方面的积累：

一、词汇的积累

文学的传承性是语言类作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而作为语言类文学作品的承载者，词汇的传承是最丰富的。而作为中学生来讲，由于其阅读范围的限制，学生的词汇量还不是很大，所以在传统文学教学中，如果能把词汇的积累做好，将对学生作文水平的提高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和现代词汇相比，经过历史的沉积、沿革、发展，文言词汇更言简意赅、概括力更强、更能表现出丰富的内容。如果学生能在词汇积累上做的好，那么对提高作文的表达能力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所以在传统文学教学中，我们一定要注重词汇的积累，为作文教学提供帮助。

二、典故的积累

典故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精华的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最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东西，“画蛇添足”、“叶公好龙”、“卧薪尝胆”、“自相矛盾”、“守株待兔”、“三顾茅庐”、“负荆请罪”等等一大批耳熟能详的典故，本身就沉积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学生在学习古典文学中，如能更多的积累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典故，并能在作文中如能恰当的运用，一定能使作文水平不但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还能收到表达丰富、言简意赅的效果。同时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典故是学生特别喜欢的内容，其他的可能记不住，但典故却有异常的兴趣，不但记的牢，而且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合情合理。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内在接受性。如果我们在作文教学中能充分运用典故积累的作用。必将对我们的作文教学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优美诗词的积累

古典文学作品多元解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摘要随着新课标理念进一步推行，许多教师对新教材中占有较大比重的古典文学作品教学作出了一些积极的尝试，支持学生的个性阅读、多元阐释。学生能多元化解读古典文学作品固然好，然而一些教师却由此忽视甚至否定作品的本意而走向对文本的任意衍义。本文分析了古典文学作品教学的多元化解读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对策。

关键词古典文学作品多元化解读对策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教学有着明确的指导意见：“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带有更大的个人色彩。作品的文学价值，是由读者在阅读鉴赏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学生阅读的过程．其实就是发现和建构作品意义的过程。教师应该鼓励学生用自己的情感、经验、眼光、角度去体验作品，对作品作出有个性的反应，对作品中自己特别喜爱的部分作出反应，作出富有想像力的反应，在阅读鉴赏过程中，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不宜强求统一的标准答案。”这个意见的核心就是关注和重视学生对文学作品的个性化解读，而且对“个性化解读”的内涵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说明。作为文学作品的一部分——古典文学作品的教学当然也应遵循这一要求。

在新教材中，古典文学作品占了很大的比重，由于缺乏文言的语境以及我们过去对古典文学作品采取的教法是从作家、时代背景、作品内容、人物形象、主题到写作特点逐一分析，这些对生活在中外文化交融时代的中学生显然很难有吸引力，因此，古典文学作品在新课标理念下怎么“教”，也已成为中学语文教育的重点、热点，同时又十分自然地成了教学的弱点和难点。这一问题，不仅为众多学者所关注，也是众多中学一线教师关注的焦点之一。随着新课标理念进一步推行，在古典文学作品的具体教学实践中，许多语文老师积极开展探究性教学，努力为学生创设语文活动实践的机会，学生的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张扬，许多深刻、新颖、独到的见解应运而生，课堂教学因而变得生动有趣。这既是社会日趋多元化，人们思维日趋活跃、个性化的表现，也是随着新课标理念推行，学生思想不断突破僵化框框，敢于表达自己声音的表现。然而在这背后，也出现了一些剑走偏锋现象。

（一）漠视文本，刻意求新。新课标强调开展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强调尊重学生的独特感受和体验，有的教师对此缺乏正确理解，在教学中刻意标新立异。如有一位教师讲《季氏将伐颛臾》一课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这句话?我们都知道，本来季氏的着眼点是鲁国内部的权力之争，想通过伐颛臾为自己争权夺利增加砝码，这是孔子洞若观火的见解，这句话很好地表现了孔子高度的政治敏感和远见卓识。但有个同学却据“危而不扶，颠而不持，则将焉用彼相矣”一句，推断孔子认为季氏担心的是自己内部没有得力的助手。对这一明显偏离课文原意的错误推断教师竟然连声叫好，还呼吁其他同学为这位同学的“有新意的见解”鼓掌。难道为了创新，就可以凌驾于教材之上、随意误解甚至曲解课文作者的本意吗?

（二）忽视背景，主观臆测。古人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选入教材的古典文学作品除了以意境引人入胜外，就是以情感人：或喜或怒、或爱或憎、忧郁、愤激……这些都是由作者独特的处境、身世经历、思想倾向、个性特征以及文化修养所造成的。因此，教师在欣赏教学中若不让学生初步了解这些背景材料，就不能启发引导学生调动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以及文化素养去体验作者当时的情绪，也不能达到如见肺腑、如共痛痒那样相知相亲的境地，即那种“感同身受”的境地，这样学生难以真正感悟作者所表达的各种思想感情。

比如，如果对唐代的妓女与当今的妓女概念区别和唐代的文人有当时特有的作风等背景知识不了解，那么在学习《琵琶行》一文时，学生自然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白居易为何要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一个是朝廷命官、大文豪，一个是长安故倡，身份相差太大，这种感叹又何以会成立？对于这一问题，如果以现代的观念去理解，会觉得白居易很不正常。当今社会哪有行政官员或作家见到妓女引为知己的？即使引为“红尘知己”，可又有哪个会写文章昭告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