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范文10篇

【摘要】中国古典舞是在我国传统舞蹈艺术的基础上，以戏曲艺术为基础，进行创造性转化建立的一个新学科，中国古典舞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起步，如今已经形成一套日趋成熟的舞蹈体系。“身韵”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体现了中国古典舞蹈的精神与样式，也体现了现代人对历史的理解以及对情感表现方式的理解。“身韵”在中国古典舞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国古典舞身韵；中国古典舞；作用

一、中国古典舞概述

“中国古典舞”这一名词是1950年欧阳予倩先生提出的，当时，这一概念是指京剧、昆曲中的舞蹈，后来，吴晓邦同志在其主持的舞蹈干部运动训练班结业后成立了两个研究组，正式采用了这个概念，从此，“中国古典舞”这个名词就被沿用下来了，它的发展凝结了老一辈舞蹈家的心血，他们在继承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外来艺术丰富了中国古典舞的内涵。叶宁、李正一先后借鉴外来艺术经验整理古典舞教材，为中国古典舞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中国古典舞”这个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从广义层面来看，“中国古典舞”指所有被古典化过程“化”过了的中国舞蹈；而狭义的“中国古典舞”则指被中国舞蹈界所承认并达成共识的我们今天称为“中国古典舞”的特定舞种。中国古典舞不是从古代直接传衍下来的，但毫无疑问，它是古代舞蹈精粹的集中体现，唐满城先生曾说，说起古典舞，最好不要直接和古代题材、古代生活画等号，应该把二者作为在民族文化发展长河中有渊源关系的事物来看待。由此可见，中国古典舞有比较深厚的历史积淀，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演变，其动作方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民族风味。

二、中国古典舞身韵的产生与发展

在中国古典舞的建设发展阶段，“身韵”这一名词就已经出现，早期开设的身韵课程称为“身段”课，“身段”一词源于戏曲，它强调身体动作的美感，善于模仿戏曲表演中的舞蹈片段，强调认识身体三面两轴的运动关系。后来，身韵课程被称为“身法”课，“身法”体现了武术中的身体运动原理，强调认知空间运动的规律和特征。后来，“身韵”这一名词出现在报道中，李正一、唐满城老师高度赞同使用这一名词，并将曾经用过的“身段”与“身法”一词改为“身韵”。此后，以戏曲与武术为动作基因的“身韵”一词成为对中国古典舞身体语言进行建构和标示的代名词。“身韵”是对戏曲舞蹈、中国武术的动作样式和动作审美的继承，是中国古典舞动作语言与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典舞动作体系的核心。“身”是指身法，“韵”是指情趣、韵致、风格等。“身韵”是身体的韵味、气质和风格，是中国古典舞身法与韵律的总称。总之，从“身段”“身法”到“身韵”的概念的递进发展，反映了中国古典舞在发展中寻找独立空间的过程。

古典吉他以其优美的音质、丰富的和声、独特的曲目深深的抓住了我们每一位爱好者的心。在欣赏的同时，不由的会萌发出学习并演奏它的强烈兴趣。在经过最初级阶段的了解与学习之后，很多朋友对于进一步的提高开始茫然，不明确怎样去练琴，该练什么，如何去练。这篇小文是个人对学习古典吉他的一些感悟，放上来与大家共同探讨，或许对你我的思路都会有一个启迪。不过它不是一篇讨论最基础技术的文章，有些最基础内容将不会涉及。

一、姿势

在练琴时，需要有一个确定的姿势状态。良好的姿势状态标准需要满足：1、身体的放松；2、左右手的放松。这是达到完美演奏的基本条件。在坐姿演奏时，由于脚踩在脚凳上面，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与平常坐姿不同的稳定状态。踩在脚凳上的左脚，施加给身体一个向后向右的力，故需要通过右脚给予一个相反方向的力以保持平衡，这个力是向左向前的。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很容易找到右脚的位置应当放在身体的右后侧面。所以当坐在凳子上时，不应坐在正中间，而因坐在右前角，以利于右脚的合适位置。

身体与琴有以下几个接触点，左腿、右腿、左手、右手臂、右手和前胸。其中除了前胸以外，都属于主动接触点，三个固定点即可将琴良好的固定住。左右手需要自由的移动，不能固定；因此理想的固定点式左腿、前胸与右手臂接触点，右腿可以视为辅助固定点。

右手臂作为一个固定点存在特殊性，因为涉及的右手的移动与灵活性问题。在某些演奏方法时右手臂会离开与琴的接触点，比如泛音演奏等。右手臂担负着两大功能，其一是作为固定点，其二是作为右手整体的组成部分。它与琴身的理想接触位置，是在琴码的侧面延长与琴边缘的交汇处。这个位置能够使手自然的落在一个合适的拨弦位置上。

二、右手

一、景观设计的过于平面化

人们往往惊叹于设计图纸平面图案的美妙绝伦，但事实上，亲身置身于施工完的景观现场，完全体会不到设计者的“独具匠心”。大尺度的平面布置，使景观设计成为纯粹的装饰品，和人产生了很大的距离。然中国园林注重空间变化，讲究竖向尺度，重视与人的交流与对话。不同境界的次要景象围绕着主要景象，形成一个主次分明，景色多变的园林景观。每种景象本身又是一幅立体式的空间画面，随着观赏方位和角度的改变，都会使画面变化。通过并对景象进行详尽的分析比较和组合，设计出几条最佳的游览路线。这些路线把各种最佳动态观赏点和静态观赏点有机串联在一起，使所观赏的景象形成一幅有开合变化、虚实对比和节奏韵律的、统一的连续画面。现代景观设计者应该把握这其中的设计思想，在设计中把实际情况和平面图纸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从一开始就能从空间的角度、与人的交流方面考虑其设计，这样的设计才能散发出勃勃生机。

二、景观设计过于孤立

这里的孤立是指设计的东西没有与周围的环境和本身的地理条件联系起来。现在的一些建设者常用的方法：先整出一大片平地，然后把景观安排在视线最好，自己认为最满意的位置上，原有的天然石块被推土机埋葬了，原有的涓涓细流泉水都填平了，水进入了地下管道，肥沃的表土连着野花都用洗过的砂砾覆盖，引来一些外来的树木花草代替了原有的植物景观……，这样的“人造的天堂”。实际上是破坏了自然面貌，造成与四周极不协调的“风景污点”。中国园林却崇尚“自然”。从老庄思想到以表现自然美为主旨的山水诗、山水画和山水园林的出现、发展，都贯穿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哲学观念。这个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园林艺术的创作，强调“法天贵真”、“天趣自然”，反对成法和违背自然的人工雕凿。计成在《园冶》中论及叠山时，提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也是把“自然”作为园林景象创作的原则和艺术标准。

景观建设最理想的是利用自然界原有的地形，它是亿万年逐步形成的，具有自然界本身固有的协调，利用起来既省工力又有丰富的自然情趣。景观设计师在设计规划中要借鉴一下前人的思想，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向自然风景学习。自然界创造的风景，在宏观方面要了解它的地质构造，了解地形和水系的依赖关系，了解它的形态表现。有一定的熟悉以后，再进一步纪录自然风景在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过程。如果是准备利用开发的自然风景，还要进一步详细调查，要以土地的自然属性来决定它的用途。如果不加调查就武断的决定，它的利用就会遭到失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伴随武侠文化在社会上的流行，国内武侠小说研究曾出现一个短暂的热潮，学界先后出版多部著作，专题论文也逐渐丰富起来。但限于以往研究积淀的不足，学界对武侠小说文体概念、历史渊源的认识多存在模糊之处，武侠小说的学术研究往往文史不分（即将武侠小说的文学研究和中国游侠的历史社会研究混同起来），文体混淆（即将有关武侠的小说、诗歌、散文笔记等不作区分的研究）。而在武侠小说的历史演变这一问题上，由于学科方向的限制，已有研究也往往忽视唐前武侠小说。宋巍博士对上述问题深有感触，这是其撰写《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的主要动因。总结起来，该书在古典武侠小说作品文献整理、武侠小说渊源、武侠小说史的体系构建上，都提出了系统独到的见解，展现了武侠小说研究领域的新成就，如此也使该书具有了鲜明的特色。

一、文献辑佚贵在扎实

武侠小说是中华类型小说的重要一种，它为读者创造了一个侠气纵横、瑰奇灵异的武侠世界，历来受到读者青睐。应读者需求，历史上武侠小说代有佳作，异彩纷呈。遗憾的是，由于历史上对小说的歧视和学界对武侠研究的偏见，武侠小说方面的作品文献保存工作一直被忽视，作品散佚流失现象严重。为了弥补这种这种缺憾，学界作了大量的资料文献的辑佚工作，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中国武侠小说辞典》、《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观》、《中国武侠小说大观》等多部武侠小说文献辑录辞书，武侠小说文献辑录工作取得了空前成就。但限于体裁和编写目标的影响，这些辞书大多将辑录重点放在民国以后，对先秦至清的古典武侠小说用力甚少。在文献整理方面，由于大多是辞书类工具书体裁，文献多以音序编排，对文体类型、叙事主题、朝代时序等不太注意。有的辞书在资料整理上缺失现象比较严重，如宁宗一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在“作品编”的“唐前古代作品”中，仅仅收录《三王墓》、《老人化猿》、《李寄》、《杨大眼》、《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燕丹子》等七部作品，数量与实际相差很多不说，其中还收入《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两篇不是小说的史传作品。[1]出于深入研究的需要，宋巍写作《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时，非常重视对作品文献和相关资料的辑佚。在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武侠小说”中，宋巍统计了十五篇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作品，不但注意到了影响较大的《三王墓》、《李寄》等，还新发现了《熊渠子》、《周处》、《戴渊》等作品。对以往常常混淆的《三王墓》、《干将莫邪》也作了厘清性的文献辨析。在以往唐代武侠小说研究中，对唐代武侠小说的作品数量统计往往是缺漏不全的。如1992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辞典》，收录唐代武侠小说35篇。而漓江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武侠小说鉴赏大典》，收录的唐代武侠小说仅有14篇。相较他书，《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搜检唐代古籍，辑出具有完整情节、完整形象和完整主题的唐代武侠小说53篇，其中《陶岘》、《懒残》等作品的收录和研究都是之前武侠小说研究领域较少关注和涉及的。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新兴领域，武侠小说研究迫切需要在较深的层面迅速展开，如此方可正确认识研究对象，促进学科发展。也正因如此，本领域的早期学者作了大量筚路蓝缕的开拓性工作，包括作品赏析、作家研究和框架构建。但限于掌握文献不足，初期研究成果的取得是建立在片面文献分析上的，有些结论尤其缺乏扎实的例证支撑。这个问题体现的最突出的就是对唐前武侠小说创作的习惯性忽略。因为文献缺失，我们对先秦武侠文学的研究只能集中在《史记•游侠列传》，因而缺乏对武侠传统的文化影响的溯源审视。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武侠文学的研究重点，常常放在“顾名即可思义”的游侠诗上，既不区分诗与小说的文体差异，也不寻找后代武侠小说的魏晋祖源。因为对唐前武侠小说文献的忽视，我们曾经错误得出唐代豪侠传奇纯为武侠小说的全新开创的结论，使得中国武侠小说这一民族独有的小说类型陷入“失祖无源”的研究窘境。为了突破这种困境，宋巍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中，不但将“上古神话与武侠小说”、“秦汉文学与武侠小说”、“魏晋南北朝武侠小说”单列三章，探源溯流地为中国武侠小说的历史承继理清了渊源，而且将著述的重心放在前辈学者重视不足的文献辑佚上[2]。他遍阅典籍，系统整理了中国武侠文化中与武侠小说相关的神话、史传、谣谚、笔记，将散于各部的武侠研究文献置于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宏大结构中，并以朝代先后排列，按与武侠小说发展的关系加以分析，最终使得中国武侠小说的古代部分文献丰富而扎实，为未来更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史论结合新见迭出

《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一方面在“史”的角度注意文献的整理运用，另一方面，该书也十分注意从“论”的角度上，深入论述中国武侠小说历史流变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对之前学者已有结论的问题，《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并不盲目地接受或反驳，而是在掌握扎实文献证据的前提下重新审视，然后提出个人的见解。一言以蔽之，《史论》在理论研究角度的主要特色，一是注意新问题的发现和回答；二是重视老问题的审视和辨正。相对于其他题材的小说来说，武侠小说是小说研究中的新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应注意发现和阐述初期未涉及的新问题，以此促进研究走向深入。在这一方面，《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表现出明显的“以问题带创新”的特色。在以往的武侠小说研究中，历史研究是取得成果较多的内容。其中包括了《中国武侠小说史略》、《中国武侠小说史》、《中国武侠小说史》（古代部分）等六部专著，相关论文百余篇，一些侠文化史著中也有涉及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内容，如《中国侠文化史》、《中国游侠史》、《中国侠客史》等。但以往的武侠小说历史研究中，多数是就武侠小说文体确立后的历史研究加以论述，缺乏武侠小说历史发展脉络的探本溯源的考察。针对这一问题，宋巍大胆提出“前武侠小说时代”的研究观点，即成熟的武侠小说作品在怎样的文化环境内生成？小说以外的文学发展怎样影响了武侠小说的发展演变？通过分析先秦至唐前的侠文学，《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探讨了神话与武侠小说、诸子与武侠小说、史传与武侠小说、笔记与武侠小说的相互关系和彼此作用的具体过程。此外，《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还在具体研究中始终贯彻着问题意识，如第一章“上古神话与武侠小说”中，作者先后提出了“什么充当了武侠文化交流中的意识媒介”和“武侠小说为什么会出现叙事学上的‘无祖’形象”等问题。在提出一系列类似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重新设计了武侠小说研究的问题域，表现出试图为中国武侠小说历史研究寻找更符合历史演变真相的努力。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的描述提供给我们的最大启发之一就是，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还要困难——这与通常的看法完全相反。”[3]《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提出武侠小说渊源问题的意义正在于此。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一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不但重视发现新问题，而且也格外注意对已有问题的再解答。如在唐代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作类型研究方面，前辈学者已有很多论述，如李剑国先生以为可分“蜀妇人型”等八个类型等。[4]但以往的研究，多是站在唐传奇的研究角度得出的结论，缺乏在系统的武侠小说研究语境中的考察。宋巍在肯定前辈学者提出的“道侠”、“女侠”说法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唐代侠客典型还存在“盗侠”和“隐侠”。这是对唐代豪侠传奇人物形象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像这样的修正和深掘，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中是处处可见的，如对唐代武侠小说内容描写和叙事结构的阐述、武侠小说史视野中的《水浒传》研究、明清时期短篇武侠小说成就的总结等问题，都可见出作者在深入研究后的细节上的理论推进。钱穆先生曾说：“大凡一家学术的地位和价值，全恃其在当时学术界上，能不能提出几许有力量的问题，或者与以解答。自然，在一时代学术创始的时候，那是学者的贡献，全在能提出问题；而在一时代学术到结束的时候，那时的学者的责任，全在把旧传的问题与以解答。[5]”《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始终秉持贯彻对于新问题的提出和旧问题的解答，这样的研究理路也是该书颇多创见的重要原因。

三、探源溯流体系完善

最近国内学界，许多人呼吁建立中西合璧的西方古典学①。现代西方古典学从18世纪末到二战为第一阶段，从二战到当今是第二阶段，但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之上，即19世纪德国古典学。18世纪后半叶的德国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思潮以古希腊为典范，不同于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偏重古罗马的古典主义，为古典学的诞生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它是通达“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本质”的最根本途径。古典学的基础与核心是古典语文学(klassischephilologie)，包括古典语言，语法、词汇、方言、格律等方面，以及文献学，包括校勘、考证、作品真赝、创作年代、作者身份等。古典语文学的主体是古典文学。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古典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与研究情况。这里的文学不仅指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也包括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修昔底德的《历史》等哲学、历史著作;还包括文学理论或艺术理论著作，如亚里士多德《诗学》、朗吉努斯《论崇高》等。文学的研究仅指对这些著作从文学的角度进行诗学、美学的阐述、批评及对文学理论本身的研究;不包括政治、历史、哲学层面的研究，如对柏拉图《理想国》的伦理、哲学或政治研究不是本文的对象;但对其进行诗学的研究却一定在本文范围之内，如王柯平《＜理想国＞的诗学》等。西学东渐的初始阶段是没有文学、历史、哲学的区分，随着研究的深入，专门化了。哲学、历史方面已颇有成就，如《西方哲学东渐史》［1］、《希腊史研究入门》［2］，只是文学还未有人问津。古典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按照其发生的机缘与研究范式的嬗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前，“改良群治”、“营构思想”、“归化”阶段;20世纪50—8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文治”大业;20世纪90年代后，走向古典学的自觉。前两个阶段的主要目的不是文学本身，而是肩负着文以载道的重任。但第一个时期与第二个时期还是有区别的，第一个阶段虽然也有很浓的政治味，但古典文学却是“新娘”，欣赏和崇拜，争相译介，以此为荣;而第二个阶段却完全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成了说教的“老太”，译介研究的人，也是被安排改造的一些“问题”人。第三个阶段，古典文学不再背负历史兴亡的包袱，翻译、研究都比较客观，回到了文学自身，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成就。三个阶段是中国社会本身发展选择的结果，也是两者互动的结果。

一、20世纪50年代前，从包装推销到“改良群治”、“营构思想”主动引入

由于古希腊(公元前800年—公元前146年)、古罗马(公元前753年—475年)与当时中国相距遥远，中间隔着广袤的中亚、西亚，在当时境况下，两国直接交往的可能性很小。东汉时，甘英曾到达红海而返;“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孙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实对”［3］，但其后不知所终。唐时，景教曾传入中国，武宗时禁而绝。蒙古人对基督教比较宽容，但随着元朝的灭亡销声匿迹。明清基督教士较大规模来中国传教，“那个时代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中，有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画家、音乐家、水利专家、发射专家，确实可谓‘群贤毕至’，什么人才皆有。他们能推算日食，能铸造大炮，能绘制地图，建浑天仪;用拉丁文写作让欧洲人了解中国，又用中文写作让中国人了解欧洲。”［4］最早介绍西方文化并具有一定影响的是利玛窦，他用中文写了哲学和宗教方面的著作，使中国人认识了经院哲学的逻辑，如1603年写的《天主实义》”，再如艾儒略《西学凡》概述西学各科内容，最多的当然是基督教典籍的翻译与刊刻发行。他们把基督教义比附中国传统哲学，如“理学”、“道”等，以及“细论几何之学与修齐治平之学”［5］。如:托马斯《神学大全》，罗明坚《天主圣教实录》，汤若望《主制群徵》，南怀仁《教要序论》等。以学术的面貌出现，易于为中国士大夫接受，如利玛窦《几何学原本》收入了《四库全书》。“礼仪之争”后基督教在中国遭到全面禁止，中西刚刚接触即又隔离。19世纪中后期特别是甲午战败，有志之士开始认识到“民有智则有民，民无智则无国，智也者，民所以自主、自由、自立，亦即国之所以自主、自由、自立者也”，“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意欲通过师法域外文学，改造乃至重建中国文学，以此来，重建中国思想文化，并进而征服中国的文化危机。中国人开始主动引介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典文学。古典文学的翻译始于《伊索寓言》。早在明清时，传教士们就译过《伊索寓言》如，利玛窦、庞迪我、金尼阁等。1840年广东报出版了传教士翻译的《意拾喻言》(即《伊索寓言》)，1888年天津时报馆出版了《海国妙喻》，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杼和严复侄子严培南、严璩合译的《希腊名士伊索寓言》，共收寓言280则，1909年陈春生用官话翻译《伊朔译评》，共收200多则。除了寓言，神话、史诗、哲学、历史等著作大量被译介。1928年世界书局出版汪倜然的《希腊罗马神话ABC》，创造社出版部出版邓均吾译《希腊神话》和1930年谢云逸译的荷马的《伊利亚特故事》。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张师竹、张东荪根据Loeb丛书用文言译出的《柏拉图对话集六种》，1934年出版郭斌和、景昌极据希腊原文译校的《柏拉图五大对话集》及傅东华的《奥德修纪》等。由于强烈的功利性，这段时期的翻译方式主要是意译和达旨。如汪倜然的《希腊罗马神话ABC》第十章安德里翁与月神亚谛摩斯恋爱，作者只是大致介绍了剧情，然后自己再做些阐释:安迭迷恩与亚谛摩斯的恋爱是希腊神话中一个极美丽极含诗意的故事，安迭迷恩是腊德摩斯山上一个牧羊人，长得非常美貌。有一夜，月神亚谛摩斯……安迭迷恩的故事极富于诗意，他好似一个少年诗人。

正如书名，这完全是一种向蒙童讲故事的口吻。为了吸引国内读者，这时译介都按照传统的阅读习惯、审美趣味、道德伦理等对原作的情节、叙事结构等方面做了严重的增删和改译。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说还是比附，不是洋人而是国人主动这么去做，目的是为了通俗化、大众化，从而达到新民的目的，和前面传教士相比都有一个共同的“归化”模式。当然为了一些异国情调，他们也常常弄些新鲜的名称，如人名的音译等，但骨子里，却被“归化”了。汪倜然几乎把希腊罗马神话装扮成一部中国传统的仙人异闻集。其它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也是如此，如谢云逸译的荷马的《伊利亚特故事》等。研究基本上是在哲学、历史范围内开展的，如1930年世界书局出版朱公振编著的《希腊三哲》，1934年出版严群《柏拉图》等，整个阶段成果屈指可数。因为基于启蒙和救亡的需要，国人的眼光主要专注于西方(包括日本)近现代的作品，而文学似乎还在尝鲜阶段，还没来得及回味。但他们在译介的时候也对这些被翻译的作品做些阐释，如汪倜然的《希腊罗马神话ABC》对故事的阐释，以及该书例言，前四章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学研究，不过介绍性强，是一种导读性质。这一时期对古典文学还是很陌生，各种工作刚刚开个头，在那个年代已经实属不易了。正如李泽厚所说，启蒙刚刚开始，这种思想的洗礼很快就让位于民族的救亡运动，“改良群治”、“营构思想”很快就让位于各项革命斗争实践了。

二、20世纪50—90年代前，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文治”大业

如果说前一个阶段主要是为了新民新思想的启蒙而译研古典文学，这一阶段古典文学译研则是社会主义“文治”大业的一部分。1978年前与后虽些微差异，但都完全是用政治观照文学。建国后，“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因被视为世界文学的宝贵遗产而得到足够的重视。20世纪50、60年代翻译出版的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除少量是民国初期的旧译外，大部分都是新译或重新修订的译本。”

【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进展】〓1999年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首先，论文的数量方面比以往几年的总和还多，大约有20余篇；其次，论文大都集中在研究康德和黑格尔哲学与现时代的关系方面，以挖掘古典哲学的现代意义。

一、关于康德哲学〓李秋零指出，安瑟尔谟以从观念到现实的巨大跳跃提出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康德曾给予其彻底的批判。但康德在伦理学中提出上帝存在决不仅仅是为完善体系的需要才不得不做出的假设，更不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无神论倾向而向宗教当局故作姿态。上帝本来就是他的伦理学的应有主题。在伦理学中通过至善引入上帝的存在并不是康德思想的历史进程，而只不过是一个思想展开的逻辑进程。但恰恰在这一逻辑进程中，康德重复了安瑟尔谟的逻辑错误。也许，上帝的确不是逻辑思维的对象，任何用逻辑来思维上帝的做法都不免要有逻辑上的缺陷或错误，这是人类力图认识上帝所不可避免的悲剧。(《康德何以步安瑟尔谟的后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周祝红认为，康德已具备辩证法基本要素的逻辑、认识论和本体论统一的哲学体系，由于其自身的深刻矛盾随时都面临解体的危险。因为对他来说，真正的本体，即作为存在的存在仍在这一系统之外，并未作为可认识的对象而融入体系，而能认识的存在又只是一个仅能运用于经验和现象界的主观范畴。另一方面，绝对的存在(物自体)虽不能进入认识的系统，却能从这一系统外部影响和决定这一系统。这一矛盾却使其系统关联成为机械的、外在的联结，随时面临解体的危险，以致不得不求助于某种自然合目的性来维系整体系统的统一。这也正好暗示了问题的实质及解决的惟一可能途径，即辩证法不是主观外在的工具或技巧，而正是整个客观世界通过现象所表现出来的本体或本质的规律，因而也是人的认识能动地超越现象而达到本体或本质的规律，它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向人的认识乃至于向人的全面本质生成的合目的性大系统，成为一个相对于人的能动实践活动而言的人的无机的身体或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正如哥德尔定理所规定的那样，康德的纯粹理性哲学无论是在哲学思辨上，还是在对自然科学的理性把握上都已被超越了。经典自然科学并不像康德认为的那样是普遍必然的绝对真理，而且现象与物自体悲剧性的对立更使得康德对认识主观能动性的阐发受到根本局限，归根结底是被动的。康德没有实现他所要的，所许诺的东西，但却为他不曾想过的真正的能动的辩证法开辟了道路。(《追忆古典——以哥德尔定理解读康德纯粹理性》，《江汉论坛》1999年第1期)HTSS〗

张继选指出，先验演绎是康德全部理性批判工作的核心，康德正是在先验演绎论证中确立其理论哲学，乃至包括实践哲学在内的整个批判学说的基本理论框架。因此，研究先验演绎理论对理解康德哲学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当代研究康德的专家们已认识到这个问题在康德研究中的重要性，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然而，迄今这个问题尚未取得比较一致的结论。有鉴于此，必须从不同角度出发，特别是在坚持康德关于“一般直观”与“特定形式的直观”之间的区别这一前提下，通过梳理康德关于先验演绎的文本，才有可能重建康德的先验演绎的证明结构，确认这一结构的综合性。(《论康德的先验演绎证明结构的综合性》，《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韩秋红认为，康德哲学是古典哲学的终结，又是现代哲学的开端。叔本华作为现代哲学的开山祖，是从康德出发的。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从科学方面说，康德结束了那种认为知识反映外在实在的古典意识，开辟了实在不过是人们所经验到的世界，而科学不过是关于这个经验世界的符号系统的现代意识。科学似乎失去了神圣性，但却丢掉了沉重的包袱，获得了原动力和生命力。从伦理方面说，康德挖掉了古典伦理那绝对、永恒的形而上学基础，代之以一个所设定的基础，使伦理学也真正地成为了以人自身为根据的学问。或者说，康德告诉人们，关于人生的问题，只有从人的自身才能找到答案。(《康德哲学的人本化启示》，《长白学刊》1999年第3期)

二、关于黑格尔哲学〓章忠民指出，从古希腊哲学开始，由于对目的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关系的不同的理解和把握，便有了外在目的与内在目的之分。黑格尔批判、克服前人在目的观念上的外在、“应当”之僵硬和虚幻，抓住人类行为活动的目的性这一根本特性，深刻揭示、呈现出目的的内在环节，并对目的与工具的辩证矛盾加以精辟论述，从而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客体的客观制约性的矛盾统一于“目的理性”，为切实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矛盾关系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对黑格尔“目的理性”的批判及运用，有助于理解和阐明现当代西方哲学中价值学说与工具主义所人为设置的目的与工具的对立僵局。(《黑格尔“目的理性”的确定及其意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自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HaroldKootz)1961年发表《管理理论丛林》一文，把管理理论称作丛林以来，管理理论的发展加速了自己的进程。此后，安索夫(Ansoff)《公司战略》(1965)一书的问世,“战略”开始引入管理界，迈克尔·波特(M.E.Porter)的《竞争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把战略管理的理论推向了高峰。1993年迈克尔·海默(M.Hammer)博士与詹姆斯·昌佩(J.Champy)合著的《再造企业——管理革命的宣言书》,完成了企业再造理论的最终构架，在世界范围内吹响了所谓的“第二次管理革命”号角。同一时期,彼德·圣吉(P.M.Senge)出版了《第五项修炼》，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学习型组织成为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组织管理革命的重要标志。然而，在现代管理理论日新月异的今天，在我国管理学界，古典管理理论却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有研究者甚至提出古典管理理论回归的论断。呼唤古典管理理论回归，有的是来自对中小企业管理的考察，有的是来自对管理职业化的理性分析，也有的是来自对古典管理理论自身的评判。一种观点的形成绝不是空穴来风，必然有其深刻的原因和背景，分析这些原因，回望并深思作为现代管理理论繁荣基础的古典管理理论，对推进管理理论中国化，促进企业管理科学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1古典管理理论具有自身的科学性及较强的应用价值

古典管理理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科学方法探讨管理问题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古典管理理论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集管理理念、管理技术和管理方法于一体，对企业管理实践有着强大的指导意义。它犹如一只有形的手，科学有效地调动和配置企业的各种资源，在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同时，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一般认为，泰勒、法约尔和韦伯是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古典管理理论的科学性首先在于它的实践性，它是从企业管理实践中概括出来的理论。作为古典管理理论代表人物的泰勒和法约尔，有着丰富的企业工作经历。泰勒就是在生产一线发现并注意到“磨洋工”现象的，对这一现象的仔细观察，使他找到了工人“磨洋工”原因。他认为工人“磨洋工”有三个原因，即：工人们害怕不断增长的生产带来失业；失败的薪金制度不鼓励工人高效率的工作；工厂没有给工人提供科学的工作方法。这些观察和分析，成为科学管理理论构建的起点。虽然法约尔与泰勒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但他也一直处在企业管理的中、高层，漫长而成绩卓著的经营管理生涯使他对企业管理有更加宽阔的视野和更高层次的认识。

古典管理理论的科学性还在于管理理念的先进性。泰罗认为，科学的工作方法是管理中的“思想革命”，“思想革命”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需要雇佣双方把视线从分享利润这块蛋糕转移开，共同想办法把“蛋糕做大”。他说：“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顾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并且认为，对雇主来说，“最大利益”不仅代表着短期内有较大的利润，也包括为达到公司的长期繁荣而全方位地发展。对雇员来说，最大利益则不仅代表着高工资，还有他们自身职业生涯的发展，使他们在能力范围内做到最高等级的工作。在他看来，管理的真正目的是使劳资双方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富裕。这一思想直到今天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以至于王义昌先生在《一封辞职信——成就组织和个人发展的第六项修炼》后记中，还要遗憾：这么多年过去了，让雇主和雇员关系和谐共同发展，却至今依然是我们企业管理实践者和理论者的重大任务。作为一般管理理论的构建者，法约尔认为，管理是一种可应用于一切机构的独立的活动；一个人在某机构内地位愈高，管理活动愈加重要；管理是可以教授的。正是这种对一般管理的认识，使管理理论作为一种普适工具在广泛的社会领域得到了运用。由于韦伯是一个置身企业管理之外的“旁观者”，站在更加超脱的立场冷静分析企业管理的基本问题，他的管理理念更显深邃。他指出一套支配行为的特殊规则的存在，是组织概念的本质所在。没有它们，将无从判断组织性行为。这些规则对行政人员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自己的行为受其制约，另一方面他们有责任监督其它成员服从于这些规则。韦伯理论的主要创新之处导源于他对有关官僚制效率争论的忽略，而把目光投向其准确性、连续性、纪律性、严整性与可靠性。韦伯这种强调规则、强调能力、强调知识的行政组织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体制。直到今天，在组织中普遍采用的高、中、低三层次管理就是源于他的理论。

古典管理理论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的四个原理：即对工人操作的每一个动作进行科学研究，用以代替旧的、单凭经验的劳动操作；科学地挑选工人，并进行培训和教育，使之成长，以代替允许工人凭自己的爱好选择工作的作法；管理人员与工人之间亲密协作，以保证一切工作都按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去办；管理人员和工人在工作和职责上要分工，各自承担最适合的工作，以代替所有的工作和大部分责任都推卸给工人的办法。这些原理，对于夯实企业的管理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法约尔提出的14条管理原则，以及他对管理过程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五个要素进行的详细分析，则是企业管理过程科学化必不可少的。韦伯要求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所具有的八个特征，即实现明确的分工、实行等级原则、实行考核和训练制度、所有公职的担任者都是任命的而不是选出的、行政管理人员领取固定的薪金、行政管理人员不是他所管理的那个单位的所有者、组织是根据明文规定的法规规章组成的、组织中人员之间的关系完全以理性准则为指导，正是企业形成完整、有序和高效组织体系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2古典管理理论是现代管理理论的逻辑前提和应用基础

一、前言

当今越来越多的学生对古典文学渐渐的失去了兴趣，但又迫于教学安排，去应付考试，拿到学分，致使他们呆在教室如坐针毡，“身在曹营心在汉”。很多学生甚至对古典文学的存在价值都产生了怀疑，质着“:我们花费这么多时间学习古典文学，究竟有何用处?”而教师在举例证明古典文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毫无底气，口是心非。文学变成枯燥的理论课或文学史，文学解读及其能力的教与受脱节，教学目标脱离社会需要……古典文学的教学脱离实际，陷入了重重误区，古典文学教学迫切需要寻找可行的新出路。鉴于不是很乐观的形势，笔者拟探索一下古典文学教学的新策略，以谋古典文学得到一线曙光。

二、深化教学方法的革新

素质教育主要贯穿现代教育的以学生为本即以人为本的理念，教师对学生的价值导向是突出的，主要采用共同探讨、平等研究这种方式，以提供学生对知识、文化和价值观等的比较、思考、鉴别和选择。故教师要突出他的引导作用，把更多的时间与思考交给学生，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激发兴趣，产生积极的教学效果。固然，万事开头难，但习惯成自然，新事物诞生后需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为人们所接受，那时广大师生便可以共享甘之如醴的教学成果。

三、启发式教学手段的运用

启发式在课改中诞生的一种科学教学法。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运用各种方式“诱导”学生，启发他们的智慧，挖掘他们的智力潜能，以引导他们富有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地去学习和掌握新知识，乃至开拓新知识。教师讲解时，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套路：先巧妙提出问题，再激发学生分析问题的兴趣并引爆行动，最后与学生共同求解。

摘要：中国古典舞动作多姿多彩，千变万化，但无论怎么变化都没有离开一个“圆”。从手臂形态到整体的舞姿造型，从动作形式到运动轨迹，都与“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通过对中国古典舞的发展渊源，中国古典舞“圆”的理论的学习以及舞台上的实践体会，谈谈对中国古典舞“圆”的理解，去领略中国古典舞那神奇的魅力。

关键词：中国古典舞圆动静态韵律魅力

一、“圆”在中国古典舞中的呈现

中国古典舞做为我国舞蹈艺术中的一个类别，她是在民族民间传统舞蹈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专业工作者的提炼、加工、整理、创造、并经过较长时期艺术实践的检验流传下来的，具有一定典范意义的古典风格的特色舞蹈。中国古典舞在舞姿造型，动势动态上始终遵循着“圆”和“终点回归起点”的走圆运动原则，充分体现了“圆”的运用在中国古典舞中的特殊意义，也表现出“圆”在中国古典舞蹈中的核心价值。要清楚的展现“圆”在中国古典舞中的作用，首先必须了解中国古典舞的发展起源。

在欣赏舞蹈中也要求圆圆相扣，虽曲折不断，最终还是要求圆圆满满。因此中国舞蹈必须遵循这一规律，缔造出中国人喜欢的舞蹈艺术的“圆”。何为中国古典舞的“圆”呢，舞蹈界人士是这样解释的。

二、中国古典舞“圆”的理论

月亮是人类共有的天体，月亮自古以来在中国人心目中就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国人借助想象和联想，赋予“月”很多的别称。笔者借助工具书和文献材料，收集整理出以下类型月的别称：

一、借月形特征构成的别称及其修辞生成

许慎《说文解字·月部》：“月，阙也，太阴之精。象形。”段玉裁注释本徐灏注笺:“古文、钟鼎文象上下弦之形，日象圆形，故月象其阙也。”月的有些异称便遵循此原则，以形体来命名。其构成方式大致有两种：

1.由名词+轮（盘、镜、鉴、弓、钩）构成。如：玉轮、月轮、金轮、银轮、冰轮、半轮、玉盘、白玉盘、银盘、晶盘、玉镜、金镜、冰镜、水镜、玉鉴、金鉴、冰鉴、玉弓、玉钩、银钩等。在这些词中，后一个语素是中心词，其意义均表示“圆”或“半圆”，与月形相似。轮，本指车轮，因其图形是圆的，故人们便将它用来代月，它在表现月圆时，给月以一种旋转的动感；盘，本意是指古代盥洗用具，一般为圆形。

镜、鉴，即镜子，它的特点是平面光滑，犹如满月，用“镜”“鉴”指代“月”，让人感觉纯净、可爱；弓，本指射箭或发弹丸的器械，钩，本是悬挂或探取东西用的器具，这两个语素都有“弯曲”的意思，用它们指称“月”，突出展现了月缺的程度之深，显示了新月的“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上语素都含有比喻的意味，即“象轮子一样的月亮”、“象盘子一样的月亮”、“象镜子一样的月亮”、“象弓（钩）一样的月亮”。

2.由名词或形容词+“月”构成如：眉月、弓月、弦月、望月、朔月、却月、残月、朔月、新月、满月等。以上月的别称，后一个语素是实指的“月”。前一个语素均表月形，有的语素是跟月固定搭配，表示月相的变化，如：望月、朔月、新月；有的语素本身的形状象月的形状，跟月组合，带有比喻的成份，如：眉月、弓月、弦月、却月、残月、满月等。此外，借月形代月的词语还有：玉团、玉环、金丸、玉壶、金饼、团扇、圆舒、圆蟾、满魄、半轮、半蟾、缺蟾等。这类别称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如：“团、环、丸、壶、饼”的形状均象圆月的形状，这些语素跟“玉、金、扇”等语素组合指代月，增强了修辞的效果。另外，表月形的语素“圆、半”跟神话传说中指代月的“舒、魄、蟾”等组合的月的别称，也很具体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