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语文教育范文10篇

一、古代语文教育是非专业化的

1904年，“癸卯学制”产生，语文开始独立设科，称“国文”。在此之前的三千余年里，都没有严格分科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古代语文教育非专业化的原因有三：一是语言文字不可能离开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具体的文章而独立存在。就是在今天，虽然把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等从古代“大语文”中分离出来了，在实际语文教育中，语文教学仍然无法摆脱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而独立进行，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二是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以传思想道德为本的教育，教学生识字读文的目的重在通过思想道德之教化以立人，凡是对学生成长有益的书籍，无论是历史、政治、伦理还是哲学、文学方面的均可学习。三是古人认识所限，古代的整个文科教育不可能分科进行，语文就必然同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文学等各门学科融为一体进行。古代就连最简单、最基本的启蒙读物《急就篇》《千字文》等，都不是简单的识字读本，书中都包含了自然、历史、文学、修身、处世、起居、读书、劳动、祭祀、礼节等十分丰富的内容，蒙童识字是和认识自然、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启蒙之后的读物，就更是那些能够使学生修身养性，能培养齐家治国能力的，以传儒家思想为主的综合性教材。例如《四书》《五经》《昭明文选》以及解读这些经典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尔雅》《说文解字》《四书集注》等。

近代，语文终于从集文字学、音韵学、文章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于一体的古代语文教育中独立出来，但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内容不是单一化了，而是更复杂了。不仅仍然要与政治、历史、哲学等学问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增加了语法、逻辑、修辞（古代讲修辞主要讲比喻、对仗、炼字等，远不及现在丰富）、广义的文学（古代语文教育涉及的文学主要是诗词歌赋和散文，小说、戏剧难登教育大堂）和科技论说文；然而，语文教育的时间与古代相比却至少减少了一半。因此，语文教育的问题特别多。直到今天，语文独立设科马上就到一百年了，而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在理论上仍然争论不休，实践上也有不少问题。因此，十分需要把古今语文教育对比起来，把语文科同其他人文学科联系起来，把现代语文同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联系起来，把中外语文教育对照起来，认真地研究。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搞不清楚，语文教时安排不科学，都会影响语文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二、古代语文教育是传“道”的教育

1.文本身就是道

语言是社会实践过程中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产物。汉字，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文字，字义和字形密切相连，不可分割，基本上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语。许多汉字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可以说一个字就是一部历史，一个社会的缩影，一种观念的反映。学汉字，本身就是在学认字的同时接受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也可以说是在接受一种“道”（泛指各种思想而非专指某些政治理念）。离开了这些“道”，你就无法理解这些字。例如，从“牧”“牢”“豢”既能了解畜牧社会的一些情况，又能理解汉代的一种官员为什么叫“州牧”，监狱为什么古人叫“牢”，收买奴才为什么叫“豢养”；从“刖（断足）”“èr＠①（割耳）”“qíng＠②（用刀刺脸）”“劓（割鼻）”“剐（凌迟）”等字，可以看到古代刑法之残忍；从“取（割耳报战功）”“伐（断人之颈）”“俘（按住下跪战俘的脖子）”可见战争之残酷；从“女”旁的字有不少是表示邪恶或者卑贱意义的，如“奸”“佞”“妄”“奴”“妨”“妒”“娣”“婪”“婢”“嫉”，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女性在告别母系社会以后的地位和社会对女性歧视的观念。因为汉字具有上述特点，所以古代解字的书籍都包含着不少古人之“道”，例如著名的《说文解字》。

一、古代语文教育是非专业化的

1904年，“癸卯学制”产生，语文开始独立设科，称“国文”。在此之前的三千余年里，都没有严格分科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古代语文教育非专业化的原因有三：一是语言文字不可能离开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具体的文章而独立存在。就是在今天，虽然把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等从古代“大语文”中分离出来了，在实际语文教育中，语文教学仍然无法摆脱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而独立进行，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二是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以传思想道德为本的教育，教学生识字读文的目的重在通过思想道德之教化以立人，凡是对学生成长有益的书籍，无论是历史、政治、伦理还是哲学、文学方面的均可学习。三是古人认识所限，古代的整个文科教育不可能分科进行，语文就必然同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文学等各门学科融为一体进行。古代就连最简单、最基本的启蒙读物《急就篇》《千字文》等，都不是简单的识字读本，书中都包含了自然、历史、文学、修身、处世、起居、读书、劳动、祭祀、礼节等十分丰富的内容，蒙童识字是和认识自然、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启蒙之后的读物，就更是那些能够使学生修身养性，能培养齐家治国能力的，以传儒家思想为主的综合性教材。例如《四书》《五经》《昭明文选》以及解读这些经典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尔雅》《说文解字》《四书集注》等。

近代，语文终于从集文字学、音韵学、文章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于一体的古代语文教育中独立出来，但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内容不是单一化了，而是更复杂了。不仅仍然要与政治、历史、哲学等学问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增加了语法、逻辑、修辞（古代讲修辞主要讲比喻、对仗、炼字等，远不及现在丰富）、广义的文学（古代语文教育涉及的文学主要是诗词歌赋和散文，小说、戏剧难登教育大堂）和科技论说文；然而，语文教育的时间与古代相比却至少减少了一半。因此，语文教育的问题特别多。直到今天，语文独立设科马上就到一百年了，而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在理论上仍然争论不休，实践上也有不少问题。因此，十分需要把古今语文教育对比起来，把语文科同其他人文学科联系起来，把现代语文同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联系起来，把中外语文教育对照起来，认真地研究。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搞不清楚，语文教时安排不科学，都会影响语文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二、古代语文教育是传“道”的教育

1.文本身就是道

语言是社会实践过程中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产物。汉字，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文字，字义和字形密切相连，不可分割，基本上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语。许多汉字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可以说一个字就是一部历史，一个社会的缩影，一种观念的反映。学汉字，本身就是在学认字的同时接受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也可以说是在接受一种“道”（泛指各种思想而非专指某些政治理念）。离开了这些“道”，你就无法理解这些字。例如，从“牧”“牢”“豢”既能了解畜牧社会的一些情况，又能理解汉代的一种官员为什么叫“州牧”，监狱为什么古人叫“牢”，收买奴才为什么叫“豢养”；从“刖（断足）”“èr＠①（割耳）”“qíng＠②（用刀刺脸）”“劓（割鼻）”“剐（凌迟）”等字，可以看到古代刑法之残忍；从“取（割耳报战功）”“伐（断人之颈）”“俘（按住下跪战俘的脖子）”可见战争之残酷；从“女”旁的字有不少是表示邪恶或者卑贱意义的，如“奸”“佞”“妄”“奴”“妨”“妒”“娣”“婪”“婢”“嫉”，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女性在告别母系社会以后的地位和社会对女性歧视的观念。因为汉字具有上述特点，所以古代解字的书籍都包含着不少古人之“道”，例如著名的《说文解字》。

1、古代语文教育是传“道”的教育

1.文本身就是道

语言是社会实践过程中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产物。汉字，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文字，字义和字形密切相连，不可分割，基本上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语。许多汉字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可以说一个字就是一部历史，一个社会的缩影，一种观念的反映。学汉字，本身就是在学认字的同时接受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也可以说是在接受一种“道”（泛指各种思想而非专指某些政治理念）。离开了这些“道”，你就无法理解这些字。例如，从“牧”“牢”“豢”既能了解畜牧社会的一些情况，又能理解汉代的一种官员为什么叫“州牧”，监狱为什么古人叫“牢”，收买奴才为什么叫“豢养”；从“刖（断足）”“èr＠①（割耳）”“qíng＠②（用刀刺脸）”“劓（割鼻）”“剐（凌迟）”等字，可以看到古代刑法之残忍；从“取（割耳报战功）”“伐（断人之颈）”“俘（按住下跪战俘的脖子）”可见战争之残酷；从“女”旁的字有不少是表示邪恶或者卑贱意义的，如“奸”“佞”“妄”“奴”“妨”“妒”“娣”“婪”“婢”“嫉”，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女性在告别母系社会以后的地位和社会对女性歧视的观念。因为汉字具有上述特点，所以古代解字的书籍都包含着不少古人之“道”，例如著名的《说文解字》。

运用词语，按照作者思想写出来的文章更是无法与“道”分离。思想和语言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语言教育不可能不传道。教书必然传道，读书必然学道；读《论语》就是在理解孔子的思想，看《庄子》就必然了解庄周的主张。教师教一篇文章时可以不传自己理解之道，但是不可能不传书中之道，因为只要教师指导学生读懂了文章，也就是把书中之“道”传给了学生。

2.阐释也是传道

教师在讲学时不可能不表达自己对文章的见解。这个见解也可能合乎文章原意，也可能非常离谱，但是教师的理解不管是否合乎原文，实际上也是“道”。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语文教育是传道教育。尽管教师对同一文章的理解是见仁见智的，但是无论是仁还是智，都是道。教师只要在学生面前阐释自己对文章的理解，他就是在传道。

一、古代语文教育是非专业化的

1904年，“癸卯学制”产生，语文开始独立设科，称“国文”。在此之前的三千余年里，都没有严格分科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古代语文教育非专业化的原因有三：一是语言文字不可能离开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具体的文章而独立存在。就是在今天，虽然把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等从古代“大语文”中分离出来了，在实际语文教育中，语文教学仍然无法摆脱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而独立进行，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二是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以传思想道德为本的教育，教学生识字读文的目的重在通过思想道德之教化以立人，凡是对学生成长有益的书籍，无论是历史、政治、伦理还是哲学、文学方面的均可学习。三是古人认识所限，古代的整个文科教育不可能分科进行，语文就必然同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文学等各门学科融为一体进行。古代就连最简单、最基本的启蒙读物《急就篇》《千字文》等，都不是简单的识字读本，书中都包含了自然、历史、文学、修身、处世、起居、读书、劳动、祭祀、礼节等十分丰富的内容，蒙童识字是和认识自然、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启蒙之后的读物，就更是那些能够使学生修身养性，能培养齐家治国能力的，以传儒家思想为主的综合性教材。例如《四书》《五经》《昭明文选》以及解读这些经典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尔雅》《说文解字》《四书集注》等。

近代，语文终于从集文字学、音韵学、文章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于一体的古代语文教育中独立出来，但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内容不是单一化了，而是更复杂了。不仅仍然要与政治、历史、哲学等学问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增加了语法、逻辑、修辞（古代讲修辞主要讲比喻、对仗、炼字等，远不及现在丰富）、广义的文学（古代语文教育涉及的文学主要是诗词歌赋和散文，小说、戏剧难登教育大堂）和科技论说文；然而，语文教育的时间与古代相比却至少减少了一半。因此，语文教育的问题特别多。直到今天，语文独立设科马上就到一百年了，而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在理论上仍然争论不休，实践上也有不少问题。因此，十分需要把古今语文教育对比起来，把语文科同其他人文学科联系起来，把现代语文同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联系起来，把中外语文教育对照起来，认真地研究。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搞不清楚，语文教时安排不科学，都会影响语文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二、古代语文教育是传“道”的教育

1.文本身就是道

语言是社会实践过程中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产物。汉字，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文字，字义和字形密切相连，不可分割，基本上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语。许多汉字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可以说一个字就是一部历史，一个社会的缩影，一种观念的反映。学汉字，本身就是在学认字的同时接受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也可以说是在接受一种“道”（泛指各种思想而非专指某些政治理念）。离开了这些“道”，你就无法理解这些字。例如，从“牧”“牢”“豢”既能了解畜牧社会的一些情况，又能理解汉代的一种官员为什么叫“州牧”，监狱为什么古人叫“牢”，收买奴才为什么叫“豢养”；从“刖（断足）”“èr＠①（割耳）”“qíng＠②（用刀刺脸）”“劓（割鼻）”“剐（凌迟）”等字，可以看到古代刑法之残忍；从“取（割耳报战功）”“伐（断人之颈）”“俘（按住下跪战俘的脖子）”可见战争之残酷；从“女”旁的字有不少是表示邪恶或者卑贱意义的，如“奸”“佞”“妄”“奴”“妨”“妒”“娣”“婪”“婢”“嫉”，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女性在告别母系社会以后的地位和社会对女性歧视的观念。因为汉字具有上述特点，所以古代解字的书籍都包含着不少古人之“道”，例如著名的《说文解字》。

一、古代语文教育是非专业化的

1904年，“癸卯学制”产生，语文开始独立设科，称“国文”。在此之前的三千余年里，都没有严格分科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古代语文教育非专业化的原因有三：一是语言文字不可能离开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具体的文章而独立存在。就是在今天，虽然把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等从古代“大语文”中分离出来了，在实际语文教育中，语文教学仍然无法摆脱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而独立进行，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二是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以传思想道德为本的教育，教学生识字读文的目的重在通过思想道德之教化以立人，凡是对学生成长有益的书籍，无论是历史、政治、伦理还是哲学、文学方面的均可学习。三是古人认识所限，古代的整个文科教育不可能分科进行，语文就必然同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文学等各门学科融为一体进行。古代就连最简单、最基本的启蒙读物《急就篇》《千字文》等，都不是简单的识字读本，书中都包含了自然、历史、文学、修身、处世、起居、读书、劳动、祭祀、礼节等十分丰富的内容，蒙童识字是和认识自然、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启蒙之后的读物，就更是那些能够使学生修身养性，能培养齐家治国能力的，以传儒家思想为主的综合性教材。例如《四书》《五经》《昭明文选》以及解读这些经典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尔雅》《说文解字》《四书集注》等。

近代，语文终于从集文字学、音韵学、文章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于一体的古代语文教育中独立出来，但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内容不是单一化了，而是更复杂了。不仅仍然要与政治、历史、哲学等学问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增加了语法、逻辑、修辞（古代讲修辞主要讲比喻、对仗、炼字等，远不及现在丰富）、广义的文学（古代语文教育涉及的文学主要是诗词歌赋和散文，小说、戏剧难登教育大堂）和科技论说文；然而，语文教育的时间与古代相比却至少减少了一半。因此，语文教育的问题特别多。直到今天，语文独立设科马上就到一百年了，而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在理论上仍然争论不休，实践上也有不少问题。因此，十分需要把古今语文教育对比起来，把语文科同其他人文学科联系起来，把现代语文同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联系起来，把中外语文教育对照起来，认真地研究。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搞不清楚，语文教时安排不科学，都会影响语文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二、古代语文教育是传“道”的教育

1.文本身就是道

语言是社会实践过程中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产物。汉字，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文字，字义和字形密切相连，不可分割，基本上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语。许多汉字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可以说一个字就是一部历史，一个社会的缩影，一种观念的反映。学汉字，本身就是在学认字的同时接受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也可以说是在接受一种“道”（泛指各种思想而非专指某些政治理念）。离开了这些“道”，你就无法理解这些字。例如，从“牧”“牢”“豢”既能了解畜牧社会的一些情况，又能理解汉代的一种官员为什么叫“州牧”，监狱为什么古人叫“牢”，收买奴才为什么叫“豢养”；从“刖（断足）”“èr＠①（割耳）”“qíng＠②（用刀刺脸）”“劓（割鼻）”“剐（凌迟）”等字，可以看到古代刑法之残忍；从“取（割耳报战功）”“伐（断人之颈）”“俘（按住下跪战俘的脖子）”可见战争之残酷；从“女”旁的字有不少是表示邪恶或者卑贱意义的，如“奸”“佞”“妄”“奴”“妨”“妒”“娣”“婪”“婢”“嫉”，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女性在告别母系社会以后的地位和社会对女性歧视的观念。因为汉字具有上述特点，所以古代解字的书籍都包含着不少古人之“道”，例如著名的《说文解字》。

一、从历史走来的语文教育

中国传统语文教育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教育紧密相连，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价值观念和事业追求于语文教育之中，文字教育与思想教育不可分离。中国传统语文教育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完备的价值教育体系，产生了宝贵的古代文学文化。在教育方式上，经典哲学思想通过书面记录、口头语言以及艺术作品等形式得以传播和发展。对于语文教育的社会价值取向，主要强调把儒家经典文献作为中心开展伦理德教，从而达到自然成俗、不治而成的社会目标，同时却相对忽视了其作为语言的工具性价值。对于个人价值取向，古代语文教育将理想中的人格作为归宿，表现为“君子”或是“圣人”，“学而优则仕”、“学以致用”，以超脱的姿态为社会和民众服务。对于语文教育静态的内容，以汉民族文化为中心、融合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和海外文化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向心的文化，它海纳百川，博大精深，意蕴丰富，将天地万千融于一身，既综合，又显多样。对于语文教育动态的方式，在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大量的教育经验被积累，发掘出了更多根本性的道理，成为了宝贵的财富。对于语文教育和文化的关系，古代语文教育促使传统文化在社会中不断自我完善，持续千年的教与学中，旧的文化不断传播，新的文化不断形成，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更是不断地进步，造就了一个薪火相传、自新图强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传统文化传播这条明线中一直隐藏着古代语文教育的暗线，这条暗线通过书面记录、口头语言、器物刻画等多种多样的传播媒体在传统文化体系中传播、流传。文化传播在内容上的丰厚性、形式上的多样性给今天的语文教育提供了不少借鉴，特别是在文化育人、人文化成方面的极大成功无疑是今天处于价值多元化社会的语文教育应该努力学习和借鉴的重点。由此可见，中国语文教育具有鲜明的历史传承性，是人类社会文明繁衍演变的重要支撑和有力工具。

二、与国外交融的语文教育

中国语文教育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观，同时受到西方文化教育的影响和冲击。1903年，清政府在洋务派开办的学堂中将语文单独设科，开创了中国百余年的语文教育。可以说，中国的语文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受到国外思潮影响的。其中在外国教育思潮中对语文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形成倾向性和主导性，大致有杜威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凯洛夫教育学说以及后现代主义课程观。语文教育百年中的前半叶，在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民主主义教育思潮的深刻影响下，我国初步形成了具有民主及科学特色的崭新的现代课程标准。教学内容上，教材里突出充满新时代生命气息的白话文，尽可能与学生的现实生活交融成一体；教学方法上，倡导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自主性，反对传统的灌输法，尊重并培养学生的读写趣味；发展目标上，关注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型过程中学生现代语言能力的发展，同时还关注其思维和心智的提升、情感和德性的涵养。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给语文教育产生了最大影响的是苏联的教育模式。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的思想。他用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观念来建立一个牢固的教育学体系，具有可操作性强、政治性强等特点。提出了教学过程“五环节”：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有心理学理论依据且方便实用。凯洛夫的《教育学》是当时全国学习教育理论的基本教材，语文课普遍使用他的教学方法。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以美国教授威廉•多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从基本教育观到课程观实现了对现代主义课程理论即“泰勒模式”的全方位超越。威廉•多尔后现代课程理论更多地强调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倡导师生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尊重学生的批判和质疑。其理论精华为语文新课程的崛起提供了直接的理论营养。由国家教育部制订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出现，充分反应了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从而标志着新型教育思想在我国扎根生长，并引发了中国语文教育最深刻的一次嬗变。由此可见，我国语文教育理念的每一次变化，都是与西方文化思潮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面对西方文化思潮或教育理念的冲击，我们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妄言否定，而是要在汲取精华的同时，坚持独立探索，走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改革之路。

三、向和谐前进的语文教育

中学语文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不但代表着分数的变化，更有着承接初等教育、为学生未来发展打基础的重任。因而，中学语文教育的好坏不单单影响和决定着学生未来对语文这门课程的兴趣和感情，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其语言文字素养的形成和发展，并且在最后影响和决定了这个学生的发展道路及其人生航向。由此一来，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只关注学生语文能力、当前语文素养发展水平，更不能只关注学生的考试成绩，而应当将学生眼前的成长和未来的发展统一起来，更加重要的是，必须思量当前的语文教育能为学生以后的学习积淀多少知识，对未来的发展提供多少支持，如此才能体现出教育对学生本身的关怀。新时期的中学语文教学应是一种将每个生命成长、发展作为终极目标的教学理念，对生命尊重、关怀、拓展、升华，并将深刻的生命价值与意义包含其中。用“科学发展观”来说，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引导学生思考“我打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我为何而活着？我能活成什么样？我为什么这样活着？”语文课程的人文性，是指语文学习过程是实现自我成长的过程，是激发人创造力与生命力的过程。中学语文教育活动处于特定的时空中，老师与学生通过双向的积极的生命运动，发展尊重人，尊重具体的人的生命价值、文化及其多样性的教育，最终追求的是中学语文教育的和谐。因此，中学语文教育必须也只能是以学生为中心。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革命家以及编辑出版家叶圣陶先生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多次言明：学生，是“有生命力的生活体”、是“自由的人”。叶圣陶先生主张教学民主，学生应彰显个性，他十分反对教师依赖各种教学参考书、教学设计，而忽视了学生是“有生命力的生活体”。教师应将学生当作有生命力的人，使学生所学的知识能在今后的生活中一辈子受用。

一、语文教育也要坚持科学发展

近几年来，举国上下，口口声声都说“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此话实质上说得有理，其实，语文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国的语文学科教育从1904年独立设科算起，已经109年。以1949年为界，前45年姑且不论，后64年是不是有点“风雨如磐”呢?除了少不更事者以外，每一个稍有一点历练、饱经一点沧桑的人，应当说都是感同身受的。早在20年前，我们在《语文教育旨在提高语文素养》(《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6期)一文中提出过“从我国百年历史来看，语文教育目的常常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晴雨表”的说法。现在看来，岂止如此，我国的语文学科教育始终受到政治运动、社会变革、长官意志、个人功利等等因素的左右。始终受制于人，听命于人，从来就没有专心致志地做过多少自己的事。也就是说，我国的语文教育几十年来没有能够很好地按照自身的科学规律生存、改革与发展，没有得到应有的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哪一天语文教育真正能够走自己的路，严格按照客观规律生存与发展，中国的语文学科教育就有可能走出反复折腾的怪圈。至于究竟怎样才能坚持并践行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并且取得理想的成效，这是需要学界同仁齐心协力，联手攻关，勇于探索，持久奋战的。我们认为，语文教育既需要科学的学术批判，也需要合理的效果期待，更需要和谐的发展环境。“必须反复强调的是，语文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呼唤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只有这样，语文教育才能在一个宽松的、和谐的内外环境中有序而有效地改革与发展，日臻理想的境界。”(《语文教育哲学研究》第23—28页)

二、语文教育必须依靠辩证思维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我们前行的重要思想武器，语文教育当然也不例外。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语文教育缺失的恰恰就是辩证思维。20世纪中期，一提思想教育，就是“政治挂帅”;后来提出“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就“把语文课上成纯语言文字课”;到了拨乱反正批判“少慢差费”，狠抓“双基教学”，加强基础训练，就大搞“题海战术”;世纪之交的语文教学大讨论、大批判，张扬“人文性”，就把个“工具性”批得体无完肤;21世纪初期，自上而下推行语文新课改，大搞“自主、合作、探究”，就出现“教师不作为”“学生乱作为”的“语文教育的自我放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都不好属于辩证思维吧。属于什么思维好呢?是不是可以叫做“偏狭思维”。把对象看得很绝对，非此即彼，非对即错。“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其实，很多时空，不止“一分为二”，有“一分为三”、“一分为四”，还有“一分为多”。比如，在革命战争年代，有革命、反革命，还有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的中间份子;在五彩缤纷、斑驳陆离的色彩世界，有白色，有黑色，还有赤橙黄绿青蓝紫。语文教育是一个鲜活灵动的有机生命体，其间蕴含了对对范畴，存在着种种关系，反映出重重矛盾，诸如师与生、教与学、文与道、语与文、知与能、讲与练、内与外、多与少之类，简直不胜枚举。“语文教育的成败得失，往往受制于种种关系，胶着在重重矛盾，处理好这些关系，化解好这些矛盾，也就有可能推动语文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高语文教育的质量与效益。”(《语文教育哲学研究》前言第3页)我们过去那些不成功的做法，是不是因为“非此即彼”的思维，招致“顾此失彼”的后果呢?绝对化、一刀切、随风倒总是“偏狭思维”的常规演绎。我们中国人在这个方面上的当、吃的亏不算少了，语文教育也难于幸免。因此，语文教育呼唤哲学的思考，辩证的思维，还是需要兼容并蓄，还是需要中庸之道，这就是和合哲学。按照主流的说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三、语文教育需要弘扬优良传统

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是从哪里来的呢?既不是人们的头脑里固有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我们的祖祖辈辈传承过来的。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璀璨;母语教育源远流长，积淀深厚。当然，中国古代的语文教育，不是现代新学制意义上的语文学科教育，实施的是一种集文史哲经于一体的“大语文教育”，推行的是一种熔经史子集为一炉的“泛语文教材”。一部中国古代教育史，实质上大抵就是一部中国古代学校语文教育史。这种古代语文教育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强烈的人文性，是一种渗透着人本关怀、洋溢着文化意蕴的典型的人文教育。正如申小龙先生《汉语的人文性与中国文化语言学》一文所指出，传统语文研究以人的感受去拥抱汉语精神，运用辩证的两端来具象化，用简单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语感和体验，从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所产生的表达效果，整体上把握语言特征。它对于在世界语言之林中有很大特殊性的注重功能、注重内容、注重韵律、注重意会，以神统形的汉语来说，无疑有着不可忽视的长处。(《读书》1987年第8期)古老中国在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教育方面或许滞后并逊色于古希腊、古罗马等西方文明，而作为东方文明典型代表的中国在语文教育方面却独树一帜。这种母语教育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哺育、延续、发展与壮大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并由此形成了成功的语文教育优良传统。民族历史是不容也不能割断的，正如民族的血脉谁也无法割断一样。优良传统应当继承与弘扬。我们的语文教育不能走向民族虚无主义，更不能盲目“舶来”，端着自己的金边饭碗去向别人讨饭吃。继承与弘扬语文教育优良传统，首先就得认真研究、深入发掘传统语文教育的丰富宝藏，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实在不够。至于虚心吸纳成功的传统语文教学经验，尤需多下功夫。最近义务教育语文新课标的修订，突出了写字教学，这为继承与弘扬语文教育优良传统迈开了可喜的步伐。书法艺术可以说是我国的一种国粹，写字教学就是我国语文教育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0多年之前，我国的科学家通过深入研究，得出过这样的科学结论:写字，特别是软笔(毛笔)书写，通过人体光电作用，不仅有效地开发人(特别是少年儿童)的智慧，而且尤其是能够极大地陶冶人的心灵，整体提高中华民族的民族素质。多少年来，久违的写字教学终于回归课堂，这是令人欣慰的。但愿有更多的语文教育优良传统得到回归与弘扬。语文教育的优良传统既有老的，也有新的。老的乃古代语文教育所积淀，新的为语文学科教育所开创。语文独立设科以来，特别在近64年，语文教育改革与发展中产生的成功经验，经过长期的过滤提纯与雕琢打磨，也已凝炼为优良传统，比如，“字要规规矩矩的写，课文要仔仔细细的读，练习要踏踏实实的做，作文要认认真真的完成。”本是语文教学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也已由科学有效的教学规范升华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优良传统。此类传统，颇有针对性，更具本土性，弥足珍贵，尤需继承与弘扬。以上几句话中略谈的前三句，是为我国语文教育探寻出路所作思考，要素间都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依相生、相互渗透、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对于语文教育改革与发展来说，坚持科学发展作指导思想，依靠辩证思维当理论基础，弘扬优良传统乃逻辑起点，凸显本土特色为基本原则，落实双基教学系工作重心，打造优秀师资是根本保证。只要我们真心实意而不是虚情假意、脚踏实地而不是凌虚蹈空、埋头苦干而不是追名逐利、持之以恒而不是浅尝辄止地践行与落实这个基本方略，中国语文教育改革与发展就一定大有希望，语文教育的“世纪之问”就一定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本文来自于《湖南行政学院学报》杂志。《湖南行政学院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摘要］道德信仰、人文情怀和民族精神构成传统语文教育的人文内涵。蕴涵在传统语文教育中的人文内涵从根本上塑造华夏儿女的民族性格与内在精神。道德信仰铸就我们民族之灵魂，人文情怀坚守华夏儿女之神韵，民族精神更是挺起中华民族之脊梁。发掘与传承传统语文教育的人文内涵对当下语文科"人文性"的理解与落实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传统语文教育;人文内涵;当代价值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1］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当下语文实践教育中广泛存在的“重工具，轻人文”现象，避免了语文学科课程性质的人文性与工具性之争。当下的语文教学实践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指导下开展与落实。加强课程与教学的人文———文化教育色彩，是当前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整体改革的一大特色［2］。但课程标准对语文科的人文性并没有给出具体的阐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维度是语文教学的三维目标之一，也是语文科人文性的集中体现。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仍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丰富的内涵需要我们在几千年的传统语文教育中去寻找与丰富。中国的传统语文教育一般是指清末以前的语文教育体系，文、史、哲及伦理道德等不分科且混合在一起的教育体系，这些教育活动的基础又是以识字、阅读和作文教学为主的语文教育，致使中国古代教育史实质上就是一部语文教育史。传统语文教育的人文内涵指的正是在华夏民族千百年一脉相承的文化基础上，在传统教育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形成的精神坚守。蕴涵在传统语文教育中的人文内涵旨在塑造人之道德自觉，落实人之价值归属，是传统思想精髓的最高表达，也是当代语文所倡导的“人文性”的渊源所在。我们期待探索其丰富内涵，找寻其穿透历史、照耀未来的人文光芒。

一、守道德信仰之灵魂

传统道德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之灵魂，在维系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秩序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在道德迷惘、信仰缺失的今天，追寻传统道德信仰，发掘传统的力量显得尤为迫切。(一)“仁爱”:传统道德信仰的核心德化思想的系统化与全面普及，则应追溯至先秦诸子时期私学的兴起及孔子“仁学思想”的提出。孔子把春秋视为礼崩乐坏的混乱时期，提出复兴周礼，以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礼教与社会秩序。复兴周礼，但不完全因袭周礼。孔子为复兴周礼，对其进行了传承和发展，把“仁学思想”当作礼的补充。“克己复礼为仁”，它强调自觉、主动的自我约束，是一种主观化的道德修养与准则。他对仁学思想的系统发挥构成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更是我国千百年传统德化教育及民族信仰的精髓，更为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何谓“仁”?孔子在《论语》中对“仁”进行了全面的阐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仁”是一种全面的道德行为。就统治者而言，孔子要求统治者要施行仁政，“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就个人而言，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教导我们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二)“中庸”:传统道德信仰的最高准则“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传统的圣人君子教育讲求中庸之道。孔子认为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性，是道德信仰的最高标准。“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遗书》卷七)”中庸之道，讲求不偏不倚、以不变应万变，它强调方法的灵活与心态的平和。中庸讲求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开篇就指出人们在自我修养之时，要坚持自我教育、自我批评、自我约束。同时，《中庸》传承并发扬《大学》的絜矩之道和孔子的忠恕之道，继而提出要“以人治人”。教诲人们推己及人，用真诚宽容去感染他人、影响他人。“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主张只有始终秉持至诚的原则，才能充分发掘人的善良天性，才能感召万物，达到至善至仁的境界。(三)“至善”:传统道德信仰的最高境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在《大学章句》中，朱熹对《大学》这一开篇之词进行了详细阐述:“止者，必至于是而不牵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亲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由此可见，止于至善，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是大真、大爱、大智、大诚的具体体现，是一种由自我到超我的升华。“大学”为修身之学，是传统德行教育的最高追求。《大学》中核心的“三纲八目”则是实现“至善”的具体标准。“三纲”即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则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先贤告诫世人，止于至善当坚持以修身为本，以三纲八目为标准，做到时时自律、自省。道德信仰是古代教育的核心，也是古代语文教育的主要内容。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无论是国学还是乡学，语文教育所蕴涵的道德教育内容非常丰富。从启蒙教育的教材《三字经》《幼学琼林》，到文学教育中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教，乃至科举制度下的经学教育，所有这些古代语文教育的内容，无不蕴涵丰富的道德教育的内容。教育是为了让人更富有、更聪明、更高尚，为了人的价值实现，为了人的潜能的充分开发，为了人更完美［3］。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当代语文教育要坚守传统道德教育之灵魂，使传统道德教育之精华在今天的语文教育育人功能中得到最充分的彰显。

二、守人文情怀之神韵

摘要：高职院校中的语文学科是专业教育中的重点科目，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人文素养教育在高职院校语文学教育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能有效提升学生文化素养。本文基于高职院校语文教育工作，对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展开分析，探究当前高职语文人文素养教学现状并提出具体解决策略，以期为高职院校语文专业教育工作人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职院校；语文教学；人文素养

高职语文教学在专业教育体系中作为基础性文化课程，对学生思想文化素质及综合人文素养的培育与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要求高职院校及相关专业教师加强对学生语文教学工作的重视，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教育方法，强化学生文化素养，提升学生政治思想水平，为高职院校人文主义关怀教育发展提供助益。

一、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要作用

高职语文教育中，融入人文素养教育，教师充分利用教材中选取的文章，发挥文章中人物角色高尚的人格魅力，让学生在学习语文课文时，深刻体会到语文的特殊性，并通过学习语文课程养成爱国主义情怀，提高自身文化素养，树立正确思想观念，为培养学生健康人格打下坚实基础。

二、高职语文人文素养教育教学现状

一、教化本体

教化本体是指语文教育以教化为立足点，语文教育的存在以教化为基石。教化本体表明语文教育是建立在政治思想教育的基础之上。古代最为典型。《学记》中说：“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在语文教育尚未独立设科的古代，教育包括文史哲的教育。有人说，一部中国教育史，就是一部中国语文教育史。“化民成俗”成为语文教育的基础和首要目的。古代儒家一贯主张：“诗书教化，所以明人伦也。”“明人伦”就是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但“明人伦”仅是教化的一个方面。中国古代，教化的内容是很广泛的，主要有“培养爱国主义思想，安贫乐道思想，除暴安良思想，不畏强暴、见义勇为思想，学无止境、精益求精思想，精兵简政、为政清廉思想，自强不息、人定胜天的思想，等等。”①为了实现教化的目标，中国古人将儒家经典著作选为教材。“四书”、“五经”是官方所定的蒙学之后的主要课本。《大学》是十分典型的一套自成体系的道德教育教材。全书提出了一个总纲“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明德”讲修身，“亲民”讲爱民，“至善”则指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都是讲提高自身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属于治人的范围，涉及到道德的各个方面。《诗经》本是一部诗歌总集。虽然孔子说过“不学诗，无以言”的话，意思是要学会说话，就要学“诗”。然而，他仍然主要将它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课本。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诗”有七大作用：一是感发兴趣，二是考见得失，三是团结和睦，四是怨而不怒，五是孝敬父母，六是效忠君王，七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七大作用中，没有一条真正涉及语言文字教育，除第七条外，都是有关伦理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见，在古人的心目中，《诗经》是进行全面教化的生动教材。即便是在近代初期，中国人仍然认为：“中小学堂注重读经以存圣教”，“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者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②将读经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了能否立国的高度，教化本体深入人心。教化本体思想还体现在教与学的方法上。古代中国人很讲究“化”，怎样化？所谓春风风人，夏雨雨人，是“化”的方法，就是在和风细雨中潜移默化。“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要象春风那样亲切、温柔，象夏雨那样滋润心田，使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感染，受到教育：将教化的内容“化”入内心，“化”进脑髓。从学的方面说，就是要得意忘言。言是获意的手段，获意后，言则可忘。在这里，“意”指思想内容，是语文教育的最终目标。这一点，柳宗元的论述较为典型。他将语文教育的目的定为“文以明道”。指出：“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已耳。”③很明显，道在文之上，学文的目的在于“明道，在于接受思想教育。“辞”只是“道”的载体，自然，“明道”之后，可以弃“辞”。根本不是学习运用语言文字，更象是在接受政治思想教育。中国历史上语文教育的教化本体，是由中国社会的泛道德主义决定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伦理道德渗透于社会的一切方面，任何个人的言论或行为都严格地受道德价值的制约与牵制。整个社会，非常重视伦理道德，强调以道德标准来衡量事物或行为的好坏；而且，那一套伦理价值观念深入人心，能为一般社会成员普遍接受。伦理价值观的君临一切，独占鳌头，统治者自然就十分重视在学校教育中，特别是语文教育中强调渗透伦理道德思想教育，这是语言的特点决定的。因为，“文”总是要载“道”的，故而，“教化”成了代“文”弃“辞”的本体。

二、智能本体

智能本体是指以培养语文能力、开发大脑智力为根本进行的语文教育。近代中国，国门大开，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有感于西方的坚船利炮，认识到开启民智的重要性，纷纷写文章作演说出书报，呼吁开发民众智力，教育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于是，“语文”独立设科，开辟了我国语文教育的新时代。独立设科后的语文教育，开初，虽然还在一定程度上将“诗书教化”作为追求的主要目标，但社会的发展对人的才智的要求愈益迫切，渐渐地，以“教化”为主旨的语文教育，让位于以智能为本体的语言文字教育。1912年，《教育部颁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对语文教育在智能上提出了要求：“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兴趣，兼以启发智德。”将“智”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且位居“德”之前。这是在教化本体上的一个革命性的飞跃，表明人们对语文教育的认识在不断加深，意味着语文教育以教化为本体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1923年，由叶圣陶起草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在突出智能这一点上旗帜更鲜明。规定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①使学生自由发表思想；②使学生能看平易的古书；③使学生能作文法通顺的文字；④使学生发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简单地说，就是会说，会读，会写，有兴趣。很明显，语文能力的培养已经占据了语文教育的主导地位。建国后，强调进行“双基”教学”。1952年，教育部颁发的《中学暂行规程》（草案）中提出中学的教育目标之一是使学生获得“现代科学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双基”理论的提出，在语文教育领域产生了巨大反响，广大语文教师以给学生扎实的语文基础知识和熟练的运用语言文字的技能为主要目的，提高了教学的效率。随着时代的发展，“智力开发”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重大课题。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人类知识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学校掌握的知识，形成的技能，能够终身管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反映在语文教育上，就是教学改革风起云涌，有教材的改革，有教法的改革，在全国形成了许多流派。如魏书生的自学能力培养，刘月出月出的作文三级训练体系，陆继木春的双分体系等。这些改革，都紧紧围绕培养能力，开发智力这一核心。改革者们以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一改传统的以“灌”为主的方式方法，代之以“导”，以“练”，以学生智能的开发与培养为宗旨，将语文教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智能本体，还体现在建国后颁布的几个教学大纲中。1956年的《初级中学汉语文教学大纲》提出：“教给学生有关汉语的基本的科学知识，提高学生理解汉语和运用汉语的能力。”还提出了一些思想教育的要求。1963年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提出：“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1978年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明确指出：“中学语文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导学生学习课文和必要的语文知识，进行严格的读写训练，使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1980年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把教学目的规定为：“中学语文教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教学生学好课文和必要的语文基础知识，进行严格的语文基本训练，使学生热爱祖国语言，能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听说能力，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1992年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教学大纲（试用）》将教学目的表述为：“在小学语文教学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基本的阅读、写作、听话、说话的能力，养成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五个大纲，都有一条“能力”红线贯穿其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1992年的大纲和1996年大纲，单独提出了智力开发问题。不仅如此，在语文教育的内容上、方法上，近代以来，都以突出智能培养为主要特征，限于篇幅，此不论及。

三、人文本体

人文本体是将语文教育定位于人之上，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为根本支点。智能本体是对教化本体的一个突破，使语文教育凸现出它本身的特点。在中国语文教育史上，这是第一次真正以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为主要目标的变革，为充分发现语文在其它学科乃至在社会生活中的工具性作用，奠定了基础，使语文教育象语文教育。然而，智能本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它至少有两点不足：第一，只关注语文作为外在工具的一面，忽视了蕴含于其中的人的因素，使语文教学实践变成了象使用锄头、镰刀那样的纯技术的实践，语文课堂成了木工师傅教徒弟使用锯子、刨子之类的状况，冷面无情，只见技巧不见人；第二它无视人的丰富的个性，视学生为接受知识的容器，有待开动的机器。课堂上，我讲，你听；我导，你练；我考，你背。使本来应该丰富生动的课堂，变得单调无味。有鉴于此，语文教育界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要重新给语文教育定位。其一，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足以证明，从本世纪初的“国文教授法”到80年代的“语文教育学”，其间经历了由“教授法”发展为“教学法”和“教材教法”的阶段。80年间，人们愈益深刻地认识到，教学法或教材教法，思路单一，只研究如何教，忽视了如何学，如何育。只重教，忽视学，不见育，只是语文教育的半壁江山，难以满足语文教育全面育人的需求，也发挥不了语文教育全面育人的功能。因而，“语文教育学”应运而生，它更加重视人在智能、道德、情感等多方面发展的需求，全面开掘语文教育的育人功能，“人”的地位日益显露。其二，陈仲梁在1996年第9期《语文学习》上撰文《期待：语文教育的第三次转变》，认为从本世纪初开始，语文教育出现过两次转变。本世纪初，从文字型教育转变为文字———语言型教育；近十年来，又出现了第二次转变，从文字———语言型教育转变为语言———思维型教育。并指出：语文教育将出现第三次转变：语言———人的发展。明确地将未来语文教育定位于人之上。其三，新编高中语文教学大纲“第一次提出了‘发展个性和特长’的教学目的。”④其实，在教育理论界，早已有人提出将教育的支点定在人之上的看法。斯普朗格认为人的本体结构的生成、定向、定格，关键是教育，“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为教育，正是在于它是一种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⑤语文教育，作为整个学校教育大厦的一个主体部分，理所当然，将自身固定于人的个性、人的理智、人的道德、人的情感之上，应当是很自然的，很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