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思想范文10篇

一、服饰艺术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古人认为“天”是外在的意志、理想、福地的化身和所在，“天”被视为神圣的、伟大的、无限的，人间事物由天所定。古代服饰的形制和色彩分别体现了人对天的尊崇，乾为天，未明时为玄色（黑色），坤为地，为黄色，故上衣玄下裳黄。古代服饰中尤其重冠，冠上为天，冠的形制更要体现对天的崇拜。天子之冠有十二旒，每旒贯以玉珠十二颗，“十二”这个数字体现了人们对一年十二个月的天文观，由“十二”的观念引伸到宇宙万物，概括出十二纹饰分别代表不同的意义。

“天人合一”还体现在服饰以宽大、飘逸、含蓄为美。由“天”之神圣、伟大、无限所推演出来的“大”于是也成了一种美的境界。中国古代服装一直以宽袍大袖为尚，把自然的人体隐藏于宽大的袍袖之中，给人以神秘、内敛之美，力求与“天”合而为一的神韵。衣袖裙裳要宽大，如人两手舞动，则两宽大袖片随之飘动，形成气势。人行走时，上体衣袖下体裙裳随之飘动，同样形成宽大之势，帝王豪绅尤以衣袍宽大为美。基于此种审美观，中国古代服饰不追求立体感，而追求平面的“面”感。在裁剪方法上不需做过多的分割组合去追求“体”的感觉。所以，中国服饰的传统裁剪法为平面裁剪法，不同于西方流行的立体裁剪法。

二、服饰艺术追求礼制秩序美

中国伦理道德对中国审美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中国数千年的服饰艺术发展中，儒家的礼教思想成了其核心理念。只有遵从了伦理道德规范的服饰才为美，只有充分体现了社会各个阶层等级秩序的服饰才为美。周代制定的冠服制度影响了中国后世几千年，冠服是服装根据帽子的不同而命名的各类服装的总称。什么样的帽子配什么样的衣服，都有严格细致的规定。在不同的礼仪场合，不同等级的人必须穿着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服饰，这些服饰在颜色、材质、尺寸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周代的冠服制度规定极严，同为裘服，也要根据皮质、颜色来划分等级。天子穿白狐裘，诸侯及大夫、士穿青狐裘、黄狐裘，庶民则穿犬羊裘。自周以后，冠服形制被历代传承相袭，虽按各代统治者之意略有改动，但其基本形制却大同小异，尤其是显示阶级差别的内涵始终没有改变。

三、服饰艺术以华贵、精细、丰富为美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关于美本质的普遍看法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互补系统，以味为美、以意为美、以道为美、同构为美、以文为美，构成了中国古代美本质观的整体特色。中国古代的美本质观本同而末异，如儒家认为自然比德为美、以情为美、以和为美、以“合目的”的形式为美，道家以无、妙、淡、柔、自然、生气和适性为美，佛家以涅槃、寂灭、死亡以及涅槃的象征——圆相、光明为美，便体现了中国古代美论的多样性。中国古代的美感论集中论述了审美的特征和方法。审美特征论涉及美感的愉悦性、直觉性、客观性、主观性、真实性。审美方法论强调咀嚼回味、以我观物、虚静纳物，与中国古代的美本质论遥相呼应。

本文试图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系统作出简要而整体的把握。在我看来，审美感知是由审美对象引起的，而普遍引起审美感知满足、完善、愉快的对象，就是美①。美学不仅应当研究感觉规律，还应研究感觉对象的规律。易言之，美学不仅应当成为美感学、主体审美学，还应当成为美的本质学、客体审美对象学。因此，本文阐释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将把焦点聚集在中国古代关于美本质和美感的理论上。

中国古代普遍的美本质观

中国古代对美的看法，既有异，又有同。所谓“同”，即儒、道、佛各家相通相近、殊途同归、末异本同之处，或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颇为流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中国古代对美的普遍看法大抵有如下数端:

一、以“味”为美。这是中国古代关于美本质的不带价值倾向的客观认识，可视为对美本质本然状态的哲学界定。从东汉许慎将“美”释为一种“甘”味，到清代段玉裁说的“五味之美皆曰甘”，文字学家们普遍将美界定为一种悦口的滋味。古代文字学家对“美”的诠释，反映了中国古代对“美”是“甘”味的普遍认识。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听到优美的《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老子本来鄙弃欲望和感觉，但他又以“为腹不为目”为“圣人”的生活准则，并把自己认可的“大美”——“道”叫做“无味”之“味”，且以之为“至味”。佛家也有“至味无味”的思想。以“味”为美，构成了与西方把美仅限制在视听觉愉快范围内的美本质观的最根本的差异。

总书记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大和**届**全会精神，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把促进发展作为人才工作的根本出发点，紧紧抓住培养、吸引、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加强人才资源能力建设，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改革，大力培养各类人才，加快人才结构调整，优化人才资源配置，促进人才合理分配，充分开发国际、国内两种人才资源，努力把各类优秀人才聚集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使中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资源强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全面总结了我们党人才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深刻阐述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科学分析了人才工作所面临的国内国际新形势，明确提出了我国人才工作的根本任务、指导方针和总体要求，为我们建设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指明了奋斗的方向。

党的**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并指出：“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小康大业，人才为本。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培养造就各类高素质人才，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保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大计。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既面临着发展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来自国际上各个领域的竞争。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力资源的竞争，是人才数量和质量的竞争，也是人力资源开发能力和人才选用机制的竞争。世界各国都在纷纷采取措施，加大培养、选拔、吸引人才和开发人才资源的力度。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还利用自己的优势，加紧了在世界范围内人才的争夺，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优秀人才的争夺，简直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世界各国为了克服人才短缺的危机，已经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人才争夺战。欧美发达国家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全球范围内广泛网罗人才，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人才流失的危机。可以说，随着人才争夺战的日趋激烈，人才供求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我国加入WTO后，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而且这种竞争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将更加广泛而深刻，人才的短缺与流失将是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培养选拔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各个层次的专门人才，并使这些人才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迫切需要我们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我国人才资源开发的力度。

人才资源开发，归根结底是培养、选拔、吸引、留住、凝聚、用好人才机制的改革问题。为了消除体制因素对人才的制约，最大限度的发挥人才的作用，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必须按照`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改革人才资源管理体制，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努力建立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完善对人才的激励、考核和监督机制，加快建立有利于留住人才和人尽其才的收入分配机制。曾庆红同志指出：“营造一个有利于培养、吸引、留住和用好人才的机制和环境，是各级组织人事部门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人力资源开发的组织领导者，各级组织人事部门的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自己在人力资源开发中所肩负的历史责任，要以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去发现人才，爱惜人才，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我国人力资源的优势，为优秀人才的成长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创造更为良好的条件，努力做到用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和适当的物质待遇留人。”

关于人才培养、选拔、吸引、留住、凝聚、用好人才问题，我国古代历史上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五千多年的中国文明史，应该说关于选用人才方面的内容是其中的重要一部分。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不妨向古人学习一下识才、用才、爱才、聚才的艺术。

我做党务和人事工作有十多个年头，基于工作上的需要和兴趣爱好，下力量研读了我国从五帝到清朝三千多年历史关于用人方面的资料，对我国古代用人的思想与艺术作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和探讨，综合起来，我们古代用人的思想与艺术主要有以下特点：

人们常常以西方哲学的认知理性精神作为典范模式，考察中国哲学传统的思想内容和精神实质，结果往往使后者的本来面目处于扭曲状态。中国哲学传统数千年的发展中，体现出来的与西方哲学传统不同的基本特征，这就是重视“人”、“伦理”和“社会”。也正是由此出发，中国哲学传统对各种哲学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建构起了它自身也很有特色的理论体系。

1、推崇“人”，重视“情”

中国文化史与西方文化史的不同之处之1是中国从没有发生过某种宗教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事实。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虽然是天命论者，但是“不语怪力乱神”：他所关注的是人，而不是神。又如儒家所倡导的“入世”观，强调积极的干预现实生活，也是1种重视“人”的体现。同是中华思想主流的道教思想从未占据过思想统治地位并且生活在儒家的阴影之下，道家并非绝对的消极无为。庄子1方面在执着“齐物论”，但另1方面却在讲“人世间”：“子之所爱，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于佛教，从进入中国的1刻起便开始了中国化。虽然佛教的思想在中国盛极1时，但是仍无法撼动中国主流的儒家思想，与此同时，佛教思想也在向着儒家的思想靠近。禅宗的心性修养为中心的哲学观和孟子的行善轮、先验论在本质上是1致的。儿它的主观唯心主义又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发展。因而整个中国哲学都在推崇“人”的重要，强调人的主观的活动去改造这个社会。

中国哲学传统注重“情理”的思想倾向，在伦理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事实上，如果说西方哲学传统主要把道德问题归结为受理性支配的意志问题的话，那么，认为“人之大伦”首先在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儒家思潮，却十分强调伦理规范的情感意蕴，尤其是肯定了基于血缘亲情关系之上的“情理”的重要意义。孔子曾针对宰我有关三年之丧的质疑，依据“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的亲子之爱回答道：“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明确把道德践履的必然准则建立在血亲情理的真诚性和安适性之上。孟子则肯定“事亲为大”，并以“亲亲”释仁。深受儒家影响的郭象认为：“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王阳明也主张：“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正是在这种倾向的指导下，朱熹才把孔子认可的合乎血亲情理的真诚性、因而是“直在其中”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做法，进1步誉为“天理人情之至也”。其实，宋明理学所特别注重的“天理”，作为“天地人物万善至好底表德”，在本质上正是“人情”即“血亲情理”自身的本体化，与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伦常密不可分，所谓“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

对于“情”与“性”的内在关联。孟子以情释性，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视为人性四端，强调“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荀子以性释情，认为“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董仲舒主张：“情亦性也”。《谈经》中“无情无佛种”，把“有情”看做是人的1个基本特征。宋明理学则以“心、性、情”的相互关系作为1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对伦理的苛求

1、推崇“人”，重视“情”

中国文化史与西方文化史的不同之处之1是中国从没有发生过某种宗教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事实。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虽然是天命论者，但是“不语怪力乱神”：他所关注的是人，而不是神。又如儒家所倡导的“入世”观，强调积极的干预现实生活，也是1种重视“人”的体现。同是中华思想主流的道教思想从未占据过思想统治地位并且生活在儒家的阴影之下，道家并非绝对的消极无为。庄子1方面在执着“齐物论”，但另1方面却在讲“人世间”：“子之所爱，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于佛教，从进入中国的1刻起便开始了中国化。虽然佛教的思想在中国盛极1时，但是仍无法撼动中国主流的儒家思想，与此同时，佛教思想也在向着儒家的思想靠近。禅宗的心性修养为中心的哲学观和孟子的行善轮、先验论在本质上是1致的。儿它的主观唯心主义又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发展。因而整个中国哲学都在推崇“人”的重要，强调人的主观的活动去改造这个社会。

中国哲学传统注重“情理”的思想倾向，在伦理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事实上，如果说西方哲学传统主要把道德问题归结为受理性支配的意志问题的话，那么，认为“人之大伦”首先在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儒家思潮，却十分强调伦理规范的情感意蕴，尤其是肯定了基于血缘亲情关系之上的“情理”的重要意义。孔子曾针对宰我有关三年之丧的质疑，依据“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的亲子之爱回答道：“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明确把道德践履的必然准则建立在血亲情理的真诚性和安适性之上。孟子则肯定“事亲为大”，并以“亲亲”释仁。深受儒家影响的郭象认为：“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王阳明也主张：“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正是在这种倾向的指导下，朱熹才把孔子认可的合乎血亲情理的真诚性、因而是“直在其中”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做法，进1步誉为“天理人情之至也”。其实，宋明理学所特别注重的“天理”，作为“天地人物万善至好底表德”，在本质上正是“人情”即“血亲情理”自身的本体化，与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伦常密不可分，所谓“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

对于“情”与“性”的内在关联。孟子以情释性，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视为人性四端，强调“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荀子以性释情，认为“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董仲舒主张：“情亦性也”。《谈经》中“无情无佛种”，把“有情”看做是人的1个基本特征。宋明理学则以“心、性、情”的相互关系作为1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对伦理的苛求

中国古代哲学注重伦理道德，这与西方所重视的科学截然不同的。

一、宋学的“实学”倾向与“践履”同“事功”之分

一般说来，实学是明中叶以降三百余年的重要社会思潮。实际上，实学自宋即伴随新儒学（即宋学）而共生演化。理学、心学中蕴涵反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特色，而浙东学派讲求实利功效力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开明清事功实学之先河，成为东南区域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所谓“宋学”即宋代学术，包括文、史、哲、经各学。其结构特征主要是学派林立各有传承，又相互汲取相互交锋，兼容并蓄相斥趋同；其学术特征主要是对儒家经典及其传注的质疑，通过较为开放自主的方式重新解经，以阐发学术见解思想主张，探索义理性命宇宙生成。表现出经世济用、规范伦理或重思辨、明义理的思想倾向，学理思路又多吸收释、道二教，因而在方法、观念、学风上有别于传统儒学。宋代丰富多彩的思想学说和格调迥异趋同的观点主张，汇集而成精神文化发展的五彩长河，蕴积而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

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宋学蓬起，自“宋初三先生”、李觏、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邵雍、张载、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颐、程颢到张轼、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陈亮、叶适等思想家，人才济济，学派林立，各臻其妙，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兴起于北宋集成于南宋的理学。自周敦颐、张载、二程，发展到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建构了理学发展的流脉体系，至元明而流变赓续，入清渐趋衰微。理学融汇儒、释、道三教，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儒学思辨化、哲理化，并发展了儒家学说的道德伦理，成为中国帝政时代后期社会秩序意识形态的核心，和士林学术思想与思维定式的规范。

实学与理学共生而又对立于理学。明代实学家崔铣说：“宋之四子造诣精矣，皆实学矣。”（《洹词》卷10）“宋之四子”即周敦颐、程颐、张载、邵雍。清代实学家章学诚也称赞朱子学是“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认为其后学“皆承朱子而务为实学”。（《文史通义》卷3《朱陆》）但“实学”一词在宋以前就有，如东汉王充《论衡•非韩篇》说：“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全齐文》卷26《释玄光》有“圣贤功绩，何莫由斯。实学者之渊海，生民之日月”（收入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唐代道宣撰《续高僧传》卷13《释道岳》“毗昙成实学知非好，摄大乘论诚乃清微。”《旧唐书》卷119《杨绾传》引其论贡举之弊的奏疏中有“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至宋，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实学”的概念被更多地运用，如《河南程氏遗书》卷一记载程颐说：“治经，实学也。……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他强调“穷经将以致用也。”（同上，卷4）朱熹《中庸章句》的《题解》开篇讲程子释《中庸》“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他批评“近世学者不知圣门实学之根本次第，而溺于老、佛之说，无致知之功，无力行之实”（《朱文公文集》卷46）。他认为“今学问流而为禅，上蔡（指谢良佐）为之首，今人自无实学”（《朱子语类》卷5）“一味说入虚谈最为惑人，然亦但能谩得无学底人，若是有实学人，如何被他谩才说悟，便不是学问。”（《朱子语类》卷121）“大抵今日之弊，务讲学者多阙于践履，……殊不知因践履之实，以致讲学之功，使所知益明，则所守日用。”（《朱文公文集》卷46）他指出：“只是无志，以举业为妨实学”，提出“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卷13）可见朱子是十分强调实学的。其他宋学者也大多倡实学，如张拭说：“圣门实学，贵于践履”。（《南轩全集•论语解》卷四）心学提倡“躬行实践”（《陆九渊集》卷6），陆九渊讲自己“平生学问惟有一实，一实则万虚皆碎。”（《陆九渊集》卷36）其文集中有包恢在《三陆先生祠堂记》中提到“孟子之实学”（同上，卷36）“唐虞三代之实学”（同上，卷35）等说法。宋代官方文书也用实学，如建炎元年科举诏令中有“俾谨择于考官，用精搜于实学”；庆元四年有言者叹云“天下士子，谁务实学哉！”（《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文献通考》卷42《学校三》）

应当说，儒家传统中是有经世内涵的，而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未完全抛弃此传统，理学思想体系中也蕴涵着某些实学的因素，“所以明清时期的实学家在批评、否定理学的空谈心性的同时，对其中的某些实学思想也多加肯定和继承。”(1)但理学是在反对佛老的“虚无寂灭之教”与汉学“辞章记诵之学”中发展实学的，将追求人间真实的圣贤之学，和在现实生活中实践道德之学，称为实学，即日本学者所称的“追求人间真实之实学”与“道德实践之实学”，而称明末清初的实学为“经世致用之实学”。著名实学研究者源了圆先生提出：“实学乃如具有多种侧面之巨像”，有实践、实用、实证、求实等等之学，观其与社会之关系有“经世济民、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等等之学。“当人们不满意现存之思潮及价值观，社会价值体系发生动摇时，则有些人将支持当时价值观之学问贬为‘虚学’或‘伪学’，而将自己的学问称为‘实学’，以强调其正当性。”(2)说到底，实学就是指实实在在的学问。

摘要：家庭教育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我国古代就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研究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的特点，对搞好今天的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家庭教育；修身；齐家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的质量不仅关系到家庭成员自身的发展，而且还会对国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家庭教育有其自身的特点，有其独特的功能。总书记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湖中指出：“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不只是学校和教育部门的事，家庭、社会各个方面都要一起来关心和支持。”由此可见，学校虽然是教育的主阵地，但学校教育不可能取代家庭教育。在当今社会，重视研究家庭教育，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功能，使之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协调配合，才能真正推进素质教育，促进教育的发展。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完整的家庭教育思想体系。回顾、研究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探索其有价值的内容，对搞好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齐家与治国相联的家庭教育目的论

我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其经济特点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这种经济特点决定了家庭成员之间在物质生活方面的依赖性较大。一般衣食等物质生活资料主要在家庭中生产，由家庭成员共同享用。这一方面导致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很强的依赖性、关系的密切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家庭教育的受关注性。因为家庭成员接受家庭教育的程度与其家庭生活质量是密切相关的，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克绍箕裘”的说法，这是说，有许多“家业”、“家传”、“家学”都是通过家庭教育代代相传的。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用西医科学课程模式来实行中医教育，与固有的中医理论体系产生冲突和矛盾，导致当前的中医教育存在着诸多争论和困惑。面对当前中医界对中医教育的种种争议，本着“以史为鉴”“以史励志”“以史启智”的目的，汲取历代中医教育思想中那些值得现代中医教育加以吸收的观点、内容和方法，以服务于当代，这对当前中医教育改革和建构现代中医教育思想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医；教育思想

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参照，经过五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高等中医药教育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人才培养模式。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有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尚不能完全适应中医的特有规律，需要进一步革新与发展。作为独具民族传统特色的中医教育，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只有“古为今用”，方能“洋为中用”。中医教育思想的改革、更新，虽然决非是传统思想的自然延伸，但一味照搬外来文化与文明成果，而不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不与中医几千年来所形成的独特教育思想相融合，即使是最先进的文化，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首先要以科学的、理性的态度对待传统的中医教育，汲取传统中医教育中合理的具有生存价值的内核，积极加以继承和弘扬，以指导现代化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目前中医教育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探讨和总结，进一步认清中医教育的自身规律，针对当前中医教育的种种争议，本着“以史为鉴”“以史励志”“以史启智”的目的，汲取历代中医教育思想中那些值得现代中医教育加以吸收的观点、内容和方法，以服务于当代，这对端正中医办学思想、推动中医教育的发展不无裨益。

1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现状分析

古代中医教育研究是广义医学史研究的一个传统领域，然历来关注较多者是古代医学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医教育改革的兴起和深化，理念层面的问题日益突显，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才逐步开展起来。但时至今日，这方面的专门著作仍寥寥无几，尤其是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理论层面较为深入的挖掘尚属欠缺，是亟待开掘的一个学术领域。虽然目前国内有些中医药院校也在积极开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但总体来看，研究力量比较薄弱，而且较为分散，没有形成较有实力的学术团队，学术积累也不是很深厚。

古代中医教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体系，成为古代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的继承与发展留下了许多历史课题。但是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古代中医教育主要是民间家学师承，虽然唐宋以来也有官办中医教育，但入学条件和服务对象主要局限于贵族，规模较小。在这种情况下，由小生产方式形成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缺乏在系统教育实践基础上，总结概括上升为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总体来看，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需要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将分散的、不系统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总结概括上升为系统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但综观目前国内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现状，对原始文献的挖掘和整理尚未完备，在理论的提升和深化上就更显欠缺和不足。

一、我国古代思想家对“和谐社会”基本内容的诠释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国古代思想家主张“天人合一”，这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基本的思想观点之一。它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强调人与自然所处的平衡与协调状态，指出人类应当有限度、有节制地利用大自然，掌握并尊重自然规律，要保护自然界，而不能破坏自然，更不能无限索取、利用自然界。道家思想强调人生以回归自然为目的，人与自然应和谐共处，与万物融为一体。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以崇尚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庄子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境界，强调人必须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顺应自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主张只用鱼竿钓鱼，而不用网拦河捕鱼，反对射猎夜宿之鸟，这反映了他反对人类滥捕滥猎、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他要求人们要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孟子所追求的是“尽心知性知天”的理念，并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战国后期的荀况说：“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指出自然界有其自身客观规律，独立于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并指出，在不违反自然规律的情况下，人们应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握并利用规律，即“制天命而用之”。汉代大师董仲舒将“天人合一”的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他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的主张，从而确立了“天人合一”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总之，在古代社会思想家们看来，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生活在自然界之中，自然环境是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大自然，自然界是人类生活资料的来源。同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可以利用自然规律来改造自然，推动自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古代社会思想家们的“天人合一”思想，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这在今天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人与人的和谐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重视道德教化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特征。我国古代思想家提倡和谐共处，宽以待人，提倡关心人、尊重人，强调通过友爱、平等、融洽来创造“人和”的人际环境，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大同理想社会。其中，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最大。孔子以“仁爱”为基本原则，认为“仁”是人类最高的道德品质，具有这个道德品质的人方可称为“仁人”，而弄虚作假、巧言令色的人是不可称其为“仁人”的。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还提出“君子矝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他反对结党营私，指出善于团结他人，行为庄重而不与他人争执者，才为君子。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并认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还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与“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的思想一脉相承。孟子还提出了“仁民”“爱物”等主张，也就是要将“爱”的价值观扩展开来，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万物。儒家思想中的“和为贵”“忠孝义”等理念都体现出了“人和”的道德观，都主张通过仁礼、性善等观念来塑造理想的人格，并通过“人和”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儒家的和谐社会观里，人就是社会生产、生活的主体，离开了人与人之间善意、互助的人际交往，社会安定、和谐就无从谈起。道家学派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状态，它反对社会冲突和严酷刑法，强调万物互相平等，不分贵贱，人们通过“无欲”“无为”“无争”的崇高理想境界来达到天下太平，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发展。总之，在古代思想家看来，和谐社会应该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充满仁爱，体现温情、善良和互帮互助的社会。

(三)人与社会的和谐

1古代家族文化在家族管理中的作用

1积极作用其一是能使家族内部成员对国家产生认同。南宋末，文天祥兵败被俘时，写下千古绝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的舍生取义和爱国的民族精神表现了忠君的观念、以及对其国家的认同。所以，家族文化之于国家统一的思想是一致的。其二是让家族内部成员的观念和目标一致化而最终能够和谐共处。家族成员对于家族赋予他们的责任，如“光宗耀祖”等这样的目标很明确，并且要注重家族的延续性。所以家族内部成员都比较有责任感，能团结一致，不会因为贪蝇头小利而做出破坏家族的信誉和威望。其三是促使家族内部成员形成较强的归属感、向心力和凝聚力。作为一个家族，其内部成员具有天然的共命运的意识，能产生较大的向心力。在古代社会家族团结一致、凝聚在一起，一是能面对自然灾害；二是能监督和制止他人，不让做出破坏家族门风之事；三是能对抗来自其他世家望族和国家政权给予的压力。2消极作用其一是形成家族长独裁制。在传统家族中，家族长因为具有某些特长、技能亦或是超越平常人的能力，使得家族长在家族中享有着绝对的权威。这些家族长往往会独断专行，不容他人否定自身在家族中的地位与权威，造成独裁现象。其二是产生自我封闭性。在自给自足的社会制度和传统家族文化的影响下，家族成员往往重视家族利益高于其他一切。家族长在考虑任用人才和协调利益均衡的前提下，大多数都是会任用家族内部成员，让家族内部成员掌握实权、利益分配，逐渐的，就成了自我封闭的家族事业管理体系。从家族文化在家族管理中所起的作用可以看出，家族文化事实上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家族管理形成强大竞争力的基础，也是造成家族管理不善的主要障碍。如果一个现代企业也被这样的思想束缚，那就会对企业造成致命的伤害。

2古代家族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在现代，多变的社会，外部的环境的变数越来越多，对于现代企业如何使内部条件适应外部环境并达到最优化境界是其管理的现实问题。现代企业所具有的优势例如产权明晰、责权分明等，都克服了传统家族文化对家族事业管理的局限。在现代企业管理，可以利用家族文化的积极作用来建设现代企业制度，让员工自然形成一种对企业的归属感与认同感。1企业的凝聚力现代企业中，员工是一个企业的核心。换句话说就是企业是以人载体的。企业文化中的人自上而下，从管理者到最普通的职工，都是“人”。人是需要关心、尊重、理解和信任的，都是需要一种共同的价值理念、一致的奋斗目标，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向心力、凝聚力，才是一个有战斗力的团体。2企业文化建设中需要“忠孝”这里所说的“忠孝”的背后自然不只是国家和家长。现代企业管理中，需要把传统家族文化中对家长的“忠孝”转变成对企业的“忠孝”。一个企业，职工和企业是命运共同体。在企业内部，下级对上级、对企业都需要存在一种“忠孝”的感情，让员工形成一种这是“家”的共同意识。3人事关系的处理现代企业中，管理者不能仅仅在能力上钎焊，更需以德服人。只有德才兼备者，才能真正获得下属的拥戴。企业的管理者应该重视对企业员工的情感关注，注重发挥企业员工亲和力的作用，并注重培养员工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等。

3结束语

任何民族都有自己需要传承的文化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对传统的家族文化进行有区别的继承，弘扬其精粹，摒弃其弊端，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