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子范文10篇

【摘要】笔者运用文献资料的研究方法对唐代女子体育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唐诗进行了分析研究，深入了解到唐代所流行的女子体育活动项目，反映出唐代女子体育发展的特点及其兴盛的原因，从而为促进唐代女子体育的研究、弘扬传统体育文化和发展我国现代女子体育运动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唐代诗歌女子体育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兴盛、最繁荣的朝代，这一时期疆域辽阔，国势富强，社会相对稳定，封建经济高度繁荣，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而唐朝精神文明最具代表性的产物——诗歌，进入了其发展的辉煌时期，产生了众多的诗人和数以万计的诗歌作品。其中，许多诗歌以体育活动为创作内容，以其独特的风格为我们反映了唐代体育活动的发展面貌，尤其是以女子体育运动项目为题材的诗歌，更是在各种诗歌流派中大显光彩。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唐代女子的体育活动，可谓最为兴盛，这一时期无论是在种类上、形式上、规模上都在我国女子体育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本文试图从唐代体育诗歌的角度来对古代女子体育运动进行分析，以对唐代女子体育发展特点及其兴盛的原因做更多方面和深入的探究，从而为弘扬传统体育文化和发展我国现代女子体育运动提供借鉴意义。

一唐诗中女子体育概观

唐代女子体育出现繁荣景象，项目之丰富、参与人数之多，都是先前其他朝代所无法比拟的。在体育史上也有：“惟有‘大唐三百年’，是中国古代体育最辉煌的时期”之说。

1．球类运动

摘要：女性内衣因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而各具不同形态，其成因是在人体的基础上分别进行解构和重构。受内衣造型的影响，女性服装呈现截然不同的两种审美形态。一方面以道德美为最高准则，另一方面以人体美为最终审美原则。女性内衣产生的具体形态以及其中蕴藏的哲学、美学思想至今也影响着服饰的发展。

关键词：女性内衣；道德秩序；形式美；自然美；古代

一、内衣综述

女性内衣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与女性身体最亲密的服装，它约束着女性的身体借以达到所需要的轮廓形态。通过内衣表现出来的形象有时是端庄典雅的，有时是性感迷人的。应该说内衣的产生是服饰发展到成熟阶段之后的产物，只有在各种服饰制度、服饰形制均已完备的条件下，服装才会由外层向内层进而更细致的功能分化，才会有内衣与外衣的明确区别。而在其分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处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使中西方的女性内衣的造型呈现两种互补的形式，即分别在以人体为基础的前提下，对其造型结构进行着解构与重构，也就是一个借助对这种服饰的解读与表述赋予身体以新的意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按照中西方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审美理念重新塑造人体，通过对身体形成的状态显示服饰构成技术并强调身体与其社会习性之间的关系。

所谓解构就是将服装原有的结构进行分解，使解构后的服装削弱其结构形态，而加重服饰中文化审美的含量，使个人归属于社会；重构就是打破服装旧的结构的基础上对内衣重新分割组合成新的服装结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重点强调的是人的自然体态美，突出的是社会中追求人性美的行为，正是由于这种解构与重构使内衣产生以后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制及背后蕴藏着的功能性、审美性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鲜明特征。

二、中西方古代内衣特征

“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白居易《太行路》)这两句诗是中国千千万万古代女性悲苦人生的真实写照。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女性都处在从属的位置，身份卑微，没有话语权。这一点，从许多的文学作品中可见一斑。自妇女解放运动之后，女性地位得到一定的提升，权益得到相应的维护，女性意识亦逐渐觉醒，在家庭观、爱情观上发生了转变，这些从新时期文学作品中可窥知一二。下面我们共同来梳理高中语文课本中性格鲜明的女性人物形象。

一、旧女性形象

身不由己，惨遭抛弃的女子———《诗经•氓》的主人公。《氓》一诗中有女主人公对甜蜜恋爱的回忆，有被丈夫遗弃的痛苦，有对氓的负心的怨恨，更有对青年女子的劝诫。“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女主人公指出，这场满是悲剧的婚姻自己并无过错，是氓的反复无常造成了这一状况。善良本分、命途多舛的祥林嫂———鲁迅《祝福》的主人公。有人总结说，祥林嫂作为一个女性，是一个没有春天的可怜之人。她在万物勃发的春天没了丈夫，她在春天将近结束之时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又在冬天即将结束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失去了自己的生命。祥林嫂善良守本、质朴勤劳，是一个纯良克己的女人，这样的女性本可安享幸福，可她的结局让人不忍卒读。精明能干、时运不济的探春———曹雪芹《红楼梦》中的重要人物。“才自精明志自高”的探春曾说过一句话:“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立出一番事业来。”而正因为她是女性，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之下，纵使才华横溢，亦是惘然。“原应叹息”之意曹雪芹早就将之隐含在“元迎探惜”四春的名字之中了。探春的一生就是“一声叹息”，可赞她处事果敢、爱憎分明，可叹她遭遇凄惨。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女性的悲剧呢?《氓》中女子被弃的悲剧源自男尊女卑的社会。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可以弃妻休妻，而且这种行为在当时的社会中是被默认的合乎准则的行为，女子却需从一而终，遵从所谓的“节烈观”。祥林嫂一生中最大的“污点”也正是“再嫁”。时人所谓“从一而终”的思想，连当时的女性自身也深受荼毒，她们自己也认为再嫁是可耻的。这是很可怕的。祥林嫂在被迫改嫁时做了能力范围之内的反抗，她不惜以死来避免因再嫁而带来的“失洁”的后果。为什么反抗?因为她自己也认为再嫁就是“不贞”的表现。而她的婆婆为什么又能够逼她改嫁呢?这就是过去女子悲剧产生的另一根源:封建观念与封建制度。族权、父权、夫权这三把利斧时时刻刻悬在祥林嫂头上，让她惊慌颤栗，喘不过气来。古代“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约束捆绑，注定了古代女子是完全没有地位，更加没有话语权的，她们的存在只是他人的附属品。而探春式的悲剧最让人痛心。才德兼备的探春只因为是女子，且是“庶出”的身份，不能发挥她的才华，怀才不遇空余恨。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氛围中，有才的女子最终也只能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去嫁给素未谋面的张三李四，这是古代女子的悲剧。

二、新女性形象

勇敢又软弱、封建又反封建的繁漪———曹禺《雷雨》中的人物。繁漪是曹禺先生塑造出的一个具有“雷雨”般性格的女子。曹禺在序言中说，繁漪的性格“一切都要走向极端”，追求的“不是爱便是恨”，选择的路是“中间绝没有一条折中的路”。她是充满反抗精神的，对周朴园施予的冷淡、禁锢、专制，她敢于冲破;对周萍给她生活带来的鲜活生命力，即使不符人伦，她也敢于热烈地去表达自己的爱。可惜的是，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封建残余依然存在于她身上。她有冲破封建束缚的勇气，却没有脱离生存环境的能力。“为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刘和珍———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中的人物。在鲁迅先生笔下，除了“始终微笑着”之外没有关于刘和珍的任何外貌描写。而仅仅“始终微笑着”这寥寥几个字，就能让读者推知刘和珍是一位温和不锐利的女子，她的柔弱应该是不亚于那些“裹小脚”的女子。但她柔弱的外表之下蕴含着强大的内心光芒。身为一介女子，却与男子一般忧国忧民，甚至超越了当时的部分男子。她敢于反抗广有羽翼的校长;虑及母校前途她黯然泣下;她主动为群众向执政府请愿。鲁迅在心痛之余痛击当朝:“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精神“逍遥游”的新女性———舒婷作品《致橡树》中的女性形象。《致橡树》中“木棉”的形象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女情观。新时代的女性拥有独立生存之能力，她们绝不愿做攀援依附他人的凌霄花，“借他人高枝炫耀自己”;不愿失去拥有独立人格之自我，不做“痴情的鸟儿，重复单调的歌曲”;亦不肯担当只懂奉献、无谓牺牲的一方，不愿做他人之“泉源”，经年累月为他人送去“清凉的慰藉”;更不愿做男性的附属品，存在的目的仅为“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在诗人的意识里，新女性的人生追求是做一株具有独立精神的木棉，作为跟“橡树”一样的“树”的形象与他在一起，也就是作为与男子同样的“人”的形象平等地共同生活，寻求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灵魂之爱。新时代女性追求的是可以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亦可分担“寒潮、风雷、霹雳”的真挚平等的爱情。从勇敢又懦弱的繁漪到拥有独立人格的“木棉”女性，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女子从不愿成为男子的附庸，渴望能达到人身的自由成长，到经济独立、情感独立、人格独立，女性的地位得到提升，女性的价值得到体现，女性的话语权得到认可。

三、女性形象的启示与反思

【论文摘要】秋瑾所生活的年代处于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段，她的文学创作印证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与融合。她前期的创作以诗词为主要形式，集中在赞誉古代女英雄的主题上；后期成就最高的是赋有启蒙思想的白话文创作。对她前后两个时期文学创作的考察与评价，可以管窥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某些特质。

[论文关键词】秋瑾；创作；传统；现代；转型

秋瑾所生活的时代(1875—19o7)是中国新旧思想更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与交融的时期。1902年(或1903年)，…秋瑾随夫北上，成为她生活与创作的重要转折点。据此，秋瑾的文学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主题与形式上均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文学创作现象反映了秋瑾思想上的巨大变化，也彰显出近代文化转型期文学所必然发生的变异。

一、秋瑾诗歌的主题

秋瑾出身于官宦之家，天生聪慧，加之少时在私塾中接受的传统教育，助其成为精于诗文的典型的传统社会才女。1892年，秋瑾随父亲秋寿南迁至湖南，开始了居湘、北上、旅日、回国几个重要的人生阶段。

其中，北上之后的北京生活时期促成了秋瑾思想的裂变与飞跃，形成了秋瑾前后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和创作主题。l896年，秋瑾遵从父母之命在湖南与富商子弟王廷钧完婚，这是她居湘期间由闺秀到人妇的生活转折。王家优裕的物质生活使秋瑾无衣食之忧，并有读书、交友、赋诗之闲。秋瑾赴京之前的创作形式以诗歌为主，其中以五言、七言居多。这时的秋瑾与传统社会的大多数女子一样，被阻隔在社会生活之外，借“春愁秋悲”表达她们闺中寂寞难耐的苦楚。她曾以“闺内惟馀灯作伴”、“一点无聊托素琴”(《寄柬理妹》)的诗句表达自己孤独寂寥的情怀。这类诗歌与大多数古代女子常见的主题相同。

古代的亚述人每年举行一次妇女拍卖大会，将所有可以结婚的女子，集中在一个地方，先将生得美貌的女子公开展览，由周围参观的观众出价，以出价最高者，获购买的优先权，然后逐步将容貌较差者展览；最后出现了相反情况，即出最低者可以娶面貌生得丑陋的女子，并且还可以得回一笔嫁妆费。

亚述人常用这种方法，使男人找到了妻子，并且可以使每一个女人都可以找到丈夫。

阿拉伯人常在婴儿时期，就由父母作主，与其他婴儿订了婚，假若长大结婚以后，女子不喜欢男子，则女子方面可以赔偿金钱了事，并没有其它规约可以管束。

在古代的波斯，甜菜被认为是一种“不吉祥”的东西，而萨克逊人都把甜菜作为拒婚的象征。一个小伙子到姑娘家去求婚，如果招待他的是一盆甜菜汤，那么最好还是知趣回家，因为这表示毫无希望。

一、“女强男弱”现象

在中国很多古代爱情类叙事文学中，时常会出现女主人公的形象要远远比男主人公的形象更加动人、更加突出、更加丰满，能够在广大读者的内心深处留在难以磨灭的痕迹，而且女主人公的形象通常都是正面形象，她们会拥有光辉的人格和感人的行为，而男主人公的形象要么是性格懦弱，要么是反面形象，这种情况文学界称为“女强男弱”现象，而这些并非个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

二、“女强男弱”现象的文化原因

阴阳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以来都是被认为是两个独立但又相互关联的基本范畴，阴阳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的内心之中，并且对他们的情感态度、文化价值、生活方式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一方面，中国人以强大为尊，对于阳刚之感极为崇尚;另一方面,中国人以虚弱为美，对于阴柔之感极为喜爱,这二者实质上是相互并存、相辅相成的。（一）“崇阳恋阴”情结是一种文化基因。基于经济文化而言，崇阳（即优胜劣汰）是其万古不变的真理，但是农业自然经济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经济支柱，而其主要精神支柱则是伦理精神。统治阶级一直以来都采用“不争”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同情弱者、贬损强者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直以来都推崇的文化精神,这也是典型的恋阴行为。基于治国方略而言，“德主刑辅”、“儒法并用”是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常用手段，虽然他们崇尚采用法家方式治国，但却将“倡仁政”、“重德教”的儒家思想放置在法家方式之上，这也是提倡阴柔之道的体现。基于待人接物而言，“节操”二字是长达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较为注重的品质，特别是在涉及到民族危亡之时，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杀身成仁、立场坚定，文天祥、岳飞、张骞、史可法等都是其中典型代表，这是崇阳。与此同时，中国人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又往往比较“节制”，讲究宽以待人、谦虚谨慎，由此可见，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还是采用偏于阴性的人际信条。（二）“崇阳恋阴”情结充分体现在审美。领域中国古代社会建立起了极为先进的音乐体系，《武》、《象》等人数众多、场面壮观、气势宏大的音乐主要是在皇家祭祀、帝王庆功的时候才会得以演奏，当然《十面埋伏》等阳刚之气十足的乐曲也较为常见，这些都是崇阳的表现；但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直以来都认为音乐更多的是起到消除矛盾、沟通上下、陶冶情操之物，故在广大文人雅士的内心深处，均觉得带有阴柔之气的筝、琴才算是高雅的象征,这也是典型的恋阴行为。纵观中国古代美术作品，有相当数量的墓室壁画均是描述墓室主人在生前的富贵生活及熏天权势。以《乐舞百戏图》、《出行图》壁画来看，这些壁画都透露出气场强大的艺术风格，可谓阳刚气十足。但寺庙壁画中的艺术风格却与墓室壁画的艺术风格截然相反，例如，敦煌石窟中就绘制有大量的图案装饰、尊像装饰、经变装饰、本生故事装饰等，将浓浓的宗教静穆氛围均表现出来，可谓典型的恋阴情结。与此同时，卷轴画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医术精品，虽然也有较多卷轴画的内容是描述现实问题、社会问题等，但实质上还是那些风格恬淡、富有闲情逸致的花鸟画、山水画居多，且艺术造诣较高，这些就明显表示出中国古代人“恋阴”又“崇阳”的特点。

三、“恋阴”是塑造女性正面形象的主要原因

“恋阴”的主要体现之一就在于塑造女性正面形象，正所谓“坤道成女”，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女性的生活内容主要包括家庭、婚姻、爱情等在内的一系列情感世界，其中最为主要的就说爱情，可以说是整个女子的全部。基于中国古代社会传统价值观，女人的全部人生价值均是在其丈夫身上得以体现,婚姻实质上就是她的全部，若能够找到一个如意郎君，那么必将能够举案齐眉、夫荣妻贵；否则的话，那么就会生活潦倒不堪，甚至还有可能会被虐而死。稍微有些思想的女子都希望自己所托付的夫君是值得依靠的，且风流多情、才华横溢。《娇红记》（孟称舜著）就通过王娇娘的言语来表达出一个女子对于爱情的追求和渴望，所选的男子应该是可白头到老的“同心子”，而不是轻薄无行、朝三暮四的纨绔子弟。正由于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明白女子的内心世界，以及闪烁在她们身上的坚贞不渝、知书识礼、温柔多情、美丽大方等闪光点，才能够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将其描绘的感人至深。

中国古代的民歌题材非常广泛，思想也很复杂。这是因为民歌直接体现了各阶级各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的心声，作者的身份地位和人生经历不同，他们的思想意识也就有所不同，因而艺术活动的主题也自然不同。孔丛子说过：“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班固也说过：“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何休有言曰：“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些记述虽交代的是《诗经》中国风的来源和原作者，但也可以说明民歌具有群众性的特点，说明民歌表现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为、所思、所感。由于民歌的分类方法很多，为了便于论述，笔者将根据题材的不同分别进行阐述。

一、以恋爱、婚姻为题材的民歌

朱熹在《诗集传序》中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这说明以《诗经》十五国风为代表的民歌中数量最多的是以恋爱为题材的民歌。《静女》是卫地的民歌，旧说认为是讥刺卫宣公好色，偷娶子妇。其实这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幽会的情歌。全诗共三章，每章四句，以男子口吻写幽会之乐。漂亮的女孩应约在城楼等他，他却和女孩捉起了迷藏，急得女孩“搔首踟蹰”。见面之后，女孩赠给他一件礼物，男子十分喜爱它。这首诗用三十七字就将赴约、逗乐、赠信物等过程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来，尤其是对女子焦急的神态和对男子恋爱时爱屋及乌的心理的刻画技巧已经非常成熟。不仅国风大多是男女之间倾诉爱慕之意的情歌，后代的民歌也是如此。如《西洲曲》：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干头。栏干十二曲，垂首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除了以恋爱为题材的情歌之外，古代民歌中还有很多描写婚姻生活特别是婚姻悲剧的题材。在古代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之下，婚姻悲剧屡屡上演。婚姻悲剧是畸形社会的产物，诗歌的社会功用使它不能不关注这一现实。《氓》是《诗经》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弃妇诗，也是我国最早的叙事诗之一。该诗较为完整地讲述了一个女子从恋爱、结婚到被抛弃的全过程。“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很生动地刻画出了女子恋爱时的心理。“以而车来，以我贿迁”，女子带着嫁妆嫁给了男主人公，但婚后的生活是艰辛的，更是痛苦的。“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不分早晚，不分轻重，家庭的重担压在女主人公柔弱的肩膀上，丈夫却“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对她倍加虐待，直至将她休弃。对比丈夫婚前婚后的巨大反差，反思自己婚后的行为，这个不幸的女子发出了愤懑的控诉：“女也不爽，士贰其行”。我们不能强求二千多年前的女子将自己的悲剧命运与黑暗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但该女子对丈夫的控诉、对其她女子的忠告和对渺茫的未来所发出的“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感叹，无不让我们动容唏嘘。

二、以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为题材的民歌

在封建社会，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如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等分配极不均匀，社会矛盾非常尖锐。这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民群众就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统治者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其中就包括民歌这一喜闻乐见的样式。《硕鼠》是战国时期一首流传在魏国的民歌。《毛诗序》有言：“《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征，贪而畏人，若大鼠也。”齐、鲁、韩三家对此均无异议。战国时期，奴隶制进一步解体，地主阶级的地位得到提高，他们把土地出租给佃农来收取实物地租。这首诗正是佃农对地主残酷剥削的有力控诉。作者将剥削者比喻为大老鼠，不但非常形象贴切，而且痛恨之情溢于言表。诗中的地主“食我黍”“食我麦”，甚至“食我苗”，真是贪婪之极。佃农无以为生，四处流浪，希望找一块“乐土”“乐国”或者“乐郊”。虽然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但也成为他们反抗剥削与压迫的不懈动力，闪耀着理想的火花。《陌上桑》又名《艳歌罗敷行》，是汉乐府民歌中的名篇。《古今注》云：“《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引酒欲夺焉。罗敷乃弹筝作《陌上桑》歌以自明焉。”这种说法虽不一定可靠，却能证明这首诗是描写妇女反抗地主官僚的迫害与侮辱的。主人公罗敷出身平民，容貌美丽，太守向她表现出非分之想，罗敷巧妙地予以回绝。本诗以夸张的手法将罗敷的美丽、机智和坚贞不屈以及太守的愚蠢、无耻和专横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两首诗都是体现社会内部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种激烈的斗争是伴随着阶级社会的全过程的。在这一时期，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因利益分配的不同而常常爆发战争。这些战争，有的是罪恶的侵略战争，有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战争中受害最惨重的劳动人民对此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三、其他题材的民歌

随着历史的延绵，古代文学犹如一条漫长的河流，在岁月的积淀中留下了众多珍贵的宝藏。细数雄厚精深的古代文学脉络，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值得驻足的研究视角——女性文学。与占据主流地位的男性文学相比，古代女性文学虽然未能达到那样高的成就，但仍旧在文学长河中划下了璀璨的一笔。古代女性独特的生存空间，再加上女性独有的创作意识、情感体验，使得女性文学具备有其他文学所不能拥有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不同的创作环境对女性文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本文试图从两个不同的地域——中国和越南，比较两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异同点。在深入这一话题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明晰一番“女性文学”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概念尚未达成统一化的认识，但主要可以包括广义和狭义两层面的理解。从广义角度来说，学者认为女性文学是一种基于题材和创作内容范畴内的划分。也就是说，如果文学创作的内容以女性为主体、旨在反映女性的人生经验和话语权力，那么就可以归类为女性文学；而其他的学者则偏向于从狭义的角度来定义“女性文学”。

他们认为界定女性文学的出发点应在于创作者的性别，换言之，女性文学应当是由女性作家创作而成，并且创作内容以女性为中心、展现女性群体的主体意识和生命体验。本文主要采纳狭义角度的“女性文学”定义，聚焦于中越两国由女性作家创作的女性题材作品。由于地理位置相互接近、特别是古代中国文化传播事业的繁荣，越南文学对中国汉语文学有较多的借鉴，两国的古代女性文化有相通之处。但是生存环境的差异化以及女性思想意识方面的迥异，也造就了两国古代女性文学之间的分水岭。在此，本文从创作意识、情感基调、文体语言这三个层面，分别对中越两国的古代女性文化做一番粗略的比较性分析。

1、创作意识方面由于传统时期的女性往往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被动的角色，并不如男性角色那般活跃。相对而言，家庭才是女性的中心“舞台”，因此古代女性文学的创作视角大部分源于家庭生活、男女情感等因素，主要致力于反映女性在爱情方面的喜怒哀乐。与男子投书报国、科举扬名等宏大志向不同，女子吟诗作文没有太大的功利性，仅仅是作为一种私下的喜好。因此，古代女性的创作视角通常都是抒发生活感触、排遣内心的情感，缺乏济世救民、为国捐躯等高远的政治抱负。

所以说，古代女性文学的创作视角具备一定的局限性，常常被归类为“闺阁文学”的狭小区域。中越古代女性文学在创作意识方面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备有与之相契合的发展形态。例如唐宋时期文化繁荣也促动了女性文学的发展，例如李清照、鱼玄机等女性诗人在创作视角和形式方面的突破，为女性文学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又例如越南早期佛学昌盛，这一因素促发了古代女性文学的发轫。越南女性文学的最早形式是佛学偈语，例如李朝的倚兰太后和妙因尼师被认为是越南最早的女作家。这些初期的诗文在艺术手法和内容上均较为简陋，随着时代的推移，女性文学才摆脱宗教的附庸地位，创作视角愈发走向多元。在这里，我们需要注重强调“女性意识”这个要素。女性意识是女性主体价值的体现，体现出女性对男权世界的回应。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发展历程中，前期基本以“闺怨”意识为主，而到了明清时期，女性文学中表现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等意识开始变得明显；越南首位最具女性主体意识的作家首推胡春香，她的笔触辛辣讽刺，常将矛头指向封建等级制度及各种不公平的现象，体现出妇女自主意识的高涨。

2、情感基调方面诚如上文所言，古代女性文学大多描述闺中妇女的思夫怀远，或是宫中女子的孤寂冷清，总是与女子情怀相关联。由于妇女在接受知识方面的非普及性，因此无论是中国还是越南，能够进行文学创作的古代女子多出身于书香门第、仕宦人家，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开始接触文学领域。这些女性的创作格调高雅清婉，此外，由于女性特有的性格和心理特性，他们的作品往往倾注有大量的感伤情怀，散发出一种哀怨的美感。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在感伤情怀方面非常突出。无论是描述情感挫折还是容颜易逝，女性作家都会用吟诗唱词的方式抒发心中的不平和悲哀。比如诗人李清照的前期作品多记录少妇的闺阁心态，而当她的夫君赵明诚去世之后，李清照将这种哀伤的情感融入到诗词创作中，方才创造出一个深沉浓郁的感伤世界，达到了感人肺腑的艺术境界。古代女性文学在特殊的生存环境中，形成了以忧郁感伤为中心情感脉络、笔触温润柔和的总体特征，多注重对内心世界的探幽，从而细致入微地发掘女性生活的体验；越南女性文学在抒发感伤基调之余，还有一些作品直指封建压迫制度。例如胡春香出生于社会最动荡的年代，她本人遭遇了各种痛苦和不公正的待遇。在西山起义成功之后，胡春香作为新思潮代表者把矛头对准统治者，将一切旧礼教、旧秩序作为讽刺嘲弄的对象，被誉为越南讽刺诗派的创始人。所以说，在情感基调方面，女性的情感特征造就了中越女性文学的共通之处，但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人文环境又使得这种共通性之下，埋藏着个性化、多元化的情感基调。

3、文体语言方面从创作者的身份角度来说，古代女性文学的创作领域多集中于诗词方面，在小说、戏曲、散文领域的创作相对偏少，但也不乏经典作品。总得说来，中越两国的女性文学成就还是在诗词方面最为突出，诞生出一大批杰出的女性诗人。这可能与女性的感性情感比较丰富有关，诗词正是寄托心绪的最佳表达途径。而小说方面则以女性题材为主，从狭义范围内来说已经不属于女性文学范畴。在语言运用方面，由于中国对外文化传播较为频繁，越南文学在格律、用词方面深受汉文学影响。越南奉汉文文学为正朔，因此汉文作品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妇女创作出的汉文作品甚至会得到嘉奖。汉文作品往往讲究格律工整、用词考究，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作品将女性情感与汉文韵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唯美的风格。而越南女性文学创作者显然对本民族的语言更加熟稔，在创作分正统的喃字文学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德国教育家克拉夫基曾经说过，“衡量一个教学计划是否具有教学论质量的标准，不是看实际进行的教学是否能尽可能与计划一致，而是看这个计划是否能够使教师教学中采取教学论上可以论证的、灵活的行动，使学生创造性地进行学习，借以为发展他们的自觉能力做出贡献——即使是有限的贡献。”这段话提醒我们，语文课堂的教学预设无论怎样完美，实际的价值都必须与课堂教学的动态生成紧密结合。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一堂课的课堂教学必须解决所有的生成问题，才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好课”呢？

记得某专家讲到这样一个课堂教学案例：有一次观摩课，一名教师讲授贾平凹的散文，师生在整堂课上讨论的都是动人的刻画、真挚的情感。临近下课，一学生提出相反的问题说：“老师，我怎么感觉他的感情有点做作呢？”老师肯定了学生的探索精神后，接着说：“这个问题可以放在下节课进行讨论。”就对本堂课进行了小结。专家评点道：教师一定要重视课堂教学中即时生成的问题，应马上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就此打住。对于专家的这种说法，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德国接受美学家伊瑟尔说得好：“文本的规定性严格制约着接受活动，以使其不至于脱离文本的意向和文本结构，而对文本意义作随意理解和解释。”课堂还剩几分钟，教师直接告诉答案是不可能的，和大家一起讨论又会占用较多的时间，何况这个问题解决不完怎么办？拖堂吗？那就会侵占学生的休息时间，也影响了其他老师下节课的教学，说不定占用一个课间也解决不完呢；再者说，这堂课的重点内容还需要有一个理解、反思和消化的过程，因一个细枝末节的问题而冲淡了整堂课的教学重点，那才是得不偿失。所以笔者认为，重视即时生成的问题，当堂解决确实是一堂课的亮点，但是由于时间不足，学生提出的另类问题不妨放在下节课展开，照样可以解决得很好。这些问题的巧妙处理，不仅体现了语文老师的学识修养，更体现了语文老师的教学智慧。

那么，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除了时间不足，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放在下节课解决呢？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涉及古代文化知识的查询

全国著名教育专家于漪老师讲授《木兰诗》，临下课时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环节，她在以后的教学随笔中写道：“范文澜先生说过，乐府诗中有双璧——两块美玉——《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木兰诗》反映了古代女子刚健的风格，这类反映古代女子刚健风格的诗很少见。这时，一个女孩子扑哧一笑，很不以为然。我觉得自己没讲错，就请她站起来发表意见。她说：‘好是好，不过全是吹牛。你想啊，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军队里的人都是傻子啊？’一下子教室里开了锅，大家七嘴八舌。‘古代女子是裹小脚的，战争间隙的时候洗脚，鞋子一脱就出洋相了’……我顺口回答了一句：‘那时候还没裹小脚’，学生就问：‘那么中国古代女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裹小脚的呢？’我从来没研究过，我备课没有想到从《木兰诗》要备到中国古代女子裹小脚的起源，我就说回去查资料。”（于漪《在学生心灵深处滴灌生命之魂》）这个问题课上不好解决，于漪老师课下查阅资料才知道：古代缠小脚是从南唐后主李煜开始的，而花木兰应是南北朝时代的人，她应是大脚。

内容摘要：文章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意境等审美标准，分析了中国古代内衣造型、形制、材质、纹样、色彩的发展特点，阐述了中国古代内衣的审美特征。

关键词：中国古代内衣传统文化审美特征

在中国古人的审美观念中，认为人的身体之关系是模拟自然界的调和形象而来，忌论人体欣赏，崇尚内敛、含蓄、委婉、优雅的审美思想观念。因此，内衣在中国数千年的历代服饰文化演变过程中长期以一种隐讳、朦胧、断续的形式彰显于文献史实、传世和出土实物当中。但是在每个重大历史时段，中国古代内衣从称谓、形制、色彩和材质、纹样等方面均以不同的形象出现，给世人展现出中国服饰文化的生动和博彩。

一、中国古代内衣的演变

按照中国历史演进的顺序，不少学者和论著沿用传统的上古、中古、近古三分方式，描述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古代内衣的演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呈现出了丰富的特征和风格。上古先秦开始就有记载内衣文化的文字，当时男女内衣区分不大。《说文解字》云:“亵，私服也。”亵即贴身穿的衣服，有轻浮、淫秽之意。内衣的另一种形制“苞”，《释名·释衣服》：“袍，苞也。苞，内衣也。”因古代染色技术不高，“署天近汗之衣必无色”，最初的内衣面料多采用本色葛布。汉代有“羞袒”（鄙袒）、“汗衣”（汗衫）的内衣形制，汗衣与其他内衣的不同在于男女、贵贱皆服。而女子的“心衣”上端用“钩肩”，背部袒露无后片，平织绢作为常用面料。还有北方游牧民族服饰演变过来的“裆”，既可当胸又可当背，材质为织锦。梁土筠《行路难》记载女性还有以“开孔裁穿”独特结构的内衣。

中古时期的“诃子”是唐代女性内衣的一大特色。这种以束在胸际间的裙充当内衣，使肩、胸前与后背全部袒露或双肩披透明罗衫，穿时在胸下扎束两根带子即可，使胸上部分达到挺立的效果。常用的面料为“织成”，挺括略有弹性。此外还流行无内衣袒领长裙的装束。宋代女性内衣出现了“抹胸”（抹肚）、“襦”“裹肚”“抹胸”穿着后上可覆乳下可遮肚，用钮扣或带子系结，单的夹的，形式不一。老百姓多用棉制品，贵族人家用丝织品并在其上绣花。最有趣的是《辽代文物丛书》服饰篇中形容辽代女性“抹胸”为“一横幅布帛，裹于胸部”；而契丹女子则大胆将“抹胸”作为“女”（女子相扑运动员之称）的比赛服装；贴身内裤的“”（犊鼻裤），造型像牛头，形象生动。元代的内衣由后向前系束是其主要特点，在胸前用一排扣子系合，或用绳带等系束，形象地取名为“合欢襟”。其面料以织锦居多，四方连续为主要纹样。文献记载男子内衣以“白绢中单”为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