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范文10篇
时间:2024-02-02 16: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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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婚检礼仪
男女婚前进行身体检查,很多人以为是现在才有的事情,其实在我国古代就有这方面的例子了。
据古籍《汉杂事秘辛》记载,东汉时期的汉桓帝要立大将军梁商的女儿梁女莹为皇后。成婚之前,汉桓帝特地派女官吴婀来到梁大将军的府上。吴婀一进门先是观察梁女莹的走路姿势,觉得其身材匀称,姿态娉婷,无可挑剔。接着,吴婀便请梁女莹进闺房,要梁女莹脱衣后,再仔细检查其身体的各个部位。
出身豪门贵族的千金梁女莹不依,吴婀无奈,只得出示“上方宝剑”吓唬说:“这是皇上的圣旨,也是皇上选后的规矩,谁想当皇后,就得脱去全部衣裳,让我仔细检查。”企盼着当皇后的梁女莹,这才勉强走入闺房接受检查。
女官吴婀先是检查了梁女莹的双乳形态和质地,又闻嗅其身有无狐臭,接着还仔细查看了肚脐的形态、深浅,其肩宽、腰围,臀部的弹性,大小腿的肤色、长度,脚弓,以及手指和脚趾的颜色。最后是有关病史的认真询问。
体检未见异常后,吴婀又检查了梁女莹的五官和头发等,几经反复,最后让梁女莹三呼“万岁”,以此检查其声带发音如何。
公元147年6月,梁女莹正式入宫,8月被立为皇后。这可能就是有文字记载的我国古代皇后的最早的一例婚前检查
古代餐饮礼仪
在古代筵席的各种礼制中,座次礼节最能表现宴饮者的高下尊卑,席置、坐法、席层等无不受到严格的礼制限定,违者就是非礼。在宴饮座制的严格规范下,人们根据各自的社会地位、身份及宗族关系等就席,宴饮进程因此而井然有序。统治者正是运用这种手段来强化社会秩序。具体言之,统治者对筵席座制相当看重,就是因为它具有建构一个长幼有序、君臣有别、孝亲尊老、忠君礼臣、层层隶属、等级森严之社会体系的功能。
早在三代时,人们即于宴饮活动中明确了席位的尊卑问题。在非宴饮场合中,古人以右为尊,如“右姓”“右族”即指有声望的世家大族,右职即指要职,《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注:“秦汉以前右为上。”《汉书·诸侯王表序》颜师古注:“汉时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为尊。”然日常起居(包括宴饮活动)则以左为尊,“丧尚右,右,阴也;吉尚左,左,阳也”(《礼记·檀弓》郑注),“男子行左,女子行右”(《荀子·号令》)。设酒者,其左边即为尊席,“尊者以酌者之左为上尊”(《礼记·少仪》),常言所谓“虚左以待”,就是指空着左边位置以待宾客的意思。《史记·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座次安排则颇有趣味:“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依礼而论,项羽留沛公饮酒,刘邦为客,应东向位。但项羽自己“东向坐”,傲然居于最尊之位,且项伯、范增补居尊位,刘邦、张良卑居其后,项羽之霸气跃然纸上。另据《后汉书·明帝纪》载,明帝宴于桓荣府,以荣坐向,自持弟子礼,其余座次以尊卑顺序为南向、北向和西向。如此座制,至今犹有影迹。
宴饮者的尊卑等级,除了通过坐席方位之不同而加以区别外,设置专席也是“定上下明贵贱”的重要标志。在宴饮过程中转席之礼也是一项重要的座制内容。尊者必设专席,这在三代之时未成风尚,然进入秦汉后,人们对此颇为重视,尤其是宫廷之宴,帝王、皇后皆布专席。《后汉书·王常传》在叙述皇上宴请群臣之事时云:“王常为横野大将军,位次与诸将绝席。”可见王常在聚宴场合中有专席地位。东汉时,为了提高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决策和监察官员的地位,自建武元年起,在包括宫宴在内的君臣聚会活动中,皆为他们设专席而坐,故京师号为“三独座”。
唐代以前尚无桌椅,置酒筵于席上,大家盘腿或跪坐进食。宴饮之时,因席地而坐,故登堂必须脱履,以免弄脏席子;非但如此,即便脱鞋之举亦不可在台阶上进行,所谓“屦不上于堂,解屦不敢当阶”(《礼记·曲礼》),正是此意。如果陪侍国君宴饮,则莫说鞋子,就连袜子也要脱。公元前470年,“卫侯出奔宋。卫侯为灵台于藉圃,与诸大夫饮酒焉。”可见,古筵席座制是食礼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明确尊卑等级的一种重要手段。隋唐后,桌椅出现并迅速普及,人们改席地而坐为垂足而坐。但宴饮座制的朝向未变。时至今天,座制礼仪的等级色彩已消失,繁杂的座制细节也有不少被简化。但必要的礼节、礼貌在今天的宴会上仍被人们重视,如在师长和女宾面前姿态要端庄,敬酒时双方都避席互敬等。此外,今天的宴会座次安排也有些变化,一般宴席用的是八仙桌或圆桌,重要客人往往都安排于面朝门的席位,主人面对客人落座,如此安排是从古时演化而来。至于入室脱履,这种习俗仍在日本和朝鲜保留着。
那么是谁制定了就餐时的这些礼仪和规矩呢?史书上说的“周公制礼作乐”,就是指辅佐周成王管理国家的周公旦,为了巩固周王室的统治,加强对分封诸侯的控制。他从政治到文化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这是把宗法制和等级制结合起来而制订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等等方面的礼仪。饮食既是人们一天也离不开的行为,所以《周礼》对饮食方面也规定了很多礼仪。因此我们得知这些礼仪是由来已久的。
殷、周时,人们崇鬼神好祭祀,所以甲骨文中有许多的祭典名称。像衣祭、翌祭、侑祭、御祭等等都是。祭祀,得有祭品表示心意。祭品和盛祭品的礼器便随之产生。古代最隆重的祭祀食品是牛、羊、猪三牲组成的“太宰”,其次是羊、猪组成的“少宰”。这是祭天神和祖宗用的。如果单祭田神,祈求丰收,一只猪蹄便可以了;如果单祭战神,确保胜利,一只狗也就行了。至于礼器,有樽、俎、笾、豆、登等。每逢大祭,奏乐唱诗,十分隆重。礼仪结束后,凡国祭,君主必须将祭品分赐大臣享用,凡家祭,亲属朋友就一起将祭品吃掉。它已是具有一定规格的社会交往和宴会聚餐的萌芽。至于“飨”这种平时的宴乐并无一定的名目,仅称飨。但到了“祭礼、尚施,事鬼神敬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的西周,周公旦就将殷人祭祀中的宴乐改变过来,订出许多为活人而设的宴会礼仪,其名目有“乡饮酒礼”“大射礼”“婚礼”“公食大夫礼”“燕礼”(燕礼即周王飨燕四方宾客的宴会)等等,并且立为国家的礼仪制度。据说,这是周公看到殷人宴饮无时,挥霍无度,“胜而无耻”的弊病,想加以节制而制订的。后来的各个朝代对其绝大部分都沿袭下来,被取消的不多,可见周公饮宴礼仪的影响是颇为深远的。
浅析古代墓葬艺术
摘要:墓葬自古以来在中国古人心中就极为重要,历经几代,墓葬逐步演变发展,成为一种等级制度与文化艺术。通过对墓葬的诠释解读,可以了解到该时期的社会文化,物质经济,文化艺术以及古人生死观等诸多方面。文章从解读墓葬背后的真正内涵出发,重点解读了秦始皇陵背后所蕴含的文化艺术,并诠释秦朝时期古人生死观与等级制度、礼制文化等诸多方面,探析其背后的真正内涵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关键词:墓葬艺术;秦始皇陵;礼制文化;古人生死观;等级制度
何为墓葬?在中国古代社会,“墓”与“葬”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却又相互区别的两种事物。墓,可理解为安置死者肉身之地;葬,则是指安置死者的方式。二者并称为墓葬,墓葬也可看作古人生死观的物化形态之一。墓葬受中国古人生死观,宗教,制度,礼节,祖先崇拜等多方面的影响,所以在中国人心中显得极为重要。由于古人对死后世界的种种憧憬与幻想,更直接的体现于墓葬与随葬品之中,因此,通过对一座墓葬的发掘与考察不仅可以了解到该时期建筑,绘画,雕塑,工艺品等多种艺术形式,而且可以让人们更深刻的了解某一个时期的社会,更有利于人们了解其制度,文化,礼节,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情况。墓葬作为中国古人在生死这个最大的哲学命题下,以建筑,雕塑,绘画等多种表现手法所营造出的艺术作品,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关乎于该时期整个社会古人的生死观,等级制度,礼制文化等诸多方面。因此,对于一座墓葬背后所蕴含的艺术文化的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中国上古时期的墓葬艺术
(一)对墓葬意识的起源的解读。通过对英德青塘遗址的“蹲踞葬”的考察与测定发现,早在一万多年前,岭南古人便有了墓葬礼制的意识与行为,此时的墓葬处于初期阶段,尚未有严格的墓葬等级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变,墓葬开始出现了不同等级的分葬,以区别身份等级。经由新旧石器时代,夏,商,周这些历史时代,墓葬制度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发展而不断演进,显示出了一定的规律性。由于时代,地域,文化的不同,不同时期与不同地域的墓葬呈现方式与制度各有不同。(二)墓葬艺术与先秦时期礼制文化的关系。墓葬艺术与礼制文化也是息息相关的,自商以来,青铜器文化不断发展,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社会阶级制度也已经确立,再随着祭祀礼仪的发展完善以及崇拜祖先的观念,商朝时期的墓葬已经形成了严格的阶级等级差别,贵族阶层往往墓穴中伴有丰富的随葬品,由于商王朝重祭祀,所以在殷商时期开始出现大量的人牲殉葬,正是这些暴政也加速了商王朝的灭亡。到了周朝阶级制度进一步划分,墓葬的等级制度区分的更加严格,逐渐形成了“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的棺椁制度。但在周朝后期周天子没落,诸侯崛起,礼崩乐坏,一些诸侯的陵墓开始出现了僭越现象。此时的墓葬礼仪与商朝时期差别并不是很大,直至秦朝,中国的墓葬制度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过由于受儒家中“仁”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人殉制度自周朝开始出现的则越来越少。
二、对秦朝时期墓葬艺术的解读与诠释
古代海洋文学
人的兴趣,一旦被激发便长久不衰;
人的神经,一旦被触动便兴奋不已。
从小学一、二年级开始,那些充满神奇传说的小人书,深深地吸引着我,心底竟然梦幻着也步入那精彩神奇的仙界:浩瀚的海洋上漂浮着五座大山,那里是神仙居住的地方,神仙们日夜飞来飞去,数不胜数。
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喜欢阅读与海洋有关的历史、文学书籍,如《山海经》、《诗经》、《楚辞》、《庄子》、《列子》、《拾遗记》、《史记》等。从“蔚蓝色大海升起太阳”的壮观场景,感受大海的宽广无垠;从怀素、孙过庭、黄庭坚、王铎、的草书,感受大海波涛般的情怀;从《海底两万里》感受海洋世界的神奇;从《甲午风云》北洋水师悲壮覆灭,感受国家海权丧失的民族耻辱斗转星移,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打开国门迈向海洋,人们又开始关注海洋。国内学术界也悄然讨论起中国的海洋文化,呼唤中华民族海权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说的一段话:“就算他们自己也是以海为界——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黑格尔凭什么就断定中国和海洋不发生积极的联系呢?中国近代为何屡遭西方列强的海上侵略!我开始思考研究中国海洋文化问题我来到距福州市区21公里的闽侯昙石山文化遗址,厚厚的贝丘文化遗迹,让我仿佛置身于《山海经》所描述的“闽在海中”的意境。这里出土有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文物,这里是闽文化和海洋文化的摇篮。
我用手轻轻地触摸着出土的独木舟,仿佛看到远古闽族先民驾舟搏击于大海的惊险场景;仿佛听到远古闽族先民飞舟穿梭于海洋间发出的呼号,先民乘坐的独木舟带着我穿越时空,寻觅那古代演绎的一幕幕海洋史剧;从萧山跨湖桥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到神农、尧、舜南抚交趾、箕子耻于臣周东迁朝鲜、徐福入海求仙药、鉴真六次东渡、郑和七下西洋这一切难道不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一直锲而不舍地在追求蓝色文明吗?
古代艺术品公共艺术研究
摘要:本文主要针对中国的古代艺术品是否是公共艺术这一话题的研究,从公共艺术概念的阐述到古代雕塑与壁画的举例说明,论述古代艺术品在中国古展的历史长河中所呈现的非公共性,表明国家权威、等级制度以及庙堂之物等因素都限制了公民对艺术品的参与意义,使得中国古代艺术品仅成为少数人去彰显自我价值与权威的一种手段。
关键词:公共艺术;中国古代艺术品;非公共性
1公共艺术的概念
“公共艺术”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国外的60-70年代,源于美国提出的百分比艺术。但是公共艺术这一行为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壁画运动等活动中出现了。公共艺术概念可分为几个层面:1、泛化的、广义的公共艺术:有其自身的理论基础:西方对公共社会、公共领域或者是通过社会与政治的现代化,达成了人们有一种作为公民的这种意识和相对自由的、民主的这样一种状态,在此基础上能产生的对艺术的要求。2、相对狭义的公共艺术:我们一直在这方面有进行实践,如过去中央工艺美院,中央美院的壁画、城市雕塑等。指在城市公共环境,公共空间里布置的人们可以触到、看到的公共艺术品。这一层面的公共艺术依附于泛化的、广义的公共艺术,前提是是民主的,公民需要的;也可能是艺术家自己的创作需求,其创作出的作品并非是迎合公众的,但是从狭义的角度去看,当一件作品呈现在一个公共空间的时候,其公共艺术的属性是存在的,人们可以看到,享受到并进行评论的。诸如高校的公共艺术院系与相关专业就属于这一范畴,它更多的是针对于公共环境,城市的功能需求来进行的一种行为,如通过这一公共艺术品的存在来提升环境品质、美化城市空间,提升人们对于美,对于艺术的一种修养,一种意识。3、非典型公共艺术:现在的公共艺术是复杂的,扩展到称之为非典型公共艺术,指不以具体的作品,特别是不以造型的、美术的作品放在公共空间,而是通过一种行为,一种观念的表述,一个场所的秀场,通过几个人一起产生的人们可以相互接触的产生效应的一种活动。谈到“公共艺术”这一词,我们可以从大的范畴去认识它,但更本质的是从造型与美术的角度去认识可能更加符合我们的要求,其要求具有:1、公共性(公共空间性),是否放在公共空间里面,是否具备公共性;此外,公共性里面包含着空间属性这一特点,如有些艺术品具有探索性,放在美术馆是一个好的艺术品,放在其他公共空间并非协调与对应,那就不是一件好的艺术品,所以公共性涉及到作品的场所性质的关系。2、公众性,取决于公众是否喜欢,是否认可,如果不认可就不一定是好的公共艺术品,具有公民的参与性。只有具备这两个要求,作为一个公共艺术品才具备好的一个本质。公共艺术的功能除了使得环境更加富有文化气息,更加有品质,还能够使人们可以享受到艺术品,这些艺术品的创作就像是给公民的一种福利,通过国家或者企业的投资去美化环境,提升公民的审美,使心灵得到满足。
2公共艺术与中国古代雕刻及壁画
中国古代的公共艺术是伴随着当时社会的主要建筑活动的发展而发展。由于封建社会制度的局限性,古代公共艺术更多的是围绕王官贵族的口味情趣、迎合上层社会的需要、用来为统治阶层服务的,与人民大众拉开了距离。而中国古代的雕刻与壁画恰好是最具代表性的,它在中国古代的公共艺术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可以说公共艺术是由雕刻与壁画这两个重要部分组成的。因此,谈到中国古代艺术品是否是公共艺术这一论题,今天这个主题的焦点在于对“中国古代的雕刻与壁画”这一中国权力艺术的历史性回溯,以论证中国古代“公共性”的阙如。2.1公共艺术与中国古代雕刻。中国古代的雕塑与石刻主要围绕在历代陵墓中的一些明器、墓室内的雕饰和陵墓外的石兽、石人,一些石窟寺院宗教造像和祠堂内的祖先、圣贤像,以及中国皇家,衙门大门口的石刻作品等;而涉及到普通百姓的仅为一些家常用品。在中国古代,人们对墓葬的建造相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生存是同等重视的,原因在于:①、在现实生活的逝去,灵魂进入了另一个生存的世界,在冥界中继续,是生命的又一段延续。因此陵墓条件相比于死者生前所处的环境还要好。基于这种观念的生命观,陵园以及墓室的建造都趋向于永生愿望以及现实生活的方向发展。陵园墓室出现大量满足于王官贵族审美情趣和个人标准的随葬明器,神兽石刻等。如:南京的明孝陵神道的石像雕刻,那些石兽形象体现了皇家陵寝的礼仪要求,各有寓意:如狮为百兽之王,显示帝王的威严,具有皇权的象征。②、对生命本质的探索归因于对宗教的信仰,这决定了古代帝王对神灵的崇拜。这在汉代以及魏晋南北朝表现的极为突出,墓葬出现大规模的神灵偶像,这些都体现了人们对神的崇拜与信仰,认为这可以给陵墓带来吉祥,在冥界中的生存能够得到神灵的庇护。如:陵园神道两侧都摆放着石雕天禄辟邪,墓室里陈放着陶塑的镇墓兽等,包括之后唐代宋代的陵墓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而这种陵墓的建造方式起到了镇魔辟邪的作用。不难看出,这些石雕是服务于君王的衍生品,其中物力人力的大量消耗只为了满足皇族的一种心理需求,并没有公共性与公众性:其一,大量的雕刻作品仅出现在陵园,而陵园并非是普通老百姓可以随意进入的地方;其二,这些作品的建造脱离了群众的心理需求,陵墓石雕的制作过程可能有得到参与,但是其中的思想理念是否满足于与大众并没有考虑,仅仅只是为了服务于皇室,加强其集权的统治,一切都是朝向王官贵族的利益。再谈到中国的石窟寺院的宗教造像等,从上文提到墓葬中对神灵的崇拜不难看出,这些宗教造像也是为了满足于皇室的需求。隋唐时期,中国古代的雕塑艺术发展到如火如荼的地步,中国大规模的开窟造像,石窟遍布北方、西北等地区。如龙门石窟的造像,在当时达到了唐代的顶峰,其形象的塑造:①实际上是对统治阶级的神圣化,大佛的构造俨然就是封建君主,把佛教的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②对永生吉祥幸福的向往,古代帝王都希望自己可以长生不老,除了去炼制丹药,还会在建造佛像上去下功夫,以显示对神灵的崇敬与仰慕。这些也都表明了,皇室通过开窟造像,以加强对自己中央集权的统治,让平民百姓受制于王权,佛即是君王,君王即是佛,对佛的崇敬既是对君王的崇敬;再者也是君王对生命延续的一种欲望,满足心理的需求。从这个角度去看,实质上这些佛像的建造也没能达到公共艺术的要求,更多的是统治阶级将其自身的思想强加于或者说灌输给老百姓的,不符合公众性。在古代,衙门或者宫廷的大门左右两边都会各列置一个神兽形象的石雕,它是一种权威的象征。代表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宫廷律例,是向君权统治的一种致敬。老百姓在其中充当的角色是卑微的,而非抱着一种舒坦的心理去欣赏的艺术品,它并不是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去看待这种艺术品的,这就决定了这类石雕仅仅只是为了给公民营造或者是树立一种君权不可侵犯的氛围或气势,缺乏公共性与公众性。2.2公共艺术与中国古代壁画。我国古代壁画的传播形式主要有宫室壁画、墓室壁画、石窟壁画和寺观壁画。实质上壁画的原始形式是古代的岩画,中国最早的岩画出现在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也是中国最早的绘画形式。当时这种绘画形式仅仅是人们用来记事或者施行巫术的图形,它反映的是当时先民的生产生活以及思想意识。随着我国历史进入文明阶段,史前岩画以及原始壁画被更为成熟的壁画取而代之。中国传统壁画的基本功能是纪念和宣教,其大多为统治阶级服务,并未与平民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对话,除了占有公共空间这一特征外,传统壁画并不具备当代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公共性与公众性。正如宫室壁画,历代的宫室壁画同古代雕刻一般更多的是去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以及宣传教义:如周代,中国宫室壁画真正意义上开始的时期,在天子宣明政教的明堂周围都画有壁画,描绘着古代圣明君主尧、舜等人的画像,古代残暴君主桀、纣的画像,每个人具有善恶不同的形态,这是对于国家兴亡的警诫。墙壁上还画着贤德的周公辅佐成王,怀里抱着幼主,背后排列着手执斧钺的仪仗队伍,正在面向南方召见各地诸侯的情景等等这种形式的壁画。这些壁画是君王对大臣们的一种教化。大臣们通过观察人们的形象,从过去的历史中可以认识当今以及事物的发展趋向,可以学会正确处理当今面临的各种事情。这便是当时绘画壁画的目的,这种方式有利于国家的团结与兴盛,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统治;但这也意味着这些在朝堂上的壁画是百姓没有办法接触到的,唯一能够接受到的是上层阶级对其思想的灌输,没有办法去参与到壁画的探讨以及观赏。到春秋战国时期,壁画从朝堂延伸到了各公卿祠堂及贵族府第,题材多为历史故事、圣贤肖像、神灵怪异,现实性的东西比较少。虽然制作地域范围变大了,但依然是王官贵族独有的一种高端艺术。包括汉代的宫殿中,壁画多是功臣、列女等供教化之用的人物画。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仍然流行用壁画宣传封建道德观念的风尚。到后来的五代以及元明清同样是这样的发展趋势,甚至壁画创作开始走向下坡,但依然没有改变壁画的性质和场所,依然是与大众没有联系,为中央集权为王官贵族服务。墓室壁画它实质上是宫廷壁画的衍生品,与宫廷壁画相比,它更具有隐蔽性。它在当时存在的价值:一方面是为了显示主人的等级高贵,用以张扬墓主人的身份以及相关人士等功绩,表达生者对逝者的敬慕怀念之情;另一方面,是墓主人对信仰的表达及死后祈求灵魂升天、能够继续享受人间欢乐等的思想。如:西汉推崇厚葬之风,墓室壁画极为盛行,以梁王墓和南越王赵昧墓为代表,其中的梁王墓内绘制了青龙、白虎、朱雀等方位神,以及莲花、云朵等图案;唐代墓室中频繁出现的表现上层人物生前身份和生活题材。中国的石窟壁画以及宗教寺观壁画是随着东汉末年佛教传入后兴起的艺术形式。它主要是为了去宣传佛教教义。如敦煌壁画,以佛、菩萨为主,描绘其本生故事等。相比前两者的宫廷壁画与墓室壁画,其广泛性以及公共性要多一些,能够让大部分的公众观看到体会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满足大众的精神需求。但是这种艺术传播形式依然不是为了平民老百姓,甚至历代的王官贵族利用宗教壁画施压于大众以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通过对这四种中国传统壁画形式的描述,不难看出,它们的共性:创作的初衷都是为了统治阶级以及宗教等团体的利益。没有真正的公共性,大部分的作品是一般人没办法看到的;也没有达到真正的公众性,平民对这些创作根本就没有喜不喜欢可不可以这样的说法。这些艺术形式更多的是把统治阶级以及其他团体的思想和观念去灌输给百姓的,老百姓是一种被动的状态。
古代文学德育渗透
我国学校教育非常注重德育,尤其在高校设置思想教育专业,培养了庞大的专职德育队伍。但高校的德育却是饱受诟病的一种教育形式,原因何在?怎样增强高校的德育实效性?关键在于探究德育之本原,在学科德育方面着力,寻找回归德育之本原的平台,认真实践。
1高校德育之本原混淆现象剖析
1.1具体表现
1.1.1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轻视道德教育我国传统德育范围包含思想教育、政治教育、法纪教育、道德教育。我国古代的德育因为政治、法律、宗教等社会意识并没有完全从道德中分离出来,而现在的中国已经有比较完备的政治法律体系,所以德育之本原,即德育最重要的部分,往往意味着狭义的德育———道德教育。思想政治和法律只隶属于广义德育,更不能取代德育的社会功能。德育的目标是人的道德的养成,使之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有健全人格的人。目前我国德育的现状是德育本身概念界定不十分清楚,从小学到高校的德育的重心都是放在思想政治教育上面,而忽视了真正的德育目标。
1.1.2重视适应现实而忽视德育的底线———求真德育的最低境界是真,最高境界是善,真的善为美。我国目前的社会现状却或多或少地忽略了道德的底线———求真,说真话者不如说谎话者更具备社会适应能力,青年人失去热情纯真,变得老于世故。高校或者因为就业现状艰难,将“求真”引向了一个误区:摒弃德育而追求生存的本能,结果使得不少大学生认为只要能谋得职业,不管什么虚假的手段都可以用,道德观、价值观模糊。所以,回归德育的本原———进行真善美的教育就显得尤其重要。综上所述,道德教育是高校德育之本原,而道德教育之本原是求真,在高校中进行德育建设,首先要抓住德育之关键,目标才会明确,才不会失去方向。
1.2形成原因
古代文学主体论
众所周知,文学创作是和创作主体密不可分的,它集中表现了创作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审美体验和认识。从古至今,创作主体在整个文学创作活动中的地位都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古代文论始终将对创作主体的研究置于重要位置,深入探讨创作主体的德才和学识、情操和禀赋等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这些因素与作家创作的关联性与复杂性。本文集中探讨的是中国古代创作主体的人品与文品的具体关系。“文德说”是中国古代作家论中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命题。它的实质是说创作主体的道德修养决定文学创作成就的高低,这在文学史上确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先秦开始一直为历代文论家所重视并且不断地加以发挥,“德”与“文”的关系随着其内涵的发展也是在不断地演变。“文德说”就其源,起自先秦时期的言、德之论,它最早出自《周易·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这里的“文德”,不是专门针对文人而言的,不专指作者,而泛指一种美德。《礼记·表记》中说“君子耻有辞而无其德,有其德而无其行。”
这既表明了德行第一、言辞第二的思想,又强调了德、行、言必须统一。虽然“文德说”在先秦并不专指文学,却对后世文学主体论的“德”与“文”的关系发生了直接的影响。汉代王充在《论衡》的《佚文》等篇中明确地提出了“文德”的概念,他说:“《易》日:‘大人虎变其文炳,君子豹变其文蔚。’又日:‘观乎天文,观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为观,大人君子以文为操也。”“以文为操”,就是以礼乐规定的文饰为仪表,而这种礼乐规定的文饰是合乎道德规范的。在《书解》篇中又说到“人无文德不为圣贤”。这里将道德和文章看成一体,当然这一命题也引起了后世批评家们的争议。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文人的感情意念通过文辞都充分表露出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文德”之论的文论家颇多。魏文帝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提出的“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成了一个时期评论文人无德或少德的理论依据。
刘勰的《文心雕龙》除了有很多篇目论及文德之外,还有专篇论及文人品德,其论文人德行的专文是《程器》篇,借用《尚书·周书》上的比喻,说明人材要“贵器用而兼文采”,不能象近代词人那样“务华弃实”,本末倒置,强调文人要注重品德的修养。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对于陶渊明的评价算是真知灼见,准确地论述了文与德的关系。陶渊明不仅诗品高洁,人品也一直为后世的人称道,特别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令人敬仰。因此萧统不仅为他编文集,而且在序言中高度评价了陶渊明的文品和人品,这也是历史上最早的高度评价陶渊明诗品和人品的论文。唐宋时期,古文运动兴起,主张“文以明道”、“文以载道”,强调政治教化的功能,因此对作家道德修养的要求更为强化。唐代的韩柳及其门人对于“文德“作了更深一层的论述。韩愈在《答李翊书》中从古文运动的角度,阐述了学习古文须以“立行”为本,而以“立言”为表。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说明只有“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进入了“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境界,达到了“取于心而注于手”的熟练程度,并且还要再修养若干时日,“然后浩乎其沛然矣”,才能写出出色的文章。明清时代,文论家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等的观点,尤以宋濂为称首,其《文原》上下篇提出了文章的写作要崇实务本,合义理、事功、文章为一体的主张,认为文章的成败高下不能仅仅从文字上去下功夫、而要从根本上着手,十分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纵向观察,中国古代文论家都把“文德”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主体论的重要内容,认为文品是人品的反映,只要道德修养好的人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对于进行文学创作的主体而言必须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这样对于“文品”的提高也有积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论中所出现的“文品”、“赋品”、“诗品”、“诗格”等概念,实质都是与“人品”对应而言的,以“立德”为创作主体的首要条件,古代文学创作中对创作主体德行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文论对主体性的深刻认识,对自身人格及创作的关系的认识。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评价它的作用和价值,既不能采取绝对肯定的态度,也不能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而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学创作的成败显然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毕竟会有一个主导因素制约着,创作主体的品格是绝不容忽视的,主体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预先规定了作品审美价值的高低,创作主体借其创作表达自己的情感、表现自己的审美情趣,因此表现主体的情志、个性、理想,始终是文学创作的基本特点之一。所以古代主体论对作家品格的重视,成为一个良好的导向,这使得作家不断地修身养性、加强道德修养,表现自己高尚的情操,这对社会风气的加强、文学的发展都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过分强调“立德”的作用,而忽视创作中的特殊性,这将无疑会阻碍文学的发展,如果完全用“德”、“人品”来衡量一个人的创作成绩,这也是极不公允的。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创作主体既要重视道德修养,又要不断在实际中开阔自己的学识视野、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坚持不断创作、重视创作中的文辞表达,只有将这几者紧密结合,才有好的文章产生。
古代文学德育渗透
我国学校教育非常注重德育,尤其在高校设置思想教育专业,培养了庞大的专职德育队伍。但高校的德育却是饱受诟病的一种教育形式,原因何在?怎样增强高校的德育实效性?关键在于探究德育之本原,在学科德育方面着力,寻找回归德育之本原的平台,认真实践。
1高校德育之本原混淆现象剖析
1.1具体表现
1.1.1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轻视道德教育我国传统德育范围包含思想教育、政治教育、法纪教育、道德教育。我国古代的德育因为政治、法律、宗教等社会意识并没有完全从道德中分离出来,而现在的中国已经有比较完备的政治法律体系,所以德育之本原,即德育最重要的部分,往往意味着狭义的德育———道德教育。思想政治和法律只隶属于广义德育,更不能取代德育的社会功能。德育的目标是人的道德的养成,使之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有健全人格的人。目前我国德育的现状是德育本身概念界定不十分清楚,从小学到高校的德育的重心都是放在思想政治教育上面,而忽视了真正的德育目标。
1.1.2重视适应现实而忽视德育的底线———求真德育的最低境界是真,最高境界是善,真的善为美。我国目前的社会现状却或多或少地忽略了道德的底线———求真,说真话者不如说谎话者更具备社会适应能力,青年人失去热情纯真,变得老于世故。高校或者因为就业现状艰难,将“求真”引向了一个误区:摒弃德育而追求生存的本能,结果使得不少大学生认为只要能谋得职业,不管什么虚假的手段都可以用,道德观、价值观模糊。所以,回归德育的本原———进行真善美的教育就显得尤其重要。综上所述,道德教育是高校德育之本原,而道德教育之本原是求真,在高校中进行德育建设,首先要抓住德育之关键,目标才会明确,才不会失去方向。
1.2形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