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范文10篇

一些官员当“老板”的无奈

官员老板式的“经营城市”和招商引资行为，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大大超过其积极意义。

不过，很多地方官员本身也不愿意像老板那样去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对于招商引资，很多地方只是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有此想法，而更多的干部却是视之为畏途，很多人被迫踏上了外出招商引资的征程。

一些地方官员在与笔者私下交谈中诉苦说，如果不搞招商引资，地方经济发展不了，政府就没有税收。没有税收，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教育问题、医疗卫生问题、公共服务问题都无法解决。一些地方官员说，经济不发达地区不仅经济落后，缺少资金，也缺少企业家，人们缺少创业的精神和本领。仅仅靠民间推动往往难以奏效，需要政府走上前台，带领老百姓创业。在招商引资中，引进资本和技术，培育本地产业发展，培养本地企业家队伍和高素质的技术。一些地方官员还说，发达地方招商引资任务完成了，经济发展了，他们现在有资本开始讲科学发展、协调发展。我们经济不发达地方拿什么去讲科学发展？落后地方如果简单地跟着发达地方讲创造环境、讲平衡发展，结果是永远发展不起来。他们还抱怨说，一些对落后地区发展的政策永远是“去南尾斩北头”，即南方和东部发达地区原来在政策的空白地带闯出的“经验”，刚被北方和中西部地区拿来学习的时候，却被认为有问题，需要纠正。他们认为，不能用对待发达地区的政策要求落后地区。

官员越来越像老板的深层体制原因

在老板式官员的背后，一方面是观念的偏差，另一方面是体制、机制和政策的不完善，甚至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不足。现实情况是，很多地方确实尝到了招商引资带来的甜头，很多地方干部因此得到了上级的奖励和重用。

官员的社会交往绝对不同于普通人，因为它与权力的行使相联系，直接影响到官员形象、政府公信和权力绩效

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表明，一些人蜕化变质，往往就是从交友不慎开始的。为此，官员们如何交友，应该结

交什么样的朋友，不仅成为公众和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也日益受到党政机关和监督部门的高度重视。

为什么一当官朋友就多了

我们有理由认为，官员交友不同于普通人交友。因为普通人交友不慎，不过造成一些感情伤害，最多是个人财产上的一些损失，而官员交友不慎，那受损失的就不仅仅是官员个人，往往伴随权力的被利用和社会利益的损失。

为什么一当官朋友就多了。特别是官做得越大，朋友越多，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从四面八方找上门来，拉关系，献殷勤，简直要门庭若市、踏破门槛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别人崇拜你的才能，羡慕你的人格，而与你交友吗？显然不全是。俗话说得好，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居深山有远亲。道理很简单，在世俗社会中，多数人都乐意做锦上添花的事情，而不愿意去雪中送炭。因此，当你做了官的时候，许多人主动找上门来交朋友，套近乎，主要看的是你手中的权力，目的是想通过你手中的权力获得一些不正当的利益。

3年的培养，22年的学习，我从一名群众转变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从一名学生蜕变成了一名基层干部。而今天我响应祖国的号召，来到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做了一名大学生村官，未来的几年间我将同村干部一道围绕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对三农的方针政策，为早日实现新农村建设的20字方针，做出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贡献。

一、明确责任，认清形势，坚定信心。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既然选择了大学生村官，我就应该为农民服务，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责任。但是我也清楚农业的薄弱、农村的落后、农民的贫苦。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相比城镇而言，他们更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帮助。因为薄弱，他们需要科学的种植方法，因为落后他们需要德才兼备的人才，因为贫苦他们需要脱贫致富的门路。如今党和政府没有忘记农民，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伴随着一项项优惠政策的出台，农民生活一天天的富裕，作为村官的我更应该坚定信心，在全面理解三农政策的同时，合理利用优惠条件，把更好的技术用在农业，把更多的出路引向农村，把更好的实惠带给农民。

二、加强学习，内强素质，外塑形象。

学习是青年干部生存和成长的需要，是卓有成效开展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要想深植在新农村建设热土，首先要当一名“学习型”干部。一是向书本学习，学习三农的政策方针、法律法规;二是向群众学习，学习他们的勤劳朴实、诚实守信;三是向同事学习，学习他们的工作经验、方式方法;四是向专家学习，学习他们的先进理念，科学技术。通过以上的学习和实践，一是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办事能力，二是进一步树立村干部的良好形象。

三、践行党章，牢记宗旨，加强党性。

内容摘要：隐私权是公民（自然人）所享有的人格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一般情况下是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国家官员一方面作为自然人，其隐私权当然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另一方面，国家官员的某些个人生活已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那些可能影响到政治和公共利益的私人信息理应为公众所知悉。这就存在有公众知政权与国家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本文着重对两种权利冲突的本质进行了分析，并得出这种冲突表面上是权利与权利的冲突，而实质上更多的是权利与权力的冲突的结论。因此，法律应优先保护公众的知政权，在隐私权的保护上，应将国家官员与一般自然人相区别，给国家官员的隐私权以必要的限制。当然，这种限制并不是完全否认国家官员的隐私权，法律对国家官员的那些与政治生活或公众利益完全无关的隐私应给予与其他自然人同等的保护。

关键词：国家官员；隐私权；知政权；限制；保护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生活的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受他人侵扰、知悉、使用、披露和公开的权利。非法侵害他人因私事侵权行为的一种，加害者需要承担民事责任，重者还可能触犯刑法，要承担刑事责任。一般而言，自然人的隐私平等的受到法律的保护①。但是，在特殊情况下，隐私权是要受到限制的。比如，早在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一个判例即指出，“公职候选人私生活状况对选民公开，乃为公共利益所需要，在此情况下，该权（即隐私权）并不存在。献身公共事业，其私人生活殆无法与所从事之事业完全分开者，则该权利不存在。”②该判例确立的法律原则是：公职人员的某些隐私将受到限制，而进行这种限制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在此，公共利益的价值高于公职人员的部分隐私利益的价值。在西方国家，国家官员的隐私权因担任公职而受到限制，已成常理。在我国，近几年来逐渐增强的法律意识使政府官员发生了一个解决方法上的观念变化，再加上人们逐渐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人格权的精神和气氛感染了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这就使得政府官员作为原告以隐私权或其他人格权受到侵犯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现象时有发生。而我国关于隐私权的法律本身就很欠缺，面对这样一种现象，就需要对国家官员的隐私权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因为我国公务员制度尚未健全，对国家官员范围的界定可能不尽一致，本文中国家官员是指在那些按照法律设立、旨在解决公共问题，由公共财政提供经费的机构中的由公共财政支付薪金和制定或执行公共政策的人们，并不局限于《国建公务员条例》所指的公务员的范围。

一、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的冲突及其平衡

要谈官员得知政权，就离不开公众得知政权。知政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知道国家活动，了解国家事务的权利。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依法向公民和社会公众公开自己活动的义务。知政权是知情权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利。根据知政权，作为社会主体的公众有权了解政府官员，尤其是政府高级官员的出生、年龄、学历、经历、道德、能力等情况。而政府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他们首先应是社会生活中道德的模范遵守者，对一般公民起表率作用。但一些行为背景不佳、或财产来历不明、品行不端的政府官员有希望借隐私权来隐瞒其身上的污点。这时候发，就会产生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对冲突的本质进行分析，然后再根据利益的大小予以平衡和解决。

（一）对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冲突本质的分析

实际上，出了问题，怕的是群众不找党委和政府，要是不找的话，那就危险了

事实上,作为“非常态”的执政样本,河南已经不是第一次试图通过这种官员与百姓及“土地”的密切接触来破解执政难题。

河南省委前两任书记XXX、XXX上，均以干部大规模“下访”、“驻村”等执政方式试图求解河南的难题。

《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自2001年6月起一直持续到2004年6月底，河南省在3年之中先后派出了3批驻村工作队。

3年驻村，河南省、市、县(区)3级机关从正厅级到副科级干部，甚至普通党员，几乎有一半人参加了驻村工作。范围之大，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

可以肯定的是，造成民众上访的成因在于体制不顺，而能够动员如此众多的官员下访，实际上是依托体制性的优势来化解体制性的劣势。

内容摘要：隐私权是公民（自然人）所享有的人格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一般情况下是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国家官员一方面作为自然人，其隐私权当然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另一方面，国家官员的某些个人生活已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那些可能影响到政治和公共利益的私人信息理应为公众所知悉。这就存在有公众知政权与国家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本文着重对两种权利冲突的本质进行了分析，并得出这种冲突表面上是权利与权利的冲突，而实质上更多的是权利与权力的冲突的结论。因此，法律应优先保护公众的知政权，在隐私权的保护上，应将国家官员与一般自然人相区别，给国家官员的隐私权以必要的限制。当然，这种限制并不是完全否认国家官员的隐私权，法律对国家官员的那些与政治生活或公众利益完全无关的隐私应给予与其他自然人同等的保护。

关键词：国家官员；隐私权；知政权；限制；保护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生活的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受他人侵扰、知悉、使用、披露和公开的权利。非法侵害他人因私事侵权行为的一种，加害者需要承担民事责任，重者还可能触犯刑法，要承担刑事责任。一般而言，自然人的隐私平等的受到法律的保护①。但是，在特殊情况下，隐私权是要受到限制的。比如，早在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一个判例即指出，“公职候选人私生活状况对选民公开，乃为公共利益所需要，在此情况下，该权（即隐私权）并不存在。献身公共事业，其私人生活殆无法与所从事之事业完全分开者，则该权利不存在。”②该判例确立的法律原则是：公职人员的某些隐私将受到限制，而进行这种限制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在此，公共利益的价值高于公职人员的部分隐私利益的价值。在西方国家，国家官员的隐私权因担任公职而受到限制，已成常理。在我国，近几年来逐渐增强的法律意识使政府官员发生了一个解决方法上的观念变化，再加上人们逐渐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人格权的精神和气氛感染了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这就使得政府官员作为原告以隐私权或其他人格权受到侵犯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现象时有发生。而我国关于隐私权的法律本身就很欠缺，面对这样一种现象，就需要对国家官员的隐私权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因为我国公务员制度尚未健全，对国家官员范围的界定可能不尽一致，本文中国家官员是指在那些按照法律设立、旨在解决公共问题，由公共财政提供经费的机构中的由公共财政支付薪金和制定或执行公共政策的人们，并不局限于《国建公务员条例》所指的公务员的范围。

一、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的冲突及其平衡

要谈官员得知政权，就离不开公众得知政权。知政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知道国家活动，了解国家事务的权利。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依法向公民和社会公众公开自己活动的义务。知政权是知情权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利。根据知政权，作为社会主体的公众有权了解政府官员，尤其是政府高级官员的出生、年龄、学历、经历、道德、能力等情况。而政府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他们首先应是社会生活中道德的模范遵守者，对一般公民起表率作用。但一些行为背景不佳、或财产来历不明、品行不端的政府官员有希望借隐私权来隐瞒其身上的污点。这时候发，就会产生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对冲突的本质进行分析，然后再根据利益的大小予以平衡和解决。

（一）对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冲突本质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民主宪政官员财产申报

论文摘要：财产申报制度是法治社会行之有效的对政府官员实施监督的方法，也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表征和具体体现。在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实施官员财产申报是必要且必须的。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的建设中，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公民的监督权和知政权

民主和宪政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在民主宪政体制下，公民应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这既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基础，又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表征和具体体现，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题中之义。其中，公民的监督权作为其选举权的进一步延伸，已在我国现行宪法中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中国人权的重要内容。

公民监督权无论是通过新闻传媒、来信来访、讨论会、座谈会等形式来实现，抑或是直接以申诉、控告等途径来完成，都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公民的知政权。所谓知政权是指公民通过必要的途径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知情权，包括作为社会主体的公众了解政府官员，尤其是政府高级官员的出身、年龄、学历、经历、道德、能力等情况。知政权的存在和实现是满足人们了解政治的愿望的需要。人对政治的关心，无疑是对自己生存条件及其命运发展的重视。了解政治状况与调整自己行为、关心自己利益具有紧密的联系。人们对政治的了解，也是对自身利益的关心。知政权的实现是政治权力赢得民众支持的重要途径。而民众拥政的前提必须是知政，人们连政治状况都不了解，拥政就只能成为空谈，执政者也就无法获得民众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知政权的存在和实现是其他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知政权是首要的政治权利。没有知政权，什么参政、议政、督政的权利都无从谈起。

财产申报制度及其功能

地方官员诚信缺失问题是近年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学界研究的热点，据据《小康》杂志调查，2006年地方政府官员以75.36％的比例当选为信用最差群体，2007年则“以80.3％的绝对多数”再一次“被网民选为信用最差的群体”。因此。改善地方官员诚信状况，提高地方政府公信力，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而紧迫课题。公共选择理论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新兴交叉学科，是“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简单地说，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学”。它为我们研究官员和政府的行为提供了独特视角，为我们分析地方官员诚信缺失提供了有效工具。本文将运用公共选择的分析工具。剖析地方官员诚信缺失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求对我们诚信政府建设有所助益。

一、“理性”官员的诚信选择

从公共选择的观点看，地方官员同样是理性经济人，尽管存在道德约束和纪律的规范，但效用最大化同样是其最终目标。因此，他们是否诚信直接取决于公共选择的规则。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官员诚信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诚信在公共选择规则中的权重。即如果在既定的公共选择规则下诚信行为的收益大于其成本，则会选择诚信：相反，则会趋向于欺骗。作为理性经济人，地方官员的效用函数一般包括以下变量：薪金、职位、权力、社会名望、额外所得等等。而其可能的成本则包括行政处分、失去职务、名誉损失、甚至极个别情况下的刑事处罚。如果诚信行为的收益大于成本。或者诚信的收益大于欺骗的收益，他就会选择诚信行为，否则，他就会选择选择欺骗。第二，官员是否诚信还取决于政治市场对官员非诚信行为发现的几率和处罚的力度。如果非诚信行为被发现的几率极大，并且处罚力度足够大，官员非诚信行为的成本就会较高，否则，如果非诚信的行为被发现的几率低，或者处罚的力度小，就会激励官员选择非诚信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官员是否诚信的关键在于政治市场的规则。第三，官员是否诚信还取决于政府决策的规则。即非诚信行为的责任是否容易认定，决策规则是否对非诚信行为设定了足够的预防机制。如果非诚信行为的责任很难个体化，且决策规则没有对各人的决策责任作出明确规定，那么追究非诚信行为的责任将变得很难，通过非诚信行为个人获利而将责任推给集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将会泛滥。第四，地方官员是否诚信还取决于其寻租机会的多少。寻租是地方官员实现其个人效用的一种最普通的渠道，也是滋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等失信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官员存在大量的寻租机会，他则会利用这些机会为自身牟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等非诚信行为必将出现。相反，如果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严密的监督减少官员寻租机会，非诚信行为对官员个人效用的价值将会降低。第五，地方官员的诚信还取决于其所负担的责任与其资源和能力的对比。如果对地方政府职能定位不准，地方官员所掌握的权力、财力和组织资源，无法完成其职责，即出现公共选择理论所提出的“政府失败”现象。地方官员也会作出非诚信行为。

二、地方官员诚信缺失的公共选择原因

地方官员大都是受党多年教育和培养，经过长期考验和严格选拔脱颖而出的，道德水平应该比普通群众更高一些。至少现有的研究无法证明其道德水平比普通群众低。地方官员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不在道德教育的缺失或道德水平低下，而在于我国的公共选择规则。

第一，现行的选择规则对地方官员由自利冲动带来的非诚信行为没有设置足够的预防、查处和惩治措施。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的自利冲动是必然存在的，科学规制和合理引导之可以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和质量，放任和泛滥地方官员的自利行为则会背离公共管理的本质，导致严重后果。我国对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的自利冲动尚缺乏足够重视，在以往的理论预设中，地方官员都是忠实贯彻党的路线，忠诚践行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完人；地方政府也完全没有自身的利益追求，一切措施只为公众的公共利益。显然，这种预设至少不是完全正确的，给某些不诚信之人，通过欺上瞒下，弄虚作假，虚报瞒报，信口许诺等获取上级官员和民众的好感，从而捞取政治资本或物质利益开了方便之门。

XX这次大规模官员下访，客观上来说还是一种应急之举。要彻底解决信访难题，还要从源头抓起

2005年新年前，XXX完成南京大学的哲学博士论文答辩后，返回郑州的当天下午就去了汝州。在他看来，汝州的另一份考卷同样迫切:一件“难缠”的上访案件正等着他和下访工作组解决。

49岁的XXX是XX省委宣传部的正处级干部，目前，他还有另一重身份:平顶山市下访工作组小组长。和他同时成为下访队员的还有XX省直机关的723位干部。

事实上，不仅仅是省直机关的官员要下访，2004年9月15日，XX省、市、县3级下访干部共42664人走出机关，下到乡村、工厂、社区，逐门逐户排查矛盾和问题。

“工作组”──这个多少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名词在2004年甚至2005年持续成为XX省各级官员和老百姓口中的热词，同样成为热词的还有“下访”二字。

和2004年初高调下派工作组进驻艾滋病村不同的是，这场涉及XX省、市、县3级干部、4万多名官员的“下访”工作，媒体鲜有报道。

问题似乎发生在信访领域，而问题的解决则在信访之外

“新条例颁布后,关于取消信访机构还是加强信访机构职能的争论和交锋也暂告一段落,但是,争论不会停止。其实，河南4万官员在下访过程中，就带着一个探讨如何建立信访长效机制的任务。”河南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无疑，在新信访条例颁布之前的争论之声,不只来自北京,在全国信访工作领域,这种争论早已经存在,而“取消信访机构”的意见最终没有得到支持也是事实。

“解决信访问题,不仅是扩大还是削弱信访机构权力的问题,而且是信访之外的权力运作、权力模式、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有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可以说,问题似乎发生在信访领域,而问题的解决则在信访之外。”

一位接受采访的权威人士是如是说，他还认为，“讨论还将继续下去。”

向实务迈出了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