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辖制度范文10篇

一、跨行政区域管辖制度的发展历程

行政诉讼管辖作为一项基本的行政诉讼制度，对行政案件的公正审理具有重要的实体价值。从最初的异地交叉管辖，到相对集中管辖，直到现在的跨行政区域管辖，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行政诉讼的管辖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历程，最终以法律的形式得以确定下来。（一）异地交叉管辖的形成。为了加强行政案件审理的公信力，给基层法院创造出依法公正审判的司法环境，2002年，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始进行制度改革，推行行政案件异地管辖，即把当地政府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转交异地的基层法院进行审理。推行异地管辖，实行异地审判，使部分地区行政诉讼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的问题得到了有效地解决。这种做法被称为“台州经验”，成为异地交叉管辖制度的起源。通过总结试点工作的经验，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把异地管辖这种创新性规定全面在国内进行推广。即依据指定管辖的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形，把基层一审行政案件交由异地法院进行审理。（二）相对集中管辖的发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继异地交叉管辖之后的新一轮尝试。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把行政区域管理与司法审判分开，脱离地方的干预，能够使人民法院更加独立公正的审理行政案件。2013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在一些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开展试点工作。这一新举措很快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行政案件的集中管辖，是把本来由部分基层法院管辖的案件通过指定的方法统一交由其他法院进行审判的制度。集中管辖作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将行政区划与行政案件的审判分离开来，从而使行政争议得以有效解决，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三）跨行政区域管辖制度的确立。异地交叉管辖和集中管辖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处理行政案件审理难等问题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现实中暴露出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在总结原来管辖做法的基础上，我国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确立了跨行政区域管辖制度，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合理调整行政诉讼案件管辖制度”的要求，做出的适应我国现实需要的制度尝试。这一规定与司法实践中的行政诉讼集中管辖相统一，是对集中管辖的进一步改造。同时，也改革了我国行政诉讼管辖制度，对去除司法权行政化产生积极影响，也体现了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二、《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的法条分析

《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增加第二款：“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即以法律条文的方式明确了我国行政诉讼可跨行政区域管辖制度。（一）授权高院确定管辖规则。关于跨行政区域管辖制度，法条规定是由高院确立，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二款作为授权性条款，关于“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并未做出明确规定，对审判工作中的具体要求也未给出明确标准，通过法条可以看出，作为一项授权条款，在法律没有明确做出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各地方高院可以根据各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具体情况来确定相应的管辖规则，以适应现实需要。授权高院来确定相应的管辖规则，一方面，赋予了高院更多的自主权，使其能够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来具体规范跨行政区域管辖制度，从而更加适应本地的现实需要，完善中央与地方管辖的关系。另一方面，适应了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更好地平衡行政案件管辖与行政区划的关系，同时，“跨区域管辖”条款的设置同样为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探索行政审判体制改革预留了足够的空间。（二）跨行政区域管辖仍要遵循级别管辖。高院在法条中规定，“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其中，“若干”人民法院是不特定的多数主体，存在扩张解释的空间，即这些“若干人民法院”既可能是异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或中级人民法院，也可能是目前正处于闲置状态的铁路中级法院或基层法院。之前的规定只能是审第一审案件，如今删除“第一审”的局限，将第二审案件也纳入跨行政区域管辖的范围中。虽然不同级别的法院都能处理跨行政区域管辖的问题，但跨行政区域管辖制度的范围仍然是局限于一个省级的框架内部，而且一个省级内部的不同级别的人民法院也不能跨级别管辖。即基层人民法院与中院不能交叉式的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可以看出，法律条文只规定了跨行政区域管辖的地域管辖，而不涉及级别管辖，也就是说，跨行政区域管辖仍要遵循级别管辖的相关规定。

三、跨行政区域管辖的模式分析

集中管辖最初的模式是地域集中，即在一个中级法院范围内，选定若干个基层法院作为集中管辖法院，集中管辖辖区内其他基层法院管辖的行政诉讼案件。随着试点工作的扩展，又探索出了案件类型集中模式，即依据案件的类型来明确管辖法院，把同类行政案件集中到相应法院审理。通过两种集中管辖模式的运行情况来看每一种模式都有一定的成效。（一）地域集中管辖模式。地域集中管辖模式作为一种基本的管辖模式，是司法实践中运用最多、地域最广的模式。《集中管辖试点通知》确定2-3个基层法院为集中管辖法院，集中管辖辖区内其他基层法院管辖的行政诉讼案件，就是运用的地域集中管辖模式。现在我国大部分地区试点工作选择的也都是这种模式。例如，2015年福建高院开展行政案件管辖机制改革，对部分行政案件实行跨行政区域管辖。确定2至4个基层人民法院，集中管辖指定范围内原属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一审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法院原则上不再管辖本地行政机关为被告的案件，而由其他集中管辖法院管辖。还有贵州、山西、广东、四川乐山等地在进行跨行政区域管辖试点工作中也都是采取的地域集中管辖模式。地域集中管辖模式，实行案件异地审理，降低了地方干预，保障了法院独立审判。同时，实行集中管辖之后，可以将全市的行政审判人员整合到集中管辖法院，从而有效整合了审判资源，节约了司法成本。（二）案件类型集中管辖模式。案件类型集中管辖模式，是区别于地域集中管辖模式的一种新型的跨行政区域管辖，是《集中管辖试点通知》和新《行政诉讼法》施行后对管辖的一种摸索与创新。例如，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自身工作实际，按照案件类型确定管辖法院，将同类行政案件集中到相应法院审理。根据各基层法院行政庭的人员特点及审判优势，确定不同类型的行政案件分别在不同的基层法院进行审理。在新法施行后，天津市也作出了相应规定，明确三类一审行政案件实行跨行政区域管辖。对以市级行政机关为被告、天津海关及各隶属海关为被告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行政案件，明确了具体的管辖法院。实行行政案件类型集中管辖制度后，同一类型、同一性质的案件相对集中，案件的适用法律标准得到了统一，减少了导致裁判差异的因素。同时，行政审判质量的提高也增强了司法裁判的公信力。

摘要：协议管辖意思是自治原则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延伸和体现，是避免和减少管辖权冲突的重要方法。协议管辖制度之所以被当今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是因为其自身诸多优点所决定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协议管辖制度在近年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这些发展趋势对完善我国相关立法具有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发展趋势；立法完善

一、协议管辖制度概述

协议管辖制度，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将他们之间业已发生或可能会发生的涉外民商事争议，交付某国法院审理的管辖权制度。协议管辖在国际私法上的意思是自治原则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延伸和体现，是对选法自由的补充，也是主权国家在地域管辖权上的相互妥协，它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私人以立法者所具有的权力。协议管辖制度已为当今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和采用。

各国之所以纷纷将协议管辖作为一项确定国际民事管辖权的一般原则，主要是因为其自身具有诸多明显的优点。第一，赋予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自主权，不仅有助于避免有关国家的管辖权规定因刻板、僵化而可能造成的不公平、不合理管辖的现象，而且借当事人之手使各国间民事管辖权的冲突轻松而巧妙地得到了解决。第二，在各国法院平行管辖的情况下，原告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他可以选择到那个为其所信任且对其最为有利的法院去起诉，而被告则只能屈就原告的选择，或者另择法院起诉。前者导致当事人之间诉讼机会的不均等，后者导致一事多诉，两者均不利于国际交流的健康发展。承认协议管辖，则能实现当事人之间程序和实体的平衡，并能有效防止和减少一事多诉现象的产生。第三，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当事人双方即可在签订协议时对法院办案的公正性、诉讼所用语言及交通方面的便利程度、双方对诉讼采用程序的熟悉程度、判决的可执行程度及费用的可接受程度等因素进行全面的考虑和权衡，大大增强了诉讼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及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

尽管各国立法都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是毫无限制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共同限制条件：一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不得违反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二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不得排除法院地国的专属管辖权；三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必须出于善意。

监察委员会刑事案件管辖权（以下简称监察管辖权）是各级监察委员会在犯罪调查和处置上的权限和分工，主要解决监察委员会与其他侦查机关之间管辖分工，以及各地、各级监察委员会的管辖分工。对监察机关的管辖范围作明确规定，既可以有效避免争执或推诿，又有利于人民群众控告、举报，推动反腐败工作，其意义十分重大。目前，监察法并没有具体的管辖规定，监察管辖制度还较为疏漏，规定了监察管辖制度的主要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规定（试行）》，仅规定了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的案件范围，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管辖不能直接适用该规定。但是，基于我国监察体制改革顶层设计、强力推进的特点，《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规定（试行）》由中纪委、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体现了改革者试图建立的监察管辖制度，可以预判上述管辖规定多数会转化成监察委员会正式的管辖规定，本文以其作为分析依据和评价对象是合适的。由于监察体制改革仍然在试点之中，许多问题亟待规范，作为监察体制改革重要内容的监察犯罪调查管辖制度，必将成为正式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我国监察委员会刑事管辖制度的解读

《监察法》第3条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有权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进行调查”，采取了“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双层模式。监察法第11条规定了监察机关职能管辖的案件范围：监察委员会“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上述规定搭建了我国监察管辖制度的基础规范，但缺乏可操作的具体内容。关于管辖具体范围，此前理论界有不少争论，《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规定（试行）》制定后，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刑事管辖6大类88个罪名，占刑法全部罪名的近五分之一强，既包括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各类犯罪案件，也包括公职人员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发生的重大责任事故和其他犯罪案件。但是，其他三级监察委员会管辖范围有待明确。笔者认为，根据管辖法定原则，管辖范围应当由法律加以确定，否则会导致管辖权混乱。目前，监察委员会管辖刑事案件的法律规范不足，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管辖案件范围并不明确，未来应当通过立法加以明确。目前，根据监察法与《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规定（试行）》，我国监察委员会调查的管辖具有如下特点，未来应当完善后将其写入正式立法。其一，监察管辖对象主要以公职人员为对象。监察委员会主要以公职人员为监察对象，一般而言，对于一些非公职人员不涉及职权行为的犯罪不属于其管辖。但监察委员会调查所涉犯罪主体，与监察对象具有一定的分离性。一方面，监察管辖对于与公职人员共同犯罪的非公职人员，以及部分非公职人员犯罪，比如非公职人员涉嫌行贿罪，也属于其管辖范围。非公职人员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仍由公安机关管辖。另一方面，监察委员会对单位犯罪是否有权管辖存在疑问。我国很多职务犯罪表现为单位犯罪，比如单位行贿罪、单位受贿罪。事实上，国家监察委管辖罪名中包括了单位行贿罪和向单位行贿罪等单位犯罪。同时，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可以采取双罚制，处罚单位和负责的主管人员。笔者认为公职人员涉嫌单位犯罪的，也应当属于监察管辖的范围。此时，不仅公职人员，单位也属于监察管辖范围。各级监察委员会也应当以此为标准，将上述职务犯罪导致的单位犯罪纳入管辖范围。其二，监察管辖罪名涵盖主要职务犯罪罪名，体现了具有权威高效的特点。我国刑事管辖主要以罪名为区分标准，监察管辖也主要以罪名为标准，涵盖了几乎所有的职务犯罪罪名。比如，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的罪名主要有88个罪名，以刑法规定的贪污贿赂渎职等罪名为主，不仅将之前检察院管辖的职务犯罪罪名都纳入其职权，同时也将许多公安机关管辖的职务犯罪罪名纳入囊中。相反，对于公职人员未利用其职权实施的盗窃、故意杀人等非职务犯罪，不属于监察委管辖的范围。监察委员会查办案件必须在其管辖的案件范围内，对于其他机关管辖的案件，监察委员会不能管辖。从88个罪名的来源来看，不仅包括检察院查办的贪污贿赂类、渎职类犯罪案件，也包括公安机关管辖的职务犯罪类刑事犯罪案件。虽然检察院保留了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但是并不排除监察委员会对该类案件的管辖权。同时，根据相关规定监察委员会甚至可以并案管辖，将其他机关管辖的罪名直接纳入其管辖，体现了权威高效的特点。其三，监察管辖体现分别管辖原则。我国刑事案件立案管辖采取分别管辖原则。办案机关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的前提是管辖明确，责任清晰。我国刑事案件的侦查权分属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等机关。刑事诉讼法赋予这些机关以特定案件的侦查管辖权，一般不规定同一案件由两个机关同时有权管辖。监察管辖制度也应当遵循该理念，以分别管辖为原则，以共同管辖、并案管辖等特殊管辖制度为例外。因为，多数案件中，被追诉人不仅仅从事某个单一的犯罪行为，特别是渎职犯罪往往建立在贿赂犯罪的基础上，由于检察机关不能同时侦查贿赂犯罪，而不得不人为地将案件切割，导致程序上极大地不便，比如在询问渎职犯罪行为时能否讯问贿赂犯罪，实际上两者关系密切，会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此时，立法规定了两种机制。一种是，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沟通之后，建立监察机关调查为主，检察机关侦查配合的办案机制。另一种是认为全案由监察机关调查更为合适时，将全案材料和线索移送监察机关调查，即并案管辖制度。其四，规定了独特的级别管辖与地域管辖制度。监察法第16条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本辖区内的监察对象依法进行监察。根据“党管干部”原则，监察调查以公职人员的行政级别作为其级别管辖的主要标准。比如，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中管干部所涉监察事项，省级监委管辖本省省管干部所涉监察事项等，以此类推。同时，监察法改变了刑事诉讼法以犯罪行为发生地确定其地域管辖的制度。《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将地域管辖原则上定为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地，这是因为这类案件不存在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现场，侦查工作从贪污、贿赂事件的发生地并不能获取对案件有决定意义的证据，单位所在地更有助于当地的检察机关展开调查[1]。监察法也没有以犯罪行为发生地确定地域管辖，而代之以辖区管辖制度。《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规定（试行）》规定，“对于工作地在其他地区，而干部管理权在主管部门的公职人员犯罪，由派驻该单位的纪律检查组调查”，还是属于单位所在地的监察委员会。监察法第16、17条还规定了监察办案一体化的很多制度，比如规定上级监察机关可以依法提级管辖下级监察机关的管辖案件，也可以通过指令管辖的方式实现管辖权的转移。现有监察管辖制度还规定了管辖冲突解决办法。《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规定（试行）》第20条规定：“几个省级管辖机关都有管辖权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监察机关管辖”，必要时才由主要犯罪地的监察机关管辖，这与刑事诉讼中管辖规则相似。其五，落实异地管辖制度。由于高级别官员对抗调查的能力极强，司法实践中，为克服职务犯罪案件查处中的阻力，很多案件由异地查办，比如著名的“慕马案”。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高官职务犯罪的异地管辖制度[2]。然而，由于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管辖以犯罪地为主要标准，如果异地调查管辖的案件异地审理，在移送起诉时，需要指定管辖确定检察院、法院。监察管辖制度也应对此作出类似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规定（试行）》第26条规定，国家监察委在调查中指定异地管辖，需要再异地起诉、审判的，应当在移送审查起诉前与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协商指定管辖等相关事宜。此外，在我国，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在管辖上有很大不同，民事管辖赋予了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而刑事管辖并未成为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确定管辖主要考虑的是哪个主管机关更有利于案件查办。监察管辖也适用该原则，在制度设计时不赋予被调查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

二、监察委员会刑事管辖与检察机关侦查的共同管辖

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制，因此监察管辖的案件一般排除其他机关管辖。监察机关管辖的88个罪名中，多数属于监察机关的专属管辖，比如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同时，监察委员会不与公安机关共同管辖。监察机关管辖的88个罪名中，有些也是公安机关管辖的罪名，比如非法拘禁罪。需要明确的是，刑事诉讼法规定，其他机关不管辖的案件才由公安机关管辖。所以，该管辖仍然是分别管辖，因为其建立在主体不同和是否职务行为不同的基础上，并不是对同一案件，两个机关都有管辖权。也就是属于公职人员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实施的犯罪，由监察机关管辖；反之，则由公安机关管辖。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分别管辖的例外，存在监察管辖与检察机关侦查管辖共同管辖案件的共同管辖现象。为了保障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刚性和监督能力，2018年10月26日刑事诉讼修改保留了检察机关对部分案件的自侦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9条第2款①，人民检察院的自侦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检察机关只能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中特定犯罪进行侦查。二是犯罪主体必须是司法人员，包括法律规定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从而排除监察人员实施的犯罪。据此，监察人员在调查过程中的职务犯罪仍然由监察机关自行调查，以此保障监察体制的集中统一性，但也由此带来外部制约不足的问题。三是根据《关于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检察院侦查规定》），可以立案侦查的案件范围主要涉及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包括非法拘禁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徇私枉法罪、刑讯逼供罪等14个罪名。四是法律规定该类案件“可以”由检察机关管辖，而不是“必须”。该类案件“可以”由检察机关管辖，也可以由监察委员会管辖。第一次出现了“共同管辖”的现象，必然产生一系列新问题。首先，从现有法律解释的角度，可以认为其确立了检察机关的“优先管辖权”。这可以从两个角度论证，一方面正如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撰文指出，刑事诉讼法用“可以”一词，一方面暗含着条文的政策导向性，即由检察机关优先侦查，因为检察机关更贴近诉讼，更容易发现诉讼过程中司法人员相关职务犯罪，同时，由检察机关立案查办这些案件更为便捷，也有利于及时判断证据合法性，保障诉讼顺利进行。[3]另一方面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规定明确监察委员会管辖的88个罪名中，明显地排除了刑事诉讼规定由检察机关管辖的案件，同时在该规定中出现了与刑事诉讼法类似的条文，显然有意将该类案件明确给检察机关管辖。.由于刑事诉讼法要求人民检察院仅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犯罪展开侦查，容易误解为仅能对主动发现的犯罪展开侦查，从而不当限缩管辖案件范围。笔者认为，该发现也可以理解为事后发现，比如其他机关移送线索。同时，监察调查的案件一旦移送审查起诉审判，检察官、法官成为制约监察调查权滥用的重要主体。为了保障法官、检察官拥有相对独立的办案空间，此类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应当优先由检察机关侦查。其次，不能对监察管辖的案件采取机动侦查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9条第2款，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该规定限制了2012年刑事诉讼法机动侦查的范围，将其主体限制在“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因此检察院行使机动侦查权时，只能将公安机关管辖的该类案件由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后立案侦查，不能对监察机关管辖的案件采取机动侦查措施[4]。再次，以“罪名”为主的管辖模式下，检察机关可能侦查部分监察管辖的职务犯罪“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规定，检察院管辖的案件都是以罪名的方式体现，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管辖规定也明确以犯罪罪名为主，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很多罪名可能会因为我国刑法上的从一重罪处断原则、吸收原则等规定，而并入其他的犯罪罪名。比如，多数贿赂犯罪会与渎职犯罪数罪并罚，但是有一个特殊的罪名——徇私枉法罪，采取了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根据刑法第399条第4款，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执行裁判失职罪、执行裁判滥用职权罪行为的，同时又构成受贿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因此，如果受贿犯罪轻于徇私枉法罪的，处徇私枉法罪，在此种情况下，法律授权检察机关侦查徇私枉法罪，就意味着其可以直接侦查该贿赂犯罪行为。最后，由于两个机关可以同时管辖，在缺乏沟通的情形下，容易出现两个机关同时对某人立案的现象，造成管辖冲突与调查资源的浪费。因此，应当建立内部沟通制度，当某机关对该类案件立案时，应当按照管辖权通知对方，避免重复立案。

三、监察委员会刑事调查并案管辖的规范适用

[摘要]协议管辖制度目前已发展成为国际民事诉讼中一项基本管辖权制度，并在晚近呈现出以下新的发展趋势：管辖协议形式要件的放宽；协议管辖适用范围的拓展；协议法院与案件联系因素的淡化。为保证协议管辖制度的合理运用，各国均对该制度作出了必要的限制。为顺应国际潮流，我国相对落后的协议管辖制度亟待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关键词]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管辖协议

协议管辖，亦称合意管辖，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将他们之间业已发生或可能会发生的涉外民商事争议，交付某国法院审理的管辖权制度。协议管辖是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已为当今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和采用。

一、协议管辖制度在国际上的确立和发展

（一）协议管辖制度在国际上的确立

协议管辖制度虽然最早可追溯至罗马法汇纂中的规定，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未得到各国的广泛认同和重视。不过，自20世纪中叶起，国际社会对协议管辖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过去那种不承认协议管辖的观点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批评者指出，管辖协议剥夺法院管辖权的观点充其量仅是一种逐步退化了的法律拟制，反映出对其他法院的公平性采取的偏狭态度。以其他连结因素作为法院行使管辖权的依据往往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不确定性、不便利性，法院也常援引不方便原则拒绝审理其原本享有管辖权的案件，而法律也明文规定调解、和解、仲裁优先于法院的审理，这就意味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院是否被剥夺了管辖权，而在于法院是否应在特定的案件中对其自身的管辖权有所克制。况且，当事人签订协议时通常已经慎重考虑了诉讼便利的问题，即使有不便利的存在也是当事人事先可以预见到的，实难以不便利为由否定管辖协议的可执行性。

「摘要」税收管辖是非常重要的税收程序要素。我国的税收管辖制度存在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不完善和税收法制的不完备是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完善我国的税收管辖制度有赖于与国有企业改革相适应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建立，以及税收法制的健全。

「关键词」税收管辖，分税制，税收法制

税收管辖，（注1）从纳税人的角度来说，就是其应向哪个具体的税务机关申报并缴纳税款的问题；从税务机关的角度来说，就是对哪些纳税人的申报和缴纳税款的事宜有权受理的问题。在法律上确立明确的税收管辖，其重要的法律意义是防止偷漏税和避免重复征税，对于贯彻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等都具有重要意义。[1]但是，我国现行的有关税收管辖的法律制度还很不完善，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予以研究。

一、我国税收管辖制度存在的问题

通过总结分析我国现行的税收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笔者认为，我国的税收管辖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税收管辖规定层次较低税法对税收管辖这一非常重要的税收程序要素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税收征管法》作为程序法，没有管辖的规定。各税种实体法通过对纳税地点的规定体现了管辖的有关内容，但不够明确。事实上，目前真正起作用的管辖制度是通过国家税务总局的税收通告规定的。（注2）税收通告解决管辖问题的弊端在于，税务行政机关任意变更管辖制度，纳税人对此毫无正常的预期，也不能及时地知晓，必将影响纳税人正常的生产生活。频繁的变更无法体现税法的严肃性，对确立纳税人的税法意识也没有益处。通过税收通告解决管辖问题直接违背了税收法定原则。须注意的是，与税收管辖有密切关系的分税制则是通过国务院的行政决定公布的。

【内容提要】我国民诉法指定管辖制度中,“特殊原因"的规定过于简略；人民法院管辖权发生争议不是指定管辖的原因；受移送的人民法院不得再行移送,只能报请指定管辖，是指定管辖制度中的特色；指定管辖应当使用裁定方式,但不能提出异议,也不得提出上诉。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关键词】指定管辖、特殊原因、裁定、复议、修正

Abstract：TheDesignatedJurisdictionSystemOfOurCountryCivilProcedure,"SpecialCauses"AreStipulatedTooSimpleToOperate；TheDisputeOfJurisdictionIsn''''tTheCauseOfDesignedJurisdiction;ThePeopleCourtToWhichAreRemovedaCaseCan''''tRefer,OnlyRequestDesignatedJurisdiction.TheSystemIsChineseCharacteristic；TheDesignatedJurisdictionSystemShouldbeEmployedAwardInWriting,NotOnlyObjectiontoJurisdictionButAlsoLodgeAnAppeal,ApplyForReconsidering,ButTheAwardCan''''tbeStayedtheEnforcement.

KeyWords：TheDesignatedJurisdiction.SpecialCauses.Award.Reconsider.Amendment

一、问题的提出

最近,A区一当事人（以下简称被告）将B县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起诉状及出庭传票交给笔者,委托笔者所在律师事务所。从原告的起诉状看,原告位于C区。争议是由于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引起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标的物位于被告所在地A区。原告诉讼请求的金额超出B县人民法院管辖的范围。作为律师,首先建议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B县人民法院受理了管辖权异议申请,并随即向被告送达了民事裁定书。驳回被告对本案管辖权的异议。理由是B县的上级法院—C市中级人民法院已有指定管辖决定书。当事人不服,在法定期间内,向C市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但不几日,C市人民法院又向当事人送达了民事裁定书,驳回了被告的上诉,维持原裁定,即B县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级别管辖制度是从纵向确定不同级别法院之间一审民事案件管辖权限的制度。由于现有的不完善，级别管辖无序的现象凸显于司法实践之中。级别管辖制度的最核心是划分标准的确定性问题，解决此问题需以“争议标的额为首要标准”代替传统的案件性质、繁简程度和范围相结合的“三结合标准”，同时还要完善一些相关制度。

「关键词」管辖；级别管辖；划分标准

级别管辖制度的特点就是从人民法院系统的纵向方面来确定上下级法院之间对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它不涉及人民法院系统内部的横向管辖权限与分工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通过第18、19、20、21条的规定确立了我国级别管辖的原则：民事一审案件原则上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一审民事案件为重大涉外案件、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和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一审民事案件为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和认为应当由其审理的案件。另外关于级别管辖，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进行了规定。但我国很多地方的法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而受理案件的现象，这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管辖上的无序和混乱，对司法公正的实现和当事人权利的维护产生了负面影响，并滋生了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导致级别管辖无序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但其中关于级别管辖的法律规定不完善即是其主要原因。下面将对我国级别管辖制度的现状作如下，并提出完善该制度的建议。

一、我国级别管辖制度的现状

级别管辖制度的最核心问题即为级别管辖权的划分标准的确定性问题。我国并未以世界通行的争议标的额作为确定级别管辖的标准，而是顺应我国的传统作法，实行的是案件性质、繁简程度和影响范围三结合的“三结合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司法实践的，该标准在实施的过程中暴露出了诸多问题。

第一，我国各级别法院都享有民事案件的一审审判权，确定级别管辖的标准不确定。我国民事诉讼实行的是四级两审终审制，四级法院均享有一审案件的管辖权，而在大多数国家，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金额或者价额在一定限度以下，诉讼主体无特殊性，属于一般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纠纷，原则上均由级别较低的法院管辖，如英国、德国、日本等，反之，分别由较高级法院管辖。〔1〕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如果“认为”某个案件“有重大影响”，就可行使一审管辖权。这种“认为有重大影响”，又应该有个“标准”，而作为标准应该是确定的，而不应当出现标准本身也需要以一定标准来加以确定，否则就没有止境了，标准不成之为标准了。正是因为三结合标准的不确定，一些地方的法院随意抬高一审案件审理级别，从而给较高级别的法院带来了较重的审判任务，尤其是高级人民法院一审案件的增多，导致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负担较重。这与最高法院作为最高审判机关“指导监督、统一司法”的主要任务是不协调的。针对高级法院一审案件过多的现象，最高法院了[1999]11号《关于各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民事、纠纷案件问题的通知》，通知对各高级人民法院每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有了定额的要求，超过定额需要受理的，受理前须报最高法院批准，为此各省高级法院就规定了一审民事案件受理的数量限制，如：海南省高院每年的总数不得超过8件；青海、甘肃和内蒙古高院每年的总数不得超过5件。这种限制反过来也说明了“三结合标准”本身的不确定性，因为在一个高级法院管辖区域内不可能正好只有限定数额的“复杂、影响大”的案件，由于该标准的不确定和它的主观随意性，最高法院不堪重负，而不得不加以定额限制。另外，尽管立法规定最高法院享有民事案件的一审管辖权，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行使过。

公民要提起行政诉讼，应按照人民法院要求提交起诉状，起诉状要写明原告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业、住址等，被告名称、法定代表人、职务、地址、电话、邮编等，写明所指控的根据（包括事实错误、法律错误、程序形式缺陷、越权、滥用权力等）诉讼请求（包括撤销或变更行政决定、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然后要确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对各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的范围作了明确的分工：

1.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2.对确认发明专利权、海关处理的案件，对国务院各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级人民法院还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

3.除了以上两种情况外，一般行政案件要到基层人民法院起诉。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地域管辖规定：

1.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一、证据规则法典化的历史渊源

（一）欧洲大陆：法典化运动及其成就

从历史上看，法典化起源于法国19世纪初期，其目的一是统一国家法律制度，二是简化法律使其便于适用，三是通过法典化对原有法律进行改革。其中，统一法律的实施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目的。以民法而论，在大革命以前，法国各大小邦国中存在着三百多部地方性民事法典。不仅如此，这个国家还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体系：一个是以罗马法为基础的制定法，即书面的法；另一个则是口耳相传的习惯法，即口头的法。前者主要适用于北方，后者主要适用于南方。更为糟糕的是，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同时受到三种法律的影响，并以三种法律作为补充：一是封建法，二是教会法，三是国王法令。所有这些法律都为了适应当地的情况而作出调整。可以说，法律的分散与凌乱在这里达到了极致。在这种情况下，1791年通过的法国宪法确定了统一法国法律的方向，在拿破仑的支持下，法典化在1804年以《法国民法典》的颁布得以完成。[1]法国法典化的尝试获得了极大成功，其成功迅速激发了欧洲大陆的法典化运动，并且在1897年以《德国民法典》的通过而达到高潮。

尽管欧洲大陆在法国的带领下实践了法典化运动并分享着这一运动给法律现代化所带来的成果，但是，其在证据规则方面却毫无建树。相反，原先存在的有关证据之证明力的规则，也随着法典化对法律制度的变革而被一扫而空——法定证据制度被当作封建余孽，取而代之的是法官绝对的自由心证。[2]

（二）证据规则的成文化：英国人的努力

诚如达维所言，欧洲大陆编纂法典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出于结束不稳定的局势和法律的极端分裂的需要；这种愿望在英国却不存在，因为英国早已通过王室法院建立了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另一方面，英国的许多法律汇编也使它们看上去似乎可以构成法典的等同物{1}（P24—27）。因此，英国并没有像欧洲大陆那样掀起轰轰烈烈的法典化运动。

一、协议管辖制度概述

协议管辖制度，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将他们之间业已发生或可能会发生的涉外民商事争议，交付某国法院审理的管辖权制度。协议管辖在国际私法上的意思是自治原则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延伸和体现，是对选法自由的补充，也是主权国家在地域管辖权上的相互妥协，它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私人以立法者所具有的权力。协议管辖制度已为当今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和采用。

各国之所以纷纷将协议管辖作为一项确定国际民事管辖权的一般原则，主要是因为其自身具有诸多明显的优点。第一，赋予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自主权，不仅有助于避免有关国家的管辖权规定因刻板、僵化而可能造成的不公平、不合理管辖的现象，而且借当事人之手使各国间民事管辖权的冲突轻松而巧妙地得到了解决。第二，在各国法院平行管辖的情况下，原告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他可以选择到那个为其所信任且对其最为有利的法院去起诉，而被告则只能屈就原告的选择，或者另择法院起诉。前者导致当事人之间诉讼机会的不均等，后者导致一事多诉，两者均不利于国际交流的健康发展。承认协议管辖，则能实现当事人之间程序和实体的平衡，并能有效防止和减少一事多诉现象的产生。第三，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当事人双方即可在签订协议时对法院办案的公正性、诉讼所用语言及交通方面的便利程度、双方对诉讼采用程序的熟悉程度、判决的可执行程度及费用的可接受程度等因素进行全面的考虑和权衡，大大增强了诉讼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及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

尽管各国立法都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是毫无限制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共同限制条件：一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不得违反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二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不得排除法院地国的专属管辖权；三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必须出于善意。

二、协议管辖制度的国际发展趋势

1.协议管辖适用的范围趋向逐步宽泛。关于当事人选择法院方面，各国规定并不一致。匈牙利是只允许在合同争议上设立管辖协议的国家。捷克的规定不仅包括合同争议，而且还有金钱债务的争议。南斯拉夫则进一步扩大动产物权。在大多数情况下，承认协议管辖的范围限于契约、不当得利、信托等债权诉讼。对于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自然人、婚姻家庭、继承以及带有很强地域特征的破产等事项，一般不允许当事人约定管辖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