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辖范文10篇

[内容提要]行政管辖权是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法上的一项程序权力，它是行政主体之间就某一行政事务的首次处置所作的权限划分。本文从行政管辖权的概念、特征和确立行政管辖权的法理依据的角度对行政管辖权作为较为全面的界说，并从级别管辖、地域管辖和特别管辖三个方面讨论了行政管辖权的基本内容，最后分析了行政管辖权的冲突类型，并提出了解决行政管辖权的规则、程序。

[关健词]行政程序，行政管辖，管辖

行政管辖权的界说

行政管辖权是行政主体之间就某一行政事务的首次处置所作的权限划分。这种权限划分主要发生在纵向的同性质行政主体之间、横向的不同性质行政主体之间。对于行政主体来说，它是明确了某一行政事务应当由哪一个行政主体首次处置的问题。对于行政相对人来说，它可以确定受理处置行政事务的行政主体。虽然行政管辖权不涉及到行政事务的实体性处置，但它关系到行政主体能否公正、有效地处理行政事务。因此，现代法治国家都相当重视行政管辖权的法律化。[1]

行政权限划分的理论基础应当是权力能力的有限性，即任何国家权力有效行使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划定权力主体适当的管辖权。一个什么都管辖的权力，结果往往是什么都管不了，也管不好。行政管辖权的现实基础是行政主体以层级制构建了一个重叠式的行政机构体系，作为国家行政权运作的组织架构。这种重叠式的行政机构体系形成了几个行政主体同时都可以管辖某一行政事务的状况。如果行政主体的管辖权不作必要的权限划分，则可能会形成行政主体之间行政管辖权的争议，从而影响行政权的有效行使。因此，行政管辖权作为行政程序法上一个重要的法律制度是确保行政权有效行使的重要前提。

行政管辖权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一、跨行政区域管辖制度的发展历程

行政诉讼管辖作为一项基本的行政诉讼制度，对行政案件的公正审理具有重要的实体价值。从最初的异地交叉管辖，到相对集中管辖，直到现在的跨行政区域管辖，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行政诉讼的管辖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历程，最终以法律的形式得以确定下来。（一）异地交叉管辖的形成。为了加强行政案件审理的公信力，给基层法院创造出依法公正审判的司法环境，2002年，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始进行制度改革，推行行政案件异地管辖，即把当地政府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转交异地的基层法院进行审理。推行异地管辖，实行异地审判，使部分地区行政诉讼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的问题得到了有效地解决。这种做法被称为“台州经验”，成为异地交叉管辖制度的起源。通过总结试点工作的经验，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把异地管辖这种创新性规定全面在国内进行推广。即依据指定管辖的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形，把基层一审行政案件交由异地法院进行审理。（二）相对集中管辖的发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继异地交叉管辖之后的新一轮尝试。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把行政区域管理与司法审判分开，脱离地方的干预，能够使人民法院更加独立公正的审理行政案件。2013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在一些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开展试点工作。这一新举措很快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行政案件的集中管辖，是把本来由部分基层法院管辖的案件通过指定的方法统一交由其他法院进行审判的制度。集中管辖作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将行政区划与行政案件的审判分离开来，从而使行政争议得以有效解决，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三）跨行政区域管辖制度的确立。异地交叉管辖和集中管辖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处理行政案件审理难等问题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现实中暴露出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在总结原来管辖做法的基础上，我国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确立了跨行政区域管辖制度，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合理调整行政诉讼案件管辖制度”的要求，做出的适应我国现实需要的制度尝试。这一规定与司法实践中的行政诉讼集中管辖相统一，是对集中管辖的进一步改造。同时，也改革了我国行政诉讼管辖制度，对去除司法权行政化产生积极影响，也体现了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二、《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的法条分析

《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增加第二款：“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即以法律条文的方式明确了我国行政诉讼可跨行政区域管辖制度。（一）授权高院确定管辖规则。关于跨行政区域管辖制度，法条规定是由高院确立，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二款作为授权性条款，关于“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并未做出明确规定，对审判工作中的具体要求也未给出明确标准，通过法条可以看出，作为一项授权条款，在法律没有明确做出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各地方高院可以根据各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具体情况来确定相应的管辖规则，以适应现实需要。授权高院来确定相应的管辖规则，一方面，赋予了高院更多的自主权，使其能够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来具体规范跨行政区域管辖制度，从而更加适应本地的现实需要，完善中央与地方管辖的关系。另一方面，适应了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更好地平衡行政案件管辖与行政区划的关系，同时，“跨区域管辖”条款的设置同样为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探索行政审判体制改革预留了足够的空间。（二）跨行政区域管辖仍要遵循级别管辖。高院在法条中规定，“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其中，“若干”人民法院是不特定的多数主体，存在扩张解释的空间，即这些“若干人民法院”既可能是异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或中级人民法院，也可能是目前正处于闲置状态的铁路中级法院或基层法院。之前的规定只能是审第一审案件，如今删除“第一审”的局限，将第二审案件也纳入跨行政区域管辖的范围中。虽然不同级别的法院都能处理跨行政区域管辖的问题，但跨行政区域管辖制度的范围仍然是局限于一个省级的框架内部，而且一个省级内部的不同级别的人民法院也不能跨级别管辖。即基层人民法院与中院不能交叉式的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可以看出，法律条文只规定了跨行政区域管辖的地域管辖，而不涉及级别管辖，也就是说，跨行政区域管辖仍要遵循级别管辖的相关规定。

三、跨行政区域管辖的模式分析

集中管辖最初的模式是地域集中，即在一个中级法院范围内，选定若干个基层法院作为集中管辖法院，集中管辖辖区内其他基层法院管辖的行政诉讼案件。随着试点工作的扩展，又探索出了案件类型集中模式，即依据案件的类型来明确管辖法院，把同类行政案件集中到相应法院审理。通过两种集中管辖模式的运行情况来看每一种模式都有一定的成效。（一）地域集中管辖模式。地域集中管辖模式作为一种基本的管辖模式，是司法实践中运用最多、地域最广的模式。《集中管辖试点通知》确定2-3个基层法院为集中管辖法院，集中管辖辖区内其他基层法院管辖的行政诉讼案件，就是运用的地域集中管辖模式。现在我国大部分地区试点工作选择的也都是这种模式。例如，2015年福建高院开展行政案件管辖机制改革，对部分行政案件实行跨行政区域管辖。确定2至4个基层人民法院，集中管辖指定范围内原属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一审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法院原则上不再管辖本地行政机关为被告的案件，而由其他集中管辖法院管辖。还有贵州、山西、广东、四川乐山等地在进行跨行政区域管辖试点工作中也都是采取的地域集中管辖模式。地域集中管辖模式，实行案件异地审理，降低了地方干预，保障了法院独立审判。同时，实行集中管辖之后，可以将全市的行政审判人员整合到集中管辖法院，从而有效整合了审判资源，节约了司法成本。（二）案件类型集中管辖模式。案件类型集中管辖模式，是区别于地域集中管辖模式的一种新型的跨行政区域管辖，是《集中管辖试点通知》和新《行政诉讼法》施行后对管辖的一种摸索与创新。例如，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自身工作实际，按照案件类型确定管辖法院，将同类行政案件集中到相应法院审理。根据各基层法院行政庭的人员特点及审判优势，确定不同类型的行政案件分别在不同的基层法院进行审理。在新法施行后，天津市也作出了相应规定，明确三类一审行政案件实行跨行政区域管辖。对以市级行政机关为被告、天津海关及各隶属海关为被告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行政案件，明确了具体的管辖法院。实行行政案件类型集中管辖制度后，同一类型、同一性质的案件相对集中，案件的适用法律标准得到了统一，减少了导致裁判差异的因素。同时，行政审判质量的提高也增强了司法裁判的公信力。

一、证据规则法典化的历史渊源

（一）欧洲大陆：法典化运动及其成就

从历史上看，法典化起源于法国19世纪初期，其目的一是统一国家法律制度，二是简化法律使其便于适用，三是通过法典化对原有法律进行改革。其中，统一法律的实施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目的。以民法而论，在大革命以前，法国各大小邦国中存在着三百多部地方性民事法典。不仅如此，这个国家还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体系：一个是以罗马法为基础的制定法，即书面的法；另一个则是口耳相传的习惯法，即口头的法。前者主要适用于北方，后者主要适用于南方。更为糟糕的是，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同时受到三种法律的影响，并以三种法律作为补充：一是封建法，二是教会法，三是国王法令。所有这些法律都为了适应当地的情况而作出调整。可以说，法律的分散与凌乱在这里达到了极致。在这种情况下，1791年通过的法国宪法确定了统一法国法律的方向，在拿破仑的支持下，法典化在1804年以《法国民法典》的颁布得以完成。[1]法国法典化的尝试获得了极大成功，其成功迅速激发了欧洲大陆的法典化运动，并且在1897年以《德国民法典》的通过而达到高潮。

尽管欧洲大陆在法国的带领下实践了法典化运动并分享着这一运动给法律现代化所带来的成果，但是，其在证据规则方面却毫无建树。相反，原先存在的有关证据之证明力的规则，也随着法典化对法律制度的变革而被一扫而空——法定证据制度被当作封建余孽，取而代之的是法官绝对的自由心证。[2]

（二）证据规则的成文化：英国人的努力

诚如达维所言，欧洲大陆编纂法典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出于结束不稳定的局势和法律的极端分裂的需要；这种愿望在英国却不存在，因为英国早已通过王室法院建立了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另一方面，英国的许多法律汇编也使它们看上去似乎可以构成法典的等同物{1}（P24—27）。因此，英国并没有像欧洲大陆那样掀起轰轰烈烈的法典化运动。

[内容提要]行政管辖权是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法上的一项程序权力，它是行政主体之间就某一行政事务的首次处置所作的权限划分。本文从行政管辖权的概念、特征和确立行政管辖权的法理依据的角度对行政管辖权作为较为全面的界说，并从级别管辖、地域管辖和特别管辖三个方面讨论了行政管辖权的基本内容，最后分析了行政管辖权的冲突类型，并提出了解决行政管辖权的规则、程序。

[关健词]行政程序，行政管辖，管辖

行政管辖权的界说

行政管辖权是行政主体之间就某一行政事务的首次处置所作的权限划分。这种权限划分主要发生在纵向的同性质行政主体之间、横向的不同性质行政主体之间。对于行政主体来说，它是明确了某一行政事务应当由哪一个行政主体首次处置的问题。对于行政相对人来说，它可以确定受理处置行政事务的行政主体。虽然行政管辖权不涉及到行政事务的实体性处置，但它关系到行政主体能否公正、有效地处理行政事务。因此，现代法治国家都相当重视行政管辖权的法律化。[1]

行政权限划分的理论基础应当是权力能力的有限性，即任何国家权力有效行使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划定权力主体适当的管辖权。一个什么都管辖的权力，结果往往是什么都管不了，也管不好。行政管辖权的现实基础是行政主体以层级制构建了一个重叠式的行政机构体系，作为国家行政权运作的组织架构。这种重叠式的行政机构体系形成了几个行政主体同时都可以管辖某一行政事务的状况。如果行政主体的管辖权不作必要的权限划分，则可能会形成行政主体之间行政管辖权的争议，从而影响行政权的有效行使。因此，行政管辖权作为行政程序法上一个重要的法律制度是确保行政权有效行使的重要前提。

行政管辖权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摘要】提单管辖权条款往往由承运人单方面制定，由于其格式条款的特征使得其效力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颇为不稳定，文章认为，目前情况下，仍然应当承认提单管辖权条款的协议管辖属性，这符合世界各国做法，也和我国船货双方的利益对比相适应。

【关键词】提单管辖权条款；协议管辖；格式条款

提单管辖权条款，是指规定如果提单当事人一旦发生争议，如果诉诸诉讼，则因提单或与提单有关的一切纠纷由某一特定法院或某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的条款。协议管辖源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指的是双方当事人可以协议将他们之间可能发生的或者已经发生的纠纷交付给一国法院管辖和审理。由于协议管辖具有确定性和可预见性、避免管辖权冲突等优点，因而在世界各国大多得到承认，虽然有不同程度的限制。提单管辖权条款是否属于协议管辖条款而真正体现提单当事人的合意，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目前都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

一理论和实践中的争议和混乱

肯定说认为提单管辖权条款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属于协议管辖的范畴。如郑智华法官认为：“鉴于提单的特别性质，还是把提单背面管辖条款作为一种协议管辖，更能理顺相关问题，当然，在协议管辖制度立法意图及其功能造成的扭曲的情况下：就有必要对这些现象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规制。”[1]赵程涛律师认为：“提单背面就印制着协议管辖条款。协议管辖,是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明确规定当事人双方的争议由某特定国法院管辖。这为各国国内法及许多国际公约所承认。提单背面的管辖权条款一般均规定由承运人所在地法院为管辖法院,这也是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惯例。”[2]

否定说认为提单管辖权条款只是承运人单方面的意思表示，未经提单持有人明确接受则对其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朱作贤博士、李东法官认为：“从理论上来讲，提单上的管辖权条款根本不是合同双方协商的结果。……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244条虽然规定涉外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管辖地，但如果参照希腊、意大利等国的判例以及欧盟法院在TheTillyRuss一案中的意见，完全可以认为提单管辖权条款缺乏当事人的合意，并非当事人的书面协议。”[3]对于同属于纠纷解决方式之一的提单仲裁条款是否能约束提单受让人，[4]广州海事法院予以了否认，其理由是：“我院经研究认为，提单仲裁条款是提单签发人，即承运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单方拟定、并强加给提单持有人的，该仲裁条款不是提单持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提单持有人并没有就提单的仲裁条款与承运人磋商，……此外，托运人并不关心提单中的仲裁条款，托运人在洽谈托运时仅仅关心船期、运价等，因为只有这些方面才与托运人有真正的利害关系，货物风险在装船时已经转移，托运人对在提单中商定一个更合适的仲裁条款、以利于提单持有人向承运人索赔不感兴趣，导致承运人完全垄断提单中这一条款的拟定，所拟定的条款通常对承运人有利，而不利于提单持有人。因此，提单中的仲裁条款对提单持有人应不具有约束力。”[5]李海教授也认为：“对于提单受让人来讲，他从来都没有机会与签发提单的承运人就用仲裁方式解决提单争议的事宜进行过任何意义的协商，或进行过任何文件往来。如果说他们之间存在仲裁协议的话，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他们之间的仲裁协议到底是通过何种方式达成的？显然，把提单中的仲裁条款强加予提单受让人，毫无法律依据。”[6]

摘要:本文对现行民事公益诉讼管辖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进行分析，对管辖分散、多重管辖、行政区划局限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立法不能适应实践的原因，提出以行政区划结合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特点，建立我国集中管辖的设想，以体现民事公益诉讼保障公共利益的司法功能。

关键词:民事公益诉讼;集中管辖;环境资源;自然属性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作为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重要任务。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具有跨行政区划、专业化、复杂化的特征，以行政区划作为法院管辖的现行制度，难以适应该类案件的受理、审判等诉讼活动，执行也得不到保障，使得审判没有发挥应有的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2014〕11号文件，①提出对环境资源案件从自然属性出发，结合当地案件数量，探索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审理的要求。各地法院以该规范性文件为依据，结合环境案件特点，开展了积极有效的集中管辖尝试，形成了“三审合一”、“四审合一”的模式，②为适应各类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集中管辖奠定了基础。

一、民事公益诉讼集中管辖的价值

对什么是集中管辖，有不同定义：王旭光认为，应由高级人民法院按照三大诉讼法关于指定管辖的规定，集中指定某个中级法院或基层法院管辖本行政辖区或跨行政区的案件。③李雷认为，集中管辖就是一定区域内将某类案件集中由特定一家或几家法院统一跨行政区划的一审管辖。④赵卫民认为，集中管辖是将同类案件纳入统一司法审判整体中专门审理，以充分发挥司法整体效能的法院管辖的制度。⑤上述定义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集中管辖是指定管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与专门管辖有必然的联系；二是有多个跨行政区划的案件管辖地；三是案件由一个或几个审判力量强的特定法院管辖。⑥笔者认为，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集中管辖是指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一定区域内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集中由审判力量强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中级人民法院统一管辖的制度。建立集中管辖制度是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需要，是完善我国司法管辖制度的有效措施，是使民事公益诉讼审判凸显良好司法与社会效果的需要。第一，现行行政区划管辖制度难以满足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特殊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做了规定，⑦因为河流、空气、森林、山地等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流动走势和自然属性，使得侵害结果地分散在多个地区，以及侵害众多人合法权益案件的当事人，分跨多个区域是必然的。现行以行政区域划分管辖法院的模式，未能突出生态的自然属性，难以满足众多当事人请求进入司法程序的要求，从而难以适应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特殊性。集中管辖将确定多个侵害地域内的一个法院审理，既方便当事人和人民检察院起诉，也可杜绝法院争抢或者推诿对案件的受理，从而方便行使审判权。第二，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与执行，因为涉及面广，需要多方协作与配合，行政区划确定管辖的模式易造成审判不统一的情形。我国当前的诉讼管辖主要以级别管辖、地域管辖为基本，辅之以指定管辖、专属管辖和移送管辖。现行《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民事公益诉讼由“侵权行为发生地、损害结果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可以看出，同一被污染江河流经多地时，多个损害结果地法院均可受理案件。出于不同法官对裁判标准掌握的不同，对证据应用和事实认定的审判能力不同，对责任承担的判断也会不同，从而使裁判抵触和矛盾，造成司法不统一。集中管辖是将公益诉讼案件集中一个或少数几个法院审理，能够全面协调与案件相关的各方因素，统一应用证据规则，掌握统一的事实判断标准，从而作出全面可行、公正的判决。第三，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集中管辖可保障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防御地方保护主义的不当干预。地方经济的发展往往依靠自身资源优势和周边环境，在开发与利用资源时，造成江河、古迹、森林、空气等毁坏甚至严重污染等结果发生。公益诉讼审理所涉及的事实，与林业、水产、文物、交通等行政管理部门的权限与政绩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此类案件受到地方保护作用而干预司法不可避免，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实行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可将审判案件的法院与行政管辖区域分离，尽可能将地方干预的风险降低。第四，集中管辖可使复杂的公益诉讼案件审判专业化、集约化，从而提高和促进案件审判的质量。集约化管理是提高效率与效益的基本取向。集“约”即为节俭司法资源，以降低成本、高效审理为价值取向，集中、统一配置审判力量，使法院集中专业核心力量，以获得可持续发展的优势。集中管辖实际上就是将案件性质进行类别化区分，确定特定法院对其进行审判的机制。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集中管辖，就是借审判的类别化达到对司法资源进行相应分配和整合的目的。司法本身是高度专业的国家行为，而民事公益诉讼纷繁复杂，涉诉标的额大、调查手段、鉴定、勘验、执行等往往涉及法学之外专业知识和技术，对集中管辖公益诉讼案件的法院配备专业审判人员，提供专门化的审判辅助设备和人员，能够保障案件顺利审理和判决执行。现行分散管辖，不能助益于保护公共利益，也不利于司法资源的高效率配置。

二、对现行民事公益诉讼管辖状态的分析

一、国际商事管辖权异议概述

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是指仲裁机构或仲裁庭依据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约定的某种情况发生时对某一特定的争议享有审理并做出裁决的权利，是国际商事仲裁机构或仲裁庭有权对特定的国际商事争议进行审理并做出有拘束力的裁决的依据。

管辖权异议就是对仲裁机构或仲裁庭审理案件并做出裁决的权力提出抗辩，以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管辖权。管辖权问题是仲裁程序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否存在仲裁管辖权，对于仲裁庭和当事人都是十分关键的问题，它是仲裁程序进行的基石和条件。管辖权的问题没有处理好，没有管辖权，即使做出了裁决书，也可能被法院撤销或者拒绝执行。

对仲裁管辖权的异议，按照异议所针对的对象划分，可分为针对仲裁机构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和针对仲裁庭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前者只可能发生于机构仲裁中，后者既可能发生于机构仲裁中，也可能发生于临时仲裁中。

如果按照所提异议是否涉及仲裁管辖权之根本所在，也可将管辖权异议分为两类：一类是部分异议，一类是完全异议。对提交仲裁庭的仲裁请求或反诉请求中的某些问题是否属于仲裁管辖范围而提出质疑，属于对仲裁管辖权的部分异议。如果从根本上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进行有关仲裁活动的权力，则属于对仲裁管辖权的完全异议。

如果按照所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的内容来划分，可以分为仲裁庭根本就没有管辖权的异议和仲裁庭行使管辖权不当的异议。第一种情形是指当事人认为根本就没有订立仲裁协议或协议无效等原因使得仲裁庭根本就没有管辖权；后一种情况指仲裁庭有管辖权但没有恰当行使，包括仲裁庭超越管辖权和裁决并未解决当事人所提交的全部争议，即通常所说的超裁和漏裁。

一、国际商事管辖权异议概述

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是指仲裁机构或仲裁庭依据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约定的某种情况发生时对某一特定的争议享有审理并做出裁决的权利，是国际商事仲裁机构或仲裁庭有权对特定的国际商事争议进行审理并做出有拘束力的裁决的依据。

管辖权异议就是对仲裁机构或仲裁庭审理案件并做出裁决的权力提出抗辩，以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管辖权。管辖权问题是仲裁程序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否存在仲裁管辖权，对于仲裁庭和当事人都是十分关键的问题，它是仲裁程序进行的基石和条件。管辖权的问题没有处理好，没有管辖权，即使做出了裁决书，也可能被法院撤销或者拒绝执行。

对仲裁管辖权的异议，按照异议所针对的对象划分，可分为针对仲裁机构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和针对仲裁庭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前者只可能发生于机构仲裁中，后者既可能发生于机构仲裁中，也可能发生于临时仲裁中。

如果按照所提异议是否涉及仲裁管辖权之根本所在，也可将管辖权异议分为两类：一类是部分异议，一类是完全异议。对提交仲裁庭的仲裁请求或反诉请求中的某些问题是否属于仲裁管辖范围而提出质疑，属于对仲裁管辖权的部分异议。如果从根本上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进行有关仲裁活动的权力，则属于对仲裁管辖权的完全异议。

如果按照所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的内容来划分，可以分为仲裁庭根本就没有管辖权的异议和仲裁庭行使管辖权不当的异议。第一种情形是指当事人认为根本就没有订立仲裁协议或协议无效等原因使得仲裁庭根本就没有管辖权；后一种情况指仲裁庭有管辖权但没有恰当行使，包括仲裁庭超越管辖权和裁决并未解决当事人所提交的全部争议，即通常所说的超裁和漏裁。

本文作者：杨瑛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咨询管辖权及咨询意见

1．咨询管辖权的含义。尽管咨询管辖权(theAdvisoryJurisdiction)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但是，要准确界定它的含义似乎并不容易。在一些著作和教材中，有的是通过列举《联合国宪章》第96条和《国际法院规约》第65条的规定及对比咨询管辖权和诉讼管辖权的不同来阐明咨询管辖权的渊源和特征。［1］(P478－479)有的仅提及咨询制度的法律渊源及咨询意见的效力，［2］(P793—794)有的仅说明国际法院具有发表咨询意见的权限。［3］(P238)也许，这个名词是如此的容易理解，以至于用不着对它专门加以界定。又或，给一个名词下一个定义确非易事。有学者认为:理解咨询管辖权的定义的关键不在于界定管辖权三字，而在于理解法院经由行使咨询管辖权而发表的咨询意见所涉及的当事方、有关事项及其效力。［4］(P9)因此认为:咨询管辖权指的是国际性法院通过发表原则上没有拘束力的咨询意见的方式，对具有咨询资格的国际组织所提出的请求加以裁决的权利和权限。2．咨询意见的性质和种类。一般来说，咨询意见是指一个常设法庭对某个法律问题的司法意见，而不论这个问题是否与某个国际实体向法庭递交的某项现行争端有关。该意见对提出请求的实体或任何其他机构、任何国家没有拘束力，不能要求他们采取任何特定行动;一般充其量责成提出请求的实体在认为咨询意见对法律情势所表示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一基础上调整自己的行为。［5］(P92)下面以常设法院和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为例。在常设法院近20年的司法实践中，有两种咨询意见。一种是法院就“一项争端”而发表的咨询意见，一种是法院就“一个问题”而发表的咨询意见。对咨询意见的这种分类由常设法院在其1936年的法院规约第83条中加以确认。该条规定:在其咨询程序中，如果请求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问题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联会员国之间或非会员国之间存在的一项争端，法院应予适用规约第31条以及法院规则有关适用该条的规定。在联合国时期，《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院规约》均以“法律问题”的措辞代替了常设法院时期“争端和问题”的规定。但国际法院在1946年的法院规则中即实际上区分了两类咨询意见，在发表不同意见时，法院适用的程序有所不同。《国际法院规则》第83条规定，如果一项咨询意见乃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实际上悬而未决的法律问题而发表，《国际法院规约》第31条以及《国际法院规则》中有关适用该条的规定应予适用①。也就是说，如果一项咨询意见不是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间实际上悬而未决的法律问题而发表，则《国际法院规约》第31条②以及《国际法院规则》中有关适用该条的规定就不应予以适用。此外，在国际法院的司法实践中，法律问题实际上涵括了“争端”和“问题”的事实。刘芳雄［4］(P11)认为尽管《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规约》在形式上没有区分咨询意见的种类，但是，基于实践的需要，法院事实上将它所发表的咨询意见分为两类，即针对一个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间实际上悬而未决的法律问题发表的咨询意见和并非如此的咨询意见，法院1978年及以后规则的第102条的有关规定即为对区分这两类不同意见的证明③。综上所述，咨询意见原则上没有拘束力;不同咨询意见之间的区别在于:法院在发表它们时所适用的程序有所不同。

国际刑事法院法律文本咨询委员会

《罗马规约》对国际刑事法院的诉讼管辖权作了详细的规定，但并未提及国际刑事法院的咨询管辖权问题，也就是说《罗马规约》并未规定国际刑事法院的咨询管辖权，既而说明国际刑事法院并不拥有像其他一些国际法庭法院的咨询管辖权，例如，常设国际法院、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欧洲法院、欧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法院、部分国际组织行政法庭等的有关规约都规定了法院或法庭具有咨询管辖权。尽管《罗马规约》并未规定国际刑事法院的咨询管辖权，但国际刑事法院于2004年5月第五次会议在海牙通过的《法院条例》(国际刑事法院正式文件ICC－BD/01－01－04)中规定了法律文本咨询委员会。《法院条例》是依照《罗马规约》第52条④通过的，《法院条例》第4条规定了法律文本咨询委员会。1．法律文本咨询委员会的组成人员。(1)从法庭成员中选出的三名法官，每一法庭选举一名，他们应为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任期三年;(2)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名代表;(3)书记官处的一名代表;以及(4)律师名单中的一名律师代表。另外，根据该条例第4条第3款的规定当咨询委员会主席认为与咨询委员会的工作有关时，可酌情邀请有关团体和个人提供意见。咨询委员会的主席也可以寻求其他专家的建议。该条例第4条第6款规定:院长会议可酌情指定一人向咨询委员会提供行政和法律支持，该名人员可以得到其他人员的协助。2．咨询意见的申请。法律文本咨询委员会享有咨询管辖权即表明有些主体有资格请求法律文本咨询委员会就法律文本问题发表咨询意见。(1)有权申请咨询意见的主体。哪些主体有权申请咨询意见，根据《法院条例》第4条第4款以及第5款的规定，有权申请咨询意见的主体有:法官、检察官⑤、书记官、全体会议⑥以及院长会议⑦。(2)咨询申请的提出。根据《法院条例》第4条的规定:检察官可以对《规则》⑧或《犯罪要件》向法律文本咨询委员会提出修正提案;全体会议可以对《规则》、《犯罪要件》以及《法院条例》向法律文本咨询委员会提出修正案;院长会议可以向咨询委员会提交任何事项⑨要求进行审议。紧急情况下，院长会议可自行或应某一法官或检察官或书记官的请求，直接向法官提交对本条例的修正提案，由他们在全体会议上审议。《法院条例》第23条第2款规定:在法院诉讼期间使用的所有标准表格和样纸应由院长会议批准。院长会议可将有关标准表格和样纸的任何事项提交法律文本咨询委员会审议《法院条例》第107条第1款规定:与非《规约》缔约国或政府间组织就法院多个机关管辖的事项缔结合作总框架的一切协议应在院长的职权内谈判，院长应寻求法律文本咨询委员会的建议。3．咨询意见的程序。(1)对《规则》和《犯罪要件》的修正。根据《法院条例》第5条的规定:依照《规约》第51条和第9条对《规则》和对《犯罪要件》的任何修正提案应由法官提交法律文本咨询委员会。检察官可向法律文本咨询委员会提交建议。所有提案，连同任何解释性材料，应以书面形式用法院的两种语言提交。《规约》第51条第3款规定:当在紧急情况下时，若《规则》对法院面临的具体情势未有规定，院长会议可自行或应某一法官或检察官的请求，直接向法官提交临时规则提案，由他们在全体会议上审议。(2)对《法院条例》的修正。根据《法院条例》第6条的规定:对本条例的任何修正提案应伴有解释性材料，此等文件应以书面形式用法院的两种语言提交法律文本咨询委员会。在紧急情况下，院长会议可自行或应某一法官或检察官或书记官的请求，直接向法官提交对本条例的修正提案，由他们在全体会议上审议。对本条例的修正案不得追溯适用从而损及《罗马规约》第55条第2款①或第58条②适用的人员、被告、判定有罪或无罪的人员。4.咨询意见的作出。根据《法院条例》第4条第4款以及第5款的规定:咨询委员会就《规则》、《犯罪要件》和《法院条例》的修正提案应进行审议并提出报告。除《法院条例》第5款规定外，咨询委员会应以法院的两种工作语言提交一份书面报告，就这些提案向全体会议提出建议。应向检察官和书记官长③提交一份报告副本。咨询委员会也应就院长会议向其提交的任何事项进行审议并提出报告。《法院条例》第4条第5款规定:当检察官提出对《规则》或《犯罪要件》的修正提案时，咨询委员会应将其报告送交检察官。5.修正案的公布。根据《法院条例》第7条的规定:应当在法院公报中刊载下列法律文本及其修正案:《规约》《规则》《犯罪要件》《法院条例》《检察官办公室条例》《书记官处条例》《律师职业行为守则》《司法伦理准则》《人事条例》《财务条例及规则》《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特权和豁免权的协定》《法院与联合国关系的协定》《与东道国的总部协定》、院长会议与检察官和/或书记官长磋商决定的任何其它材料。公报不仅应当公布以上法律文本及其修正案，而且也应指出此等文本及其任何修正案的生效日期。根据《法院条例》第8条的规定:法院的网站也应当刊登下列材料:本条例第7条所述法院公报;法院日程表;法院的判决和命令以及依《规则》第15条所述提交法院各案件的其它详细资料;院长会议、检察官或书记官长决定的任何其他材料。笔者之所以对法律文本咨询委员会进行详细阐述，不仅因为法律文本委员会作为国际刑事法院咨询管辖权的一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其咨询程序也可以作为日后处理案件咨询委员会对特定案件发表咨询意见的一个参考。

《罗马规约》未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咨询管辖权之原因分析

（一）关于最高法院一审管辖问题

法院组织法规定最高法院管辖法律、法令规定和它认为应由自己审判的一审案件，这种规定，赋予了最高法院一审管辖实为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有悖法治原理。刑诉法规定最高法院管辖的一审案件是全国性重大刑事案件。但对什么是全国性重大刑事案件，立法未进一步指明或列举规定，也未以刑法有关罪刑条文参照规定。由于立法对最高法院一审管辖设档过宽，形成最高法院一审管辖的随意性。从1979年刑诉法颁布至今，最高法院一审仅审判过“林江反革命集团”案。全国人民极为关注的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希同贪污玩忽职守案、原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贪污受贿案，按其职位级别及巨大社会危害性和恶劣影响，按立法精神及社会公正正义价值评判，在全国可谓重大刑事案件。但这类案件最高法院一审并未管辖。（注：陈希同案件是由北京市高级法院一审；成克杰案也最高法院指定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管辖规定对级别越高的法院没有约束力。对遏制极为猖獗的腐败类大要案，在审判入口处已有所失轻，不利于对重大犯罪的打击和震慑，也引起了法治意识不断上升的广大群众以及全国人大代表的注意和不满。（注：《参考消息》2001年3月24日载，全国人大代表在通过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时，“以高达30%的反对票、弃权票间接地对开展反腐斗争的方式提出了批评”。）若立法明确规定最高法院一审管辖具体范围，无疑对最高法院依法管辖树立公信力，具有良好促进作用。我国法院一审是公开审判（除依法不公开审理案件外），而二审、再审、死刑复核多为书面审，规范最高法院一审管辖意义更加重大，有助于为各级法院公开审判贯彻刑诉法一系列原则制度树立楷模，更有利于树立公开审判原则的权威和昭示对此原则的尊重。

法治发达国家最高法院管辖权限是非常明确的。单一制的法国、日本最高法院没有一审管辖权。法国最高法院管辖范围虽广及全国，但在权力制约框架下法律授权十分明确，最高法院对任何罪案都没有初审管辖权，只对刑事审查庭裁定、重罪、轻罪、违警罪法院终审裁判的上诉和已生效的重罪或轻罪判决的申诉具有“撤销管辖权”，因而法国最高法院被称为“撤销法院”。（注：参见法国刑诉法第609、619、623、625条。）日本最高法院只受理上诉和特别抗诉案。（注：参见日本裁判所法第7条。）联邦制国家最高法院有一审管辖权但由立法具体规定。美国最高法院一审管辖权、受案种类由宪法规定。（注：参见美国宪法第3条第2款第2项。）德国最高法院一审管辖权由法院组织法对照刑法条文列举规定。（注：参见德国法院组织法第134条。）可见不论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均以清楚无误的管辖权限为基准，规范最高法院依法管辖，昭示分权制衡法治原则无处不在，为其最高司法权威的建树奠定了良好的法治基础。想必对我们应有所启迪。

（二）关于高级法院一审管辖问题

刑诉法规定高级法院管辖的一审案件是全省性重大刑事案件。何谓全省性重大刑事案件，立法未指明，也未对照刑法条文列举规定。由于管辖授权太灵活，以致法律规定与现实之间缺乏一致性。实务中，高级法院一审管辖刑事案件寥寥无几，大量精力用于刑法、刑诉法并未授权的依法应由最高法院承担的普通刑事犯罪的死刑复核。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贪污受贿被处极刑，在该省属全省性重大案件当无可非议，可实际上这一要案也不由江西省高院管辖，而是由审级低一级的北京中院一审管辖。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在云南任职期间共受贿1810万被判死缓，在云南应属全省性重大案件，可也没由云南高院管辖，而是由审级低一级的北京市二中院一审管辖。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被判处无期徒刑，也是北京市二中院一审管辖。问题还在于这类犯罪的省部级干部不仅一两人，近年来这类大要案也未呈下降趋势，（注：转引自吴敬琏《转轨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另据《南方周末》2004年1月8日李永忠文介绍，2003年一年公开报道了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的查处情况。）而管辖方式均基本同上。

这类案件按其犯罪性质及被告人职位级别和巨大社会危害性，应属全省性重大案件，理应由该省高级法院管辖。但因立法规定抽象空洞，该省高院管辖与否都有极大余地，事实上这类案件各发案地高院都未管辖（如有法定回避情形另当别论，后面转移管辖还将论述这一问题），而是由千里之遥且审级低一级的北京市或其它中院管辖，立法关于高级法院一审管辖规定形同虚设，致实际管辖于尴尬境地。这也与刑诉法关于刑事案件由犯罪地法院管辖规定相冲突，凸显高级法院一审管辖过于随意，有损其司法权威。如此，不仅公众难以理解，且是否公正适当也无法权衡。不论是立法弹性过大还是执法不严都会淡化人们对法律的尊重，时日一长要让人相信依法办事就更加困难。这类大要案如由案发地省高院一审管辖，体现尊重当地民众知情权，对全省公职人员和当地群众有更直接、更现实的法治教育意义，对这类犯罪也有更大震慑作用，利于各界监督树立法治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