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范文10篇

拿破仑.希尔在成功学中讲：“一切缘于观念。”

说到观念，曾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两个农民进城，这天天气非常热，口渴难耐，于是他们来到一个饮料部，一打听，一杯水两块钱，其中一农民就想，水在我们哪里是不要钱的，而这里边水都要钱，可见这里不好过，我得回去；另一个农民在想，水在我们哪里是不值钱的，而这里水都可以卖钱，可见这里很好挣钱，我得留下。一个观念的转变，令两人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回家的，依然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而留下的，却丰衣足食。由此可见转变观念的重要性。

我行现在正在如火如荼、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股份制改造，新的体制即将建立，必然引发新的观念产生，为此，我们必须及进转变观念，以适应新的环境。但我们应如何转变观念？转变什么观念？

作为现代职业工作人员应转变道德观念：一名合格的中行员工，思想上必须要忠于中行事业，牢固树立在中行一天，我们就应忠于中行事业一天；在中行获取报酬一天，我们就应为中行奉献智慧一天的思想。也许有人会说，忠君是封建社会思想的残余，现代人讲究识时务者为俊杰。不错，但我们翻开历史，唐代名臣魏征，其最初是皇太子李建民之谋士，在争夺皇位时，为李建民出谋划策，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射杀太子。当李世民登上皇位时，传召魏征，劈头责问：“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魏征面不改色，从容答道：“臣下各为其主尽忠，春秋时，管仲辅作齐桓公创立霸业前，做齐桓公哥哥公子纠的师傅时，还箭射齐桓公呢，难道你想我为人谋而不忠乎？”一席话，不仅让李世民哑口无言、怨恨尽消，并对其的耿直和忠心产生赏识、器重，魏征也从此开始成就自己成为中国的千古名臣。可见忠诚并不与识时务者为俊杰相矛盾。

作为市场经济工作人员应变工作观念：有道是“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决定贫富。”如我们能积极、主动、负责、开拓性地工作，丰硕的奶酪必然会属于你。也许有人又会说，现在多干不如少干，少干不如不干，且收入照常。是的，由于我国正处在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时期，而我们银行内部市场经济成分体现不多，特别是分配制度还完全处在计划经济体系当中。但中行改革的整体规划告诉我们：今后的工作将会是定员、定岗、定薪，严格按每个人贡献的大小分配收入，员工间的收入将逐渐拉大。但随着我行股份制改造的完毕，今后将不是我要怎么做，而是别人要不要你做、市场要求你怎么做，过去那种坐享其成的事，如高山流水，一直向前最终融入江河湖海，不见踪影。

作为金融工作人员应转变名利观念：淡泊名利，远离是非。当今社会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各种诱惑朴面而至，领导与职员的收入逐年增大，可实际生活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可成为领导，我们应清醒地认识自己，正视自身不足，淡泊权欲，立足本职。如克意追求，中行开平支行余振东——天堂之处是尽头，将为我们每一个敲响警钟；然而，也应当看到，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大浪滚滚，江水滔滔，不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沉渣泛起。今天，与淡泊名利相对立的一股“争名”、“夺名”、“盗名”、“追名”、“混名”、“骗名”、“买名”的歪风甚嚣尘上，有人会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说到利，“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我们虽无法接近那种境界，幸好先人还告诉我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否则，牢狱之门已为之打开。小陈老师工作室版权所有

摘要：装饰是现代艺术设计的重要基础概念，本文旨在探讨现代艺术观念与装饰观念的结合，研究装饰教学中需要解决的装饰观念问题和装饰形态及语言两个关键性问题，对增强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创作能力将有所帮助。

关键词：艺术设计；装饰；后现代艺术观念；装饰形态

前言

作为当代艺术设计的平台，装饰艺术的设计和创作是从事各类艺术设计的重要基础，因此，在当代艺术设计基础教学中构建“大装饰”的理念，对培养学生设计意念、设计素养和原创能力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

从人类艺术诞生之时，就没有离开过“装饰”这个名词。人类的艺术起源与原始的装饰有着某种不可割舍的关系。著名的美术史学者沃尔夫林·沃林格认为“美术史主要是一部装饰史”。装饰在原始社会是艺术的审美核心。各种彩陶纹样成为各种装饰美、形式美的标本。装饰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不但是审美的形式，而且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它包含着特定的社会感情和文化意识，它不仅是“装饰性”的，从秩序、线条、形式、色彩等方面带给人们以审美愉悦，而且是“文化性”的，从文化、理想、象征、历史等方面满足人们更深层次的需要。

沃林格在《抽象与移情》中说到：装饰艺术的本质特征在于一个民族的艺术意志在装饰艺术中得到了最纯真的表现。装饰艺术必然构成了所有对艺术进行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装饰对于现代设计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从装饰的角度出发，可以清晰的看到现代设计的发展脉络。在当今艺术设计教学实践中，有关后现代装饰语意的教学，应当从以下二个方面人手，才可确保“‘大装饰”思想富有艺术设计的当代性。

一是重灌输，轻体验。有人说儿童的头脑不会自发地形成正确的政治思想，需要灌输，还说这是马克思主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条基本原理。于是把古今中外的美德与规范收集起来，一条一条灌输下去，但真正在儿童头脑里扎下根来，并影响他的人生轨迹的，必须通过他们自己努力探究并获得真实体验才有可能。

二是重防范，轻赏识。学校制订几大类几十项便于操作的规章是必要的，有的学校有的教师不以赏识教育为主，却以防范为主，把重点放在检查和纠正错误行为上，一旦学生违反了规章制度，就像交警对付违章车辆一样，唯章独尊，把儿童赶进机械服从的狭路。这样虽能取得短期的效益，但禁锢了儿童的思想，培养了奴性的人格。

三是注重大道理的说教，轻视基础文明行为习惯的养成。我们首先要让他们遵守做人的最起码的准则。国外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老人在回答记者关于“在哪所大学学到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老人说“在幼儿园”，在幼儿园学到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等等。这些最基础的文明行为习惯成为他成功的起点。

四是以往的德育工作还有一个误区，就是用同一目标培养儿童，用同一模式教育儿童，用同一标准评价儿童——以大工业标准化生产流程对待教育。

新的世纪对学校德育提出新的挑战，我们的对策是，确立“生活德育”思想，提出学校德育应走到儿童生活中去，应充分释放儿童的生命潜能，激活儿童的创造精神，努力践行“活动中育德，生活中育人”，突出“活动”与“渗透”，强调“实践”与“体验”。

德育应走到学生生活中去

自然的观念，theideaofnature，是一个近代的（现代的）词汇，它只有在近代才有它的意义。古希腊是没有这个词的：很难想象某个希腊著作家把这两个词象这样组合在一起[1]。苏格拉底以前只讲自然φυσις。观念，idea，来源于希腊文的ειδος（或ιδεα，汉译理念或相），本义是外观形状的意思。Ειδος又来源于动词ειδω，看。从柏拉图开始ειδος成为西方哲学的强势话语。可能是因为它刚刚被用作思想的专门词汇，ειδος作为“看”的原义尚在柏拉图的运思中起到某种制约作用，所以我们看到柏拉图讲到很多自然事物的ειδος，也讲到很多人为事物乃至某些品德属性的ειδος，但是没有讲到自然的ειδος.自然有没有一个型相？自然的型相是什么？这些不是柏拉图的问题，也不可能成为柏拉图的问题，因为在柏拉图的时代，自然还没有被理解为自然界，后者是基督教世界的产物，而且尤其是在近代科学技术的世界图景中被强化出来的表象。在柏拉图那里，自然实际上被用作相当于后世所谓“本质”（essence，来源于拉丁文的系动词esse，是，存在）的意思，也就是说多少相当于形式（ειδος）的地位。正如柯林伍德所引述的，柏拉图有这样的用法：ητοναγθονφυσις（善的自然，或善的本性）[2]。

这表明柏拉图并不象通常被认为的那样把自然界和理念界并列起来：有自然界，有理念界，后者是前者的来源和根据；而且首先他是不是把自然理解为自然界、把理念理解为理念界，都还是应该考究的。

至于亚里士多德则更不是以一种“界化”的方式思考自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既没有纯粹的质料，也没有纯粹的形式，有的只是质料和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具体事物（当然，鉴于亚里士多德的复杂性，这只是大致说来如此）。亚里士多德经常说要象研究塌鼻子的塌的形式那样来研究物体的自然本性。Ειδος与卑俗事物的联系在柏拉图对话里还是一件令苏格拉底深感难堪的事情，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则自觉地被当作一个基本的原则。

但是，从柏拉图开始，西方思想史上确实发生了某种“非自然化”的转变，这一点甚至是可以感觉出来的。但是仅限于感觉到这一点以及指出它来是远远不够的，要紧的问题是要解说清楚：究竟是在一种什么意义上，我们说柏拉图开始了一种“非自然化”的转变？

首先，凭什么把这个开端归之于柏拉图？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完全可以以一种黑格尔式的或类似的方式说：人只要思考，就不再是自然的生物。所以“非自然化的转变”如果有的话，何必非要等到柏拉图不可呢？苏格拉底以前的自然哲学家们虽然只是一味地从自然里面寻找自然的原因（αρχη，本原，原则，根源），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爱奥尼亚哲学家们的水、火、气什么的，其实只不过是尚不自觉其为思想的思想：因为他们毕竟寻找原因。

寻找原因这样一种努力似乎毫无疑问不是自然的（φυσις）。然而为什么？可能的理由至少有两个：1，因为它是人为的（τεχνη）。无论作为一种什么样态的努力，思想也好，直觉也好，实践经验也好，只要它是属人的，它就不是自然的。2，因为它是思想，不管这思想是属于人的还是不属于人的，反正思想的就不是自然的。

当代摄影有两个领域，即摄影界和美术界。在摄影界，摄影主要是作为记录客体的一种媒介手段而存在，如生活摄影、新闻摄影等。传统摄影界也有艺术摄影，这个艺术摄影的宗旨就是强调审美，考察摄影作品的意境美感是衡量这类摄影层次高低的依据。当然，这个“意境美感”是从传统美学意义出发的，这也就造成了摄影界的太多作品实难贴近现时代社会的真实生存状态，所以，“观念摄影”是美术界的事。在美术界，摄影原本是艺术家用作记录过程与结果的辅助性媒介，现在已经转化为直接完成艺术家观念设想的重要表现方式，进而由完成作品的手段变为作品本身，成为“观念摄影”【1]。“观念摄影”(按：以下对该概念不再加引号)虽然保留了传统摄影的记录功能，但其目的已不再是记录客观表象，而是为吸纳一定观念所进行的艺术创作。它往往以独特的视角及图像组合方式，并辅以数字图像处理的手段进行观念表现。一般来讲，评价一件观念摄影作品的标准并非是其所呈现图像的高技术指标，而要看作品是否有力地表达出艺术家所要表达的观念。中国的“观念摄影”多是以反省现时代文化的姿态出现的，这主要通过四种题材来表现。事实上，观念摄影的题材是构成观念摄影批评的重要因素，对题材的选择充分展示了当代艺术家的关注视野和反省文化的所在。

一、对“”的借用

“”已经结束几十年了，但是拿“”说事仍是中国的当代艺术的一大能事，似乎不谈“”就不够当代。拿“文崔岫闻《三界》革”说事并非是要反思，而是对“资源”的借用。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来看，“”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题材。早期是在绘画上体现较多，如毛旭辉的《大家长》系列，王广义《大批判系列等等。此外，还有很多艺术家都选择了题材进行表现。随着观念摄影的发展，一些从事观念摄影的艺术家选择了“资源”进行创作是自然而然的事。对“”的表现已然成为中国观念摄影的一个重要题材。中国观念摄影中的题材作品往往是把“”的一些符号、特征带入到艺术创作中。这些符号可以是时期的样板姿态，也可以是时期流行的宣传画，还可以是时期的某个事件场景等等。从事这类艺术创作的艺术家有：邱志杰、徐一晖、马建、吴小军等，他们的作品多是通过模仿时期的样板姿态制造一种荒诞感觉及象征性语义对比，或者以象征和隐喻性的表现方式将符号置于当代背景中而形成语义置换，或者是为了表明一种不愿忘却的纪念。邱志杰的作品《好是由一组黑白照片所组成。这些黑白照片借用了当代流行的白领形象，表现出颇具“”气息的动作招式。虽然人物都身着商界白领的“制服”(白衬衣、领带，有褶的长裤，紧身衣，黑夹克)，但他们的动态与姿势却能令人回忆起时代。在好3号中，两个年轻男人挽着一个女人，脸上表现出毫无根据的神气与莫名其妙的希望，身体的姿势同衣着打扮所传达出的信息矛盾对立。艺术家将“”的理想姿态同今天的时尚荒唐地并置在一起，以期唤起观众的疑问和惊奇。事实上，这是一种人们面对摄像机镜头时本能地表现出那种僵硬的所谓“好”的姿态，给人一种很激昂、很革命的感觉，“强调了世俗意识形态对历史记忆的消费。”(顾镇清语)徐一晖的作品也善于使用当代形象去模仿、置换“”的典型形象。如他模仿“”时期流行的一张雷锋在驾驶室里读语录，但却把所读的书换成了驾驶员手册。马建的被奸者把艺术家本人的形象经过电脑数码演化而巧妙地嫁接到“”场景中。在作品中，马建的头颅被“革命”施暴者按倒在地，而施暴者的面孔被推至画面之外，以此强化了施暴者的抽象性。吴小军的作品也不同程度地使用了“”资源来表现。这些艺术家在创作中选择“”资源，实际上是采取了反讽的语言方式，由此可见艺术家的创作姿态。

二、对“文化”的挖掘

对“文化”挖掘包含两个方面内容，第一个内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意义的挖掘。这类作品具体表现为对艺术史中作品的图式模仿，以此建立自己的语言模式。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的艺术家有洪磊、王庆松、崔岫闻、洪浩、张卫、安红、刘铮等。洪磊是从中国古代文化的角度挖掘影像意义的第一人。他的作品借用了中国古代绘画资源，其中，山水画大都是用兴安画派、八大山人的那种感觉去做，一般都是一次成像后直接在底片上构图，更好地表达了对中国画的理解。他的作品中常使用宋代宫廷绘画的图式，如用真的花和死鸟的现成品按照宋代宫廷花鸟的构图和贵族式的艳丽趣味拍成图片。但因鸟是死的，整个作品透出既艳丽又凄凉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变迁带来的失落感和怀IEl情结。王庆松也是热衷于使用传统艺术作品图式的艺术家。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借用了中国古代名画，如著名的(老栗夜宴图就是模仿了韩熙载夜宴图。作品在保留了原构图的前提下，置换了韩熙载夜宴图中的人物、道具和场面。把古人换成当代生活中的人物，原场景换为现代糜乱的私人聚会，其中，批评家栗宪庭演绎了韩熙载的角色，王庆松演绎了顾闳中的角色，女仆的角色换成一些浓妆艳抹的有着妓女形象的人物。整个作品是对“老栗处在糜烂的当代生活中”的一个模仿性的描述，同时也是对当代流行文化面具下的一种颓废生活状态的揭示。崔岫闻的作品三界则是通过一个带红领巾的女学生的形象模拟了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图式。洪浩、张卫、安红、刘铮等艺术家也都创作了一些类似的作品。实际上，这一类作品和上面的表现“”题材的作品有着共同之处，都是“反讽模仿”，借既有的公共符号性的》图式表现一种寓言式的观念。第二个内容是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挖掘。挖掘中西文化的差异，然后用观念摄影的方式展现这种差异。这类作品也比较多，但大多数是作为行为艺术的附属而产生的，如徐冰的文化动物选择了两头猪：一头公猪，一头母猪。各自的身上都印着象征中西文化的文字：公猪身上印着英文，母猪身上印着中文。他将两头猪放在一个堆满了中西各种文献的圈子里，任它们肆意当众交配。有些敏感的评论员认为徐冰的作品在影射西方文化强奸东方文化。显然，这里面的用意表明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一种强暴，这也充分展示了徐冰这么一位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中国艺术家对于东西文化交往和交流的可能性的探索。

三、对“家庭”的关注

在中国法律史上，法家以刑为核心的观念，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意识之中，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西方则认为法律乃是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力量。造成观念如此巨大的差异，自然有其社会基础，西方特有的制度在中世纪的城市中发展出了生机盎然的市民阶级，但是这种制度在中国不是根本没有，就是面目皆非。从深层次讲，对“法”概念的不同理解，正是划分“人治”与“法治”、封建传统与现代法治精神的集中表现。既然没有法律至上的信仰，而仅将法作为工具、刑罚，所产生的后果必然是对权力的崇拜，拥有了权力，就可以拿起法律武器对他人进行专政，而无所谓公平、正义。梁治平先生在《说“治”》一文中对人治作出了尖锐批判：“专横的权力，暴虐的法律，以及因权力腐蚀而沉沦的人性，这些都是”人治“下最常见到的现象”。②由于对权力的崇拜，手中握有权力的人与普通老百姓自然无平等可言，官吏享有种种特权，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表现一种身份、等级的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由于身份因素的介入，经济关系时常依据非经济的考虑来处理，纯粹的财产形式也很难出现。按照身份的法则，管理体制将人格化，官职乃至普通的职务都可以变成身份，转化为特权。在这种情形下，法律上的权利只是虚设，现实中的权力却成为礼拜的对象”。③人治导致权力行使的随意性和任意性，在“人治”状态下，个人内在的品行、修养可以决定政制的存亡。

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有精辟的论述：“在上司就任时以及逢年过节都得送礼，上司的欢心影响他的命运，为了巴结上司，就得尽量送厚礼。个别官员的地位极不稳定，获得一官半职要花巨大的代价（学费、买官费、礼品费、”规定费用“），要背一身债，所以当了官就要在短暂的任职期内尽量地捞上一把，……当官就能赚钱是不言而喻的事，只有搜刮过甚才该指责”。④这些正是几千年专制体制下官吏的真实写照。表面看来，中国古代帝王尊为天子，俨然高不可攀，但越是如此，就越是虚弱，因为他不能不更多依据其臣属，以之为间接统治人民的工具。马克斯。韦伯在评价清政府统治时写道：“直到最近几十年，同外强签订条约，是地方长官而不是中央政府——它从来就没有过做这种事的机关，几乎所有真正重要的行政制度形式上都出自省的长官之手。……中央政府的条令常常被下级权力机关当做伦理示范的建议或愿望，很少当做符合皇权特点的成命”。⑤

中国几千年繁荣的封建社会造就了中国的古代文明，但同时也形成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巨大障碍，传统的顽固与强大可以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势力强大的集中表现，中，“个人崇拜”、对知识分子的践踏都达到中国几千年历史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从一定意义上讲，将法视为“刑”的观念，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是根深蒂固的，它左右着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这种观念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得到体现。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政府官僚法治意识淡薄，思想意识中毫无法律至上的观念，工作中唯上是从，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上面的意思，很少会想到是否符合法律，人民大众的意愿，更不会想到手中的权力是有限的，负有责任的。

反观西方，国家权力从来是受到制约的，沿着国家权力同其他外在的对应力量间形成的二元化道路行进的。对世俗国家权力的制约力量：第一种是自然法观念的制约，自然法的地位从来都被看作是高于人定法的。第二种是监督教的制约，中世纪天主教会凌驾于世俗国家权力之上。第三种是代议制的制约，王权向市民阶级妥协的结果之一，就是等级代议制度的产生。这就决定西方的国家权力很难形成象东方特别是中国的绝对一元化的地位。中国由于国家权力对社会组织、天地万物、时空的绝对权力，宗教在中国想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力量断无可能。马克斯。韦伯在评价中国农民起义时说：“城里人反抗官吏的起义时有发生，逼得他们逃入城堡。不过，起义的目的总是撤换某个具体的官儿，或是取消某项具体的规定，尤其是某项新的课税，从来不是争取一种哪怕是相对的、明文规定的、政治性的城市自由”。⑥自始没有自由的观念，没有须由法律来确立和保护的政治权利。只有有了“自由”、“平等”的基础，才会有契约关系，才会有市场经济，法律是最基本的调节模式，契约所代表的那种社会状态，也是现代社会一切法律存在的价值基础。西方传统上将法理解为公平、正义、权利，认为法律高于一切，认为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让渡，而法就是公民制约国家权力的手段。在此理念之下就有了“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的名言，为克服人治的弊端，主张“以权力约束权力”。

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应当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法治国家应当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志应当是：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会关系均纳入法律（制度及程序的）轨道，接受法律的治理，而法律是建筑在尊重民主、人权和潜能、保护和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社会程序和社会进步的基础之上。凝结着人民公意的宪法和法律高于任何个人、群体、政党的意志，有至上的效力和最高的权威；国家的一切

权力根源于法律，而且要依法行使；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性别、种族、肤色、语言和信仰等特殊情况而有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差别，非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差别只应与职务相连，而职位对一切人开放；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合法或准许的，每个人只要其行为不侵犯别人的自由和公认的公共利益，就有权利（自由）按照自己的意志活动；公民的权利、自由、利益机会非经正当的法律秩序和充足理由不受剥夺，一切非法的侵害（不管是来自个人或国家）都能得到公正、合理、及时的补偿。

一、对传统艺术的质疑

没有对传统的质疑就没有思考，对传统的反思和批判本质上是创新，最终以某种方式解构传统。这里的传统泛指传统文化，狭义的指向为传统艺术中的美术创作。杜尚的“泉”首先对西方传统艺术提出了挑战，“现成品”的概念因此确立，从此艺术家主观上的选择和意象拼贴成为艺术创作中最重要的因素。也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追问：“现成品”也能成为艺术品吗?那艺术又是什么？艺术的价值是作品本身，还是艺术家借助作品传达的观念？这种对传统进行质问和颠覆的姿态使观念艺术成为西方当代艺术中最富创造力与活力的艺术形式之一。由于材料观念的拓展，美术家们创作实践和探索的边界一再延伸，绘画的含义也被拓宽了，是否架上绘画也无意义了，概念的外延和内涵都历史性的向更广和更深的维度延伸。在教学中，我们要引导学生突破传统的创作认知，历史的看待每个时代艺术家的创新成果，用动态的眼光仰望或者审视；引导学生突破传统的审美习惯，对美的形式法则有辩证的看法，有意味的形式美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因时空的转换而转化；引导突破传统的视觉惯性，用敏锐的艺术神经感知世界，通过大胆探索，表达独立性的艺术判断。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主动转换角色，把大量的时间还给学生，以平等的身份引导学生，以沟通的形式及时与学生交流互动，及时帮助启发学生，自觉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发展，使学生的主体性、独立性、体验性、探究性不断发展和提升。

二、对当代艺术的取舍

当代艺术是艺术学习者的生发圈，也是运动着的艺术场，学生和教师就身在其中，因此，我们对近距离观看艺术发展是盲目的。当代艺术的光怪陆离会让我们觉得扑朔迷离，不管你采取何种姿态，最终要拥抱它，这就涉及到你的取舍态度了。从教学的角度，一方面，我们要引导学生用批判的眼光去鉴赏艺术作品，用宽容的心态去关注艺术家，用多元的审美眼光去接纳新的表现方式；另一方面，我们要启迪学生关注自身对世界和社会的体认，不断发展自己的艺术个性，不要随波逐流盲从别的艺术家，从而迷失自我。在专项课题教学中，多设置学生与老师展开讨论的情境，教学一定是一种启发，而不是灌输。当代艺术瞬息万变，要引发学生的独创性和判断力就不能一味使用固定不变的教学方法。

三、对艺术创作的跨界尝试

和现当代大多数新兴事物一样，综合材料的创作具有跨界性。对学科的跨界，当代艺术创作中，尤其是各种装置艺术的呈现，有对物理化学媒介的创造性运用，有对新型科技的尝试，有对自然物的再开发，有对声光电磁和音乐的运用……艺术学科内部的跨界，理工科和艺术的跨界，自然界和新型科技界的跨界，艺术家们的视野是全方位无死角的，各种可能都在尝试。对观念的跨界，古代造字术也好，未来科幻预言也罢，都会和艺术创作相嫁接或融合。对材料的跨界，从架上绘画这个概念提出后，非架上绘画的各种媒介都可以被艺术家或单独或混合的展示出来。源源不断的新材料被发掘并创造性的运用到艺术创作中，而对材料本身的发现或创新运用本身就是创作的一个突破点。在新材质的引入中，更重要的是艺术家对材质的创造性运用，物质世界后面是艺术家对人类历史、社会政治、科技、哲学宗教的思考，是艺术家与世界发起的对话。对材料的探索，从根本上引发了艺术观念、创作语言、艺术观赏的创新。观察的角度不同，创作的可能性不通，特定作品的材料特性会强化特定的语义。对维度的跨界，可拼贴成二维的平面作品，可呈现浮雕或圆雕的三维形态，可以表现一个微小生命的过程或惊人动魄的历史事件的过程记忆来表达思维状态。

什么是“绿色课堂”，绿色课堂首先是学生们积极学习的课堂，而且他有健康、富有活力的学习活动；有独立思考与合作交流的学习形式；有自信以及相互尊重的学习气氛；有一个让学生充分而自由、主动而生动、全面而独特的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一、绿色课堂，平等的课堂

创建平等的课堂，首先要给学生以舒适的感受。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老师要像春风一样对待学生”。所谓“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就是要以平等、真诚之心对待学生，以民主、尊重的方式接纳学生。如像雄鹰入林，老师的出现使百鸟鸣春的教室迅速沉寂，如君临天下般不可侵犯，学生自然望而生畏、敬而远之，学生如何敢向教师敞开心扉？教师又怎能走进学生的精神世界？所以，教师要从“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向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的方向转变，为学生创造一种民主、平等、宽松的学习环境，使学生在心理轻松的情况下形成无拘无束的思维空间，促进学生积极思维，主动探索，产生成功感和求知欲。在课堂上，教师要像与朋友谈心一样把知识涓涓流入学生的心田，并让其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而自由、茁壮地成长。在课堂上，教师可以把自己“藏”起来，不做大教授，更不做大法官，把自己变为学生的一员。学生走歪了，旁边点拨一下；学生精彩了，为他欢欣、为他鼓掌。

二、绿色课堂，自由的课堂

教师在上课时，不应该用苛责的语言去给学生上课，而应该用宽容去激励学生，努力营造自由的课堂氛围。教师为了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与自由意志，不限制学生在教室的行走空间与行走自由。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教师以学生学习情况为基点安排学习活动，而不是由教师随意控制学生的学习。

学生的表达并不准确生动，但教师一直很宽容，正是这种宽容，奠定了数学课堂的自由基调，激发出学生直抒胸臆的勇气和胆量，也正是这种宽容，激发了学生数学课堂上的随机应变能力与思考问题的能力，学生的思维才可能逐渐变得灵活起来。试想，如果学生绞尽脑汁思考出的一个答案，虽然言之有理但就是因为不符合教师的标准答案而被一棍子打死，那学生怎么才能畅所欲言、积极思维呢？由于教师的宽容，学生因此终将走向自信，体验学习的快乐。

行政观念是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活动中，形成的对行政活动的看法、态度、信念和价值，是对行政活动的一种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分析和研究行政观念问题，必须坚持两条原则:其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行政观念来源于对行政实践的认识;其二、认识必须是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行政观念则必须真实地反映行政实践的根本要求。由此我认为，分析和研究行政观念的转变问题，只有把它历史地结合到相应的行政制度中去能找到正确答案并把握其转变的指向及一般规律。

显然，行政观念的形成或转变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规范、影响和制约，但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制约与影响是相应的行政制度，即行政观念的行政制度规定性，亦即它之所以为行政观念及其同其他观念之间的区别的特性。实践是认识的荃础，行政观念作为对行政实践主要是行政制度的认识和理解，它与一定的行政制度必然是一种“对等”的关系，有什么样的行政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行政观念。在依法行政的行政制度中，行政观念主要受行政法律规范的约束.或者说行政法律规范作为行政的根本依据，它必须对行政观念具有性质、方向、内容等方面的规定性;同样在“依人治世”的行政制度，行政观念则主要受“长官意志”的约束，它必须具有“唯上”、“唯权”等规定性。由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1)山于‘’依人治世”与依法行政两种行政制度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因此两者所形成的行政观念也必然不同，认识和理解具体的行政观念，只能到“依人治世”或依法行政中考察、分析和判别。(2)行政制度改变，也必然要求行政观念的转变，行政制度“依人治世”走向依法行政，行政观念也必须走向法治状态，否则必将阻碍依法行政的实现。

党的十五大报告在阐述依法治国方略时，明确指出:“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执法贵任制和评议考核制。”依法行政成为各级政府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基木准则。在行政观念上，一方面依法行政要求摒弃传统的“人治”规定的行政观念，另一方面则要求树立法治规定的行政观念。那么“人治”规定的行政观念有什么特点?概要地说有这样几点:(1)以掌握最高权力的个人或集团代表或代替国家意志，它对行政观念的要求是服从、尊重、信仰权力，甚至是个人迷信。(2).权大于法，官本位，在行政活动中不是依据法律，而是依据长官意志，它对行政观念的要求是首先服从权力，然后才是服从法律。(3)“人治底下的法治”，或称为法律工具主义，为行使权利方便也制定法律，从而就可以“借法扩权”、“借法行权”了，法律不过是权力的奴蟀，它对行政观念的要求是形成法律为权力服务的愈识。总之，“人治”规定的行政观念就是“官本观念”，“权力观念”。这种法律文化和行政文化沉淀为潜在的社会念识，影响着依法行政的进程，此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权力拜物教、官僚主义、洁官主义、人情主义、等级观念等，这些正是依法行政和相应的行政观念所要彻底摒弃的东西。

依法行政对行政观念具有指导规定性，为行政观念的转变捉供了相应客观依据。对依法行政作以理性认识，只能从依法行政白身的系统整体中寻求。抛开观念性要素，依法行政是山诸多要素构成的，是诸多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在各个要素中，每个要素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其中占有主导地位、发挥主要作用的要素及其相互联系和作用决定着这一系统整体的性质、方向、内容、价旋。因此，行政观念的转变也必须以这些要素为依据。

依法行政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占主导地位、发挥主要作用的要素有哪些?从其系统整体的鉴本结构看，主要包括三个层而的要素:一是基础和前提要素;二是内容和形式要素;三是价值和效益要素。

1.墓础和前提要素—民主至上的观念。民主是一个政治概念、法律概念、道德概念，是一个多维性的词，但是不论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理解，民主的要义始终是指向“人民的权力”或“主权在民”。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内容，依法行政的根本目的是发展民主政治，正如十五大报告指出的那样:“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口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是人民主权国家的旗帜.是行政理念的本质内涵，是依法行政的基础和前捉要素。在依法行政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权力是从哪里来的，为准掌权?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把民主石作是一种国家政体，马克思主义认同、继承和发展了民主观，在《共产党宜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2页)这里所说的民主就是人民掌握政权，人民当家作主。其根本要求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只能为人民掌权，服务于人民，这是依法行政的基础和前提。民主至上的观念包涵多层意思:

海尔给品牌定了一个“三性”的定位——时代性、国际性、超值性。“时代性”即融入互联网时代，让用户在海尔享受到在别处享受不到的服务；“国际性”即在行业里“引导”而不是“跟风”，把海尔在中国布局的网络延伸到国际市场上；“超值性”即以“虚实网”结合的方式，为用户创造超出期望的价值。

可见，品牌的本质就是获取和满足用户资源的能力，海尔创全球化品牌，就是始终以用户为中心，为全球用户提供美好住居生活解决方案。海尔的全球网络布局支撑了这一目标的实现。

海尔的全球布局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很多产品解决方案受到了当地消费者的欢迎。据世界著名监测机构GFK数据显示：2009年，在德国三门及以上的多门冰箱市场，海尔以75.9%的份额高居第一；2010年前5个月，在西班牙三门及以上的多门冰箱市场，海尔冰箱以36.1%的市场份额高居第一；2010年上半年，海尔集团收入同比增长13%，利润同比增长38.7%，海尔的品牌竞争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企业要做大做强必须要考虑消费者和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还有社会责任，现从社会营销观念和社会责任等几个方面来分析海尔集团成功的做法，仅供读者参考借鉴。

一、社会营销观念的内涵

我们现在来简单的理解下社会营销观念的内涵。社会营销观念是要考虑消费者和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形成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工商哲学。它是由生产观念(ProductionConcept)—>推销观念(SellingConcept)—>市场营销观念(MarketingConcept)—>社会营销观念(SocialMarketingConcept)—>大市场营销观念(MegmarketingConcept)—>全球营销观念(GlobalMarketingConcept)变革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