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牧场范文10篇

内容提要清代北方边塞建有众多的官办牧场，放养大量的马、驼、牛、羊等各类牲畜，其规模和发展程度远远超过前代。它是当时国家直接经营畜牧业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在改革宋、明政府间接经营畜牧业——官督民办（将官畜寄养于民间）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曾采用的一整套严密而适用的管理办法，对后世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清代官牧场官畜管理发展衰落边塞

清朝封建社会，农业与畜牧业并重，二者皆被认为是国民经济的本业。在北国边塞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传统习惯等因素，畜牧业成为其主要的经济成分。我国北部边疆具有极为丰富的畜牧业资源，不仅广大边民在这里广泛地从事着畜牧业活动，而且清政所和皇室也在此开办牧场，发展畜牧业。官方开办的牧场，有其独特的经营形式和管理方法，对清代经济、军事产生较大影响，颇具时代的适应性，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

官牧场的设置及其种类

晚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满洲贵族率领强大的八旗军闯进山海关，攻城略地，占领中原，建立了清朝封建政权。满族，原为游牧民族，通常生计，“唯马匹牛羊是赖”。并且，满族武装八旗军是一支以骑兵为主的部队，兵骁马骠，称雄一时。就整体而言，畜牧业曾是满洲贵族或新兴统治者的经济基础和军需的必要资源，至关重要。所以清廷对之十分重视，除了强调振兴民间畜牧业之外，还大办官牧场。

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是清政府在传统畜牧业活动的基础上，集中牧养牲畜的场所，是其行政衙门和军事衙门从事畜牧业生产和管理的一种普通形式，同时也是一种较成熟、较高级的畜牧业管理机构和组织。清朝官牧场主要划分为太仆寺牧场、皇室牧场（上驷院牧场）、八旗牧场和绿营牧场4部分或4大类。由朝廷开办的太仆寺牧场和由内务府开办的上驷院牧场属于中央牧场；八旗牧场和绿营牧场属于地方开办的军牧场。顺治初年，朝廷在张家口外设置种马场，于陕西省设立苑马寺，为军队牧养或提供马匹，皆隶属于兵部。后来到康熙四年（1665年）裁去苑马寺，扩大种马场。5年后，种马场改属于太仆寺，并分设察哈尔左右两翼牧场。位于张家口外哈喇尼敦井的太仆寺左翼牧场，地土辽阔，方圆600里；位于齐齐尔罕河的右翼牧场，方圆400里。康熙时，这两翼牧场共牧养着160群骡马，约3.2万匹，骟马32群，每群59匹——305匹。清初在独石口外设立的直属于上驷院的御马场，地处上都、达里冈爱、商都、达布逊诺尔等处，水草丰茂，地界绵延千余里。最初，上驷院牧务分设3场，后来又增为5个场，分别为大凌河牧群马营、养息木哈达牧群马营、养息木边外苏鲁克牧牛羊群及黑牛群牧营、养息木边外牧群牛营1。上驷院所属牧场，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时，牧养着骡马197群，骟马46群，走马2群，驼22群2，每群马200匹——500匹，每群驼100峰——200峰。建于察哈尔的八旗牧场，也同样是方圆广阔，其占地范围，东至克什克腾旗界，西至归化城土默特旗，南至晋北大同府、朔平府边际，北到苏尼特及四子部界，周边达千里。顺治时分别在这里建有：正黄旗牧场、镶黄旗牧场、正白旗牧场、镶白旗牧场、正红旗牧场、镶红旗牧场、正兰旗牧场、镶兰旗牧场。据康熙四十九年统计，“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牧场各有牛95群，羊180群。牛以120头为一群，共3万余；羊以400只为一群，共216000只”3。到乾隆时，还在大青山后设立了绥远八旗牧场，颇有成效。相比之下，绿营牧场设置较晚，正式成立于乾隆元年（1736年）。起初是因西北用兵，军马缺少，调解艰难，故而吏部尚书刘于义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署理陕甘总督、办理军务时，奏请在西北设立牧场、蓄养军马，以裕边防。胤禛帝批准了刘于义的要求，在4个军事重镇各设牧场1处4。两年后，便在甘州大草滩、凉州黄羊川、西宁摆羊戎、肃州花海子湃带湖建起了最早的绿营牧场。10年后，又于甘肃安西提督牧地建绿营牧场1个。乾隆二十五年、二十六年（1760年、1761年），又相继在新疆乌鲁木齐、巴里坤设立两个牧场。几年后，巴里坤牧场便分为东西两场。另外，清政府还在新疆的济木萨、古城、玛纳斯、塔尔巴哈台等处办起绿营兵马场。以上各类牧场，是清政府根据地理特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一种体现。

内容提要清代北方边塞建有众多的官办牧场，放养大量的马、驼、牛、羊等各类牲畜，其规模和发展程度远远超过前代。它是当时国家直接经营畜牧业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在改革宋、明政府间接经营畜牧业——官督民办（将官畜寄养于民间）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曾采用的一整套严密而适用的管理办法，对后世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清代官牧场官畜管理发展衰落边塞

清朝封建社会，农业与畜牧业并重，二者皆被认为是国民经济的本业。在北国边塞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传统习惯等因素，畜牧业成为其主要的经济成分。我国北部边疆具有极为丰富的畜牧业资源，不仅广大边民在这里广泛地从事着畜牧业活动，而且清政所和皇室也在此开办牧场，发展畜牧业。官方开办的牧场，有其独特的经营形式和管理方法，对清代经济、军事产生较大影响，颇具时代的适应性，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

官牧场的设置及其种类

晚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满洲贵族率领强大的八旗军闯进山海关，攻城略地，占领中原，建立了清朝封建政权。满族，原为游牧民族，通常生计，“唯马匹牛羊是赖”。并且，满族武装八旗军是一支以骑兵为主的部队，兵骁马骠，称雄一时。就整体而言，畜牧业曾是满洲贵族或新兴统治者的经济基础和军需的必要资源，至关重要。所以清廷对之十分重视，除了强调振兴民间畜牧业之外，还大办官牧场。

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是清政府在传统畜牧业活动的基础上，集中牧养牲畜的场所，是其行政衙门和军事衙门从事畜牧业生产和管理的一种普通形式，同时也是一种较成熟、较高级的畜牧业管理机构和组织。清朝官牧场主要划分为太仆寺牧场、皇室牧场（上驷院牧场）、八旗牧场和绿营牧场4部分或4大类。由朝廷开办的太仆寺牧场和由内务府开办的上驷院牧场属于中央牧场；八旗牧场和绿营牧场属于地方开办的军牧场。顺治初年，朝廷在张家口外设置种马场，于陕西省设立苑马寺，为军队牧养或提供马匹，皆隶属于兵部。后来到康熙四年（1665年）裁去苑马寺，扩大种马场。5年后，种马场改属于太仆寺，并分设察哈尔左右两翼牧场。位于张家口外哈喇尼敦井的太仆寺左翼牧场，地土辽阔，方圆600里；位于齐齐尔罕河的右翼牧场，方圆400里。康熙时，这两翼牧场共牧养着160群骡马，约3.2万匹，骟马32群，每群59匹——305匹。清初在独石口外设立的直属于上驷院的御马场，地处上都、达里冈爱、商都、达布逊诺尔等处，水草丰茂，地界绵延千余里。最初，上驷院牧务分设3场，后来又增为5个场，分别为大凌河牧群马营、养息木哈达牧群马营、养息木边外苏鲁克牧牛羊群及黑牛群牧营、养息木边外牧群牛营1。上驷院所属牧场，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时，牧养着骡马197群，骟马46群，走马2群，驼22群2，每群马200匹——500匹，每群驼100峰——200峰。建于察哈尔的八旗牧场，也同样是方圆广阔，其占地范围，东至克什克腾旗界，西至归化城土默特旗，南至晋北大同府、朔平府边际，北到苏尼特及四子部界，周边达千里。顺治时分别在这里建有：正黄旗牧场、镶黄旗牧场、正白旗牧场、镶白旗牧场、正红旗牧场、镶红旗牧场、正兰旗牧场、镶兰旗牧场。据康熙四十九年统计，“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牧场各有牛95群，羊180群。牛以120头为一群，共3万余；羊以400只为一群，共216000只”3。到乾隆时，还在大青山后设立了绥远八旗牧场，颇有成效。相比之下，绿营牧场设置较晚，正式成立于乾隆元年（1736年）。起初是因西北用兵，军马缺少，调解艰难，故而吏部尚书刘于义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署理陕甘总督、办理军务时，奏请在西北设立牧场、蓄养军马，以裕边防。胤禛帝批准了刘于义的要求，在4个军事重镇各设牧场1处4。两年后，便在甘州大草滩、凉州黄羊川、西宁摆羊戎、肃州花海子湃带湖建起了最早的绿营牧场。10年后，又于甘肃安西提督牧地建绿营牧场1个。乾隆二十五年、二十六年（1760年、1761年），又相继在新疆乌鲁木齐、巴里坤设立两个牧场。几年后，巴里坤牧场便分为东西两场。另外，清政府还在新疆的济木萨、古城、玛纳斯、塔尔巴哈台等处办起绿营兵马场。以上各类牧场，是清政府根据地理特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一种体现。

清代前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疆域版图最后确立的重要时期。清政府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着手对西北地区的畜牧业采取积极政策和措施，当时西北地区比较发达的官营畜牧业，就是清代中央政府为了解决西北乃至全国军需用马及其屯垦用马匹而建立起来的。

清代对新疆的统一，以彻底铲除地方割据势力的方式进行，不但最终结束了新疆地区自明代初期以来长达数百年的分裂状态，维护了中国西北疆域的完整，还成功地将这一边远而广袤的边陲地区直接置于清朝中央的有效管辖之下，使新疆与内地空前密切地融为一体，[1]由此使得西北地区在当时开发尤其民族贸易中出现了新的内容，与此相适应，清代西北地区的马政也具有新的特点。

清代系由满族建立的政权，满族善于饲养和利用马匹是人人皆知的史实，故在其统治范围内对马匹的生产和买卖非常重视。清代前期最高统治者对于民间马匹采取屡禁屡放的政策，无一定制。自顺治五年（1648年）禁民间饲养马匹，到雍正九年（1731年）80余年间，禁开无常，政策多次反复。虽然多次有禁，但是有一点却是比较明确的，这就是民间私自饲养和贩卖马匹等牲畜始终存在。[2]

下面重点就清代西北甘肃、新疆、青海和宁夏地区的官营牧场的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一、甘肃地区官营牧场

前面一再强调，西北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悠久传统，这一传统在清代依然得到保持，这样马政便成为西北地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

做人民满意的法官是我不懈的追求

-------杭锦旗人民法院民一庭石晓勇

正是得益于领导和同事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在民事审判工作中兢兢业业地实践着自己的人生理想，那就是做一名人民满意的好法官。随着全院“大学习、大讨论”学习活动的深入开展，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法为民的司法理念，努力实践“三个至上”的重要思想，处处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把人民满意和维护社会稳定作为自己审判工作的评判标准和出发点，在民事审判第一线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刻苦学习，打实为人民服务的根底

我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分配杭锦旗第一中学任教。2003年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杭锦旗人民法院工作。我感到党和人民赋予了这个庄严和神圣职业。同时也感到自己的法律知识的不足。我热爱这份神圣的职业，但我深深懂得，要想更好地胜任日益繁重审判工作，仅有忠诚和决心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刻苦钻研业务，具备更高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我暗下决心，要向书本学习，向法官们学习，向实践学习，通过学习开阔自己的工作思路，把握遵循正义和公平的方向，做一名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优秀法官。2007年，既要完成学业，又要完成工作任务，靠着顽强的毅力和永不服输的劲头，我做到了工作学习两不误。我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当年司法考试资格证，成为一名合格的审判人员。在加强学习的同时，通过在工作实践中的强化磨练，自己的办案水平有了长足进步。在审判工作和学习之余，我还结合审判实践，认真探索思考，撰写了部分法学论文。

二、无私奉献，践行让人民满意的誓言

提要中古时期，我国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经济的比重曾有明显上升，畜产结构也发生了大变化，具体表现为：畜牧区域曾向内地显著扩张，大型国营和私营畜牧业一度相当繁荣，农耕地区家庭饲养规模也有所扩大，羊取代了猪成为主要肉畜。但经过一段上升和繁荣之后，畜牧业重新渐转衰退。上述这些变动，与人口密度的升降和游牧民族的内徙直接相关，是农耕与畜牧两种具有不同生态适应性和能量生产效率的经济生产方式不断竞争消长的结果，与所谓“胡化”和“汉化”过程互为表里。

【关键词】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56、75页。）。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政等均曾有所论述（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唐代马政（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4章2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4-124页。）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舛谬之处，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摘要]北魏的畜牧业特别是国营畜牧业，在我国畜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当之高，这在《齐民要术》中得到反映，其中又以《养羊篇》所载的成就为最高，给后世养羊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北魏农牧结构的变动，农牧业的此消彼长的原因，并且还就这一时期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对诸如水土保持等有关生态方面的积极影响，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北魏畜牧业齐民要术农牧结构

北魏是继十六国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统一北方的封建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由鲜卑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历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截止，共经历一百四十九年。其间通过不断对其他游牧部族及南朝刘宋政权的掠夺进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从而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北方分裂割据的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达到鼎盛时期。作为一个由游牧的鲜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北魏的畜牧业生产相当繁荣，在我国畜牧史占有显著的地位。探讨这一时期的畜牧业的发生发展、生产水平、结构变动及产生的影响，是一项颇有价值的工作。本文将就此略作说明，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北魏畜牧业的发展

来自北方草原的鲜卑拓跋部，在北魏建立以前，还处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1]的原始游牧社会，从事着单一的游牧经济。掠夺和自然繁殖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为其提供皮、毛、肉、酪等畜产品以维持衣、食、住、行的需要。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同时加快了对周边敕勒、柔然等游牧部族的征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战争掠夺已然成为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据初步统计，从北魏建立至公元439年北方统一这五、六十年间，共发生针对别的部族的掠夺战争不下十五起，而且规模是越来越大[2]。战争不但使得其军事实力不断增强，而且促使北魏的畜牧业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为后来的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公元429年，太武帝北征柔然，一次性掠获戎马500万匹，呈现出畜牧车庐，弥漫山谷的景象。这一时期，除去自然繁殖以外，掠夺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为了安置这些掠夺而来的马牛羊等战利品，同时也为了频繁而又长期的统一战争的需要，加之北方地区一百多年来长期处于战乱分裂的局面，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于是在北魏畜牧业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国营牧场便应运而生了。

表1：北魏四大国营牧场

提要中古时期，我国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经济的比重曾有明显上升，畜产结构也发生了大变化，具体表现为：畜牧区域曾向内地显著扩张，大型国营和私营畜牧业一度相当繁荣，农耕地区家庭饲养规模也有所扩大，羊取代了猪成为主要肉畜。但经过一段上升和繁荣之后，畜牧业重新渐转衰退。上述这些变动，与人口密度的升降和游牧民族的内徙直接相关，是农耕与畜牧两种具有不同生态适应性和能量生产效率的经济生产方式不断竞争消长的结果，与所谓“胡化”和“汉化”过程互为表里。

【关键词】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56、75页。）。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政等均曾有所论述（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唐代马政（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4章2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4-124页。）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舛谬之处，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摘要]北魏的畜牧业特别是国营畜牧业，在我国畜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当之高，这在《齐民要术》中得到反映，其中又以《养羊篇》所载的成就为最高，给后世养羊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北魏农牧结构的变动，农牧业的此消彼长的原因，并且还就这一时期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对诸如水土保持等有关生态方面的积极影响，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北魏畜牧业齐民要术农牧结构

北魏是继十六国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统一北方的封建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由鲜卑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历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截止，共经历一百四十九年。其间通过不断对其他游牧部族及南朝刘宋政权的掠夺进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从而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北方分裂割据的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达到鼎盛时期。作为一个由游牧的鲜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北魏的畜牧业生产相当繁荣，在我国畜牧史占有显著的地位。探讨这一时期的畜牧业的发生发展、生产水平、结构变动及产生的影响，是一项颇有价值的工作。本文将就此略作说明，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北魏畜牧业的发展

来自北方草原的鲜卑拓跋部，在北魏建立以前，还处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1]的原始游牧社会，从事着单一的游牧经济。掠夺和自然繁殖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为其提供皮、毛、肉、酪等畜产品以维持衣、食、住、行的需要。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同时加快了对周边敕勒、柔然等游牧部族的征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战争掠夺已然成为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据初步统计，从北魏建立至公元439年北方统一这五、六十年间，共发生针对别的部族的掠夺战争不下十五起，而且规模是越来越大[2]。战争不但使得其军事实力不断增强，而且促使北魏的畜牧业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为后来的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公元429年，太武帝北征柔然，一次性掠获戎马500万匹，呈现出畜牧车庐，弥漫山谷的景象。这一时期，除去自然繁殖以外，掠夺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为了安置这些掠夺而来的马牛羊等战利品，同时也为了频繁而又长期的统一战争的需要，加之北方地区一百多年来长期处于战乱分裂的局面，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于是在北魏畜牧业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国营牧场便应运而生了。

表1：北魏四大国营牧场

本文作者：王杰瑜王尚义工作单位：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

近年来，有学者从政策层面给予了分析和论证，如杨昶的《明朝政令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7］、杜大恒等的《论明朝安全政策的环境影响》［8］等，笔者也从明朝军事政策对晋冀沿边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和研究［9］，这些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了解该地区历史时期生态环境演变的原因。为了防止蒙古贵族南下的侵扰，明政府于长城一线设立九个军镇，大批军政人口聚集于此，过度的资源消耗才导致了生态与环境的巨大变化，因此长城一带的生态与环境变化与明代军镇建设有着高度的关联性。因而本文拟从大同镇的建设为切入点，从政策层面进一步揭示政策变动与生态环境演变的关系，并探求这种演变的内在规律，为当前及今后这个地区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提供历史借鉴。

大同镇建立之后，明政府不断地修筑这里的长城和堡寨。成化年间，巡抚余子俊采用延绥镇筑边之法，组织军丁民众修筑边墙和墩台。嘉靖年间，明蒙激烈对抗，修筑与反修筑长城的斗争不断，明军所修长城不断遭到蒙古军队的破坏。与此同时，靠一两道长城墙体防御蒙古铁骑显得单薄，于是在嘉靖三年（1524年），大同巡抚张文锦在大同城北九十里外，开始修筑水口、宣宁、乃河、柳沟、桦沟等五堡，构筑更加坚固的城防，但因严峻苛刻，引发兵变，边墙、堡寨的修筑暂时进入低潮。十八年后，因战乱不断，故宣大总督毛伯温又大兴土木，开始修筑长城与堡寨。嘉靖十八年（1539年），修筑了弘赐、镇边、镇川、镇虏、镇河等五堡，万历时称之为“内五堡”。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至二十六年（1547年），宣大总督周尚义会同大同巡抚詹荣，以为大同无险可据，于是组织军民修筑长城，西起丫角山，东至李信屯，延袤五百余里，敌台数百座。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翁万达就任宣大总督，督促军民又修筑了镇羌、得胜、拒门等六堡，万历的时候称为“外五堡”。“隆庆和议”，明蒙互开马市，着手修筑了马市堡城。万历年间，对各堡城墙用砖包砌。据罗哲文先生的研究，大同镇所辖边墙东起镇口台，西抵丫角山，全长647里。这个数字只是按线型计算的长度，事实上有些地段的边墙，或修了毁，毁了修，反复几次，或者纵深修筑几道边墙。因此边墙的实际长度远在此数之上。为了提高边墙的防御能力，每隔两箭之地还要修筑敌台（楼）一座，万历七年（1579年）二月明神宗曾命筑大同镇敌台1028座①。城堡是北防防御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相度地宜依山据险而为之，各堡积矢石，备器械，官有廨宇，士有营舍，而仓廒草场咸备焉。”②明代，每镇守总兵分辖若干路，由副将或参将驻守，路下辖若干城堡，由守备、操守、防守等官驻守。由守备、操守、防守等官驻守的堡又分辖周围数量不等的小堡，史书把前者称之为官堡，后者曰民堡③。这些小堡其目的在使那些住在乡村的军民得到有效的组织，据顺治《云中郡志》载：大同镇边堡24座，乡堡677座④。这些都是有据可考的，实际上堡寨数量要远大于此。明代将长城设防推向极至，墩台建筑在数量上也史无前例。墩台按分布可分为边墩和腹里墩，按其用途可分为烟墩和火墩，另外还有由戚继光创立的堞楼（空心砖楼）。边墩，每二里设墩一座，守墩兵丁兵一般十五人左右，有的多达三十多人⑤。为了达到自给，政府会从荒地中“拨给沙田四、五十亩，耕种养瞻，专司瞭望。”⑥烽火台原本是利用烟气传递军情的军事设施，但边墩不仅是传递军情的军事设施，临战时又是明军最小的战斗单元，和平时期则成为明军最小的生产单元。腹里墩的设置要疏一些，守军一般为三到五人，承担的军事任务较边墩要简单一些。据成化《山西通志》的记载，成化时大同镇沿边有827个边墩和813个火路墩⑦。至万历时有墩台1459座⑧。3．2屯军揽户，垦殖土地军镇建设首先是屯集大量的军事人员和军马。大同镇在永乐年间，就有军人135778名，到万历初年现额军人有85311名［10］。虽然中间发生变化，但大同镇的军人大多数情况下维持在八万人以上（表1）。明朝为稳定守边军人，自洪武初年，就制定了军士赴卫所可携妻子同往的规定。对于军卫中未娶之男子，政府多采用鼓励婚姻的政策，“如原籍未有妻室，听就彼完聚；有妻在籍者，着令原籍送去完聚。”①按照明制，正统时大同镇辖区内有14卫、7个千户所，按每一军人领有两名家属计算，则有260400人。沿边一带撤消的白登、天成、平地和宣宁等4县，“假定每县平均人口也是1．3万人，就有民籍人口5．2万余。若其中2万人迁入军卫，被军卫带管的民籍人口只有3．2万左右。”②这样大同镇的军户人口约计292400名。到正统以后，边镇驻军的数量严重缺额，开始大量实行招募，因此正统以后以边镇军人的额数与卫所的户数之间已经失去了进行数理推理的可能性。但从嘉靖四十年（1561年）山西行都司的屯田数为四万多顷的事实说明③，这个时期卫所的军户数量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以户均四口计算，大同镇的军户人数有39万多人，若计算在其它地区所募军人为大同镇军人总数的15％，大同地区军户的口数达40多万。为了保障军事性人口激增的供给，大片民田或荒地变为屯田成为这一时期本区域的一大特点。山西行都司从明初实行屯垦始，就很见成效。洪武八年（1376年），大同都卫的屯田就达2649顷④。二十五年（1393年）八月，冯胜、傅友德，到太原、平阳等地，“阅民户四丁以上者，籍为一军”，“分隶各卫，赴大同等处开耕屯田……大同在城立五卫，大同以东立六卫，卫五千六百人。”①二十七年（1395年）下令“山西大同慰朔、雁门诸卫止留千人戍守，余悉令屯田。”②二十八年四月，敕发山西都指挥使司属卫官军26600人，往塞北筑城屯田③。永乐年间，尽管不少卫所内徙，但卫所屯田仍然很盛。永乐九年（1411年），大同镇守总兵就因“山西行都司属卫军士，今或全卫或十之七八屯种，故操练者少”，请求多留军士操练以备边防，太宗于是命“阳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余悉令屯种，作用于耕且守，以为定制。”④正统六年（1441年），因边境宁谧，宜广屯田，于是增大同、宣府二边屯军6700余人⑤。到嘉靖四十年（1561年），大同镇的屯田数为46933顷79亩（表2）。万历六年（1578年）到十年（1582年），贾应元主持了大同府及行都司土亩的清丈，册报屯田28590顷34亩、牛具地12996顷29亩、功臣地1698顷23亩、养廉地822顷58亩、赏功地72顷70亩，合计44222顷⑥。

明初大同地区的生态与环境状况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明初大同镇一带的生态较好。长城沿线的树木很多，“大者合抱干云，小者密比如栉。”⑦尤其在内长城以北，森林极为繁茂。在今朔州市南部山地树林“参天蔽日”，应县茹越山“林木深秀”，⑧浑源县和张家口市蔚县一带的高山峻岭“林木茂密。”⑨明初这一带自西向东，森林绵延数百里，南北的宽度有四五十里［2］。不仅森林如此，还存在着良好的草场。洪武三十年（1689年）年明政府划定北边牧场，这里就是极其重要的区域①，设立的牧场属于太仆寺的有：大同中屯、东胜左、东胜右等三卫；属于山西行太仆寺的有：太原左、太原右、太原前、朔州等卫以及山阴、马邑等千户所。宣德年间大同牧场“每岁收草一百七十万余束”②，为了便于管理，政府设置“草场大使一员”，正统七年（1442年）又“增置大同府草场副使”③。到成化时，大同府上缴416张羊皮、草167190束④，说明草场植被的良好程度。由于这一地区植被尚好，境内最大的河流桑干河，具有一定的水量。元代及明代初年就曾想疏浚桑干河发展航运的经历［11］。明中期之前，没有明显的沙尘天气出现。大同军政建设影响下的环境演变大同镇建设有效地防御了蒙古贵族的南下侵扰，但所采取的军政措施使得该区域资源的过渡消耗，对于这一地区的生态与环境影响很大。林木采伐与植被变迁大同镇建立以后，大量官兵俱驻扎于此，因此兴建各级官员的官署和军士的营房都要砍取边山木材。为了保证建筑用材需要，专门设有采木旗军的建制⑤。嘉靖年间，宣大总督翟鹏准许大同镇于北楼口山内采伐大小木头万余株。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大同总兵周尚文申请采伐木材时，雁门兵备道刘玺就认为：“雁门东西十八隘口，多系通贼要路，山木禁例，始自国朝”，故建议宣大总督翁万达，应将所应用木材数目计算好，不必令该镇军人砍伐，而委派大同府所属官员一员，带领民夫，会同北楼口游击，查勘偏僻非蒙古可通行之处，入山砍伐，按数报缴至官，游击于木材上用印烙记。此时，大同镇再派军士前来搬运，不准携带刀斧之类工具，由关口出入，逐一计算。翁万达看后奏陈：“山西、大同两镇，相为唇齿，一于禁，则不便于大同，一于不禁，则不便于山西。法不宜偏，事当有处。山场袤阔，树木丛多，若系紧要路口者，存之以捍虏，僻远无碍者，取之以济用，则适所以相资而非所以相病也。”故建议“将合用木值，就于北楼口等山无碍去处及时砍伐，敢有混斫盗斫紧要应禁树木者，照例问罪。以后凡遇起盖军营，一体查酌施行，不必烦琐奏渎。”⑥嘉靖三十八年（1559），大同总兵又以修盖营房，移文于北楼口采山木，山西巡抚葛缙闻知此事，乃上奏制止⑦。大兴土木对木材需求量的激增，引起木价上涨，因此在成化以后，“大同、宣府窥利之徒，专贩伐木”⑧，出现了一大批“以林木为世家”的木材巨商，因此这一地区的森林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毁。明政府对边山紧要地方虽有严禁樵采之令，却没有开山辟地营田之禁，所以豪官权势之家往往乘机滥伐林木，垦荒辟地设立私庄［12］。沿长城一线的许多地方，因大兴屯田，不少土地被辟为农田。正德年间，“各边关禁例，砍伐林木者治罪，而未有开垦山场之禁，以故奸豪往往垦田立庄，道路日辟，关险寖夷，较之伐木，为患尤甚，乞一体重治。”①锄山为田，不论乔木灌丛一齐清除，对植被破坏更大。万历二十年（1592年）前后，山西巡抚任吕坤曾云：“大同州县居民，日夜锯木解板，沿边守备操防，不惟不能禁约，且所斧锯等钱，通同卖放。彼百家成聚，千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②伐树垦荒，不仅仅是森林的消失，也严重影响着当时国家的国防安全，因此不少有识官员便建言献策，要求对此采取措施。成化末丘睿就曾建议：“请于边关一带，东起山海以次以西，于其近边内地之广狭险易，沿山种树，一以备柴炭之用，一以为边塞之敝，于以限虏人之驰骑，于以为官军之伏地。每山阜之侧，不衍之处，随其地势高下曲折，种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若系民产，官府即于近便地拨与草场及在官地如数还之，其不愿得地者，给以时价除其租税。又先行下法司，遇有犯罪，例应罚赎者，定为则例，徒三年者种树若干。”③2002年11月底，朔州市城区王化庄村南堡梁发现了一块《退耕还林》碑［12］，可以帮助了解当时的情景：圣旨雁门关钦差整饬雁门关山西等处提刑按察使杨，为修理关隘重险以疆国理事，蒙钦差提督雁门等关抚山西方都察院右抚苏御史，铃钦差总督宣大事兼理粮饷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六部左侍郎翁万达验俱，兵部。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礼部尚书赵等题奉圣旨，雁门、宁武关、西十八隘口切禁山地垦还林，民听弃安住，应该征粮，查册处分。禁山事例，责成提调官来巡视禁缉砍伐林木事宜。隘口以示，每年终将终遣过犯禁军人参劾过官员具奏，各长史司启和春运北、应、朔、浑源、山阴、马邑等处。如果禁山，内有征田备衙大同巡抚衙门查册处分，各府占地土山居人悉照内事理施等因，蒙此合计刻石，晓铨禁约。今后一人等敢有擅入禁山砍伐林木，耕垦地土，参将、守备、守等官便擒解道问发南方烟。钦差整饬雁门等关，兵备山西等处提刑按察使副使王控蒙钦差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本道，呈前事踏勘明白，四至分明，本道册由帖为照。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本道呈前事，差委官崞县汪知县、振武卫千户张朋踏明本道有卷存证，地上照旧管业。又蒙巡抚山西察御史姜本道呈前事，委代县张同知、千户许印踏明，立图样，四至分明，东至龙门寺，西至张存，南至山根，北至山根，本道卷按方。嘉靖二十八年岁次已酉丁卯辛丑吉旦。太原左卫所总族陶泰识字张锤旗贾侃刻石。八岔口振武卫所千户张裕忠振武卫乡军人成思。该碑的内容不仅说明了当时禁伐禁垦的范围，要求四至分明，并有卷存证，也明确了禁伐禁垦的责任人，上至总督、巡抚，下至知县、千户，层层负责；同时对于违反者如何处理作出了明确的说明，要求每年年终要对违规者上奏朝廷进行处理。圣旨是古代法律中最具法律效力的法令，该谕令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沿边地区森林的破坏程度。边墙以及部分城堡、墩台多修筑于崇山峻岭或高阜之地，这些地方多为植被较好的地区。无论墙体石筑、土筑还是砖石包砌，都会对经由地的植被形成较大的破坏。尤其是嘉靖以后，不少的墙体均以砖包，且不论筑墙所需要的土方量，就是烧造数量庞大的砖所需要的燃料对周围的林草植被形成的破坏就很大。弘治年间，为了增筑一个广灵城，就命百姓“伐诸山薪，薰取诸野砖”①。大同镇所辖大的堡寨24座，乡堡677，为了保证需要，明神宗就谕令，宣大以西诸镇“宜令沿边军士倍加采打秋青，樵取柴木，以备饲马烧造之用。”②且不说十几万服役劳工炊饭、搭铺、取暖所需的柴薪对森林形成的破坏。湿地消失，土壤沙化，扬尘天气增多推行屯田，虽然解决了军队的粮饷，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边地的开发，但是这种消极后果在正统以后就十分明显地体现出来。首先是湖泊湿地消失。怀仁县镇子海，在明初时“周四十五里。中产鲤鱼，大数十斤，有鹅鸭乃哺其间。”③后来附近的居民为了扩大湖滨滩地而“因居人次退水渠导流于桑干河”，到了明代嘉靖时，已经缩减为“周三十里”了，万历年间“今水涸鱼竭变为禾黍”④，诺大的一个湖泊，经过二百多年已经完全干涸变成了耕地。浑源州城西“神德湖”，辽时尚可观鱼⑤，明初时为一大的沼泽，“浑源川在州西南，……分流至州西北，汇为大泽”⑥，到明中叶后，因浑河分流之水断流，该泽也干涸消失了。其次是土壤沙化严重。大规模垦殖和地表植被破坏的直接后果是土壤沙化。大同所属“沿边玉林、云川、威远、平虏各镇屯田之处，或变为卤碱，或没为沙碛，或荡为沟壑”⑦。怀仁县不少土地因“河湮砂卤”因此而撂荒⑧，万历年间，怀仁县典史郭子直站在县城高处眺望，只见“隍闾之外，白草芃芃，黄沙漫漫”⑨。天启时，朔州以西地方“皆沙瘠，岁苦狂霾”，由于大风扬尘，连庄稼也种不成瑏瑠。朔平府“地寒风猛，收获甚薄，居民迁徙不常瑏瑡。过度垦殖和粗放的耕作方式，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加速了当地的土壤沙化，致使宪宗、孝宗朝以后，“黄沙四塞”、“风霾蔽天”的风沙之灾，累见不鲜瑏瑢。

首先，生态与环境变迁既是一种自然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现象。大同镇所属区域的生态环境，如果没有叠加人类活动的强烈扰动，这些变化是渐进的、缓慢的。许多事实表明，明代大同镇建设所进行的军事性生产和措施对资源形成了巨大的消耗，是引发本区生态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主要因素。其次，在生态与环境诸多要素中，变化最显著、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自然植被的变化。据估计明初，恒山山系当时的森林覆盖率仍然在20％左右，经过明代的破坏后，这个地方的森林覆盖率下降到5％瑏瑣。植被的不断地被吞噬，其生态效益迅速跌落，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土壤保水能力差，风蚀、水蚀严重，土地不断荒漠化，湖泊消失或水面缩小。第三，明代本区生态与环境的变化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大到国计民生，小到百姓日常生活。因植被减少土地沙化，嘉靖、万历时就出现因风沙土地弃耕现象，不少以土地为生的百姓不得不留离失所。同时因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加剧，导致永定河水性与水质发生的变化，给下流北京以及沿岸地区带来的危害也一度愈演愈烈。第四，生态与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科学的发展观。注重资源环境的合理利用，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良性循环的双赢目标。

【教学目的】（一）知识目标

1、识记联系的含义

2、理解事物的联系既是普遍的，有是客观的

3、运用事物的联系具有普遍性的原理，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等。

【重点和难点】1、事物联系的普遍性

2、事物联系的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