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权范文10篇

【摘要】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之一。随着中国企业的不断壮大，资本构成多元化。两权分离已发展成职业经理人、基金经理人和创业股东三方的权利博弈。通过对国美之争中存在的内部竞争利基、外国资本阴谋等方面的分析，对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关键词】国美事件公司治理所有权经营权

国美控制权之争，是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式的标志性事件。正如万通董事长冯仑所言：“通过国美事件，我看到了民企发展环境方面的进步。”

从本质上来看，国美之争是以黄光裕家族为代表的大股东和以董事会主席陈晓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众公司控制权上的博弈。事实上，这种博弈几乎成为创业型公司的必经之坎：随着企业的发展，创业股东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会不断受到职业经理人以及后续接管者的威胁，创业股东则尽力避免或者缓冲这一进程。

国美内部的这种争夺，是博弈双方在利益诉求方式上的不同导致的公司战略层面必然的差异所决定的。黄光裕作为创始人和大股东，其天然的对企业的责任心和对商业帝国蓝图的构建，帮助他在长远的谋划当中倾向于放弃短期利益，而寻求于外延性增长，通过地理上的布局，挤压苏宁等直接或潜在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获得垄断性的优势。但是，作为经理人方的陈晓则自然地更注重内部管理的变革，侧重于年度报表和年中报表等业绩上的数据，因此启动了以内部网络的优化和单店盈利能力的提升为核心的战略，重新理顺供应链管理体系。

历史之印：从一元结构到两权分离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划了关于分步实施税制改革的战略，提出了“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管理权”的重要任务。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完善税收管理体制也是我国当前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称《税法通则》）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国家税务总局许善达副局长指出，只有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才能创制出科学、严密的税收法律规范，为税收执法、司法等活动提供明确、充分的法律依据，确保税收组织收入和宏观调控职能的有效发挥，确保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始终处于良性的互动状态。

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分税制财税管理体制的要求，适当下放税收立法权限，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限已成为目前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但问题是，第一，如何真正统一认识，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权限划分；第二，税收立法权限与税收管理权限下放的范围和程度应如何确定；第三，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关系和管理权限；第四，如何对地方的税收立法权限、管理权限实施必要的监督和控制。

一、税权的含义与税权划分

由于公共产品所具有的层次性，税收也相应具有层次性，这就涉及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权划分问题。

税权是整个税收法律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分税制体制的核心内容，划分财权的关键就是划分税权。所谓税权，是指税收的管辖权，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与居民间的税权关系；二是国家机构与国家机构间的税权关系，即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权在国家机构间的配置。所谓合理分权，主要是指这些权力在国家机构间的合理划分问题。[2]税权的具体内容应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行政权和税收司法权。其中，税收立法权是基本的、原创性的权力；税收行政权是最大量、最经常行使的权力；税收司法权是必不可少的，是为税法有效实施和税务部门依法行政提供有力保障的权力。

（一）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权是国家立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立法机关或者国家政权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和废止税收法律、法规的权力。它是国家的一项专有权力，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最高权力之一，它的行使在于对整个社会成员制定有关税收方面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摘要:在我国现有的从属性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无论是雇主还是劳动者都不享有参与管理社会保险事务权的权利，由此带来了诸如社保制度的向心力不强、灵活性不足以及独立性缺失等问题。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的缺失违背了社会保险的风险分担与辅助性两大基本制度原则，并最终侵害了社会保险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治性。其背后的原因是受制于制度转型中的政治、经济以及观念障碍而不当设置的社会保险人所致。参照他国之经验，基于社会保险的本质属性及我国特有的国情，应当以公法社团形式构建独立的社会保险人，从而确保雇主和劳动者管理社会保险事务权利的实现。

关键词:从属性劳动关系;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风险分担;社会保险

人在工业社会，社会保险是一种由国家强制建立的风险分担与化解机制。而在从属性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风险的分担与化解不仅体现在雇主和劳动者缴纳保费的形式上，还体现在其参与整个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运营上。雇主和劳动者参与管理社会保险事务的权利即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①其是维系社会保险独立，防止社会保险功能异化的重要保障。但长期以来学界对雇主和劳动者在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所享有的管理社会保险事务的权利缺乏足够的关注与学术探讨，对由此带来制度设计上所存在的问题也缺乏深刻的反思。基于此，本文将指出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的缺失违背了社会保险的风险分担与辅助原则，并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继而通过探究其背后的成因，结合我国的实际，来确定雇主和劳动者在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应有的权利，从而构建一套真正体现社会法原理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

一、问题提出: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缺失

(一)现状分析。在现有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无论雇主还是劳动者都不享有直接参与管理社会保险事务的权利。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主要包括社会保险征缴法律关系和社会保险待遇给付关系。依据《社会保险法》(以下简称《社保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的相关规定，雇主作为投保人在社会保险征缴法律关系中主要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和协力义务，前者主要是指缴费和代扣代缴社保费义务(《社保法》第60条)，后者主要是指围绕金钱给付义务展开的提供社保费有关信息的义务诸如登记义务(《社保法》57条)、申报义务(《社保法》第60条)以及协助检查、调查的义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18条)。在社会保险待遇给付关系中，雇主则需履行社会保险事故的通知义务、工伤申请认定的义务以及因未履行相应的金钱给付义务及协力义务而应承担的支付社保待遇的义务(《社保法》第50条等)。相应的，其享有转移保险风险、查询保险信息和一定的监督权。而作为被保险人的劳动者则履行诸如缴纳社保费(《社保法》第4条)以及协助投保人和保险人办理社会保险的义务。相应的享有诸如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社保法》第4条)和一定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社保法》第60、61条)等。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并未规定雇主和劳动者享有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①(二)权利缺失的后果。从属性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的缺失导致了以下问题:首先，制度的向心力不强。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产物，由于从制度的产生到制度的运转都缺乏雇主和劳动者的真正参与，导致无论是作为投保人的雇主还是被保险人的劳动者都对制度本身缺乏足够的信任感和认同感。其次，制度的灵活性不足。无论是社保费费率费基的调整，还是社保待遇的增减都明显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协调。无论是之前一直居高不下的养老保险费率还是近年来一再推迟的国地税合并下的社保费征缴的转移，都足以说明现有的政府主导的社保制度缺乏雇主和劳动者的有效参与，制度运转脱离实际，不足以有效应对社会条件的变化。最后，制度独立性缺失。政府主导运营管理的社会保险制度，直接排斥了雇主和劳动者在社会保险运营事务过程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参与权和话语权的缺失，一方面无法有效监督社保基金的运营，容易导致基金流失，尤其个人账户的空转，另一方面，降低了参保人的自我保障的责任意识，雇主欠缴漏缴保费的现象以及被保险人骗保现象屡见不鲜。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的缺失是对“社会保险的风险分担与辅助性两大基本制度原则”［1］81的违背，并最终侵害了社会保险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治性。

二、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的法理基础

**县、各区党委和政府，市属各部、委、办、局、人民团体，各县级事业单位、大中型企业：

坚持城市管理重心下移，下放城市管理权限，是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强化基层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举措。为加快城市管理权限下放步伐，在落实首批权限下放的基础上，经市委、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我市第二批市级城市管理权限下放的主要内容通知如下：

一、有固定住所、稳定收入人员落户的收费及审批；

二、非直系亲属投靠落户的收费及审批；

三、总投资在4000万元以下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批；

四、建筑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的娱乐场所消防审批；

摘要：不论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学生权力这一问题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西方国家高等院校学生管理权力演变有一个历史过程和模式，西方国家高等院校学生管理权力对我国高校学生管理不无借鉴意义。

关键词：西方；高校；学生；权力；管理

高等教育方式是全球家长都在关注的问题，东西方国家两种不同的教育管理方式都各具特色，但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权力这一问题始终都是被关注的。学术权力、学生权力、行政权力在高校里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往往是备受关注的，而高等院校的“主体权力”，即学生权力，却提得较少。所谓的学生权力，不仅包括参与学院活动的权利，还包括享有管理学校事物的权力。学生权利可以通过参与学校所举办的活动或参与学生组织进行决策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教师评教、参与选举以及被选举、课程安排等事务来实现。西方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思想影响着学生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对自我的要求程度。西方的学生有着较强的主观意识，讲一个“理”字，而我国的学生则以“尊重师长”为根本，习惯于遵守学校制定的规则。

一、西方国家高校学生管理权力历史概述

西方学生管理权力的兴盛，归功于他们自身的努力和中世纪后期的哲学家、思想家的影响。早在11世纪，就出现了不被认可的“大学”，那时的大学等同于“同乡会”，那时的大学团体具有自发性、自治性和自卫性的特点。中世纪晚期，学生和学者逐渐发展为一个职业阶层，于是有了组成行会的需要，而大学“universit”也由此发展而来。12世纪，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开始出现一些被认可的大学，也是学生管理权力最辉煌的时期。当时在“学生大学”的领导体制下，大学生拥有很大的管理权力，学生可以主持校务，还可以决定教授的选聘、学费的数额、学期的时限和授课的时数等，这一时期学生权力也达到了巅峰。当时盛行的还有“教师大学”，这类学校包含许多的外教士，由他们掌管着学校事务。随着学校的逐步兴起，权力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学生权利为主的教育管理形式逐渐被削弱，直到18世纪末彻底灭亡。自16世纪到18世纪，大学一直在不断的改革，然而改革并没有促进各方面的发展，反而日趋保守，更加落后于时代。高校学生的管理权力不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逐渐落入教会、传教士、政府等组织的手里，于是就引发了学生管理权力间的斗争。由于当时教会阶级的权力过于膨胀，对学生约束也越来越大，尤其是校外人事，最终把曾经由学生掌管的学术权力完全地占为己有。这一时期，虽然学生的管理权力受到了很大削弱，但学生的参与权还是备受关注的。进入20世纪60年代，由于各种矛盾的激化，最终爆发了学生运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拿破仑统治时期的“帝国大学”，形成国家中心和学生团体中心这两大中心。大学团体通过国家这一载体来管理，一定程度上使学生丧失了自主权和活力。随着学生运动不断爆发，一些大学进行相应的改革，使得学生获得更多的自治权，建立起封建制度与大学之间的平衡。这一时期，学生管理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又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外，德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学生运动的爆发，也加快了教育体系的改革，促使大学生获得了更多的管理权力。60年代以后，民主化的呼声日渐高涨，大学内部结构开始出现变化，原本由教授主宰的科研、人事、财务制度被认为不适用了，取而代之的是“集体大学”，所有在校人员都享有参与决策的权力。教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讲教方式进行讲课，学生对权力需求也逐步提高，学生参与活动的作用也愈加突出。总而言之，西方国家学生管理权力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总的来说学生管理权力都是比较小的。只有在12世纪这个特殊时期，学生管理权力达到了巅峰，学生在学校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随着学校的势力日趋复杂化，学生的权力也逐渐受到限制。

二、西方国家高校学生管理权力的模式

为加快我市县域经济发展步伐，进一步壮大县域经济实力，促进全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市委、市政府决定将有关市级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到*经济技术开发区、辽宁（*）沿海产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仙人岛能源化工区、盖州市、大石桥市、老边区、站前区、西市区。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市级下放的经济管理权限

（一）辖区内（除黑大、沈大、沈营、营大、庄林、营柳、滨海等七条公路两侧规划区域）由当地政府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党政机关等楼堂馆所除外），凡在《*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营政发〔20*〕25号）所附《目录》规定“由市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审批”的权限（不含高新区、站前区、西市区）。

（二）辖区内（除黑大、沈大、沈营、营大、庄林、营柳、滨海等七条公路两侧规划区域）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凡《*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营政发〔20*〕25号）所附《目录》规定“由市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权限（不含高新区、站前区、西市区）。

（三）辖区内（除黑大、沈大、沈营、营大、庄林、营柳、滨海等七条公路两侧规划区域）3000万美元以下鼓励类、允许类直接利用外资项目核准权限（*开发区、沿海产业基地享受市级审批权限）。

（四）辖区内（除黑大、沈大、沈营、营大、庄林、营柳、滨海等七条公路两侧规划区域）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权限（其中工业技术改造项目在市经委备案）。

合理的权力边界可以节约政府行政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益。我国公共管理权力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建设过程中,并未真正实现最优化均衡博弈。一方面,政府的公共管理权力一直是高等教育管理中主导的外在权力,政府为高等教育提供资源的同时,总是倾向于控制和管理高等教育;另一方面,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以研究、发现高深知识为主要工作对象的高等教育机构,本质上需要更多的自治权。因此,合理划分二者的权力边界相当重要。

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中公共管理权力及构成1.公共管理权力的内涵权力是政治学领域的核心概念。从词源学角度来看,权力的含义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拉丁语中的“Potere”,原意为“能够”,或具有从事某事的能力,后派生出英文“Power”;另一种认为“权力”一词出于拉丁语“Autorias”,一是指意识和法令,二是指权威,由此派生出“Authority”这个英语单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权力有两个含义,分别指政治上的强制力和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社会学词典》上的解释是:权力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力量,支配权力的主体利用这一力量驾驭客体,并迫使客体服从自己。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意指行动者在一个社会关系中,可以排除抗拒以贯彻其意志的机会,而不论这种机会的基础是什么。[1]他所指的是权力是“Power”。罗伯特·伯恩鲍姆进一步解释说,权力是一种能在他人身上产生预期变化的能力,是一种影响他人,并使其按照要求行事的能力。[2]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广义的权力是一种影响力,包括权威。狭义上的权力是一种强制力,是客体对主体的无条件服从的力量。如果把高等学校看成是一个公共机构,那么对大学的管理就是公共管理的一个部分,就是公共权力对于大学的一种影响力。大学的发展与公共管理权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论文。

2.公共管理权力的构成与特点分析对于大学而言,能对大学发展发挥强制力和影响力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政府只是其中的核心权力来源,但不是唯一的来源。从世界一些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来看,公共管理主体大体可以划分为六类。第一类是直接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他们通过所掌握的公共资源,包括立法、制定政策、财政等对大学施加强制性影响力。第二类是政党,它在权力组织的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有着正式的、合法的、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它的主要特点是:①利益表达,即政党总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例如: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②利益综合,政党总是要把他所代表的广大民众的意见和要求加以综合,变成党的政治主张。因为政党所掌握的权力是公共权力,从法理上说归社会各阶层、群体共同享有,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政党权力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执政党的公共管理权力一般通过政府权力来表现。第三类是政治团体,是指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并通过一定的政治组织以一定的行为规范约束其成员的人群集合体,如教育工会、教授行会、协会等。它的主要特点是:它①的利益相对具体、集中、单一;②具有特定的组织规则和组织结构,群众基础广泛,覆盖面广;③组织严密、体系完整、动作规范。第四类是依靠法律和政府授权来处理高等教育事务的公共部门。如教育部教学评估中心,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及其他部门。它们对大学的发展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和影响。第五类是在政府指导下,一定范围的社会成员自主自愿组成,实行自治自律,为维护和发展共同事业、共同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对其成员提供一定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不以营利、政治及宗教为目的的社会组织。[3]例如:美国著名的六大评估中心。第六类是不依靠公共权力来影响高等教育事务的民间组织,如各类社会排名机构。

对高等教育发挥影响的管理主体是多种多样的,权力结构也是错综复杂的,它们的权力范围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体现。如美国中央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管理权力非常有限,主要权力是在州一级政府和议会。而英国的非政府组织大学拨款委员会,却承担英国大学的评估和拨款功能,对大学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美国的六个地区评估中心虽然是非政府非赢利社会组织,但是在维护大学教育质量,促进高校公平竞争方面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中国的大学教学水平评估则来自于政府授权。因此,高等教育的公共管理权力在不同国家存在着不同的边界。这是和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

3.公共管理权力结构中的政府在公共管理权力结构中,政府的作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政府在所有权力中处于中心地位。和其它五类公共管理权力相比,政府由始至终扮演着特殊角色。就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公共管理权力主体所表现出的六大类别而言,可以将我国公共管理的权力主体结构最终表述为: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各种非政府公共部门,自治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公共管理中发挥的各项作用是政府权力的延伸和补充。虽然政党权力和政府权力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但是政党权力往往通过政府权力来体现。在各个管理权力结构边界中,政府和执政党的相互关系是特殊的,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执政党必须能够领导和控制政府,使政府能够按照执政党的路线方针进行管理;另一方面,执政党必须使政府能够有效发挥作用。[4]我国政府本质上是执政党的政府,即政府由执政党来组织,它贯彻的是执政党的意图,政府管理的政策目标按执政党的意图制定,政府按照执政党的要求来对高等教育进行管理。因此,政府作用发挥的好坏必然直接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效果。在公共管理权力结构中,政府的权力是主要的。其他的权力组织在政府的宏观政策指导下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一个总的趋势是政府外的其他权力组织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对于大学的发展是有利的。高等学校是一个学术组织,多种权力结构共同发挥作用无疑可以更好地促进大学的发展。

二、政府公共管理权力边界:模糊与困境政府权力在我国建设世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过程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长期以来,政府的高度集权使得其他权力组织很少能够对高等教育发挥影响,各个权力组织之间的权力边界也是模糊的,作用并不明显,导致了在管理主体之间的分权困境。从78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0卷国际视角来看,政府在计划和协调高等教育系统方面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可以在所谓“起促进作用的国家”和“起干预作用的国家”之间进行选择。“起促进作用的国家”指一个政府赞同高等教育为那些具有正式资格进入高等教育的人提供一个机会,并不实际指挥高等学校的核心事务,如参与的模式、内部的管理、学术计划的开发和权力等方面的政策。“起干预作用的国家”指一个政府积极地卷入试图影响诸如学生产品的性质、学校内部事务、大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工作。[5]显然,我国政府是属于起干预作用的政府。

市直各部门、各单位党组、党委（总支、支部）：

为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管人与管事统一，推进干部工作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根据省委“两抓两放”精神，按照下管一级的原则，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调整市直单位科级干部管理权限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调整后的干部管理权限

1、市委工作部门、事业单位的科级干部，由所在部门、单位任免管理；

2、人大机关、政协机关的科级干部，由人大、政协党组任免管理；中级法院、检察院的科级干部，由所在单位党组任免管理，其中需依法任免的按有关法律程序办理；

3、群众团体的科级干部，由所在单位党组任免管理；

内容提要：强县扩权政策的实施，使经济强县（市）的发展增添动力，激发活力，增强实力，推动了县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扩权使义乌市经济综合实力由2001年第19位上升至2007年第10位，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发展。但是由于体制的限制，扩权改革成为“桌子底下放风筝”，遇到了“天花板”，遵循市场规律，改革的路径最好是一革到底。

义乌市强县扩权绩效分析(1)

从2002年至今，浙江、湖北、河南、山东、福建等省份先后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将一部分原归属于区域中心城市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经济强县，在财政体制等方面实行了“省直管县(市)

”，这些调整省内市县经济关系的破蛹之举，被称为强县扩权。扩权浪潮中，义乌始终处于浪尖，义乌扩权试点的成败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标杆。

一、强县扩权的历史回顾

（一）浙江持续四次扩权改革

根据党管干部和干部管理工作“管少、管活、管好”的原则，结合北仑新区“二次创业”和领导班子及干部队伍建设实际，区委决定，调整全区干部管理权限。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在区委的领导下，实行统一管理与分级管理相结合、主管与协管相结合、管人与管事相结合。

二、区委管理区直属各单位正、副局职(级)干部和正、副乡镇职(级)干部，区直属有关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按照上级党委有关规定，协助市有关部门管理垂直管理部门的副职以上干部。

三、区委组织部是区委管理干部的职能部门。受区委委托直接管理区直属各单位党委(党组)委员(成员)、副局级单位的副职、局长(主任)助理，乡镇纪委副书记、乡镇长助理，区直属有关企业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审批管理区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区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有关群团组织常委、秘书长；备案管理区直属各单位中层正职(含副局级单位副职)、乡镇各办副主任、乡镇妇联主席、团委书记、工会副主席。

四、区委统战部协助区委及区委组织部管理非中共党员的副局级领导干部及人大、政协的非中共党员的常委；管理工商联、侨联常委、秘书长。

五、各乡镇党委、区直属各单位党委(党组)负责管理本单位中层(含副局级单位副职和非领导职务)及其所属单位党政领导干部，其任免必须事先征求区组织人事部门意见，并在核定的职数内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和区委有关干部工作意见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