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范文10篇

一、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是Sperber和Wilson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①中提出的一种语用学理论，它从认知的角度对话语理解进行了研究，是一种具有很强解释力的交际与认知模式。“关联理论首先把交际活动（包括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归属为认知活动，认为言语交际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活动；说话人的目的或意图能被听话人识别，是由于他们对认知环境（cognitiveenvironment）具有共识；也就是说，交际是否成功，就看交际双方对彼此的认知环境是否能显映（manifest）和互相显映（mutuallymanifest）。”②Sperber和Wilson将关联定义为：“假设P同一系列语境假设之间的关系。”（1991：381）他们认为，当且仅当一个假设在一定的语境中具有某一语境效果（contextualeffect）时，这个假设在这个语境中才具有关联性（1986:122），并提出了最佳关联设想（Presumptionofoptimalrelevance）和最佳关联原则（Principleofoptimalrelevance）：

（1）发话者意欲向听话人显映的假设集{I}，具有足够的关联，使听话人值得努力去处理该明示的刺激信号（ostensivestimulus）。

（2）这一明示刺激信号，是发话者传递假设集{I}时所能运用的最大关联的信号。

（3）任何一个明示交际行为，必须保证自身的最大关联。（1986：158）

在关联理论中，Sperber和Wilson结合语码模式和推理模式，提出了明示推理交际（ostensiveinferentialcommunication）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说话人发出一种刺激信号，使之对交际双方互相显映（mutuallymanifest），通过这种刺激信号，说话人意欲向听话人显映或更加清楚地显映一系列的命题{I}（1986：63），只有说话人说出的话具有“明示性”，听话人的推理才有方向和目标，才能准确理解说话人话语的意义。例如：

一、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是Sperber和Wilson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①中提出的一种语用学理论，它从认知的角度对话语理解进行了研究，是一种具有很强解释力的交际与认知模式。“关联理论首先把交际活动（包括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归属为认知活动，认为言语交际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活动；说话人的目的或意图能被听话人识别，是由于他们对认知环境（cognitiveenvironment）具有共识；也就是说，交际是否成功，就看交际双方对彼此的认知环境是否能显映（manifest）和互相显映（mutuallymanifest）。”②Sperber和Wilson将关联定义为：“假设P同一系列语境假设之间的关系。”（1991：381）他们认为，当且仅当一个假设在一定的语境中具有某一语境效果（contextualeffect）时，这个假设在这个语境中才具有关联性（1986:122），并提出了最佳关联设想（Presumptionofoptimalrelevance）和最佳关联原则（Principleofoptimalrelevance）：

（1）发话者意欲向听话人显映的假设集{I}，具有足够的关联，使听话人值得努力去处理该明示的刺激信号（ostensivestimulus）。

（2）这一明示刺激信号，是发话者传递假设集{I}时所能运用的最大关联的信号。

（3）任何一个明示交际行为，必须保证自身的最大关联。（1986：158）

在关联理论中，Sperber和Wilson结合语码模式和推理模式，提出了明示推理交际（ostensiveinferentialcommunication）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说话人发出一种刺激信号，使之对交际双方互相显映（mutuallymanifest），通过这种刺激信号，说话人意欲向听话人显映或更加清楚地显映一系列的命题{I}（1986：63），只有说话人说出的话具有“明示性”，听话人的推理才有方向和目标，才能准确理解说话人话语的意义。例如：

一、关联企业与关联交易的界定

1、关联企业

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第三条指出，集团客户是指具有以下特征的商业银行的企事业法人授信对象：

（1）在股权上或者经营决策上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他企事业法人或被其他企事业法人控制的。

（2）共同被第三方企事业法人所控制的。

（3）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三代以内直系亲属关系和二代以内旁系亲属关系）共同直接控制或间接控制的。

一、强化企业关联方交易审计的必要性

企业集团为了在市场活动中取得竟争和战略优势，以及达到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或控制其他企业的目的，往往会通过一定的途径取得其他企业的权益，组成子公司，或通过资金融通、技术合作、共同开拓市场、供产销一体化等渠道进行合作经营或合资经营。因而形成母子公司间，或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多家子公司之间，以及参与合作或合营的各方之间等关联关系。对关联关系的界定，会计准则中的关联方关系强调的是一方对另一方财务和经营决策权的控制与重大影响的关系，它首先突出的是企业权力构架中的核心——财务管理权。[1]在企业集团关联方交易中，由于一方能够对交易的另一方的财务和生产经营决策实施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因而此种交易往往是建立在非公平合理的基础上的。

国内外理论界普遍认为关联交易的性质是一种中性的经济范畴，是一种合法的商业交易行为，它既不是纯粹的市场交易，也不属于企业内部交易。与一般的市场行为一样，关联交易受到法律的保护，没有哪个国家的现行法律规定不允许进行关联交易。但它又有别于一般市场交易的交易行为，其特殊性在于交易过程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交易主体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甚至是相当复杂的关联方关系。在不存在关联方关系的情况下，交易双方往往会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一般不会轻易接受不利于自身的交易条款，这种交易是交易双方在相互了解、自由的、不受各方之间任何关系影响的基础上商定条款而形成的交易，是一种公平、公允的交易。而关联交易由于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关联方之间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的，可能不按照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而是运用手中的控制权或重大影响力，使交易建立在非公允交易的基础上。关联交易的客观性与不可避免性并不代表其具有当然的公平性与合法性。相反，此种违反市场交易竞争条件的所谓“交易”是可能滋生不公平交易、欺诈行为和掠夺性行为的。因此关联交易既为各国法律所认可，同时又受到各国法律的严格限制。

企业集团关联方之间往往存在着控制与被控制关系，或者一方能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企业集团关联交易的交易主体之间存在的控制因素，往往使从属公司在经济上部分或全部丧失了自主性。企业集团滥用控制权导致从属企业在经济上丧失独立性与公司法上完整地承认企业是独立的法律主体形成严重的冲突。企业集团关联交易主要包括购买或销售商品、购买或销售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提供或接受劳务、、租赁、提供资金、担保和抵押、管理方面的合同、研究或开发项目的转移、许可协议和关键管理人员报酬等。企业集团间存在关联关系的企业进行交易时，它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不完全吻合，在保障大股东权益的同时，造成对少数股东权益的侵犯。由于企业集团相关联的经济业务渗入，其动机很可能不同于正常的营业关系，从而加大了审计人员的审计风险。因此，在企业集团财务会计报表审计中，加强对关联方交易的审计是规避审计风险的重要方面。

二、企业集团关联方交易审计风险分析

审计风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一般是指审计者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后者是指审计者因审计风险而可能遭受的损失。[2]审计风险控制的水平直接关系到审计质量的高低，而审计质量的高低又关系到审计成败。审计风险贯穿于审计过程的始终，有什么样的审计活动就会有与此相适应的审计风险。企业集团关联方交易审计风险，是指在对企业集团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计时，审计人员未能察觉出对财务报告具有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及其交易的披露存在重大的错报漏报，从而导致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审计风险表现在固有风险、控制风险和检查风险上。

关键词：文化关联；文化翻译；源语效应

摘要：翻译的“文化转向”被认为是翻译研究的主流。本文提出，语言、文化与翻译关系密切，翻译是一种深层的跨文化交流活动，文化翻译应基于语言转换，借助文化关联的认知语境，从语境干涉的语言层、认知层、交际层、语用层等多维层面获得最佳的关联才能使译语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文化源语效应。

1.引言

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深深根植于语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活动，而且是一种深层的跨文化交流活动。面对这样的跨文化活动，译者必须通过有效的途径，平衡两种语言文化关系，避免走向极端，对源语的文化内容或因素进行有效的传译。文化的翻译与源语折射的意图的翻译是建立于对源语和译语两种文化进行深入细致地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是充分考虑两种语言文化之后的选择。如何选择译语需要我们对双语的文化等要素进行推理，以获得合理的文化关联，以顺应为手段在动态的翻译过程中选择和优化最佳的语言表达。本文讨论运用关联原则，以获得双语文化的最佳关联认知效果，使译语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文化源语效应。

2.文化关联与文化翻译

2.1文化翻译的关联与推理

1引言

随着公路建设步伐加快，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区域间的运输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反映区域运输的统计需求日益强烈，学者开始从区域角度研究公路运输统计问题．左庆乐从必要性、可行性和体系建立几个角度对建立高速公路运输量统计调查制度进行理论框架体系研究［3］．陈荫三提出了利用高速公路收费系统数据开展通道运输量统计的基本方法，并以南京—上海高速公路为例，首次统计了高速公路通道的客运量、货运量、客运周转量、货运周转量及客、货运输密度［4］．崔凤安在借鉴铁路运输量统计的基础上对开展区域交通网运输统计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但是，以上研究均基于高速公路收费系统的流量流向数据，得到的结果也是反映通道或交通网的运输生产情况，对反映经济区域间的运输关联关系仍是片面的．本文在传统的车辆抽样调查基础上，通过研究编制区域间的公路运输流量流向矩阵，构建公路运输区域关联模型，为研究分析区域间公路运输供给与需求关系、测算区域公路运输生产规模提供基础支撑．

2模型构建

模型构建的主要思路是通过编制区域间的公路运输流量流向矩阵，构建区域间的公路运输发送和到达模型，从而统计推算区域公路运输量．具体步骤如下．(1)确定区域划分．研究公路运输区域关联模型，首先要明确区域的划分．理想状态下，经济区域总是划分得越细越好，但这种理论上的要求在实际中是很难完全做到的，主要原因是随着经济区域的增加，对分区域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加工的计算工作量会越来越大，另外区域分类太细、区域数目增多，将导致表格的填满率降低，模型的利用效果就会大大降低．目前较为常用的几种区域划分方法包括:七大经济区，即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六大综合经济区，即东北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三大经济带，即目前常用的东、中、西部．一般情况下，在现实的经济管理中，较常用的是历史沿袭下来按照行政管理划分的行政区划，也就是说31个省级区域．且从经济区域的划分来看，多是依托31个省份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因此按照行政区划研究编制流量流向矩阵是最细化、最基本的数据单元．通过对基于31省份的流量流向矩阵进行合并与整理，可以得到任何一种经济区域划分的流量流向表格．(2)基础数据调查．构建模型的基础数据来源是车辆抽样调查数据．由于需要获取的是流量流向矩阵，覆盖全国各个省份，且考虑到车辆的流动性强，抽样调查范围应该覆盖全国车辆．为提高调查效率，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针对全国范围的公路运输客货车辆按照“全国—省—地市—吨(客)位”的顺序进行分层．其中吨(客)位层内部应按照车辆核定载质量(载客位)的结构特点划分成3～5层，这样的层也叫基本层．在基本层内按照随机起点、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既定数量的样本．如推算总体为各省运输量总量的话，根据岑晏青等［1］已有研究，按照各省车辆规模情况，每个省份的样本量数量一般在400～1000之间．但编制31省间的流量流向矩阵，使得推算的目标量大大增加，需要大规模增加样本量，结合交通运输部2008年开展的公路运输量专项调查，样本量确定为载客汽车5．3万辆，货车13．5万辆，并按照等比例原则按照各基本层车辆数所占比例将样本量分配至各基本层．车辆调查的具体内容是车辆每个运输趟次(即开始上客或装货到乘客下空或货物卸空的一个完整过程)．调查指标包括每个趟次的开始时间、结束时间、起点(出发地)、终点(目的地)、运输的货类、货重及载货里程．同样，为了数据处理方便，对于出发地和目的地采用统一的行政区划编码．(3)编制流量流向矩阵．编制流量流向矩阵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对不同省份间的运输量进行统计推算，以生成表1棋盘式表格．在表1中，行表示发送情况，反映从某省出发到其他各省的人或物情况;列表示到达情况，描述从全国各省到达该省的人或物的情况;表中的每个方格代表由一省发出到达该省人或物的情况．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完全封闭，必然会和其他国家发生经济联系，产生交通运输往来，因此在表格里包括了出境和入境交通运输情况．编制的难点在于根据调查获取的车辆基础数据推算得到矩阵表格中的各要素．主要步骤为:首先对每辆车每个趟次的起终点进行梳理，将出发点和结束点均相同的各趟次运输量进行累加，若不存在自某省出发抵达某省的运输量，则补零;其次按照分层抽样调查的统计推算方法，自“吨(客)位—地市—省—全国”逐层计算两两省份间(各省与境外)的运输量;重复计算32×32次，得到流量流向矩阵．

3模型应用

根据以上建立的模型，借助2008年交通运输部公路运输量调查数据［6］，对北京市的区域公路货物运输生产特点，以及与周边省份的公路货物运输交流情况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公路货物运输以输入为主．2008年，进入北京市的公路货运量为13233万t，出京货运量为5034万t，入京运量达到出京量的2．6倍．之所以产生这种区域公路货物运输特点，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北京市属于特大型消费城市，城市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丰富，消费水平已经达到万元级阶段，消费需求规模逐渐扩大;二是北京本地的经济特点是服务业、现代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高度发达，满足城市生产、生活物资需求的产业规模相对较弱，其产品产量和丰富程度难以满足北京消费的需求，必须依赖外省的货物调入．(2)公路货物运输辐射范围为环渤海地区．从与相关省份的公路货物运输交流情况来看:出京货运量中，目的地为河北、天津、山东、内蒙、辽宁的货运量分别占出境总量的29.6%、13.6%、11.8%、8.4%、6.4%，五省合计为69.8%;入京货运量中，始发地为河北、山东、天津、内蒙、安徽的货运量分别占入境总量的44.2%、11.2%、9.8%、6.2%、4.4%，五省合计为75.7%．可见，北京公路货物运输的辐射范围主要集中在环渤海经济圈，这一特点符合公路运输的经济范围(500～800km)．(3)北京市内运输市场由本地车占据，出入京货物运输服务严重依赖外地车辆．入京货运量的93.8%、出京货运量的80.0%由外地车辆承担，而京内货运量的93.0%由北京本地车辆完成，说明北京与外省之间的公路货物运输严重依赖外地车辆，尤其是与经济社会及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重点物资运输对外地车辆的依赖程度高，比如鲜活农产品、煤炭和石油．

[内容提要]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的形成，使人们认识到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联性，即两者既存在互补性，又具有相互替代性。中国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完善。

[关键词]贸易投资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贸易

一、遭遇反倾销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我国当前对外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出口商品屡屡遭到国外反倾销调查。自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出口发起首次反倾销调查算起，截至2002年底，我国已遭受反倾销诉讼511起，给中国出口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16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从目前看，对我国发起反倾销绝对数量最多的是美国和欧盟，占总数的2/5，但近几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增长明显，成为另一支需要重点防范的新生力量。可以通过下表清楚地看出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遭遇反倾销的基本状况：

中国历年遭受反倾销状况

项目（年份）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合计

摘要：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发展，财政供养人员概念的外延已发生很大变化。现在所称财政供养人员是指由各级财政部门依据政府编制机构核定的编制而给予全额或差额工资保障的人员，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离退休人员、纳入财政社会保障人员、优抚救济人员和农村税费改革后的村组干部等。本文所指财政供养人员仅为财政部门依据政府编制机构核定的编制而给予全额或差额工资保障的行政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它反映了一个地方履行一级政府事权而供养的工作人员。

本文以湖北省72个县（市）财政和部分市县财政的有关数据为依据，对地域人口、人员结构、可用财力、公共支出、地理环境、政策环境等因素与供养系数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对孝感市的财政供养系数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降低财政供养系数的建议。

一、影响财政供养系数的相关因素分析

1.地域人口与供养系数的关联分析。

分析方法：（1）将全省72县（市）按地域人口由大到小排列，并按人口数量自然划分成10个档次。（2）将财政供养人员数量随地域人口顺序排列，并按地域人口档次计算平均值。（3）各档次的财政供养人员总量除以对应档次的地域人口总量等于该档次财政供养系数。具体统计和计算过程略，结果列表如下：

表1湖北省2002年72县（市）地域人口与财政供养人员关系分析表单位：万人、人、个地域人口财政供养

玛格丽特•福勒(MargaretFuller)和爱默生在文学史上的关系，与伊迪丝•华顿和亨利•詹姆斯颇具相似性。两者子期伯牙般的友谊不仅成就了一段文学佳话，还让女作家的声名长久地笼罩在男作家之下。在得知福勒遇海难去世后，爱默生曾以屈尊降贵的口吻哀叹道:“我失去了她这个听众……她原是我理想的倾听者和批评者。”①两年之后，为了纪念福勒，他联合钱宁(WilliamHenryChanning)与克拉克(JamesFreemanClarke)编写了《玛格丽特•福勒•奥索利回忆录》(MemoirsofMargaretFullerOssoli)。但与其说此书中福勒的“蓝袜子女学者”形象是一个“争取女性权利先驱者”，②毋宁说这个形象本身是爱默生等人对19世纪传统女性的理想化投射。作为超验主义核心圈子里唯一的女性，作为《日冕》(TheDial)的主编和《19世纪的妇女》(WomanintheNineteenthCentury)的作者，福勒在读者和评论家眼中仅仅只是超验主义思想家们的“听众”。长期以来，福勒被排挤在超验主义研究的边缘也不足为奇。③帕林顿在《美国思想史》(MainCurrentsinAmericanThought)中就尖厉批评福勒“超验主义的智性基础十分薄弱……几乎不足以证明其超验主义者的身份”。④而F．O．马锡森在那本大名鼎鼎的《美国文艺复兴:爱默生和惠特曼时代的艺术和表达》(AmericanRenaissance:ArtandExpressionintheAgeofEmersonandWhitman)中对福勒几乎不着一墨，避而不谈。直到20世纪90年代，批评界才对福勒真正产生兴趣，这位超验主义重要人物才重返美国19世纪文学正典的行列。⑤在对福勒的再认识中，她与爱默生的文学关系是个尤为重要的课题，这不仅因为福勒和爱默生交往密切，还因为他们的文学实践和主张体现了超验主义的思想蜕变和内在矛盾。本文将从福勒备受质疑的超验主义身份开始，考察以下几个问题:福勒作为超验主义者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她对爱默生的友谊观有何影响?她和爱默生的女性观有何不同?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对我们深入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至关重要。本文将分析《日冕》杂志的源起和文学主张，然后对爱默生的《友谊》、《女性》和福勒的《19世纪的女性》做互文式细读，以期揭示超验主义文学批评的内部关系，并揭示性别身份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超验主义和19世纪女性主义对话的得与失。

一、《日冕》和文学批评的功用

爱默生和福勒交往密切，他们对彼此生活、创作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一个多世纪以来，传记作者和批评家不厌其烦地考证爱默生和福勒交往的每一个细节，挖出了不少宝贵的资料。⑥但是仅停留在史料考据式的生平研究显然还不够。《玛格丽特•福勒研究前景》(ProspectsfortheStudyofMargaretFuller)一文即指出:“他们的关系中还有很多未被研究和未能定论之处。”⑦近年来，福勒/爱默生研究开始出现理论和文化转向。如《女性主义会谈:福勒、爱默生和阅读游戏》(FeministConversations:Fuller，Emerson，andthePlayofReading，1995)就是通过主体性(Subjectivity)和活动(Agency)的概念来解读福勒的翻译实践，探讨福勒和爱默生两人的通信、交谈和文学批评是如何对爱默生的女性主义倾向产生影响。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把二人从“门徒关系”定位为更为平等的“精神伙伴关系”。事实上，爱默生早期对福勒有着巨大的影响。自从1836年7月2日第一次见面以来，他们的交往持续了14年，直到1850年7月福勒因为海难去世。福勒曾这样评价爱默生:“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学到了心灵生活的意义”，因为爱默生让她懂得“心灵是属于自己的领地”。

《19世纪的女性》中的女权主义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脱胎于超验主义的“自助”和个人主义思想，譬如福勒书中这段著名的语句:“女人所需要的不是像女人一样行动或统治，而是自然而然的成长，充满智慧地去分辨是非，随心所欲地自在生活，上帝在亚当夏娃离开共同的伊甸园时就赋予了她无穷的力量，现在她只需展示出来。”⑨正是在爱默生的鼎力支持下，福勒掌管了《日冕》杂志，成为超验主义最重要的杂志的第一任主编。她的名字也一度成为“超验主义的同义词”。⑩《日冕》最初的定位并非文学性杂志，而是思想性杂志，是“一本关于精神哲学的杂志”。瑏瑡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一文中，爱默生充满激情地宣告，现在思想改革的春风已经吹到新英格兰了，但在文学领域，文学批评却走在了文学创作的前面。文学批评应该是具有诗意和创新的，因此《日冕》希望能传递一种“把人提升到更高层次的精神”，这个更高的层次即自然的高度。瑏瑢显然，在爱默生看来，文学批评是输入超验主义精神的工具。在同一期发表的《现代文学思考》(ThoughtsonModernLiterature)中，这样的超验主义诉求得到延续。相对于教化性(道德)文学，想象性文学注定只能是二流的，作者也不过是神圣自然规律的容器。文学批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关注文学作品中体现的自然启示，更是起到“督导”(oversee)文学本身的功用。因此，在爱默生看来，文学批评的功能在于运用超越文学的真理来阅读和评价那些转瞬即逝的作品;换言之，文学批评家应当像超验主义者那样，深谙“超越”书籍教化的智慧。瑏瑣爱默生还宣称，现代文学事实上也正在经历某种哲学转向，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从对客观事物的关注，转向对“主体”或心灵的关注。以此而论，文学批评的标准就应该是“主体性”(subjectiveness):好的文学应当把读者引向形而上的“自然”，而非作者或作品本身。现代诗歌的另一大哲学特质是“对无限性的感受”(theFeelingofInfinite)。为了诠释这一特质，爱默生以歌德为反例，认为歌德虽然博学勇敢，忠于事实，但缺乏“道德感受”，只“是现实的诗人，而非理想的诗人”。瑏瑤一言以蔽之，爱默生所赞许的诗人应当敢于挣脱日常生活的羁绊，引导读者回归到与自然的神圣关系中去。如果说《现代文学思考》还仅是在列举莎士比亚、华兹华斯、拜伦和雪莱这一批“现代作家”，那么其“姊妹篇”《艺术思考》(ThoughtonArt)则更为直接地输出了超验主义哲学观。瑏瑥爱默生开章明义地指出，统帅一切艺术的准则就是“宇宙之灵”(theUniversalSoul)，也就是超灵(Oversoul)的代名词。他说，为了造出“有用”或者“美丽”的作品，个人必须遵从创造一切的宇宙之灵的安排。瑏瑦因此，艺术家应该“去个人化”，不受党派、习俗、时代的羁绊。总之，爱默生反复强调的是伟大艺术作品应该把读者引入一种“宗教性”的心灵体验中去。为什么爱默生要急于给《日冕》贴上哲学和宗教的标签呢?在《日冕》创办之前，超验主义作为一种思潮还在不断定义和演进的过程中。所谓的“超验主义俱乐部”虽然定期集会讨论，但在很多人眼中不过是“一群志趣相投者的俱乐部”，成员中“没有哪两个人的想法是相同的”。瑏瑧随着影响的日益扩大，作为超验主义舵手的爱默生迫切地需要为之正名。事实上，早在创刊前就曾有读者去信询问《日冕》杂志的未来定位。爱默生在日记里记录道:“我不得不告诉那些年轻人这本杂志的意旨是文学，而非心理学或者宗教。但无论谁都可以从他们的问题和语气看出，波士顿、坎布里奇和周围地区的人们需要的正是一种宗教。”(JMNVII，341－42)可是福勒却不这样看。她认为《日冕》的目标与其说是“领导公共意见”，还不如说是“提供一个渠道以便于在我们当中萌发一些自由而宁静的思想”，以及“激发每个人对自身进行更为深邃而崇高的思考，让他们看到一些心灵是如何因为睿智的自我托付而葆有生机。”

显然，福勒看重的并不是超验主义所代表的宗教和哲学的革新，而是文化、文学层面上的觉醒，是要用“更高尚的观点”同美国新近出现的商业主义和肤浅庸俗的知识展开对决。瑏瑩爱默生和福勒对《日冕》的这种认识与定位差异，源于他们在超验主义运动中的不同诉求。福勒通过举办定期的“会谈”(Conversation)，期待实现的是她文学和艺术上的抱负，她所寻找的是一个能自由发表意见的论坛。瑐瑠就《日冕》这份刊物而言，福勒追求的就是公正地树立新的文学准则，实践高水准杂志的编辑原则。她曾说:“我选稿的标准是言之有物，即使我个人并不喜欢，因为我觉得一本杂志不仅仅需要符合一部分人的喜好”(FL，III，160－61)。这样的办刊想法在她为《日冕》写的第一篇文章《略论批评者》(AShortEssayonCritics)中体现得十分清楚。在福勒眼中，批评者不仅仅是诗人，他应该同时具备哲学家和观察家的特征。文学批评的用处并不是为作品“贴上标签”(stamp)，而是“过滤”(sift)出好的作品。也就是说，好的批评家不会告诉读者这本书是否值得一读，或者应该读出什么，而是“他自己在里面读到了什么”。

从文学批评出发，福勒思考着这份杂志的命运。她认为，臣服于党派之争的杂志只会逐渐失去影响力，读者需要的是有新意的思考，对生活诚恳的见解，因为“自然是圣灵的文学和艺术作品;而人类文学和艺术则是对它的批评”。瑐瑢可以看出，福勒在本质上是认同超验主义文学观的:文学创作是自然的投射，而自然又是圣灵的外化。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为传播超验主义思想而服务，这也是福勒作为超验主义者的主要标志。正因为此，她主编了《日冕》的前三卷，和爱默生一起将其打造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但同时，福勒又很明确地反对爱默生办杂志的“个人化”标准:“我希望我的品位和喜好比他们的更宽广，而不是更严苛。这是我们的差别之处。”瑐瑣1844年，福勒接受《纽约论坛报》(NewYorkTribune)的职位，离开了波士顿和《日冕》，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她和爱默生的这种内部分歧。瑐瑤归根结底，她始终更加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向往更为广阔的读者群。有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日冕》对福勒是件坏事”，瑐瑥因为编辑工作耗时耗力，还没有薪酬。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三年里，福勒的超验主义文学观得以确立和检验。她在《日冕》发表的《大诉讼:男人与男性;女人与女性》(TheGreatLawsuit:ManversusMen．WomanversusWomen)是《19世纪的女性》的雏形之作，她和爱默生的合作深刻影响着她对社会和个人关系(包括友谊和婚姻)的认识。这也是本文下一节将讨论的话题。

一、美育思辨

“美育”一词最早是由德国美学家席勒在其《美育书简》中提出和使用的。他认为美育是通过人们对美的形象的观照,培养对美的情感,纯洁人的心灵,以达到人的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美育在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话题,近代可追溯到王国维、蔡元培著作中的阐述。在理论界和教育实践中,很长时间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种视美育为智育、德育等教育形态的辅助手段或途径的观点。多数人简单地理解为在课表上开设一两节音乐课和美术课就是美育。近几年来,应试教育这根无形的指挥棒又把千军万马引向升学的独木桥,于是,美育在许多的学校已形同虚设,甚至被忘得一干二净,原因是考试一般不涉及美育的内容。因此,重新审视美育,界定其内涵,恰当地认识其特质和功能,确立现代美育观念,并以此为基础指导美育实践是相当必要的。首先,美育具有情感净化功能。美育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情感教育。通过美育实践,不但可以丰富人们的情感,同时,还可以帮助人们培养和发展积极、健康的情感,抑制和克服消极、邪恶的情感,使人的思想纯洁化、高尚化,从而进一步完善人格。具体地说,它是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和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的教育。它要求受教育者通过对艺术美、自然美和社会美的充分感受,懂得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激发他们的美感,陶冶他们的情操,提高他们的生活情趣,使他们变得高尚、积极,在思想上全面地健康地成长。

早在二千多年前,我国的大教育家孔子认为“乐(yue)”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他在《论语·泰伯》中说人的品性“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荀子也同样强调美的教育,他在《荀子·乐论》中说:“乐(yue)者,圣人之所乐(le)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yue)而民和睦。”近代史上,著名教育家王国维、蔡元培都曾大力提倡美育。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指出:“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段。

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蔡元培也指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1]他还提出了学校要“体、智、德、美”四育并行的教育宗旨,对近现代的学校教育有很大的影响。

其次,美育是一种能力教育。学校美育虽然不是一种知识教育,但是它在培养学生对美的认识感受能力、表现和创造能力,以及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古今中外的许多教育家、思想家、美学家的言行都充分证明了。古罗马的贺拉斯提出著名的“寓教于乐”的原则,实际就是美育与道德教育统一的思想。蔡元培在1912年担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就把美育规定为教育的重要内容。1917年,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他又响亮地提出了“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张,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近几年来,许多有识之士对重知识而轻能力的教育观的否定,对我们该如何对待美育以极大的启示。特别是如今坚定地把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更证明了学校美育不仅仅只是一两节美术课、音乐课,也不是个别学科的简单渗透所能替代的,而应该作为一门与德、智、体、劳既有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重要课程。因此,加强学校美育势在必行。

二、德育及当今学校德育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