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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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货币供给问题,有三种观点:一是,货币内生性,即货币供给是经济内生的,其供给数量由经济运行情况决定的;二是,货币外生性,即货币供给不依据经济运行状况,而由一国货币发行当局决定发行数量;三是,货币混合论,即货币供给不完全由经济内生,也不完全由货币发行当局决定,而是两者的综合。对货币供给研究,国际上比较著名的学说是货币学派的“单一货币规则”,主要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该理论核心是货币供给增长率等于经济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国内有一些学者对货币供给也给出了不同答案,但都缺乏实证验证;但也有一些实证研究,利用VEC模型和VAR模型进行分析研究,但都不太系统,如冯玉明、袁红春、俞自由在《中国货币供给内生性或外生性问题的实证》一文中指出我国货币具有较强的内生性,但其在分析方法上比较简单;李晓华、侯传波、陈学彬在《我国货币内生性问题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利用VAR模型对货币供给进行分析,但其在选择变量方面只是用财政预算支出,出口额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三变量来分析广义货币M2,并且在分析时也过于简单。因此,本文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来实证分析我国货币供给问题,在选择模型变量方面和深入分析方面也有很大的突破。

2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经济学中,影响一国货币供给有很多因素,如一国经济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一国货币汇率体制,货币供给预期,国际金融市场对本国货币供给的影响,严重自然灾害或者是重大突发性事件如地震等等因素。如果把影响一国货币供给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把一国货币供给作为被解释变量,就可以建立一个关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函数。以广义货币增长率M2表示我国货币供给,GDP,CPI,PPI,HUILV表示影响我国货币供给的经济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我国汇率变动率等各种因素,则我国货币供给函数可以表示为:M2=f(GDP,CPI,PPI,HUILV⋯),具体分析如下。

2.1数据平稳性检验

广义货币M2供给增长率,GDP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汇率变动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在1990-1998年数据线性趋势起伏不定,数据明显不平稳,须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广义货币M2供给增长率,GDP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汇率变动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是不平稳的;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得到ΔM2,ΔGDP,ΔCPI,ΔHUILV,ΔPPI再对其进行单位根ADF检验,其ADF检验统计量均小于显著性水平5%的临界值,拒绝原假设,表明至少可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差分序列ΔM2,ΔGDP,ΔCPI,ΔHUILV,ΔPPI均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时间序列。因此,广义货币M2供给增长率,GDP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汇率变动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这5个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均为一阶单整I(1)过程。

本文作者：李明华

根据《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一规定意味着诚实信用是我国民事活动的一项基本准则。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是否就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呢?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其功能和效力应覆盖民法的全部规范和民法实施的全部过程。诚实信用原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诚实信用原则仅仅适用于债法领域。只有广义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和效力才覆盖了民法的全部规范和民法实施的全部过程,应将其作为司法原则,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我认为,广义诚实信用原则应是我国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不仅是守法原则,而且是司法原则,并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本文拟就上述观点谈一点看法。

一如何理解广义诚实信用原则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起源与发展

诚实信用原则最早是作为商业道德存在的,它是市场交易者对秩序要求的升华和体现,在法律问世时逐渐被法律吸收。它作为一项法律规范出现,最早见于罗马法。罗马法中有一种合同叫诚实信用合同,它要求:(1)当事人必须本着善意;(2)当事人必须覆行合同的义务,既包括合同中明文规定的义务,也包括合同中虽未明文规定,但按交易习‘质当事人应当承担的义务—善意义务;(3)当这种合同发生纠纷时,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在罗马法中,诚实信用既是守法原则,也是执法原则(或称为司法原则)。1804年(法国民法典)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也作了类似规定。这两部法典中,诚实信用原则仅存在于债权法中,法官不再拥有自由裁量权,它只是守法原则。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二条规定:“任何人必须诚实信用履行义务。”(日本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也作了同样规定。此时,诚实信用已突破了债法领域而适用于民法的全部规范和民法实施的全部过程。在20世纪后法国、德国也通过司法实践扩展了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和效力。

(二)如何理解广义诚实信用原则

[摘要]本文首先根据国内国外的情况提出丁广义保险的概念，并说明了国内外广义保险占用资金的情况．为了验证广义保险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状况，笔者设计了广义保险与净资产的比率将概念指标化，同时使用阳作为衡量企业风险的指标，又加入了肾产负债比和资产销售额出来代表财务和经营风险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证明了广义保险对企业风险具有比较独立的显著负相关性。在分析实证结果的过程中笔者使用了契约经济学中的努力函数、契约刚性以及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分析理论。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笔者提出：广义保险可视为一项投资单独进行管理，从而可能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

[关键词]广义保险；努力函数；契约刚性；企业风险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企业所处环境的越来越健全，政策以及市场要求的不断提高，企业承担的必须保险以及与企业被雇佣者的健康和安全相关的管理支出逐渐成为企业一项必需的资金项目。围绕着被雇佣者的风险管理投入已经逐渐、甚至已经成为企业的一项必要支出，企业本身的生产经营也就要求做出相应的风险管理支出。在财务中，因为其数额比较小，所以一般是将上述的支出作为费用或者作为成本融合进其他项目进行管理和分析，但在国外已经发展到占用巨大资金的地步，例如在美国已经占了公司成本平均的40％，甚至有的公司达到60％，而这些费用总计占用了代表性公司大约26％的现金流。这导致很多美国企业，将如何把这些风险管理项目产生的经营成本进行转移作为一个热点问题来研究。我国目前正在寻求的发展模式逐渐人性化，这也说明各类必须保险将进入公司，与企业被雇佣者的健康和安全有关的风险管理也将逐渐得到重视，公司必须把这些开支作为资金管理的一个重要项目，它关系到公司的安全以至价值的变动。

在这里，笔者定义了一个名词：广义保险，即企业在生产经营风险管理过程中所购买的保险，以及与被雇佣者健康和安全相关的风险管理所支出的资金。笔者的观点就是要寻求广义保险的变动会影响公司的风险值，从而使保险支出成为一项专门的投资项目进行管理，进而影响公司价值的变动。

二、研究现状及观点综述

一、广义的逻辑与狭义的逻辑

什么是逻辑？要清楚明确地回答这一问题，要将各种各样冠以“逻辑”的学科都统一在一个明确清晰的“逻辑”的定义之下，这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不妨先对逻辑发展史作一简单考察。

在西方，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集其前人研究之大成，写成了逻辑巨著《工具论》（由亚氏的六部著作编排而成：《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辨谬篇》）。虽然在亚氏的著作中他并没有明确地使用“逻辑”这一名称，也没有明确地以“逻辑”这一术语命名其学说，但是，历史事实是，亚氏使形式逻辑从哲学、认识论中分化出来，形成了一门以推理为中心，特别是以三段论为中心的独立的科学。因此，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

亚氏之后，亚里士多德学派即逍遥学派和斯多葛学派都以不同形式发展了亚氏的形式逻辑理论——逍遥学派的德奥弗拉斯特和欧德慕给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推理形式增补了一些新的形式与内容，提出了命题逻辑问题，斯多葛学派克里西普斯等人则构造了一个与亚里士多德词项逻辑不同的命题逻辑理论。

弗兰西斯·培根是英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是近代归纳逻辑的创始人，他在总结前人归纳法的基础上，在批判了经院逻辑和亚里士多德逻辑之后，以其古典归纳逻辑名著《新工具》为标志，奠定了归纳逻辑的基础。

进入21世纪，经济形态、社会形态和生活形态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引爆并延续至今的经济危机，引发了经济学界对新经济的重新定位、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反思。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发展并逐步壮大起来的，林左鸣教授的《看不见的心》《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等著作作为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发展的里程碑，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随着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学术阵地的不断发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主设立了“广义虚拟经济研究及管理”二级学科博士点报教育部备案；《广义虚拟经济研究》专业杂志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学术机构学者积极投身到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研究中来，并引向不同的应用领域，广义虚拟经济学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农业已经进入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以农业科技进步为牵引的快速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并将继续引领我国农业向前发展。然而仅仅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农业发展在现阶段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求，必须同时探索农业发展的模式创新、体制创新和理念创新。科技进步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引发农业发展模式、发展体制、发展理念等方面的新需求，现实当中也得到各种鲜活案例的印证。对于农业发展的新模式、新体制、新理念的探索，除了总结经验，向最新发展的理论寻求启发无疑是一条明智之举、便捷之路。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是对现时代、新经济、旧理论、多行业进行总结发展起来的新理论，对现代农业发展具有指导和启发意义[1-2]。

1广义虚拟经济理论

广义虚拟经济的提出是相对于狭义虚拟经济、传统实体经济而言的。狭义虚拟经济一般泛指由金融活动构成的虚拟经济，而传统实体经济是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生理需求和使用功能要求）。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现象可视为纯粹虚拟经济。广义虚拟经济定义为：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包含了实体经济、纯粹虚拟经济和狭义虚拟经济等。2010年，林左鸣教授将广义虚拟经济由实物价值与虚拟价值相互渗透生成的这种特性称之为经济上的容介态。生活价值论是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也是其理论基础。人类活动的本质是具有社会性，人类活动不是肉体的（生理的）更是基于精神的（心理的）活动。马克思总结人类活动的最一般图式时称之为“人类生活的对象化”，与现在的说法“以人为本”异曲同工。劳动对象化是马克思对人类活动图式“劳动和生产商品的人类活动”的内涵进行的精辟概括，而今天的商品是在使用价值的基础上叠加了诸如品牌等的信息内容，产生了虚拟价值为主导的市场价值，因而对人类活动图式的经济学概括就从劳动对象化进化到了生活对象化。以上是生活价值论的基本内涵。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产生于对当前经济社会生活本质的思考，有其广阔而雄厚的时代背景、哲学基础和实践基础。因此，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在实现和检验其指导意义、回归到生活当中去时注定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林左鸣教授选取“微观层面的产业实践”和“宏观层面的产业实践”作为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应用领域进行解析，涉及当前经济生活的核心内容：金融产业、“三农”问题、房地产、教育与卫生等民生问题，文化、旅游产业，商业模式、品牌价值、人力资本等企业管理。

2广义虚拟经济三要素

“心理、信息、生活”贯穿于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当中，各自都有着丰富的内涵并相互容介，构成了广义虚拟经济的核心三要素。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当中的“心理”主要是指人的心理需求，是相对于人的生理需求（物质需求）而言的。易于外在化为生活的心理（需求）称之为显性心理，不易于外在化为生活的心理（需求）称之为隐性心理。在物质匮乏年代，人们主要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物质需求）。生理需求是有限的，相对于无限的心理需求，生理需求可以看作是心理需求的某种特殊形式或者转化。随着物质世界的不断丰富发展，显性心理的比重越来越大，也就是心理世界外化为生活的障碍越来越小，可以简单理解为心理外化的物质技术难度降低了，生活世界的多样和开放缩小了隐性心理世界的疆域。心理还与心灵、精神等相连相通。人的心理（又有正向与负向，积极与消极等的分类）研究是一个复杂而广阔的领域，从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看，心理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本源、资源，现时代是心理需求外显化的广义虚拟经济时代。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发展得益于信息理论和信息哲学。在宇称不守恒的启发下假想：宇宙是由物质态和信息态构成的，进一步由物质态衍射到社会活动中的是载体信息，信息态衍射到社会活动中的是主体信息。人们的心理就是主体信息。因此，基于心理需求的广义虚拟经济是信息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衍射。经济活动中的信心是人们心理集合反映出来的存真度更高的主体信息。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财富的产生、栖身之所、增值贬值都与信心密切相关。“人气”是广义虚拟经济的重要资源，人气、文化、信息、财富前所未有地统一到基于生活广泛对象化的广义虚拟经济门下。人气是人们生活趋向的体现，固化下来的人气凝聚结晶为文化，人气、文化的介质内涵是信息，是信息的符号化表现。人气、文化、信息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创富案例比比皆是，并呈相互交错、凝聚、裂变式发展，但其共同源泉就是人类生活的对象化、无限的心理时空。信息技术、信息资源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是广义虚拟经济不可或缺的内容。“生活”在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当中，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具体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是不同人的差异化生活，共同构成了生活资源；对象化的生活是抽象的，是生活资源凝结为价值“生活”。“生活”是主观的，生活的目标是追求幸福；“生活”也是客观的，生活本身覆盖了财富创造的全部过程。广义虚拟经济是人本经济，是以生活价值论为基础的经济。广义虚拟经济三要素（心理、信息、生活）之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统一于生活价值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与广义民法物

1．边沁功利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边沁从研究人的本性出发，认为影响人性的两个基本要素是“快乐与痛苦”。他认为，人类的共性就是趋利避害———追求快乐或减少痛苦的“功利计算”，因此作为国家应该回应“人类这一本性”，并按照这一本性来确定制度。如果一项制度能有效地给人们带来快乐或者能减少痛苦，那么国家就应该支持这个制度，否则就不应该支持或者应该废除这项制度。边沁认为，“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凡我们所言、所行、所思，无不由其支配……功利原理承认这一被支配地位，把它当做旨在依靠理性和法律之手建造福乐大厦的制度基础。它(功利主义)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小利益相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同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15］57－58边沁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对民法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民法应当有四项目的，即生存、富裕、安全、平等［16］329。他的功利主义财产观，认为财产及财产权本身应该是一种可以带来快乐或者减少痛苦的制度。此种观点，虽然因为其基础理论的宽泛和模糊，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但与后来很多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有相似的地方。比如，巴泽尔认为，如果界定产权的成本过高(比如带来的快乐不如痛苦多)，不如不设立产权。边沁还有一个观点，即将“财产”、“权利”认定为“人为之物”［17］349，并认为私有财产权能为人们提供快乐和保障。这是与其经验主义思维模式相吻合的，他极力反对布莱克斯通等人的自然法思想，认为他们的研究严重脱离实践，陷入概念之中不能自拔。2．边沁功利主义理论对解读广义民法物的贡献边沁的功利主义财产理论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为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奠定了哲学和理论基础。与自然法的财产权理论相比，更加务实，更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其理论具有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特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效用”，解释了民法上物的本质特征，即能满足人类的需求。其“快乐与痛苦”(快乐经济学)的计算方法，虽然比较粗糙，甚至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为后来的产权理论指明了方向，即产权的本质应该是能让社会带来正效益。进一步推论，凡是能够让社会产生正效益的财产权制度安排都应该得到国家的支持，虽然边沁的财产(民法上的物)概念是“土地、房屋、工具等有形的财产”［9］282，但是他的理论对无体物也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科斯的理论与广义民法物

1．科斯理论的主要内容科斯的理论主要通过其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1959年发表的《联邦通信委员会》和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三篇文章逐步提出的。其核心思想有交易费用理论、外部性理论和谈判理论。(1)交易费用理论。科斯是首个发现交易本身存在费用的经济学家。他在《企业的性质》中，对传统的价格理论提出了质疑。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认为，价格作为资源配置的信号，可以自动地调节市场以至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科斯提出了疑问，即如果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可以完全有效地协调配置资源，那么为什么还需要有企业或者厂商存在?通过分析，他v发现市场交易本身存在费用(成本)，而企业和厂商正是有效减少交易费用(成本)的工具。后来，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中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他发现，为了保证市场交易的顺利进行，有必要付出交易费用，主要包括确定交易价格的费用(包括获取市场交易信息、寻找缔约对象等所付出的费用)、谈判与签约费用以及监督契约履行的费用。也就是说，在交易成功之前，需要做很多“前期工作”，而且交易费用的高低与交易的成功率成反比。交易费用理论为“民法上的物”的确立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即将某“物”转变(确立)为“民法上的物”就是为了克服其配置过程中较大的交易成本，也为纠纷的市场化解决提供制度前提。(2)外部性理论。外部性(Externality)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对他人产生了不利或者有利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不能通过市场得到克服或者补偿，从而导致了市场失灵的特性。有利的影响称之为“正外部性”，如公园旁边的住户因为公园环境的改善而免费享受了美景;不利的影响称之为“负外部性”，如邻居家养狗，狗的叫声导致的噪音。狗的主人并没有承担噪音的全部成本，也没有采取防止自家狗叫声外传的措施。产权规则是外部性私人解决方法之一，此外还有道德规范、社会约束、慈善行为等几种私人解决方法，各种私人解决方法中，产权规则是最有效、最常用的解决方法。但是，私人解决方法并非总能有效，在科斯看来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交易费用”问题，有时候交易费用过高，市场各方都不愿或者没有能力承担这个成本。这个时候，解决外部性问题，必须要依靠公共政策。此种解决方法主要包括政府管制和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调节。所谓管制，就是指政府“通过规定或者禁止某些行为来解决外部性问题。”［18］208例如，政府规定严重污染行为是犯罪。但是，政府要制定出良好的管制政策，必须对所有有关信息都详细掌握，但这往往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以管制的方法控制外部性问题的效果也是有限的。所谓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调控，比较典型的有矫正性税收与补贴。这种方法最早由经济学家阿瑟•庇古提出，因此也被称为庇古税(Pigoviantaxes)。相对于管制，庇古税在解决外部性问题方面有社会成本低的优点，但也有不少缺点。科斯认为这种方法并不理想，因为它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所预期的，甚至也不是令人们满意的［19］3。也就是说，庇古税扭曲了激励，真正受损害的人得不到合适的补偿。还有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调控方法是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这种方法与科斯的产权规则有相似之处，让那些能以低成本减少污染的企业转让他们的多余污染权许可证，而那些只能以高成本减少污染的企业则必须购买到他们所需要的污染权许可证。这种方法的实质就是在“污染权利”这个“无体物”上配置私有产权，然后将其置于市场自由交易，“不论最初的配置怎样，最后的配置都会是有效率的。”［18］216通过对外部性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负外部性作为一种市场摩擦力会始终存在，在解决负外部性问题的诸多方法中，产权规则相对较为有效。(3)谈判理论。谈判理论是博弈论的一种形式，是指博弈参与人为了共同存在而又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一个各方均能接受的意见，使得各方均受益。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多次提到“讨价还价”，以此代替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谈判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假设“在外部性制造者和受外部性影响的人们之间谈判没有任何障碍的话，从理论上讲，各方就能在恰当的时候达成一个双赢或者多赢的协议。”［20］27但是这个假设的理想结构在一些时候往往不能保证，原因是有信息不对称、当事人之间的距离较远、当事人数量较多、对外部性影响缺乏了解等情况存在。谈判很多时候是自愿地在交流与合作中达成共识，这种共识往往比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法律或者其他规则更有效，交易成本更低。在特定的条件下(比如科斯提到的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私人谈判“将规定什么是财产，谁拥有财产权，所有者可以如何处置财产以及谁可以干涉所有者财产的问题。”［21］73但是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条件下，谈判不能对产权进行配置，但是可以在产权已经配置清晰的基础上达成“合作博弈”。2．科斯理论对解读广义民法物的贡献科斯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运用相互性和博弈论的思维方法考察了产权构造的效率，解释了外部性产生的原因，为确定与时俱进的多元化财产制度奠定经济学基础。科斯对财产法的具体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解释了什么能成为“民法上的物”。交易费用的存在，是对“物”界定权利的基本原因。同时，并非所有的“物”都能在其上确立产权，有些物因为交易费用低没有必要界定，因为界定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同时，有些物因为交易费用过高是无法界定产权的。如有些物(闪电)因为特殊的自然属性，人类至今仍然没有有效的方法予以控制，无法从法律上确定其归属;空气污染，虽然可以设立排污权交易制度，但是对其精确测定污染程度与范围，仍然有难度，因此对于空气的权利无法界定。但这不是说就不能采取方法予以控制，可以通过政府管制等非市场的方法予以防控。知识产权等无体物，因为不存在有形的物理状态，不能如土地等物一样规定四周高低，对其进行权利界定，但是可以通过立法确定“商标权”、“专利权”、“植物新品种”和“著作权”等，从而从法律上划定一个权利范围，消除其外部性。二是解释了将权利配置给谁更有效率。科斯定理指出，产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很好的促进交易。但是，将产权配置给谁更有效率这个问题上，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应该将产权配置给评价最高的一方。因为将产权初始配置给了评价最高的一方，就不需要再通过交易来二次配置资源，从而节省了交易费用。三是指出了产权规则在解决纠纷时具有更优的效率，更进一步解释了对“物”权利的界定异常重要性。四是说明了产权的界定过程本身是物的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对于有体物，法律直接确定其归属，使得权利人在其上产生了排外性的支配权，权利外观一目了然，不太会有争议存在，可以起到“定纷止争”和“有恒产者有恒心”的作用;至于“知识产权”等无体物，因为法律上权利的界定，确定了权利边界，就像在其四周围上了栅栏。不管是有体物，还是无体物，通过确立权利边界，就赋予了权利人一定的独占空间。五是间接地说明了财产权是一个动态的体系，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巴泽尔的产权理论与广义民法物

1．巴泽尔产权理论的主要内容(1)产权的概念。早期的经济学并不存在“产权”(property)概念，从亚当•斯密到近代古典经济学家，都强调“所有权”，直到近现代新制度经济学诞生后，才赋予“产权”一词特定的经济含义，并成为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重要分析工具。与登姆塞茨、阿尔钦、张五常等经济学家相比，巴泽尔对产权下了一个相对简单的定义，即“个人对资产的产权由消费这些资产，并从这些资产中取得收入与让渡这些资产的权力或者权利构成。”［22］2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经济学上的“产权”不同于法学上“财产权”的两层意思:一是产权体现一种客观经济关系，不一定必然存在法律关系。如初民社会，不存在法权意义上的财产权，但存在产权事实关系;二是财产权是一种法权，是产权上升为国家意志之后形成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没有产权作为基础，就不会存在法权意义上的财产权。因此，经济学上的产权概念是法学上财产权概念的基础。一般来说，法学上的财产权会增强经济学上的产权［22］2，能为经济学上的产权提供保障。(2)产权的特性。在巴泽尔看来，产权有两大特性:其一是产权的相对性。“产权不是绝对的，而是可以通过个人的行动改变的”［22］3，因为界定、转让、获取和保护产权均需要成本，往往因为这些成本过高而自动放弃一部分权利束(产权是一个权利束)，另外还有“外来的干预(或侵害)”［13］67。正因为如此，以往的产权文献，都是假定产权要么得到了明确界定，要么出于理性却忽略了产权，这些思想都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人们对产权的界定处在只能部分界定的中间状态，因此也不存在对“物”的绝对支配权。其二是产权的渐进性。巴泽尔认为，只要交易成本不为零，产权就不能完全得到界定。一些资产(物)的属性，未来和现在的所有者都不能完全掌握或者因为交易费用太高而不愿去掌握，因此对物的属性界定不完全，理性地将这些资源(物)的权利保留在“公共领域”，留到以后再作处理。以后，如果随着“物”中新价值被发现，并且所花费界定产权的收益大于其成本的时候，人们又会对“物”上的权利作进一步的界定。由此可见，物上权利的边界，是取决于界定权利的成本与收益分析的。换句话说，“当人们相信界定产权的收益，将超过界定产权的成本的时候，他们就会运用权力，将此物纳入民法物的范围，相反，当拥有产权的收益并小于界定产权的成本时，他们就不会去运用权力，就会选择将该物置于‘公共领域’。”［22］89巴泽尔对产权两大特性的发现，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物在历史上被置于“公共领域”，不界定为民法上的物，而在历史的演进中又逐渐进入“民法上的物”的范围。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欧洲人到达拉布拉多之前，海狸皮的价值很低，海狸聚集的海域被视为共同财产，但当海狸皮进入欧洲市场以后，其价格迅猛上升，因而海狸聚集地也很快转变为私有财产。原因就在于交易成本的变化和物中新价值的发现。进一步，我们也可以解释“民法上的物”保持一种开放性姿态的必要性，因为物的属性是不断地被发掘出来的。2．巴泽尔产权理论对解读广义民法物的贡献巴泽尔的产权学说，是对科斯理论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为新制度经济学和财产权理论提供思想保障和分析工具。此学说立足于经验和实证分析，让人清晰地看到了产权的本质，澄清了财产权(产权)法定的错误观念，为构建开放多元化的财产权体系找到了理论支撑。同时提供了界定何为“民法上物”的基本标准，也就是关键要看将其纳入“民法上的物”范畴的交易成本的高低，如果交易费用过高，就应该置于“公法上的物”的范围，但是当经济社会发展，界定权利的交易成本降低时又应该将其纳入“民法上的物”范畴。所以我们看到“民法上的物”概念外延是动态的，是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迁的。巴泽尔的产权学说为“广义民法物”概念提供了分析工具。一些资产(物)的属性，未来和现在的所有者都不能完全掌握，或者因为交易费用太高，或者因为技术条件的限制不愿或不能去掌握，因此对物的属性界定不完全，理性地将这些资源(物)的权利保留在“公共领域”，留到以后再作处理。随着“物”中新的价值被发现，或者随技术条件的改善，界定产权的受益大于其成本，物本身或者其上的一些新价值又会进入“民法上的物”的范围。因此，民法上的物是历史形成的，是一个渐进的范畴，不仅包括传统的有体物，还包含有诸多资产属性集合的“无体物”，以及未来随时可能出现的“新型物”。

[论文关键词]广义发展经济学：理论构建；发展与改革

[论文摘要]广义发经济学是现展经济学的宏观拓展，它扩充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它扩大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仅研究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将整个人类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广义发展论的核心是“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它描述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三个因素是如何内生作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

1广义发展论的定义及其涵义

广义发展论是运用多学科分析方法，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是相对于仅以发展中国家和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狭义发展经济学而言的。广义发展论及其核心理论模型“文化一制度—政策模式”是第四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综合发展理论框架的雏形。

一般来说，人们将所有国家按照发展程度区分为发达和不发达国家、较发达和欠发达国家，考虑到持续变化的过程，将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称为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和发达国家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经济学一贯只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其研究对象不同，广义发展论的研究范围包括不同发展程度的所有国家。之所以这样界定广义发展论的研究范围主要有两个原因：

(1)发展不只是工业化，不单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发达国家也还有继续发展的问题。具体来说，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增长和发展的双重任务(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面临启动、增长和发展的三重任务)，而发达国家在实现了经济增长后，除了要解决经济增长中遗留的社会问题，还直接面临着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所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发达与不发达只是相对而言，发展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永恒的主题。

本文主要是对我的前两文[1]与[2]的进一步说明。需要读者结合我的前两文来读此文。由于[1]文中用引力一词，需用[2]文与此文重新理解之。本文的例题可以增强对我观点的理解，同时也体现了由于其进化性而带来的在习题解法上的取代性、新颖性、思路明晰性及简捷性。我的观点核心是"广义惯性与整体天体"，对这两个方面的理解的最大障碍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牛顿力学的思维方式。只知道用所学到的"知识"去思考世界，而不反省作为思维的基本要素--概念及各种概念、命题、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内在合理性问题，这是科学理论研究之大忌。如果现有的概念、命题与观念不能表达新的内容，就需要改变它们，或重新建立。

一、惯性力学

严格说来：牛顿第三定律(互为作用力定律)应该是力学"体系"定律，是在各种作用方式力以及各种属性力之间建立关系的定律；去掉牛顿第三定律后的广义力学核心四定律（见[2]文），应该称为"惯性力学"核心三定律（以下简称"惯三律"）。"广义"是相对牛顿力学及牛顿惯性而言的。之所以还保留"广义惯性"一词，也是因为只有惯三律被大多数人接受后，才会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再改变为"惯性"一词。牛顿第一第二定律（以下简称牛二律）是惯三律的物体外部空间在ρ均匀空间情况下的定律，是其推论，不再是惯性力学的核心公设性质的命题。

（一）广义惯性使牛顿力学进化

爱因斯坦独具慧眼，从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及自由落体运动与质量因素无关的经验事实，总结出了等效原理，且明确与准确地说：物体的同一性质按照不同的处境或表现为"惯性"，或表现为"重性"（[3]第55页）。这个同一性就是广义惯性，这个处境就是空间。牛顿第二定律实质是其第一定律涵义的数学表达式。所以，广义惯性的发现，其革命意义是指动摇了牛顿第一定律的核心地位。广义惯性包含了牛顿惯性，所以，又是其进化。同时，也说明了需要建立一个取代牛二律的进化性质的核心命题系统的新力学理论。广义惯性又引出了两种空间及其区别的新问题。这个新问题困扰了爱因斯坦的一生，走了一大圈"弯"路后，在他晚年时，才看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曙光--物体具有空间的广延性（[3]第十五版说明），由此"广延性"再往前走一步，就是[2]文说的ρ空间及其区别的标志是其梯度值的有否。这说明还需要一个新的涉及空间的基本概念及与其相对应的原来等效原理所没有涉及到的新的经验事实：物体质量部分的压强梯度现象（注：在固态的具体物体内部，此"压强梯度"表现为"胁强"），也就是爱因斯坦的物体的空间广延性的具体体现。同时也引出了物体的非刚性及其具有内部空间结构的抽象性质（[4]第六章）。于是，"万事俱备"，只欠建立一个新的核心命题系统了。可以说，惯三律就是这个系统。广义惯性是由于把"重性"也归于同牛顿惯性一样的物体属性，所以，其革命意义也主要体现在"重力"方面。"引力"是对重力本质的错误认识。广义惯性与场概念把原来引力中的两个平权的物体分离开来：一个是仅表现广义惯性的一般（非整体）物体；另一个是具有产生重力场的特殊性的中心物体。一般物体与中心物体之间已经没有"力"的关系了。但通过重力场（原来引力场与自转惯性离心力合成的重力场涵义需要改变）有"能"的关系（见此文的"ρ空间与能"一节）。到此为止，广义惯性已经完成了其逻辑任务，即取消了引力及导出了中心物体的特殊性（当然也具有广义惯性的一般性）。这个特殊性的中心物体就是整体天体。于是，广义惯性与整体天体就构成了理论的内部逻辑性（也就是"自圆其说"）。广义惯性取消了惯性质量与引力质量的区别。当然，更没有质量的第三个属性--产生引力场。说重力场是特殊的ρ空间，也有其对应的经验事实，即具有重力场的质量部分的天体，一般都具有密度及压强（也有温度及磁场因素）与中心距离近似反比分布（中聚度）的现象。同时，其现象也表明了这个天体（中心物体）的特殊性。中聚度现象已经是整体性的一种体现。

（二）再看牛顿力学

假如这里脱离了任何天体的引力，飞船在靠惯性飞行。那么飞船里的人和一切物体都处于‘失重’状态，可以飘在空中，从手里松开的任何东西也不会往下落。如果飞船又开动了火箭，以一定的加速度向前飞行，那么飞船里的人又感到有了‘重量’，原来在空中漂浮的东西又纷纷加速下落。如果飞船的加速度等于g=9.8米/秒2，那么这些现象就跟飞船停在地面时发生的一样。假定飞船里的乘客完cuan听不到飞船的火箭工作的声音，他又看不到飞船外的任何物体，他就无法区分飞船是静止在地面或是在没有任何引力的空间做加速飞行。

以上说的现象，其实也是物体受力在做加速运动的现象与物体处于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受到惯性力的现象（或者说参照系受到力看到不受力的物体做加速运动的现象）。

两种现象是等效的。我们无法确定物体是受力在做加速运动或受到惯性力加速运动（或者说参照系受到力看到物体做加速运动）.我们无法用物体的加速运动（实验）现象确定参照系的运动状态。（因为这种现象在加速系中与在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系中是一样的。在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系中是物体受到力；在加速系中是物体受到惯性力）我认为其他实验是一样的。

我们不能用实验证明一个物体是做加速运动或是物体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我们无法确定一个物体是在做变速运动或是在做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广义相对性原理）

我们无法区分物体是在惯性系中受到了力，还是在非惯性系中受到惯性力，因为加速现象在非惯性系中与惯性系中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无法区分物体是在惯性系中或非惯性系中。在参照系里，物体不受外力时，物体具有保持原来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的性质。例如：

根据等效原理，引力场可以用非惯性来消除，例如在引力场中自由降落的参考系中就消除了引力，在这个自由落体系中，惯性定律很好地成立，一个不受外力作用的物体将保持其原有运动状态，这一参考系实在是很好的惯性系。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主成分分析评价方法；供应商信用等级评价指标选取；应用实例；结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已演变为相关组织组成的团队之间的竞争、主成分分析也称主分量分析、主成分分析法是多属性决策的一种方法、在保持样本主要信息量的前提下,提取少量有代表性的主要指标、反映变量变化情况的能力是很差的、构建供应商信用等级评价指标体系、反映企业总资产来源于债权人提供的资金的比重以及企业资产对债权人权益的保障程度、反映企业在同行业中所处的地位、将原始指标数据标准化,标准化矩阵的协方差矩阵就是相关矩阵、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8家供应商的信用进行评价等，具体请详见。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已演变为相关组织组成的团队之间的竞争。科学选择和评价合作伙伴是建立战略联盟的关键,而信用是企业选择合作供应商并进而建立战略联盟的重要条件之一[1]。目前研究企业信用主要集中在借贷关系方面,而战略联盟强调企业间保持长期稳定关系,评价其信用就不能仅局限于狭义信用方面,对供应商企业的广义信用评价就显得更为重要。相关研究表明,建立“双赢”SCM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选择敏捷的、有竞争力的和相容的供应商[2][3],而对供应商信用等级进行正确评价又是实现优化选择供应商合作伙伴的关键,同时也对提升整个SC的竞争力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如何构建供应商的信用分析指标和分析方法就显得很有意义。

一、主成分分析评价方法

主成分分析也称主分量分析,主要思路是将分散在一组变量上的信息集中到几个综合指标主成分上,所得的综合指标是原来变量的线性组合,以便于利用主成分描述数据集内部结构。它是通过降维方法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即主成分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即用研究0维的1空间代替2维的3空间,而且低维的1空间代替高维3空间时所损失的信息很少,即代替后的数据仍然高度具备原数据的特性。

主成分分析法是多属性决策的一种方法,是一种多元统计方法,这种方法的独到之处在于能够消除指标样本之间的相关关系,在保持样本主要信息量的前提下,提取少量有代表性的主要指标,在分析过程中得到主要指标的合理权重,用主成分作为决策分析的综合性指标[4]。

设有p个指标x1,x2,…,xp反映观察对象的各个特性,每个指标对应一个样本值,这p个指标构成了一个p维的向量,若观察了n个对象,就有n个p维向量,用矩阵X表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