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范文10篇

关键词：光绪皇帝开明自由传播观影响评价

[摘要]：光绪的开明自由传播观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准许报刊自由出版和报道；二允许士民上书言事。光绪的开明自由传播观念和政策，在现实中积极推动了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的兴起，在历史上为中国言论自由思想的发展增添了独特的内涵。

Abstract:AsapartofthesystemofGuangXu’sreformingthought,Heregardedthepressasanimportanttooltorealizenationalrichandstrong.Headvocatedandimplementedasetofpolicyofthefreedomofexpress.GuangXu’snewsthoughthasplayedanactiveroleinthenewsthoughtandactivityofreformists.

Keywords:EmperorGuangXuCommunicationIdeasInfluenceandEvaluation

光绪皇帝在晚清诸帝中思想最为开明。作为他维新变法思想和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光绪在期间形成和推行一种开明的传播观念和传播政策。虽然，光绪的变法政策大多由于顽固派千方百计的阻挠和抵制并未真正付诸实行，[1]但他开明的传播政策却基本得到了贯彻和落实，并且在短暂的实施时间中产生了显著的现实影响：直接推动和促成了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的兴起。[2]本文拟对时期光绪皇帝的开明传播观念和政策作一简要述评。

一、光绪开明自由传播观的主要内容

一、光绪开明自由传播观的主要内容

光绪的开明传播观念主要体现在他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谕旨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开明传播观念和传播政策基本是一致的。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开明的新闻出版观念和政策

作为一位国家统治者，光绪主要是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认识和利用报刊的。他赋予了报刊两大使命：一是“宣国是而达民情”，[3]二是“开风气以扩见闻”。[4]显然，报刊这两大使命对于推行维新变法，实现国家富强具有重要作用：一能够自上而下地传达政府变法政令，宣传国家维新政策；二可以传播世界新信息，开阔民众视野，更新民众观念，为维新变法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三能够自下而上地反映新法新政在社会中的实际实施情况以及民情民意对其的反响。为了保证报刊能够有效地执行和实现他所赋予其的使命，光绪下谕：

允许民间自由创办报纸，并且要求官员切实倡导民间办报。“该学士所称，现在商约同志，于京城创设报馆，翻译新报，为上海官报之续等语。即著瑞洵创办，以为之提倡。此外官绅士民，并著顺天府府尹、五城御史切实劝办，以期一律举行。”[5]

准许报纸自由报道新闻和发表评论。他下谕说，“至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扩见闻为主。”[6]随后，他又在一则谕旨中对此作了详尽的阐释：“一切学校农商兵刑财赋，均准胪陈利弊，藉为鼗铎之助，兼可翻译各国报章，以备官商士庶开扩见闻，于内政外交，裨益非浅。”[7]由此可以看出，他要求报刊一要能够对于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中一切重大事务进行如实地报道和评论，以助人们全面认识事物的真相；二报刊还要能够广泛传播中外知识和信息，以利人们开阔视野，增长见闻。为确保报刊能够做到以上两点，他还特别强调赋予报刊自由报道新闻和发表评论的权利，“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8]此外，光绪上述谕旨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各报”都拥有“胪陈利弊”权利，即无论清政府创办的官报和民间创办的民报都享有自由报道新闻和发表评论的权利。而同一时期，洋务派重臣张之洞则提出了“官报定国是，民报达民情”的主张。[9]张之洞这种将官报和民报划定不同报道范围，肩负不同社会功能的思想，其目的就是限制民报报道和评论国家重大政治活动的权利，其实质就是剥夺民报的言论自由权利。揆诸实际，张之洞也常常是对官报大力扶持，而对民报采取打压措施。[10]相比之下，在这一点上光绪的思想要比主张洋务的张氏开明。

政府确曾考虑过改革。如咸同年间的洋务运动（当时称自强新政）、光绪皇帝主持的、慈禧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实施的新政，等等，都未能成功。洋务运动是在面对“船坚炮利”的外国侵略以后，由在中央和地方的若干大员发起的。他们不知道如何去革新政治，只想学习西洋如何造船造炮，以为这样就“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奕欣为发动自强运动给皇帝呈送的奏折，也说，英、俄不过是“肘腋之患”，只有发、捻才是“心腹之患”。可见，发动洋务“自强”，不是出发于国家之“自强”，而是出发于政府之“自强”。强化军事机器，对内是根本目的。所谓“勤远略”，不过是在奏折上说说罢了。因为在事实上，军事工业发展以后，未能在“勤远略”上发挥作用。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福建马尾造船厂被法舰摧毁，北洋舰队最后在它的威海卫基地对日投降。历史学家把甲午战争作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是不无道理的。这样说，并不是要把洋务运动时期发展起来的若干近代工业一笔抹杀，只是说清政府未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如果拿差不多同时的日本明治维新作比较，这个问题就看得更清楚了。明治政府举国一致、从上到下支持维新事业，政府出钱出力支持民间办西洋工业，不过三十年就打下了打胜一场对华战争的基础。清政府只是洋务派在操办，顽固派却一片反对之声，慈禧太后正好玩弄权术，居间驾驭，朝廷并没有表示支持洋务运动的明确意向。

洋务运动引起民间质疑，批评之声颇多。改良派思想家批评它徒袭西艺之皮毛，未得西艺之要领。于是，康、梁领衔，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发动，百日之内，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学校教育诸方面的诏谕，像雪片一样的飞来，看似轰轰烈烈，大有作为的样子。不过旬日之间，慈禧变脸，反掌之下，光绪被囚，康梁逃亡，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这样的封建专制统治，岂能领导国家的改革。戊戌维新如果提前到洋务运动时期，并且得以顺利进行，中国的面貌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是，当八国联军之役后，《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列强要求清政府实行改革。慈禧太后还在西安，尚未还都，即发表新政谕旨。随后，练新军、废科举、宣布预备立宪、鼓励工商业、修改法律，不仅把戊戌维新时期废止的维新办法都恢复了，且大有过之。1905年还派出五大臣赴东西洋考察政治。考察大臣回国送呈考察报告，建议实行君主立宪，改革官制，除要求撤废一些中央部外，还要求撤废军机处，实行责任内阁。慈禧太后视军机处为禁脔，不准擅议，政治改革搁浅。预备立宪也要等到宣统五年。但是，现在时代变了。甲午战后受民族危亡刺激起而从事救国活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包括康梁在内的改良派、立宪派，对清政府的改革措施都不满意。革命派要求以革命的手段推翻这个“洋人的朝廷”，立宪派也要求加快立宪步伐。最后，清朝的专制统治终于在革命派发动的强大攻势下被推翻。

这里就涉及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此岸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彼岸学者坚决不同意，认为是全民革命，或者国民革命。1982年在美国芝加哥讨论辛亥革命，中国大陆的章开沅教授与中国台湾的张玉法教授，不仅在会议上相互辩驳，在会下也着文讨论，好不热闹。这种讨论至今还在进行，可见分歧之大之深。台湾学者认为，领导革命的孙中山等人不是资产阶级，怎么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中国当时还没有资产阶级，即或有，也是大贫、小贫，难道说辛亥革命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吗？而且，照共产党的观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都是要被埋葬的，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否定、贬低辛亥革命，怎么能接受这种说法？

对这种驳难，这里简单说一下我的看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上的一次革命，如果是针对封建统治的，是要推翻君主专制的，其社会发展目标是要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发展到现代机器工业的大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方向的，这样的革命就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辛亥革命就是这样的革命，它是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往的改朝换代的，所建立的是不同于封建主义的社会，因而它是民主主义的革命。辛亥革命针对清朝统治，推翻了皇帝，建立了民主共和国，选举了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颁布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这样的革命怎么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呢。至于发动这场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是否资本家出身，并不重要。事实上，十七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十八世纪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2月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出面领导革命的人都未必是资本家出身。领导英国革命并把英国国王送上断头台的克伦威尔，出身于中等贵族家庭，本人是议员；北美独立战争的领导人华盛顿是种植园主；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罗伯斯比尔是律师出身；俄国二月革命的领导人克伦斯基也是律师。但是，这些不是资本家出身的革命领导人，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奋斗目标、纲领、他们所建国家的政治、经济取向都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的，都是为资本家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同盟会纲领：“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以及随后所阐述的“三民主义”不都是说明了这种政治经济取向吗。说到中国没有资产阶级，只有大贫小贫，这不是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自从洋务运动从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以后，一部分握有资金的人，以及一部分买办，正在向民族资产阶级的方向转变。甲午战争以后尤其是1901年实行新政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形成。上海、汉口、天津、广州，大体上已形成为当时中国的工业基地。中国当然不像欧洲那样有大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了也是事实。这有当时现代机器工业的统计资料可以证明。罗列这些资料是枯燥的，我只想指出，1905年上海总商会发动的抵制美货运动，就是显示力量的表示。清末三次立宪请愿运动多由上海、江苏一带发动，也是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显示。应当指出，清末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之夹缝间生长的，它惧怕这二者，又不能不依靠这二者，它与这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它们的根本利益来说，它们应当欢迎辛亥革命，从它们的眼前利益来说，它们不一定欢迎革命派用武装斗争形式发动的、以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为目的的革命。但是，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辛亥革命不代表它们的利益。（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体验式教学可以非常有效地融入高中历史课堂中，并且能够增强学生对于教学内容的感知，提升知识教学的整体成效。但是，教师在采取体验式教学模式时一定要对于教学的内容进行适当筛选，并且要有效地选择教学模式。此外，对于学生在体验式教学中应当发挥的积极效用要有合理设定。这样，体验式教学才能够更好地在高中历史课堂上展开，并且能够通过这种模式增强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

一、体验式教学的目标设定要明确

在进行体验式教学时，教师首先要设定明确的教学目标，要让学生围绕这一目标展开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这样才能够体现教学过程的实效性。不少教师都能够意识到体验式教学的作用，但在教学组织与设计上却缺乏合理考虑，所以教师要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设定更有针对性的体验式教学目标。如果是针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学习，则要让学生通过各种体验活动来了解事件的梗概、熟悉事情发展的整个经历;如果涉及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分析，则要让学生在体验活动中全面综合地衡量历史人物，客观评定其在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个人的功过。在明确的教学目标的引导下会让体验式教学方向更加清晰，学生在进行各种学习活动时需要实现的目标也会十分明确，这样才能够保障知识教学的实效性。例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课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应设计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分别代表了什么，又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出现的?”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对问题进行讨论。而教师就以小组成员的身份与学生一同探讨，并给予提示。在明确的教学目标的引导下学生在交流探讨时思路会更加清晰，讨论的重点也会更为突出。为了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教师还可以适时地给学生引入一些相关的资料背景，可以给学生介绍先秦时代的一些代表人物及其留下的经典著作，这会帮助学生更直观地领会到“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的思想内涵，也能够让学生感受到那个时代积极蓬勃的状态。这样，才能够体现体验式教学的特征，才能够让学生对于这些内容的体验与感受更深刻。

二、丰富体验式教学的展开形式

对于体验式教学过程而言，教师很有必要丰富课程教学的展开形式，要让体验式教学更加新颖多样，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增强学生对于教学内容体验的教学目标。具体来说，教师可以将很多有效的教学方法融入课堂，如可以让学生结合课本内容编排一些课本剧，通过扮演剧中具体的角色来增强对于历史事件或人物的体验。当然，教师也可以让学生在学完相应的内容后记录下自己的感受，可以将自己对于某一课程的学习心得写成一篇小论文，这同样是一种可以采取的方式。例如，教师在讲解“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部分内容时可以分配不同的人物角色给学生，如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八国联军首领等，利用这种方式让学生更充分地走近人物，体会这段沉重的历史。当然，教师也可以利用情景再现的形式展现慈禧太后的丑恶、光绪皇帝的无可奈何等人物特征，进而使学生懂得那时的清政府已变为外国侵略者占有中国的一项工具，而且当时的中国社会已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唯有摆脱清政府的无能统治和打败外国侵略者，方能让中国重新获得全世界的尊重。对于很多历史事件，学生如果只是简单地读到或者学到，对于内容的体验并不会太深。如果能够让学生走进历史事件中，甚至“参与”这些事件，那学生的感受会非常直观，学生对于这段历史的体验也会异常深刻。

三、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辅助工具

李提摩太逝世已经90周年了。1870年，他受英国浸理会派遣，远涉重洋，来到风云变幻的乱世中国，并在这里度过了45年。在山东、山西两省发生“丁戊奇荒”的历史上罕见的中，他融进基层社会，亲身感受到晚清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和百姓的困苦生活，以自己的努力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为了根除灾难所造成的损失，他把西方行之有效的开矿、修路等措施向当局进行宣传，得到了清朝官员的承认和支持，也由此打开了结交权贵进入清朝权力上层的大门，从丁宝桢、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到翁同龢、恭亲王、庆亲王，都与他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友情。他主持广学会工作长达25年之久，利用掌握的巨大媒体资源传播西学，鼓吹变法维新，致力于社会文化教育改革，赢得了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好感。最为典型的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从他那里得到了启发和教益，就连孙中山也与他打过交道。他除了用言语影响人们的思想而外，还用参与的实践，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和建议，作出了常人难以比拟的贡献，因此受到了光绪帝的赏识，被聘请为皇帝的私人顾问，后因慈禧提早发动的政变，而未能就职。晚年他还经手筹办了一所中西结合的山西大学，分为中、西两斋，为深处内陆的山西省洞开了一个通向世界的窗口。李提摩太活着的时候，因为他为中国历史进程所作出的贡献，人们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清朝的高官大吏们把他看作“豪杰之士”，洋务派称他为“中华良友”，广学会同仁颂之为“道德伟人，博爱君子”，大清皇帝赐予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的殊荣［1］(372)。在他的故乡英国，威尔士大学授予他法律和逻辑学博士，美国佐治亚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美国布朗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这些都说明当时在中国、英国、美国对他的成就是认可的［2］(305—306)。可是在他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从建国到80年代，他在中国的评价，归入了反面教员一类，被认定为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甚至诋毁为“一只狡黠的带着面具的狐狸”、“一个披着羊皮的狼”。这显然带有当时社会和政治的情绪化色彩，脱离了历史的客观事实，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走向现代化的今天有条件有可能对他在中国最为需要的时刻，依靠自己的辛劳，及时地大量地引进、传播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知识，以及他认为能治理中国社会的方法和技术，开启民智、推动社会进步、促进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交流的历史地位和积极影响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是十分应该的和非常必要的。

一、大量翻译介绍西方国家的文化知识有益于中国人开阔眼界，启迪心智，促进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

“西学东渐”，首先碰到的是文化与语言的差异，其中必然会有一个同化的过程，这就是翻译。北京大学金克木教授曾就古印度最早期文献《奥义书》的翻译，谈到其困难以及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意义。他说;“从原文看，翻译很难，几乎不可能，但从功能或作用看，翻译却又有意想不到的效力。若没有翻译，世界各民族各地区以至各时代的文化的交流以及矛盾冲突会合缺了文献这个层次，都不可能完全，作为整体的‘世界文化’也没有高层了。”［3］李提摩太在他的一生中用去了大部分的精力和心血投入了翻译和著作事业，其成果卓著，是同时代同类人中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的。他涉及的面很广，有宗教的、教育的、西学的、经济的、科技的、时局的、史志的等等。他不仅将西学介绍到中国，而且还将中国的佛经和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传向西方，真正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枢纽的作用。李提摩太最早翻译的是美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爱德华•贝拉米(E•Bellamy)的小说。1891年12月至1892年4月的《万国公报》刊登了《回顾》(LookingBackwand)的节译，译名为《回头看纪略》，1894年广学会将其易名为《百年一觉》，以单行本出版发行。原小说1888年在美国初次发行，小说中描绘了一个波士顿的青年人，从1887年沉睡到2000年，当他醒来时，看到整个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已被消灭，由国家管理一切生产和分配，产品由全体社员共同享有，社会实现了完全平等。此书在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思潮传播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国康有为的《大同学》(原名《人类公理》)和谭嗣同的《仁学》都受其影响。康有为直言不讳地承认:“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是‘大同’的影子。”谭嗣同也说:“若西书《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4］李提摩太之所以选择这部作品进行翻译当然有他的目的，因为原作的核心是描述未来社会理想的经济架构，以此来影响预期接受者，这当然主要是晚清思想开明的高层官吏与思想文化界的精英。李提摩太除选择作品下一番工夫外，在翻译手法上更见他的独具匠心。1898年，他与任延旭合译了18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薄柏的名诗《天伦诗》(AnEssayonMan)，为适合普通知识阶层和信仰基督教的民众的阅读水平和兴趣，他采用了浅显的语言和四言古诗形式，竭力使译文的形式和内容贴近中国文化的传统，消解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促使读者在熟悉的语境中无意识地接受译者的思想和意图。从《天伦诗》的结尾，我们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咏天伦，作此诗歌。后人咏之，当知此诗，非由己意，乃宴汝情。以汝圣人，为我师友。我明汝道，以著我诗，非讲诗学，乃讲实学。非悦人心，乃化人心。人心如镜，不平者多。以心烛物，不得真形。天心照人，面目始真，故知万事，当效天心。人心不平，往往怨天。岂知天定，天理人欲，殊途同归，皆能益人。世人当知，当自爱者，必真爱人。理无二致，惟有德者，为能福人。人生学问，第一功夫，全在知己，万事顺天。［5］很显然，李提摩太采用如此直白的语言抒发的是他要传达给人的“因文见道，同心救世”的胸臆，并且纳入到了他的宣传基督教的文化策略之中。

李提摩太对于近代西方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的译介就更为重视。他1899年9月发表的由他与蔡尔康合作的《性理学列传》，介绍了从古希腊到19世纪西方主要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例如，他称康透(康德)是“德国大名士”，“传康氏之学者，厥有高足弟子三人，一曰费德(费希特)，一曰鲜麟(谢林)，一曰海格(黑格尔)，皆卓然有声于时，泰西各国人士，无不读其书，亦无不服其说理之精”。［6］(657)如果摒除他的神学说教之外，把这些西方哲人及其学说介绍到我国来，对于国人来说还是闻所未闻，十分新鲜的。应该说，生物进化论应用到人类社会，就彻底否定了传教士坚信的上帝的存在。但是李提摩太在蔡尔康的协助下，还是把英国社会学家、进化论者本杰明•基德(B•Kidd)的《社会进化》(SocialEvo-lution)，翻译成《大同学》介绍到中国。英文原书1894年出版，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发表了前4章译文，后来广学会将全书10章全部校刊出版。值得一提的是该文首次在中国出现了马克思和《资本论》的介绍，当然那时的译法与我们现在通常译的不尽相同，可这是我们目前所知国内刊物上第一次提到的。他把社会主义称为“安民新学”，马克思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称为“百工领袖著名者”，《资本论》为“主于资本者也”。文中还引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总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人权，用以安民而救世。”［6］(614)不难看出此段文字实际上阐述的是马克思关于垄断资本理论和资本主义发展最终会引起人民革命思想的要点。在李提摩太译作中影响最为广泛的还要数历史方面的《泰西新史揽要》。该书的原作者麦垦西(当时译为马垦西)，书名原为《十九世纪史》，1889年在伦敦出版，1894年3月至1894年9月在《万国公报》上以《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为题首次刊行，1895年由广学会出版，取名为《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序和译本后序也在《万国公报》上推出。此书以国别为经，以史实为纬，详细分卷论述英法等国家的现代史。全书24卷，共8册，正文23卷，附记1卷，每卷分为若干节。出版后风行一时，官私盗印本很多。此书叙述了19世纪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而且以英法历史为最多，这对中国人了解资本主义的改革和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对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来说，确实起到了开阔眼界、启迪心智的作用。当然不会如译者所标榜的那种程度:“此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详而译之，质而言之，实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家贫之宝玉，而中华新世界之初桄也，非精兵亿万，战舰什百，所可比而拟也。”［7］(219)不过著名学者梁启超还是做了客观评价，他在《读西学书法》中称赞该书:“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8］恭亲王回答俄国公使提问时，也说该书“对中国来说，是一本有用的书”。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李提摩太用19世纪的欧美和印度等国的发展史实，归纳出的近代化程度是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让中国人“知今日兴国之道，有断不可少者四大端:道德一也，学校二也，安民三也，养民四也。凡精于四法者，其国自出人头地，不精或不全者，不免瞠乎其后，毫不究心者则更在后矣”。［9］1895年光绪的师傅孙家鼐，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给皇帝讲论了这部著作。光绪这样有兴趣，也从某个侧面说明，此书对他了解世界，参照已经见效了的其他国度的改革，对他所决心从事实现现代化的变法是有所作用的。综上所述，李提摩太作为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他长期生活在中国，宗教的目标驱使他要用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他不但从事了文化传播，而且参与了中西文化融合和中国文化的改造工作，这就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意识地把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本体系引入到中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中西文化的涵化过程，这对开阔中国人的眼界，启迪民智，促成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变还是起到了积极的向前进的作用的。

二、为出谋划策，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面貌和进程

19世纪90年代中期，正好是中国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中法安南之战和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和决心，士绅文人又从传教士那里接受西方的知识和价值标准。李提摩太也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官场内外的改革派领导人物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尝试改革是很有效的。因为他所接触的这些人物比中国当时的任何其他社会阶级成员都更加深刻地与中国的文化密切相关，并更加能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李提摩太最早与官场内接触的人物是李鸿章，那是1875年，李鸿章到烟台准备签署中英《烟台条约》。为了治疗李鸿章的很多士兵患的热病和痢疾，李提摩太将奎宁丸和止痛药作为礼物送给这位将军。1880年9月，李鸿章在天津接见了路过的李提摩太。也是在这次会见中李鸿章说过“在全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由此使李提摩太深刻认识到对中国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他之所以写《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出版时改为《救世教益》)，决定性的因素还是李鸿章问了“基督教到底能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正是在这本书中，李提摩太和盘托出他的改革理念:“今之五洲中西大事有四要焉。一曰养民，一曰安民，一曰新民，一曰教民。”［6］(108)也正因为有如此友好的交往，所以1890年7月通过担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等人推荐，李提摩太获任《时报》的主笔，从此他利用这一传媒就中国改革的许多课题发表了大量文章，1894年结集名为《时世评论》出版，李鸿章和曾纪泽还以《西学的重要性》为题作序。［1］(204)李提摩太就是这样通过结交权贵而进入了清朝权力上层的。除李鸿章外，他还与丁宝桢、曾国荃、左宗棠、张之洞、翁同龢、袁世凯、恭亲王、庆亲王等打过交道。在官场外，李提摩太给予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就更为具体和直接，甚至为他们的变革方案提供了蓝本。“1895—1896年冬天，李提摩太访问北京时，结交了康有为、梁启超(他曾短时间担任过李提摩太的秘书)和短命的强学会的其他成员，也经常在强学会的集会上发表演说”［10］这是历史学家的客观叙述。据李提摩太本人的回忆，他是1895年10月7日与康有为第一次见面，协助他在京期间工作的，除自告奋勇，表示愿为其服务的梁启超而外，尚有文廷式、谭嗣同和陈炽等。［1］(234—235)这些都说明李提摩太与改革派的关键人物的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观点和思想的一致性。面对甲午战争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等人寻觅救国之路，李提摩太的言论和著作，给他提供了值得参考和借鉴的良方。这些我们从康的“公车上书”中提出的变法纲领和李氏的言论和文章对比的相似性中可以一目了然。康有为上书中指出清廷应“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7］(246)李提摩太看了康有为写给皇帝的请愿书后，曾给他妻子写信时说道:“我惊奇地发现，我曾提出的各项建议几乎都揉进了请愿书中，并被浓缩在一个绝妙的小小‘指南针’中。无怪乎他来拜访我，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共同观点。”［2］(205)1895年10月12日翁同龢口头提出要他写一份“改革计划”，以便呈献给光绪帝，［11］现在我们看到的发表在《万国公报》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上的《新政策并序》就是那份改革计划的详细内容。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证明李提摩太的说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再有，从光绪皇帝在变法期间颁布的一系列新政诏令中，决定采取“广开言路”，“给民众一定的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仿效西方“兴民权”，“设议院”，［12］“除外国人加入内阁一条外，李提摩太的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确实得到了实施”。［7］(243)由此也可以看出李提摩太著书立说、奔波劳碌所取得的效果。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到日本，仍然写信给李提摩太，请他予以关注和帮助。梁启超在信中说:“惟东方之局日急，若贵邦与美、日两国不早为计，他日俄人羽翼既成，无复可望耳!望足下与贵邦诸君子急留意也。”康有为则请李氏:“转求贵国公使电达贵政府主持公道，保我皇上圣躬，全我皇上权力，施我大德，感且不朽”。［7］(254)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康梁对李的信任程度和把保卫变法成果的希望寄托于他。综上所述，在中国风云激荡的19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的那场维新变法运动，是由国内外出现的多种矛盾而造成的。李提摩太在这当中发挥了不同于他人的带有个性特征的作用，他结交官场内外的士绅文人，以人际交往独特的魅力和除旧革新的理念，影响着与他接触过的人的思想和行动。他把西方进步的强势文化引进中国来，不可否认，由于他传教士的身份，贯穿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意图，以及掺杂了为他们的国家服务的想法，这些又必然受到当时客观实际的限制。我们对其积极的方面给予的肯定，只是表明与过去形而上学猖獗之时的全盘否定相区别而已。

大陆法系在立法技术上更为世人所瞩目。其有严密的结构，深刻的理论背景，完善的法律冲突解决机制，等等，诸多无与伦比的优势铸就了立法层面大陆法系的辉煌。从十九世纪初法国拿破仑王朝创建“六法体系”以来，大陆法系的立法体系为之一新，为之一振。“六法体系”的影响遍布全球，所谓的“五大法系”谁不望其项背？泱泱四亿人口大国的中国也位列其中。中华民国时期，甚至更早的光绪年间，尤其是变法维新时期陆续颁布了钦定宪法、民法、商法、刑法……虽然其不一定个个实施。但中国人的眼光已经深深地向“六法体系”投去了青睐，——聘用日本法学家就是最好的证明。民国以后，中国政体乃至国体都在发生频繁的变化，但民国政府还是坚持了"六法体系"，后世称为“六法全书"。囿于资料有限，我们不好对民国的法制作过多的评价，但至少一点，民国政府坚持了比较适中且符合实际的立法例。

当然，在立法上，英美法系纵有千般不是，也有一好，如上文所说的”修补主义“就深为国人所看好。大陆法系纵有诸多优点，但也经常被诟病过于死板，落后于社会生活的需要等。我国目前的法主要是向西方人学的思想，结合国民实际，加以改造而成的中国特色法。颇与当年闻名于世的”韩国模仿猫“相似。国人深刻的了解了两大法系的长短，继而回到国内，一方面大谈西方法治文化的发达，另一方面又鼓吹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政治家在法治问题上的敏感度并不像其对战火与动乱那样敏感，因而大多数时候所谓的京派几名专家左右了中国法治的进程。在立法上更是如此。

因为宪法规定了国家包括政治的根本问题，所以天生法律与政治是连体婴儿，政治家期望依托宪法公式其政治的合乎天理人性，法学家则在政治家耳边喁喁耳语，不断地敲击着政治家心里那个沉闷而敏感的钟。中央如此，地方亦如此。这就是中国立法的规矩。

中国立法体系的丰富性或叫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我读法学本科时期明白了从法律到地方性法规的层次，但到现在作为法律工作者依然没有搞清楚部门规定与级别政府规定的冲突解决。我记得有位老教授在给我们上课时信心百倍的点名让他的得意门生概述中国的立法体系，结果教授自己也只讲了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就草草结束了。不管是人大常委会的裁决还是立法法的解答，这个问题上能说清的没有几个人。不知道民众能看懂这样的法律么？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法制局面是比较混乱的，至少法治层次不高。到了当前，中央说中国法治体系基本健全，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国家好还是人治国家好，基本上是倾向于赞同前者，然而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与怎样进行协调至今没有人给出解答。我们要怎么样的法制，要怎么开展法治，最终实现什么样的法治？不清楚。老百姓只知道守法就够了。法学家则绞尽脑汁让立法更为健全。方法就是”修修补补“。

中国立法当前的局面即是在坚持大陆法系制定法基础上进行的”修修补补“。结果是法治漏洞更少了，法律冲突更多了。相当于光绪皇帝改革，是不想解决根本问题而妄想坐稳江山。又好比穿一件面纱衣服，妄图不漏风，堵了这里，那里又因为年久失修破烂了，如何能避体遮羞防寒保暖？然而我们的法学家热衷于这样的”修修补补“。这种爱好的背后是”留名千古“的心理在作祟。因为全盘改革不是那么容易，自己没有这个魄力和能力，然而又略有小计，可以添砖加瓦，因此中国的小法律的出台胜过雨后春笋的破土。这也是中国立法的另一个毛病，凡是都喜欢立法。不仅人大立，政府立，司法机关也立。这背后除了利益的纷争，难说没有更多的猫腻。

摘要: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有句经典的名言:“专利是浇在智慧火花上的利益之油”引申这句话,我们完全可以说:“知识产权是浇在智慧火花上的利益之油”

关键词:知识财产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是基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经验、知识而依法享有的权利。知识产权制度却发源于欧洲。专利法最先问世,英国1623年的《垄断法规》是近代专利保护制度的起点。继英国之后,美国于1790年,法国先后于1803年和1809年颁布了两个《备案商标保护法令》,其中1809年颁布的法令把商标权与其他有形财产同等看待,被认为是最早的商标保护的单行成文法规,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着作权法当推英国于1709年颁布的《安娜法》。

知识产权制度已经产生了几百年,在我国的产生时间学界有还不同认识,有“二十年说”,和“百年左右说”。“二十年说”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认为现代的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于20年前。“百年左右说”是从1882年清光绪皇帝批准我国第一件“专利”和第一套专利“法规”算起的,我国第一部专利法的雏形为清光绪皇帝颁布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清政府的第一部商标法是英国人于1904年起草的,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部着作权法《大清着作权律》。学术界对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产生时间的争论对我们普通民众和企业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事实上尽管知识产权制度在清末就颁布了条文比较完善的法律,其后的国民政府也制订并实施了知识产权制度。但是因为时局的动荡、政权的更迭,这项对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真正产生影响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在20来年前逐渐才建立起来,而对我国普通民众和普通企业甚至是各地的基层地方政府而言,知识产权制度在他们的意识中却还没有真正建立。

当知识成为财产

知识产权是由“知识的(intellectual)”与“财产(property)”两个词组合构成。当知识成为了财产,也就意味着拥有知识与拥有房子、汽车、土地相同,意味着知识的价值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音乐剧《剧院魅影》和《猫》的作者韦伯是版权受益者的典型例子。仅《剧院魅影》至少有三个剧团在英国、美国常年演出,另有一个剧团在全世界巡演。仅在美国一场演出的版税就足以使韦伯成为百万富翁。《哈利?波特》小说作者罗琳几年之内变成富翁,也是由于版税的收入。当这个标志着法学理论取得重大进步的概念出现时,知识已经开始成为国家和企业实力的最重要的象征。拥有知识多的一方就有可能占据市场的优势地位,而少的一方则会千方百计地改变弱势,知识竞争的出现也就会导致利益的冲突。为了保证竞争有序,就需要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一旦知识财产得到保护,就会大大提高知识的价值,激励知识竞争和技术创新。

[摘要]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上，留学教育在思想启蒙、文化传播、人才培养、社会变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本文根据我国留学教育的性质和特征，结合近现代史的分期，将近代以来的留学教育分为四个时期，分阶段进行历史回顾，评述各时期的历史贡献或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总结。

[关键词]留学教育；高等教育；中国教育

中国留学教育历史悠久，但政府有目的、有计划地制定留学教育政策，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始于19世纪中后期。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变革过程中，留学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历史遗产，为今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一、晚清时期的留学教育（1872～1911年）

1872年，清政府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从上海乘船赴美，拉开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的序幕。此前，容闳、黄宽、黄胜三位青年于1847年在传教士的带领下赴美留学，有人以此作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肇始。但是，容闳等人留学美国，主要是一种小规模的个人行为，并不是有组织的政府行为。

中国近代留学生派遣和留学教育的兴起，是在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下起步的。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在民族和社会的双重危机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魏源在《海国图志》这部介绍西方社会和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书中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命题的提出，是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前奏。

近百年以来，“民主”这个词儿在世界上出现的频率算是最高的了，它也是在国内外的各种媒体上叫喊得最响亮的了。认真研究一下，在各个地方，各种思想里对于民主的理解却是很不相同的。在世界意义上不断掀起的民主潮流来看，好象有它们的共识之处，但往往在许多具体事情上它们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一般说来，西方的文化习惯和价值观念所解释是民主是一大块。咱们中国人所理解的民主又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的。中国国内的各种思想流派对于民主的理解也不相同的。尽管中国现在也有许多人比较认同来自西方的民主理念，在实际操作起来却并非是容易的事情。但对于大多数中国来说，民主到底的如何理解的？目前还没有多少共同的看法。

很多人都知道这句来自西方人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个著名的诗句曾经影响了不少中国人为之而努力奋斗。它说明了渴望自由的宝贵，自己当家做主人的难得。人们也往往喜欢把民主与自由比较自然的连在一起。其实，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习惯，生命，爱情与民主，自由并不应该相互矛盾的。那是因为在没有民主和自由的社会环境里不得已而进行取舍的无奈之举罢了。中国的民主希望“天人合一”，希望自然和谐。虽然中国人不断追求着“修身，齐家，安天下”，但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里，只有皇帝老子可以享受的民主和自由（清朝为最）。就是那些大臣官员们也只能称自己为奴才而已。至于广大的老百姓那就统统算是草民了。因此，历代的皇权更替几乎都是血淋淋的权力争夺历史。想必都是为了自己的民主自由一把而奋斗了吧？甚至有的皇帝自己也很难民主的。比如，当年的光绪皇帝就因为想改革而得罪了习惯势力结果永远失去了自由。他自己民主就非常困难了，别说还让老百姓民主了。孙中山先生一生的努力民主事业也被习惯势力所淹没了。中国的民主桥在开始修建时，太狭窄了，大家都想过去，谁也不想去按照秩序排队走过去的。于是乎，谁是权利大，势力强，谁就可以获得优先通过的权利。主席曾经以诗人的浪漫，针对中国几千年的症结来设计一个“大民主”形式试验一下。结果却差一点把中国给闹腾得天翻地覆概而慷了。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运用辩证法的。中国人就是因为经过了许多次痛苦经历和经验教训，才在社会发展中逐渐地走向成熟和理性。在当时那样单极思想的压力下，一时的“假大空”盛行反而中国的优秀传统也破坏了。当时跳出了少数几个极左面貌人士想借着一时的盲目与侥幸发迹却完全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显然，如果不看到整个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单凭着一相情愿的想当然理想就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过比较幸运的是，中国历代的领导人始终都把坚持中国自己的民主特色紧密地联系在中国不断发展与前进的实践之中。民主是与科学分不开的。民主还是存在于必然王国里面。民主还必须要经过必然王国不断磨练才能得到自由王国的通行证。因此，民主与法制，自由与平等，道德与纪律，享受与奉献等等，它们应当是相互制约，相互提高的关系。

中国的道德修养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自觉行为。我认为具有起码的道德修养是实现民主的基础。道德修养的重要在世界文明的发展中也是普遍意义的。自己不讲道德而去要求别人给你民主那就是没道德的民主。没道德的民主是难以行得通的民主。自己不给别人自由而去要求个人的自由那是霸道的自由。霸道的自由只会引起别人的抵触和反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情自己首先应该做到，不要把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去强加给别人。中国想要达到长治久安，建立一个良好的民主社会发展环境，就要有比较宽容，文明的民主道德风尚。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富裕，就要在帮助老百姓发展经济，不断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多办实事，多做基础工作。金字塔千年高耸，就是因为它的基本结构稳定。国家的强盛不衰，就是要体现在民众的基础牢固。原来说：大河有水小河满。我想，如果小河里没水了，大河里的水是从哪里来的？老子比喻过，说大海是百谷之王。就是因为大海有容纳百川的胸怀才能形成承载千万巨轮的气魄。只有广大老百姓真正当家做主了，民主社会才能真正的得以实现。

现在的中国正是发展民主事业最好的时期，中国的互联网上展现出各种论坛上的探讨和争论，也是发展中国民主事业的模拟大演习。就目前情况看来，中国许多的论坛上已经趋于走向理智和成熟了。由开始许多象“式”的吵骂到争论不休，又从各种派别的彼此激烈地批判到逐渐的相互理解与包容。现在又开始相互学习，相互提高。民主不能离开团结，有利于团结的民主才的健康发展的民主。我们要尽快地摆脱过去中国人那种热衷于“窝里斗”的小聪明毛病，中国人应该拿出集体智慧的团队精神来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民主事业已经从过去那种限制在比较单一的思想理论空间发展到了今天能够允许容纳多元思想理论的发展空间。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这样的局面是有利于发展中国的理论创新时代的。有许多网友都感觉到了大家在讨论中相互碰撞而引发出的新理论出来的好处。因此，在中国的互联网论坛上对于发展中国的民主化事业是功不可没的。那些有志于研究和探索中国的民主道理的广大网友们都在作出了自己伟大贡献。大家可以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里从独立分散到相互融和，从融和到进一步提高升华，然后再融合于世界上来显示中国民主理论的特色而给人类的文明增加更加灿烂的光辉。本文写在前几天，现在北京正在召开举世注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感谢主席向全世界发出庄严的声音，给中国走向强大和发展提出了一系列伟大的创新理论。其中报告内容里非常具体的讲到了关于中国如何进一步搞好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发展方向。这个大会真正代表民心所向，真正体现了“三个代表”精神的具体行为准则。他给中国新世纪的发展和创造规划了更加光明的前景。我这里祝贺党的十六大圆满成功！中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一、晚清时期的留学教育（1872～1911年）

1872年，清政府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从上海乘船赴美，拉开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的序幕。此前，容闳、黄宽、黄胜三位青年于1847年在传教士的带领下赴美留学，有人以此作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肇始。但是，容闳等人留学美国，主要是一种小规模的个人行为，并不是有组织的政府行为。

中国近代留学生派遣和留学教育的兴起，是在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下起步的。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在民族和社会的双重危机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魏源在《海国图志》这部介绍西方社会和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书中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命题的提出，是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前奏。

1．晚清时期的主要留学教育运动

在晚清时期，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留学运动包括派遣留美幼童、派遣留欧学生、留学日本浪潮，以及派遣庚款留美学生。

1854年，容闳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耶鲁大学）的中国人，从纽约启程回国。他回国后始终坚持“当使后予之人以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的教育理想，推动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形成。1870年，容闳通过丁日昌向洋务运动领袖曾国藩提出了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计划。曾国藩当即表示同意，次年与李鸿章等联名上奏清廷并获准。1872年8月，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在留学生监督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的带领下赴美留学。此后三年，每年均按计划派出幼童留美，这四批幼童共120人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代公派留学生。然而，由于封建守旧势力的阻挠，绝大多数幼童没能按计划完成学业（仅2人大学毕业）而被提前撤回。1881年，剩余94名原留美幼童分三批遣送回国，由容闳提出、洋务派促成的中美教育交流史上的这一项开拓性举措就此功败垂成[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