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要件范文10篇

1重复保险的基本概念

重复保险起源于海上保险。被人们誉为“英国保险法之父”的大法官曼斯菲尔德认为：重复保险是指如果“相同一个人由于他对相同的货物或船舶有两个保险，而对相同的损失就可以获得两笔赔偿而不可能是一笔赔偿，或者一笔两倍于损失的赔偿”的情况。随着经济的发展，重复保险已经超越了海上保险的界限。从总体上看，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广义说，是指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危险与两个以上的保险人分别订立保险合同的行为。二是狭义说，是指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危险与两个以上的保险人分别订立的，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值的数个保险合同的行为。二者的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后者规定了保险金额的总额必须超过保险价值，前者没有这个限制。

目前各国的保险法立法多采用狭义的重复保险的定义，例如《法国保险合同法》第30条，《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第32条第一款等。意大利、我国的台湾地区等则采用广义的重复保险的概念。我国《保险法》第41条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两个以上的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我国《海商法》第225条规定：“被保险人对同一保险标的的就同一保险事故向几个保险人重复订立保险合同，而使该保险标的之保险金额的总和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的，除合同另有规定外，被保险人可以向任何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从我国的保险法和海商法对于重复保险的规定来看，保险法采用的是广义的重复保险的概念，而海商法采用的是狭义的重复保险的概念。

2重复保险的构成要件

依据我国《保险法》第41条以及《海商法》第225条的规定，重复保险最基本的构成要件为四方面，即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以及与数个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份保险合同。

2.1同一保险标的

“构成要件”一词对我国刑法学界来说是舶来品。

1.在资产阶级刑法学里，犯罪构成的理论是把构成要件分为一般构成要件与特别构成要件两部分。前者是指总则要件，也称犯罪的成立要件，后者是指各种犯罪所具有的特别构成要件，亦即各具体构成要件，一般称为构成要件。

2.因此，构成要件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即用以表示刑法分则上各个抽象构成犯罪事实(即法定构成事实)。某种行为符合构成要件是犯罪成立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但并不是唯一条件，即行为符合构成要件与犯罪并不是同等的更不是同一概念。要成立犯罪还必须具有违法性和有责性。正如我国刑法学界对资产阶级的犯罪构成学说评论的一样，其在认定犯罪和适用刑罚等问题上都犯有以行为或行为人为中心的主客观相分离的倾向。但有一点是特别肯定的，构成要件仅指刑法分则条文上规定的各种犯罪的特别构成要件。

我国的犯罪构成问题的研究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和借鉴前苏联的犯罪构成基础上开展起来的，总的说来在许多问题上与前苏联对此问题的探讨结果有雷同之处，如对构成要件理解为总则规定的要件和分则规定的要件。犯罪构成分类上将犯罪构成分为基本的犯罪与修正的犯罪构成或截断的犯罪构成，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视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等。我们不否认这些说法有合理的一面，但确实也存在着问题。如故意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犯罪构成及其他的犯罪构成，我们的研究过程中都承认有完整的犯罪构成，是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但在具体论述上又称为修正的犯罪构成或截断了的犯罪构成，认为犯罪构成要件齐备与否是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我认为在这些说法上与资产阶级的犯罪构成关于未完成形态下的故意犯罪及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已形成了概念上的混乱。造成这一结果的发生正是我们没有把握住构成要件这一概念的内涵变化，这正是前苏联学者和我国刑法学者研究过程中矛盾症结所在。因此构成要件一词作为犯罪构成的内容，有必要给予重视。

二、构成要件的标准

既然按照刑法学通常的标准，认为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就是犯罪构成，那么确定哪些因素能成为这些要件，有没有标准呢?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无权处分的构成要件；无权处分的内在特征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行为人实施了处分行为、行为人以自己名义实施处分行为、行为人无处分权、行为人实施了处分行为。处分行为的概念在不同的情形下有不同的含义、最广义的处分,包括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处分、广义上的处分,仅指法律上的处分,也包括了上述各种处分财产,能够导致权利的设立和移转的处分、狭义上的处分,主要是指法律上的处分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无权处分的构成，必须具备以下要件：

第一，行为人实施了处分行为。

处分行为是以物权及其它财产权的变动为直接目的的法律行为。无权处分的构成，以行为人实施处分行为为限，如果行为人仅实施了负担行为，则不论其是否享有处分权，均不构成无权处分。

第二，行为人以自己名义实施处分行为。

如果行为人以他人名义为处分，则构成，即便行为人未经他人同意（不享有处分权）即以他人名义为处分行为，也仅构成无权，不属于无权处分。以自己之名义或以他人之名义为处分行为，是无权处分与无权在处分行为上之区别所在。

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民事行为显失公平的，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对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示公平。”我国设置显示公平制度的目的，在于保证合同双方在完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订立和履行合同，同时赋予交易中遭受不公平损害一方以撤销合同的请求权利，维护交易的公正性。而笔者认为，上述立法对显失公平的规定标准过于抽象，在适用过程中产生了不少弊端：

1、有关显失公平的标准弹性太大，适用范围过于宽泛，出现了执法上的不统一，许多不属于显失公平的合同也被认为是可撤销合同，甚至滥用显失公平制度，随意撤销合同。

2、合同当事人草率订立合同，后因交易不成功，便以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合同，破坏了交易秩序的稳定。

3、因价格涨落或其他市场风险致使合同一方当事人预期利益受到影响，要求撤销合同。

4、合同订立后，一方当事人不愿履行合同义务，以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为由请求撤销合同。这些问题的出现，并非显示公平制度本身的原因，而是因为在法律上未能规定具体认定显示公平的标准，适用范围过于宽泛所致。

由此可见，我国显失公平制度的适用急需一个合理的评定标准，以便在实践中易于把握和操作，杜绝撤销权的滥用，充分发挥其社会救助的功能，维护交易安全和正常的经济秩序。关于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学理上存在不同的观点，概括起来，可分为客观说和主客观统一说两种意见。客观说认为，评定显失公平的主要标准是考查客观上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利益上不均衡，无需考虑显示公平发生的原因。主客观统一说虽然强调将主、客观要件结合起来认定显失公平问题，但在主观要件上的侧重点不同。一种观点认为，在主观要件上，主要考虑受损方当事人是否出于真实自愿，如果是由于急需或缺乏经验等原因而接受不平等的条件，则不属于真实自愿。另一种观点认为，在主观要件上，既要考虑受损方是否具备充分的自觉和自愿，还应当考虑获利方主观上是否有故意利用自己优势，或利用对方没有经验的恶意。行为人的过失行为不构成显失公平。

摘要：取得时效是民法时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民法只规定了诉讼实效即消灭实效是不完善的，取得时效制度有着无以取代的功能和现实意义，文章将从其起源发展的情况，制度的合理性来看其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另外针对其适用范围和构成要件进行初步分析，聊以芹献。

关键词：我国民法；取得时效；时效制度；构成要件

一、时效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时效制度滥觞于罗马法，包括消灭时效与取得时效两类。两者构成了完整的民法时效制度，该制度对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促进交易安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谓取得时效，是指无权占有人以行使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意思公然、和平和继续占有他人的物达到一定期间，而取得所占有物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制度。取得时效始于罗马法的《十二铜表法》，谓之usucapio。该法规定了动产和不动产的取得时效分别为1年和2年。到优帝时代，建立了统一的取得时效制度。该制度主要是为了弥补罗马法中财产转让形式过于繁琐造成的缺陷，包括在物的转让方式和转让人权利的缺陷。但适用范围狭窄，并不是通常获得所有权的“有效形式”。此后，罗马法对其不断完善，近代大陆法系无一例外地在民法中规定了该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中亦有相对应的“不利占有（adversepossession）”制度的设置。现代各国都对取得时效制度进行了改造，原先取得时效规定有正当原因，即确证占有时未侵害他人而且是以使所有权取得合法化的关系。然而现在对前者已经不再要求为无权利人，当事人之间也无须存在一定之法律关系，法律对于占有人取得方式在所不问，只要具备足以相信自己为所有人之事实，且持续的事实状态届至便可成立。消灭时效，是指权利人怠于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权利，期间经过后将产生对权利人不利的法律后果，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了诉讼时效制度和胜诉权消灭主义，没有规定取得时效制度，导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无法确定财产归属，显然我国民事立法存在漏洞。

二、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

（一）动产所有权取得时效要件

摘要：行政不作为是相对于行政作为而言的行政行为。行政不作为违法同样会给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这种损害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为受害者提供充分的救济，切实保障公民的权益。

关键词：行政不作为违法国家赔偿

行政不作为是行政行为的一种，是相对于行政作为行为而言的。行政不作为违法同行政作为违法一样会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这类损害是否应由国家赔偿呢?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看，《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虽然规定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或者不予答复的”;“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不予答复的”;“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国家赔偿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些情况可以提起行政赔偿。实践中行政机关、审判机关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这类问题。由此产生了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国家赔偿责任的问题。

一、行政不作为违法的概念及其构成要件

对行政不作为违法予以界定，是研究国家对行政不作为违法负赔偿责任的前提。对什么是行政不作为违法，目前学术界观点颇多，见解不一。笔者认为，行政不作为违法是指行政主体负有积极履行法定行政作为的义务(依职权的法定义务和依申请的法定义务)，并且在能够履行，即有条件、有能力履行的情况下而没有在程序上履行或者在法律对此行政行为的履行期限已做出了明确界定的情况下的不及时履行状态。

对于该行为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包含以下因素:

论文摘要：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缔结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违背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应尽的义务，并致使另一方的信赖利益遭受损失时，而承担的民事责任。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有：缔约当事人违反先合同义务；缔约相对人受有损失；违反先合同义务的一方有过错；过错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缔约过失责任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四点：缔约过失责任是产生于缔结合同过程的一种民事责任；是以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民事责任；它任保护的是一种信赖利益；它是一种补偿性的民事责任。缔约过失责任既不同于违约责任，也不同于侵权责任，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区别。我国《合同法》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的四种主要类型：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泄露或不正当地使用商业秘密；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根据先合同义务将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类型分为几种情形。进一步完善缔约过失责任制，对规范社会经济秩序，实现法的正义性，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合同法缔约过失责任构成要件及特点

一般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理论是德国法学家耶林1861年首先提出的。我国民事法律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首见于《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1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对合同无效负有责任的，应对另一方应合同无效而遭受的损失负赔偿责任”。其后制定的《民法通则》第16条第1款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但这两部法对缔约过失的适用领域均规定过窄，对缔约过失责任的义务内容也欠明确。直到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才较系统地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并用两个专门条目对缔约过失责任做出了规范。

缔约过失责任也称作先合同义务或缔约过失。为了对合同订立过程中当事人双方信赖利益的保护，基于合同订立过程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合同法第42条对缔约过失责任做出明确的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2）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3）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什么是缔约过失责任？一般认为是指在合同缔结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违背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应尽的义务，并致使另一方的信赖利益遭受损失时，而承担的民事责任。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及特点

摘要：在国际私法领域，法律规避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冲突着各国法律的威严。因此，研究法律规避问题的构成要件和效力问题，从而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的正常发展也显得更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法律规避；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法律规避的效力

法律规避又称法律欺诈，是指在涉外民商事领域，当事人有意识地变更法院地国冲突规范连接点所涵盖的具体事实，并以变更后的具体事实为媒介而间接取得对另一国法律的适用，避开原本应适用的强制性和禁止性实体规范或程序规范的一种规范层面的选法行为或逃法行为。

一、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及特性

在理论界存在着“三要素说”、“四要素说”和“五要素说”等其他不同的争议。其中“三要素说”认为构成法律规避应具备：(1)当事人必须有规避法律的意图；(2)被规避的法律必须是依冲突规范本应适用的法；(3)法律规避是通过故意制造一个联结点的手段实现的。而“四要素说”认为：(1)从主观上讲，当事人规避某种法律必须出于故意；(2)从规避的对象上讲，当事人规避的法律是本应适用的强行性或禁止性的规定；(3)从行为方式上讲，当事人规避的法律是通过故意改变或制造某种连结点来实现的；(4)从客观结果上讲，当事人规避法律的目的已经达到。主张“六要素说”则认为以下六个要件：(1)法律规避必须有当事人逃避某种法律的行为；(2)当事人主观上有逃避某种法律规定的动机；(3)被规避的法律必须是依法院地国冲突规范本应适用的实体法，并且必须是这个法律中的强制性规则；(4)法律规避必须是通过改变构成冲突规范联结点的具体事实来实现的；(5)法律规避必须是既遂的；(6)受诉国必须是其法律被规避的国家。

关于法律规避在国际私法上的性质，目前学界认为主要分为传统观点和新观点。传统观点认为法律规避是欺诈行为、逃法行为、违法行为。这种新观点是对传统观点提出的挑战，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支持这种观点。此种观点认为法律规避是一种非欺诈行为、合法性行为、择法行为。

、行政不作为的界定

如何界定行政不作为，理论界大体有四种主张：程序说主张，应从行政程序方面区分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只要行政主体作出了一系列的实质性程序行为，即表现出积极的作为状态，无论该行为在实质内容上反映的是‘为’或‘不为’，都应该是行政作为，反之就是不作为。因此，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负有作为的法定义务，并有作为的可能性而在程序上逾期有所不为的行为。（黄志强《行政不作为相关法律问题探析》）；实质说主张，行政不作为是行政主体消极地不做出一定的动作，但要分方式的不为和内容的不为。方式有‘为’，但反映的内容是不为，则是形式上有‘为’而实质上‘不为’，也是不作为。”（陈小君、方世荣《具体行政行为的几个疑难问题识别研析》）；违法说主张，在行政违法理论中，没有合法的不作为。行政不作为就是行政不作为违法，是指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或公务人员负有法定的作为义务却违反该规定而不履行作为义务的行为。（杨解君《行政违法论纲》）；评价说主张，讨论行政不作为以及对其提起诉讼的前提是不作为存在着违法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行政不作为违法只能是审查后的结果，而非提起审查前的结论。对于在社会生活中有疑议的行政行为，在有权机关作出判断前，任何人都无权就其合法性做否定性评价。因此，行政不作为中，既有合法的不作为，也有违法的不作为。（匿名《试论行政不作为之诉中的原告主体资格》）。

本人认为，尽管行政不作为这一概念在行政法学体系中，通常出现在行政违法部分，但并不能由此断定行政不作为就是违法行为，因此，违法说难以成立。评价说的观点当然无可厚非，但因其对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未提出区分与识别的标准，因此，难以用以指导实践。程序说与实质说均提出了明确的区分与识别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的标准，两者的区别在于，行政主体程序上‘为’、实体上‘不为’的，前者认为不构成行政不作为，后者认为仍构成行政不作为。在实质说的这一主张下，可以得出两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无论行政相对人的请求有无依据、是否合法，只要行政主体未予实质满足，均可构成行政不作为；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请求从程序上审查后，认为不符合相应条件，从程序上作出否定性作为的，仍构成行政不作为。程序说之主张，从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对应关系的角度出发，既考虑了行为外在的表现形式与行政主体所担负的行政职责（法定义务）的对应关系，又明确了区分与识别行政不作为的唯一、直观标准，是比较科学合理的。程序说需要改进的是：在定义行政不作为时，单纯从学理上进行了界定，没有顾及现行法律的规定，没有明确程序上“不为”的标准。在吸收程序说的合理成份的基础上，本人认为，从实务角度看，宜对行政不作为定义如下：

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负有作出相应行政行为的法定义务，但在法定或合理期限内未按照法定程式履行或完全履行的消极行为。

行政不作为的突出外在表现是逾期性、无形性、非强制性。逾期性是指，行政主体接到行政相对人的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作出法定程式的行为。无形性是指，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申请，要么既不口头答复（解释、告知），又不从程序上予以书面答复（解释、告知）或从实体上予以办理（履行义务）；要么只是口头答复（解释、告知），但不按照法定程式予以书面答复（解释、告知）或予以办理（履行义务）。非强制性是指，行政不作为本身不具有直接设定义务或剥夺权利的内容，行政相对人没有必须履行义务的负担，行政主体不能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根据行政不作为的定义及其外在表现，很容易将实务中的行政不作为与否定性行政作为这一对极易混淆概念分清楚。行政主体对依申请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后，根据相应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对行政相对人权义产生影响的否定性行政行为，如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登记（注册、核准、签发等）的理由说明的，是否定性行政作为；不在法定期限依照法定程式作出书面文书或从实体上予以办理（履行义务）的，构成行政不作为。

一、行政不作为的界定

如何界定行政不作为，理论界大体有四种主张：程序说主张，应从行政程序方面区分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只要行政主体作出了一系列的实质性程序行为，即表现出积极的作为状态，无论该行为在实质内容上反映的是‘为’或‘不为’，都应该是行政作为，反之就是不作为。因此，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负有作为的法定义务，并有作为的可能性而在程序上逾期有所不为的行为。（黄志强《行政不作为相关法律问题探析》）；实质说主张，行政不作为是行政主体消极地不做出一定的动作，但要分方式的不为和内容的不为。方式有‘为’，但反映的内容是不为，则是形式上有‘为’而实质上‘不为’，也是不作为。“（陈小君、方世荣《具体行政行为的几个疑难问题识别研析》）；违法说主张，在行政违法理论中，没有合法的不作为。行政不作为就是行政不作为违法，是指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或公务人员负有法定的作为义务却违反该规定而不履行作为义务的行为。（杨解君《行政违法论纲》）；评价说主张，讨论行政不作为以及对其提起诉讼的前提是不作为存在着违法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行政不作为违法只能是审查后的结果，而非提起审查前的结论。对于在社会生活中有疑议的行政行为，在有权机关作出判断前，任何人都无权就其合法性做否定性评价。因此，行政不作为中，既有合法的不作为，也有违法的不作为。（匿名《试论行政不作为之诉中的原告主体资格》）。

本人认为，尽管行政不作为这一概念在行政法学体系中，通常出现在行政违法部分，但并不能由此断定行政不作为就是违法行为，因此，违法说难以成立。评价说的观点当然无可厚非，但因其对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未提出区分与识别的标准，因此，难以用以指导实践。程序说与实质说均提出了明确的区分与识别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的标准，两者的区别在于，行政主体程序上‘为’、实体上‘不为’的，前者认为不构成行政不作为，后者认为仍构成行政不作为。在实质说的这一主张下，可以得出两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无论行政相对人的请求有无依据、是否合法，只要行政主体未予实质满足，均可构成行政不作为；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请求从程序上审查后，认为不符合相应条件，从程序上作出否定性作为的，仍构成行政不作为。程序说之主张，从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对应关系的角度出发，既考虑了行为外在的表现形式与行政主体所担负的行政职责（法定义务）的对应关系，又明确了区分与识别行政不作为的唯一、直观标准，是比较科学合理的。程序说需要改进的是：在定义行政不作为时，单纯从学理上进行了界定，没有顾及现行法律的规定，没有明确程序上“不为”的标准。在吸收程序说的合理成份的基础上，本人认为，从实务角度看，宜对行政不作为定义如下：

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负有作出相应行政行为的法定义务，但在法定或合理期限内未按照法定程式履行或完全履行的消极行为。

行政不作为的突出外在表现是逾期性、无形性、非强制性。逾期性是指，行政主体接到行政相对人的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作出法定程式的行为。无形性是指，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申请，要么既不口头答复（解释、告知），又不从程序上予以书面答复（解释、告知）或从实体上予以办理（履行义务）；要么只是口头答复（解释、告知），但不按照法定程式予以书面答复（解释、告知）或予以办理（履行义务）。非强制性是指，行政不作为本身不具有直接设定义务或剥夺权利的内容，行政相对人没有必须履行义务的负担，行政主体不能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根据行政不作为的定义及其外在表现，很容易将实务中的行政不作为与否定性行政作为这一对极易混淆概念分清楚。行政主体对依申请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后，根据相应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对行政相对人权义产生影响的否定性行政行为，如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登记（注册、核准、签发等）的理由说明的，是否定性行政作为；不在法定期限依照法定程式作出书面文书或从实体上予以办理（履行义务）的，构成行政不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