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范文10篇

1重复保险的基本概念

重复保险起源于海上保险。被人们誉为“英国保险法之父”的大法官曼斯菲尔德认为：重复保险是指如果“相同一个人由于他对相同的货物或船舶有两个保险，而对相同的损失就可以获得两笔赔偿而不可能是一笔赔偿，或者一笔两倍于损失的赔偿”的情况。随着经济的发展，重复保险已经超越了海上保险的界限。从总体上看，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广义说，是指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危险与两个以上的保险人分别订立保险合同的行为。二是狭义说，是指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危险与两个以上的保险人分别订立的，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值的数个保险合同的行为。二者的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后者规定了保险金额的总额必须超过保险价值，前者没有这个限制。

目前各国的保险法立法多采用狭义的重复保险的定义，例如《法国保险合同法》第30条，《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第32条第一款等。意大利、我国的台湾地区等则采用广义的重复保险的概念。我国《保险法》第41条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两个以上的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我国《海商法》第225条规定：“被保险人对同一保险标的的就同一保险事故向几个保险人重复订立保险合同，而使该保险标的之保险金额的总和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的，除合同另有规定外，被保险人可以向任何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从我国的保险法和海商法对于重复保险的规定来看，保险法采用的是广义的重复保险的概念，而海商法采用的是狭义的重复保险的概念。

2重复保险的构成要件

依据我国《保险法》第41条以及《海商法》第225条的规定，重复保险最基本的构成要件为四方面，即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以及与数个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份保险合同。

2.1同一保险标的

我们生活的现实是一个立体的、多维的世界,立体在空间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从任何角度都可以观看,而且还可以用手直接触摸,它没有固定不变的轮廓,不同的视角表现出不同的外形,仅用一个形状不能确定一个肯定的立体,所以立体不叫形状而叫形态,具有多维体态的意思。形态作为传递设计“物”信息的基本要素,它能使物的内在的质、组织、结构、内涵等本质因素上升为外在表象因素,并通过视觉而使人产生一种生理和心理过程。本文以形态的研究为主脉络,从形态的感知、认知、重构、创造,来分析形态的基本要素形、色、质等,阐述艺术设计的形态观:形的建构是美的建构,形的建构是艺术设计的本源。

一、形态的本质

形态不只是物体的外形,也包括物体的内在结构,即从形态中可以反映内在的质、组织、结构、内涵等。在形态的研究中,自然物的外形并不比内在的结构与力量来得重要,因为我们看自然物时,不仅要利用视觉,也要借助思维,去洞察这个结构与力量。自然物的形态均与生长或生命有关,在造型创作中,不能够只是简单地模仿自然的外形,而要传达其内在的结构与所赋予的外在形象整合所显示出的生命力量,并透过生命力的表现去发现一个自然物和基本形体(如圆柱体、圆锥体、圆球体)的共存、共生的性质,从而表达自然物的精华与本质。

二、形态的体系

在理性分析上可将形态分为两种:一是直接知觉的形态,即看得见也摸得到,如文字、图形、草木等,我们称为现实形态;另一种是非直接知觉的形态,即在习惯性思维中,凭想象而获得的形态,它存在于我们的观念中,称为观念形态。现实形态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可分为自然形态和人为形态两种,而所有的人为形态的创作规律,都是人感知自然,从自然形态形成规律中认识、分析和总结出来的。在自然形态中,有机形态所占的比例很大,如园中的花果、林中的鸟兽,乃至岸上的小石,河川的溪流,天际的轻烟等,这些形态有的是由外力的作用所构成的,并赋予了形态曲面或曲线的性格而显出柔和之美。如豌豆的外形具有强度的曲面张力,以包藏内部的豆仁;又如鱼类在水中游动,身体呈流线型的曲面构造,以适应水中的环境。这些形态充满了合理的人机性,在视觉上产生流动的快感。在有机形态中,显示的是力与力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即力学要素的相互关系所构成的。如鹅卵石、河岸的形态便是水的冲击与物质的抗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有机形态中包含了无数的基本形态,塞尚曾把自然界的物象、繁杂的形态还原到简单的球、圆锥、圆柱形态中,以数个基本形态代表所有形态的基本结构,这个观念给予后人很大的启示。由瑞士建筑家赫尔佐格和德穆窿主持设计的北京奥运会体育馆,就象一个巨大的容器,它符合国家奥运会体育馆在功能上和技术上的需求,建筑结构的组建相互支撑,形成网络状的构架,其方向、楼梯及屋顶完美有机地融为一体。建筑外观设计宛如一只用树枝编织而成的巨型“鸟巢”,坐落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央区,并有微妙的呼应关系。

三、形态的基本要素和特性

内容提要：顾客资产的提出，是基于顾客能为企业持续创造价值。本文从对顾客终身价值的认识与计算方法出发，从顾客价值的类型和顾客的类型两个方面着手，分析不同顾客可能创造的不同价值，试图剖析顾客资产的结构与测量方法。

关键词：顾客资产,构成,测量

顾客资产的提出，是基于在企业生产经营的各种要素中，只有顾客(忠诚顾客)能为企业持续创造价值(汪涛等，2001)。随着企业经营和发展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强，一些学者更开始考虑用顾客资产来整合企业的内部资源(能力)和外部环境，试图以顾客资产为导向重组企业流程，并充分利用顾客资产影响各种外部力量，在经营和管理顾客资产的过程中形成持久的竞争优势(汪涛等，2002)。然而，顾客一旦成为资产，必然需要对其进行测量和计算，否则，该理论也就失去了其现实的意义。顾客资产的价值也就是所有顾客的终身价值的总值。本文从现有的对顾客终身价值的认识与计算方法出发，分析顾客可能创造的价值，试图剖析顾客资产的结构与测量方法。

一、对顾客终身价值的认识与测量

在对顾客终身价值的早期研究中，Reichheld(1996)的观念较有代表意义，他认为顾客终身价值是指在维持顾客的条件下企业从该顾客持续购买所获得的利润流的现值，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顾客购买所带来的边际贡献，二是顾客保留的时间长度，三是贴现率。用数学公式表示为：

LTV=∑at(1+i)-t

摘要]构成要件是我国刑法学中犯罪构成理论研究过程的基本词汇。该词源于资产阶级刑法学,曾被前苏联和我国学者深刻批判过,但在构筑社会主义国家犯罪构成体系上又被广泛使用,以致于批驳与立论相当混乱。本文对怎样正确理解构成要件,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标准,构成要件与犯罪形态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探讨。

[关键词]构成要件标准犯罪形态

犯罪构成是刑法学的核心,历来为学术界关注。经过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辛勤耕耘,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刑法学的繁荣和指导司法实践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当我们静下来理智思考这一问题时就会发现有关犯罪构成问题的研究说法或观点固然很多,甚至有许多已被普遍承认和接受,成为我们去评价一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模式。但也不能忽视有些问题用这一模式去衡量又有些牵强,或不尽人意,争论很大。任何一种理论或科学当它不能圆满解决相关的问题时,修正或完善就在所难免。持此态度,本文欲从什么是构成要件,衡量构成要件的标准,研究犯罪构成所应坚持的态度以及犯罪构成与犯罪形态的关系发表一己之见,以求同仁指正。

一、犯罪构成要件

“构成要件”一词对我国刑法学界来说是舶来品1。在资产阶级刑法学里,犯罪构成的理论是把构成要件分为一般构成要件与特别构成要件两部分。前者是指总则要件,也称犯罪的成立要件,后者是指各种犯罪所具有的特别构成要件,亦即各具体构成要件,一般称为构成要件2。因此,构成要件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即用以表示刑法分则上各个抽象构成犯罪事实(即法定构成事实)。某种行为符合构成要件是犯罪成立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但并不是唯一条件,即行为符合构成要件与犯罪并不是同等的更不是同一概念。要成立犯罪还必须具有违法性和有责性。正如我国刑法学界对资产阶级的犯罪构成学说评论的一样,其在认定犯罪和适用刑罚等问题上都犯有以行为或行为人为中心的主客观相分离的倾向1。但有一点是特别肯定的,构成要件仅指刑法分则条文上规定的各种犯罪的特别构成要件。

前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学者们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社会主义的犯罪构成体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又为此作出实质性贡献的首推A.H.特拉伊宁,在其名著《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犯罪构成是负刑事责任的唯一基础,犯罪构成是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等观点。他将犯罪构成的因素分为四类:(1)表明犯罪客体的构成因素;(2)表明犯罪客观方面的构成因素;(3)表明犯罪主体的构成因素;(4)表明犯罪主观方面的构成因素2。犯罪构成的因素能不能像我们今天简称为犯罪客体、客观方面、主体及主观方面是值得推敲的,特拉伊宁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绝不是犯罪构成的因素,其实构成并没有这些因素,因此他们不能“组成”构成;事实上可以而且应当在犯罪中划分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不过这是在犯罪中而不是在构成中划分,犯罪构成的使用是揭示犯罪的具体内容,因此在构成中可以而且应当划分的是表明犯罪的客体及客观方面,犯罪的主体及主观方面的因素3。显然特拉伊宁在这里区分了犯罪要件与构成要件,但遗憾的是在诸如表示犯罪构成因素的时候,如犯罪客体与犯罪客体的构成因素,仍把部分和整体等同起来,使其先前的立论并没有贯彻下去,这也已是被学术界同仁们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再者,特拉伊宁的论述中对构成要件是有所限制的,认为罪状规定犯罪构成,即刑法典中的罪状可以说是每个构成的住所,4构成永远是具体的,永远是现实的5。由于特拉伊宁的观点有些内容存在矛盾,随后一些学者们将刑法总则规定的要件与刑法分则规定的要件统一纳入到犯罪构成要件之中去6。因此,在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研究过程中构成要件有一个变化过程,从具体的刑法分则规定到包括刑法总则的规定,将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的因素简称为四个方面的要件,这一说法广泛地流传下来,直至今天。

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的有机整体。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犯罪概念从宏观上揭示犯罪的本质与基本特征，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具体法律标准；犯罪概念是犯罪构成的基础，犯罪构成是犯罪概念的具体化。

(一)犯罪构成的法定性

尽管我国刑事法律中没有出现“犯罪构成”这一术语，但刑法确实规定了构成各种犯罪必须具备的要件，刑法理论也正是将刑法的这种规定概括为犯罪构成，所以，刑法实际上规定了犯罪构成。在我国，刑法总则与分则作为有机整体规定了犯罪构成，表现在总则规定了一切犯罪必须具备的要件，分则只规定具体犯罪所特别需要具备的要件。由于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刑法规定犯罪构成的目的在于禁止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因此，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就表明其行为具有了刑事违法性。

(二)犯罪构成的主客观统一性

犯罪构成由一系列主客观要件所形成，其中的要件就是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条件。根据通说，这里的“客观”包括犯罪客体与犯罪客观要件，“主观”包括犯罪主体与犯罪主观要件。犯罪构成不是各个要件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个要件的有机统一；各个要件按照犯罪构成的要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协调一致，形成为一个整体。如果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没有内在联系，也不能形成为犯罪构成。例如，盗窃罪的客观要件与放火罪的主观要件，不可能形成为一个犯罪构成。犯罪构成的主客观统一性告诉人们：如果某种行为只是符合某个或者某几个要件，而不符合全部要件，则该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因而不成立犯罪。例如，不满14周岁的人故意杀害他人的，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不成立故意杀人罪，也不成立其他犯罪。

(三)犯罪构成与社会危害性的统一性

谈到构成主义艺术，人们通常会首先联想到俄罗斯艺术家塔特林，联想到他那件气势恢弘的《第三国际纪念碑》模型。毫无疑问，这件被称为“塔特林之塔”的模型是“举世无双的作品”，因此而成为“构成主义艺术的象征”。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强烈的冲击。一贯强调独立的艺术也被卷入这场翻天覆地的变革中。生性敏感的艺术家们在世纪之交便感受到了社会动荡。印象主义、象征主义、野兽主义、原始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等一股股前卫艺术思潮应运而生。尽管俄罗斯在这些艺术运动中略显滞后，但他们很快把这些艺术风格转化为具有俄罗斯特色的艺术语言，另辟蹊径，走上了另一条前卫艺术的探索之路，并最终导致了构成主义的诞生。

构成主义深受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的影响。未来主义对一切过去的和现在的文化持否定态度，他们“透过马达的轰鸣声听到金属、石头和木头的呼吸”，在科技发展中听到了未来的召唤。因此，未来主义者宣扬艺术成为“机器的艺术”，试图从机器的形式中找到其构成之间的逻辑联系，建立起新的美学。画家们从冰冷坚硬的钢铁中获得灵感，认为“一块木头或者铁片产生的热远比女人的微笑和眼泪更令我们激动”。构成主义吸收了未来主义的理念，同样认为艺术应该从静态美的表现转为对机器的讴歌。然而，构成主义和未来主义却有本质的不同。如果说后者洋溢着摧毁一切的激情，那么前者的本质是建设性的，认为艺术应该对社会产生影响，应该“进入生活”。构成主义还受到立体主义绘画的启发，只是走向了立体主义的反面。立体主义艺术将物体肢解，是分裂的艺术；而构成主义艺术则相反，是综合性的艺术。立体主义是物体的抽象和概括，远离事物和实用主义；而构成主义却是物体本身，具有实用主义倾向。可以说，前者是对社会瓦解的感受及其体现，后者则渴望在瓦解的废第三国际纪念碑模型墟上建造起一座壮美的新世界。

如塔特林所言：塔特林的舞台设计塔特林的舞台设计作为同康定斯基和马列维奇齐名的俄罗斯前卫艺术家，塔特林走过了一条奇特的艺术道路。他从未受过系统正规的艺术教育，曾因“成绩不好，行为不良”被莫斯科绘画、雕塑和建筑学校开除。但在朋友们的眼里，塔特林却是一位艺术天才：擅长音乐，倾心表演艺术，喜爱弹奏乌克兰民间乐器班杜拉。对于绘画，塔特林对20世纪初的立体主义情有独钟。据说，他曾提出“每月支付20卢布”，让从巴黎回国的画家波波娃“教他立体主义”。更为离奇的是，“1913年，他自告奋勇当一名盲人民间乐师，在柏林的‘俄国展览’上弹唱班杜拉，用赚来的钱专程前往巴黎拜访毕加索，看到了毕加索的剪贴画。”似乎艺术使命必然降落到天才头上。正是从巴黎回来后，塔特林彻底断绝了同架上画的关系，开始了他所谓“绘画浮雕”的艺术实验，“在真实空间用真实材料”创作。1914年，塔特林在自己的工作室举办了“第一次绘画浮雕展”，其中不少作品于次年在未来主义最后一次画展“0.10”上展出。同时展出的还有马列维奇著名的“黑方块”。塔特林的“绘画浮雕”采用铁皮、玻璃、木头、纸板等工业材料，经过简单加工后把它们拼贴在一个画框内。这种把现实材料和现实空间运用到绘画和雕塑中的创作样式，在俄罗斯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整个俄国前卫艺术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俄罗斯文化界为此欢欣鼓舞。

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一篇随笔中感叹，终于“首次不是从法国，而是从俄国冒出一个新的艺术词汇——构成主义……”构成主义在俄罗斯产生绝非偶然。20世纪的最初20年，世界经历了巨大的动荡。工业和科技飞速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可避免地对国际美苑ˉ109ˉArtPanrama“艺术应该成为人类文化进步的旗手、先锋队和推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应该是有用的艺术、构成的艺术。”这种关注材料着重于建设的实用主义艺术，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十分契合当时的发展趋势。别尔嘉耶夫在《艺术的危机》（1917）中对此做了准确描述：“艺术急于超越自身的范围。一种艺术类型和另一种艺术类型之间、艺术和非艺术之间的所有界限均被打破。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创作和存在的关系等问题从未像现在这么尖锐，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热切地从艺术作品的创作转到生活本身的创造，新生活的创造。”构成主义似乎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新时代所面临的任务是“为高级的创作生活保留人的形象、人们的形象和人类的形象”。为此，需要“借助深入的方法，向另一个维度扩展，即深度，而非平面；借助知识，不是抽象的知识，而是生活的知识，存在的知识”。

艺术参与建设的热情一经点燃，随即爆发出无穷的创造力。十月革命后，塔特林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新文化的建设中。他提出“艺术进入生活”、“艺术进入技术”的口号，希望艺术积极参与构建新生活的过程。他开办前卫艺术教学班，在人民教育委员会、艺术文化研究所、高等艺术学院等机构担任职务，同时从事构成主义艺术创作。在继续创作浅浮雕的基础上，他还在服装设计、工艺设计、书籍装帧、舞台设计上大显身手。《第三国际纪念碑》模型(1919—1920)是塔特林构成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该模型综合了雕塑、建筑和技术，是建筑和雕塑史上的重大革命。塔特林在“我们目前的工作”一文中就模型的创作理念做了如下说明：“物质的运动和张力、艺术与实用的结合、现代科技的运用，这就是《第三国际纪念碑》的严肃课题，是构成主义新观念的实际体现。”根据塔特林的设计，纪念碑塔高400米（比巴黎埃菲尔铁塔还高100米）。塔身分为三层玻璃结构，由立方体、角锥体和圆柱体组成，各自环绕自身的轴心以不同速度昼夜不停地旋转。整座塔呈螺旋形，向上升腾，象征着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塔特林试图以此建立艺术和国家之间新型的关系，让艺术成为国家的宣传工具。因此，设计中的“塔”俨然是一座功能齐全的新闻媒体基地：内设广播台、会议厅、大会堂、演播厅、电报中心、剧院、电影院、画廊等场所。

基地四季恒温，在不知道“冰箱”为何物、广播事业也尚未在俄国起步的时代，这种技术复杂的设计显然十分超前，足以证明塔特林超凡的艺术想象力。这种带有乌托邦性质的设计，体现出艺术家对建立共产国际巨型大厦的梦想。塔特林的构成主义艺术梦想还延伸到戏剧和科技领域。1913年和1915年，塔特林曾为两部歌剧做过舞台设计：《为沙皇献身》和《会飞的荷兰人》。1923年，由他本人导演并出任主要角色的《赞格济》（根据赫列勃尼科夫的同名诗剧改编）代表了塔特林舞台设计的最高成就。在这部戏剧的舞台设计中，塔特林把浅浮雕的观念移植到舞台上，在忠实于赫列勃尼科夫作品的基础上，对文学和视觉材料的合成做了探索。他尝试将语言结构、词语和声音转化为视觉形象和色彩。最能体现塔特林乌托邦梦想的是《塔特林飞行器》。早在1912年，塔特林就已萌发设计飞行器的念头；1927—1930年间，他从教于莫斯科高等艺术学院，开始准备飞行器的设计和制作。

一、基于煤炭企业成本构成的控制制度完善的重要性

煤炭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的成本主要是由开发、生产、资源、以及安全成本等要素构成的。在这些成本要素中，生产和开发是成本控制主要问题，在煤炭企业进行成本构成的控制制度完善时，生产和开发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各个煤炭企业更加注重企业的安全成本。在煤炭企业不断发展、不断完善自身的过程中，完善煤炭企业成本构成的控制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煤炭企业也走向了国际，因此，我国的煤炭企业除了要面临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还受到国际方面的竞争压力。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如果想要使企业自身得到更好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效益，就要高效、严谨的对成本构成的控制进行管理，对控制制度进行完善。

二、如何使煤炭企业成本构成的控制制度得到有效的完善

(一)实施高效的管理制度。对于我国的很多煤炭企业来讲，他们的成本构成的控制制度、以及对于成本控制的思想观念过于老套落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煤炭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以及决策者的年龄比较年长，因此，他们在认识和接受一些新的理念思想和事物时，通常不能对其进行科学、全面的认识和理解，这样一来，灵活的运用这些新思想、新制度就比较困难。为了有效的完善煤炭企业成本构成的控制制度，企业的层管理人员要加大对其的重视、以及资金的投入，除此之外，企业还要聘请一些专业的、具有专业管理知识的人才，在保证人才专业性的同时，还要完善相关的成本管理制度。企业应该在保证产品服务质量的同时，有效的控制成本，对企业的成本、资金进行合理的预算与控制。(二)增加高新科技的投入。如果想要有效的控制企业的成本，增加高新科技的投入也会有非常积极的作用。首先，企业应该对自身进行科学、全面的审视，了解我国的市场需求，在符合企业自身发展的实际状况的基础上，适当的对国外的高新科技进行引入，并且创造出一个适合我国企业发展的成本控制制度。除此之外，煤炭企业还可以派遣企业自身的工作人员进行科技学习。第二，煤炭企业自身还要加强自主创新，培养出专业的管理人才，使我国的煤炭企业占据成本控制的主动地位。除此之外，在后期的成本控制制度改善的过程中，专业人才可以为企业节约不少的可控成本，因此，如果煤炭企业想要有效的完善成本构成的控制制度，加大高新科技的投入和人才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三)增加市场调研的力度。如果企业想要长期的稳定发展下去，有效完善企业成本构成的控制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为了满足上述的需求，做好煤炭企业的市场调研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企业进行成本控制的过程中，进行科学、有效的市场调研对完善企业的成本构成的控制制度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在我国，大部分煤炭企业的成本控制观念还比较落后，他们不能科学、全面的认识市场调研的重要意义。但是事实证明，科学的市场调研不仅可以有效的帮助企业进行成本控制，还有利于完善企业进行成本控制的制度，继而更进一步的控制成本。

三、结束语

随着我国的经济形势不断的发展与变化，煤炭企业为了顺应社会的发展，完善煤炭企业成本构成的控制制度势在必行。煤炭企业进行有效的成本控制，不仅有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还可以给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在对企业进行成本控制前，首先要了解成本的构成要素，企业要根据自身的实际发展状况，适当的引入相关成本控制的高新科技、有效的进行市场调研、以及加强企业的成本管理，以便于促进企业长期、稳定的发展。

内容提要：顾客资产的提出，是基于顾客能为企业持续创造价值。本文从对顾客终身价值的认识与计算方法出发，从顾客价值的类型和顾客的类型两个方面着手，分析不同顾客可能创造的不同价值，试图剖析顾客资产的结构与测量方法。

关键词：顾客资产,构成,测量

顾客资产的提出，是基于在企业生产经营的各种要素中，只有顾客(忠诚顾客)能为企业持续创造价值(汪涛等，2001)。随着企业经营和发展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强，一些学者更开始考虑用顾客资产来整合企业的内部资源(能力)和外部环境，试图以顾客资产为导向重组企业流程，并充分利用顾客资产影响各种外部力量，在经营和管理顾客资产的过程中形成持久的竞争优势(汪涛等，2002)。然而，顾客一旦成为资产，必然需要对其进行测量和计算，否则，该理论也就失去了其现实的意义。顾客资产的价值也就是所有顾客的终身价值的总值。本文从现有的对顾客终身价值的认识与计算方法出发，分析顾客可能创造的价值，试图剖析顾客资产的结构与测量方法。

一、对顾客终身价值的认识与测量

在对顾客终身价值的早期研究中，Reichheld(1996)的观念较有代表意义，他认为顾客终身价值是指在维持顾客的条件下企业从该顾客持续购买所获得的利润流的现值，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顾客购买所带来的边际贡献，二是顾客保留的时间长度，三是贴现率。用数学公式表示为：

LTV=∑at(1+i)-t

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订被提上立法日程，消费者撤回权制度成为了一个热点问题。[1]尽管有学者在讨论时，试图使用“消费者后悔权”概念，以体现该制度在我国的本土化创新，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权利制度并非生成于我国固有的法律体系，而是制度移植的又一次尝试。[2]而其制度母本，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德国法以及欧盟法上的消费者撤回权。

[3]并且，从目前关于消费者撤回权的研究来看，其讨论重心主要是这一域外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或者说在我国有无移植的可能。[4]这一前提性问题固然重要，但如果理论准备仅止于此，显然无法为立法或修法工作提供完整且富有效率的制度设计。因此，将讨论的重心转向如何移植的问题，是关于消费者撤回权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而如何在理论上设计消费者撤回权在我国法中的构成与行使要件，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然而，构成与行使要件在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中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其还关系到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功能的实现，更关系到与传统民法固有制度间的协调。这是因为，撤回权制度究其成因，在于对若干特定的合同情形，传统民法或现行法无法提供有效的制度工具，以防止或救济消费者的合同决定自由遭受侵害或存在遭受侵害的危险。也就是说，消费者撤回权的制度构成出发点，在于保障消费者在特定情形下的合同决定自由。在这一运作机制下，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虽已有效签订，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期间内，消费者可以以自己单方的意思表示，撤回其合同意思表示，使自己从已有效签订的合同约束中解脱出来，而不必附具或说明任何理由。以意思自由之保障为制度构成的起点，而在法律适用的个案操作上又完全撇开对意思表示瑕疵的考察，这是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本质特征所在，也是其区别于传统民法意思表示瑕疵制度中撤销权以及无效制度的关键所在。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这一特征所体现的是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对“契约坚守原则（pactasuntservanda）”的背离。而内含于私法自治原则的契约坚守规则，是传统民法得以建构的基石。基石一旦松动，建立在其上的私法大厦，就会有倾覆的危险。因此，如何在将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引入传统民法体系的过程中，避免这一特别性制度或例外性规则引起固有私法基石的松动，是立法者与理论界须时时警惕的大事。[5]因此，就必须在其具体构成与行使要件设计上做足功夫，从而将这一权利制度的反体系性副作用降至最低点。而这一点，在我国目前有关消费者撤回权的理论研究中，恰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由此看来，消费者撤回权的构成与行使要件的逻辑构造，涉及如下五个问题。第一，作为撤回权主体的消费者应具备什么样的身份？第二，消费者可予以撤回的合同包括哪些种类？第三，在这些合同情形，消费者是否均能明白无误地知悉自己享有并进而行使撤回权？如果不能保证这一点，又该如何使消费者知悉其所享有的这一权利？第四，在合同有效订立后，在多长时间内消费者可以行使其撤回权？第五，在具备所有构成要件后，消费者又该以何种方式行使其撤回权？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基本涵盖了消费者撤回权之制度构成的所有细节，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但因消费者的身份要件问题关系到整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构成，其意义不限于本论题，故基于篇幅考虑，笔者仅就后四个方面的问题予以讨论。

二、撤回权的客体要件——可予以撤回的合同

是不是在所有的合同情形下，消费者均可以“后悔”并在事后单方面地撤回其合同意思表示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否则的话，合同制度在消费者合同（即消费者与经营者所签订的合同）情形中将丧失殆尽。那么，在何种合同情形下，消费者才享有撤回权？这恰是问题的难点所在。如上所述，消费者撤回权本是对“契约坚守原则”的背离，有导致私法基石松动的危险，而要将此危险降至最低点，就需要在构成要件设计上将其控制在适当范围内。而在前述五方面要素中，最能担此大任的，就是撤回权的客体要件。因为消费者合同的表现虽千差万异，但仍可以通过合同标的、交易情境等特征与标准对其进行归类与类型化，进而不仅可为立法者提供适宜的规制手段，而且也可为交易双方（即消费者与经营者）提供认知路径，以辨识在哪些合同类型中存在自己须尽注意的义务（对经营者而言），或者存在自己可利用的撤回权工具（对消费者而言）。

一、对现有法律判决形成模式的反思

关于法律判决的形成模式，长期以来曾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种推论模式，即法律判决是以演绎的三段论为推论工具，从认定的案件事实和相关的法律规范两个前提中合乎逻辑地得出的结论。具体而言，其推理的大前提是某个相关的法律规范，小前提是关于案件事实的描述，即关于案件“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作为结论的法律判决是关于某类或某个特定行为事实“应当或不应当”承担某种特定法律效果的断定。在疑难案件中，为了能够使演绎顺利进行，这种推论模式会运用传统的四解释方法，以明确大小前提。由此，有的学者把这种推论模式的方法概括为“解释+演绎”的方法。[1]随着人们研究的深入，该推论模式遭到了许多批判。最早对这一模式进行的发难是由一种在法律领域反逻辑的立场引发的，持这种立场的学者认为演绎逻辑在解决法律问题方面是有限度的，甚至有的学者非常蔑视逻辑推理在审判中的作用。[2（]P151）另外，认为推论模式不能的观点还源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观念。自休谟问题提出以来，事实与价值二者被分属不同的领域，这种分立的意义在于：事实是客观的，它以是否为“真”作为判断标准，而价值是主观的，他依循“善”或“恶”、“应当”或“不应当”的评价体系。[3]因此，事实与规范不可相互推导，从一个“实然判断”不能推导出“应然判断”，如从损害事实推导不出应当赔偿，二者无必然的联系。所以，由于事实与规范不可推导，推论模式的正当性就受到质疑。我国学者郑永流教授对批判推论模式的以上根据进行了讨论，同时他指出，法律结论的大小前提不是分别形成的，而是在相互适应中产生的。据此，他认为，“法律判决形成的核心不在于从大前提到小前提的推论，而在于如何处理事实与规范以获得大小前提，这是法律应用的最困难之处。如此看来，推论模式难以独立承担法律应用的重任。”[4]接下来，他把如何获得大小前提作为思考对象提出了一种新的法律判决的形成模式，这便是所谓的等置模式。依郑教授之见，等置模式集中表现为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进行等置，等置的一般路径就是事实与规范相互关照，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来回审视，也就是“目光在大前提和生活事实之间流盼”。[5]在等置的过程中，设证、归纳、类比、演绎等各种工具可以被用来服务于构建大小前提，包含传统四解释方法和把其他许多因素考虑在内的解释和诠释发生在应用上述各种工具的过程中以涵盖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

这样，通过等置，当确定的大小前提形成以后，就可以通过演绎得出具有必然性的判决结论。[6]由此可见，等置模式并没有完全要抛弃推论模式，只是强调不能仅凭推论做出判决，在推论之前还有一个确定大小前提的等置过程。基于此理解，这种等置模式的方法可以概括为如下形式：先等置后推论。[7（]P148）通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关于法律判决的形成模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传统的推论模式，这种模式以“解释与演绎”为法律判决的形成方法；二是新兴的等置模式，其把法律判决的形成理解为一种的“先等置后推论”模式。笔者认为，两种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成功说明并解决了一些问题，然而，对于这两种模式还应该进一步思考。第一，传统的推论模式体现了这样一种理念，即在做出法律判决的过程中务必重视既有的实在法律规范的作用；而对于等置模式而言，其毋宁是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具体的事实情况也同时决定着对规范的解释朝何方向进行，另一方面，被解释的规范，对于哪些事实情况最终被确定为是相关的起着标准的作用。[8]另外，为了确立得出判决结论的大小前提，法律发现和适用在开放的体系中得以进行。由此看来，我们应当追问，对于现代法治语境下的法院来说，法律判决的形成，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尊重对国家的实在法才被认为是合理的？第二，对于推论模式而言，如何寻求一种新的理论支撑来应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观念的责难？实际上，等置模式仍然要面对这个问题，在经过等置过程后确立的大小前提仍然要经过推论得出结论，尽管等置模式已表明其坚持的是事实与规范的一元方法论，但是事实与规范的截然二分之合理性毕竟已经得到人们相当程度的确证，一元方法论对它的质疑还并没有根本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基于以上思考，本文试图寻求一种新的解释法律判决形成的模式，并期望这种模式一方面能够使以上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得以回答，另一方面又能比较清晰地反映出法律判决形成的过程。笔者认为，在面对一个待判的案件时，判决者首先应当从案件事实出发来评价事实，通过案件事实和有关法律规范中的构成要件来确立有关事实情况的描述，然后以此有关事实的描述为基础做出与有关法律规范相同的价值评价与义务评价。由此，法律判决的形成可以被看成是实在法制度内评价的可普遍化。

二、法制度内评价的可普遍化之内涵：黑尔可普遍化理论的引入

可普遍化理论原本是元伦理学中的一种理论，是用来保证道德判断的正当使用的一种理论，其中英国哲学家R.M.黑尔的可普遍化思想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我们可以借用他的理论来对“可普遍化”的内涵做出界定。在黑尔的理论中，他在研究道德语言的基础上，对道德语言中的描述性陈述和评价性陈述作了区分，然后，他把描述性陈述的可普遍化作为出发点来论证了人们在使用价值判断和义务判断时应遵守的规则。具体言之，黑尔认为，描述性陈述的可普遍化是指下面的事实：一个命题如“a是红的”,负有某种责任，对在所有相关方面类似a的任何其他对象同样可以说“它是红的”。由此，评价性陈述由于它的描述性意义也就具有可普遍化性：当一个人把a称为“善（好）的”时，就意味着他负有责任，对任何也拥有a这样特性的对象要称之为“善（好）的”；[9（]P82）同样，当一个人说‘我应当R’时，那么他就负有责任，对完全处于相同情况下的任何人也要说应当R。[10（]P366）至于为什么要使人们负有这种责任，黑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义务判断的基础，否则，人们就是不正确地使用了“善”和“应当”这样的词语，人们所做的评价就是自相矛盾的。我们知道，法律规范作为国家立法者制定或认可的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其调整机制就是对人们的行为做出善（肯定）的或恶（否定）的评价，并指示人们应当怎样行为或不应当怎样行为，从而实现某种良好的秩序。法律规范若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表现为在其适用的过程中要对同样的情况给予同样的善恶价值评价和做出同样的义务判断。因此，基于法律判断与道德判断的这种相通性，笔者认为，立法者创制的法律规范作为一种有关评价性的陈述，享有道德判断的这种可普遍化性特征。因此，法律规范在适用的过程中，法律规范的可普遍化性使司法者负有某种责任，对与立法者创制的法律规范所预设的对象和情形在所有相关方面类似的任何对象和情形，要做出同法律规范要求相一致的价值判断和义务判断。由此看来，司法者所形成的法律判决乃是对法律规范中对一定事实情况所做的价值判断和义务判断的可普遍化。由上述可知，把法律判决看成是对法律规范中的价值判断和义务判断的可普遍化，实际上是让司法者延续了立法者对一定事实情况所做的价值判断和义务判断。法律适用的过程首先是适用国家制定法的过程。笔者认为，这样做有其合理的根据。基于现代国家宪政的理由，法院作为司法机构应当受到立法机构的制定法的约束，作为司法者应当在适用制定法的基础上做出有关的法律判决。很多学者以此角度来研究法官受法律拘束之意义，他们要求，“法院应尊重立法者塑造法规范的优先地位，并且在寻求正当的裁判时，应该借法律论证及其说理的手段，使宪法预定的法律功能得以确实发挥。”[11（]P42）另外，麦考密克在讨论“是什么使得演绎性证明成为可能”这一问题时也指出，“法院的基本责任，是适用那些在技术上有些成立的规则例如那些名正言顺颁布实施的规则，同样，对法院提出的这一要求也是一项规范。”[12（]P55）

三、法制度内评价的可普遍化之内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