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人物范文10篇

[摘要]当前，公众人物隐私权与知情权日显冲突，由此而来的名人官司日益增多，本文对公众人物及其隐私权作了概述，并就其侵权认定作了介绍，提出了一些立法、司法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公众人物隐私权知情权

一、公众人物及其隐私权概述

（一）公众人物的含义

公众人物的概念源于1964年美国的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在该案中，布伦南大法官首次提出了“公共官员”（Publicofficial）的概念，并树立了“确有恶意”原则。三年后，在“足球教练诉退伍军人案件”中，法院提出了公众人物的概念。首法官沃伦认为：“公众人物是指其在关系到公共问题和公共事件的观点与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常常与政府官员对于相同问题和事件的态度和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相当。”[1]此案的判决显示法院认为公众人物都涉及到公共利益。

1971年的“罗森布鲁诉大都会新闻有限公司案”将“确有恶意原则”确立为适用于任何有关公共利益的对个人报道的场合，后成为新闻法制的一项重要内容。

【摘要】公众人物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其社会知名度、关注度、号召力和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权力乃至某些特权，都不是普通公民所能享有的。文章就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冲突的问题作一较为深入的探讨，对公众人物及其隐私权作了概述，并就其侵权认定作了介绍，提出了一些立法、司法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关键词】公众人物；隐私权；知情权一、公众人物的法律界定公众人物是在一定范围内为人们所广泛知晓和关注，并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人物。包括以下几类：第一，党政官员、公职侯选人等政要人物。他们因在政治领域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处于权力阶层，为社会知晓和关注，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为防止这些人物滥用权力，应对其名誉权、隐私权的行使加以限制，以制约他们滥用职权。第二，文艺界、影视界、体育界等明星。他们是社会生活中出类拔萃者，其工作、生活等都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联系，对社会公序良俗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也必须对其名誉权、隐私权的行使加以限制。第三，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科技界、企业界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他们一方面为社会做出了贡献，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创造者；另一方面他们成名后，受到社会关注，一言一行都对社会公共利益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名誉权、隐私权的保护也因此受到削弱和限制。第四，其他公众人物。主要是附属性公众人物和偶然性公众人物等非自愿性公众人物。前者包括高级领导人的家庭成员、身边工作人员以及领导干部犯罪案件中的共同犯，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公众知晓的人物。后者主要是指因一些偶然性因素而一夜成名的人物。此外，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和严重违纪人员及其他公序良俗的违背者属于转化型公众人物。他们因其犯罪、违法、违犯和反道德行为受到社会关注，使其成为反面的社会公众人物。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公共复兴的破坏者、危害者，因其不良行为而导致名誉权、隐私权的保护被削弱。二、隐私权的特点与普通公民相比，公众人物隐私权的特点是：1．公众兴趣性。公众人物因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其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兴趣。2．与公共利益的相关性。由于公众人物具有广泛的社会知名度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所以公众人物的工作、生活、言行举止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甚至构成了公共利益的重要内容。3．法律保护的限制性。有权利就有义务，有权力就有限制。公众人物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有更多的权力和地位，在权利的行使上同样受到限制，在隐私权方面享有的法律保护范围就要比普通公民小。当隐私权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法律的天平就要向公共利益倾斜。三、知情权的含义知情权(TheRightToKnow)是一项较隐私权更晚提出的权利，是指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和权利。最早是由美国一位著名的新闻编辑肯特·库柏在1945年1月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国家应该最大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权利，尤其是获悉政务信息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确认：人人有权享有通过任何媒介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通常知情权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公众知情权，即社会大众了解国家机密的活动、国家官吏和公众人物的个人情况以及社会事件内容的权利；另一类是个人知情权，即公民个人了解虽为他人所有但涉及自己利益的他人情况、资料的权利。[1][2][][]四、公众人物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隐私权重在保护个人信息，避免他人对个体的干涉和侵入，具有保守、封闭、自控的特点；知情权重在公众了解社会各种信息，包括他人私人信息，具有公开、开放、外向的特点。因此可以说二者具有天然的对抗性。这一矛盾反映到公众人物身上就更加突出和尖锐，难以协调和解决。综观我国的情况，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知政权与政府官员隐私权的冲突。知政权赋予了公民进行民主参政，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公民的年龄、学历、健康状况、财产来源、社会关系等属于普通公民的个人私人信息，但对于政府官员来说，还是其能否恰当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必要条件，关系到公民选举、罢免的权利问题。2．娱乐界明星的隐私权欲大众好奇心的冲突。娱乐界的明星喜欢借助大众传媒，公布自己同意的各类信息，包括个人隐私。但困难的是媒体对娱乐界明星们隐私“度”的把握，一方面明星们是不介意让公众知道自己的部分个人隐私的，如工作计划、婚恋、兴趣爱好等，希望以此引起受众的注意。但另一方面，在享受传媒带来利益的同时，作为代价，娱乐界的明星们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他们的隐私权成为公众知情权指向的对象，公众获得更多的知情权成为必然。3．非自愿性公众人物。在美国的詹姆斯·希尔诉《生活》杂志发行人时代公司侵犯隐私权案中，《生活》杂志把一出戏剧的情节说成是希尔一家悲惨遭遇的重演，并配以希尔住屋的照片以增强感染力。希尔据此起诉时代公司侵犯其隐私权。纽约最高法院判希尔胜诉，时代公司不服上诉，联邦最高法院最后以《生活》杂志文章的内容合乎公众兴趣，以满足公众知情权，改判时代公司胜诉。希尔一家本来纯属私人的事情，同公众生活发生了联系，就要牺牲掉部分隐私权。五、完善公众人物名誉权、隐私权限制机构的构想公众人物名誉权、隐私权保护的限制应是一种全面的机制，涉及立法、司法、政府、舆论和社会公众等方方面面。（一）立法方面：设立公民名誉权、隐私权法律保护的例外。我国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以及大量的司法解释都对名誉权、隐私权保护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但却没有作例外的规定。因此，应该在立法上加以完善，在公民名誉权、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设置例外性规定，即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保护应有专门条款予以规定或另行立法规定。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保护和限制另行立法规定，是有宪法依据的。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同时，要加快新闻立法的步伐。我国的新闻法酝酿已久，但一直没有出台。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和跨国加入世贸组织，必然要求健全新闻立法。将新闻舆论监督权的保护，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公众人物名誉权、隐私权的保护与限制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这是新闻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也完全符合国际法制的通行惯例。（二）司法方面：实行公众人物名誉权、隐私权案件公开开庭审理。我国法院审理案件实行公开开庭制度，但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都一律规定：有关国家机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因此，我国法院对涉及到公民隐私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由于三大诉讼法没有规定涉及公众人物隐私案件可以公开审理，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也就受到了与普通公民同等的保护，不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人民法院要在立法完善基础上，在司法环节上实行公众人物隐私案件公开开庭审理。（三）舆论方面：建立公众人物隐私的曝光特许制度。对公众人物的犯罪、违法、违纪、违反道德等不良行为实行曝光特许，大众传媒可以公开披露。因为公众人物社会地位越高、职权越大，与公共利益相关等程度也就越高，这些公众人物无论公务活动还是私人生活都会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特别是其不良行为会构成对社会公序良俗的严重危害，新闻舆论有责任加以披露。（四）政府方面：实行重要官员个人情况申报公示制度。为确保党政官员的公务廉洁和勤政高效，公开选择各种高素质的领导干部和管理人才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这种趋势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其运行的公开性。即对各级党政主要官员的个人学识、财产和家庭成员等有关情况也进行任前公示，将拟任职人员的个人才识、工作经历、财产、家庭状况予以公示，听取公众反馈意见，再予综合考虑。这种制度将促进党政官员依法行政、廉洁从政的科学、有效、公开的监督机制的形成。公示制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就是对重要公职人员的名誉权、隐私权的限制

据《法制日报》12月19日报道，原中国足球队队员范志毅起诉名誉侵权一案，已由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对范志毅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其判决理由部分，简摘如下：

“即使范志毅认为报道指名道姓有损其名誉，但在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作为公众人物的范志毅，对于可能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忍受。”

对上述判决理由，查庆九先生将其概括为“公众人物的忍受义务”，也就是说面对新闻舆论的监督，公众人物应当容忍轻微的侵权。那么，为什么民事法律关于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不适用于本案？一审法院是基于何种价值判断阻止了民事法律的适用？当然，本文不想对一审判决的正确与否进行评价，笔者只是想揭示当代司法权在运作过程中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

我国《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权。”根据这一规定和我国的司法实践，一般认为，侵害名誉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一有行为违法；二有损害事实；三行为违法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行为人有过错。按照民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上述判决理由的正确逻辑似应改为“如果报道指名道姓损害其名誉权，就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哪有所谓“容忍义务”，容忍义务岂不是于法相悖。我国宪法一方面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一权利并为我国的民事法律具体化。另一方面宪法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对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一旦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监督权与他人的人格权发生冲突，对这种冲突进行判断选择、决定取舍，哪项权利应予以保护，哪项权利应受到抑制，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统上一般民事审判的范围。公民的监督权不是物质和金钱所能衡量的，它也不是民事权利，而是神圣的政治权利。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与公民的监督权发生冲突时，其名誉权之所以要服从公民的监督权，也并不是我国民事法律价值的体现，而是宪法价值的客观影响。法官们实际上受到一种更高理念和原则的支配，他们有意或无意的在进行着宪法价值的判断，并将宪法的价值贯彻于民事审判活动中。这种权利冲突的情况并非为我国所独有，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而面对这种权利的冲突，司法权将宪法价值融入民事审判在我国却并不常见，有时甚至还受到人们的质疑；在宪政先进国家司法权的这种运作方式则是其宪政体制的应有之义。人们注意到同类案件中宪法价值的缺席与否，左右着裁判的社会效果。

“宪法的客观价值影响着所有的领域，包括私法”，“宪法与侵权行为法之间的关系直到最近才产生”。实际上，“由于宪法权利的效力，侵权行为法可能（全部或者部分）免除造成损害之人的民事责任（《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第676-719页，张新宝译）。”“宪法对民法在实在规范层面上的“介入”现象，在国外宪法学中，也就是所谓的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第三者效力问题（《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第476页，徐秀义，韩大元著）。”现代德国宪法学称之为人权规范的“第三者效力”，日本宪法学除了这种称呼之外，尚有“私人之间的效力”的说法。美国在宪法实践中则通过把一些特定的私人行为认定为国家行为，由此将宪法的效力扩展到私人之间的关系之中。在同属成文法系的德国和日本，虽然学者仍然存在对第三者是直接效力还是间接效力的争论，但却肯定了基本权利对第三者的效力。只不过其争论的重点已转向那些基本权利可以在私人之间有效力，以及应如何适用和贯彻这一效力。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也同样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出现的这些现代性问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近现代西方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本来是人民防御国家的一种权利，其效力只是约束国家权力的行使，对个人之间无任何效力。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各种垄断集团迅速崛起，社会上居于优势地位的团体、个人所拥有的组织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使得契约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受到挑战。于是，西方国家就产生了所谓基本权利的第三者效力问题，其目的就在于对社会上的“势力集团”加以必要的控制，以维持基本的法治秩序和社会正义。而我国的宪政建设还没有完成近代宪法的历史任务，却也同样面临着对“势力集团”的控制问题，同样面临着基本权利的第三者效力问题。也许我国宪政建设的发展轨迹有自己的特色，即首先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出现的这些现代性问题，然后再反向完成近代宪法的历史任务。

虽然全面研究我国宪法的第三者效力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是笔者认为至少在权利和权利发生冲突的领域应当引入宪法的第三者效力。有学者认为权利之间的冲突可以通过加强立法来解决，但是笔者认为成文法自身的弱点使其永远难以厘清所有的权利冲突，而只能解决一部分权利冲突问题。针对千变万化的个案，司法权仍然存在较大的运作空间。只有司法权对冲突的权利进行宪法上的判断和平衡，才能针对不同个案选择不同的价值取向，做到或者强调维护基本的社会正义，或者强调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而使宪法的价值充分得以体现。司法权在运作过程中何时引入宪法的第三者效力对案件进行宪法判断，何时其裁判结果就会获得社会的普遍接受。相反，不引入宪法的第三者效力，不对案件进行宪法判断，裁判结果往往不为社会所接受。为了说明此观点，笔者仅举两例：1988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雇工合同纠纷中，招工登记表上曾注有“工伤概不负责”的内容。案件实质上是公民的契约自由和生命健康权发生的冲突，由于两种权利并非同一层次的权利，法院进行宪法判断经过权衡，最终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而排斥契约自由的适用。另一个案件是因著名的电影《秋菊打官司》所引发，案件的实质也是权利和权利冲突问题，一方面是原告依法享有肖像权，另一方面则是电影制片人依法享有的艺术创作权，法院用样进行宪法判断，并裁决优先保护电影制片人的艺术创作权，原告也必须容忍轻微的肖像侵权。总之，司法权在运作过程中也许并非是有意这样为之，而是形势使然。中国的宪法适用问题也许不是学者们刻意设计的结果，而是由实践促成的结果。

摘要：是坚守住现行法律的常规不变，还是接受先进理念并探讨其对案件作用？在张西德案中所体现出的张的身份问题引起了诸多学者的质疑。在国外早已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适用的实际恶意原则对于此案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公民的言论自由、正常的舆论监督乃至民主问题都与此原则有着一定的联系。

关键词：名誉权公众人物利益平衡实际恶意实际恶意原则

全国注目的张西德诉陈桂棣、吴春桃名誉侵权案已于8月27日晚报轰轰烈烈地审结。而在我写此文时，张案的判决书还未出炉，大概仍在紧张的炮制之中吧。我想对于学法之人来说，张案的审结并不代表一切宣告终结，无论原、被告双方是否上诉，也无论他们会将官司打到何时。此案虽暂停，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和疑问是诸多的。

听审过程中，我从未对原告的身份持有过任何疑义，因为觉得无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如何，在民事诉讼中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民事主体，应该享有民法所确认和保护的名誉权。不是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所以对于张西德而言，无论他是当年的临泉县县委书记还是现在的阜阳市政协副主席，他都有权提起维护自己名誉权的民事诉讼，这是无可厚非的事。但时过境迁，在对相关法学知识进行学习后，我彻底改变了头脑中的这种观念。张西德在作家书中的身份是时任临泉县县委书记，是党和国家的干部，这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到虽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到但却已被很多发达国家甚至在很多年前即作出了规定的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以下笔者将按次序结合所学浅谈一下自己对这方面问题的认识。

一公众人物的概念

在美国的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中维克斯勒教授提出了公共官员的说法，在后来1967年的“足球教练和退伍将军案”中，美最高法院又将“公共官员”的概念扩展到“公众人物”（publicfigure）[1]。这样一来，除了政府官员以外如引人注目的娱乐明星、体育名，事业有成的著名企业家，以及见义勇为被报道的青年等等，都可以被囊括在后一个概念中。暂时，我们大可以将公众人物划分成两种。一种是主观上有希望成为公众人物的意愿的人，他们能预见到自己会成为比其他人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的人，并且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成为公众人物的愿望。如娱乐明星，政府高官，他们选择做这一职业时定会明白自己会成为媒体及大众关注的对象。另一类是主观上自己并没有成为公众人物的意愿，但因为一些偶然事件使得自己引起社会公众注意的对象，引起社会反响。如中了彩票头奖的人，见义勇为被歌颂的人。以上是我们从外延上给“公众人物”所作的解释，列举了它包括了哪些人。但是要想明白无误地理解一个概念的话，要求我们从其内涵和外延都有清晰的认识。“公众人物”的内涵又作何解呢？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在1976年的“足球教练和退伍将军案”中并未给公众人物下过定义，这就使得下级法院在具体适用时感到难以适从。因此，迫于现实的需要最高院在1966年的“格兹控威切案”中曾尝试着给公众人物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公众人物是指该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有独特的显著性，有些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有相当的权力及影响力；说得更直接，即这些所谓的公众人物通常投身在特殊公共争议的最前线，以便能影响到这些年事件的解决方式。[2]虽然说已经讲了“说得更直接”但此定义仍不够具体，在具体操作中往往还是难以把握。但这是由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所致，大概也没有人能将所有的生活中的有关此概念的内容都包含在此定义中。但我想有了前面对公众人物的这一种分类，以此来判断某一个人是否是公众人物是可以比较清楚的了，虽然在后来又有学者提出其他的分类标准，但归根结底与以上的分类方式是大同小异的。

摘要：是坚守住现行法律的常规不变，还是接受先进理念并探讨其对案件作用？在张西德案中所体现出的张的身份问题引起了诸多学者的质疑。在国外早已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适用的实际恶意原则对于此案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公民的言论自由、正常的舆论监督乃至民主问题都与此原则有着一定的联系。

关键词：名誉权公众人物利益平衡实际恶意实际恶意原则

全国注目的张西德诉陈桂棣、吴春桃名誉侵权案已于8月27日晚报轰轰烈烈地审结。而在我写此文时，张案的判决书还未出炉，大概仍在紧张的炮制之中吧。我想对于学法之人来说，张案的审结并不代表一切宣告终结，无论原、被告双方是否上诉，也无论他们会将官司打到何时。此案虽暂停，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和疑问是诸多的。

听审过程中，我从未对原告的身份持有过任何疑义，因为觉得无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如何，在民事诉讼中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民事主体，应该享有民法所确认和保护的名誉权。不是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所以对于张西德而言，无论他是当年的临泉县县委书记还是现在的阜阳市政协副主席，他都有权提起维护自己名誉权的民事诉讼，这是无可厚非的事。但时过境迁，在对相关法学知识进行学习后，我彻底改变了头脑中的这种观念。张西德在作家书中的身份是时任临泉县县委书记，是党和国家的干部，这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到虽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到但却已被很多发达国家甚至在很多年前即作出了规定的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以下笔者将按次序结合所学浅谈一下自己对这方面问题的认识。

一、公众人物的概念

在美国的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中维克斯勒教授提出了公共官员的说法，在后来1967年的“足球教练和退伍将军案”中，美最高法院又将“公共官员”的概念扩展到“公众人物”。这样一来，除了政府官员以外如引人注目的娱乐明星、体育名，事业有成的著名企业家，以及见义勇为被报道的青年等等，都可以被囊括在后一个概念中。暂时，我们大可以将公众人物划分成两种。一种是主观上有希望成为公众人物的意愿的人，他们能预见到自己会成为比其他人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的人，并且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成为公众人物的愿望。如娱乐明星，政府高官，他们选择做这一职业时定会明白自己会成为媒体及大众关注的对象。另一类是主观上自己并没有成为公众人物的意愿，但因为一些偶然事件使得自己引起社会公众注意的对象，引起社会反响。如中了彩票头奖的人，见义勇为被歌颂的人。以上是我们从外延上给“公众人物”所作的解释，列举了它包括了哪些人。但是要想明白无误地理解一个概念的话，要求我们从其内涵和外延都有清晰的认识。“公众人物”的内涵又作何解呢？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在1976年的“足球教练和退伍将军案”中并未给公众人物下过定义，这就使得下级法院在具体适用时感到难以适从。因此，迫于现实的需要最高院在1966年的“格兹控威切案”中曾尝试着给公众人物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公众人物是指该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有独特的显著性，有些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有相当的权力及影响力；说得更直接，即这些所谓的公众人物通常投身在特殊公共争议的最前线，以便能影响到这些年事件的解决方式。虽然说已经讲了“说得更直接”但此定义仍不够具体，在具体操作中往往还是难以把握。但这是由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所致，大概也没有人能将所有的生活中的有关此概念的内容都包含在此定义中。但我想有了前面对公众人物的这一种分类，以此来判断某一个人是否是公众人物是可以比较清楚的了，虽然在后来又有学者提出其他的分类标准，但归根结底与以上的分类方式是大同小异的。

[摘要]当前，公众人物隐私权与知情权日显冲突，由此而来的名人官司日益增多，本文对公众人物及其隐私权作了概述，并就其侵权认定作了介绍，提出了一些立法、司法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公众人物隐私权知情权

一、公众人物及其隐私权概述

（一）公众人物的含义

公众人物的概念源于1964年美国的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在该案中，布伦南大法官首次提出了“公共官员”（Publicofficial）的概念，并树立了“确有恶意”原则。三年后，在“足球教练诉退伍军人案件”中，法院提出了公众人物的概念。首法官沃伦认为：“公众人物是指其在关系到公共问题和公共事件的观点与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常常与政府官员对于相同问题和事件的态度和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相当。”[1]此案的判决显示法院认为公众人物都涉及到公共利益。

1971年的“罗森布鲁诉大都会新闻有限公司案”将“确有恶意原则”确立为适用于任何有关公共利益的对个人报道的场合，后成为新闻法制的一项重要内容。

“公众人物”概念在我国的提出，始于2002年“范志毅诉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侵犯名誉权”一案[1]。之后，“公众人物”无论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理论学界均引起广泛的关注。作为人格权(包括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姓名权等具体人格权)的主体，学者大多将其区别于一般自然人，认为“公众人物”应受到法律特别的限制以衡平各种权利冲突。然而，是否有必要特别地提出“公众人物”的概念?人格权主体是否应因“身份”的差异而受到不同对待?对于“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问题是否有必要单独规定?笔者基于人格权本质以及“公众人物”人格权限制理论进行剖析，对公众人物人格权进行审视，并就此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就教于学界。

一、人格权本质之解读

根据现有文献，人格理论可追溯至古罗马，然而罗马法却是将人与人格相分离，（据周枏先生所述，罗马法中对人有三个用语，即“homo”、“Capu”t、“persona”。“homo”指生物意义上的人，不一定是权利义务的主体，“Caput”原指头颅或书籍的一章，后转借指权利义务的主体，表示法律上的人格，需要同时具有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persona”则表示某种身份，从演员扮演角色所戴的假面具引申而来，用来指权利义务主体的各种身份。(参见周枏.罗马法原论(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06.)）所展现的是不平等的法律人格;及至17、18世纪，近代民法完全否定了古代民法一切不平等身份所带来的狭隘的物法和债法的观念，实现了法律人格的形式平等，[2]确立了法律人格系私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归属之主体的概念，其所蕴含的平等内涵是资格平等和机会平等;进入20世纪，随着社会的变迁，有学者针对近代民法中法律人格的抽象性，提出“弱而愚的人”的观点，主张具体人格和实质上的平等[3]。然而这种“具体的人”所表示的“不过是法律上认为的平等人格所处的不同地位而已”，人格平等的前提不能动摇。（拉德布鲁赫《法哲学》，转引自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M].王闯，译.梁慧星.为权利而斗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372.）

因此，法律上的人格发展至今，已普遍确立了人在私法上存在的资格，反映了作为权利义务之主体平等性的意涵，并蕴含了自由、责任能力和人的尊严等伦理价值[2]26－41。人格权作为一种“主体为维护其独立人格而基于自身人格的权利”，其主体仅限于私人个体，其客体为独立的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姓名、肖像、隐私等人格利益。

对于人格权性质的界定，学界存在着民事权利和宪法权利之争[4]。笔者认为此处所涉及的是一个权利两面性的问题。从总体上看，私人所享有的权利，可分为公权(利)和私权(利)两个方面，“公权即人们在政治领域和社会公共事物方面的权利，私权即人们在经济领域和民间的和私人的事物方面的权利”。[5]因此，公权(利)由公法规定，是一种对抗国家和政府的权利;而私权(利)由私法所规定，是一种对抗其他私人主体的权利。正如有学者所说：“公权反映的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私权反映的是市民与市民之间的关系……”[6]

人格权作为私人所享有的一项基本的、自然的权利，不但不受其他私人侵害，同时也不受国家权力侵害。因此人格权具有公权利和私权利两个维度。宪法上的人格权和私法中的人格权，并不是两个分别的权利或相互排斥的权利，“那不过是单一的权利在对一般人时和对国家时所表现的差异，即不外同一的权利兼备有公权和私权的两方面。”[7]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大众传媒影响力的日益增强，“社会公众人物”成为了各大媒体和广大受众最关注的社会群体之一。对公众人物的正面报道，可以增加他们在社会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取得公众人物、媒体与受众三者得益的传播效果。但当个人危机事件发生在公众人物身上，很多人选择的却是逃避或欺骗媒体，不能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履行作为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其结果不仅使自己在社会中的形象受到损害，也影响了个人所在组织机构的社会形象。本文以2004年媒体较为关注的“水均益醉酒事件”和“山东女播音员之死”为典型案例，论述了公众人物与媒体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并对危机时刻个人的形象修复和组织的形象维护提出了具体的可操作性建议。

关键词：社会公众人物、个人形象修复、组织传播、新闻发言人制度、危机公关

案例一：水均益醉酒事件

2004年6月27日凌晨，4名男子在一家夜总会与服务人员发生争执，其中一人辱骂服务员及其经理，并将酒泼到经理身上。夜总会报警后，警方调解了近1个小时，该男子才在朋友的拉劝下离去。夜总会工作人员坚持认为，该男子是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水均益。新京报记者拨通了水均益的手机，他对“闹事”的说法表示很惊讶。他说，自己前天就已经去了上海，直到通话时仍未回北京，绝不可能在凌晨闹事。之后，水均益就表示有事很忙，电话再也无人接听。随后全国媒体集中的焦点在于：水均益当时到底在不在场？29日，水均益终于首度开口，否认自己曾“醉酒闹事”，他平静地表示，“我的人品大家应该知道，希望大家能够理智分析判断。”6月29日上午10时30分，海淀分局向法制晚报记者证实，当日纠纷一方确有水均益。经调解，双方已了结此事。事后又新闻称水均益用酒泼了的服务生，事发后竟然神秘“蒸发”[1]。

案例二：山东女播音员之死

据12月1日《新周报》报道，2004年10月15日，山东省邹城市电视台女播音员马啸死在该市副市长刘波家中的床上，消息一夜之间在邹城炸开了锅，但很快就被封锁，前往采访的记者均被拒之门外。虽然传闻四起，但没有哪个部门，哪个人出面澄清此事。《新周报》记者通过深入调查采访，证实马啸确实猝死在刘市长家的床上[2]。

【内容摘要】文在对狗仔队的含义、特点进行阐述之后，首次运用博弈论，从隐私权与知情权的矛盾冲突入手，分析狗仔队现象产生、发展的原因，并指出限制狗仔队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狗仔队；博弈；隐私权；知情权；有效方法

一、狗仔队的含义和特点

狗仔队（paparazzi）最先出现在1958年，原本的意思是“追踪摄影队”，它成为一个世界型的词汇应该是在1960年，当时意大利著名导演费里尼拍了一部影片叫《甜美的生活》，里面的男主角就是一个追踪摄影队，这个词后来被香港翻译成为“狗仔队”，成为中文中的普遍的说法。而狗仔队在粤语中本是香港人对专职跟踪任务的警探的谑称，后大众传播媒体借用来指专门从事跟踪并偷拍名人隐私照片的摄影记者或业余摄影员。①但对于狗仔队的定义，仍是莫衷一是。

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把“狗仔队”解释为“专门追逐名人偷拍照片的摄影者”，并注明源自意大利语（缩印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8月，上海）。人们在使用时，却大大扩展了其范围，这个称呼不仅可以用于摄影师，还包括记者、主持人、电视摄像师等。②另一方面，虽然这个名称所指的对象出现了很大的扩展，但其所包含的内涵一直没有很大的变化，许多人在使用时已经将这个词从人的称谓改变为对一种采访手段的称谓。

狗仔队所用的采访手法比较特殊，不同于以往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藏在可以观察到公众人物的私生活的地方，比如家的对面，等待有价值的新闻；2.接跟踪公众人物，在其最希望被采访的时间内进行采访，以得到具有爆炸性的新闻；3.造戏剧化的场面，然后加以演绎，让当事人出面澄清，使传闻变新闻；4.点利用照片、图像资料，加强可信性。

【内容摘要】文在对狗仔队的含义、特点进行阐述之后，首次运用博弈论，从隐私权与知情权的矛盾冲突入手，分析狗仔队现象产生、发展的原因，并指出限制狗仔队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狗仔队；博弈；隐私权；知情权；有效方法

一、狗仔队的含义和特点

狗仔队（paparazzi）最先出现在1958年，原本的意思是“追踪摄影队”，它成为一个世界型的词汇应该是在1960年，当时意大利著名导演费里尼拍了一部影片叫《甜美的生活》，里面的男主角就是一个追踪摄影队，这个词后来被香港翻译成为“狗仔队”，成为中文中的普遍的说法。而狗仔队在粤语中本是香港人对专职跟踪任务的警探的谑称，后大众传播媒体借用来指专门从事跟踪并偷拍名人隐私照片的摄影记者或业余摄影员。①但对于狗仔队的定义，仍是莫衷一是。

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把“狗仔队”解释为“专门追逐名人偷拍照片的摄影者”，并注明源自意大利语（缩印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8月，上海）。人们在使用时，却大大扩展了其范围，这个称呼不仅可以用于摄影师，还包括记者、主持人、电视摄像师等。②另一方面，虽然这个名称所指的对象出现了很大的扩展，但其所包含的内涵一直没有很大的变化，许多人在使用时已经将这个词从人的称谓改变为对一种采访手段的称谓。

狗仔队所用的采访手法比较特殊，不同于以往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藏在可以观察到公众人物的私生活的地方，比如家的对面，等待有价值的新闻；2.接跟踪公众人物，在其最希望被采访的时间内进行采访，以得到具有爆炸性的新闻；3.造戏剧化的场面，然后加以演绎，让当事人出面澄清，使传闻变新闻；4.点利用照片、图像资料，加强可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