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债范文10篇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呈现出既分化又综合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在公债管理政策研究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公债管理政策研究的对象越来越精细，研究范围从最初的债务偿还管理、债务规模控制直至目前的债务结构优化，目前西方理论中的公债管理政策大多已具有特定的涵义，而并非是公债政策的简称了。另一方面，公债管理政策研究与其他经济理论也出现了综合、交叉和渗透现象，许多新兴的经济理论和方法被移植于研究公债管理政策问题，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风行于西方经济学界的资产累积理论、有效市场理论、理性预期理论以及博弈论、线性规划和计量经济学更是对公债管理政策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作为上述两种趋势作用的结果，目前的公债管理政策事实上已逐渐远离于传统财政学的范畴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一、现代西方理论中公债管理政策的内涵

从定义上看，公债管理政策（publicdebtmanagementpolicy）即是指公债管理当局通过各种债务管理操作以实现既定经济目标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的总称。

公债管理政策的内涵是在公债管理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般来看，广义的公债管理是指政府决策当局和公债管理部门围绕公债运行所进行的决策、组织、规划、指导、监督和调节等一系列工作，具体内容不仅包括公债的发行、流通、使用和偿付，还包括管理体制、债券评级、反假防伪等诸多内容，管理对象既包括债务规模也包括债务结构。而狭义的公债管理仅指政府的债务管理机构对既定规模下的公债结构所进行的调整措施，相应地，管理对象仅指既定债务规模下的债务结构。与之相对应，广义的公债管理政策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债政策，它既包括公债规模的控制政策，也包括公债结构的调整政策。狭义的公债管理政策仅指后者，具体而言，即是指政府通过发行、偿还和调换等政策措施来调整公债的结构，以此来影响经济动向、实现既定经济目标的一种宏观经济政策（坂人长太郎，1987）。

西方公债管理政策的内涵经历了由广义向狭义的转变过程。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对公债管理政策问题就有所涉及，但由于当时还处于公债发展的初级阶段，公债理论的争论焦点集中于政府是否应当借债、政府如何偿债等问题上，延伸开来公债管理政策即是与压缩债务规模紧密联系的。但是，以詹姆斯?托宾、本杰明?弗里德曼等为首的当代西方学者指出，公债规模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及赤字弥补方式（或盈余的使用），在现代预算管理体制下它是由一国或地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审批通过的，政府无权决定。但对于公债结构，政府则完全可以自行掌握，因为政府提交审批的预算报告中通常并不包括公债的结构。换言之，政府的债务管理部门可在既定规模下自行制定公债结构的调整方案，并适时采取相应的发行、偿还和调换方式将其付诸实施（J.Tobin，1963）。

进一步来看，尽管形式上公债规模是由一国或地区最高权力机关批准的，但公债规模也并不或不完全随人们的主观愿望所左右，这一点从简单的历史回顾中就可以看出。在自由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的古典主义时期，西方各国政府一边高举反对借债的大旗，一边却在大肆发行巨额公债，当时英国等一些国家的债务比率（debtratio）曾长期高达100%甚至200%以上。二战以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学说又风靡一时，凯恩斯主义者阿尔文?汉森适时提出了补偿性财政政策的建议，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赤字和发债规模并没有随经济周期反向变动，而是呈现出连年递增的发展态势。到80年代以后，美国里根政府转而奉行供给学派的削减赤字、压缩债务规模的财政主张，但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不仅没降，反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及军需公债出炉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但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作为临时政府首都的南京“库藏如洗”，各省也无“分文报解”。地方各省不但“无一钱供给”，反而电“催拨款，就连湖北这样的首义省份，在财政上也要求中央极力维持”。新的税收无从建立，原有的海关税收又被外国公使团以防止内乱无法偿还债务为名，全部“置于总税务司的控制之下”，“各关所收税款，每星期汇交上海，分存汇丰、清华、道胜三行，为归还洋债赔款之用”，临时政府不能支取分文。财源虽无，但用项却巨。军队饷需就较革命前增加几十倍，“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前敌之军，“就时有哗溃之势”。有的军官扬言：“军队乏饷即溃，到那时只好自由行动，莫怪对不住地方”，陆军总长黄兴为此“寝食俱废”，“至于吐血”。除军费浩繁外，政府的行政费用、难民的救济金、烈士子女的抚恤金等，亦属刻不容缓，但都无从支付。临时政府面临的财政困难的确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央财政匮乏已极”。

面对如此困难的财政状况，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发动国民募捐、缩减行政经费、发行军用钞票等等。其中，举借内外债是临时政府作为救急的最主要手段。武昌起义后，远在海外的孙中山就把能否获得外国贷款看作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从美国到英国，从英国到法国，远涉重洋，风尘仆仆，不懈呼吁，到处交涉，力图从各帝国主义国家取得贷款。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孙中山也从有利于取得外国借款的角度出发，慎重财政总长的遴选，最后以“借款于国际有信用”的陈锦涛任之。陈锦涛一出任财政总长，孙中山就派他去上海筹借外债。但孙中山的借款计划处处受挫，未能成功，发出的借款电文，一直“杳无回音”。外债举借无果，发行巨额内债就成为挽救临时政府财政危机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军需公债由此产生。

1月8日，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副总统黎元洪、财政总长陈锦涛联名签署发行中华民国元年八厘军需公债(简称军需公债)。在公债发行弁言中，临时政府指出，民国成立之初，“饷糈筹拨，固难缓手须臾，政费繁兴，又日见其推广”，财政异常困难，并且“军事倥偬，倘乏整顿经营之余力”，“全恃募捐微末，亦无永久继续之功能”，而“公债募集，为文明各国之通例，特吾国未经仿行，又以旧时政府，其信用不孚于国民，故国民亦不知公债之利益。今则民国方兴，与民更始，昭示大信，中外咸知，筹办者无侵吞销耗之可虞，受买者有利息报酬之可冀。而且分期缴纳，定限归还，少数固无细流土壤之嫌，多数更有名誉奖励之法。定章具在，取法至良”。因此，决定发行军需公债。

为发行军需公债，南京临时政府制定并公布了《中华民国军需公债章程》32条。章程规定，此项公债专充临时军需及保卫治安之用，定额为1亿元。债票不记名，持有者即为债主。票面分5元、10元、100元、1000元四种。债票正面用华文，背面用英文。公债由财政部发行，分派各省财政司劝募。各省财政司所设公债处及其他处作为发行及经理公债之机构。此项债票于1912年1月28日先由上海发出预约收据，并陆续寄往各省各埠，俟认款交足后再换给正式发票。购票之人须于一星期内缴付认定总数的1/4，由本地公债处发给收据，其余3/4限3个月内缴清，债款缴清后由财政部换给正式债票。外国人也可购买公债。以金镑买本公债者，每百元债票值9金镑。凡用金镑购买者均须在购买收据及债票上加盖图章并注明将来还本付息亦用金镑。凡热心应募或劝募公债者由各省公债处禀请财政部照奖励章程给奖。公债年息8厘，以每年2月2日及8月2日为发息之期。每张债票上附有息票12张，到期息票须于6个月内兑现或作纳税及钱粮之用，过期作废。偿还期限为6年，前一年付息不还本，后五年由财政部执行抽签法，每年偿还本金1/5。凡抽中之票可在各公债处或其他处兑现或将该票作为纳税及钱粮之用。公债期满可展限两年。中签债票须于两年内由持票人向经理债本机关兑现或将该票作为纳税及钱粮之用，过期作废。公债偿还以国家所收钱粮作抵，将来免厘加税实行时则改以所加之税作抵。

二、南京临时政府力促公债发行的措施

一、资产组合理论与公债管理政策的有效性

公债管理是否可以成为政府用于调节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基本前提在于公债结构的调整是否能够对实质经济变量（利率、货币供应量和托宾q等）产生影响，即公债管理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事实上，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公债管理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有效性问题的讨论上。20世纪中叶，Rolvh(1957)、Musgrave(1959)、BrownleeandScott(1963)和托宾(1963)等经济学家发表了关于公债管理政策有效性的一系列文献。尤其是托宾发表的《论公债管理政策的原则》一文从资产组合和累积角度探讨了公债管理的经济效应，开创了现代公债管理政策研究之先河。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哈里·马科维茨于1952年创立的，他认为最佳投资组合应当是具有风险厌恶特征的投资者的无差异曲线和资产的有效边界线的交点。威廉·夏普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指出无风险资产收益率与有效率风险资产组合收益率之间的连线代表了各种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组合。根据上述理论，投资者在追求收益和厌恶风险的驱动下，会根据组合风险收益的变化调整资产组合的构成，进而会影响到市场均衡价格的形成。也正因为如此，投资组合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自产生以来就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包括公债管理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当中。

具体到公债管理政策问题，托宾认为，公债管理对经济的影响效应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资本的预期边际生产率，它由技术、资源和市场预期等因素决定，尽管在长期内有关经济政策可间接对其施加影响，但并不直接受管理当局的控制，一般认为它是恒定的；二是资本的意愿收益率(therequiredratesofreturn)，它直接受经济政策的影响，如管理当局通过调节公债的结构来影响微观经济主体资产组合，这样可以改变资本意愿收益率。一般来说，在技术、劳动等外部条件一定的前提下，如果后者大于前者，即投资者希望得到的收益率比现有资本的收益率高，相应地资本品的市场价格将低于其重置成本（即托宾q比率下降），那么投资者将减少资本持有，这样会导致投资下降，经济紧缩；反之则相反。

这样看来，由于资本的预期边际生产率不变，那么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在公债管理是否会影响资本的意愿收益率了。托宾是从组合资产的替代性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当政府增加短期公债的供给时，通常银行会将短期公债作为货币的优良替代（并非完全替代）手段而公众并不这样，这时银行会因短期公债可充作“二级储备”而减少对超额储备的持有，因此贷款和派生存款增加，相应地公众将在资产组合中增加存款和公债的持有，两方面作用均会导致资本意愿收益率的降低而产生扩张效应。至于长期公债，则有两种情况，一是长期公债与货币和短期公债的替代性要大于与资本的替代性，这种情况与前述短期公债增加的效果基本相同，长期公债增加扩大了资本的需求，从而降低了资本的意愿收益率，其效应是扩张性的；二是长期公债与资本的替代性大于与非货币和短期公债的替代性，这时长期公债供给的增加即意味着资本供给的增加，资本价格（股价）下降导致资本的意愿收益率上升，其效应是紧缩性的。托宾通过论证认为前一种情况更符合现实，因而发行长期公债的效应也是扩张的。

既然两种公债的效应都是扩张的，那么公债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就取决于二者与资本替代性的比较。托宾认为，长期公债与资本的替代性要大于短期公债与资本的替代性，因而用短期公债替代长期公债所产生的效应是扩张性的，同理用短期公债替代活期公债（demanddebt，即货币）所产生的效应则是紧缩性的。

一、改进我国现行公债管理的两点建议

从调节总需求的角度来看，我国现行公债管理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公债种类结构不合理；二是公债的公开市场操作尚未运行。这两个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难以运用公债管理政策调控总需求。

首先，我国目前的公债种类非常单一，不能进行公债种类的最适搭配，更谈不上实现公债管理政策目标。

1985年以前我国发行的国库券实际上是长期公债，1985年开始发行的国库券，虽然到1988年期限已缩短为3年，但仍然属于中期公债。也就是说，1985年以前，中短期公债是空白；1985年以后，长、短期公债是空白。可是，在理论上，发行短期公债（国库券）有利于刺激总需求；相反，发行中长期公债，则有利于抑制总需求。从我国公债融资实践来看，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公债管理政策是财政政策的一个有效手段。80年代初，我国经济不很景气，这时发行的长期公债（国库券）从公债利息最小化目标来看是合理的，但从刺激总需求，实现供求平衡来看，这种公债发行不尽合理。从1985—1988年，我国的经济运行处于繁荣时期，而就在1985年，公债期限缩短到3年，从公债利息最小化目标来看是合理的，但是，由于公债期限缩短，公债的总需求效应增大，这无异于对本来已经过旺的总需求火上浇油。到了1989—1990年，我国的经济运行处于萧条时期，从利息最小化目标来说应当增加长期公债的发行，但从经济稳定目标来说应增加短期公债。遗憾的是，这两年的国库券期限依然是3年，并未缩短。

我们认为，我国今后国债期限的选择应趋于多元化，应兼有长期、中期和短期国债，长期国债期限在5年以上，中期国债期限在1—5年，而短期国债（国库券）期限在1年以下。从经济运行状况来看，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若恢复经济正常运行是主要矛盾，就应适当增加短期公债（国库券）发行，减少长期公债；在经济繁荣时期，若经济政策目标是相同的，则要采取同上述相反的公债管理政策。从公债资金的用途来看，不同期限的国债应适应不同的资金需要。长期国债用于满足国家重点建设的资金需要，中期国债用于满足一般性的建设资金需要，而短期国债（国库券）用于弥补财政赤字。

就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应当适当增加发行长期公债。（1）增发长期公债的必要性。我国当前的经济运行处于繁荣时期，1994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3.42%，是历史最高水平。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抑制需求膨胀，为此而应当增加长期公债。也许有人要问，增发长期公债不就违背了利息负担最小化了吗？理论上是如此，但我国因利率决定缺乏市场化，或者说，利率水平缺乏弹性，市场利率并未因通货膨胀而大幅度提高，因此，此时增发长期公债，公债利息费用不致过大。（2）增发长期公债的可能性。在高通货膨胀情况下，增发长期公债可能吗？自1979年以来，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递增17.02%，储蓄的增长幅度年年扩大，基本上保持了30%的增长速度，特别是1995年前7个月，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平均每月以600亿元的速度递增，而且定期存款在储蓄总额中一直占70—80%的高比例。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发行长期公债是有资金保证的。况且，在公债的流动性增加，公债利率较高的情况下，已经形成的吃息者阶层可能更愿意购买长期公债。（3）推销长期公债的新方法。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吸引这笔资金。我们建议可以采用国外的附息票债券，发行一种长期的附息票的债券，这种长期债券可以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本金，它可以采用无实物的形式；另一部分是利息，采用有实物的形式，发给债券持有者若干息票，凭息票可以定期领取利息，这样做既安全又方便。这种长期国债就可以把社会上长期闲置的资金吸收过来，用于国家的长期建设项目，缓解长期资金需求的紧张状况。

公债有国债和地方公债之分，前者由中央政府发行及支配使用，后者由地方发行和支配使用。地方公债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一种成熟的融资工具，也称市政债券，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作为政府缓解地方财政困难、完善财政分税分级体制、加强国有资本运营的重要手段，地方公债也正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关注。

一、地方公债制度的理论依据分析

（一）政府职能划分理论

由政府来组织管理社会再生产、调节控制国民经济运行，自觉依据基本经济规律和市场经济客观规律，主动引导制约经济发展，弥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缺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履行经济职能的主要特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具有四种身份，一是社会成员共同政治利益的代表（凭借行政管理权力），二是社会管理者（凭借社会管理权力），以国家主权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为物质实体，履行政治和社会的职能；三是国有资本所有者（生产数据所有者），凭借国有资本所有权（生产数据所有权），以政府投资所形成的生产数据或国有资产为物质实体，通过国有资本运营活动，履行组织领导经济建设的职能；四是宏观经济管理者，凭借宏观经济管理权，以全部自然资源和国有资产为物质实体，履行总体经济调控的职能。

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领导经济建设的职能和调节控制市场经济运行的职能是政府职能的必要组成部分。例如，通过组织水利、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通过国有资本的运营来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实施各种经济政策直接或间接地调节控制经济运行。

地方政府是国家政权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地方政府管辖范围内，地方政府同样要履行经济建设职能和地区经济宏观调控职能。例如，调整本地区经济结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我国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着重强调了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而对地方政府的职能并没有清楚界定，特别是没有明确地方政府是否具有地方经济建设职能和地方经济宏观调控职能。因而，并没有完全对应地划分地方政府的财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调节控制地方经济运行的责任越来越大，调整地方经济结构，发展地方主导产业，提高地方就业率已成为地方政府行政的主要内容。地方经济建设职能和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必要职能。因此，地方政府有必要通过发行地方公债筹集地方政府资本金，通过地方政府国有资本的运营来调节控制经济运行，以满足地方政府履行经济建设职能的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能的进一步划分，为建立地方公债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近几年来中央从国债发行额中每年都拿出一部分向地方转贷（地方财政负责还本付息），用于支持地方性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如2001年中央代地方发行的国债为400亿元，2002年预算的国债发行规模为5929亿元，其中包括代地方政府发行250亿。这些国债转贷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地方某些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但这种完全由中央包办的举债方式，是在现行制度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情况下的一种变通。从逻辑上说，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应允许地方政府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名正言顺”地具有发行债券以筹资的权力，否则不利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根据城镇建设的需要来安排资金筹措，也不利于分散中央财政的债务负担和债务风险。

2.某些地方政府变相的债务融资方式：案例与评价

案例1：地方政府变相举债

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正规的地方债券或市政债券，但仍有不少地方政府在以各种形式变相发行公债。有的通过信托投资公司、市政建设公司作为发债主体发行公债，有的则以政府基金的名义向社会借钱，由地方财政提供担保，从而形成了政府的或有负债。这类或有负债脱离了财政体系的监督，实际发生时却不得不从财政中列支，其中存在很多不规范的运作，虽解决了城市建设中的一些现实问题，但容易构成潜在的财政风险。

例如财政部驻山东省监察专员办在进行异地专项检查时，查出成都市青羊区曾在1992年至2001年10月间违规发行地方政府债券3.75亿元。以1999年为例，青羊区政府在该年度发行的地方债券为0.41亿元，几乎占到当年全区财政收入2.55亿的1/5。据调查，青羊区在1992年开始筹资发债时是由财政部门开具收据作为财政担保，而后来则使用了“代保管券”的形式，上面附有认购者姓名和认购金额。在1993年《预算法》生效后，债券的发行主体就由财政直接发行改为财政局下属的区投资公司，而所筹集资金除了归还以前本息外，还大量用于向本区的企业贷款。青羊区财政局主要在预算外资金账户上对所发债券进行核算，例如将发债收入记为“生产发展基金”，而将还本付息支出列为“一般预算支出——企业挖潜改造支出”。

应该说，这种“正门不通走旁门”的不规范的发债或“准债务融资”行为，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管理分散，不利于建立有效的偿还机制和决策责任机制，不利于强化地方政府的债务约束，容易酿成债务风险。同时，这种低水平的融资方式限制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使中央部门和地方人大无法对这种债券发行实施有效的监管和制约。另外，这种“隐蔽”的债券融资，必然使融资利率高升（例如，青羊区在1992年至2001年发行的3.75亿债券，其票面利率最高的达22%，最低的为5.1%），增加地方政府的还债成本以及不能偿付的可能性，同时也会扰乱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最后，地方政府采用这种不规范的融资方式，缺乏有效监督，随意性大，资金使用效益不高，也容易滋生腐败问题。

关键字：公债融资需求

一、中国：公债融资与总需求关系的实证分析

关于公债融资与总需求的关系，经过理论分析可以得出几点结论：（1）在增支公债的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承担公债发行，将增加社会总需求；如果商业银行承担公债发行，公债融资对总需求既有扩张性作用，也有抑制性作用。（2）在减税公债的情况下，因减税能使民间消费支出和民间投资支出都增加，故公债融资会刺激总需求。（3）在以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下，公债融资对总需求既有扩张性作用，也有抑制性作用。所以，总的来看，公债融资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到底是扩张性的还是抑制性的，不能从根本上确定。

但是，具体到我国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尽管公债融资与总需求的关系不是很规则的，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刺激了总需求增加。我们首先看一下表1列示的数字。从1981—1993年，社会总需求增年率的非加权平均值是19.07%，公债余额增长率的非加权平均值是32.90%。十余年来除个别年份外，公债余额与社会总需求基本保持同步增长。例如，1991—1993年公债余额增长率分别是15.19%、29.50%和28.02%，总需求增长率分别是16.0%、22.5%和31.9%。增长率非加权平均值19.07。

我们提出的我国公债融资对总需求有刺激作用论点的依据何在？

第一，就目前来说，公债的资产效应在我国是存在的。（1）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过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寥寥无几，纳税意识有待培植，人们基本上没有意识到政府现在举债将来会通过增加税收的方法偿还。再加之公债利率高于同期存款利率，人们一直把公债作为一种安全可靠、收益率高的资产。这样，公债持有者在心理上把公债作为资产来持有，公债幻觉存在。当公债这种资产增加时，人们就会增加其消费支出，勒纳效应成立。（2）我国的公债余额一收入比率相当低，公债融资对社会消费需求具有显著的刺激效应。理论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债余额一收入比率低的国家，人们没有预想到偿还公债要在将来提高纳税义务，因而为弥补赤字而发行的公债使得家庭感觉变得富有了，刺激消费需求。在一定限度内，公债存量越大，家庭越觉得富有，就越想消费。倘若接受这一观点，我们就需要考察我国公债余额一收入比率的现状。如表2所示，自1981年以来，我国公债余额一收入比率稳步上升，甚至可以说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从1981年的1.12%，提高到1993年的9.31%，12年间提高了8倍。尽管如此，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的公债余额一收入比率仍是最低的，而且比工业化国家要低得多。（3）一般来说，短期公债的总需求效应比较大，但由于长期公债具有资产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加总需求。我国到目前为止发行的公债大部分属于中长期公债，这种公债发行对总需求增加有一定推动作用。15个重债发展中国家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墨西哥、摩洛哥、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乌拉圭、委内瑞拉和前南斯拉夫。

一、地方公债的现实需求

公债是国家以还本付息为条件而获取的财政收入，[1]是政府进行财政融资、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种重要形式。根据我国1994年制定的《预算法》第二十八条：“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在这一规定中，首先我们能看到，在我国，公债即政府债券的发行权为中央政府所垄断；其次，我们还能看到，这一财政权力配置格局，其立法考虑或者理由，至少在字面上是出于一种“量入为出”的稳健的理财观念。

但是，从近些年的各地的实践来看，公债发行权完全由中央垄断的财政权力安排在经济飞速发展、各地方政府加大建设投入的背景下逐渐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从需求的层面来看，无论是各地花样百出通过中间机构发行的“准政府债券”，还是前两年北京市奥运债券的提出和最终流产，都表明过于严格的“量入为出”的财政预算模式与实际的经济建设已经显现出脱节，地方政府在银行银根缩紧与责任扩张的张力之下必然要在融资渠道上力图寻找新的突破口。同时，由于公债发行主体过于单一，也使得中央政府潜在的财政风险相对集中。在这一背景之下，修改《预算法》、赋予地方公债发行权的呼声才应运而生。[2]

二、地方公债的难题

然而，至少在中国这种中央高度集权、地方发展不均衡的特殊国情之下，允许地方发行公债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其中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理论和制度设计的问题。虽然有批评认为，在中国目前允许特种行业发行行业债券的情况下，不允许财力比这些行业组织高出很多的地方（特别是省级）政府发行公债显得没有道理，[3]但是地方政府债券显然与行业公债具有重大的不同，因为前者触及更加深刻的宪政层面的问题。比如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资源如何分配；在财力差异悬殊的情况下，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如何实现；等等。正如学者所说，我国在宪政和国家治理模式上采取目前这种中央集权的方式未必完全是从所谓的意识形态因素出发的，而是与我国的实际国情关系是非常紧密的。[4]

在作者看来，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关涉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地方公债的信用基础到底应该建立在什么之上？如果授权地方政府自行发行政府债券，那么对于作为债权人的人民群众来说，他们之所以慷慨解囊把钱借给政府，是出于对本地方政府的信用的信心，还是出于对单一制国家体制下一切地方政府背后共同的中央政府的信用的信心呢？换句话，说白了，就是从人民手中借了这么多钱，最终应该由谁来埋单。这一信用机制的问题实际上是授予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权力后法律上将面临的最大难点。有论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产权不清的缘故。[5]这虽然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未必能说明全部。事实上，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必然要以实现人民利益的目的而强调政府的永久存续性，因而不能允许出现政府破产的情况，[6]因此，假设出现地方政府公债到期无力偿付的情况，中央政府不可能不照单全收，但这又很自然地会造成中央政府的巨大财政负担，甚至可能引发财政风险。在这一基础上，根据财政健全主义的基本要求，尽管面临巨大的现实需要，但地方政府发行公债仍是“兹事体大，不可不察”。如果不能在相关配套制度建设上下足功夫，分散公债发行权不但不能分散中央的财政风险，反而可能影响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信用。

公债有国债和地方公债之分，前者由中央政府发行及支配使用，后者由地方发行和支配使用。地方公债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一种成熟的融资工具，也称市政债券，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作为政府缓解地方财政困难、完善财政分税分级体制、加强国有资本运营的重要手段，地方公债也正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关注。

一、地方公债制度的理论依据分析

（一）政府职能划分理论

由政府来组织管理社会再生产、调节控制国民经济运行，自觉依据基本经济规律和市场经济客观规律，主动引导制约经济发展，弥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缺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履行经济职能的主要特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具有四种身份，一是社会成员共同政治利益的代表（凭借行政管理权力），二是社会管理者（凭借社会管理权力），以国家主权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为物质实体，履行政治和社会的职能；三是国有资本所有者（生产数据所有者），凭借国有资本所有权（生产数据所有权），以政府投资所形成的生产数据或国有资产为物质实体，通过国有资本运营活动，履行组织领导经济建设的职能；四是宏观经济管理者，凭借宏观经济管理权，以全部自然资源和国有资产为物质实体，履行总体经济调控的职能。

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领导经济建设的职能和调节控制市场经济运行的职能是政府职能的必要组成部分。例如，通过组织水利、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通过国有资本的运营来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实施各种经济政策直接或间接地调节控制经济运行。

地方政府是国家政权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地方政府管辖范围内，地方政府同样要履行经济建设职能和地区经济宏观调控职能。例如，调整本地区经济结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我国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着重强调了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而对地方政府的职能并没有清楚界定，特别是没有明确地方政府是否具有地方经济建设职能和地方经济宏观调控职能。因而，并没有完全对应地划分地方政府的财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调节控制地方经济运行的责任越来越大，调整地方经济结构，发展地方主导产业，提高地方就业率已成为地方政府行政的主要内容。地方经济建设职能和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必要职能。因此，地方政府有必要通过发行地方公债筹集地方政府资本金，通过地方政府国有资本的运营来调节控制经济运行，以满足地方政府履行经济建设职能的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能的进一步划分，为建立地方公债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摘要：民国元年军需公债(简称军需公债)是南京临时政府发行的唯一一次、也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发行的第一次内国公债。新生的革命政权欲通过发行军需公债摆脱严重的财政危机，但公债发行并没有给她带来转机，南京临时政府在财政困窘中宣告结束。毋庸讳言，军需公债不是一次成功发行的国内公债，但军需公债所筹措的款项在临时政府财政收入中又占有不可忽视的份额，对于维持岌岌可危的临时政府财政仍然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它是我国中央政府有内债发行以来最早正式实施还本付息的内国公债，又具有开篇的意义。

关键词：军需公债；南京临时政府；内国公债；发行；最早

军需公债是南京临时政府发行的唯一一次、也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发行的第一次内国公债。虽然军需公债发行没有从根本上使临时政府财政转危为安，但公债发行所得对于维持岌岌可危的新生革命政权仍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军需公债是我国中央政府有内国公债发行以来最早正式实施还本付息的内国公债，具有开篇的意义。关于此项内国公债，目前我国尚无专文探讨，笔者不揣浅陋，撰写此文，祈请识者雅正。

一、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及军需公债出炉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但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作为临时政府首都的南京“库藏如洗”，各省也无“分文报解”。地方各省不但“无一钱供给”，反而电“催拨款，就连湖北这样的首义省份，在财政上也要求中央极力维持”。新的税收无从建立，原有的海关税收又被外国公使团以防止内乱无法偿还债务为名，全部“置于总税务司的控制之下”，“各关所收税款，每星期汇交上海，分存汇丰、清华、道胜三行，为归还洋债赔款之用”，临时政府不能支取分文。财源虽无，但用项却巨。军队饷需就较革命前增加几十倍，“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前敌之军，“就时有哗溃之势”。有的军官扬言：“军队乏饷即溃，到那时只好自由行动，莫怪对不住地方”，陆军总长黄兴为此“寝食俱废”，“至于吐血”。除军费浩繁外，政府的行政费用、难民的救济金、烈士子女的抚恤金等，亦属刻不容缓，但都无从支付。临时政府面临的财政困难的确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央财政匮乏已极”。

面对如此困难的财政状况，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发动国民募捐、缩减行政经费、发行军用钞票等等。其中，举借内外债是临时政府作为救急的最主要手段。武昌起义后，远在海外的孙中山就把能否获得外国贷款看作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从美国到英国，从英国到法国，远涉重洋，风尘仆仆，不懈呼吁，到处交涉，力图从各帝国主义国家取得贷款。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孙中山也从有利于取得外国借款的角度出发，慎重财政总长的遴选，最后以“借款于国际有信用”的陈锦涛任之。陈锦涛一出任财政总长，孙中山就派他去上海筹借外债。但孙中山的借款计划处处受挫，未能成功，发出的借款电文，一直“杳无回音”。外债举借无果，发行巨额内债就成为挽救临时政府财政危机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军需公债由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