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社会范文10篇

[摘要]结合企业文化的功能与反功能，通过对企业文化在工业社会的表现特征的论述，进一步阐述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将改变工业社会企业文化的基础，从而使企业文化在四个方面的调整和创新。

[关键词]知识经济工业社会企业文化功能反功能特征创新

企业是人的集合体。而企业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并非所有的关系或行为的范围和形式都是可以事先预测的。企业文化会引导企业成员自觉地作出符合企业价值观的行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会激励员工在特定的环境中表现出符合企业需要的行为；受同一价值观的影响，企业员工在不同时空的行为准则必然会趋向相互协调一致。

知识经济正向我们悄然走来。知识在企业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人事管理、财务制度等经营活动中的作用正日显重要。知识及其运用的产品化、产品及其生产过程的知识化是我们在愈来愈多的企业中可观察到的、正在发生的客观现象。不管人们是否已经认识到，也不管人们是否或愿意，知识经济正逐渐取代工业经济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

一、企业文化的基本功能与反攻能

企业文化最简单的定义为“企业成员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念以及由这种价值观念所决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这种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可能未被明确宣布，但他们通常隐含于企业成员作为其行为前提的思维模式的假设中，是已经被企业成员无意识地普遍认可的。他们的行为会自觉地，甚至是会不自觉地受到这些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影响。

摘要: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韦伯的理性化理论及其深受二人影响的社会理论进行了简要梳理，倾向于认为以韦伯理性化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性理论与马克思异化理论并非截然对立的两极，它们从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理论维度对同一目标即工业社会的现实困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激烈的批判。在此基础之上，理性化理论是对异化理论的一种回应，两者可以在更深的层面上、更广的领域中相互交融。因此，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韦伯语境中可以得到很好的阐释与充实。

关键词:异化；理性化；工业社会；马克思；韦伯

任何欧洲现代文明之子，身陷工业社会冰冷的运作逻辑之中，都无法回避一个充满悖论的现实:似乎被日益强烈的理性与技术光芒所照耀的人类，在蜿蜒前行的路上也投下了日益拉长而孤独的身影。凭着敏锐的洞察力与深切的人文关怀，马克思将这一现实的悖论引入到异化的分析之中。而比马克思晚了近半个世纪的韦伯，毕生关切的理性化无疑也从另一方面触及到工业社会的困境。作为“资本主义的马克思”(曼海姆语)，韦伯更多地从维系资本主义的理性化体系内部予以考察，他对文化合理性的批判与马克思从外部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在更普遍层面上的社会理论领域互相呼应，互为补充与支撑。“韦伯合理化理论中这种批判向度的一个历史效果，就是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卢卡奇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是通过韦伯理论的中介去重新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

一、马克思异化观:外在超越与自我超越

1.外在超越——从唯心主义、宗教神学回到社会本身

本文期待在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理论源头、新的内涵和逐步完善的阶段进行梳理后，能够寻求到韦伯语境阐释与充实的空间及其两种理论对话的平台。马克思引入的异化概念其实是近代欧洲哲学的概念。它主要指这样一种现象:人作为有自我意识和能动性的主体亲手创造出来的力量外在于人，独立于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人疏远或隔膜，甚至转过来支配人，奴役人。马克思的异化观是一种从唯心主义、宗教神学回到社会本身的异化观，是一种超越前人的同时也实现自我超越的异化观。它源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超越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最终完善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观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又通过赫斯的金钱异化观摆脱了费尔巴哈宗教异化观的束缚，从而回到了社会本身。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包含了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第二是工人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使自然界，使人本身，使人的活动机能与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于是由第一、二层面的异化可以推出第三个层面的异化，即“类同人的异化”，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使人的类本质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个人生存的手段。这样的结果，也造成了“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也就是第四个层面的异化。至此，马克思第一次系统地对异化劳动进行了论述，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理论基础上实现了超越。然而，正如《回到马克思》一书的论述:“马克思这里肯定的是费尔巴哈的对象性的客观活动，并且是人的客观活动(劳动)。请一定注意的是，这个客观活动再前进一步就是实践。但这里还不是，因为这里还是人本主义的非历史的逻辑规定”。

一、晋城市煤炭企业社会责任现状的成功因素分析

（一）国家政策的指导和推动我市作为全省乃至全国的重要能源基地，在煤炭资源整合中取得了丰硕成果：煤炭经济效益、安全生产水平、环境治理水平、资源利用效率、员工权益保障等均得到了大幅提升，这些累累硕果首先是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对煤炭行业的高度重视以及国家出台的相关煤炭产业重大政策的指导和推动。

（二）遵循了“优进劣退”、“大进小退”的经济规律兼并整合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规律，通常是大的整合小的，优的整合劣的，把劣带优。经过兼并重组，我市地方煤矿由“十五”末的608座压减到129座，减少479座，压减比例为78.79%，整体上改变了整合前“多、小、散、乱”的发展格局，构建起了以兰花集团、科兴能源、阳泰煤业等为主要依托的机械化、现代化、规模化、集约化、集团化的新格局，煤炭产业结构实现了明显优化。

（三）煤矿职工以及利益相关方等多方面的切身利益，为了照顾到相关各方的利益，尽量使他们的利益不受损，我市在资源整合中，遵循已有的合法的“存量资产”和“既得利益”要受到保护，使其不受损失，已有的惠民政策和合法权益要得以延续等原则，充分考虑各种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好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复杂关系，实现互利共赢。

二、晋城市煤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整体生产力水平较低资源整合虽然实现了煤炭行业的机械化、现代化，但采煤机械化程度仍与先进产煤国家有较大差距。煤炭采掘技术、瓦斯治理技术、污染防治技术、塌陷区治理技术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技术比较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责任不能很好履行。

摘要：生产要素理论经历了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但其没有阐明生产要素的主次和优劣，基于此，本文提出主导生产要素概念，并对世界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进行了考察，农业社会的主导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工业社会的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后工业社会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管理和知识。

关键词：国际贸易主导生产要素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

一、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

自从有了经济学以后，对生产要素问题的研究不乏其人。各派经济学者对生产要素的用语不一，且概念的表述各种各样，但它是探讨经济学和贸易理论的前提。

古典经济学大多没有清晰的生产要素的概念，甚至于没有明确的生产要素用语。威廉·配第认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积的土地和若干数量的劳动。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其后，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提出“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质料。人的劳动是它的形式”。据此可以推断，配第和坎蒂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产要素的概念，但两人都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和劳动，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要素二元论。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将生产要素理论推进了一步，明确使用了生产要素用语，提出了生产要素三元论，认为“产品是由人类所能掌握的生产手段创造出来的，即由人的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创造出来。”效用是通过生产要素的协同活动和协力作用生产出来的。无论何时何地生产都不能缺少这三个要素。西尼尔原则上同意萨伊关于生产要素分类的观点，但与萨伊不同，他用“节欲”取代了资本。约翰·穆勒追随萨伊，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归结为生产的三要素，即劳动、资本、自然要素（土地）。与萨伊不同的是，他认为惟一的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并实际上把资本生产力归结为特定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生产力。

与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有了清晰的生产要素概念，对生产要素的分类也更为准确。对生产要素理论进行专门研究的当推马歇尔，他用几乎一本书的篇幅专门论述生产要素，认为“生产要素通常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土地是指大自然为了赐予人类的在陆地、海上、空气、光和热各方面的物质及力量。劳动是指人类的经济工作，不论是体力方面的还是脑力方面的。资本是指为了生产物质产品以及为了获得通常被算做一部分收入的利益而储备的一切资源。”在此基础上，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主张把组织从资本要素中独立出来当作第四生产要素。由此可，马歇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实际上提出了生产四要素论，进一步发展了生产要素理论，丰富了生产要素理论的内容。

本文作者：胡小谦工作单位：辽宁石油化工大学体育学院

中国体育的困惑与人文精神

“体育”一词产生于西方的工业社会。中世纪之后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为体育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以科学－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工业革命催生了现代体育。体育自身形成体系并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独立领域。我国的体育要远晚于西方体育。最初是一些西方传教士将体育带入中国。直到1905年，清政府的癸卯学制才第1次将体育列为学校教育的一门科目。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中体西用”的工具理性，我们对西方体育的引进更多地局限于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对于其文化渊源以及哲学根基却较少涉及。这也为后来的中国体育的发展定了调子，埋下了隐患。体育是社会文化现象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反思体育的人文精神需要将体育置于整个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去。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展开了一场盛况空前的“人文精神问题”大讨论。不少学者针对我国人文学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满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鲜明地提出了“人文精神危机”或“人文精神失落”问题，热切地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重建”与“高扬”。人文精神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体育也概莫能外。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使得体育更为淋漓尽致地反映着社会的变革。中国体育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体育从解放前的“强国强种”“保家卫国”到解放后的“乒乓外交”“奥运争光”，它一直作为实现其他文化形态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一直没有回归体育的文化本位。面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中国体育自身的社会功能必将发生改变，它将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它将以美统真善，用美实现对人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推动体育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后工业社会体育的审美诉求

一直以来，人类从未停止过对美的追求，审美被看作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无论是茹毛饮血的蛮荒岁月，还是古希腊罗马的黄金时代；无论是在中世纪宗教的黑暗统治时期，还是工业社会的科技崇拜年代，乃至于今天以信息化为代表的后工业社会里，美一直是人类心底一处安详而宁静的家园，是人类不断追求和向往的彼岸。顾拜旦曾指出：“古奥运会最光辉之处在于它的2条原则：美和尊严。如果现代奥运会要产生我们期望的影响，它必须显示出美，唤起人们的尊严之心。”古代奥运会是依靠宗教的力量取得这种效果的。然而，在生活世俗化、文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宗教不再具有古时的效力。面对后工业社会，体育要用审美来实现对人的灵魂和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他重新燃起火焰。”雅斯贝尔斯提到的轴心时代，正是公元前800~200年的古希腊时期。今天我们再次回顾古希腊的竞技运动，依稀可见他们强烈的体育审美意识和在身体锻炼中对美的追求。古希腊的竞技活动是娱神的，他们认为竞技活动中的胜利者是神的化身，只有力与美才能博得神的青睐。他们从小进行身体锻炼，甚至终生不止，渴望精神和肉体的合二为一。古希腊体育的审美理想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唤醒，进而工业社会催生了现代体育。工业社会机器生产对于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体育在劳动力再生产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提高劳动力质量必不可少的条件。体育是社会生产的需要。体育在工业社会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然而体育也因此充斥着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体育成为了“快餐文化”，进行体育锻炼只是为了更好地工作，体育丧失了审美的理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信息化为标志、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后工业社会悄然而至。劳动时间不断减少，休闲时间不断增多，劳动力素质不再是生产的必要条件。体育似乎也缺乏了使其发展的动力。正如古希腊的“黄金时代”的辉煌源自于社会普遍的审美风气，后工业社会体育发展的动力也应是体育的“审美理想”。真、善、美是人类不断追寻的理想。真，是对事实的认识；善，是对价值的判断。真、善无法实现对人类灵魂的终极关怀。只有美能让人的灵魂得到安慰和净化。马克思认为，美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体育是人身体之美的展现，是人生命之美的诠释。它体现了人的生命本能和生命存在，反映了人类力图脱离必然王国的束缚，追寻自由王国的理想。

科学使体育之梦梦幻般的真实。道德并不禁止这种醉，反而让人如痴如醉地享受体育所带给人们的快乐。后工业社会的体育人文精神体现于“美统真善”。体育不是科学的实验场，体育也不能因功利而不择手段。体育因为美而变得“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反思体育的人文精神让我们在迷惘中找到了体育未来的方向。后工业社会的体育是人类追求健康、追求快乐的体育，是以审美理想为核心的体育。

一、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

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当我们以他者即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的时候，我们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的预期。然而，依凭这种“落后—进步”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我们不得不应对另外一个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问题：环境问题，甚至有时是风险问题。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在发展时段上的不同，也就出现了中国自身的难题，这一难题的解决是没有他者经验可以借鉴的。西方发达国家是依次进入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然而，中国必须同时面临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之难题。正如邓正来所指出的，“中国自1978年以来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发展进程，在制度和结构及其后果方面为当下的“世界结构”对中国发生影响提供了可能的“通道”：一是中国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下一直在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以期进入“工业社会”；二是中国在西方价值的“裹挟”下正在进行着一场社会转型和制度变革的运动，尽管它的展开极其艰难；三是中国发展所形成的贫富差距结构导致了环境危险与科技——工业危险并存，而这一情形与近年来所建设的众多核电站叠加在一起，则标示着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进入了第二现代世界的风险社会。”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在向前发展之际，要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悖论。工业社会的逻辑与风险社会的逻辑是不同的，正如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所指出的，在古典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就颠倒了过来。他又指出，“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我饿！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我害怕！焦虑的共性代替了需求的共性。”

中国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中国对这两难问题的处理。由于作为后发的国家，同时又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在其发展道路上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试错”的方式前进的。同时又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等诸多问题又增添了这一两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亦或风险防控——问题的复杂性。二、企业效益与农村环境保护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中国农村环境污染已不容忽视。正如前述，中国需要在世界格局之下，处理好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不同的挑战。而在应对这一挑战之中，政府、企业和民众的行为及其结果将会与每一位中国人的利益相关，也与企业的效益相关。一般来讲，处于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同城市居民比较而言，在这一挑战之中却处于弱势地位。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国家由于地域性差异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使得农村居民在维护自身环境权益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而无疑的是，某些地区在发展工业经济的时候，由于缺乏相应的防治污染的技术手段、法规及相关制度，使得该地区的环境处于受破坏状态或是危险状态，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乃至生产环境质量变得越来越糟。农村居民这种弱势地位可能来自内在和外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用于农村环保建设的基金投入不够，工业生产的特点使得污染性企业集中于市郊或偏远乡村，民间缺乏非政府环保组织，等等；二是，源于农民自身的原因，环保维权意识不充实、农业生产劳动量大用于维权的时间和经历少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妨碍农村居民对于自身正当的环境权益的保护。因此，有必要加大力度对农村环境进行保护和改善。

对农村环境进行保护和改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业化发展方式的改变。在笔者看来，企业的效益不仅仅包括经济效益，而且也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长久获取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社会效益，如果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影响了当地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的话，那么企业的声誉很难被社会认可，企业也难以获得长期的经济效益。企业要想获得长期的经济效益，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要提高技术含量，节约不可再生资源，积极开发可再生资源，减少排污量。同时，政府要给于大力支持，制定可行性办法和标准，为企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良好的外部空间。简言之，改变工业化发展的方式，必将增进企业的长远效益并为有效地保护农村居民环境权提供了可能。

三、结语

摘要：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对工业社会的“法治”治理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要求社会治理模式实现由法治到德治的转变。新时代治理模式的构建急需一次新的启蒙。张康之教授在其著作《公共管理伦理学》中运用现实历史主义的方法，以其独特的视角系统地阐述了社会的治理发展趋势，并建构性的提出了以德治为核心的“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对后工业时代治理模式的建构具有重大的启蒙意义。

关键词：治理模式；公共管理；德治；德制；启蒙

20世纪中期，第三次浪潮悄然兴起，后工业时代来临了。这一变革对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念、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关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人类又一次面临着社会治理模式解构与重构的重大考验，社会转型造成的混乱与迷茫以及新时代治理模式的重构亟待新的启蒙。张康之教授在其著作《公共管理伦理学》中以其独特的视角、宏观的视野运用现实历史主义的方法从社会制度的更替、治理模式的变迁、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价值的变化、社会领域的发展等多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的治理发展趋势，并建构性的提出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指出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实质是德治，其实现的关键是德制的确立，其思想对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具有十分重大的启蒙意义。

一、“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内涵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以“新公共管理”为旗帜的政府再造运动使公共管理的概念得到了广泛传播。但是张康之教授提出的“公共管理”模式的概念与前者有着本质的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在政府实施干预市场失灵的政策却又出现政府失灵时寻求的新出路”。它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许多观点、技术、理论的“生硬拼凑”，在思维方式又陷入了“政府——市场”两极思维的陷阱，[1]在价值上更多是效率取向的；在技术手段上则是广泛的市场化。然而“当我们逐渐加强政府活动的民营化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在增加腐败和不道德行为的倾向”。“政府企业化（市场化）运作的改革让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道德代价。”[2]（P156，158）可见新公共管理运动忽视了公共价值这一“公共行政”的灵魂。片面强调了社会关系的权力和法律向度而忽视了伦理向度，因此可以说它仍是囿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的建构。

张康之教授所提出的公共管理模式是对“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的全新建构。总体而言,可将“公共管理”理解为后工业社会会中的多元管理主体对以伦理关系为核心的公共管理社会关系的治理，是基于社会道德制度的德治模式；它倡导服务精神以及“合作型”的信任关系，是一种服务型的治理模式；同时又是一种基于合作理性的合作治理。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本质是德治。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

摘要：生产要素理论经历了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但其没有阐明生产要素的主次和优劣，基于此，本文提出主导生产要素概念，并对世界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进行了考察，农业社会的主导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工业社会的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后工业社会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管理和知识。

关键词：国际贸易；主导生产要素；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

一、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

自从有了经济学以后，对生产要素问题的研究不乏其人。各派经济学者对生产要素的用语不一，且概念的表述各种各样，但它是探讨经济学和贸易理论的前提[1]。

古典经济学大多没有清晰的生产要素的概念，甚至于没有明确的生产要素用语。威廉·配第认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积的土地和若干数量的劳动。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2]“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3]。其后，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提出“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质料。人的劳动是它的形式”[4]。据此可以推断，配第和坎蒂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产要素的概念，但两人都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和劳动，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要素二元论。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将生产要素理论推进了一步，明确使用了生产要素用语，提出了生产要素三元论，认为“产品是由人类所能掌握的生产手段创造出来的，即由人的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创造出来。”[5]效用是通过生产要素的协同活动和协力作用生产出来的。无论何时何地生产都不能缺少这三个要素。西尼尔原则上同意萨伊关于生产要素分类的观点，但与萨伊不同，他用“节欲”取代了资本。约翰·穆勒追随萨伊，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归结为生产的三要素，即劳动、资本、自然要素（土地）。与萨伊不同的是，他认为惟一的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并实际上把资本生产力归结为特定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生产力。

与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有了清晰的生产要素概念，对生产要素的分类也更为准确。对生产要素理论进行专门研究的当推马歇尔，他用几乎一本书的篇幅专门论述生产要素，认为“生产要素通常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土地是指大自然为了赐予人类的在陆地、海上、空气、光和热各方面的物质及力量。劳动是指人类的经济工作，不论是体力方面的还是脑力方面的。资本是指为了生产物质产品以及为了获得通常被算做一部分收入的利益而储备的一切资源。”[6]在此基础上，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主张把组织从资本要素中独立出来当作第四生产要素。由此可，马歇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实际上提出了生产四要素论，进一步发展了生产要素理论，丰富了生产要素理论的内容。

【内容摘要】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社会转型时期特定的属性决定，笔者认为，现在大众媒介同时存在三种不同性质的受众：群体型受众、大众型受众和新群体型受众。受众的差异其实是整个传播模式的差异的反映。在利用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研究大众媒介的时候，需要根据不同的受众类型设计不同的研究模式和研究重点。应该使研究模式根据研究对象而改变，而不是让研究对象去适应研究模式。以前使用的适合每一类受众的“万能型”研究模式有必要进一步细化；以促使实证性研究从“广度”向“深度”发展；促进适应中国的大众传播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关键词】

受众；传统社会；群体；现代社会；大众；后工业社会；新群体；理论模式和研究重点；实证性研究

我国现阶段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的异质程度很大。部分地区和人群已经基本上和发达国家接轨，可以感受到信息化浪潮带来的快感和方便，并且也在逐渐接受这种生活方式，接近丹尼尔·贝尔所谓的后工业社会状态；有些地区和人群则符合工业社会的标准，大众社会的特点很明显；但是相当多数的人群还处于前工业社会状态，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仍然在延续。这三种社会形态缠绕在一起，形成特有的社会转型时期的特色。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情况还会长时间延续。

社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构成社会的因素——人的差异上。人组成了社会，社会又在涵化着生活于其中的人。人和社会存在某种对应关系：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属性保持一致，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独自超过对方向前发展。所以，社会转型时期的人可能具有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根本不同的属性。现在我国大众传播面对的就是特定社会时期的人。传播学产生于上个世纪的美国。那个时候，美国已经是成熟的工业社会。到现在为止，主要的传播理论和受众研究模式也都来源于西方社会。西方媒体的受众的特点相对比较接近，和我们的社会转型时期的受众有很大差别。所以流行的大众传播理论，特别是它的受众理论和研究模式，与我们的受众现实可能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匹配。要了解我国现在的受众状况就必须从我国特定阶段的人的构成入手。

一、出产要素理论的成长

自从有了经济学往后，对出产要素问题的研究不胜列举。各派经济学者对出产要素的用语纷歧，且概念的表述各类各样，但它是切磋经济学和商业理论的前提。

古典经济学年夜多没有清楚的出产要素的概念，甚至于没有明晰的出产要素用语。威廉·配第认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元—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积的土地和若干数目的劳动。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所缔造的。”“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厥后，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提出“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发生的源泉或材料。人的劳动是它的形式”。据此可以揣度，配第和坎蒂隆虽然没有明晰提出出产要素的概念，但两人都认为出产要素搜罗土地和劳动，这就是所谓的出产要素二元论。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将出产要素理论推进了一步，明晰使用了出产要素用语，提出了出产要素三元论，认为“产物是由人类所能把握的出产手段缔造出来的，即由人的劳动、成本和自然力缔造出来。”效用是经由过程出产要素的协同勾当和合力浸染出产出来的。无论何时何地出产都不能贫窭这三个要素。西尼尔原则上赞成萨伊关于出产要素分类的不雅概念，但与萨伊分歧，他用“节欲”庖代了成本。约翰·穆勒追随萨伊，把成本主义出产前提归结为出产的三要素，即劳动、成本、自然要素（土地）。与萨伊分歧的是，他认为惟一的出产力是劳动出产力，并现实上把成本出产力归结为特定出产体例下的劳动出产力。

与古典经济学分歧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有了清楚的出产要素概念，对出产要素的分类也更为切确。对出产要素理论进行专门研究的当推马歇尔，他用几乎一本书的篇幅专门阐述出产要素，认为“出产要素凡是分为土地、劳动和成本三类。土地是指年夜自然为了赐赉人类的在陆地、海上、空气、光和热各方面的物质及力量。劳动是指人类的经济工作，非论是体力方面的仍是脑力方面的。成本是指为了出产物质产物以及为了获得凡是被行为算作一部门收入的益处而储蓄的一切资本。”在此基本上，马歇尔认为成本年夜部门是由常识和组织组成的，主张把组织从成本要素中自力出来算作第四出产要素。由此可，马歇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年夜成者，现实上提出了出产四要素论，进一步成长了出产要素理论，丰硕了出产要素理论的内容。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对出产要素理论的剖析始终局限于出产要素概念的内在、分类、性质及其在出产勾当中的地位和浸染的考查。现代经济学关于出产要素理论的研究呈现了一个年夜的视角转换，把出产要素与国际分工、国际商业联系起来，考查了一国要素禀赋状况与一国介入国际分工体例的选择和商业模式的抉择二者之间的关系，斥地了出产要素理论研究的新标的目的。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奥林出书《地域间商业和国际商业》，提出了其国际商业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每一地域在出产某些产物上具有优势，即该产物含有该地域拥有充盈而廉价的相昔时夜量的出产要素。”现代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把它叫做H－O定理，即一国理当出口该国相对丰裕和廉价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然而，要素禀赋理论仍然没有脱离斗劲优势理论的根基框架，只不外将劳动成本斗劲优势酿成了出产要素上的斗劲优势而已。正是以，迈克尔·波特在1990年出书《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提出闻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在其打造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系统中，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出产要素，波特将出产要素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常识资本、成本资本和基本行动措施五类，并将这些要素分成初级出产要素和高级出产要素两年夜类。与奥林分歧的是，波特关于出产要素与国际商业、国际竞争的剖析已不再是静态的，而是具有动态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