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农林牧渔范文10篇

[摘要]2003年山东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2902.45亿元，在十七年的时间里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7%，2020年山东省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已达到10190.58亿元。为了促进山东省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利用山东省2003-2019年的农业统计年鉴数据，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探析山东省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促进山东省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农业投资，所以应加大农业投资力度、提高农业劳动者综合素质及加快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山东省；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从《国语》的“民之大事在农”，到汉代文学家桓宽的“农，天下之大业也”，直至今日习近平主席的“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我们高度重视农业发展的基因，为我们国家从农业大国发展成为农业强国打下夯实基础。农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性产业，是人类社会得以继续生存并发展下去、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所需要的资料的根本源泉，也是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发展及各行各业的经济部门能够发展成为独立部门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基石。山东省在1978年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102.22亿元，四十二年的时间里平均发展速度达到了11.58%，到2020年成为我国第一个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超过万亿元的省份。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对山东省自2003年至2019年的农业统计年鉴数据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说明山东省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山东省农业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一、山东省农业经济发展现状

(一)山东省农业经济增长情况

与2018年相比，2019年山东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加值为274.28亿元，增长速度为2.92%。其中，农业增加值为236.17亿元，增长速度为5.05%；林业增加值为16.07亿元，增长速度为8.85%；畜牧业减少值为20.61亿元，增长速度为-0.85%；渔业减少值为28.49亿元，增长速度约为-2%。农作物播种面积达到1093.31万公顷，其中，粮食总产量达1100.1亿斤，已连续八年超过千亿斤。从事农林牧渔业劳动力人数为5987.9万人，比2018年减少192.7万人，增长速度为-3.12%。农业机械总动力为10679.84万千瓦，与2018年相比，增加248.16万千瓦。农村用电量达4359163万千瓦时，比上一年增加196800万千瓦时。

[论文关键词]政府补助行业特征公平与效率

[论文摘要]政府补助作为政府运用的一个经济杠杆,在弥补市场缺陷、调节供求结构、贯彻行业或产业政策、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具有作用。文章从行业的角度出发,研究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通过研究,发现我国政府补助存在不公平的现象,弱质的行业并未真正得到扶持。文章认为,政府补助机制需要规范和透明化,以促进各行业的公平增长。

一、研究背景

我国政府补助的形式多样,对企业的影响较大,对种类繁多的政府补助进行规范是亟须解决的问题。刘浩(2002)认为,可以从制度和宏观角度来分析解释我国政府补助普遍存在的原因。从制度的角度来看,这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以及宏观经济的发展有关。为了符合我国证券市场的配股生命线以及ST等刚性制度,上市公司利用资产重组、关联交易、非货币性交易等各种手段来进行盈余管理,当然通过谈判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也不失为理智选择。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针对“三农问题”、西部大开发、发展技术先进工业等等,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优惠方式,这些方式包括价格补贴、各种税金减免、税率优惠、财政返还等,这些政策给予政府补助合理的外衣。

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公平”,这是和谐社会的要求。那么对于政府补助而言,不仅仅要关注补助的效率,更多地要注重公平效应。由于行业的不同特质,某些行业应该得到政府的支持。然而,事实情况并非如此,陈晓、李静(2001)发现补贴并没有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倾向于某些政策性补贴行业,公用事业并没有享受更多的政府补贴,虽然农业类公司中获得的补贴比例很高,但是其补贴率却相对很低。

政府可通过多种途径来广泛地影响一个行业,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政府对行业的促进作用可通过补贴、优惠税法、限制外国竞争的关税、保护某一行业的附加法规等措施来实现,因为这些措施有利于降低该行业的成本,并刺激和扩大其投资规模,如美国纺织业就受到进口关税这一法律的极大保护。总的来说,政府对行业的干预极大地影响着行业的发展。正如迈克尔·波特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其根本原因是这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来源于这个国家的主导产业具有竞争优势。同时,波特认为政府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对国家整体竞争的形成、产生一些在国际市场上极具竞争力的明星行业具有很大影响。

[论文关键词]政府补助行业特征公平与效率

[论文摘要]政府补助作为政府运用的一个经济杠杆,在弥补市场缺陷、调节供求结构、贯彻行业或产业政策、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具有作用。文章从行业的角度出发,研究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通过研究,发现我国政府补助存在不公平的现象,弱质的行业并未真正得到扶持。文章认为,政府补助机制需要规范和透明化,以促进各行业的公平增长。

一、研究背景

我国政府补助的形式多样,对企业的影响较大,对种类繁多的政府补助进行规范是亟须解决的问题。刘浩(2002)认为,可以从制度和宏观角度来分析解释我国政府补助普遍存在的原因。从制度的角度来看,这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以及宏观经济的发展有关。为了符合我国证券市场的配股生命线以及ST等刚性制度,上市公司利用资产重组、关联交易、非货币性交易等各种手段来进行盈余管理,当然通过谈判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也不失为理智选择。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针对“三农问题”、西部大开发、发展技术先进工业等等,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优惠方式,这些方式包括价格补贴、各种税金减免、税率优惠、财政返还等,这些政策给予政府补助合理的外衣。

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公平”,这是和谐社会的要求。那么对于政府补助而言,不仅仅要关注补助的效率,更多地要注重公平效应。由于行业的不同特质,某些行业应该得到政府的支持。然而,事实情况并非如此,陈晓、李静(2001)发现补贴并没有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倾向于某些政策性补贴行业,公用事业并没有享受更多的政府补贴,虽然农业类公司中获得的补贴比例很高,但是其补贴率却相对很低。

政府可通过多种途径来广泛地影响一个行业,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政府对行业的促进作用可通过补贴、优惠税法、限制外国竞争的关税、保护某一行业的附加法规等措施来实现,因为这些措施有利于降低该行业的成本,并刺激和扩大其投资规模,如美国纺织业就受到进口关税这一法律的极大保护。总的来说,政府对行业的干预极大地影响着行业的发展。正如迈克尔·波特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其根本原因是这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来源于这个国家的主导产业具有竞争优势。同时,波特认为政府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对国家整体竞争的形成、产生一些在国际市场上极具竞争力的明星行业具有很大影响。

云南高原是云南26个世居民族赖以生存的家园。千百年来，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不断探索高原农业的发展方式与模式，创造了诸如元阳梯田那样的高原农业持续发展历史奇迹。1949年以来，在中共中央和历届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全省上下不断深化对省情、农情的认识，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高原农业特色逐步形成，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局面，面临新挑战[1]。云南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为一体[2]，对农业依存度高。从产业经济学的视角，总结云南农业产业经济发展的成效，找出差距和问题，有利于云南适应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抓住国内外新一轮产业分工调整及市场需求变化给云南特色农业产业培植带来的新机遇，把握高原特色农业的发展方向，做大做强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经济。

1云南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产业经济发展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委、省政府始终把发展农业产业作为“三农”工作的重要方面来抓，全面开发利用特色农业资源，深入实施科技兴农战略，有效促进了云南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尤其是2011年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加快实施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战略以来，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和发展措施，全省农业产业经济总体运行良好，农村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2012年以来，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首次超过3%并持续至今，是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农业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目前，云南农业发展总体呈现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优势特色逐渐显现，存量效应充分释放，增量效应逐步形成的格局[3]。高原特色生态农业模式被农业部和国内学术界誉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四大模式之一[4]，特色和生态成为云南农业发展的一致目标和品牌。尽管近年来，农业增加值在全省GDP中占的比重逐步降低（图1），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却日渐显著。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从2012年以来，云南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和农林牧渔业增加值逐年稳步增长。2017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和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分别达到3872.93亿元和2388.55亿元，比2012年分别增长44.50%和44.36%，占同期全国的比例分别为3.54%和3.41%。与此同时，全省主要农产品产量实现大幅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多年居全国第14位和11位。鲜切花、天然橡胶、咖啡、烤烟、核桃和坚果的播种面积和产量继续保持全国第1位；中药材种植面积持续保持全国第1位，蔗糖种植面积和产量继续连续多年居全国第2位；年末茶园面积和当年茶叶产量继续保持全国第1和第2位；桑园面积和干蚕茧产量分居全国第3位和第5位；年末牛存栏数多年排全国第2位，生猪存栏数和猪肉产量分居全国第5和第6位。1.1农业产业综合经济效益明显农业是受资源禀赋影响比较大的产业，近年来，云南针对耕地资源紧缺且质量不高、产业类别多但规模不大等问题，但地处低纬高原，自然资源禀赋优越等特点，充分利用全省地理优势独特、气候优势突出、物种优势明显、开放优势巨大[5]、特色产业扎实等条件，提出进一步彰显丰富多样、生态环保、安全优质、四季飘香“四张名片”优势，切实做大做强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的战略思路[6]，不断提高全省农业的生产效率、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等，农业综合经济效益明显提高（表1）。1.1.1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逐年增加，投入产出率基本稳定统计数据表明，云南省土地产出率从2012年的4.36万元/hm2增加到2017年的6.23万元/hm2，增加了1.87万元/hm2，增长42.84%；同期，全省劳动生产率从1.66万元/人增加到2.55万元/人，相对增长53.64%，明显高于土地产出率的增幅；而投入产出率则基本保持稳定。1.1.2外向型特征逐步凸显，农产品逐步成为出口创汇支柱产业云南农产品出口总额常年稳居全国第7位，西部省区市之首，多年来一直是全省出口创汇的主要商品。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为“云果”“云菜”“云花”“云茶”“云咖”“云药”等享誉海内外奠定了坚实基础，带动了全省农产品出口创汇快速增长[7]。2012—2017年间，云南农产品出口总值占同期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例由4.1%上升到7.3%，农产品逐步成为云南省出口创汇的支柱（表2）。2017和2018年，全省农产品出口额分别达282.8亿元和256.7亿元人民币，主要销往东盟、中国香港、欧盟、北美及拉丁美洲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果品、蔬菜、烟草占大头，小粒咖啡、鲜花、茶叶增幅居前几位[8]（表3）。2019年以来云南农产品出口“量值双增”拉动作用明显，水果、蔬菜、花卉等主要农产品出口增势良好，2019年1月，全省农产品出口同比增长49.5%[9]。此外，近年来，云南发挥独特的资源、区位、技术、农机等优势，以东南亚南亚国家为突破口，通过完善合作机制、实施合作项目，引导境外农业投资和农产品贸易稳步发展[10]，农业“走出去”取得显著成效。一是先后与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签署了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二是省农科院牵头建立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农业科技交流合作组”，与柬埔寨、老挝、缅甸合作分别建设了农业科技示范园；三是以境外罂粟替代种植工程为抓手，引导鼓励省内农业企业在境外种植水稻、玉米、橡胶、热带水果、甘蔗等约27.5万hm2[11]。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云南在国（境）外投资设立的农业企业达123家，全国第一，累计投资额7.4亿美元，资产总额8.67亿美元；对外农业开发土地及水域面积共49.5万hm2[10]。仅云南农垦目前就在老挝北部4省9县18个橡胶基地拥有橡胶资源达6660hm2以上，并在缅甸和老挝等建立了自己的橡胶初加工厂。1.2农业产业结构逐步优化根据《云南统计年鉴》数据，2017年云南省农林牧渔业产值比2012年分别增长41.79%、68.95%、41.24%、38.99%和64.37%，其中，农业种植业产值占比降低2.3%，林业提高0.8%，牧业提高1.9%，渔业基本持平。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分别增长41.79%、68.95%、41.24%、38.99%和64.37%，其中，林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均超过其他产业，农业增加值占比降低了2.5%，林业提高了0.8%，畜牧业提高了2%，渔业比重与上年基本持平。1.2.1种植业：粮食产能稳步提高，特色经作量效齐增云南全面落实“藏粮于地”和“藏粮于技”战略，播种面积保持稳定，总产量在2016年迈上1900万t，种植产值稳定增长。同时，全省蔬菜、花卉、水果、烤烟、甘蔗、蚕桑、咖啡、橡胶、茶叶、中药材和核桃、澳洲坚果等面积和产量稳步增长，初步形成一批布局合理的优质特色农产品产业带。表4数据表明，与2012年相比，2017年云南蔬菜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增长34.97%和41.09%，外销量和出口量分别占总产量的68%和5.7%，出口创汇额居全国第二；茶园面积和茶叶产量分别增长12.37%和44.83%，果园面积和水果产量分别增长45.23%和34.89%，天然橡胶收获面积和干胶产量分别增长31.66%和12.32%，鲜切花产量增长53.5%；此外，云南中药材种植面积比2012年增长了4.39倍，连续2年排名全国第一，中药材产量是2012年的2.27倍，农业产值占全国11.63%；2017年，云南核桃面积占全国的40%（占全球的近35%），产量占全国近30%；澳洲坚果面积占全国93%（占全球56.7%）左右，产量占全国90%以上。1.2.2养殖业：以生猪和家禽养殖为主，草食畜和渔业同步发展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表5），2017年，云南养殖业总产值达1377.15亿元，占同期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33.56%。全省肉类总产量419.15万t，其中猪肉产量320.16万t（占全省肉类总产量的76.38%）、牛羊肉产量53.97万t（占12.8%）。据云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2012—2017年间，全省猪肉产值从832.2万元增加到910.0万元，牛肉产值从207.6万元增加到341.0万元，羊肉产值从41.44万元增加到63.0万元，水产品产值从63.1万元增加到152.8万元。1.2.3加工业：由初级加工业逐步向精深加工业转变近年来，在国家相关部委的支持和全省上下的努力下，云南农产品加工和冷链物流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并逐步由初级加工业逐步向精深加工业转变[12]。主要体现在：一是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不含烟草）与同期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例由2012年的0.52：1逐步提高到2017年0.71：1（表6）。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占同期全省规模以上加工业的比重从2012年的40.73%提高到2017年的43.43%（表7）。从农业加工业内部来看，烟草制品业占比虽然在5年间下降了5%，但是依然占72.5%的绝对最大份额；其次是食品业，占比从2012年的8.95%上升到9.8%；食品、饮料、家具、造纸、水产和肉类加工、蔬菜、干鲜水果等加工也出现上升趋势，由此带来农产品及加工品出口的持续扩大，其它类别则保持相对稳定。1.3特色优势主导产业基本形成区域化及专业化生产的格局多年来，云南省各州市根据本地实际，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优势农产品，根据2017和2018年《云南统计年鉴》和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目前，全省优质粮油、特色经作、畜禽养殖等特色农业产业已经基本形成了区域化、专业化分工生产的格局[12]。截至2017年底，云南累计支持建设蔬菜、水果、茶叶标准园230个，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386个（其中国家级89个），水产健康养殖场163个（国家级94个）[13]。粮油产业：红河、普洱、文山、保山、德宏、楚雄、大理和曲靖8州（市）的稻谷播种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3/4；曲靖、昭通、普洱、文山、临沧、红河和大理7个州（市）的玉米播种面积占到全省的七成左右；昭通、曲靖、文山、红河和昆明5个州（市）马铃薯播种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3/4；文山、临沧、昭通、楚雄、曲靖和红河6个州（市）小麦面积约占全省的65%；曲靖和文山2个州（市）油菜面积约占全省的45%，其中曲靖市就占了1/3。特色经作：楚雄、曲靖、红河和文山4个州（市）的蔬菜种植面积超过全省的一半，楚雄、昆明、曲靖、玉溪和红河5个州（市）的蔬菜产量占约全省的65%；昆明、曲靖、玉溪、红河、楚雄、大理和保山7个州（市）烤烟种植面积占全省的七成以上；临沧、普洱、西双版纳和保山4个州（市）的茶叶产量占全省的八成以上；红河、玉溪、西双版纳和大理4个州（市）生产出了全省约六成的水果；临沧、德宏和普洱3个州（市）甘蔗面积占全省的六成以上；鲜切花生产主要集中在昆明（超过70亿支，约占全省的65%）和玉溪（近18亿支，约占全省的16%）；曲靖、迪庆、红河和丽江4个州（市）的中药材产量占全省的50%以上；食用菌生产则主要集中在曲靖（占全省的40%）和文山（约占全省的15%）2个州（市）。热作产业：云南的天然橡胶主要分布在滇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和红河4个州（市），胶园面积和干胶产量占全省的份额分别超过97%和98%。其中，西双版纳州天然橡胶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份额超过50%、干胶产量占全省的70%左右；云南咖啡主要分布在滇西南的普洱、临沧、保山、德宏、西双版纳5个州（市）的34个县市区，种植面积和咖啡豆产量均占全省的98%左右。其中，咖啡种植面积和咖啡豆产量排名第一的普洱市占全省的份额分别为44.4%左右和45.75%（2017年），咖啡种植面积排名第二的临沧市占全省份额超过四分之一，咖啡豆产量排名第二的保山市占全省的份额约1/5。2017年，产量排名前5的隆阳、思茅、景洪、镇康和宁洱5个县（市区）的咖啡豆产量占全省的比重将近55%[14]，产业集中度很高。坚果产业：云南90%以上的县（区市）均种植核桃，规模较大的县（区市）就达到70个；澳洲坚果主要种植在临沧、德宏、西双版纳、普洱和保山等州（市）；昆明和楚雄2个州市是云南的板栗主产区，占全省板栗总产量的55%以上；畜禽水产：曲靖、红河、昭通、文山、大理、保山、昆明7个州（市）猪肉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3/4以上；曲靖、大理、文山、红河、楚雄、保山6个州（市）牛肉产量占全省牛肉总产量的七成；曲靖、大理、昆明、楚雄4个州（市）的羊肉产量约占全省的六成；大理、昆明和红河3个州（市）生产了全省85%以上的牛奶，其中，大理州的牛奶产量占全省的份额在55%~60%甚至更大；玉溪、红河、大理、昆明和曲靖5个州（市）禽蛋产量约占全省份额的八成；曲靖、普洱、临沧、文山、大理和红河6个州（市）的水产品产量占到全省的2/3以上。1.4产业组织体系日渐完善近年来，云南农业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组织体系日益完善，基本形成以国家级龙头企业为引领、以省级为重点、州（市）级为骨干、县级为基础，大中小企业梯度发展的良好格局，带动云南农业产业化经营进入了农户、大中小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家庭农场共同发展的新阶段。据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截至2017年底，全省农业龙头企业达到3796个，比2012年增加1234个，增长48.17%；其中省级以上龙头企业达到812个（含国家级龙头企业20个），比2012年增加345个，增长73.88%，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1254户，农业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2531.47亿元，比2012年增加1235.64亿元，增长95.36%；2017年，全省有10家企业入选《2019年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00强排行榜》[15]。此外，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达53372个，经农业部门认定的家庭农场数量为6782个，年递增10%以上，其中以种植业为主的2956户，以畜牧业为主的2247户，以渔业为主的155户，种养结合的1068户，其他356户，1/3左右的家庭农场有常年雇工，大部分家庭农场领办或加入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25个家庭农场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有161个家庭农场拥有注册商标[16]。1.5综合生产能力逐步提高《云南统计年鉴》数据表明，2017年云南全省农林牧渔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额1209.03亿元，比2012年的143.13亿元增加1068.60亿元，增长7.45倍，远高于同期全国平均增幅。与2012年相比，到2017年底，全省水库数量从5631个增加到6384个，增长13.37%；水库总库容从121.96亿m3增加到132.42亿m3，增长8.58%；有效灌溉面积从1679.9千hm2增加到1851.4千hm2，增长10.34%。2012—2017年间，云南省农业机械总动力从2874.45万kW增加到3534.53万kW，增长22.96%；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及配套农具数量分别从26.77万台和4.54万部增加到32.09万台和6.76万部，分别增长19.87%和49.05%。2016年，全省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47.6%、比2015年增加0.6个百分点[17]。云南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整体合格率多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产品品牌培育成效明显。2018年云南农产品抽检总体合格率99.6%[18]，高于全国平均2.1%（全国为97.5%[19]）。截至2017年底，全省累计“三品一标”有效获证企业810家，产品1792个，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74个，认定云南名牌农产品十批684个产品，获得农业部“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认定58个，9个合作社的9个农产品品牌被授予“全国百个农产品品牌公益宣传活动”称号，居全国之首。2017年，屏边“妃子笑”荔枝在“全国优质荔枝擂台赛”中获得金奖，昭通苹果、文山三七、宣威火腿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获得“中国百强百城公用品牌”称号，德宏咖啡、临沧普洱茶、元谋蔬菜通过首批国家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认定。2018年，“普洱茶”品牌价值以64亿元再登全国“十强”榜首[20]。

2云南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2.1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全国和西南平均一是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高于全国平均，呈现三高二低的特点[3]。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云南统计年鉴》数据，2017年，云南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比全国平均值高7%（全国为7.6%）；云南农村人口比重比全国高11.83%（全国为41.48%）；云南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比全国高17.45%（全国为37.43%）；云南农业从业人口人均农业增加值仅为全国平均值的52.3%（全国为3.0万元/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3.4%，仅略高于甘肃、青海和贵州，长期排全国倒数第4位，且绝对值仍在拉大。二是农业现代化水平排名全国倒数第二。2016年，云南农业现代化综合指数为49.13%（全国为64.02%），仅略高于西藏（46.71%）排全国第倒数第2位[21]。三是农业经济效率普遍低于全国和西南平均。虽然云南农业投入产出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低于西南地区平均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2017年，云南土地产出率不足全国平均的77%（76.9%），仅为西南平均的72%，属于西南五省区市最低的；2017年，云南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全国平均的50.14%、西南平均的76.5%，亦属最低。四是农民收入总量处于全国后位且结构失衡。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云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多年低于全国平均的75%，仅为上海的35%、四川和重庆的80%。与全国平均的差距绝对值从2013年的2706元扩大到2017年3570元，同期与全国最高的上海的差距绝对值从约1.25万元扩大到近1.8万元，与重庆的差距扩大了1000元左右，与四川的差距也扩大了700元左右。工资性收入总量低、比例小是造成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间差距的主要因素。五是开放农业规模小层次低，优势发挥不充分。从农产品出口角度看，全省农产品出口备案基地规模偏小，加工环节薄弱。除烤烟外，出口份额靠前的蔬菜、水果、切花、咖啡、茶叶等大多数是初级原料形式。从农业“走出去”角度看，企业规模偏小、抵御风险能力不足、对外投资复合型人才匮乏，加上缺乏境外投资风险评估机构与运行机制，投资政策扶持不足，周边农业资源利用和开发渠道尚未打通等短板[22]突出。以天然橡胶为例，目前云南天然橡胶“走出去”的方式主要是租地种植橡胶，投资重点在种植、加工等环节，在国际物流、贸易环节的投资极小，更缺乏以收购、兼并、重组的资本运作等投资方式。投资集中在产业链前端，企业经营风险增大，资源掌控能力不强。2.2产业结构不尽完善，结构性制约突出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23]。统计数据表明，云南农业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体的基本格局多年没有变化，种植业+畜牧业的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例一直保持在85%左右，林业大资源小产业的状况没有明显改善，尤其是农林牧渔业服务业占比长期低于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等结构性制约的状况，制约了高原特色农业的现代化进程。（1）种植业整体比重较高。2012—2017年间，云南种植业产值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长期处于50%左右，最高的2014年甚至超过了55%；同期，全省种植业增加值在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中的占比更是长期处于55%的水平，最高的2014年接近60%。（2）养殖业中高耗量的猪禽占比高，草食畜及渔业优势发挥不足。2017年，云南猪肉产量占全省肉类总产量的3/4以上，而同期牛羊肉产量占全省肉类总产量的比重不足13%。高耗粮猪禽饲养业占据养殖业主导地位，山地牧业和淡水渔业发展滞后，全省饲草饲料资源和淡水资源丰富的优势未能充分发挥。而且，养殖业集约化水平落后于全国的状况也影响到生产效率和产业效益的提高。（3）林产业大资源、小产业、低效益的状况多年没有根本改变。2012—2017年间，云南林业产值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长期不足10%，最高的2017年仅为9.85%；同期，云南林业增加值在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中的占比也徘徊在10%左右，最高的2017年仅为10.48%，与云南地处全国第二大林区、林地面积和森林面积均排名全国第三位的林业资源大省的优势不相匹配。（4）农产品加工业总量不足、精深加工不高。农产品加工业横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领域，具有投资少、周期短、效益好的特点[24]。云南具有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良好基础，但是，由于龙头企业整体实力不足、间接融资难、产业链短以及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等原因，云南的农产品加工业整体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25]。2017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2.28:1，云南仅为1.6：1。云南企业加工结构单一，初加工产品多，精深加工水平不高等问题突出，有的还处于初级加工或原料直销阶段。2016年，全省蔬菜精制成品占比仅为27%，水果精深加工率仅为21.7%，中药材加工比例仅为28%，全省每年仍有27%的茶叶以毛茶销往省外[7]。2.3产业功能较为单一，功能拓展和创意农业发展不足目前，云南具有拓展农业功能、发展创意农业的多样化自然资源和民族人文资源优势以及产业载体基础，但是从整体上看，创意农业形式单一，同质化明显。近年来全省支持的700个标准园、示范场以及新增的14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38个省级农业科技园区中，体现单一生产功能的园区较多，具备文化科普、休闲养生和生态涵养等综合功能的较少，以点带面、全面开发农业综合功能的示范带动作用尚未充分体现[26]。2.4产业发展缺乏稳定投入，基本生产条件较差一是产业发展无稳定资金来源。由于财政预算和政府投资计划中并没有建立与政府投资总量和预算支出增长相联系的农业投资增长计划，没有明确规定用于农村和农业的政府资金投入数量和比例，导致云南省农村和农业的支出没有稳固的财政来源，产业发展无稳定资金来源，农村基建投入落后，为农业农村持续稳定发展埋下了隐患[12]。根据《云南统计年鉴》数据，近年来，云南农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保持在15%左右，但是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含农户）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份额则仅在5%~6%之间。二是农业基础设施差。云南山区、半山区面积占到了全省国土面积的94%，立地条件差。全省75.9%的耕地属于旱坡地，近15%的耕地处于25°以上的陡坡[27]。根据国家和云南省统计数据，2017年全省有效灌溉耕地占总耕地的比重仅为29.8%，比全国低近20.5个百分点；云南粮食综合单产仅为全国平均的78.85%，其中：稻谷单产仅为全国平均的87.89%、玉米单产仅为全国平均的84.71%、小麦单产不足全国平均的40%。三是农业机械化水平低于全国。云南省农业机械化水平长期落后于全国。2016年，全省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比全国低17.6个百分点（全国为65.2%[28]）。2.5科技支撑产业发展力度和农业生产经营者整体素质低于全国云南农业科技贡献率长期低于全国2~3个百分点，2017年仍然低1.5%（全国57.5%[29]）。据全国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2016年，云南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仅受过小学和初中教育比例高达85.2%，其中，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占比高达51.9%（全国仅为37%）；而高中及以上的仅为5.5%，比全国低2.8个百分点；全省近10%的农业生产经营者未上过学，比重比全国高3个百分点。2.6新型经营主体培育滞后根据有关数据计算，2016年云南农业龙头企业数量仅为全国的2.74%，龙头企业销售收入不足全国的2.2%；2017年入选《2019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00强排行榜》的云南企业仅有10家，且只有3家企业进入前100位；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农业龙头企业全国达70家，云南只有2家，且云南排名第一的企业销售收入不足全国排名第一位的12%[15]。此外，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也不足全国的2.5%，经农业部门认定的家庭农场数不足全国的2%[16]。

3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摘要：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发展直接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农业发展仍存在薄弱性。要想实现农业稳定发展，政府需积极加大对财政支农支出的扶持力度。文章首先分析了财政支农支出的价值，随后以内蒙古赤峰市为例，分析了赤峰市的农业产值、农业投入和农业生产总值。之后运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就财政支农支出调整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赤峰市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农业产值、农业投入、农业生产总值持续增加；赤峰市农业经济各变量与财政支农支出间存在协整关系，赤峰市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生产值影响显著。文章最后探讨了赤峰市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的措施，以供参考。

关键词：财政支农支出；农业经济增长；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农业发展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发展，积极建设农业极为重要。结合现阶段发展分析，农产品的附加值相较于工业品偏低，农业收入较低，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农业生产者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稳定发展[1]。为解决上述问题，各级财政部门需积极调整支农政策，通过增强农业扶持力度提升农业生产稳定性，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进而实现农业与工业协调发展[2]。总结而言，财政支农支出直接影响着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因此文章就财政支农支出调整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探讨财政支农政策优化措施的积极意义。

1财政支农支出的价值

财政支农支出有助于解决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各项问题。目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如下问题：（1）财政支农支出能弥补农业经济发展短板。结合近几年农业发展数据分析，农业经济发展限制因素中的自然环境因素影响较大，如农业种植期间可能遇到旱涝灾害，且不同区域的气候环境不同，加上光照、温度、风力等影响，均可限制农业经济发展。（2）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不利于农业发展。由于我国大部分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导致农村劳动力稀缺，限制了农业经济发展，致各类农业经济发展均处于同一水平，进一步恶化了市场环境。（3）农业管理、技术等落后，限制了农业经济发展。如农业生产多为粗放式生产管理模式，限制了农产品附加值的增加，且不利于农业生产[3]。上述诸多不良因素均限制了农业经济发展，而财政支出可增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优化农业环境，降低环境因素的消极影响，进而从源头上弥补农业发展弱质性。我国是农业大国，正在积极寻求经济转型，而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命脉，直接影响着国家经济发展，若农业经济发展滞后，可直接影响我国第二、三产业发展[4-6]。但是，若仅依赖农业经济自身积累无法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此时就需要财政支农支出给农业发展提供支持，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7]，实现国民经济转型。总而言之，财政支农支出直接影响着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两者紧密相连，存在帮扶关系，财政支农支出可保障农业经济稳定增长。

2赤峰市农业

一、提高认识，深刻理解优先化解“普九”债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化解乡村债务问题高度重视，从1999年连续下发了一系列有关化债、减债的文件，并把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放在优先化解的位置。

多年来，乡村债务问题已经成为农村的焦点和难点问题。债务问题属于经济范畴，对于乡镇政府、村级组织而言，其债务负担过大过重会导致信誉缺失，影响国家基层政权和民主政治建设。有资料显示，到20*年全国乡村债务总额接近万亿元。据统计，我市村级债务为2.36亿元，村均78万元；乡镇债务2.2亿元，镇均1200万元。债务最多的村达到700多万元，债务最多的乡镇超过6000万元。乡村债务数额巨大，牵扯面广，问题复杂，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矛盾问题。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发展阶段，公共财政逐步向农村倾斜，具备了一定的分类化解农村债务的经济基础。

农村“普九”是农村最大的公共事业，农村义务教育是纯粹的公共产品，相对于其他农村公共事业而言，公益性更强，政策界限更明确。优先化解“普九”债务是彻底化解农村债务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一方面，化解“普九”债务，有利于统筹城乡教育协调发展，有利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有利于维护农村中小学正常教学秩序，有利于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另一方面，通过化解农村“普九”债务，还可以为化解其他公益事业债务、进而化解全部农村债务探索路数，积累经验。

由政府出资化解“普九”债务，是巩固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成果的重要措施。是继取消农业税、实行粮食直补之后的又一个重大惠农政策。我们一定要提高认识，增强化解“普九”债务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二、清理化解“普九”债务的相关政策和具体措施

一、提高认识，深刻理解优先化解“普九”债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化解乡村债务问题高度重视，从1999年连续下发了一系列有关化债、减债的文件，并把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放在优先化解的位置。

多年来，乡村债务问题已经成为农村的焦点和难点问题。债务问题属于经济范畴，对于乡镇政府、村级组织而言，其债务负担过大过重会导致信誉缺失，影响国家基层政权和民主政治建设。有资料显示，到20*年全国乡村债务总额接近万亿元。据统计，我市村级债务为2.36亿元，村均78万元；乡镇债务2.2亿元，镇均1200万元。债务最多的村达到700多万元，债务最多的乡镇超过6000万元。乡村债务数额巨大，牵扯面广，问题复杂，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矛盾问题。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发展阶段，公共财政逐步向农村倾斜，具备了一定的分类化解农村债务的经济基础。

农村“普九”是农村最大的公共事业，农村义务教育是纯粹的公共产品，相对于其他农村公共事业而言，公益性更强，政策界限更明确。优先化解“普九”债务是彻底化解农村债务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一方面，化解“普九”债务，有利于统筹城乡教育协调发展，有利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有利于维护农村中小学正常教学秩序，有利于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另一方面，通过化解农村“普九”债务，还可以为化解其他公益事业债务、进而化解全部农村债务探索路数，积累经验。

由政府出资化解“普九”债务，是巩固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成果的重要措施。是继取消农业税、实行粮食直补之后的又一个重大惠农政策。我们一定要提高认识，增强化解“普九”债务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二、清理化解“普九”债务的相关政策和具体措施

第一篇:工业经济发展工作汇报

今年以来，我县加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全县工业企业生产开始触底回升。截至3月底，全县规模以上工业98家，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9.2亿元，同比增长15.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7.3亿元，同比增长15.0％。

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开始触底回升

第一季度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9.2亿元，同比增长15.4%。其中，轻工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6.7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57%；重工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2.5亿元，同比增长13%，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43%。工业销售产值28.3亿元，同比增长26.4%。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3亿元，同比增长15.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的突出特点：

重点行业支撑作用明显，农产品加工业完成工业总产值14.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7%，占全县规上工业总产值的48%，居各行业之首，行业支撑作用明显。其中，一季度不锈钢加工业共完成工业总产值近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6%。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时代经济的发展要求，加上中国农村改革在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推动下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的发展成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2008年1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三农”问题的第十个一号文件，文件指出我们发展农村经济必须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前提下，必须加强农业的基础建设，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推进社会主义新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充分的强调了农村金融改革必须以新农村建设为中心，特别是新农村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基础，引进其他相关金融机构为辅的原则，不断创新，建立一个全面的、可实现的、适应新形势的农村金融体系，为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发展资金。四川省作为中国的重要农业生产大省，农村金融在四川省基本还处于导入期。而农村金融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面对四川省农业发展的压力，寻求适当的农村金融发展策略已经成为四川省发展的当务之急。

1四川省农村金融的环境因素分析

1.1经济状况

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农村的经济环境的依赖性很大，经济条件是农村金融机构生存的基本要素。四川省地方生产总值整体呈递增趋势，1995年～2014年，20年间四川省平均GDP平均增长率为11.35%，特别是2010年增长率达到15.1%。四川省地方生产总值从1995年的2443.21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28536.66亿元，在20年内，四川省的GDP实现了倍增，在1995年的基础上增加了11.68倍。这些快速发展的经济状况为农村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金融市场和巨大的金融潜力。

1.2居民收入状况

农民的人均年收入直接影响到农民的信贷资金需求，也直接影响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四川省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8年的2738.39元增长到2014年的12646.58元，虽然实现了持续增长，表面上在17年实现4.62倍增长，但是由于每年的平均增长基数只有619.26元，所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绝对值很小，比如2006年，只增长了184.63元，增幅为4.44％；特别是1999年的农村人均总收入比1998年还低，呈现-1.514％增长。所以与城市的人均增长，不论增长基数还是增长速度、增长绝对量，农村人均收入远远落后于城市的人均收入，而且收入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四川省农民人均收入低，每年除了自身生活需求，很少一部分会用了生产需要，导致了四川省普遍地区出现，农民资金实际需求量大，农村信用社资金不足的现象。我们可以发现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和农民的支出有很大的差额，自1998年～2014年，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和农民的总支出直接的差额也在不断的增大，这一部分差额就构成了农民对资金需求。四川省农民收支差额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与支出差额，自1998年～2014年，资金需求越来越大，特别是2013年和2014年农民资金需求急剧增加，农民人均需求达到5598.26元与5583.54元，主要是由于全国经济下行趋势的影响，物价水平上升，农村经济的缓慢增长，加剧了农民的资金需求。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基础，农村经济发展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根本目标。随着新时期农业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壮大，以及新农村城乡经济的建设与发展，经济结构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化与提升，但一些地区农业能源效率利用水平较低的现象，将对我国未来整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对能源效率影响的理论分析基础上，结合其所带来的影响，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设与策略，以期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实现我国农村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1经济结构变动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与分析

1.1能源效率概念分析。能源服务产出与投入之间的比值称为能源效率，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经济结构变动可通过能源的消耗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一般情况下能源效率测度包括能源宏观效率与实物效率。目前，在能源投入结构不出现变动的情况下，陕西省的能力效率水平较低，并且能源消费主要以煤炭多功为主，煤炭使用过程中能耗较高，容易造成环境污染。1.2影响能源效率的经济结构分析我国是一个能源生产大国，据资料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煤炭能源生产总量较建国初期增长127倍之多，而同时，我国又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目前，我国能源每年使用总量将占全球能源总量的50%左右，基于此，相关部门应加大农村能源效率，改善农村经济结构。1.2.1工业结构。陕西省工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且主要以一些能源依赖性较高的高能耗产业为主，比如建材、化工与石油等。但是这些工业型支柱产业，普遍具有高耗能、高污染特性，在发展过程中容易造成极大的能源消耗。1.2.2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贡献应以劳动和资本要素生产率为基础，其中，能源效率的提高来自产业结构的良性变化，而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降低将抑制能源效率，使能源效率降低，加大节能减耗难度，而清洁能源消费比重的上升对能源效率提高正具有正向效应，基于此，应提高清洁能源的消费比重，促进能源效率的改善。1.2.3能源价格。陕西省能源丰富，尤其是陕北地区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富集地区，但由于这些地区的能源多为一次性能源消耗，能源消耗高，影响能源价格，目前，影响能源价格的因素主要有：1.2.3.1产权结构。产权结构的不同会对生产资源产生影响，再加上一些企业生产效率不高，资源优化配置不合理，影响能源价格。1.2.3.2对外开放度。由于陕西省地处我国西北内陆地区，人们思想较为保守，对外开放程度较低，但在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利好政策的带动下，陕西省的对外开放度将逐渐得到提高，能源消耗也会不断提升。

2制约农村经济结构的几种现象

2.1农业产业结构不平衡，城乡产业分工不平衡。虽然农村经济结构在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村经济也得到较大发展，但有些地区农村生产力水平较低，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仍分散、粗放，小农意识明显，乡镇企业产业结构落后，农业生产内部结构仍以粮食种植为主，集中化、规模化、产业化的生产模式受到制约，城乡产业分工不协调。2.2农村资源浪费，拖慢农村经济结构。资源结构和资源内部结构之间又存在着严重的失衡，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充分，导致一些中低产田、绿化荒地无法深度开发与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无法进行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林业资源等资源浪费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与提升，拖慢了农村经济结构的进程。2.3农业能源效率低，增加农业劳动成本。陕西省农村经济结构主要以陕北地区的玉米等、关中地区的小麦、陕南地区的水稻等作物为主，并且存在较大的差异，随着新时期下“振兴乡村战略”的有效实践，陕西省农业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出现很多新的农业结构，实现了农村地区农民经济收入多元化，使多项农业资源得到合理配置，进而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并能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可利用产品。

3农村经济结构优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