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行为范文10篇

由于享有行使行政权的自然人同时具有一般公民和行政人的双重身份，所以如何区分该自然人行为的性质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仅关系到该自然人相应行为的效力，而且关系到由谁承担相应行为的责任，关系到相对人和行政主体（即国家）的利益。而这项区分工作的关键是找到判断行政人公务行为的判断标准。

一、现有的标准及其评价

行政法学研究史上关于公务行为［a（1）］的判断标准主要有两种学说，即主观说和客观说。

主观说是以公务员行为时的意图和目的为标准的学说。由于行政行为中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有主观意思的存在，所以该说又分为行政机关主观说和公务员主观说。前说认为，某一行为是否属于公务行为应以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为准，必须是在执行行政机关的命令或委托事项的范围内。后说认为，是否是公务行为应重点考察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主观上的意思，只要其行为的意图和目的是执行职务，就可以认定其为公务行为。缺少这种意图和目的，即使外人看起来有公务行为的象征，也不能认定为公务行为。［a（2）］

客观说又称形式说或外表标准说，这是西方多数学者所持标准。该说认为公务行为的判断应以公务员行为的外部特征为标准，在客观上、外形上、社会观念上属于职务范围的行为，都是公务行为。具体说它包括在三种行为，即公务员执行其职务行为所必要的行为或协助执行职务的行为；公务员执行其接受的命令或受托的职务；足以认定公务员的行为与执行职务有关的行为。［a（3）］

主观说和客观说都是单一标准说，这两种学说在移植于中国行政法学理论界时被学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正。修正最明显表现为：国内学说都主张判断某一行为是否为公务行为不能仅从主观或客观上偏面认定，而应该综合或选择考虑主体、时间、地点、目的、内容、方式、结果等要素，即主张综合标准理论，他们的具体分歧是：

内容摘要

几近二十年发展，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始终未脱离国内行政法学者视野。然对于这个舶来品，学界一直有两种倾向：一是在理论移植和自构的关系上倚重移植，二是在原理和技术的关系上偏于原理叙述。其实，该理论不仅可以得到重解，在价值规范上与民主政制达成契合，而且，其主张的“违抗具有假定效力的行政行为可能构成妨害公务”的观点，也可以在技术规范上得到刑法学妨害公务行为构成要件学说的支持。因此，如何摆脱对移植的倚重、对技术规范的轻忽，是该理论获得新生的必由之路，甚至也是决定该理论是否应当摈弃之前需要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行政行为公定力妨害公务移植与自构

Thetheoryforpresumedvalidityofadministrativeactionhasneverdeviatedfromtheadministrativelawscholars‘visionfieldduringthepasttwentyyears’development.However，asregardsthisimportedtheory，therehavealwaysbeentwotrendsamongtheacademics.Oneisrelianceontransplantationintermsoftherelationshipbetweentransplantationandself-construction.Theotherisemphasisonprinciplesintermsoftherelationshipbetweenprinciplesandtechniques.Actually，onthevaluenorm，thistheorycouldberenarratedtofitthedemocraticpolity.Onthetechnicalnorm，itsclaimthattodefytheadministrativeactionwithpresumedvaliditymaycommittheinterferencewithpublicfunctioncouldalsobesupportedbytheelementtheoryoftheactionofinterferencewithpublicfunctioninthecriminallaw.Therefore，togetridoftherelianceontransplantationandthenegligenceoftechnicalnormsisnotonlyaninevitableroadfortherebirthofthistheory，butalsoadirectionoffurthereffortsevenifwedecidetoabandonthistheory.

Keywords：dministrativeaction，presumedvalidityofadministrativeaction，interferenceofpublicfunction，transplantationandself-construction

一、引言

毫无疑问，行政职务关系是确认行政公务行为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和国家行政主体之间没有行政职务关系的人，就不具备能代表行政主体的公务身份与资格，因而对其所实施的任何行为，行政主体不可能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假冒行政公务人员实施罚款的行为，无论如何也不能认定是行政主体的行政公务行为。但是，与行政主体之间存在行政职务关系和具备行政公务人员资格，并不等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代表行政主体执行行政公务，其所实施的行为并非都是行政公务行为。只有根据一定的标准、条件考察行政公务人员所实施的行为与其所承担的行政职务之间的关系，才能具体认定是行政公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或其他行为。

究竟按照什么样的法律条件和标准来确认行政公务人员的行政公务行为，很难存在统一的唯一标准或绝对标准。如很多法律规定行政公务人员执行公务应当出示有效证件或佩戴公务标志，但就出示证件或佩戴标志行为本身而言，它只是法律上的一个程序行为，应当出示而未出示，可能带来其行为违法无效，便绝对不能就此认定不是执行公务行为。还如强调行政公务人员应当以行政主体名义实施行政公务行为，并据此判定属于公务行为，但问题在于有些情况公务人员虽然没有说明是行政主体名义，但并不等于其确实不是执行公务。就是以公益目的的要素或者行政职权与职责要素为标准，也不能说滥用职权或超越职权就不是行政公务行为。因此，以一个要素为标准确定某类或某个行政公务行为，有时是可以的，但要确认任何情况下的所有行政公务行为，则很困难。

笔者认为，具体确认行政公务行为，应当以行政职务关系和行政公务人员资格为前提条件，以行政公务人员所担任的行政职务和所属行政主体的行政职权与行政职责为基础和核心，综合考虑以下相关因素，作为确认行政公务行为的基本标准：

1、时间。行政公务人员在上班时间实施的行为，通常认为是执行公务的行为，在下班后实施的行为则通常认为是非执行公务的行为。

2、名义或标志。行政公务人员的行为是以其所属的行政主体的名义或者佩戴或出示能表明其身份的公务标志实施的，视为执行公务的行为，以个人名义实施的，规则通常视为非执行公务的行为。

3、公益。行政公务人员的行为涉及公共利益的或者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通常视为执行公务行为，不涉及公共利益或者以公共利益以外的其他利益为目的的，一般则视为非执行公务的行为。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严肃行政纪律，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能，促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术语含义）

本规定所称行政过错行为是指行政行为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应尽的职责，影响行政管理、行政秩序、行政效率，或损害国家、集体利益，侵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或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后果的行为。

第三条（适用范围）

论文摘要

近年来，随着《行政诉讼法》及《国家赔偿法》的相继出台，我国的行政诉讼案件也逐渐增加。“民告官”成为一种法制进步的象征，代表了立法的完善及公民依法维权意识的提高，也代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大力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程。在行政诉讼的发展实践过程中，众多的司法实践提出了一个迫切的问题，即行政诉讼案件中，作为具体实施公务行为的主体——公务员，同时具有普通公民和公务员的双重身份，与此相适应，其行为也具有双重性的特点。换句话说，就是公务员的行为并非都是执行公务的行为。因此，对公务员所实施的各种行为进行正确的识别，从而区分、确定其公务行为与非公务行为的界限非常重要，它不仅关系着相应行为的效力，而且关系着行为责任的归属。由于法律上不存在唯一绝对的标准，以致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有鉴于此，本文试就认定公务行为的法律意义、标准以及司法实务略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关键词：公务公务人员公务行为责任认定

近年来，随着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及国家赔偿法的相继出台，我国的行政诉讼案件也逐渐增加。“民告官”成为一种法制进步的象征，代表了立法的完善及公民依法维权意识的提高，也代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大力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程。在行政诉讼的发展实践过程中，众多的司法实践提出了一个迫切的问题，即行政诉讼案件中，作为具体实施公务行为的主体——公务员，同时具有普通公民和公务员的双重身份，与此相适应，其行为也具有双重性的特点。换句话说，就是公务员的行为并非都是执行公务的行为。因此，对公务员所实施的各种行为进行正确的识别，从而区分、确定其公务行为与非公务行为的界限非常重要，它不仅关系着相应行为的效力，而且关系着行为责任的归属。由于法律上不存在唯一绝对的标准，以致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有鉴于此，本文试就认定公务行为的法律意义、标准以及司法实务略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一、公务行为的概念及公务行为认定的法律意义

公务，即国家事务。本文特指行政主体(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主管的，管理社会的各项事务。行政主体是享有并且实施行政权的组织，但是行政权不可能自动实施，行政权的最终实现有赖于依法执行公务的人员来具体操作。因此，所谓公务行为，就是指公务人员代表行政主体，以行政主体名义所实施的行政管理活动。

第一条为规范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行为，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家公务员考核暂行规定》和《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行为规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在行政执法、处理行政事务、办理行政审批事项、接待来访群众等直接面对社会公众执行公务或提供服务时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工作程序、办事规则、行政纪律及言行规范。

第三条我县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适用本规定。依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按本规定执行。

第四条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在公共服务中应当鼓励的行为：

（一）关心群众，深入基层，主动调查了解工作中群众反映强烈和不满意的问题，并及时予以解决或处理；

（二）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不断推进本职工作创新，采用新技术、新办法，简化办事程序、手续，缩短办事时间，提高服务效率；

公务，即公共事务，它是特定的主体依据国家宪法或法律的授权并在授权的范围内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由于公务具有国家权力性、职能性和管理性的特征。因此，对公务的主体及其公务范围在法律上应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公务主体只能由法律设定并在法定的公务范围内进行活动，不允许存在不具有公务主体资格的机关、组织或个人从事公务或者虽具有公务主体资格但超越法定的公务范围从事公务，这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国家法治的象征。但是，由于我国目前仍处在改革时期，国家机构及政府的一些职能部门正在调整之中以及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因此，在公务主体及其公务范围的设定上不可能完整地涵盖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允许在一定范围内适当地存在公务委托。然而，由于对公务委托的主体及其委托公务的范围未能明确界定，司法实践中对此认识不一，存在较大的偏差，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些有所裨益的探讨。

一、公务委托关系只存在于国家机关和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之间

（一）国家机关与公民个人之间不再存在公务委托的关系

从公务委托的立法及司法沿革看：我国原刑法关于贪污罪主体的规定“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犯┅┅”，根据该规定，任何公民个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接受上述单位的公务委托而成为公务主体。而在198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简称补充规定〉中关于贪污罪的主体则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关于贿赂罪的主体则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人员。补充规定不再出现“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但是两高1989年11月在对补充规定中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进行解答〈简称解答〉时将“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认定为其中的人员，而在解答受贿罪主体中“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时将除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以外的“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两类人员归为其中，仍认可“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1997年新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进行专门的界定，对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2〕，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列为准国家工作人员范畴，并在贪污贿赂罪的章节中增加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的规定〈受委托从事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不属于从事公务的人员，将再下文论述〉。从以上立法和司法的变化情况不难看出，我国现行刑法、单行刑法及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等，已取消“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规定，并对从事公务的主体范围重新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因此，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与个人间先前存在的委托从事公务现已不复存在。

从公务的本质特征看：首先，公务具有管理性和职能性的特征，是特定的主体代表国家依法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一种管理活动，因而对这一特定主体的资格和能力的要求比一般的主体高；其次，公务具有国家权力性的特征，公务主体在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活动时表现为依法行使国家权力，而这种权力来源于国家宪法或法律的赋予，非宪法或法律的许可，不允许随意转让或转授这种权力，因此，取消“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规定符合公务本质特征的内在要求。

从依法治国的角度看：无论用何种途径和形式实现对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的管理都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进行，这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不断提高，要在法制化的轨道内实现对社会的有序管理，这就对公务主体的行为能力也提出了更高于一般人的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录用考试制度正是这一要求的具体体现〉。因此，取消“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规定，杜绝了不具有公务行为能力的人从事公务的途径，顺应了依法治国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再将公务委托给公民个人从事的做法都是有违依法治国的要求而不足取的。（二）管理和经营国有财产不属于从事公务

第一条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公共服务行为，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家公务员考核暂行规定》和《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公共服务行为规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在行政执法、处理行政事务、办理行政审批事项、接待来访群众等其他直接面对社会执行公务或提供服务时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工作程序、办事规则、行政纪律及言行标准。

第三条国家公务员在公共服务中应当提倡下列行为：

（一）关心群众疾苦，深入基层，认真调查了解工作中群众反映强烈和不满意的问题，并及时予以解决或处理；

（二）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不断推进本职工作创新，采用新技术、新办法简化办事程序、手续，缩短办事时间；

（三）认真为基层、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努力树立和维护公务员的良好形象；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全市国家公务员（以下简称公务员）管理，提高公务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保证机关工作廉洁、高效运转，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等有关规定，按照建设效能机关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本细则适用于**市各级国家机关公务员（含参照、依照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下同）。

第二章公务员行为规范细则

一、政治坚定

◆北京市公务人员行为规范

《北京市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包括十六句话、六十四个字，内容为一、政治坚定，忠于国家；二、遵纪守法，依法行政；三、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四、爱岗敬业，勤政为民；五、勤奋学习，提高素质；六、秉公办事，为政清廉；七、团结协作，顾全大局；八、文明礼貌，品行端正。

◆北京市公务人员礼仪规范

一、乘车。

乘车礼节应遵循"客人为尊、长者为尊"的原则。

上车时，应让车子开到客人跟前，要帮助客人打开车门，然后站在客人身后等候客人上车。若客人中有长辈，还应扶持其先上。自己再行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