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范文10篇

摘要：共同犯罪简称共犯，它是相对于单独犯罪的一种特殊的犯罪形式。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关键词：共同犯罪犯罪主体犯罪客观构成条件

共同犯罪的成立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犯罪主体必须是两人以上

这里的人一般指的是自然人，但是根据刑法的规定，单位也可以成为某些犯罪的主体，因此，无论是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抑或是两个以上的单位乃至一方是自然人一方是单位均可以构成共同犯罪。当然，不论是自然人或者单位，要成为共同犯罪的主体，都必须符合犯罪主体的资格。一般来讲，作为自然人构成的共同犯罪主体，必须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如果一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却利用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共同去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则不能构成共同犯罪。作为共同犯罪主体的单位也必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能够成为犯罪主体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团体。如果是非法组织之间相互勾结实施犯罪的，则不能认为是单位构成的共同犯罪，而应当认为是自然人相互之间构成的共同犯罪。

（二）犯罪客观方面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

在刑法中，有些犯罪的犯罪主体是由特殊身份的主体构成的，刑法理论上将其称为身份犯。对于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在共同犯罪中的认定，我国尚未在刑事法律中予以明文规定，散见于司法文件中的规定多是对一些个案的处理原则，这些规定缺乏全局性，有的规定本身的科学性也值得再斟酌，因此，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很有限的。目前各地对于共犯中的身份的问题的处理很不统一，本文拟就共同犯罪与身份的有关问题作一探讨。

一、身份的界定

身份一词，又作身分，根据《辞海》，身分，是指人的出身、地位或资格。在刑法理论中，对身份有不同的理解，由此对身份范围的界定也出现很大的差异。狭义的身份仅指行为人所具有的资格，广义的身份不仅包括行为人所具有的特定资格，还包括特定的人身状况、关系，最广义的解释甚至把目的、动机这些犯罪的主观要件也包括在内。

对身份的定义直接影响到身份在共同犯罪中的认定，我们认为，身份是指刑法规定的行为人所具有的影响定罪量刑的特定的资格、地位等人身状况，对身份的界定应当符合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人身性。刑法中的身份首先也应当具有一般意义上身份所具有的含义，即是人的一种出身、地位或资格。身份具有人身依附性，任何人都有自己的身份，不存在无身份的人，也不存在独立于人之外的身份。这种身份既包括自然的、与身俱有的资格，如性别，也包括后来在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地位和资格，如国籍。但都是限定在行为人的人身主体方面的特征，至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的状况，如犯罪目的、犯罪动机等就不应认为是身份。

第二，法定性。这是就刑法中的身份的功能而言的，就是说刑法中的身份，必须是为刑法所规定的对定罪量刑有影响的关于行为人主体的事实状况。尤其对于影响量刑的身份而言，这种身份不是法官酌量考虑的量刑因素，而是刑法明确规定必须予以考虑的量刑因素。例如，司法工作人员实施强奸犯罪，作为司法工作人员应当担负起保护人民，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神圣职责，一般情况下，若司法工作人员反而利用职权，实施强奸行为，其社会影响是相当恶劣的，因而对司法工作人员实施强奸行为，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的，法院在定罪量刑时往往会将行为人的这种司法工作人员身份作为一种酌量从重的因素考虑。但这种身份不是刑法明文规定的构成强奸罪的从重因素，因此，就强奸罪而言，司法工作人员不是该罪重影响其定罪量刑的身份。身份的法定性也是各国对于身份的认定有区别的原因所在，因为各国刑法对于身份的规定不尽相同。

青少年由于其年龄特征，对外界事物充满了好奇，这是他们的天性。但由于他们的社会阅历浅，辨别是非的能力差，对好坏良莠缺乏全面正确的判断，在缺乏良性诱导的情况下，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随心所欲，导致犯罪，究其动机，并无其目的性。据统计资料反映，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四个特点：一是14岁16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二是共同犯罪突出，大多数是未成年人结伙或参与成年人至共同犯罪。据统计，在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中，70％左右是青少年团伙作案、共同犯罪。三是暴力性犯罪明显。少年犯罪案件的主要类型有抢劫、盗窃、故意伤害、强奸、聚众斗殴、敲诈勒索等。四是在校学生犯罪率不断上升。由此可见，共同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特点之一，且团伙化特点明显。在未成年人共同犯罪中，有的是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同作案，有的全部都是未成年人共同作案。从犯罪手段上看，呈现出智能化、成人化的趋势，表现在设计型、预谋性的犯罪增多，采用的地段也越来越狡猾。如一个在某市游戏机房疯狂盗窃30多次的盗窃团伙，实行偷窃、窝赃、销赃“一条龙”，而其14名成员中，有9人系在校学生。有些地方出现带有“帮会”、“黑社会”性质的未成年人有组织共同犯罪，团伙内部有“老大”，有自己的纪律，有活动地点和活动习惯，作案有明确的分工。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的对象，往往也是未成年人或者更小的儿童。未成年人的犯罪，特别是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的危害性，已经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一大公害和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

未成年人共同犯罪产生的根源。一是学校思想教育缺乏针对性，不能很好地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对社会、家庭及自己的责任感。对法制教育不够重视，学生不学法、不懂法，也就谈不上什么遵纪守法。尤其忽视对绩差生的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学校、同学及社会上对绩差生另眼相看，而绩差生也往往自暴自弃，于是很容易与志趣爱好相近或相似的社会青年走到一起，拉帮结派，成为青少年犯罪的“后备军”。据统计，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中，在学校成绩较差或很差的占大多数。二是青少年模仿能力强，哥们义气重，极易形成团伙，进行共同违法犯罪活动。三是受社会环境影响，未成年人成长的时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不断走向深化的时期，我国在大量引入国外资本和先进的技术的同时，外国的一些不良影响也渗透到了我国，特别是文化娱乐方面的一些不良影响，对未成年人的身心造成影响。影视暴力作品的泛滥也是导致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增加的原因之一。也有统计反映，在城市中，未成年人性犯罪减少了，但这并不表示未成年人这方面问题少了，恰恰说明这方面问题更加普遍了，这从未成年人早恋现象的泛滥和怀孕现象的增多就能体现出来。

未成年人形成共同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校期间形成团伙的共同犯罪。青少年喜欢三五成群，在学校容易形成“小团体”，只要其中一人有犯罪意识，就容易相互影响，形成共同犯罪。据报道，一家重点大学的职业培训学校学生张某等6人在校期间组织形成的“小团伙”，专门对西安市高校谈恋爱的男女生进行抢劫。他们虽然只有十五六岁，但每次作案前均有严密分工，给社会治安造成恶劣影响。

二是初中毕业流散到社会后形成小团体。在社会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正在转型时期，学历较低的初中毕业生往往存在就业的困难，一旦与人纠合，极易犯罪。在城市中初中毕业，离开学校走向社会的年龄，正是生理上基本发育成熟，精力旺盛，血气方刚，具备了犯罪的客观生理条件，但心理发育并未得到相应的引导，缺乏社会经验，且普遍存在逆反心理、容易冲动、自控能力差等问题，对一些复杂的人和事往往不能正确的判断，以至于误入歧途。他们中大多热衷在网吧和游戏机房玩电子游戏，游手好闲，又想吃好穿好，产生不劳而获的意识浓重。在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一名初中刚毕业的女学生，在网吧中与另一名少女发生矛盾，便纠集两名初中刚毕业的男学生，多次对少女进行强奸和殴打。

三是未成年人随老乡到城市打工后形成的共同犯罪。大量的外地籍或农村的初中毕业生及辍学的农村未成年人，随老乡到城市打工，工作生活等各方面均由老乡传帮带，一旦老乡犯罪，其往往会成为犯罪团伙成员。在一起贩卖案件中，三名未成年犯就是由一名同村的成年犯向他们讲要带他们进城打工，包吃包住，还能赚大钱。进城后，这名成年犯先是让三名未成年犯吸毒，后让他们到娱乐场所去贩卖。

挪用公款罪是司法实践中常见多发的一种职务犯罪，本文作者从犯罪主体方面进行考察，将挪用公款的共同犯罪分为三种情况，并对其中的难点进行了深入分析。

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实施：重点是如何理解“集体”决策

两个以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共谋、共同挪用公款的，当然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在挪用公款的过程中，往往于事前或者事后，在领导班子内部与个别成员甚至全体成员进行“研究”，形成所谓的“集体决策”。对这种“集体”挪用行为，应当如何处理，理论界存在两种主张。一种主张认为，刑法中挪用公款罪没有规定单位犯罪，“集体”挪用不构成犯罪；另一种观点认为，对这种行为应当依据职务犯罪的特点和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符合共同犯罪条件的，以挪用公款罪论处，反之，则不成立挪用公款罪。

笔者认为，根据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挪用公款罪只能由自然人构成，不存在单位犯罪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单个自然人。根据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理论，不论是挪用人与使用人共谋，还是两个以上的挪用人共同挪用，只要他们在主观上有共同的挪用公款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共同的挪用公款行为，都成立挪用公款罪的共同犯罪，故“集体”挪用当然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但是经单位领导集体研究挪用公款的行为与单位行为往往不易区分，对这种情况能否均以挪用公款罪论处，关键要看是否具备挪用公款罪的特征——即行为人主观上出于私利性，客观上实施了擅自支配公款的行为。如果单位少数领导甚至全体领导损公肥私，擅自将公款挪归个人使用的，则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如果单位领导经集体研究讨论，为单位利益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的，属于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可以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论处，而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集体研究挪用公款可以构成共同犯罪，但并非所有的“集体”挪用都是共同犯罪，实践中很多所谓的“集体”挪用并不真正反映集体意志，只是被作为掩饰挪用的手段而已。如果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自己提议武断拍板，抢先形成所谓“集体决策”，集体研究走过场，或者利用职权已实行了挪用行为，又向“集体”成员“打招呼”，以及向集体成员谎报情况、诱骗形成所谓“一致意见”，然后实施操作等，并不能体现“集体”意志，也不应以集体挪用对待，对于这种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以集体为幌子，实则为个人挪用的情形，不能以挪用公款罪的共同犯罪处理，只能以挪用公款罪的单独犯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国家工作人员与普通人员共同实施：要考虑公款的用途

挪用公款罪是司法实践中常见多发的一种职务犯罪，本文作者从犯罪主体方面进行考察，将挪用公款的共同犯罪分为三种情况，并对其中的难点进行了深入分析。

●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实施：重点是如何理解“集体”决策

两个以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共谋、共同挪用公款的，当然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在挪用公款的过程中，往往于事前或者事后，在领导班子内部与个别成员甚至全体成员进行“研究”，形成所谓的“集体决策”。对这种“集体”挪用行为，应当如何处理，理论界存在两种主张。一种主张认为，刑法中挪用公款罪没有规定单位犯罪，“集体”挪用不构成犯罪；另一种观点认为，对这种行为应当依据职务犯罪的特点和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符合共同犯罪条件的，以挪用公款罪论处，反之，则不成立挪用公款罪。

笔者认为，根据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挪用公款罪只能由自然人构成，不存在单位犯罪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单个自然人。根据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理论，不论是挪用人与使用人共谋，还是两个以上的挪用人共同挪用，只要他们在主观上有共同的挪用公款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共同的挪用公款行为，都成立挪用公款罪的共同犯罪，故“集体”挪用当然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但是经单位领导集体研究挪用公款的行为与单位行为往往不易区分，对这种情况能否均以挪用公款罪论处，关键要看是否具备挪用公款罪的特征——即行为人主观上出于私利性，客观上实施了擅自支配公款的行为。如果单位少数领导甚至全体领导损公肥私，擅自将公款挪归个人使用的，则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如果单位领导经集体研究讨论，为单位利益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的，属于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可以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论处，而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集体研究挪用公款可以构成共同犯罪，但并非所有的“集体”挪用都是共同犯罪，实践中很多所谓的“集体”挪用并不真正反映集体意志，只是被作为掩饰挪用的手段而已。如果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自己提议武断拍板，抢先形成所谓“集体决策”，集体研究走过场，或者利用职权已实行了挪用行为，又向“集体”成员“打招呼”，以及向集体成员谎报情况、诱骗形成所谓“一致意见”，然后实施操作等，并不能体现“集体”意志，也不应以集体挪用对待，对于这种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以集体为幌子，实则为个人挪用的情形，不能以挪用公款罪的共同犯罪处理，只能以挪用公款罪的单独犯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国家工作人员与普通人员共同实施：要考虑公款的用途

摘要：依照我国现行犯罪构成理论及共同犯罪理论对犯罪主体的资格要求,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者教唆或帮助未达相应法定年龄的人实施危害行为的,不成立共同犯罪,由教唆者或帮助者对全部行为承担责任,这样的判罚处理有悖于罪行自负原则。本文从犯罪构成理论和司法实务入手,指出现行四要件犯罪构成论在处理不同责任年龄共犯问题上的障碍,指出引入大陆法系三阶层犯罪成立理论,并辅以“限制从属性”来解决该问题的必要性。

关键词：刑事责任年龄犯罪构成共同犯罪限制从属性

一、问题的提出

黄某(18周岁)盗窃两台电脑,让其朋友吴某(18周岁)帮助其把电脑一起带到旧家电市场。吴某知道电脑为黄某盗窃所得,仍同意帮忙。后黄某出面将两台电脑卖出,获利后分与吴某200元。依共同犯罪通说,黄某和吴某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上构成共同犯罪。吴某在共同犯罪中为帮助犯,依其在犯罪中的作用,可认定为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将案例稍作变动,如果黄某是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依照我国通行的的四要件构成理论,黄某不具备犯罪主体资格,其盗窃行为和销赃行为都不是犯罪,而吴某已满18周岁,其行为构成犯罪无疑。但因为缺乏对黄某的法律评价,无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二人以上),吴某需要一人对全部罪行承担责任。与前例比较,吴某实施了完全同一的行为,仅仅因为黄某年龄的变化,吴某却丧失了获得从轻、减轻处罚的可能。这样的判罚结果,缺乏合理的法律上或道德上的原因,明显有悖于罪行自负及罪行责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二、用“限制从属性”解释共同犯罪的合理之处

产生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承认未达相应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和达到者是否成立共同犯罪。通说认为,所谓共同,应当是二人以上,同时,对于自然人都必须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在达到法定年龄的行为人为犯罪行为的主要实施者的情况下,要求其承担全部责任并无不当,但如果处于上例中吴某的处境,则明显对其不公。另外,这样简单的处理方式,也会造成某些犯罪无法得到惩处的情况。如教唆不知道年龄(或者以为其已经达到14周岁)而实际上小于14周岁的人犯罪的行为(“背后者对于直接行为者的责任能力的误想”的场合)可能就无法定罪(按照教唆犯罪处理,需要是“教唆他人犯罪”,而被教唆者的行为并不是“犯罪行为”,而按照间接正犯处理,又要求背后者对于未成年者的年龄具有认识,否则间接正犯难以成立),而不定罪又显然是有违普遍正义感情的。

第六章共同犯罪

第一节共同犯罪概述

一、共同犯罪的概念：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特点：1、既有共同故意双有共同行为（主客观统一）；2、不能孤立地看待各共犯人的行为（整体性）；3、共同犯罪的类型不同、共同犯罪人的作用不同处罚不同。

二、共同犯罪与犯罪构成的关系：主体要求：二个符合主体要件的人；主观要求：共同故意；客观要求：共同行为。不同的刑罚不影响共犯的成立。不同的故意仅就共同行为性质相同的部分成立共犯。

第二节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

一、必须二人以上：可以是两个自然人或两个单位，也可以是单位与自然的组合。单位犯罪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与该单位不成立共犯。在身份犯的情况下，不具有构成身份的人与具有构成身份的人共同实施以特殊身份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时，成立共同犯罪。

摘要：《刑法》第292条第2款是关于聚众斗殴罪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规定。论者们针对第2款的有关问题曾展开过激烈讨论，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因此通过案例、分类辨析等方法，主要针对聚众斗殴罪转化为故意杀人罪有关问题，包括故意与过失区分、“致人重伤、死亡”的适用、共同犯罪的处理等进行系统研究评析，进一步肃清争议，理清脉络，认为转化犯存在共同犯罪，其是《刑法》共同犯罪的一种，遵循一般共同犯罪理论，且应根据不同情形具体分析，以期更好为立法与司法实践服务。

关键词：聚众斗殴罪；《刑法》；故意杀人罪

目前，学界关于聚众斗殴罪转化为故意杀人罪的研究多夹杂在转化犯、故意杀人罪、转化型故意杀人罪中探讨：转化犯概念、特征、立法、认定、种类、罪数形态区别、特殊防卫；海峡两岸故意杀人罪对比、故意杀人罪立法完善；转化型故意杀人罪的存在价值，有的否认其存在，多数认为是必要的；转化型故意杀人罪概念、认定等。聚众斗殴罪转化犯只附带列举，鲜有聚众斗殴罪转化为故意杀人罪专题探讨。已有的研究主要围绕“聚众斗殴致人伤亡”时，如何追究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与积极参加者刑事责任进行探讨，有的认为应全部转化，有的认为是部分转化；有的将其分为案内、外人、己方人，判断其有无直接责任；有的认为应根据刑法基本原则、犯罪构成、罪数、共同犯罪特征、当事人主客观条件、因果关系等判断；应结合行为人在聚众斗殴中地位、作用确定转化主体范围。这些研究均有一定价值，但仍不够丰富、深入，全面，有些分析过于繁杂，例如共同犯罪的剖析，已有研究难以实践操控，因此本文在基本原理探讨的基础上，重点对共同犯罪的处理进行分析，除了学者们多涉及的首要分子、积极参加者刑事责任外，还对共同犯罪涉及的其他主体如从犯、胁从犯、教唆犯等进行论述。

1基本原理的探讨

1．1关联法律规定的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92条第2款是关于聚众斗殴罪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规定，该条款规定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因为聚众斗殴过程中，行为人侵害的客体由社会公共秩序转变为他人的身体健康权、生命权，主观的故意也转变为杀人的故意，聚众斗殴的犯罪行为与故意杀人的犯罪行为之间满足转化型故意杀人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因此属于转化型故意杀人罪。在适用时应注意区分其与聚众斗殴罪的非转化情况。1．2故意与过失的区分。本条款中，如果将造成重伤、死亡结果的情况，不分故意与过失一律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则会有客观归罪之嫌。因此，一些论者认为过失造成重伤、死亡结果的，属于聚众斗殴罪的结果加重犯，单独设置一档法定刑。［1］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在聚众斗殴过程中故意造成重伤、死亡结果的，才能适用转化犯的规定。在《刑法》修改之前，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的，仍以聚众斗殴罪论处。为寻求刺激还是满足某种卑鄙欲念，在聚众斗殴中是难区分的［2］，故此时造成的重伤、死亡情况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其主观过错情况来认定其行为性质。［3］1．3“致人重伤、死亡”的适用。聚众斗殴罪的成立，虽然需多人参与，但不要求斗殴的双方都必须是3人以上。只要一方在3人以上就可成立聚众斗殴罪，另一方是否少于3人不影响该罪的成立。聚众斗殴行为包括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身体的情况，也包括人数众多一方单独攻击对方身体的情形。“致人重伤、死亡”，既包括致斗殴的对方成员重伤、死亡之情形，也包括导致本方成员重伤、死亡的情形。本条款存在转致不明确的问题，建议区别对待：致人重伤、死亡的，应分别依照《刑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2共同犯罪的处理

摘要：在共同贪污犯罪中，贪污数额的认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目前我国对于数额的确定标准，立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学术上没有形成通说，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同的做法。本文在分析各种学说利弊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提出犯罪总额是定罪量刑的基础，分赃数额是定罪量刑的一个重要情节。

关键词：共同贪污犯罪；数额

贪污罪既是一种职务性犯罪，也是贪利性的财产犯罪，它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破坏及其程度，主要是通过对公共财产的侵害表现出来的。尽管决定贪污罪的定罪量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毫无疑问，贪污罪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主要表现在贪污数额上，其数额的大小，是衡量其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主要依据，从而也是对贪污罪处罚的主要根据。因此，如何正确认定贪污数额关系到贪污罪与非罪，量刑的轻与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立法沿革

对共同贪污犯罪的处罚以什么数额为标准，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1952年在《惩治贪污条例》中第一次采用了“分赃数额说”，即集体贪污按各个人所得数额及其情节，分别惩治。1979年的刑法典，在总则中对共同犯罪的处罚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在分则第155条贪污罪中，没有规定对贪污共犯处罚的具体标准。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贪污的，按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在犯罪中的作用，分别处罚。对贪污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贪污的总数额处罚；对其他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主犯，情节严重的，按照共同贪污的总数额处罚”。此次补充规定中，既有“分赃数额说”，又有“犯罪总额说”。就司法解释而言，1985年“两高”在《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提出：“对二人以上共同贪污的，按照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别处罚。共同犯罪的贪污案件，特别是内外勾结的贪污案件，对主犯应当依法从重处罚。贪污犯罪集团的危害尤为严重，贪污集团的首要分子，要按照集团贪污的总数额处罚”。可见此司法解释对共犯中的主犯、从犯采用的是分赃数额说，对贪污集团的首要分子采用犯罪总额说。1989年“两高”在《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解释道：共同贪污犯罪中，各共犯基于共同的犯罪故意，实施共同的犯罪行为，因此，各共犯均应对共同贪污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负责。对于共同贪污中主犯情节严重的，按照共同贪污的总数额处罚，共同贪污尚未分赃的案件，处罚时应根据犯罪分子在共同贪污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并参照贪污总数额和共犯成员的平均数额确定犯罪分子个人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对于共同贪污个人所得数额未达到2000元，但共同贪污数额超过2000元，主要责任者应予以处罚，其中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此解释第一次认可了“犯罪总额说”，即“各共犯均应以共同贪污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负责”。同时也对共同贪污尚未分赃的处罚参考标准作了解释。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对贪污共犯处罚标准也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但是在刑法总则中对共同犯罪中不同犯罪人的罪责范围作了规定。

二、理论聚讼

我国现行刑法虽然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的犯罪，但是该条并不否认片面共犯的存在。首先，我国刑法规定的“共同故意”并不必然等同于参与者具有“相互的意思联络”。意思联络是“共同故意”的要素，但是单方的意思联络也属于意思联络。而且我国刑法也承认单方意思联络的存在，如在被教唆者没有犯被教唆的罪时，对教唆者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其次，我国刑法中有主犯和从犯的规定，有些学者认为假如肯定片面共犯的成立，就会造成在一个犯罪中，只有从犯，缺少主犯的尴尬局面。1979年的刑法规定“对于从犯，应当比照主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此时“比照主犯”的规定确是对于片面共犯的成立构成阻碍。但是我国最新的刑法已经删除了“比照主犯”四字，这意味着对于只有从犯的场合下也是可以定罪的。我们看到，英国就有“没有主犯情况下的从犯的定罪”。在美国，潜在同谋犯也可单独处罚，无需主犯存在。

肯定“片面共犯”成立共犯的原因有以下三方面:牧野英一说，“数人共同实施犯罪，为共犯”。［5］行为共同说认为共同犯罪成立不以共同犯罪人之间的相互意思联络为条件，该理论扩大了共同犯罪的范围。在实践中，片面共犯是客观存在的犯罪形态，传统的共同犯罪理论不能解释片面共犯，而行为共同说较好地补足了这一点。首先，从犯罪主观方面看，片面共犯人认识到自己对其他犯罪人的协同，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导致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这就说明他具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其次，从犯罪客观方面看，片面共犯人客观上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导致了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实行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大量的片面共犯的案件。然而我国刑法总则中并无有关片面共犯的规定，理论界又存在争议。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也没有一定的标准。这种情况下，要么会放纵了片面共犯人，要么就是加重了对其的处罚，不符合我国刑法罪罚相一致的原则。

我国刑法目前并没有针对片面共犯的明文规定，只有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笔者认为片面共犯与共同犯罪的规定并无矛盾。首先，片面共犯的主体仍为两人以上。因为犯罪行为客观上是由两人及以上共同完成的，当中一方不知道另一方的存在并不能改变片面共犯主体多元化的特征，片面共犯并非“一人之共犯”。其次，片面共犯也存在共同犯罪的故意。按照本文之前的阐述，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并不一定当然性排除单方的意思联络，片面共犯就是典型的单方意思联络。最后，片面共犯具有共同犯罪行为，包括暗中教唆、帮助、实行等等。所以，笔者认为在现有的共同犯罪框架下引入片面共犯的概念并无实质矛盾。

本文作者：方琦曾俊乐冰工作单位：华东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