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人范文10篇

本文作者：李晶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一、理念及司法理念的概念

理念，采用拆字注释的方法，“理”为道理、事理、理性；“念”为内心的打算或想法。因此，理念应作理性的思想认识解为妥。理念在西方思想史上是一个极其古老而重要的范畴，然而，就其最初的古希腊词源而论，“理念”仅仅是指见到的东西亦即形象。此后，随着古典哲学，尤其是客观唯心主义理念论的发展，人们逐渐将理念归结为存在于人思维中的社会某一现象的价值思考，这个概念的出现对于我们研究司法理念无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据此我们不难看出，司法理念是指人们（特别是司法工作者）对于司法活动的本质、规律及内在属性的理性认识和总体把握，是指通过司法实践活动，经由“感性——知性——理性”的认识过程，进而获得的对法的精神以及价值的解读，是人们对司法的认识活动的结果，具有显著的职业性、稳定性和独立性。综上所述，我们所要阐述的公诉人的司法理念实际上也就是公诉人员在自身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础上对一系列刑事司法制度的综合性、严谨性、原则性的理性认识。

二、强调公诉人司法理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公诉权行使不当的现象普遍存在目前随着民主法治意识的逐渐深化，检察机关也在不断强化内部建设，努力提高国家公诉人员的素质。但是，我们也不能回避，公诉权的行使依旧存在着许多不正当、不规范的现象。首先，公诉人尤其是主诉检察官的素质参次不齐。实施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后，案件的起诉与否基本由主诉检察官自行决定。然而，由于当前不少检察官自身的理论修养和业务水平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而这种放松对起诉进行管理的方法往往导致执法的不严格、不公正，造成起诉不当或者违法办案的严重后果。再者，检察委员会对于案件的研究尚不够仔细和严谨。由于工作繁忙、时间紧迫，检察院尤其是基层检察院召开检察委员会研究案件大都出于临时动议，由分管副检察长向检察长提出建议，检察长根据建议决定召开检委会对案件加以分析、讨论并做出决策。显而易见，检委会委员对于案件并没有做充分的准备，案情也基本是由承办人负责具体介绍，这就使检委会委员的思考易受承办人的影响，自身对案件的考虑缺乏独立性，最终使得检委会很可能做出与事实不符的决定。公诉权不当行使这一现象的存在必然要求公诉人员在公诉活动中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诉讼原则，理性、准确地行使公诉权，保证刑事诉讼的公平和正义。

2、我国法律体系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我国是成文法国家，立法机关总是尽可能制定出各种详尽的部门法以求司法机关能够引律据典地解决在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然而，成文法自身却具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法律一经颁布，便揭开了其滞后和不可周延的序幕。无论法律体系如何严谨规范，无论法律条文如何尽善详细，随着时代的发展，部门法并不可能妥善解决每一个司法活动中的新问题。在此情况之下，司法工作很容易产生混乱和随意。因此，公诉人员更需要保持统一的现代司法理念且以此作为办案准则和执法依据，以较高的理论修养和业务素质准确行使自由裁量，唯以此才能较好弥补成文法在应用中所带来的不足，确保司法的统一性和法律的正义性。

摘要：本文针对公诉人在庭审举证中的存在问题，就如何灵活运用各种方法策略、技巧做好庭审举证工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庭审举证；方法策略；技巧

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控辩式的庭审方式，公诉人在庭审过程中负有举证责任。所谓公诉人的举证责任，是“举证责任”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是指依据无罪推定原则，公诉人负有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行为达到法律规定的足以认定其有罪的责任。检察机关能否顺利实现公诉职能，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有效打击犯罪，公诉人的庭审举证是重要环节。如果举证不力，就会陷入被动局面，甚至导致法院不支持公诉人的指控，而判被告人无罪，使公诉失败。所以公诉人应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和证据状况，注意运用相应的举证策略与技巧，提高举证的效果，以达到举证的目的。本文试就此谈几点浅见。

一、庭审举证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刑诉法规定了7种证据，但对举证顺序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如第157条规定公诉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

(二)举证当中重点不突出，层次不分明，显得杂乱无章。

我是XXXX年X月份参加检察工作，我从事检察工作已将XX个年头。XXXX年X月份加入中国共产党，党龄X年。在新的世纪里，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和帮助下，加上自己主观的努力，我在思想、工作和学习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回顾已经过去的思想、工作、学习，作以下自我剖析。 首先，我在认真学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的基础上，对照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条件，按照“两个务必”、“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全面总结自己近年来的思想、工作和作风等方面的情况，重点检查存在的问题，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剖析思想根源，从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方面进行剖析。其次，对照《新时期共产党员先进性标准》、对照党政机关党员队伍建设中存在的11大类问题和77种表现，我本人认为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向党组织汇报如下:

一、存在问题

(一)在理想、信念方面，自己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责任意识和政治敏锐性。在检察工作中，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观念不强。政治学习的自觉性不高。虽然平时能积极参加集体组织的各项活动和学习，但自己花时间学习党的理论文章的自觉性不高，钻不进去，学习的内容不系统、不全面，对很多新事物、新知识学习得不透，没有力求全面发展，偏重于与本职工作有关的内容，对当前新的政治理论掌握得不深，不透。

(二)在宗旨观念方面，存在着考虑个人利益多，自觉履行党员义务不够的问题。在近几年提职、晋级等问题上，想得多的是自己应该得到什么，很少思考自己作为一名党员为党和人民多做一些什么。在从事检察工作中，存在着对律师、当事人态度不够和蔼的问题。

(三)在党的观念方面，片面地认为，检察工作应该独立。有片面追求单一的法律标准的倾向，不太重视领导批示，对检察工作中常常忽视了党的领导，对纪委等单位对案件的批指示，态度上不够尊重，有单纯的业务思想。

(四)在业务学习和工作方面，近年来，工作满足于过得去，缺乏开拓创新意识，对新形势下检察工作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缺少对策，解决复杂案件、破解难题的能力不强，工作中创新意识不强。

演讲与辩论 新刑诉法实施以来，庭审方式改革强化了公诉人的控诉职能，控辩双方的对抗性进一步增强。作为公诉人，很有必要研究如何提高辩论技巧和掌握法庭辩论方法。

在新的庭审模式下，掌握好的辩论技巧和方法对法庭辩论所起的作用有二：

一是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诠释作用；二是可以对审判人员施加影响，促使其采纳控方证据，接受控方观点，从而对法庭判决起基础性的作用。

法庭质证(事实上也是局部的辩论，以下统称辩论）和辩论，是庭审活动中的一个难点。公诉人能否搞好此阶段的辩论关系到公诉的成败。而要取得成功，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明确辩论范围与重点。

战争双方的运筹帷幄总是根据战争取胜的目的和需要，在特定的范畴内挥师布阵、厮杀鏖战。法庭辩论这场挟九鼎之力、强百万之师的唇舌大战也是在某一特定范围内展开的。法庭辩论的时空范围法律已有明确规定。我们所说的法庭辩论范围是指在法庭辩论中，控辩双方所必须遵循和掌握的必辩和可辩内容。换句话说，就是哪些问题应该成为或可以拿到法庭辩论中去展开争辩。

论文关键词：隐瞒证据强制讯问当庭认证

论文提要：我国刑事庭审方式改革之后，带来了三个新的问题，即检察院依法隐瞒证据、公诉人强制讯问被告人以及合议庭"当庭认证"。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我国改革后的庭审方式未能贯彻控辩平等、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相统一的原则及辩论原则，必须通过建立、健全证据开示制度和庭前准备程序，确认被告人沉默权，严格实行辩论原则等方法深化改革。

我国原来的刑事庭审采用职权主义方式，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鉴于这种方式容易导致"先判后审"，难以做到公正审判而进行了重大改革。根据现行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法院按照普通程序对刑事案件的法庭审理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步骤：公诉人宣读起诉书，被告人、被害人就指控事实进行陈述；讯问被告人和向被告人发问；控方举证，接受辩方质证和法庭审查；辩方举证，接受控方质证和法庭审查；控辩双方发表总结辩论意见；合议庭评议和宣判。与原来的庭审方式相比，现行庭审方式的最大特点在于，法庭上对于被告人的讯问、对证人和鉴定人的询问、对书面证据材料的宣读和物证的出示等活动，不再由审判人员包揽，而主要由控辩双方进行，但审判人员仍然有权对被告人、证人和鉴定人发问，有权决定休庭并在庭外调查核实证据，只不过这种发问和庭外调查仅仅具有补充性，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主要是基于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对抗式举证和辩论，因而庭审过程呈现出控辩双方举证和辩论、法官居中听证和裁判的"外观"。这可能是实务上称新的庭审方式为"控辩式"的主要原因。从限制检察院庭前移送的案件材料的范围、对有关罪或非罪的证据与有关量刑情节的证据一并调查、法官保留了一定的调查职权等方面来看，我国庭审中的证据调查程序与日本、意大利改革后的庭审证据调查程序具有相似之处，似乎是"汲取了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合理因素"而改造了传统的"强职权主义"庭审调查方式。但是，与英美法的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大陆法的职权主义刑事诉讼和日本、意大利的新型混合式刑事诉讼相比，我国刑事庭审中的证据调查无论在程序设计上还是在具体实施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些缺陷有些是旧的庭审方式遗留下来的老问题，有些则是这次庭审方式改革所产生的新问题。以笔者之见，这些新问题突出表现在检察院"依法隐瞒证据"、公诉人强制讯问被告人和合议庭"当庭认证"三个方面。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准确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寻求妥善的解决方案，是深化刑事庭审方式改革的重要前提。本文拟就此三个问题略陈管见。

一、检察院"依法隐瞒证据"，侵犯了辩护一方的质证权和辩护权

在改革前的庭审制度下，检察院起诉时必须一并移送全部案卷材料，辩护律师可以在开庭以前到法院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法庭上的辩护。为了防止审判人员通过庭前阅卷而形成不利于被告人的预断，解决"先判后审"的问题，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0条将按照普通程序的起诉方式由"全案移送"改为"复印件移送"，即检察院在按照普通程序提起公诉时不再移送全部案卷，而只需要移送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这样，法院的庭前审查由原来以实体审查为主变为现在的以程序审查为主。立法者希望以此迫使审判人员在法庭上认真听取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辩论活动，以便做出正确的裁判。但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配套性地建立起证据开示制度，检察院掌握的控诉证据除了向法院移送的部分以及依据《刑事诉讼法》第36条已经在审查起诉阶段提供给辩护人查阅的"技术性鉴定材料"之外，没有任何合法的渠道能够向辩护一方公开。另一方面，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开庭以前的调查取证权又受到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对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的调查，需要经过检察院或者法院许可之后，再经被害人或证人本人同意才能进行。这样，辩护律师能够在开庭前看到并且掌握的证据材料，实际上基本上限于检察院移送给法院的"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证据目录和证人名单。

哪些是"主要证据"？据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6条的解释，包括以下三类：（1）起诉书中涉及的各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多个同种类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3）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正当防卫的证据。但是，该条同时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起诉时，主要证据由人民检察院根据以上规定确定"。据此，检察院可以自行决定在具体案件中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合法地"隐瞒有利于或者不利于被告人的其他证据。1999年1月18日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3条虽然进一步明确了"主要证据"的含义，将它界定为"对认定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起主要作用，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的证据"，但它又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起诉时，主要证据的范围由办案人员根据本条规定的范围和各个证据在具体案件中的实际证明作用加以确定"；"对于主要证据为书证、证人证言笔录、被害人陈述笔录、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笔录或者勘验、检查笔录的，可以只复印其中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鉴定书可以只复印鉴定结论部分。"这里不仅把"隐瞒"证据的主体由"检察院"改为具体负责审查起诉的"办案人员"，而且对书面证据需要"隐瞒"的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不管这一规定的背后有多少客观条件的限制因素在起作用，由最高检察机关出面做出的这种"司法解释"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它实际上是鼓励"检察人员依法隐瞒证据"，并具体指明对于书面证据可以"断章取义"！我们把《检察规则》的上述规定与证人普遍不出庭这一事实结合起来考虑，就不难想象，如果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的书面证据材料不属于检察院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当审判长询问辩护人或被告人的意见时，辩护人或被告人根本不可能发表什么有针对性的不同意见！因为他们既不知道公诉人宣读的书面证言是否反映了该份书面证据的全部内容，也没有机会对提供证言的人进行"反询问"。如果公诉人宣读的书面证据属于检察院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但移送的只限于其中"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时，被告人如果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持有异议，除了简单地表明其异议之外，还有什么办法使质证更加有效，从而使法官相信自己的异议是有根据的？如果公诉人只是部分地宣读了起诉时移送的某项"主要证据"的一部分，辩护人除了再宣读另外一部分之外，又有什么办法能够更有效地对此进行质证？以这种基本上走过场的形式进行所谓的"质证"，怎么能够保证法院的判决"忠于事实真相"？。

反贪污贿赂侦查工作，其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如何取证、取哪些证。随着反贪队伍年轻化，一些反贪干警存在着理论知识丰富，但缺乏实战经验的弊病，面对取证工作往往无从下手，甚至取来的证据不能服务于案件认定，造成重复劳动。反贪侦查工作的目的，在于取得犯罪嫌疑人进行贪污贿赂活动的若干证据，并最终在庭审中用这些证据使法官认定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可以说，庭审时证据的运用，才是反贪侦查取证工作的“归宿”。庭审由公诉人和被告人、辩护人组成控辩双方进行辩论，他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必然存在着不同的逻辑路径，对证据的运用也存在很大差别。在侦查中，侦查人员要自觉延伸思路，在脑中积极进行庭审过程的“模拟预演”，将自己代入庭审中的公诉人、被告人等角色，站在他们的角度进行思考，并以之指导反贪侦查取证工作。

一、进行庭审角色代入的必要性

反贪工作是一项群体工作。按照现有的机构组织框架，贪污贿赂案件最初由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部门进行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交由公诉部门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这是一条完整的反贪工作路径。正因如此，反贪侦查人员不能够仅仅认为侦查工作就是自己的工作全部内容，而必须在工作中积极拓宽眼光，拉长工作思路，将其后的庭审工作要求也放到自己的侦查计划中作整体考量。事实也证明，仅仅为了侦查而侦查往往是无法取得良好效果的，结果不是面对繁芜复杂的证据而无从下手、茫然无措，就是千辛万苦所获取的证据根本不能有效应用于庭审，造成工作的浪费和效率的低下。

有效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是我们反贪工作的目的，而通过庭审对犯罪嫌疑人做出有罪判决是衡量我们工作是否成功的一个标杆，是我们实现上述工作目的的途径。庭审的关键在于证据的对抗，反贪侦查人员必须在侦查中，就考虑到庭审时对证据的运用。这种考虑既要全面，又要细致；既要考虑到国家公诉人运用证据的需要，又要考虑到被告人运用证据的可能路径。而角色代入，往往是这种考虑的有效形式。通过角色代入，反贪侦查人员可以设身处地的站到公诉人或者被告人的角色，把自己当做庭审的参与者，并由此找到哪些案件细节会成为审理重点、哪些证据会为定罪量刑发挥关键作用，这就相当于为自己的侦查工作指明了方向，无疑会极大的促进侦查工作的有效进行。

二、进行庭审角色代入的方法

1、代入公诉人角色

摘要：本文针对公诉人在庭审举证中的存在问题，就如何灵活运用各种方法策略、技巧做好庭审举证工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庭审举证；方法策略；技巧

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控辩式的庭审方式，公诉人在庭审过程中负有举证责任。所谓公诉人的举证责任，是“举证责任”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是指依据无罪推定原则，公诉人负有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行为达到法律规定的足以认定其有罪的责任。检察机关能否顺利实现公诉职能，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有效打击犯罪，公诉人的庭审举证是重要环节。如果举证不力，就会陷入被动局面，甚至导致法院不支持公诉人的指控，而判被告人无罪，使公诉失败。所以公诉人应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和证据状况，注意运用相应的举证策略与技巧，提高举证的效果，以达到举证的目的。本文试就此谈几点浅见。

一、庭审举证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刑诉法规定了7种证据，但对举证顺序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如第157条规定公诉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

(二)举证当中重点不突出，层次不分明，显得杂乱无章。

山东某地发生一起建国以来第一起被列入"中国大案录"的抢劫、敲诈勒索刑事犯罪案件，被告人王某与吴某某、王某、罗某、王某某等15人纠合，先后作案十余起，劫得人民币数十万元及戒指、项链、手机等财物一宗。公诉人在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王某与吴某某、王某、罗某、王某某等15人涉嫌抢劫、敲诈勒索共同犯罪，第一被告王某是主犯，应当对全部犯罪行为负责[01]。但是，公诉人在庭审调查结束后发表公诉词（即公诉意见书，下同）时，却指出上述被告结成犯罪集团，共同实施犯罪活动，第一被告王某是主犯，应当对全部犯罪活动负责；被告人吴某某、王某、罗某、王某某4人也是犯罪集团的主犯，应当对其分别参与的犯罪活动负责。问题由此而得以彰显：根据《刑法》第二章第三节的规定，犯罪集团与一般的共同犯罪不仅在刑法认定上存在严格区别，而且在刑罚适用上也有着很大差异，并且对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和其他主犯的处罚较之一般共同犯罪的主犯也要重，至于是否构成主犯而对被告人量刑的影响则更加明显。因此，在本案中，公诉人在发表公诉意见时，明显超出了起诉书所指控的内容，构成了多个新的指控。那么，公诉词能否超越起诉书之指控内容？公诉词能否构成诉之指控？对此，笔者拟从起诉书与公诉词的关系、如何变更或追加公诉指控以及公诉人自由裁量权之自由与不自由等多个理论视角予以检视。

一、起诉书与公诉词的关系

按照通常的看法，公诉词是起诉书的补充与发挥。[02]公诉词与起诉书的内容与作用是不同的。

起诉书是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犯罪并要求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1条的规定，起诉书的主要内容包括被告人的基本情况、案由和案件来源、案件事实、起诉的根据和理由等四个方面。其中，起诉的根据和理由部分必须写明被告人触犯的刑法条款和犯罪的性质，这也就是诉的指控。

而公诉词是公诉人在庭审调查结束后庭审辩论开始时代表公诉机关所作的总结性发言。严格来讲，公诉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文书，在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修改法律文书前，公诉词也一直是被归入检察机关内部工作文书中的，只是由于考虑到此意见要在法庭上公开发表，具有对外性特征，同时，也是为了规范公诉意见书的制作，才在修改时将其列入法律文书的范围。[03]公诉词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根据法庭调查的情况，概述法庭质证的情况、各证据的证明作用，并运用各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证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是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论证应适用的法律条款并提出定罪及从重、从轻、减轻处罚等意见；三是根据庭审情况，在揭露被告人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基础上，作必要的法制宣传和教育工作。[04]

由以上起诉书和公诉词的性质及内容来看，起诉书的作用是指控犯罪，发起审判。起诉书的内容要求简洁明了，因此，其对认定事实理由的表述非常简略，并不直接引用证据论证认定的事实，更不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进行分析或驳斥。基于起诉书的这一缺陷，需要在庭审活动中以其他的形式予以弥补。而公诉词就是形式上较为完整的一种弥补方式。由于经过了庭审调查阶段，控辩双方展示、质证了各种证据。这时，公诉人可以通过有理有据的分析论证，使法庭采信起诉书中所指控的犯罪事实。这样看来，公诉词应当是也只能是对起诉书的补充与发挥，其性质决定了其内容，不能超出起诉书中所作的指控，否则，就是对起诉书指控内容的变更或追加。

检察院半年工作总结

二○○*年上半年，公诉二处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按照全市检察工作会议和全市公诉工作会议的统一部署，围绕“特别敢创新、特别能办案、特别会监督”的工作目标，扎实工作，锐意进取，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坚持以办案为中心，认真履行指控犯罪和诉讼监督职能。

二○○*年上半年，公诉二处共受理审查起诉案件243件520人，经审查，改变管辖交区院办理82件156人，自行办理审查起诉案件151件365人。共提起公诉147件360人，不起诉22件22人。退回补充侦查182件448人，受理重报179件470人。此外，还办理了复核案件2件4人，二审案件2件4人，请示案件8件8人，抗诉案件3件10人，备案审查9件16人，调卷审查1件4人。

突出打击重点。一是坚持“严打”方针，依法严惩抢劫、抢夺、盗窃等侵犯财产多发性犯罪。共办理侵犯财产型犯罪案件104件227人，提前介入了多起严重抢劫犯罪案件，引导监督侦查，如广深高速公路特大巴士抢劫案等，保持对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二是坚持“从严”方针，集中优势打击走私、金融诈骗、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共办理经济犯罪案件101件251人，重点提前介入办理了“雷霆1号”涉税大案，1·13走私香烟大案等，确保稳、准、狠地打击经济犯罪，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三是以治理商业贿赂为重点，严惩贪污、受贿、玩忽职守等职务犯罪。共办理职务犯罪案件38件42人，如成功起诉了南头海关缉私分局科长刘昕受贿案等，确保对职务犯罪案件办准办好，有力地惩治腐败行为。

狠抓办案质量。公诉工作中，我们始终以办案质量为核心，坚持质量优先，兼顾效率的工作原则。首先，正确把握起诉条件，认真做好审查起诉工作。要求承办人要依法认真细致、全面地审查案件，坚持客观公正原则，既要查明有罪、罪重证据，也要查明无罪、罪轻证据，强化对定案证据、犯罪构成等问题的分析论证，对疑难复杂案件，严格审查把关，切实防止出现冤假错案。其次，强调做好出庭工作，增强指控犯罪的效果。要求承办人对每个案件，都要围绕案件的重点和争议焦点，制定出庭预案；对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坚持选派优秀公诉人或业务骨干出庭；认真积累出庭经验和出庭技巧，切实增强公诉人庭审中的应变能力。最后，严格要求对判决的审查工作依法及时进行，改变过去那种只要法院判有罪了，公诉工作就完成了的错误认识，而是全面、及时、认真地审查每一件判决，切实履行好对审判活动罪名认定是否正确、量刑是否适当的监督职能，确保办案质量。

摘要：建立侦诉协作机制，增强侦诉合力，形成“大控方”的追诉格局，对于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目前，司法实务部门对侦诉协作机制所进行的积极探索，为该机制的立法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通过程序设计对侦诉协作机制作出明确规定，并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推动该机制良好地运行。关键词：侦诉协作；大控方；价值分析；实践考察；制度构建中图分类号：DF731文献标识码：A加拿大学者约翰•沃施指出：“侦查的技巧和检察官的法律敏锐力有助于提高侦查和起诉的效率。”[1]其精辟之处在于简明地阐释了侦查工作和公诉工作的基本区别，强调了侦诉协作对于提高诉讼效率的重要意义。在控、辩、裁三方组成的刑事诉讼构造中，同属于控方阵营的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作为追诉职能的共同担当者，其侦查工作和公诉工作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密联系。这种诉讼职能的趋同性和内在联系的紧密性，使得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之间加强配合协作，形成侦诉合力，具有了可行性和必要性。2005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诉工作，强化法律监督的意见》中指出，应当“建立检察机关内部诉侦协作机制，坚决查处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从而首次在司法解释中明确提出了应当建立“侦诉协作机制”。此后，一些地方司法实务部门对如何建立侦诉协作机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对这一创新做法，理论界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研究成果几近空白。而实务部门在侦诉协作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法律规定，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做法各异，一些操作方式在理论上缺乏支撑，值得商榷。我国刑事诉讼法即将进行再修改，如何在程序设计上加强侦诉机关的协作，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故此，本文拟对侦诉协作机制的有关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以期有益于立法和实践。一、为何协作：侦诉协作机制的价值分析“凡是谈到社会管理，就不能撇开价值，价值的相互制约和人的目的性。”康•维•内戈伊察.控制论的当前问题.转引自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151.在法律语境中，价值是指“在人（主体）与法（客体）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法律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2]。建立侦诉协作机制，对于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非常重大的价值和意义。（一）有利于形成“大控方”的追诉格局，增强打击犯罪的合力从程序推进角度看，侦诉工作的目的有所不同，侦查的目的是收集犯罪证据，为公诉作准备。而公诉的目的，是启动审判程序，请求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从诉讼目的角度看，侦诉工作的目的则是同一的，即均是为了有效指控犯罪，实现刑事诉讼惩罚犯罪的目标。因此，侦诉工作完全可以统一到如何有效地指控犯罪这一大方向上来。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侦诉机关对于侦诉工作基本方向的把握并不十分明确，习惯于“铁路警察，各管一段”，重分工负责，轻互相配合，将侦诉工作截然割裂开来，缺乏整体的“大控方观念”，这是导致司法实践中侦诉机关相互制肘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建立侦诉协作机制，通过制度设计和理念灌输，增强侦诉机关的“大控方”意识，将有利于把侦诉工作为重心统一到有效指控犯罪这一基本方向上来，从而巩固控方阵营，形成“大控方”的追诉格局，推动侦诉机关紧紧围绕成功指控犯罪这一共同的诉讼目标，劲往一处使，形成强大的打击犯罪的合力，确保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二）有利于强化证据的收集和固定，提高侦诉工作质量，加强法律监督“证据是科学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3]侦查工作的核心是收集证据，公诉工作的核心是审查证据，通过侦查和审查起诉，在交付审判之前将证据加以固定，是成功指控犯罪的基本条件。但是，由于侦查和公诉的角度有所不同，再加上侦诉人员在法律功底、证据素养等方面的差异，对于案件事实、证据的认识和把握难免会出现分歧或偏差。如果侦诉双方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各行其是，缺乏必要的沟通、协调及合作，则可能会对证据的收集和固定，造成消极的影响。这在侦诉实践中已经表现得较为突出：侦查人员按照自己的思路去收集证据，很少主动与公诉人员进行沟通，公诉人员因为案件尚未进入公诉阶段也极少与侦查人员进行沟通，结果有些案件侦查人员辛辛苦苦收集来的证据却达不到起诉的要求，或被退回补充侦查，甚或被作出不起诉决定。尤其收集证据强调迅速及时，有的案件因公诉人员认为证据不足而要求进行补充侦查时，原本在侦查阶段可以收集的证据却因为错失良机未及时有效地保全而灭失，最终导致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如果建立了侦诉协作机制，侦诉双方在证据的收集和固定过程中有充分的沟通、协商和合作，这种现象无疑将大为减少，案件质量也将得到极大的提高。此外，侦诉协作并非无原则地协作，协作并不排斥监督。在侦诉协作过程中，检察机关由于切实介入了侦查活动，可以及时发现和纠正侦查机关的非法取证行为，预防和减少非法证据的产生，从而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监督、变事后监督为事前监督、变静态监督为动态监督，增强了法律监督的效果。（三）有利于化解侦诉工作中的矛盾和冲突，减少“程序倒流”，提高诉讼效率司法实践中，一些侦查人员对于公诉人员退回补充侦查或者作出不起诉决定不理解，认为是故意为难；而不少公诉人员则认为侦查人员法律素质低、证据素养差，侦查终结的案件达不到起诉的要求，成为“烫手的山芋”。这些工作中的矛盾和冲突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侦诉人员之间缺乏沟通协作所致。如果建立了侦诉协作机制，加强侦诉人员对案情、证据等问题的沟通协作，这些矛盾和冲突将极大地得到化解，“扯皮”现象将极大地减少，实践证明，“公诉部门与自侦部门加强联系，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交流各自的工作体会和经验，就具体案件的证据等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变‘文来文往’为‘人来人往’，增进了部门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4]。同时，建立侦诉协作机制以后，公诉人员可以从公诉角度及时就证据收集向侦查人员提出建议和要求，指明侦查方向；侦查人员可以就证据收集的情况及时向公诉人员进行通报和沟通，及时调整侦查方向，从而将侦查方向与公诉方向统一起来。这样，有利于侦查人员及时收集、固定证据，少走弯路，减少案件到了审查起诉阶段被退回补充侦查这种“程序倒流”现象的发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四）有利于实现侦诉人员的优势互补，促进侦诉人员素质的提高由于分工不同，侦诉人员的专业优势自然也有一定差异。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就指出，司法警察本于组织及专业侦查技术上之优势，在第一线犯罪对抗之处理上，较能掌握犯罪现场、缉捕犯罪嫌疑人及搜集证据。而检察官则因受有严格之法律训练，善于证据之法律评价与逻辑思维[5]。如果侦诉人员在工作中不配合协作，则彼此的专业优势未必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反之，如果建立侦诉协作机制，则有利于侦诉人员之间实现优势互补，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更好地推动彼此工作的开展，促进整体素质的提高。约翰•沃施教授就指出：“警察在侦查期间更多地求助于检察官的一些法律意见，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关联?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使侦查活动变得更有效，而且保证了行为的合法性”[1]。协作配合的过程，也是侦诉人员相互学习的过程：侦查人员可以通过听取公诉人员的意见和建议，促使自己提高证据素养；公诉人员也可以通过对侦查的介入，促使自己提高侦查素养，以便更好地协助侦查人员开展侦查活动，避免外行指导内行的尴尬。实践证明，“通过侦诉人员共同分析研讨案件、总结经验、互相指正等方式，不但使干警进一步强化了协作配合的‘一体化’意识，办案中发现问题、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断提高”二、如何协作：侦诉协作机制的实践考察目前，一些地方司法实务部门已经对侦诉协作机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该机制的立法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现在需要做的是如何在充分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侦诉协作机制上升到立法层面。（一）侦诉协作的基本形式1．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与自侦部门之间的协作。这是一种典型的侦诉内部协作。由于机构同属于人民检察院的职能部门，人员同属于检察官序列，且合署办公，公诉部门与自侦部门之间的协作更容易进行，协作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更能够得到及时沟通和解决，因此，这种内部协作目前是侦诉协作的最主要形式。2．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批捕部门与自侦部门之间的协作。这是一种扩大了的侦诉内部协作，一般称之为“侦、捕、诉协作”，有部分检察机关建立了自侦案件的“侦、捕、诉协作”机制，如某直辖市主城区某检察分院制定了《职务犯罪侦查案件侦、捕、诉协作办案机制试行规则》、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建立查办职务犯罪侦捕诉协作机制的意见》。“侦、捕、诉协作”与侦诉协作最大的区别是增加了自侦部门与批捕部门、批捕部门与公诉部门之间进行协作的内容。3．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之间的协作。这是一种典型的检警之间的侦诉协作。这种协作又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机关与机关之间的协作，即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有关文件，对公安机关所有管辖的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进行协作。如河南省邓州市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局就联合制定了《关于建立侦诉协作机制，确保公诉案件质量的规定》；二是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作，即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与公安机关的犯罪侦查部门之间联合制定文件，就某一类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进行协作。如某直辖市主城区某检察分院公诉一处就分别与该市公安局刑警总队、经侦总队、禁毒总队、出管办等部门联合制定了有关侦诉协作的文件。4．人民检察院与其他侦查机关之间的协作。这可以称之为扩大了的检警之间的侦诉协作。如某直辖市主城区某检察分院公诉一处就与该市海关缉私局、该市国家安全局签订了有关侦诉协作的文件。（二）侦诉协作的内容1．侦诉协作的原则有的侦诉机关联合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对侦诉协作应当坚持的原则作出了规定。如2007年3月某直辖市人民检察院与该市公安局联合制定的《关于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工作的规定（试行）》中就规定侦诉协作应当遵守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客观、公正、效率的原则和保守秘密、严守纪律的原则。2．侦诉协作的核心从有关侦诉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来看，侦诉协作的核心内容是证据问题，主要围绕证据的收集、固定和完善来展开，这集中体现在侦查阶段通过公诉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参与，对证据的收集、固定和完善以及侦查取证的方向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是侦诉协作机制中最重要的方面，也是检察机关基于公诉的需要，积极推行侦诉协作机制的主要动因。3．侦诉协作的案件范围这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未对具体的案件范围作出规定，而是笼统地要求侦诉机关在所有刑事案件的侦诉过程中都应当进行协作。这多出现在机关与机关之间联合制定的文件中；二是对哪些案件应当进行侦诉协作作出明确规定。这在有的部门与部门之间联合制定的文件中有所体现。4．侦诉协作的职责分工有关侦诉机关在规范性文件中基本上都对侦诉协作过程中侦诉人员应当履行哪些职责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5．侦诉协作的工作机制有关侦诉机关在规范性文件中大多规定了一定的工作机制，如检察机关在何种条件下介入侦查、检察官如何对侦查人员的侦查取证提出意见和建议、在补充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如何协作、在协作过程中产生分歧如何解决、在协作过程中违法违纪如何处理等。6．侦诉协作的法律监督有关侦诉机关在规范性文件中均强调了检察机关在协作过程中的法律监督权，如前述《关于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工作的规定（试行）》第2条就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的目的之一是“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法律监督”。（三）侦诉协作的实践效果1．加大了犯罪打击力度，提高了办案质量。从实践情况来看，试行侦诉协作机制的机关在取证方面通常能够做到紧密配合，协作明显加强。由于证据收集、固定工作较为扎实，犯罪分子逃脱惩罚的机率降低，从而加大了打击犯罪的力度，提高了办案质量。如某国有企业总经理邓某某贪污一案，一审二审均被判无罪。后某基层检察院自侦部门以新的犯罪事实和证据重新立案侦查，某检察分院主诉检察官应邀及时介入侦查，发现了证据存在的问题，向侦查人员提出了补充相关证据的建议，最终邓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注：某直辖市主城区某检察分院公诉一处《建立侦诉协作，加强诉审沟通———某直辖市主城区某检察分院提高职务犯罪公诉案件质量的具体做法》。］某直辖市主城区某检察分院2001年至2003年职务犯罪案件不起诉率分别为10.81％、2.33％和3.57％，其检控率分别为：89％、97.7％和96.4％。在加强侦诉协作后，2004年和2005年连续两年不起诉率为零，即检控率为100％。[注：同上。］2．降低了退侦率，提高了办案效率。实践证明，通过加强侦诉协作，减少了退回补充侦查等现象，提高了办案效率。如某直辖市主城区某检察分院2003年办理的职务犯罪大要案的退侦率高达80％以上，2004年在加强侦诉协作后，退侦率降低到48％，2005年降低到45％。办案周期2003年平均办案天数为89天，2004年下降到81.8天，2005年又下降到54.7天，平均办案周期由两年前的3个月，降低到了1个多月，办案效率大幅度提高。[注：同上。］3．增强了侦诉人员之间的信任感和合作意识。通过侦诉人员之间的协作、沟通和交流，相互间的信任感和合作意识都得到了增强。如某直辖市主城区某检察分院2004－2006年期间，公诉部门先后5次派人参与侦查机关的业务培训，就证据的收集、固定、完善等与侦查人员进行交流；同时侦查机关也先后派出9批20人到该院公诉部门进行了为期2－3个月的学习交流，加强了侦诉双方的信任和配合意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注：某直辖市主城区某检察分院公诉一处《强化引导侦查取证，促进大控方格局形成———我院公诉部门引导侦查取证工作的做法》。］（四）侦诉协作的现存问题1．法律支撑力度不够侦诉协作机制不仅在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公安部的有关解释性规定中也语焉不详。目前实践中推行该机制的主要依据是一些地方侦诉机关联合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者检察机关制定的内部规章，多表现为“试行规定”、“试行规则”以及“会议纪要”等形式，效力层次都较低，基本上只有内部约束力，其贯彻执行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侦诉机关的协作意识。缺乏法律规定作为有力支撑，是目前侦诉协作机制推行中面临的最大障碍。2．侦诉人员专业素养不足侦诉协作机制实践运行中反映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侦诉人员的专业素养问题，尤其侦诉人员在参与对方的工作环节时往往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专业局限性。如有的侦查人员的证据素养、法律素养较差，在侦查阶段不能有效地收集、固定证据，在起诉阶段不能发表适当的意见；有的公诉人员缺乏必要的侦查知识和侦查技巧，在侦查阶段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意见，一些意见与侦查实践脱节，难以贯彻，甚至提出错误的意见等。由于侦诉协作是主要由公诉机关倡导推行的机制，后一种现象甚至影响到了公诉人员的权威问题，对该机制的推行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3．协作方式不够规范在实践中，一些侦诉人员的协作方式较为随意，不够规范。如一些侦诉人员习惯于口头陈述案情，不向对方提出书面材料，容易造成彼此在基本案情、基本证据以及案件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案件的分析认识等方面出现差异甚至误解。[注：某直辖市主城区某检察分院公诉一处《经济犯罪案件办案小组年度工作总结》。］4．协作意识有待增强在实践中，一些侦诉人员对侦诉协作机制的重视程度不够，对协作配合持消极态度，协作意识有待增强。部分侦诉人员有“本位主义”思想，如有的侦查人员习惯于以“公安是老大”自居，对公诉人员的建议和意见置若罔闻；有的公诉人员强调监督者的地位，而不是从合作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等。实践中甚至存在有的侦诉人员因担心过于主动，会引起非议而懈于就对方的工作提出意见或建议的现象。[注：某直辖市主城区某检察分院公诉一处《经济犯罪案件办案小组年度工作总结》。三、如何协作：侦诉协作机制的制度构建刑事司法改革在很多时候需要“自下而上”的推动力。侦诉协作机制能够得到实务部门的积极推行，充分证明了其诉讼价值所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对侦诉协作机制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应当建立、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推动该机制良好地运行。（一）侦诉协作机制的立法构建1．应当对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进行修改，确立“侦诉协作原则”。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长期以来学界颇有微词。笔者认为，该规定的根本缺陷在于要求处于裁判者地位的法院与处于控方地位的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配合，这极易导致法院丧失应有的中立立场，但是该规定要求同属于控方的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之间的“互相配合”，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笔者主张《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对该原则作如下修改：取消“人民法院”作为该原则的适用主体，并对相关措词进行必要修正，可规定为：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指控犯罪。法条主旨也不再称为公检法三机关的相互关系，而改为“侦诉协作原则”。2．应当明确规定控方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增强侦诉机关的控方意识。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证明责任如何分配并无明确的规定。对公诉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理论上普遍认为是由公诉人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6]。笔者认为，公诉案件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是由控方即侦诉机关共同承担的，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是承担证明责任的基础，公诉机关的举证行为是承担证明责任的表现形式。《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如下明确控方证明责任的分配：公诉案件，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承担。侦查人员负有收集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公诉人负有向法庭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如此明确侦诉机关共同作为控方所应承担的证明责任，有利于增强侦诉机关的控方意识，成为侦诉双方展开充分协作的法律动因。3．应当对“提前介入”具体化，“检察引导侦查”立法化，加强侦诉机关在取证环节的协作。《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只作了原则性规定。近两年来，检察机关积极推行“检察引导侦查”，强调要“适时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7]。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检察引导侦查等做法，具有一定的侦诉协作色彩，《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吸收其合理成份，在侦诉程序的设计中对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检察引导侦查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尤其应加强侦诉机关在取证环节如何协作的立法，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如对于介入侦查的检察官如何引导取证立法可作如下规定：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介入侦查的检察官应当履行以下职责：认真听取案情介绍，查阅证据材料，对案件的侦查方向和侦点提出意见；参加案件的讨论，对进一步收集、固定、完善证据提出建议；参加公安机关的复验、复查并提出建议；发现有遗漏犯罪嫌疑人或者犯罪事实的，以书面形式提出建议办理；发现应当撤销案件的，以书面形式建议撤销案件；对案件的管辖、认定的事实、涉嫌的罪名、是否提请批准逮捕提出意见；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发现违法行为，及时提出纠正意见等。4．应当对“诉前”和“诉后”侦诉协作的相关问题作出具体的规定。如对于在审查起诉中退回补充侦查时，侦诉机关如何有效协作，解决分歧，保证侦诉质量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明确规定侦查机关侦查终结前应当听取公诉部门意见，检察机关拟对案件作出不起诉处理的，应当听取公安机关的意见；对于庭审过程中需要补充侦查而延期审理的案件侦诉机关如何进行协作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规定检察机关在收到法院判决、裁定后，应当及时将判决书、裁定书复印件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在收到判决书后一定期间内向检察机关提出书面建议。检察机关认为公安机关的建议依法成立的，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等。（二）侦诉协作机制相关配套制度的构建1．应当建立侦诉协作组织机构由于侦诉协作机制需要在不同的机关或部门之间运作，彼此的工作性质毕竟有一定差异，为了更好地处理协作事务，有必要建立专门的侦诉协作组织机构。一些地方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如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检察院在推行自侦案件侦诉协作机制过程中，建立了以检察长为组长的协作机制领导小组，在反贪局设立了协作机制领导小组办公室[8]；吉林省靖宇县在自侦案件侦诉协作过程中采取了在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设立主诉检察官办公室的方式[9]；重庆市铜梁县人民检察院在推行经济犯罪侦诉协作机制的过程中，建立了专门的工作联系领导小组，组长由主管副检察长和主管公安副局长担任，成员由公诉科和经侦大队负责人组成。[注：重庆市铜梁县人民检察院《关于经济犯罪侦诉协作长效工作机制的总结》。］笔者认为，自侦案件侦诉协作属于检察机关的内部协作，可以设立院级领导为首的协作组织机构，但在自侦部门设立主诉检察官办公室没有太大必要。对于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之间的侦诉协作，则设立以双方一定级别的领导为首的协作组织机构较为适宜。2．应当建立必要的交流沟通机制在侦诉协作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问题或产生分歧，侦诉双方应当建立一定的交流沟通机制如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交流沟通，协调解决协作过程中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如某直辖市主城区某检察分院、重庆市铜梁县人民检察院在侦诉协作过程中均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基本做法是：由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分别确定主题后，定期或不定期轮流主持召开。特殊情况下召开的会议由提出问题单位负责召开。联席会议双方共同作好记录备查。3．应当建立案件讨论总结制度在协作过程中，侦诉双方应当建立针对个案的案件讨论、总结制度，以集思广益，齐心协力保证案件质量，并总结经验，推动工作更好地开展。在侦查阶段，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公诉部门应派员参加案情讨论会，及时提出侦查建议，协助确立侦查方向，引导侦查部门围绕起诉标准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应邀请侦查机关的承办人参加案件讨论会，听取侦查部门的意见；在案件办理完毕后，侦诉机关就侦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应召开总结会，吸取教训，总结经验。4．应当建立侦查人员观摹庭审制度司法实践中，不少侦查人员认为庭审与自己无关，对侦查取证的目的缺乏正确的认识。为了促使侦查人员自觉树立侦查为公诉服务、为指控服务的意识，强化其证据意识，应当建立侦查人员观摹庭审的制度。尤其在一些重大、疑难的案件庭审时，公诉人更应当邀请案件的主办侦查人员到庭观摹。通过侦查人员亲历庭审，使他们了解控辩双方如何围绕证据举证、质证，法庭如何采信证据，进一步增强侦查人员取证是为了实现控诉目标的观念，树立正确的侦诉理念、证据意识和协作意识。5．应当建立侦诉人员的交流学习制度司法实践中，侦诉冲突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侦诉双方对彼此的工作性质、工作要求等不了解，因而互不理解，互不信任，也就导致互不配合。因此，应当建立侦诉人员的交流学习制度，互派业务骨干到对方交流学习，从而形成“换位”意识，增强双方的了解和信任，有利于相互协作配合。6．应当建立侦诉人员的专业培训制度针对目前实践中侦诉人员在协作中暴露出来的专业素养尤其是在对方工作领域的专业素养不足的问题，侦诉机关应当建立专业培训制度，定期不定期地对侦诉人员进行培训。对于侦查人员应当重点加强现代公诉制度方面的专业知识培训，使其理解审查起诉，能够换位思考；对于公诉人应当重点加强侦查方面的专业知识培训，使其理解侦查，能够真正发挥对侦查取证的引导作用。只有实现侦诉人员某种意义上的“同质化”，才能在协作过程中更容易达成共识，共同推动侦诉协作机制的良性运行。参考文献：［1］约翰•沃施.简论加拿大对抗式刑事司法制度中检察官的角色定位［J］.张婧，译.刑辩之苑，2006(5).［2］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92.［3］何家弘，新编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01.［4］胡发军，于振东.谈公诉自侦协作配合机制的建立［J］.中国检察官，2006(12).［5］蔡碧玉.检警关系实务之研究［J］.法令月刊.1997(1).［6］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03.［7］郑发.与时俱进创新机制——检察机关推行“检察引导侦查”工作机制概述［N］.法制日报，2002-07-16(7).［8］李曦.建立查办职务犯罪侦捕诉协作机制工作取得实效［EB/OL］.（2007-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