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范文10篇

关键词：公司法股东大会公司治理

摘要：公司治理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由于我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发展而来，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的时间也不长，所以我国公司内部的问题尤其多，考察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像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行深入的比较，我们发现德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更加合理而操作也更加有效，因此我们应吸取德国公司治理的先进经验，以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

一、我国公司治理之现状

我国公司制企业大多从原来国有企业的机制上发展而来，原来国有企业的治理模式为：厂长(经理)是整个企业的总负责人，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厂长拥有除国家保留的对国有企业的某些决定权外，企业的经营决策权、业务执行权、生产指挥权和对外代表权均集中于厂长(经理)一身。这种模式同市场经济对公司制度的要求差距甚远，但它已经深深根植于人们的观念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实行市场经济后，我国颁布了公司法并于2005年修订了公司法，其所确定的有限公司的治理模式为：其一，股东大会。其由公司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法律规定了它的11项职权，这些权力都是涉及到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一系列事项的决策权，体现出股东大会处于公司的权力中心地位。其二，董事会。在股东大会之下的董事会是公司各项重大决策的执行机构，具有公司事务的执行权，其对股东大会负责。其三，经理。有限公司的经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鳃聘，它依照公司法或者董事会授予的职权行使具体的经营管理职能。其四，监事会。监事会是公司内的专门监督机关，负责对董事和经理等高管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监督。

从现行公司法及公司治理模式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仍存不少的弊病。其一，虽然现行公司法依然赋予股东大会的权力中心地位，但实际其地位不断弱化，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也很难对董事会、经理等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其二，董事会的权力日益膨胀，使得对其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公司法规定董事会成员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而不是应该有职工代表，这为公司少数高层控制董事会提供了方便。公司法规定，公司董事会可以决定由董事会成员兼经理，①这为董事垄断权力大开绿灯。其三，关于监事会，监事应该列席董事会会议，但是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监事可以列席董事会之议，②不是应当列席董事会会议，怎么能促使监事积极行使监督权?分析公司法赋予公司监事的职权可以看出，财务检查权，对董事、高管的监督权及要求董事、高管对损害公司利益行为进行纠正权都未落到实处，缺乏具体操作性。

外资并购进入作为一种外生冲击会引起东道国市场上被并购企业发生“质变”,即被并购企业从基,础性的产权到企业的治理结构再到企业的组织、技术、制度、文化等各个层次都会发生变化,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在本文中将着重讨论外资并购对公司治理的作用途径和机理,以及其对公司治理的优化。

一、外资并购下的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

外资并购作为企业并购的一种,本质上体现的是外资与东道国被并购企业之间发生的产权交易关系,外资获得了被并购企业的控制权;在形式上则表现为被并购企业的股权结构发生了质变,外资控股被并购企业而将其纳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体系。这种股权结构的变化直接导致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股权结构变了,公司治理结构会随之改变;只有股权结构合理才可能形成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而才能保证公司取得良好的经营绩效和增强市场竞争力。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可以从公司治理机制和公司治理绩效两个方面来理解。

从公司治理机制看,股权结构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在于它对董事会、大股东监督、权争夺和并购等治理形式产生影响。(1)股权结构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就在于它对于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有重大影响,因为这种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董事会发挥作用的效果。根据理论,大股东有更强的动机监控管理者;而小股东存在严重的“搭便车”现象,缺乏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2)股权结构影响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当股权高度集中时,控股股东有权直接任免经理,有动力、有能力监督经营者;当股权高度分散时,分散的股东们对经理人员难以形成有效监督。(3)股权结构影响权争夺。在股权高度集中时,最大股东的人不容易被剥夺权;股权高度分散时,小股东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参与公司权争夺;只有当股权适度集中时,公司有若干个大股东存在,最有利于经理在经营不佳时能被迅速更换。(4)股权结构影响并购发生的概率。当公司股权高度集中时,公司拥有一个绝对控股股东,收购者的收购成本很大,并购难以发生;当股权高度分散时,收购方极易成功地进行标价收购。这种股权结构对公司外部治理即并购的影响,又会反过来制约企业经理人的行为,影响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效率。

外资并购进入后,股权结构随之改变,外资股东成为被并购企业的大股东,居于控股地位。作为大股东,外资股东有积极性参与公司治理,在公司治理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由于其控股地位以及全球战略和利益驱动,外资股东有能力且愿意付出监督成本,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和约束,挑选符合自身利益的人来经营企业,并能够有效防范外部市场的恶性收购行为,最终形成一个较为完善、有效率的公司治理结构。

摘要:民族文化作为精神层面的价值观，深刻影响着公司治理主体的行为选择和公司治理原来的路径依赖，进而导致公司治理制度的变迁，最终形成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我国的民族文化注重集体主义精神，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重伦理孝道，推崇天人合一、重义轻利，这些深刻影响着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与完善。通过民族文化的变迁，可以有效克服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实现我国公司治理的“革故鼎新”。

关键词:民族文化;公司治理;自我进化;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一、公司治理与民族文化

制度变迁的理论告诉我们，非正式规则作为制度构成的一部分，对人们的行为有着重要的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的演化决定着正式规则的变迁，两者之间是先和后、源和流、主和次、替代和被替代的关系。民族文化作为非正式规则，其通过影响公司治理主体的行为及路径依赖，对公司治理的形成及演变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民族文化影响公司治理主体的行为民族文化为公司治理主体的行为所提供的道德基础、价值导向、传统习俗和精神信仰等，使其在各种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保持一种经济理性的原则和立场。公司的有效运行，需要每一个治理主体都共同遵循某种基本的行为准则，而这种行为准则首先表现为一种文化精神和共同的行为习惯、道德原则和价值理念。公司治理主体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他的行为是“嵌入”在社会文化之中的，通过这种特殊的“嵌入式”影响，制约着公司治理主体的行为抉择，从而深刻影响着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差异性。(二)民族文化影响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民族文化作为桥梁和纽带连接着历史上前后两种公司治理制度，其通过影响社会主体对多重均衡中某一特定公司治理制度的选择，形成了公司治理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在新旧公司治理博弈的过程中，博弈者作为一个理性人，其在博弈的过程必然会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当博弈者根据当前的公司治理现状对未来的博弈作出预期时，他在以前的博弈中所形成的文化信仰就会深刻地影响其当前的预期，这样，民族文化作为桥梁和纽带，就在历史上不同的博弈和均衡之间建立了内在联系和承继关系。因此，在公司治理变迁的多重选择过程中，民族文化因素占据着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的作用。

二、两大典型公司治理模式的文化根源性差异

目前，世界上比较典型的公司治理模式有英美治理模式与德日治理模式。由于受到各自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两种模式在股权结构、内部治理、外部治理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症状：日本模式、美国模式相继触礁

在21世纪到来之前，乐观的观察家预言全球经济的微观依托——公司治理——将会更加稳固、健康，从而支撑起新一轮的“经济旭日时代”。但随之而来的事实却令人大跌眼镜：新世纪的旭日升起来了，全球经济的旭日却没有升起来，相反，曾分别令东方人和西方人引以为豪的两种公司治理模式——日本模式和美国模式相继触礁！一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正迅速蔓延。

这场危机先从东方的日本模式开端。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就露出了弊病，许多企业（包括一些跻身世界500强的大企业）纷纷陷入困境。同属日本模式之体系的韩国，也表现出了同样的问题。当时的经济评论家认为它的总根源在于98年亚洲金融危机，认为金融危机过去之后，日本模式会重振雄风。但到目前为止，5年时间过去了，亚洲金融危机早已结束，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没有像预料的那样“随着金融危机的结束而很快重新焕发活力”，反而长病不起，不见明显好转。这充分证明，日本模式的病因并不在于98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在于其本身的缺陷。

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但在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中，东方的日本模式固然不再亮了，而西方的美国模式也随之不亮了。正当西方嘲笑日本模式陷入泥潭、庆幸美国模式安然无恙时，危机实际上已经站在了美国模式的门口。美国模式的危机从纳斯达克股市上开始爆发，很快波及整个IT领域，进而蔓延到其它高科技领域：传统电信业、电器制造业、生物工程业、制药业等等。美国总统布什2002年8月4日特别签署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就是针对这场公司治理危机而采取的措施之一。

根源：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

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危机的根源在于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司法部“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日本模式、美国模式都走了极端，前者过于夸大“内在品德”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后者过于夸大“外在制度”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二者都对自己的管理文化过于崇拜、自足，以至于患上了“管理偏食挑食症”，长期“营养单一”，终于导致这场公司治理危机的大爆发。

一、西方公司治理模式

公司治理本质在于处理产权、决策权和收益权的权衡问题。任何经济实体都是内部利益博弈的结果。采用何种公司治理模式，取决于：股东、董事、职工等关系人各自利益的博弈。公司治理可分为两大理论，即传统狭义的“股东治理模式”，即经营者要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治理目标；以及广义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强调公司的价值体现在包括职员、债权人、社会影响等其他相关者的利益上。利益主体结构决定着着公司的治理结构，决定着各关系人在公司中扮演的角色，从而影响其积极性，最后影响整个公司的价值。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治理有以下四种模式：

1.股东利益最大化模式：英美国家的传统公司治理模式，公司的唯一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增大投资回报率；

2.利益平衡模式：以荷兰和德国为代表，公司治理不仅考虑股东权益，还综合考虑各相关者的利益；

3.公司利益模式：以法国为代表，在任何情况下，董事都应该为企业利益行事。

4.职工利益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终身雇佣制、年幼序列制和企业工会是三大法宝，都体现了职工利益至上原则。

摘要：英美股权主导型治理模式和德日债权主导型治理模式具有不同的资本结构特征。在这两种公司治理模式演进中，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之间相互学习、吸收和借鉴，使不同的治理模式出现一定程度的趋近。同时，公司治理模式具有与其整体制度环境之间的适应性，从而在较长时期内，不同治理模式在演进过程中将保持一定的差异性。公司治理模式演进中表现出的新趋势，对完善我国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资本结构；公司治理模式；演进趋势

公司治理模式有多种不同的划分方法，如，LLSV(1998)按照传统法律体系，将全球公司治理模式分为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包括美国、英国及前英殖民地)、法国模式(包括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影响范围)、德国模式(包括中欧和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主要包括北欧国家)四种类型。Mayer(2000)按照控制权的不同将公司治理分为外部控制模式(股权分散，存在大量机构投资者)和网状控制模式(股权集中，内部人控制)两种类型。Coffee(2000)将公司治理分为股权分散模式和股权集中模式两种类型。我国学者李维安(2002)从资本结构角度，把公司治理分为英美股权主导型和德日债权主导型两种模式。尽管不同学者的分类方法及结果存在差异，但大体上都分为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两种较为典型的公司治理类型。本文从资本结构角度，对英美公司治理模式和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演进过程及趋势进行分析，并从中得出一些启示。

一、两种公司治理模式在资本结构上的主要特征

英美公司的特征。英美公司在融资结构上，表现为直接融资比例高、股本所占比重大；在资本所有权结构上，公司的股权较分散、个人持有股份的比例较高。英美两国公司资本结构的特点，表明其外源融资中主要依靠证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比例低，使银行对公司的影响力较小，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同时，高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众多持股的个人小股东由于在企业股权结构中的地位微不足道，便会产生“搭便车”倾向。而且，由于机构投资者并不是真正的所有者，而仅仅是投资于该基金的受益人的人。因此，它们所关心的主要是公司付给他们股利的高低，对企业经营的好坏则很少关注。另一方面，在这种股权结构下，容易造成经营者经营行为的短期化。迫于股票市场的压力，经营者主要目标集中在股东利益最大化上，把公司近期利润的实现作为最主要的经营目标，这就使其失去了制定长期经营目标的动力，使英美公司在长期规划和基础研究开发方面的投资明显低于德日公司。而对经营者监督的失控，必然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即经营者的执行权超越了董事会的决定权，因而经营者由于过多地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股东利益。2001年，安然、施乐、世界通讯、默克制药等一系列上市公司财务丑闻相继曝光，使我们看到这种公司治理模式存在的内部人控制及信息披露、内幕交易等方面的问题，从而引发了人们对长期追崇的英美“完美治理模式”的深层次思考。

德日公司的特征。与英美公司明显不同的是，德国和日本公司在融资结构上，主要是通过金融机构进行间接融资，银行债权比重高，在资本所有权结构上，公司股权比较集中，且以银行和公司法人持股为主。从德国和日本两国公司资本结构特征看，银行借款是主要资金来源，企业资产负债率高，银行对企业的决策影响力大。特定的融资结构必然影响公司股权结构，因此，在股权结构上，德日公司形成以银行和法人持股(或法人相互持股)且股权较集中的特点。这种债权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弊端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于个人持股比例小，且法人之间相互持股，股票流动性小，造成股票市场疲软，缺乏外部资本市场的压力，使公司的内部监督流于形式。二是银行与企业高度依存，企业负债率过高，往往易导致连锁反应，不利于银行和企业的发展，这也被认为是日本“泡沫经济”形成的重要原因。尤其是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更暴露这种制度安排的缺陷。

一、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的两种典型模式

市场主导型的英美模式与组织控制型的日德模式是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的两种典型模式，二者形成与发展于不同的制度环境，并因此呈现鲜明的导向差异。前者基于公司股权的高度分散与股票的流通便畅，强调通过股东“用脚投票”机制和活跃的公司控制权市场而实现对公司行为的约束与对人的选择及监控；后者则回于股票市场的有限融资与股票灼流通困难，呈现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和基于相互持股的法人组织对公司及其人实施长期的内在控制。

1．市场主导型的英美模式

市场主导型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信奉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经营导向，其在英、美、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等盎格鲁萨克逊（Anglo－Saxon）诸国盛行，英美模式是其中的典型。追根溯源，英美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根植于18世纪末，其时，两国证券市场业已非常发达，大量企业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存在，其股权高度分散并容易流通。公司股东依托庞大且发达的自由资本市场，根据公司股票的涨落，在通过股票买卖的方式抑或“用脚投票”的机制而实现其对公司影响的同时，促进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活跃，并以此对人形成间接约束。外部发达的资本市场及其作用机制无疑是英美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得以根植并在发展中得到强化的根源力量。尽管美国公司的机构持股力量在最近的20余年增长明显，但银行、保险公司及互助基金等机构持股势力的膨胀却受到了系列相关法律与法规的抑制，其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亦因此依旧弱小。

2．组织控制型的日德模式

组织控制型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在德国、瑞士、奥地利与荷兰等诸多欧陆国家和东亚日本得到了极好的发展，组织内在控制是日德模式的典型特征：其一，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持有公司巨额股份或给公司贷以巨款而对公司及人进行实际控制；抑或，其二，公司及人决策受到基于公司之间环形持股的法人组织的支配。在日本，银行基于特殊的主银行制度，依其对公司的长期贷款与直接持股而实现对公司重大决策的参与，公司之间的相互交叉持股则抑制公司的独立决策，而公司之间与主银行之间相互交叉持股则又挡住了资本市场对其各自的压力；在德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样主导公司融资及公司控制，大银行常依其在公司的巨额持股与对小股东投票权行使的而主宰公司的重要决策机构监事会，并以此对人施压与激励，同时，大银行尚以其对公司巨额投资的长期化限制公司股票交易的数量。显然，日本的主银行制度、公司之间和银行之间的相互交叉持股及德国的监事会，作为不同的制度安排，实质上都已经成为某种形式与程度上的组织控制。另外，日德模式对公司长期利益与集体主义的信奉，亦使其组织控制机制得到了强化。尽管世界金融市场的介入与主银行制度自身的局限性对公司主银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path－dopend）性一时尚难以使主银行制度的核心作用很快消退。

一、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模型

利益相关者是指与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和后果具有利害关系的群体或个人。对企业而言，其利益相关者一般可以分为三类：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股东和公司资本的主要供应者)，产品市场利益相关者(公司主要顾客、供应商、当地社团和工会)，以及组织中的利益相关者(所有公司员工，包括管理人员和一般员工)。每个利益相关者群体都希望组织在制订战略决策时能给他们提供优先考虑，以便实现他们的目标，但这些权益主体的相关利益及所关心的焦点问题存在很大的差别，且往往互有矛盾。公司不得不根据对利益相关者的依赖程度作出权衡，优先考虑某类利益相关者。“股东优先”的治理模式正是因此而产生的。

然而，随着人们对企业行为社会效应的关注，利益相关者理论被提了出来，要求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兼顾各类利益相关者。

为使社会期望与企业行为达成一致，最直接的方式是通过政府管制或社会调控。但这种方式的效果是不令人满意的，一方面因为管制成本过高，另一方面也因为管制的可行性或效果有限。出现后一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企业的社会效应的考核和评价体系尚未完善。传统的评价方式如利润的现值评价，由于无法计算企业导致的社会成本增加，包括对人们健康和财产的损害、对公司的调查研究和起诉费用等，已越来越不可靠。此外，由于股票市场受多种因素影响，有的只是反映了经济和市场的短期模式和一般水平，或者受到人为操纵，而不能真实地反映公司本身的绩效，因而通过股票市场同样无法作出充分评价。

鉴于社会管制方法的失效，人们提出将政府管制或社会调控内生于企业治理结构中，以内部调控替代外部调控。其方法是采用一定的组织制度设计方式逐步向企业内部渗透，这种组织制度方式就是重组企业的治理结构。

二、利益相关者模型与股东中心模型的比较

一、D&O保险的产生和发展

20世纪20~30年代，美国证券市场上不断暴露出公司丑闻，中小股东屡受侵害，证券市场处于低迷。为规范公众公司的上市行为，强化信息披露制度，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美国分别于1933年、1934年颁布《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两部法律的出台及其后判例法中建立的诉讼程序，证券诉讼成为投资人保护自己利益的便利工具。这一诉讼机制的设立，加强了对公司经营管理的监督和制约，对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证券市场固有的“噪音”和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证券诉讼极易被滥用。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即使审慎地为公司、股东之利益行事,亦难免会因某些行为或过失而被诉，承担个人财产责任。虽然证券市场不断暴露公司丑闻，但不可否认大多数公司的董事等是勤勉和无辜的，这些董事等会因此而厌恶风险，拒绝高风险但同时是高收益的项目，从而降低公司绩效。为平衡权利义务，激励董事等创新，除在防止诉权滥用方面制定相应的对策之外，美国法律允许公司对受诉董事等进行补偿或者为其购买保险。精明的保险商劳合社立即推出其新产品D&O保险。

D＆O保险在美国推出之前，几乎所有的州都同意公司对其董事和高级职员因在公司中执行职务的行为被诉事件中胜诉时进行补偿，但很多州都反对公司在败诉时进行补偿。所以D＆O保险推出时，在一份保险单中承包两种责任。一是董事和高级职员个人责任（A险），指被保险人因其在保险期间内的职务行为、或仅因其职位，在保险期或发现期内首次遭受合同中定义的任何“索赔”而蒙受损失中不能由公司补偿的损失。由保险公司进行全额赔付；二是公司补偿责任（B险），指被保险人遭受上述“索赔”后，其公司被许可或被要求对他们损失进行的补偿。由承保人对公司的补偿支付扣除公司保留额（免赔额）后进行赔偿。承保人一般是进行B险赔付，让被保险人所在公司承担免赔额部份损失，较少进行A险赔付。除非公司不能支付或者行为被禁止补偿但并不是除外责任中行为。

D＆O保险推出之初，市场需求平淡。一是证券诉讼时间长，费用高，投资者用此救济的不多，董事等未感觉到其潜在的被诉乃至承担责任的风险。二是投资者对其在公司治理中的监督作用认识不足。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美国证券市场再次低迷，公司丑闻不断暴露，证券集团诉讼案件数量猛增，投资者开始寄望独立董事制度，在广泛推行独立董事制度时也认识到D＆O保险的监督作用。随着保险商对D＆O保险制度的完善，私人公司和非赢利机构也开始购买，D＆O保险快速发展，现在美国90%以上的上市公司都购买了D＆O保险。

二、D&O保险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这种制度设计中，最大特征就是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由此产生了委托关系。为防止股东权益被侵占，各国都强调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审计人、外部独立董事等监察制度防止经营者滥用权力。首先，以法律强制性规定公司董事等的法定义务，如董事的忠实义务、注意义务等,并对董事违反义务的法律责任予以规定；其次,赋予股东、债权人及利益相关者各种权利及相应的救济措施,如:股东代表诉讼、证券诉讼等。这些制约机制可以使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更加积极、审慎地经营管理公司,防止其滥用权力损害公司、股东及相关者的利益。但同时也产生一些消极作用，一方面，法律对经营者义务和责任的要求促使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积极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但经营者的行为越积极,则越有可能因过失致人损害；反之,经营者如不积极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则本身就可能构成对其注意义务、勤勉义务等条款的违反。他们处于一种“两难”的处境，可能采取中庸办法，不求上进，丧失企业家最基本的创新精神。

摘要：农村信用社是我国金融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随着近年来金融机构改革的深入，农村信用社的内部治理机制已初步形成，但仍存在很大的缺陷。本文在界定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现行体制下农村信用社存在的经营目标冲突、政府行政干预、所有者缺位等主要缺陷，从明确改革最终目标、建立中小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完善“三会”制度、建立和发展县级产权交易市场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结构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股份合作制

我国农村信用社(以下简称“农信社”)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其间历经多次改革。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以及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实施，农信社改革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和热点。

2003年6月国务院颁布《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指出：把农信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以“三农”为经营方向的社区性金融机构，强调“按照市场经济规则，明晰产权关系”，促进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和经营机制转换，使信用社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经过近年的改革，农信社已初步建立起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相互制衡的内部治理机制。但实践证明，农信社的法人治理结构仍然存在很大的缺陷。本文首先介绍农信社公司治理内涵；其次分析现行体制下我国农信社公司治理可能存在的缺陷；最后就如何完善农信社公司治理结构提出一些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

一、农信社公司治理内涵

农信社最重要的委托关系就是“社员(股东)”与“经营者”(以农信社主任为代表)之间的委托关系。狭义的农信社公司治理指通过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合理地配置社员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对经营者进行监督与激励，防止经营者与社员利益的悖离，保证社员利益的最大化。广义的农信社公司治理机制一般包括内部及外部治理机制。内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合理界定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信用社主任(经营者)的权、责、利，形成权利合理分配相互制衡的内部约束机制，以限制经营者对社员利益的背离。二是设计激励相容的薪酬计划。提高社员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外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当地金融市场的竞争。充分竞争的金融市场能够给现有经营者以巨大的压力，促使其努力工作；二是外部人市场。充分竞争的外部人市场，使现有信用社经营者不敢懈怠，以保持其职位，同时也使潜在替代者更加努力，以竞争人之职；三是资本市场。如果股权市场具有充分流动性，那么在信用社经营业绩欠佳的时候，社员可通过转让其股权，行使“用脚投票”的权利；四是政府部门的严厉监管。由于银行经营具有高风险性，并且一家银行的倒闭极易通过“多米诺骨牌”效应传播到其他银行，给社会带来巨大危害。作为中小金融机构，农信社经营同样受到政府严厉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