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行政管理范文10篇

国家工商总局为了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引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朝科学化发展，实现监管领域由低端向高端延伸，监管方式由粗放向精细转变，监管方法由突击性、专项性向日常规范监管转变，监管手段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提出了大力推进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建设，努力构建长效管理机制的要求。这是实现工商行政管理“四个统一”的重要抓手，关乎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发展与进步。本文就此作一些浅显的探讨与思考。

一、工商行政管理构建长效管理机制的目标取向

1、提高工商行政管理效率。行政效率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公务员从事行政管理活动所得到的效果和社会效益，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的比例关系。提高行政效率是政府管理的目标，是行政管理的起点和落脚点，是行政学研究的宗旨。各种行政学流派从不同侧面强调行政管理规律，但最终都是为找寻提高行政效率的方法，公认效率原则是行政管理的一个基本原则。行政效率高低取决于行政目标的合理程度、行政职能的合理程度、行政体制的科学化程度、行政法制的完善程度、行政文化的现代化程度。公共行政必须追求行政效率，要求以绩效为核心，以服务社会公众为中心，以社会公众需要为导向，高效行政，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效率，也就是提高行政生产力或政府生产力，使政府机构成为全部社会组织中效率最高、形象最佳的组织形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担负着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重任，是重要的公共行政主体，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按照“四个统一”的要求，推进工商行政管理“四化”建设，构建科学的管理机制，首要和重要的目的无疑是追求提高行政效率，追求高效的工商行政管理，增强市场监管的执行力。这样，才能更好地履行党和政府赋予的重任，维护好市场经济秩序，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经济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2、促进工商行政管理更合规范性和正义性。行政法治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因此，行政法学关注行政管理效率的同时，更关注行政管理的合规范性、合正义性。工商行政管理推进“四化”建设，构建长效管理机制，必然使工商行政管理活动更加规范，更加公平正义，因而能更好体现行政法学的精神。

法是一种规范，是调节社会关系的规范。所谓规范性，就是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一种模式、标准和方向，从而为人们的行为规划出可以自由行动的基本界限。我国古代思想家曾指出：“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管子.七法》）因此，实现行政规范化就是坚持依法行政。

行政学强调行政是法律的授权、行政是法律的执行、行政要受法律的约束，这是行政法治原则精神的体现。行政法治原则要求做到行政合法和行政合理相统一，既要解决行政合法与非法的问题，不允许突破法律的授权和约束任意行政，切实做到“法无授权不得为”；又要解决行政是否适当的问题，严格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使行政行为合乎情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共行政的组成部分，是公权力的执掌者，必须严格贯彻行政法治原则，坚持职权法定原则，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遵循相应的行政程序，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不滥用自由裁量权。推进“四化”建设，就是通过健全办事制度，规范行政行为，严格工作程序，从而达到上述要求。以此来谋划工商，发展工商，可谓真正把握了行政法治的要义。

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有两种解释，一种指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另一种是代表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两者并非一一对应。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名称源自建国初期的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建国初期，我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相当大的比重，为了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设立中央私营企业局，隶属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50年3月，中央私营企业局和中央外资企业局合署办公，增设外资企业处；贸易部商标局并入中央私营企业局，增设商标注册处。1952年11月，中央私营企业局和中央外资企业局合并，成立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直属政务院。1954年，国务院成立，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直属国务院，主要承担私营工商业管理、外资企业管理、集中交易市场管理、商标管理和打击投机倒把等职责。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广义的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另一种是狭义的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广义的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是指国家行使公权力对工商业实施管理并实现预定目标的功能；狭义的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是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使行政权对工商业实施监督管理并实现预定目标的功能。本文所讨论的是狭义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是主权国家的一项重要经济管理功能，因而并非中国所特有，也并非只有取名工商行政管理的机构所专有。中国有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国外也有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如，奥地利维也纳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有非取名工商行政管理但具有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国外亦然，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具有不同的内容。本文以当下工商行政管理机构与职能为基础，简要追溯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渊源，梳理工商行政管理的演进路径，试图抛砖引玉，以引起大家对工商行政管理发展深层探索的热情。

一、古代工商行政管理

我国古代没有专门的工商行政管理中央机构，工商行政管理事务主要由户部、工部和内务府系统三个中央机构兼管。户部起源于先秦《周庄》的“地官大司徒”，秦“治粟内史”，两汉称“大农令”和“尚书民曹”，唐永徽年初因避讳太宗皇帝世民名讳改称“户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将户部改为度支部，管田赋、关税、厘金、公债货币和银行等，户部遂废；工部起源于周代官制中的“冬官”。隋开皇二年始设工部，掌管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政令，与吏、户（度支）、礼、兵、刑并称六部。清代工部设于天聪五年（1631年），管理全国工程事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将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内务府源于秦代少府卿。清代内务府掌宫廷事务，长官称总管大臣，由满族王公或满族大臣兼任，兼管织造、织染局等事务。古代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源于市场设置规划，后来，随着市场的发展，市场交易管理、经营者登记管理、经济合同管理和商标管理等职能渐渐出现。（一）古代工商行政管理的形成市场是由井市演变而来。市场最初的形态是井市，或称市井。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故云市井”。随后，井市慢慢演进成集市，约定交易时间与地点。据《易•系辞》记载，“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据此推算，集市距今约有7000年左右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市场管理官员出现于西周时期，据《周礼•地官•司市》记载，“司市”是管理市场的总负责人。司市驻“思次”，下属驻“介次”。思次、介次都是市场的办公机构。司市下设胥师、贾师、司虣、司稽、质人、廛人等。胥师分区执行管理职责，负责辨别货物的真假，贾师管理物价，司虣负责治安，维持市场秩序，禁止斗嚣，司稽稽查形迹诡异可疑的人，负责掩捕盗贼，质人验证买卖合同和管理度量衡，廛人负责征收商税。（二）市场管理一是市场设置规划。原始的“城”与“市”相互分离，功能独立。大约从商代晚期开始，在城中设市，固定交易地点，进行集中交易。古代城市一般规划为内城外廓式，内城为宫殿、官署和宗庙等所在，外城廓城内为手工业作坊、居民和墓地等所在。市场一般设在廓城偏北处。城中设市始于西周的丰城与镐城，在遗址今西安市西南的沣河两岸，由西岸的丰城与东岸的镐城组成，其布局整齐，规划严格，可惜不能辨认。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市”是陕西凤翔雍城发现的战国时期秦都秦市遗址，完全符合《周礼•考工记》“前朝后市”格局。二是市场管理原则。据《周礼•官•司市》记载，“凡治市之货贿、六蓄、珍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糜者使微”。即干预市场的目的是使中断的货品恢复供应，有利于人的货品更加丰富，不利于人的货品不能出售，侈靡的货品需使减少；又据西周晚期青铜器《兮甲盘》记载，向周朝交纳贡帛的农人，不得欠缴贡帛、粮赋，来往、经商，不得扰乱地方和市肆，如果违反周王的法令，则予以刑罚、征讨。周朝各地诸侯、百姓，从事商贸应在规定的市肆进行，不得到荒蛮偏僻的地方去做生意，否则，也要给予处罚等内容。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市场管理法律。三是市场管理内容。据《礼记•王制》记载，“圭璧金璋，不粥（鬻）于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不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龟不中杀，不粥于市”，详细规定了上市商品内容。（三）经济合同管理据《周礼•地官•质人》记载，凡货物买卖，以“质剂”作为凭证，像奴婢、牛马等大宗买卖用长的，叫做“质”，兵器、珍异等小宗买卖用短的，叫做“剂”。质剂由官府制造，用竹或木做成，书写两札，盖上官印，买卖双方各执一札。质剂由质人掌管。处理质剂纠纷，也有时间规定，国中在十日，郊二十日，野三十日，都三个月，王畿以外的邦国一年内提出诉讼。过了有效期限，官府就不予受理。（四）商标管理萌芽春秋战国时期，官府要求在产品上加注标识。据《礼记•月令》篇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此书约成公元前620年前后。又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吴王得越所献宝剑三枚，刻有“鱼肠”“磐郢”和“湛卢”标记。战国时期齐国的铜量、陶量也刻有“阳城”“廩”“公豆”“公区”等标记。商标源自于物勒工名。对物勒工名的要求，类似当今的商标管理。（五）注册登记管理根据《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篇》记载，管子将齐国都邑划分为三个区域，二十一个乡，其中士农之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又将“野”“鄙”划分为五个属，专事农耕。开始对工商业实行户籍管理。至秦代，官府开始在户籍上加注商人信息，也称“注籍”。后来，注籍演变成“市籍”。至汉代，官府对市籍管理相对严格。据《汉书•酷吏传》记载，成帝永始年间，尹赏为长安令，把无市籍商贩作务者“置之‘虎穴中’，数日壹发现，皆相枕藉死”。（六）禁售伪劣商品据《唐律•杂律》记载，“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得利赃重者，计利，准盗论。贩卖者，亦如之。市及州县官司知情，各与同罪；不觉者，减二等”。“行”是指质量低劣；“滥”是指假货；“短狭”是指不合规格。“行滥短狭”即如今所谓的假冒伪劣商品。（七）公平竞争管理据《唐律•杂律》记载，“诸买卖不和，而较固取者；及更出开闭，共限一价；若参市，而规自入者；杖八十。已得赃重者，计利，准盗论。”“较固取”是指强买强卖；“更出开闭，共限一价”是指垄断行情；“参市”是指别人正在买卖之时，你在一旁或抬高价格，或压低价格，抢夺别人生意，也包括今天所谓的“托儿”。说明当时禁止强买强卖、垄断行情、欺骗顾客和欺行霸市等行为。（八）营业执照管理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诏令实行里甲之制。所有参与买卖的商人都要到官府登记，将商人信息列入“黄册”。由于“行商”是经营长途贩运，流动性大，不易管理和控制。对此，朝廷规定行商出外经商，先要向政府交一笔钱，申请“路引”，也叫关券，方可远行。凡经营客栈，都必须备有官府署发的“店历”。客店要对投宿的商人进行详细登记，并按月上报所辖官衙进行查照。路引、店历相当于现代的营业执照。

二、近现代工商行政管理

（一）晚清时期工商行政管理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冲击下，一方面，传统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空间被严重挤压，甚至被淘汰出局；另一方面，以动力机器为标志的近代工业和新型商业逐步兴起。迫使国家转变对工商业管理的理念与方式。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办理“抚局”的恭亲王奕訢等上书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年咸丰帝下谕批准设立。总理衙门分设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海防股、司务厅、清档房、同文馆和总税务司等内部机构。《马关条约》签订后，要求改革现状、挽救民族危亡的呼声更加高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开始推行改良主义的变法运动，倡导“立商政以开利源而杜漏卮”。根据维新派的建议，光绪皇帝于六月十二日，命令各省整顿商务，在各省省会筹办商务局。八月二十一日，在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令各省迅速设立农工商分局，置造机器。鉴于矿产、铁路的重要性，清朝廷又在京师设矿务铁路总局，京师及各通商口岸设立邮传局等机构。庚子之役后，清朝廷决心改革政治。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下谕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专司涉外与通商事务。内分和会司、考工司、榷算司、庶务司、司务厅等部门。其中考工司“专司铁路、矿务、电线、机器、制造、军火、船政”；榷算司“专司关税、商务、行船、华洋借款、财币、邮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一月，政务处奏设商部，以振兴商务，次年八月正式设立商部。统辖全国工商实业。商部的设立，标志着国家对工商业在经济中重要地位的承认。同年，朝廷颁布《商部章程》，规定商部内设尚书一人，左右侍郎二人，负责领导商部工作。其下分设保惠、平均、通艺、会计四司，分别负责招商、农务、路矿、工商等方面工作。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商部为农工商部，归并工部部分事务，下设农、工、商、庶务四司，其中，商务司专管一切商政，统辖京都内外商务、学堂、公司、局、厂等，并成立工艺局、商律馆、商标局、度量衡局等机构，专管工商企业和市场经济活动，执掌对工商企业的登记、商标注册和度量衡等业务的管理。同年，改户部为度支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订地方官制，各省设立劝业道，掌管全省农工商业和交通事务。劝业道下设公所，内设总务、农业、工艺、商务、矿务、邮传等六科。各厅、州、县设劝业员，在劝业道和地方官的指挥监督下，指导本厅、州、县的实业和交通事宜。同时，由商部委派“商务议员”负责组建商会组织，以促进商务活动。其间，清廷先后制定了《商人通例》《公司律》《公司试办章程》《破产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以及《奖励华商公司》《商会简明章程》等法规。（二）民国时期工商行政管理由于政局动荡，民国时期的工商行政管理变化很大。1911-1927年间，由于军阀混战，相互割据，工商行政管理极其混乱；1927-1936年，政局相对稳定，国民党政府出台了一些管理法规，工商业管理体制初步形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推行战时经济政策，呈明显的经济统制特征。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央经济机构循清旧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元年（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制，下设九部，除财政事宜设立财政部外，其经济机构有实业部和交通部。新成立的实业部“管理农、工、商、矿、渔、林、牧、猪及度量衡”。实业部除秘书处外，下设农政、工政、商政、矿政四司。交通部“管理道路、铁路、航路、邮政、电报、船舶并运输事务”。设路政、邮政、电政和航政四司。3月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北洋政府开始。4月，袁世凯获取民国政权后，将临时政府的九部扩充为十部，即将实业部拆分为农林和工商两部。民国二年（1913年）12月，袁世凯政府将各部官制通则进行了修改，把农林、工商两部合并为农商部。新成立的农商部设一厅（总务厅）一局（矿政局）三司（农林、工商、渔牧）。民国三年（1914年）改矿政局为矿政司。民国16年（1927年）北京军政府分农商部为实业、农工两部。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洋政府同意加入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分别设立工商、农矿两部，其中工商部成立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2月，下设秘书处、工业司、商业司、劳工司、总务处等。民国十九年（1930年）12月，国民政府将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成立实业部，隶属行政院。实业部管理全国实业行政事务。实业部下设秘书、参事、技术三厅及总务、农业、工业、商业、矿业、渔牧、劳工七司。除实业部外，民国十七年（1928年）2月还成立“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次年，即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更名为“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下设总务、设计、事业三处，其中事业处下设矿业、电业、灌溉和会计四科。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战爆发，为了有效地动员全国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战时国防经济建设，支持持久的抗战，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就着手战时经济体制。建立之初，国民政府将所有经济机构及运输事宜，统统归于军事委员会统制，在军事委员会之下设工矿调整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贸易调整委员会以及第三部、第四部和第六部共同掌管一切经济事项，其中国防工业，由第三部管理；粮食、轻工业、贸易及消费统制，由第四部管理；运输事宜则由第六部管理。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国民政府为巩固各经济部门，增强各经济机构的效能与相互之间的合作，特颁布《调整中央行政机构令》。根据该文件，国民政府将原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将军委会所属第三部、第四部、资源委员会、土矿调整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以及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属之水利机关，一齐归并经济部。新成立的经济部机构庞大，行政单位有21个，分为10司，7处3厅1署，主要部门有水利、农业、矿业、工业、商业、渔牧、管制、总务、电气、企业10司。专业单位有22个，分为9局7会4所2处，主要单位，如农本局、物资局、采金局、商标局、度量衡局、商品检验局、资源委员会、燃料委员会、新生活运动委员会、中央农业试验所、中央工业试验所、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等。随着抗战的胜利，国民政府的经济机构又开始扩充和改组。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9月，资源委员会改为直隶于行政院，其职掌又有了很大的扩充：（1）创办及管理经营国营基本重工业：（2）开发及管理经营国营重要矿业；（3）创办管理经营动力事业；（4）办理政府指定的其他国营工矿电力事业。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国民政府对各行政机构又进行了改组。经济部被撤销而重新成立工商部来管理全国经济行政事务，工商部下设管制、矿业、工业、电业、商业、国际贸易、总务等7司，附设委员会19个，附属机关达30个。8月，国民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特设经济管制委员会，隶属行政院。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3月，国民党逃离大陆前夕，又将工商部等经济机构撤销，重设经济部，以适应战时需要。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在省为建设厅或实业厅，直辖市（特别市）为社会局，一般县市均由县市政府直接管理。民国政府也曾先后颁布过一些工商行政管理法律和法规。在企业登记方面，1914年北京政府公布的《商人通例》及其施行细则，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颁行的《注册条例》，1928年工商部颁行的《商业注册暂行条例》，1931年的《公司登记规则》和1946年的《公司法》，1937年公布的《商业登记法》和《破产法》，1941年颁布的《工厂登记规则》和《矿业登记规则》，1947年还重新拟订过《商业登记法草案》；在行业市场管理方面，1929年公布并经1935年修正后公布的《交易所法》，1930年工商部公布的《交易所法实施细则》以及1946年财政、经济部公布的《交易所监理员暂行规程》，1942年财政、经济部公布的《非常时期牙业行纪办法》，1944年内政部公布的《菜市场管理规则》和经济部日用必需品管理处公布的《食用植物油暂行办法》；在市场违法活动的查处方面，1934年公布和1936年修正的《取缔棉花掺水掺杂暂行条例》，1937年行政院核准施行的《取缔黄金投机买卖办法》，1941年公布的《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1942年行政院公布的《经济检査机关査封物品处理暂行办法》，1945年公布的《取缔限价议价条例》，1948年行政院公布的《惩治走私条例》和《取缔违反限议价条例实施办法》。在商标管理方面，有1923年农商部颁发的《商标法》，1925年修正后的《商标条例》，1930年南京政府颁行的《商标法》和实业部公布的《商标实施细则》等。此外，对商会、同业公会等组织也制定了一定的法规，1929年的《商会法》，1938年公布的商业、工业、输出等同业公会法等。

三、新中国工商行政管理

一、工商行政管理属宏观调控的职能之一

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是国家的重要职能,如果说在市场机制被捧为“万能”时期这种职能还受到排斥的话,那么在商品经济日趋发达、市场绝非万能且存在严重失灵的今天,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已普遍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且各国都在采取措施强化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由若干政策措施、调控手段和调控职能构成的体系。从政策措施来看,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收入政策、经济增长政策、人力政策及消费政策等宏观和微观的政策;从调控手段来看,主要包括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及必要的行政管理;从调控职能来看,主要包括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经济管理职能和经济监督职能。工商行政管理作为主管市场监督管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一种职能,对性质界定人们的看法基本相同,即属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种性质究竟从哪些方面体现,或者进一步说工商行政管理究竟如何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笔者认为,就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范围和其承担的任务而言,其宏观调控性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1培育市场,促进完备市场体系的构建。市场的发育成熟及完备的市场体系的形成既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典型特征,也是其赖以运作的基础。凡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都把促进市场的发育、构建市场体系作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多年束缚,市场发育十分滞后,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为特征的市场体系远未形成。因此通过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促进市场的发育和市场体系的尽快形成,不仅是当前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也将是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这被有些人称为是当代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工作。工商行政管理作为我国市场监管的职能,培育市场、促进市场发育可以说是其职能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不仅表现在工商部门参与培育各种具体的交易场所(在办管分离体制下不再直接建设交易场所),更重要的表现在工商部门立足本职规范各类市场主体和市场客体,促进市场主体的成熟,推进市场规划的健全和完善,即从更高层次上促进市场的发育和成长。

2控制市场主体准入,从特定层面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也有人认为是国家进行经济管理的高级形式,主要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布局政策等,其中核心是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政策。目前我国已经逐步认识到了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并已经开始运用产业调控经济运行。工商行政政管理以其特有的职能可以说正是国家产业政策的实现形式或实现工具。如比根据国家的产业布局、产业结构目标,通过市场主体登记职能,控制市场主体进入的数量、规模及结构,从而实现产业布局、产业结构的目标;通过控制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的规模条件,实现产业组织的合理化,实现生产规模适当集中和规模经济的要求;还可通过制止不正当竞争、限制竞争及反垄断,即规范市场交易秩序,同时也保持经济的适度竞争,从而实现国家的产业组织政策目标。仅从这一点讲,工商行政管理是通过管理微观主体、进而达到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其管理层次是很高的。

3规范市场竞争和交易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经济运行需要正常的市场秩序,而正常的市场秩序尽管依靠市场主体的自觉、自律行为有进也会形成,但由于利益机制的趋动及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等原因往往不会自发形成,它既需要作为经济运行规则的法律、法规的明确规范,同时更需要作为经济管理机关的国家通过宏观调控强制确立。因此不论实行什么样经济体制的国家,都把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作为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工商行政管理作为专司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一种职能,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可以说是其最重要的使命和天然职责,这也是工商行政管理属宏观调控体系的最重要方面。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与其他宏观调控职能的最主要区别也在于此。工商行政管理所应维护的市场秩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进出市场的秩序、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交易秩序,以确保市场统一开放,公平合法,竞争有序。

由上述三个方面可以看到,工商行政管理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职能,是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发展各类市场、完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清除市场障碍以尽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以及健全市场规划、加强市场管理,从而为“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创造条件。这些规定无疑为专司市场监督管理职能的工商行政管理提出的发挥作用的要求和方向。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不仅是完成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本身的需要,同时还有更深刻的意义,那就是履行国家宏观调控应有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的任何不到位,执法力度的不够从而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不仅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本身的失职,更涉及到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一、工商行政管理属宏观调控的职能之一

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是国家的重要职能,如果说在市场机制被捧为“万能”时期这种职能还受到排斥的话,那么在商品经济日趋发达、市场绝非万能且存在严重失灵的今天,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已普遍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且各国都在采取措施强化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由若干政策措施、调控手段和调控职能构成的体系。从政策措施来看,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收入政策、经济增长政策、人力政策及消费政策等宏观和微观的政策;从调控手段来看,主要包括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及必要的行政管理;从调控职能来看,主要包括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经济管理职能和经济监督职能。工商行政管理作为主管市场监督管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一种职能,对性质界定人们的看法基本相同,即属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种性质究竟从哪些方面体现,或者进一步说工商行政管理究竟如何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笔者认为,就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范围和其承担的任务而言,其宏观调控性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1培育市场,促进完备市场体系的构建。市场的发育成熟及完备的市场体系的形成既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典型特征,也是其赖以运作的基础。凡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都把促进市场的发育、构建市场体系作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多年束缚,市场发育十分滞后,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为特征的市场体系远未形成。因此通过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促进市场的发育和市场体系的尽快形成,不仅是当前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也将是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这被有些人称为是当代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工作。工商行政管理作为我国市场监管的职能,培育市场、促进市场发育可以说是其职能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不仅表现在工商部门参与培育各种具体的交易场所(在办管分离体制下不再直接建设交易场所),更重要的表现在工商部门立足本职规范各类市场主体和市场客体,促进市场主体的成熟,推进市场规划的健全和完善,即从更高层次上促进市场的发育和成长。

2控制市场主体准入,从特定层面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也有人认为是国家进行经济管理的高级形式,主要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布局政策等,其中核心是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政策。目前我国已经逐步认识到了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并已经开始运用产业调控经济运行。工商行政政管理以其特有的职能可以说正是国家产业政策的实现形式或实现工具。如比根据国家的产业布局、产业结构目标,通过市场主体登记职能,控制市场主体进入的数量、规模及结构,从而实现产业布局、产业结构的目标;通过控制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的规模条件,实现产业组织的合理化,实现生产规模适当集中和规模经济的要求;还可通过制止不正当竞争、限制竞争及反垄断,即规范市场交易秩序,同时也保持经济的适度竞争,从而实现国家的产业组织政策目标。仅从这一点讲,工商行政管理是通过管理微观主体、进而达到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其管理层次是很高的。

3规范市场竞争和交易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经济运行需要正常的市场秩序,而正常的市场秩序尽管依靠市场主体的自觉、自律行为有进也会形成,但由于利益机制的趋动及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等原因往往不会自发形成,它既需要作为经济运行规则的法律、法规的明确规范,同时更需要作为经济管理机关的国家通过宏观调控强制确立。因此不论实行什么样经济体制的国家,都把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作为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工商行政管理作为专司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一种职能,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可以说是其最重要的使命和天然职责,这也是工商行政管理属宏观调控体系的最重要方面。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与其他宏观调控职能的最主要区别也在于此。工商行政管理所应维护的市场秩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进出市场的秩序、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交易秩序,以确保市场统一开放,公平合法,竞争有序。

由上述三个方面可以看到,工商行政管理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职能,是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发展各类市场、完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清除市场障碍以尽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以及健全市场规划、加强市场管理,从而为“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创造条件。这些规定无疑为专司市场监督管理职能的工商行政管理提出的发挥作用的要求和方向。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不仅是完成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本身的需要,同时还有更深刻的意义,那就是履行国家宏观调控应有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的任何不到位,执法力度的不够从而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不仅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本身的失职,更涉及到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在当今社会的整体转型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社会管理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等带来最大冲击和广泛影响的，无疑是经济体制的转轨变型，即在建立和维护公开、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的进程中，实现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与经济体制这种发展方向和发展要求非同一性的是，当前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着有悖于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不平等竞争现象，并正在侵蚀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和声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以下简称监管职能）的“经济卫士”，积极并善于通过运用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教育的手段来加以引导和实施管理，规范市场竞争行为，进而促进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这是基本的职能和职责所在。但是，从实际运行的现状来看，出现了一些与职能要求不相协调一致的问题，突出是工商行政管理监管职能的边缘化倾向，具体分以下情况：

一类是外在性导致的以被动性为特征的工商行政管理监管职能的边缘化倾向。主要表现为社会对工商行政管理监管职能非理性的排斥、挤压：一是以偏面的发展观替代监管，比如，一些地方要求对招商引资项目必须网开一面；让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过度介入招商引资工作，使你的监管下不了手或不能下手；要求监管从属于发展，只要能发展、快发展，监管必须退居其次；有的甚至以弱化监管作为吸引投资的优惠条件。二是以扭曲的环境观制约监管，一些地方以营造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的软环境为由来限制监管职能的实施，或设立所谓的“软环境办公室”，规定凡对市场主体的监督检查必须办理报批手续，并取得同意手续后方能实施，对涉嫌违法市场主体的行政处罚必须报经审核；或设立所谓的“宁静日”，规定每月1-25日不准对市场主体进行监督检查。三是以狭隘的社会评价影响监管。地方上一些组织开展的民主评议，在评价的标准上往往呈现出单一性，即以为发展提供的服务作为主要的评判标准，“忽视”了不同部门间的职能差异，而对行政执法机关的“不同声音”主要来自于监管职能的实施。有时为了取得良好的评价效果，免不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出现了以弱化、甚至放弃监管来迎合的现象，从而导致监管职能在外来压力下出现不得已的边缘化倾向。

另一类是内生性导致的以主动性为特征的工商行政管理监管职能的边缘化倾向。主要表现为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内部对监管职能把握的失衡：一是缺少对发展是第一要务内涵的科学把握，在认识和落实发展是硬道理的过程中，只看到工商行政管理服务发展是硬任务，舍弃了加强监管、促进规范、保障健康发展的硬要求，把行政执法部门等同市场主体的主管部门，自觉或不自觉地弱化了监管职能。二是缺少对现代政府承担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的总体把握，对服务型工商的理解和实践上产生了歧义，撇开了工商行政管理履行监管职责的基本职能，在注重和突出抓好服务职能的同时，弱化了监管职能，在有意或无意之间束缚了实施监管的手脚。正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自身存在的这种边缘化心态、边缘化取向，导致出现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内部规定封闭监管（空间）的现象，如有的提出对违法违规行为实施“不告不理（监管）”的要求，把自己等同于被动的仲裁者；有的不分违法的程度一律“首违不罚”；有的不根据违法违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而一律要求行政处罚按自由裁量的下限等等，从而导致监管职能在自我弱化、限制和束缚中的边缘化倾向。

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也不论我们承认与否，工商行政管理监管职能的边缘化倾向是一种客观存在；不论是有意而为，还是无意使然，工商行政管理监管职能边缘化倾向所带来的客观后果，是监管职能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出现了难以名状的挤兑、压缩及窘迫之近忧，长此以往，监管职能如继续在不知不觉、无声无息中不断弱化，则职能替代、部门消亡之远虑也必将随之而来。应当看到，对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来说，其承担并实施的监管职能，历史上对促进建立和推进规范的市场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大量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需要通过监管来加以阻止、中止和终止，我们不能违背法律法规的要求，不能让监管职能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强烈要求和氛围中趋向于边缘化，更不能默认或甘于被边缘化的境地。因此，不论是有心也好，还是无意也罢，都应按照“认识先于行动，理性优于感性”的思路，以立足和体现部门职能为取向，切实对工商行政管理监管职能的边缘化倾向加以校正。

1、职能的认识归位，履行好法治行为的主业。笔者以为，如果将工商行政管理监管职能的边缘化倾向放置到职能履行的背景下来考察和评价，它既是监管职能弱化的后果之一，又是监管职能弱化的原因之一，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虽然国务院在“三定”方案中已经明确了监管是基础职能，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主管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职能部门。但时下不管是系统内部还是外部，比较流行的是把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一分为二，一是围绕发展的服务职能，二是围绕市场秩序的监管职能。在当前以发展为主旋律的强烈氛围中，积极、主动地做到服务工作，突出服务发展的职能，这是无可非议的，也是在地方争地位之必需。但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基础职能是监管，我们实施的任何行为必须紧紧围绕而不能游离于基础职能来展开，事实上，通过监管职能的有效履行，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健康安全的放心消费环境，才是面向全社会提供的最正确、最有效、最广泛的服务，通过法治行为的履行来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才是最有保障、最具根本性的发展环境。实际工作中将工商行政管理进行服务与监管的职能划分，为的是易于理解、易于接受，并不存在服务可以弱化、甚至替代监管的可能。

应当看到，建设法制社会，一方面需要完善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与管理相适应、相匹配的法律法规体系，形成法制建设成果，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又不能仅仅停留在法制建设的层面上，要通过有法必依的法治行为的具体实践和有效实施来落实法制建设的要求，来体现法制环境改善的成果。作为行政执法机关，面对国家、人民和社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承担和履行的是法治要求和法治责任，作为法制建设的执行者，在法制环境下的法治行为才是真正的主业，这不但是法律法规的要求，也是对自身监管基础职能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的结果。

多年来，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充分履行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和健康安全的放心消费环境的过程中，还围绕发展、服务发展的要求，创造了履行工商行政管理服务职能（以下简称“服务”）的“典型范式”：不断降低门槛，放宽市场准入的条件；不断加快办事（照）速度，缩短市场主体准入的时限；对个别企业的需要采取“特殊”政策；为招商引资项目开“绿灯”；监管就松，处罚就轻……这其中，有的是政策导向的现实需要，有的则是迫于无奈的行为选择，由此而导致我们在全心致力于服务的过程中，却身不由己地陷入了“服务的困惑”：一是不能不谈、不做所谓的“服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在服务中的确存在着疏漏之处，并可能导致产生新的问题（责任）。二是明知（逾越法律法规的）服务不可为而要为之，并要独立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的、党纪政纪的、经济的）责任后果。三是如不为之，则是服务不到位，会引发市场主体的不满，造成投资环境评价中的得分偏低，民主评议排名靠后的后果。四是为市场主体的准入提供的服务，虽握有审查、许可的主动权，但由于所谓服务不能说“不”，这些主动权则演变成为束缚自我的绳索。五是个别或特需的“服务”方式、“服务”内容，被要求推而广之的“扩大化”……

主体在活动中产生或分化出来的客体，以某种方式、或在特定环境下与主体发生换位或转化，不但反客为主，甚至束缚、限制、支配原先的主体，使之陷入到不自由的境地，这就是德国古典哲学中所阐释的“异化”现象。考察、审视现实中履行工商行政管理服务职能所面临的“困惑”，“异化”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

服务职能的异化，不仅折射出我们实施的服务存在着基础不牢、机制单调、运作失范的薄弱之处，更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干部在履行服务职能上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方面强调服务职能的发挥，要主动、积极、靠前服务，另一方面是面对服务的异化、特别是服务可能导致的责任风险而不可为之、或慎而为之；一方面提供的服务，在操作上都想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来坚守“服务的底线”，另一方面来自外部的重重压力，在无奈中选择、在变通中突破“底线”之例不一而终；一方面来自外部要求变通、突破、灵活处置等“服务”的呼声高涨，另一方面依法行政的要求提高、制约加大，责任追究屡见不鲜，“余地”越来越小……类似这些来自内部、外部以及内外交织的矛盾和压力，凸现了工商行政管理服务职能正面临着被服务对象异化和自我异化的双重困扰。

在“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服务发展是政府部门的第一责任”的浓烈氛围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贴近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的实际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要求，尽职尽责地提供一些服务，既是使命所在、职能使然，也是争地位、塑形象之必要，但这种服务不应是“异化”了的服务，而应是还原到符合自身职能个性特点的服务，是具有合法性、合理性、规范性基础的服务，为此，在履行工商行政管理服务职能时应该做到：

1、明晰服务的内涵。建设服务型政府，这是一种广义的职能定位，为社会、集体、相对人服务，这是对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普遍要求，是天职，必须做好、做实。但是，服务并非千篇一律，也非笼而统之，而是因职能、对象之不同而有所变化。从本质上说，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供的服务，是从自身职能的个性特征出发，用非实物形式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相对人（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特殊需要的劳动活动；是通过履行自身职能、释放应有功能后所达到的一种利他性（但不异己）工作。因此，服务过程体现的是服务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和谐互动，服务结果追求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服务者与服务对象的共赢，而绝不是输赢对立及“异化”的服务。

2、校正服务的理念。一是要理性审视和判断流行的所谓“服务观”。时下，社会上流行乃至弥漫着一种被视作建设服务型政府“看点”、“亮点”的“服务观”，即只要是“改革特色”、“发展之需”，政府部门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过程中，面对相对人提出的服务要求不能说“不”。但是不能说“不”，也不能都说“行”；不说“不”也不等于就是“行”。二是要破除不合法（理）的服务观，尤其是不能把“服务”视作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突破，或是对已有规范的逾越（漠视），不能偏面认为大胆突破（法律法规）就是思想解放，没有规范（程序）就是服务到位，而应把“服务”放到健全法制、加强法治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分析、判断和选择，以市场经济即法制经济的取向来作取舍，来设定服务的边界。三是要理清公共服务与商业服务、个别服务的区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其行使的是政府公共行政职能，提供给社会的是公共产品，其为社会提供的服务是一种着眼于、并努力满足于公共需求的公共服务，相对于商业服务的逐利性来讲其具有无偿性、公益性的特征，相对于个别服务的特指性来讲其具有大众性、广泛性的特点。特别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通过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努力创造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和“健康安全的放心消费环境”，更是人所共盼、人所共建、人所共享、惠及全社会的公共产品。因此，决不能把公共服务“商业化”、“个别化”，或只为“商业化”、“个别化”提供服务和支持，以充分体现公共服务的特性和个性。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加入WTO，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对相关经济领域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在市场监管、对外贸易管理等方面的法制建设大大加强，制订众多基本的经济法律，为工商行政管理等行政执法机关依法监管市场提供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依据。但由于各种原因，作为最重要经济法之一的反垄断法经过多年的研究酝酿却至今尚未出台。中国是否需要反垄断法，曾经一度有过比较激烈的争论。但随着市场经济和开放的发展，法律学界和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对制定反垄断法的必要性已经没有什么质疑了。在众多争论的条款中，反垄断执法机关的确立和职责成为影响中国反垄断法不能出台的重要因素。

本文意在通过对中国目前市场监管机关的职责、执法体制、执法效果的分析，结合国外反垄断和市场监管的执法机关的运作情况，阐述确立中国反垄断法中的执法机关和执法体制的相关重要问题，论证中国建立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为反垄断主要执法机关的执法体制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可行性、必要性。

一、市场监管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体制存在的问题

严格地说，虽然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包括了部分反垄断的内容，但由于反垄断法的缺位和主管机关的不确定，我国反垄断执法体制尚未建立起来，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体制与市场监管执法体制一样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执法主体不统一。一是“市场”被不断地分割，执法主体多

元化不断扩大。在执法领域，有的是依行业特点和监管对象的特殊性被分离于工商行政管理之外，如金融、保险市场，药品、烟草等。二是职能交叉、多头执法现象影响市场监管效果。国务院虽然对各部门的职能虽有划定，但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现象，如打假维权，既有工商，又有物价、公安、质检、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责。在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领域，一些部门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来介入对一些领域的反不正当竞争工作，如电信、价格等。这种多头执法的现象存在一定和合理性，但如果分工不合理，配合不好，也会影响了法制统一和执法权威。

同志们：

根据会议的安排，我代表局党委，讲两个方面意见。

一、总结回顾**年工作成绩

过去的一年，围绕省局、**市局和**市委市府的工作部署，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我们上下一体、依法行政、科学监管；在和谐社会战略思想的引领下，我们突出重点、关注民生、全面维权；在推进行政能力建设的鞭策下，我们积极作为、努力创新、成效明显。回顾总结这一年，我们在维护流通领域消费安全、整顿规范市场秩序、创新市场监管机制、提升队伍整体素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全系统所取得的成绩是可圈可点的。

第一，引领市场主体发展跃上新台阶。推进“企业服务年”活动，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深化注册制度改革，加大扶优促强力度，支持企业发展壮大，去年底累计全市达到企业集团65家、无区域名公司34家（不含集团公司）、冠**名企业718家和**省知名商号13个。实行“审核合一”，方便群众办事，将行政确权、许可等事项整合，全部纳入审批中心，办理新设企业1851家，变更4685家，新增个体户3998户。累计全市在册企业15024家、个体户22759户、注册资本（金）总额276亿元。认真落实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在**地区率先开通外资企业网上远程审批“高速通道”，办理外地迁入企业17家和外地投资企业142家。革新企业监管模式，搭就企业网上年检平台，增辟了一条便民服务的“绿色通道”。深化“信用**”建设，首开县级市落实专人负责先例，强化企业信用监管，健全失信惩戒机制。发行数字证书2195份，新设企业发行覆盖率达91%，走在全省前列。此外，充分发挥协会作用，实施“5511攠培训工程，受训企业人员300余人，全省领先发行民营经济报架起桥梁，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第二，注重商标品牌建设实现新突破。开展“树正牌、售正货、走正道”为主题的“品牌年”活动，加强品牌宣传、培育创牌梯队、构建防御体系，引导企业培育品牌、提升品牌、经营品牌，全力打造“品牌强市”。我市商标品牌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创牌氛围浓厚、基础工作扎实，后劲力量雄厚的良好局面。去年我市新增中国驰名商标2件、省著名商标4件、**市知名商标9件和**市名牌商标33件。新注册商标820件，总数达8407件。工业品牌战略成效显著，累计获得中国驰名商标5件。我们深入特色行业，撰写调研报告，提供决策参考，搣**泥蚶攠已经进入证明商标申报程序，为填补**地区证明商标的空白做出积极努力；全力扶持加快搣双峰枫斗攠原产地商标申报工作，进一步打响**农业品牌。在支持商标建设的同时，加强商标违法行为的监管。全年查处商标违法案件170起，移送案件达4起4人次（其中柳市工商分局查获假冒搣正泰攠和搣德力西攠侵权大案2起，移送2人）。

一、监管方式转变的意义

1.可以认为，监管方式转变的最重要意义和作用就在于以最小的管理成本支出和最高的管理效率，最大限度地实现既定的管理目标(也即取得最好的管理效果)。

2.任何监管方式总是为实现一定的管理目标服务的，这就意味着，确定合理、可行而明确具体的监管目标对于监管方式的改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反过来，采用科学、先进的监管方式,必将极大地促进监管目标的实现。例如,建立广告前置审查制度、商标定点印制许可制度，无疑对抑制虚假广告、假冒商标这样的监管目标，起着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现在的实际问题是：尽管在某些具体管理目标方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从宏观看,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宏观目标远远没有实现,企业虚假注册行为大量存在、假冒伪劣泛滥成灾,对商业欺诈束手无策,商业信誉危机越来越重；从中观看,由于没能找到有效的监管方式和手段,维护要素市场秩序的目标还是空中楼阁；从微观看,坐等投诉的消极被动监管方式仍然居主导地位,消费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难以有效保护。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管理目标、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改革监管方式实际上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必然选择。

3.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单位都必须讲求经济效益，行政执法部门的经济效益就是而且只能是反映在管理成本上。从理论上分析,管理成本最小而又能产生较好管理效果的监管方式,就是最好的监管方式(这里的管理成本应该包括财力、物力、人力、以及时间等各种管理要素的支出)。但在实际上,真正从管理成本的角度研究监管方式的改革和创新是很少的,特别是系统地考察管理成本与监管方式之间的关系来作最优选择则更少。事实上,集贸市场驻场式的监管模式造成的管理成本是越来越高,长达4个月、花费大量人力、手工操作的企业年检方式以及地毯式查处无证经营的监管方式等，其管理成本都是较高的。从更宽的角度分析管理成本，就不能不考虑到监管方式对企业成本(也就是社会成本)的影响。各部门对企业的轮番检查、轮番收取管理费、各部门独立的年审制度、企业登记时的层层审批产生的行政效率低下、消费者投诉的渠道不畅等,无疑都大大增加了社会成本。尽管到目前为止，也许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大的工商管理成本和社会成本损失,但作为事实是客观的。因此，改革和完善工商行政管理监管方式，是市场经济发展对工商部门提出的必须讲求经济效益新的更高的要求。

4.监管方式与监管效率的关系，在于在某一监管方式条件下对监管问题的快速反应和快速解决的能力和程度。尽管监管效率常常受制于监管方式以外的因素,如管理人员的素质、技术装备、体制条件等,但监管方式的改革和创新仍然对监管效率有相当大的影响。例如，案件举报电话的公开与否、举报有奖与否的监管方式，其管理效率显然是会不一样的。又如企业登记时的场地调查,是直接由登记机构还是间接由属地工商所进行,会产生不同的管理效率和效果。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管理队伍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及技术装备的不断更新，对工商部门的管理效率实际上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改革和完善监管方式是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途径。

二、监管方式转变的条件

本单位的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组织实施有关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依法组织开展行政执法工作。

（二）依法组织管理各类工商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单位的注册登记，依法核定注册单位名称，审定，批准，颁发有关证照。

（三）依法组织监管各类工商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单位的经营行为。

（四）依法组织监督检查市场竞争行为，查处不正当竞争、走私贩私、传销和变相传销等经济违法违章行为，取缔无照经营。

（五）依法组织监督市场交易行为，组织监督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组织查处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受理和处理消费者具保投诉，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