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力范文10篇

在民事活动中，意思自治原则贯穿于始终。而在发生争议提起诉讼事，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是解决民事案件的一个重要司法原则，贯穿于诉讼程序的始终。在诉讼起始体现为诉讼的提起由当事人本人自行决定，当事人不主动申诉，法院没有必要去主动干预，即“不诉不理”原则；在审判过程中，则体现为审判人员在庭前的调解和判决前按程序要对当事人进行和解，当事人可以有机会通过平等协商、互相谅解达成调解协议，充分显示了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而在诉讼终结对标的的执行过程中，虽然不能由法院进行调解，但当事人可以根据意思自治原则进行执行和解。

执行又称强制执行，是指在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具有给付内容的法律文书强制付诸实践的诉讼活动。（1）执行和解是当事人的处分权在执行程序中的具体体现。强制执行具有执行主体特定性、执行活动具有强制性的特征。执行是国家使用公权力的强制行为，转贴于公务员之家（）因而强制性是执行的根本特性。（2）而执行和解则是在以公权力为主导的执行程序中，双方当事人行使意思自治原则的具体体现。所谓执行和解，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自愿做出相互谅解和让步，就如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有关内容达成协议，从而结束执行程序的一种活动。（3）在本质上是当事人处分自己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行为，双方通过自己的处分行为达成一致意见，从而阻断原执行根据的行为。

关于执行和解的具体内容，《执行规定》第86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由此,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一般包括：1，履行义务主体的变更，意味着原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义务承担者依据执行和解协议全部或部分免除履行义务,由第三人全部或部分承担起履行义务；2，履行标的物或数额的变更。包括履行数额的增加或减少，和支付执行名义的变化。3，履行方式的变更，通常采取的做法是根据判决的类型,采取金钱给付、交付特定物或者其他方式比如劳务抵债进行。4，履行期限条款延长或缩短，在实践中,以延长履行期限的情形居多。当事人可以根据执行案件的具体情形，在此范围内自由协商决定。但应当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意思表示真实；第二，和解协议内容不得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即不得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利益。这是调解协议符合民事合同性质的基本要求；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7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由此可见，和解协议一般采用书面形式。这是执行和解符合程序的要求，也是人民法院执行终结的依据。

执行和解作为强制执行中终结案件的选择手段，具有保障双方当事人利益、提高执行效力、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但关于执行和解协议效力，在理论界主要有两种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本身不具有执行力；另一种观点认为，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明确约定原生效法律文书不再执行，并请求执行法院确认的，执行法院经审查，认定和解协议系自愿、合法的，可以裁定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终结执行，并认可该和解协议具有执行力。要分析和解协议的效力，要从它的性质入手。和解协议本质上是当事人的处分行为，是双方当事人根据自愿原则，重新约定他们之间的实体权益义务关系的新的民事合同。可以推定双方当事人放弃原执行名义的约束，从而阻断了执行名义的约束；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作为平等主体订立的“民事契约”，不具备对抗法院裁判书的强制执行力，也不具备撤销原执行名义的效力。

执行和解协议在性质上属于民事合同，它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关于合同订立、合同效力、合同履行等规定。但作为在特定程序即执行程序中成立的合同,其所变更的是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它又有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至少在违约责任等方面,执行和解协议又不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法》第211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因此在协议履行完毕之前,当事人即使任意反悔也不需承担违约责任，恢复原执行名义的保障力度显然是不够的。这种违约成本过低，必然会导致实践中一些当事人以执行和解之名行拖延时间、转移财产之实；另外，有些法院为了提高结案效率，在未告知当事人和解风险的前提下进行执行和解。这些导致履行不能，极大地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

为提高执行和解的履行比率，保障债权人合法利益，维护法院的权威性和威信，应在执行和解协转贴于公务员之家（）议不能兑现的情形下，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人民法院应当提供相应的救济措施。

本文作者：陈萌周丽工作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

一、何谓经济宪法

“经济宪法”问题起源于德国的经济法理论，是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产物。由德国学者弗兰茨•伯姆最先提出来的，他把经济宪法定义为一种有关“经济与社会的合作程序”的种类与方式的综合决定。虽然英美法学界不承认经济宪法的存在，但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等人创立公共选择学派，提出了“宪法经济”的概念，认为未来的经济应当是宪法经济，即在宪法规范下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相协调的混合经济。笔者认为经济宪法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理和规律确立起来的，保障公民经济权利与自由、制约国家经济权力的根本法规范，以及据此形成的宪治经济秩序。经济宪法学以财产权为基石范畴，把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理解为个人财产权与国家财政权的冲突，并把这一冲突置于产权、人权与政权的相互作用中考虑宪法对市场经济调整的必要性。

二、运用经济宪法保护市场经济的必要性

在现代社会政府被视为克服市场缺陷的惟一“救世主”，其权力不断扩张，传统宪法的“限权政府”信念受到冲击。但是，随着政府日益强化的对市场的调节和干预，政府缺陷也很快暴露无遗:财政赤字、经济滞胀、机构膨胀以及腐败蔓延滋长，都成为难以克服的顽症。由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充分、垄断等情况，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并不能保证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政府应该对市场进行干预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面对社会成员不同的偏好和不同的利益集团压力，政府也不可能算出社会福利函数的最优解;再加上信息不充分、时滞、缺乏竞争、无成本约束等，政府也存在失灵。只有对国家或政府的财政约束才是对权力的硬约束，才能真正保障自由市场得以存在的财产权。由此可见，经济宪法体现了“秩序自由主义”的主张，它立足于自由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并在此基础上限制国家或政府权力，是针对政府之经济行为界限的“全面决定”，并使政府成为特权利益集团的工具。从经济宪法学的角度来看，造成市场和政府缺陷的都源于政府权力没有得到相应的制约与限制，其根本措施必须在宪法层面才能得到相应的解决。

三、宪法对市场经济的作用

一、为权利而斗争

这种不计成本的维权似乎是不明智的，其实不然。人们在不计成本的维护自己的权利至少从长远来看是非常值得的。前面我们讲到，人是区别于动物的有尊严和价值观的群体。虽然我们在维护权利时花费的成本要高于权利本身的成本，但是我们却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我们的尊严和价值观，而在有些人看来，我相信是大部分人看来，尊严和价值观是无价的。这是隐藏在法之后的更深层的价值。同时我们在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权益的同时，也维护了法律秩序本身，使之得到巩固，从而使法的价值得以凸显和体现。这也是我们为权利而斗争的意义和价值追求之所在。

二、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

真正的和唯一的政治社会是，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放弃他的自然权利，把所有的请求保护的事项都交由社会处理。于是每一个别成员的一切私人判断都被排除，社会成了仲裁人。④根据洛克的观点，公权力是社会成员通过让渡一部分私权利而形成的，公权力来自于私权利，公权力形成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私权利的拥有和行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法治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思想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越来越关注权利的保护和行使。当个人权利与社会公权力发生冲突时，人们也不是一味的牺牲个人利益，而是据理力争，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甚至不惜与公权力发生激烈的冲突。这在某一方面说明了人们私权意识的提高，而在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公权力的扩张确实侵害了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私权利与公权力发生冲突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近年来，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冲突的现象也时常出现，其中典型的就是非法暴力拆迁。个别地方政府在拆迁过程中动用城管、警察等公权力量参与拆迁，再未取得房屋所有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强行拆除房屋，甚至为此与房屋所有权人发生冲突。单从暴力拆迁本身来看，这就是对公权力的滥用，对社会成员私权利的侵犯。社会成员在让渡私权利，赋予公权力强大力量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私权利得到保护，而公权力却因为过于强大而伤害了私权利，这与社会成员让渡私权利的初衷相违背。社会的发展不能以削弱和牺牲私权利而扩张公权力为代价，这样的模式只能导致公权力的急剧膨胀和私权利的急剧萎缩。社会矛盾因无法排解而爆发，最终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当然，这并不是否定公权力，当私权利的行使对社会产生危害时，公权力有责任对私权利进行干涉和限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维护公权力的权威和正当性。我们反对的只是公权力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侵犯社会成员正当的私权利的行为。

三、为权利而妥协

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的观点在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问题。其维护个人权利的方式的代价是高昂的，甚至是不理智的和毁灭性的，会对我们既有的法律秩序造成巨大冲击。因此，我们在与公权力的交锋中要懂得为了争取权利而妥协。妥协并不是放弃权利，而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与公权力达成相对的平衡和默契，以此来最大限度的争取我们的私权利，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从私权利的角度看，我们以个人为单位的私权利在与公权力交涉过程中，付出的成本是高昂的。这促使我们把微小的个体集合起来，达成共识，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妥协，放弃个人部分利益，从而形成能对公权力构成制约的力量。同样这种力量在与公权力交锋过程中也要学会妥协，以和平的方式与公权力进行交涉，既让公权力感到这种力量的强大，以此获得应得的权益，又避免因激烈冲突而带来不必要的流血和损失。从公权力的角度看，迫于私权利的压力，虽然这种压力是和平的正当的，也会使公权力意识到必须妥协，让渡出一部分利益，以此来保护来公权力的稳固和长久性。这样公权力和私权利就达成了一种的妥协，虽然这种妥协是不对称的和不平等的。但双方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和维护了自己的利益，从而实现了双赢的目的。

公法学在内容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法学包括宪法学、行政法学、诉讼法学、刑法学以及国际公法学和社会公法学等数个二级法学学科；狭义的公法学仅指宪法学和行政法学。

公法学在形式上有统一公法学（公法学总论）和部门公法学（公法学分论）之分。统一公法学（公法学总论）是介于作为一级学科的法学和作为二级学科的部门公法学的中间学科，它研究各个部门公法学（宪法学、行政法学、诉讼法学等）涉及的共同性和一般性的问题，是高等学校法律院系为学习公法的学生开设的一门公法学基础课程；部门公法学（公法学分论）是法学的二级学科，它分别研究各相应部门公法学的特殊性问题，是高等学校法律院系为所有学生（学习公法的学生和学习私法的学生）开设的法学专业课程。

本文讨论的问题――公法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是指广义的和统一的公法学涉及的问题。

公法学，顾名思义，是关于公法的科学，凡是涉及公法和与公法有关的问题，都是公法学的研究对象。例如：

什么是公法?公法是怎么产生的？

什么是公权力？公权力为什么需要法律控制和规范？

公法是规范和控制公权力的法，是调整公权力主体与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关系以及公权力主体相互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系统。

公法主要包括宪法和行政法。此外，立法法、司法法、各种国家机关的组织法、选举法、社会自治法以及其他各种涉及公权力运作规则的法均属公法的组成部分。

公法的健全、完善是政治文明的要求和保障。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共同体在历史发展长时期中形成的，逐步脱离野蛮、愚昧、暴力、专制和玩弄阴谋、权术的政治生活形态而逐步走向理性化、民主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政治生活形态，政治文明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公权力在法律（公法）的规范和控制下正当、合法、有序地产生、分配、行使和代表政治共同体成员的意志和利益发生作用。

在现代社会，人类政治共同体主要指国家，公权力主要指国家权力。除国家外，人类政治共同体还包括非国家的其他公权力组织，如社会自治组织和国际政治性组织等。因此，公权力也包括社会公权力。在我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党自然也行使着重要的公权力。从而，政治文明的制度设计不仅应包括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国家机关相互之间关系的内容，而且应包括国家权力与社会公权力的关系以及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的内容。

我国自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特别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绩，积累了丰富经验。党的十六大报告将这些经验主要归结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巩固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有深刻的教训。不要说“”及其他实行“左”的路线时期，就是现在，我国的政治文明也还有很多缺陷，许多制度还有待改进，某些制度还有待改造或重建。

要明确政治文明与宪政的辩证关系，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政治文明和宪政。

所谓政治文明，是指公权力运作的一种状态、一种趋势，即公权力运作日益摆脱野蛮、愚昧、暴力、阴谋，从而日益理性化、民主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日益符合人类创设公权力的目的的状态、趋势。

首先，政治文明是指公权力运作文明。公权力主要指国家权力，除国家权力外，公权力也包括非政府组织行使的社会公权力。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自然行使着重要的公权力。因此，我国政治文明的设计不仅应包括国家权力运作的制度设计和非政府组织权力运作的制度设计，而且应特别包括执政党共产党权力运作的制度设计。其内容不仅包括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国家机关的相互关系、国家机关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非政府组织与社会公众的关系，而且特别包括执政党与国家机关的关系。

其次，政治文明是指公权力运作的一种状态、一种趋势。既然是一种“状态”，自然有其衡量、认定的标准，衡量、认定政治文明的标准是公权力运作的理性化、民主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符合人类创设公权力的目的。既然是一种“趋势”，其标准就是变化和发展的，而不是固定和一成不变的。政治文明是指公权力运作日益摆脱野蛮、愚昧、暴力、阴谋，日益向符合文明状态标准接近（但永远不能完全达到）的趋势。

所谓宪政，是指人类创设的控制公权力行使，保护公权力相对人权利、自由的一种机制。这一机制包括规范公权力授予、公权力分配、公权力之间的相互协调、制约、公权力运作、对公权力行使者的监督、控制、对公权力相对人的救济的一整套规则、制度及其运作程序。

首先，宪政是人类创设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是用来控制公权力的。公权力本来也是人类创设的，是人类为了生存，共同生活，战胜单个人不能战胜的种种险恶和进而谋求物质和精神的幸福而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自由，所形成的一种有巨大能量和强制力的公共权力。但是，这种公共权力一旦形成，它既可以为人民服务，也可以被公权力行使者利用为他们个人服务，成为压迫人民，侵犯人民权利、自由的工具。为了防止公权力的这种异化，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探索，终于创设出一种能够既能有效发挥公权力积极作用，又能最大限度抑制其消极作用的机制，这种机制就是宪政。

近日，《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这是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进入制度化时期的标志性文件。《暂行规定》明确指出，对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等七种情形，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问责方式则包括：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五种。

近年来，国内一系列重大食品卫生事故、安全生产事故、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直接触发社会舆论对个中“人祸”的追究诉求。党政领导干部作为公职人员，担纲社会公共管理职责，司掌攸关重大的公权力，如何实现向党政领导干部的有效问责，成为当前政治生活中的公意焦点，直接影响公权力行使的道义底线。在此背景下，问责开始步入中国的政治生活舞台。

然而，这些伴随重大社会事件而生发的官员问责，很快暴露出制度支撑乏力的软肋。无论是由上级高层震怒而刮起的问责风暴，还是官员问责之后令人非议的异地升迁，或是以党纪政纪处分冲抵司法惩戒，都表明这种选择性问责和偶发性问责，仍然难以承当今日政治实践的重任。此番《暂行规定》出台，因应的正是公众对党政体系内部问责制度建设的吁求。

倘若要精准地认识《暂行规定》要义，那应该在制约公权的进度表上测算它的进程。毫无疑问，完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是问责制本身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进步之处。但是，直面中国政治生活中公权力得不到制衡的突出状况，无论党政问责、舆论问责还是其他什么问责，其最终目的都是要将不受约束的公权力赶入公意决定的牢笼。

因此，党政问责制度的完善，是附于公权力制约这一艰巨的政治蓝图之上的。在一切公权力归公众所有、一切公权力都应听命于公众的现代政治原则下观照，党政问责制度所强化的，应是公权力体系的内部监督。这种内部监督也许是有效的，但它必然是有限的。在制约公权的历史命题尚未完结之前，应该始终强调对公权的外部制约的重要性，至少是与党政体系内部监督的同等重要性。

就此而论，就有必要在坚持完善党政体系内部问责的基础上，探究包括媒体问责、人大问责等诸多公权监督方式在内的整体问责制度状况。党政问责，究其实，是党政体系内部上级向下级的问责，是在公权力内部以更大的权力制约较小的权力；媒体问责，则是公众知情权通过媒体公共平台而获得的延伸，是以公民权利来间接制约公权力；人大问责，则是公众通过严肃的政治委托，由民意机构向公权力发起的民主问责，是公权力直接面向公众而作出检讨。

内容提要：本文尝试运用美国分析法学家霍非尔德经典的分析方法，剖析行政许可过程中各类法律关系的生成和演化，理清其逻辑脉络，在法律的逻辑形式层面上阐明公权力作用下个人自由、权利的变化和范围。文章认为，逻辑构造是行政许可概念的核心结构，是研究行政许可概念的基础，它为我们准确地认知法规范语境下的行政许可制度提供了脉络。在这条脉络的指引下，可以展开对行政许可各个环节中关于公权力作用于私领域的道德和经验层面的思考，从而对行政许可制度达致缜密而完整的理解。

关键词：行政许可；逻辑结构；禁止；解禁；权利

一、研究方法及其意义

从政府管制的角度看，行政许可是政府运用公权力对个人自由、社会经济活动预防性的（preventative）、事前管制机制。行政许可作为政府经常运用的管制技术其主要目的在于预防对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可能造成侵害或影响的活动。

但在以权利为本位，以公平、正义为终极价值目标的法学中，对行政许可制度的考察则主要从权利保障的角度展开，对于行政许可这种管制手段在法规范层面上的性质，法学界的主要观点有“解禁”说或“恢复自由”说以及“赋权”说等等。一般认为，行政许可发挥的社会功能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防范过度的个人自由给公共利益造成危险和侵害；二是国家公权力对市场的适度介入以合理地配置资源。依据这个标准，可将行政许可分为两类：行为自由许可和配置财产资源许可。行为自由许可属于一般许可，其性质可用“解禁”说解释，而配置财产资源许可属于特许的范围，其性质可用“赋权”说解释。“解禁”说所支撑的一般许可是行政许可的“常态”，该学说的核心内容是将行政许可看做对法律一般禁止事项的解除，行政许可的内容是国家普遍禁止的活动，许可意味着对符合一定条件者解除禁止，允许其从事某项特定活动，享有特定权利和资格。依循这一学说，行政许可的过程在法律关系生成、演变方面表现为这样一种形式：自由——禁止（公权力作用）——许可（公权力作用）——自由的恢复。这个过程初步揭示了行政许可概念的逻辑构造。在分析实证法学的视角下，逻辑构造在规范性概念装置中处于核心的地位，为了取得行政许可概念完整而精确的逻辑构造，还须进一步对行政许可过程中每一阶段可能存在或产生的法律关系进行缜密的分析，尤其要对这个过程中两次公权力的作用所导致的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及其逻辑衔接取得精致的认识。这一分析过程可以从各类纷繁芜杂的相关法律现象中剥离出精确的、逻辑形式意义上的行政许可概念，从而将行政许可制度中公权力对私领域的介入、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个人权利义务变化这一图景清晰地展示出来。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剔除了所有的实体经验和价值成份的分析实证主义的进路尽管非常精致，但纯粹的法律实证主义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行政许可制度的完整画面，对于行政许可这一关乎权力控制、个人自由等宪政性命题的制度而言，我们尚需对公权力介入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领域的正当性、介入的范围等价值经验性命题作出解答，才可能达致对行政许可制度的深刻理解。因为任何一项完整的法律制度无不由逻辑、社会事实和价值组成，三者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有机联系，从而构成了法律制度完整的规范构造。

内容摘要：本文尝试运用美国分析法学家霍非尔德经典的分析方法，剖析行政许可过程中各类法律关系的生成和演化，理清其逻辑脉络，在法律的逻辑形式层面上阐明公权力作用下个人自由、权利的变化和范围。文章认为，逻辑构造是行政许可概念的核心结构，是研究行政许可概念的基础，它为我们准确地认知法规范语境下的行政许可制度提供了脉络。在这条脉络的指引下，可以展开对行政许可各个环节中关于公权力作用于私领域的道德和经验层面的思考，从而对行政许可制度达致缜密而完整的理解。

关键词：行政许可；逻辑结构；禁止；解禁；权利

一、研究方法及其意义

从政府管制的角度看，行政许可是政府运用公权力对个人自由、社会经济活动预防性的（preventative）、事前管制机制。行政许可作为政府经常运用的管制技术其主要目的在于预防对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可能造成侵害或影响的活动。

但在以权利为本位，以公平、正义为终极价值目标的法学中，对行政许可制度的考察则主要从权利保障的角度展开，对于行政许可这种管制手段在法规范层面上的性质，法学界的主要观点有“解禁”说或“恢复自由”说以及“赋权”说等等。一般认为，行政许可发挥的社会功能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防范过度的个人自由给公共利益造成危险和侵害；二是国家公权力对市场的适度介入以合理地配置资源。依据这个标准，可将行政许可分为两类：行为自由许可和配置财产资源许可。行为自由许可属于一般许可，其性质可用“解禁”说解释，而配置财产资源许可属于特许的范围，其性质可用“赋权”说解释。“解禁”说所支撑的一般许可是行政许可的“常态”，该学说的核心内容是将行政许可看做对法律一般禁止事项的解除，行政许可的内容是国家普遍禁止的活动，许可意味着对符合一定条件者解除禁止，允许其从事某项特定活动，享有特定权利和资格。依循这一学说，行政许可的过程在法律关系生成、演变方面表现为这样一种形式：自由——禁止（公权力作用）——许可（公权力作用）——自由的恢复。这个过程初步揭示了行政许可概念的逻辑构造。在分析实证法学的视角下，逻辑构造在规范性概念装置中处于核心的地位，为了取得行政许可概念完整而精确的逻辑构造，还须进一步对行政许可过程中每一阶段可能存在或产生的法律关系进行缜密的分析，尤其要对这个过程中两次公权力的作用所导致的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及其逻辑衔接取得精致的认识。这一分析过程可以从各类纷繁芜杂的相关法律现象中剥离出精确的、逻辑形式意义上的行政许可概念，从而将行政许可制度中公权力对私领域的介入、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个人权利义务变化这一图景清晰地展示出来。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剔除了所有的实体经验和价值成份的分析实证主义的进路尽管非常精致，但纯粹的法律实证主义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行政许可制度的完整画面，对于行政许可这一关乎权力控制、个人自由等宪政性命题的制度而言，我们尚需对公权力介入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领域的正当性、介入的范围等价值经验性命题作出解答，才可能达致对行政许可制度的深刻理解。因为任何一项完整的法律制度无不由逻辑、社会事实和价值组成，三者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有机联系，从而构成了法律制度完整的规范构造。

内容提要：本文尝试运用美国分析法学家霍非尔德经典的分析方法，剖析行政许可过程中各类法律关系的生成和演化，理清其逻辑脉络，在法律的逻辑形式层面上阐明公权力作用下个人自由、权利的变化和范围。文章认为，逻辑构造是行政许可概念的核心结构，是研究行政许可概念的基础，它为我们准确地认知法规范语境下的行政许可制度提供了脉络。在这条脉络的指引下，可以展开对行政许可各个环节中关于公权力作用于私领域的道德和经验层面的思考，从而对行政许可制度达致缜密而完整的理解。

关键词：行政许可；逻辑结构；禁止；解禁；权利

一、研究方法及其意义

从政府管制的角度看，行政许可是政府运用公权力对个人自由、社会经济活动预防性的（preventative）、事前管制机制。行政许可作为政府经常运用的管制技术其主要目的在于预防对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可能造成侵害或影响的活动。

但在以权利为本位，以公平、正义为终极价值目标的法学中，对行政许可制度的考察则主要从权利保障的角度展开，对于行政许可这种管制手段在法规范层面上的性质，法学界的主要观点有“解禁”说或“恢复自由”说以及“赋权”说等等。一般认为，行政许可发挥的社会功能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防范过度的个人自由给公共利益造成危险和侵害；二是国家公权力对市场的适度介入以合理地配置资源。依据这个标准，可将行政许可分为两类：行为自由许可和配置财产资源许可。行为自由许可属于一般许可，其性质可用“解禁”说解释，而配置财产资源许可属于特许的范围，其性质可用“赋权”说解释。“解禁”说所支撑的一般许可是行政许可的“常态”，该学说的核心内容是将行政许可看做对法律一般禁止事项的解除，行政许可的内容是国家普遍禁止的活动，许可意味着对符合一定条件者解除禁止，允许其从事某项特定活动，享有特定权利和资格。依循这一学说，行政许可的过程在法律关系生成、演变方面表现为这样一种形式：自由——禁止（公权力作用）——许可（公权力作用）——自由的恢复。这个过程初步揭示了行政许可概念的逻辑构造。在分析实证法学的视角下，逻辑构造在规范性概念装置中处于核心的地位，为了取得行政许可概念完整而精确的逻辑构造，还须进一步对行政许可过程中每一阶段可能存在或产生的法律关系进行缜密的分析，尤其要对这个过程中两次公权力的作用所导致的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及其逻辑衔接取得精致的认识。这一分析过程可以从各类纷繁芜杂的相关法律现象中剥离出精确的、逻辑形式意义上的行政许可概念，从而将行政许可制度中公权力对私领域的介入、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个人权利义务变化这一图景清晰地展示出来。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剔除了所有的实体经验和价值成份的分析实证主义的进路尽管非常精致，但纯粹的法律实证主义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行政许可制度的完整画面，对于行政许可这一关乎权力控制、个人自由等宪政性命题的制度而言，我们尚需对公权力介入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领域的正当性、介入的范围等价值经验性命题作出解答，才可能达致对行政许可制度的深刻理解。因为任何一项完整的法律制度无不由逻辑、社会事实和价值组成，三者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有机联系，从而构成了法律制度完整的规范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