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正义范文10篇

摘要：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需要哲学的指导，即要把握和利用事物的普遍联系、坚持矛盾分析法、遵循客观规律，并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公平正义的问题。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受益，才能取得不同利益的社会群体的广泛支持，才能有效地整合社会各种资源和力量，实现全社会的团结与合作，为实现国家整体目标而努力奋斗。

关键词：公平正义社会；哲学思考；普遍联系；矛盾分析法；科学发展观

中共中央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六大特征，其中公平正义是基础。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加以充分认识和深刻理解。本文试从哲学的角度对社会公平与正义进行阐释。

一、把握和利用事物的普遍联系以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

1.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广泛和谐的社会关系

实现公平正义是全社会的责任，但主要责任在政府。如果说市场行为是实现效率的主要手段，那么政府行为则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手段。我认为，在维护公平正义方面，政府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品（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公共设施）数量相对较少，不少公共品的质量不高；“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现象比较严重，权力“寻租”居高不下；政出多门的现象时有发生；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有待提高，决策失误过多。所有这些都严重损害政府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也严重影响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

一、公平正义的思想理念

长期以来，公平和正义是整个人类社会所共同寻求的价值理念和目标，也是人类自古以来所追寻的理想生活境界，更是人类社会在其发展历程中的不懈追求与理想。公平、正义的概念源自古希腊，由古希腊的哲学家毕达格拉斯首次提出，其将法律视作此种正义理念的集中展现，遵守公平的法律即为遵守正义。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则提出公平即是和谐，正义更是位于“四主德”中的首位，所谓“正义”即为履行自身的义务，将正义视作社会与个体的“善德”。亚里士多德则表示公正主要存在两种类型:普通的公正和特殊的公正。伊壁鸠鲁则是社会契约学说的创始人，其认为公平和正义属于人类相互协定所形成的事物。随后，诸如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著名近代启蒙思想家也从各个层面分析和讨论了公平正义。空想社会主义论的代表人物傅立叶、欧文和圣西门等则将公平和正义视作理想社会的主要目标之一。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阐述了正义的两大原则：“其一，秉承平等的理念，分配各项基础的权利与义务，即公民自由平等的原则；其二，在财富与权力失衡的条件下，为了彰显正义，必须补偿收益最少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即差别原则。”综上所述，公平和正义既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所公认的价值理念。

二、生态文明中的公平正义

生态文明中的公平正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代内、代际、种际公平正义。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紧密。（一）代内公平正义。代内公平正义，即为代内全体成员所具有的权利是公平的，不论其国籍、性别、种族、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均享有开发自然资源，共享洁净、美好环境的权利。代内公平也是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之一。从历史和现状来看，代内不平等的情况非常严重。发达国家将发展中国家视为转嫁污染的“垃圾场”，他们的大部分财富源自于抢夺和侵占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自身忽视生态环境而一心寻求迅速地发展，通常加剧了自身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而威胁到全人类的长远生存和发展。代内公平则要求一个国家在开采和使用本国生态资源的过程中，必须顾及别国的需要，同时必须思考国家彼此间应该怎样分配生态保护的职责义务。此种公平是相对于以往和现状而言的一种公平，而相对而言，另一种公平，即倡导所有国家无差别地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实际上才是有失公平。联合国在其于1992年举行的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则将代内公平原则视作会议的一大核心，赢得众多全球性公约和文件的认同。要想真正实现代内公平是一个充满政治、经济、社会困难的长远过程，必须重新调整各国利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伙伴关系。（二）代际公平正义。代际公平正义学说则由美国国际法专家爱迪•B•维丝首次提出。重点阐述了当代人及其后代在开发自然资源、满足个人需求、寻求生存和发展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换而言之，当代人应该为其后代的长远发展，预留必须的生态和环境资源，属于可持续发展观的一大基本原则。“托管”则是代际公平学说的一大基本理念，其指出当代人是其后代人的受托者，受其后代的委托，当代人必须保护自然环境，为后代留下完好的地球。代际公平主要包含了三大核心原则：其一，“保存选择原则”，即为当代人必须为其后代，留下多元化的生态和文化资源，不得制约后代的权利，确保后代能够同当代人一样，享有便于选择的多样性；其二，“保存质量原则”，即为现代人必须确保环境品质，从而为后人提供更为优质的自然环境，换而言之，当代人并未破坏自然环境；其三，“保存接触和利用原则”，当代人享有公平接触和利用前人遗产的权利，同时也具有为其后代留存接触和利用的义务，换而言之，当代人享有利用和获益前人留存的资源的权利，但同时必须予以保留，确保后代同样可以获得其留存的资源。代际公平学说身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国际法界赢得了普遍的认同，并且直接或间接获得了众多全球性公约的承认。（三）种际公平正义。种际公平正义，即为地球上的各个物种与人类相同，享有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享有开发和利用生态资源的权利，寻求共同的生存和发展是其最为根本的需求。美国学者AlaoLeopold主张应将人“从大地这一共同体的征服者转变为这一共同体的平凡的一员”，皮特•欣格则进一步宣扬“所有的动物是平等的。”这些主张都是要我们对生命物种的价值和生存权利予以重视，不再从纯粹经济主义的角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我们要尊重自然界其他形式的生命，保护生命类型的多样化；其二，必须遵守自然规律，确保各种生物均能够获得生存的条件；其三，营造优质的自然环境，为地球的所有物种构建和谐共处的家园；其四，必须同自然环境间维持和平共存、彼此促进，共同发展的状态。

三、生态文明中的不公平

长期以来，人们在环境保护领域获得了诸多的成效，然而当代生态方面仍旧出现了诸多有失公平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仍大量存在对自然资源涸泽而渔式的开发和利用，资源枯竭、生态恶化进一步向下一代延递。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障碍之一即是公平观念的缺位和生态治理机制的不公。（一）环境污染转移。目前，环境污染转移大部分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一些发达国家利用全球投资、进出口贸易等方式，将大批的污染较为严重的产业搬迁到第三世界及发展中国家，以免本国的生态环境免遭到破坏。表面上看，发展中国家借由发达国家的高消耗、高污染企业产业转移谋求经济的迅速繁荣，看似是一种互惠共利的局面，然而站在环境保护的层面来说，却侵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数年间，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高科技电子垃圾在世界各国间的转移现象也越发的普遍和频繁。（二）资源利用和生态责任担负不公。在工业化进程中，发达国家耗费了地球上的大量生态资源，形成了大量的污染物。古往至今，发达国家均是地球环境污染的重要责任人，然而众多的发达国家却否认了此种论点，反过来将破坏自然环境的责任归结到发展中国家身上；又或者在认同此论点后却使出各种手段躲避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义务，拒绝上调其在环境治理方面的经费标准。倘若发达国家不断地过度利用地球上的生态资源，不断地转移污染，则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则为了寻求自身的生存，而被迫不断地采用损害环境的消极手段实施生产活动，由此便出现了恶性循环，最终对地球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工作带来巨大的阻力。（三）贸易绿色壁垒滥用。从客观上看，在国际贸易中采用环保标准，是当前应对环境问题，加快环境治理的主要方式，同时有效地组织了非环保产业的全球转移。然而实际上，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两者在科技、经济和环保等方面均存在着尤为明显的差距，倘若在国际贸易中执行无差别的标准，势必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侵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其一，发达国家占据了大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同时将大量的污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其二，发达国家利用绿色贸易壁垒，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进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由此巩固其在全球多边贸易中的主导权，显然属于一种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

2007年2月26日，国务院总理发表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重要文章。首度定义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任务是实现公平正义和发展生产力。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再次重申了该文提出的重要观点，并且明确指出，推进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我们的两大改革任务。我认为，这一智慧凝练的新鲜提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现代执政理念。

在对待贫富差距问题上只能遵循两大原则

在对待贫富差距的问题上，只能遵循两大原则。

其一是差别原则。

报酬的获得不仅在于拥有生产资料等可以让渡的资源，而且还有通过发挥个人的不可让渡的天赋。虽然报酬是根据个人的天赋及其运气来分配的，但是，所得的比重应当倾向于足以弥补受训练、受教育以及利用天赋来帮助不幸的人所花费的代价。马克思也强调过这一点，即“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

其二是机会原则。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大家好！

我来自安国市检察院，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点滴小事折射公平正义》。大家都知道，“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正在全国检察机关如火如荼的开展，抓学习提高知识，组织讨论提高思想境界、抓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抓服务树立执法形象，成为我们工作中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做为安国市检察院的一分子，我真实地感受到这场教育活动给我院带来的清徐之风。全体干警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三个代表”，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几件小事一一闪现在我眼前。

检察长有了压力感。我院检察长张建均同志今年45岁，自95年起先后在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工作到目前可算一位老政法了，在这次教育活动中，为提高干警素质，院里启动了“每周一课”工程，即“领导当老师，干警做学生”，每周五学习日，由班子成员轮流为干警讲课。张检选定的讲课内容是“侦查策略和技巧”。在全院干警会上，他深有感触地说：“虽然我从事政法工作多年，但真正站到三尺讲坛当老师，还真感觉到有些底气不足，我要加紧学习检察理论和实践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争取不光做你们合格的领导，更要做你们合格的老师”，几句质朴而实在的话赢得了干警们热烈掌声，而干警们从这几句话中也体味出这样一种含义：不学习，就跟不上形势发展；不学习，就不能做一名领导信任、群众满意的合格检察官；不学习，就会被社会所淘汰。学习也是工作，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胸怀这种信念，干警们投身学习，主动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大大增加。

危险面前显本色。镜头又拉到了5月12日，一条爆炸性新闻在整个安国迅速传开，我市光明街村民乔更新因发烧在中医院治疗无效后被先后转至河北省第二医院和河北省胸科医院诊治，最后被确诊为非典病例。而此前，由于我市中医院未按规定上报及采取必要防护措施，致使和乔直接接触被一代隔离者40余人，加上第二、第三代被隔离共达1000人，消息传来，整个安国陷入了恐慌之中。在此危急时刻，按市委指令，我院立即成立了以张建均检察长为组长的5人办案组，于5月12日上午对此案展开初期调查，深入到安国市中医院发热门诊隔离区、民兵训练基地隔离区及安国市中医院进行调查。张检亲自对主要涉案人赵志坤和李树通进行讯问，因为天热，身穿厚厚防护服，眼戴防护镜，隔离室又没有桌椅，讯问和记录都是站着进行，不一会儿，他们头上就滴下汗来，眼罩上也集满了湿气，但这丝毫没影响他们办案的情绪，为把案件办细，办好，办扎实，他们坚持进行了细致的询问，不放过每个细节。就这样，从上午8点一直到下午4点。结束后，又根据掌握的新情况分头到中医院及防设站等处找有关人员调查核实固定有关证据。等他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单位办案点，已是晚上12点多。可是，特殊时期，他们劳累一天后吃上的不是丰盛可口的饭菜，而是一碗开水冲泡的方便面和一块面包，不能回家回单位在舒适的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而只能几个人蜷缩在办案的囚车上凑和一宿了事。第二天又投入到了紧张的调查取证工作中。在办案组干警夜以继日，不辞辛苦的工作下，仅用了2天时间就提取物证、书证50余份，讯问、询问相关人员27人，很快查清了此案，并于5月17日对安国市中医院原院长赵志坤，原副院长李树通以涉嫌玩忽职守罪，中医院护士乔小兰以涉嫌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决定逮捕，并在电视台予以通报，消息传出，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拍手称快。

制假贩假法不容。非典突袭，万民惶恐，急急寻求预防救护的办法，随着中央电视台防非典处方的公布，我市中草药价格一路飚升。然而，少数黑心商人不是抓住商机靠勤奋致富，却瞄准了制售假药这样一条黑路子，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违反了公平诚信的交易法则，同时也严重危害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对此，我们坚持八个字“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安国市观音堂村邵新民非法在自己家中生产中药材淡豆豉1600公斤，价值4.8万元，公安机关立案后我院就先行派出侦查监督科和公诉科负责人共同提前介入此案，事先掌握第一手情况，并适时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在公安移送我院批捕后，仅用一个小时就做出了批捕决定。5月3日移送我院审查起诉后，办案干警加班加点阅卷提审写起诉书，仅4小时就起诉到法院，最后被告人被从快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48000元。

服务大局保稳定。严格执法，加强办案本是检察机关为党的工作大局服务的题中之义。然而，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给我们注入了新的执法理念，要服务大局，不仅仅是严格执法，加强办案，而是把检察工作自觉地纳入到党的工作大局的目标之中，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通过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更好地体现公平与正义，让党和人民满意，检察事业才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院在市委领导下妥善解决上访老村郭北庄问题，使该村由乱而治的事实就是对这一理念的真实诠释。郭北庄村自95年起就没有班子，主要划分为四个较强的宗派势力，多年来，各派之间斗争不断，争战不止，成为上访告状的老村，也成为影响全市社会稳定的一个根源。为解决郭北庄村问题，八年间，我市曾先后派出四个工作组进驻该村，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今年四月中旬，在非典肆虐之际，我院正是用人之时，但为配合市委搞好村遗留问题清理工作，我院派出了副检察长张利民等5名同志分别参加市委的5个下乡工作组。其中，张利民同志带队带领法院、司法等部门7名同志进驻郭北庄村，立即着手开展工作。先是抓住主要矛盾，仅用8天时间查清了前四任原村支书记经济及违纪等问题，依法做出处理，平息了村民上访态势，比市委要求一个月的期限提前22天。紧接着在广泛走访，摸排情况，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确立了班子候选人，并严格按程序组织了选举，顺利产生了新一届村委班子。到此，他们并没有就此放手，而是坚持把新班子扶上马送一程。积极帮助新一届班子搞好舆论宣传工作，消除过去的村风不正，上访无序状况，使群众的思想逐步统一到发展经济上来；同时，积极妥善的解决涉及群众根本利益的农业税问题，支持党支部积极运作，促使承包该村土地的砖厂交纳承包费，由村从承包费中集体交纳农业税，减轻了群众在税赋方面的负担，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由于我们工作人员，服务党的工作大局意识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工作到位，终于使一个几年扶不起的烂摊子初步有了生气，使群争不止、一盘散沙的村民抱成了一团儿，为此，市委、市政府专门通报点名表扬我院工作组。而郭北庄村民和我院之间也建立了一种鱼水情，真正实现了党和人民双满意的目标。

“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演讲稿

点滴小事折射公平正义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大家好！

我来自安国市检察院，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点滴小事折射公平正义》。大家都知道，“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正在全国检察机关如火如荼的开展，抓学习提高知识，组织讨论提高思想境界、抓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抓服务树立执法形象，成为我们工作中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做为安国市检察院的一分子，我真实地感受到这场教育活动给我院带来的清徐之风。全体干警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三个代表”，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几件小事一一闪现在我眼前。

检察长有了压力感。我院检察长张建均同志今年45岁，自95年起先后在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工作到目前可算一位老政法了，在这次教育活动中，为提高干警素质，院里启动了“每周一课”工程，即“领导当老师，干警做学生”，每周五学习日，由班子成员轮流为干警讲课。张检选定的讲课内容是“侦查策略和技巧”。在全院干警会上，他深有感触地说：“虽然我从事政法工作多年，但真正站到三尺讲坛当老师，还真感觉到有些底气不足，我要加紧学习检察理论和实践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争取不光做你们合格的领导，更要做你们合格的老师”，几句质朴而实在的话赢得了干警们热烈掌声，而干警们从这几句话中也体味出这样一种含义：不学习，就跟不上形势发展；不学习，就不能做一名领导信任、群众满意的合格检察官；不学习，就会被社会所淘汰。学习也是工作，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胸怀这种信念，干警们投身学习，主动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大大增加。

危险面前显本色。镜头又拉到了5月12日，一条爆炸性新闻在整个安国迅速传开，我市光明街村民乔更新因发烧在中医院治疗无效后被先后转至河北省第二医院和河北省胸科医院诊治，最后被确诊为非典病例。而此前，由于我市中医院未按规定上报及采取必要防护措施，致使和乔直接接触被一代隔离者40余人，加上第二、第三代被隔离共达1000人，消息传来，整个安国陷入了恐慌之中。在此危急时刻，按市委指令，我院立即成立了以张建均检察长为组长的5人办案组，于5月12日上午对此案展开初期调查，深入到安国市中医院发热门诊隔离区、民兵训练基地隔离区及安国市中医院进行调查。张检亲自对主要涉案人赵志坤和李树通进行讯问，因为天热，身穿厚厚防护服，眼戴防护镜，隔离室又没有桌椅，讯问和记录都是站着进行，不一会儿，他们头上就滴下汗来，眼罩上也集满了湿气，但这丝毫没影响他们办案的情绪，为把案件办细，办好，办扎实，他们坚持进行了细致的询问，不放过每个细节。就这样，从上午8点一直到下午4点。结束后，又根据掌握的新情况分头到中医院及防设站等处找有关人员调查核实固定有关证据。等他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单位办案点，已是晚上12点多。可是，特殊时期，他们劳累一天后吃上的不是丰盛可口的饭菜，而是一碗开水冲泡的方便面和一块面包，不能回家回单位在舒适的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而只能几个人蜷缩在办案的囚车上凑和一宿了事。第二天又投入到了紧张的调查取证工作中。在办案组干警夜以继日，不辞辛苦的工作下，仅用了2天时间就提取物证、书证50余份，讯问、询问相关人员27人，很快查清了此案，并于5月17日对安国市中医院原院长赵志坤，原副院长李树通以涉嫌玩忽职守罪，中医院护士乔小兰以涉嫌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决定逮捕，并在电视台予以通报，消息传出，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拍手称快。

本文作者：喻中工作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语境下，公平正义主要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都可以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公平地享有权利，公平地承担义务；全体社会成员的正当权益都能够得到合理的、平等的保护，都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实现。公平正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目标，应当在社会主义法治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体现出来。应当在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法治实践中，采用不同的法律机制，共同促成公平正义的实现。从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来看，不同类型、不同领域内的公平正义，可以借助不同的法律机制来实现。对公平正义进行分类考察，最早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他说：“具体的公正及其相应的行为有两类。一类是表现于荣誉、钱物或其他可析分的共同财富的分配上的公正（这些东西一个人可能分到同等的或不同等的一份）。另一类则是在私人交易中起矫正作用的公正。”[1]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康德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可以把公共正义分为保护的正义、交换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2]综合亚里斯多德、康德关于公平正义的分类思路，我们可以把公平正义划分为三种类型：分配正义、交换正义和矫正正义。因此，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律机制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剖析：分配正义的法律机制、交换正义的法律机制和矫正正义的法律机制。

一、分配正义的法律机制

要实现公平正义的理念，第一个环节就是分配正义。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学者罗尔斯冥思苦想的“正义论”为什么能够风靡整个西方学术界，进而在全世界广泛流传？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说出了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对于分配正义的普遍渴求，因而引起了持续而广泛的共鸣。从表面上看，财富、资源、机会的分配是一个比较专业的经济学问题；从实质上说，它也是一个典型的法学、法治问题。因为，无论是在法的创制环节，还是在法的实施环节，几乎都是围绕着财富分配这根轴心而展开的，这正如马克思的名言所揭示的：“利益占了法的上风。”[3]一方面，立法的实质，就是对初始财富的分配。在20世纪上半叶的革命战争年代，经常出现“打土豪，分田地”的事例——这里所说的“分田地”，就是财富的分配。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其他的法律可以暂缓制定，以“分田地”为核心的《土地法》总是必不可少的。原因就在于，土地是革命根据地最重要、最基本的财富；只有通过法律把土地分配下去，才可能建立起革命的秩序，才可能实现革命的目标。近年来，我国立法领域内最受人诟病的问题之一即为“部门立法”，或曰“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这种立法异化现象的症结，就是以立法的形式，来维护、扩张特定部门的经济利益。无论是过去的“土地立法”还是现在的“部门立法”，都说明了一个规律：立法的核心就是财富的分配。用一句更通俗的话来说，立法就是分清楚：哪些财富是你的，那些财富是我的。只有“定分”才可“止争”，只有通过立法对财富进行分配，才可能建立起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正是因为立法对于社会生活秩序具有巨大的塑造作用，因此，立法过程中的分配正义是实现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与基础。另一方面，立法过程的结束、法律文件的颁布并不意味着财富分配任务的完成，或者说，仅仅通过立法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财富分配的所有问题。原因在于，立法主要是对初始财富的界定，初始财富界定之后，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生产技术和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尤其是随着生产和经营活动的持续展开，财富就会持续不断地增长，新增的财富甚至会远远超过立法之时予以界定的初始财富，而这些不断新增的财富也需要进行分配。从法律上看，新增财富的分配过程，其实质就是法律的实施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增财富分配过程中的公平正义，构成了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环节。以上两个方面表明，财富的分配既贯穿了法律的创制及实施环节，其实也可以体现法律实践的核心价值。如果分配财富的法律是公正的，而这些法律又能够得到严格的遵守与实施，那就意味着，既实现了财富分配的正义，公平正义的核心问题、焦点问题又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平正义的实现与分配正义的要求是一致的，或者说，从分配正义的角度切入，更有助于实现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对于当前的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来说，从何着手，才有助于实现分配正义的目标？回答是，现行宪法已经提供了基础性的资源。按照《宪法》第6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条宪法规范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宪法所确认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其核心是公有制；二是应当创造性地落实的具体制度，那就是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宪法》第6条规定的这种分配制度，虽然已经为分配正义的实现提供了巨大的制度空间，但是，在这个巨大空间的内部，却显得有些空荡。支撑这个分配制度的法律构架是什么？如何通过法律确保按劳分配的实现？多种分配方式如何并存？它们之间的衔接机制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与法学理论中，几乎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展开。一座法学和法治的富矿，还在重重叠叠的学术迷雾中沉睡。因此，在当前的背景下，唤醒这个直指分配正义的宪法条款，让这个宪法条款发挥出应有的力量，既有助于实现分配正义，更是通往公平正义的便捷之路。

二、交换正义的法律机制

与分配一样，交换既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概念。与分配正义一样，交换正义也是实现公平正义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法律保障交换正义，同样构成了迈向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关于交换正义，马克思在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已经有所论述。在这篇文献中，马克思主要批判了那种异化了的、有违正义的交换：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普遍盛行的劳动与资本的交换。马克思指出：“工人和资本家的交换是简单交换；双方都得到一个等价物，一方得到的是货币，另一方得到的是商品，这个商品的价格正好等于为它支付的货币；资本家在这个简单交换中得到了使用价值：对他人劳动的支配权。”[4]正是这种远离正义的交换，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靶子。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避免不公平、不正义的交换呢？在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如何在交换领域促成公平正义理念的实现呢？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通过法律维护契约自由，是交换正义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在缺乏契约自由的法律环境中，主体没有自主性，平等的商谈与对话无法展开，交换正义难以实现。从理论上看，梅因的著名论断——“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5]已经表明，契约自由观念及其实践的形成，既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它同时也有助于促成交换领域内的公平正义。从实践来看，当代中国的法律实践已经对契约自由的原则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譬如，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第3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第4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5条）等等。在《合同法》总则部分中载明的这几个条款，其核心旨趣就是维护契约自由。依照契约自由原则展开的要约、承诺，有助于保障交换过程的公平正义。反之，“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则属于无效合同（第52条）；“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则是可以撤销的合同（第54条），因为它们违反了契约自由的精神。以《合同法》为代表的法律文件，特别强调了契约自由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在法治实践过程中的实施，有助于促成公平正义理念在交换领域内的实现。另一方面，通过法律规范政府干预，也是交换正义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契约自由虽然构成了交换正义的必要条件，但却不足以成为交换正义得以实现的充分条件。譬如，在交换双方中，如果有一方居于垄断地位，另一方就不可能享有真正的契约自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交换领域内的正义，还需要政府的适当介入，政府通过消除垄断的方式，可以为交换正义提供法治保障。在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反垄断法》第3条专门规定，凡是“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以及“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的行为，都是需要预防和制止的垄断行为。反过来说，如果政府不通过法律消除这种垄断行为，垄断企业的经营者就会极大地限制其他经营者、众多消费者的自由与权利，垄断企业的经营者与其他人之间的交换正义就不可能实现。再譬如，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换之所以缺乏公平正义，其法律根源就在于：没有《劳动法》为劳动者提供的特别保护，没有政府设立的劳动监管机构的介入，资本家对工人的绝对支配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以《反垄断法》《、劳动法》为代表的经济法、社会法，主要就是借助政府干预的方式，来维护、保障交换领域内的公平正义。可见，交换正义作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它的实现离不开法律提供的有力保障。为了从法律上维护交换正义这样一个基本的价值目标，近现代以来，西方社会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19世纪，亚当•斯密特别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强调以“看不见的手”来调整交换领域，主张把价值规律作为支配经济的唯一手段。与之相适应，在法律制度的供给上，就特别信奉契约自由，把交换的领域完全交给市场上的主体，政府以“最小政府”的姿态，远远地退缩到交换领域的边缘地带，甚至退缩到交换领域之外。然而，事实证明，仅仅依靠维护契约自由的法律机制，并不足以形成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之恶”的批判，已经对那种缺乏公平、没有正义的交换做出了入木三分的揭示。正是在资本主义越陷越深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的泥淖中，在20世纪上半叶，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应运而生，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以政府干预为核心的法律，以及保护劳工的福利立法，才开始全面兴起。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对经济、对社会的宏观调控，强调运用“看得见的手”来调整交换领域，主张政府不应当在交换领域内缺席，政府应当在交换领域中有所作为，其目的就在于，通过政府干预的法律形式，保障人类在交换领域内的公平正义。凯恩斯主义也由此充当了振兴资本主义的一剂灵丹妙药。然而，过度强调凯恩斯主义也有其弊端，因为它可能造成政府对交换领域的过度干预，从而使经济裹足不前。因此，作为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弹，在里根时代，新自由主义再次复兴。但是，到了克林顿时代，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又浮现出来，在困顿中，人们又想起了凯恩斯主义。通过这条线索的梳理，可以看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交换领域，近现代以来，一直是在斯密与凯恩斯之间摇摆着走过来的，走出了一条“之”字形的寻求交换正义之路。在社会主义背景下，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经过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的反复探讨，当代中国既承认市场经济的正当性，同时又承认政府干预的正当性，既有以《合同法》为代表的保障契约自由的法律形式和法治实践，又有以《反垄断法》为代表的规范政府干预的法律形式和法治实践，这就为交换领域内实现公平正义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法律保障。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突出位置，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是重要环节。发挥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关键在于各级司法机关和广大司法人员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切实做到公正司法。

牢固树立法律极大权威的理念。树立法律极大权威的理念，就是要树立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的理念。在我国，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体现，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树立法律极大权威理念，与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始终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能以权压法、以言代法、干扰执法，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忠于法律、尊重法律、敬畏法律、服从法律、信仰法律，切实做到以法律为准绳，以树立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司法人员只有牢固树立法律极大权威的理念，才能打牢公正司法的思想基础，自觉在司法实践中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维护人民利益，保障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大力提升司法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是要由人来执行的，执法者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执法行为、影响着执法效果。实践证明，执行法律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法律技术和法律操作行为，司法人员也不是被动执行法律程序的机器，在司法活动中完全排除自由裁量权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也就是说，司法并非纯粹的客观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司法人员的主观活动。如果司法人员思想道德素质低下，就可能错误使用甚至滥用手中权力，破坏社会公平正义，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此，以公正司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大力提升司法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各级司法机关应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把提升司法人员的道德品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教育和引导广大司法人员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司法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提高了，“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等就可以得到有效遏制，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就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不断完善司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坚持公正司法，既要靠教育，更要靠制度。从理论上讲，只要司法人员具备了职业素质和优秀品德，公正司法就有了必要条件，但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事实上，不是每一个司法人员都能做到品德高尚、公正无私，现实生活中难免会有人企图以权谋私、徇私枉法。这就需要通过完善司法制度来防止权力被滥用、法律被亵渎、公正被践踏。只有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使法律所蕴含的利益与正义、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等基本价值追求充分体现在司法制度之中，才能最大程度地使司法人员在执法之时不枉不纵、不偏不私。为此，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诉讼、检察监督、刑罚执行、司法鉴定、公开审判等制度，使司法人员严格依据法定原则、权限和程序进行执法活动。对于那些徇私枉法、失职渎职的司法人员，必须严格追究其法律责任。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中国古代对大同的理解，然而，青灯红豆，一叠如山，岁月的黄沙遮住了大同的完满，也让我有些看不清楚你-和谐社会。

我突然想起了王赋余案，一个底层罪与罚的正义之辩。王赋余是弱势群体的一个成员，受到社会的一种势力不公正的凌辱，最后走投无路了，就采取了非常极端的手段，构成了严重的刑事犯罪，不错，这与79年的蒋爱珍案十分相似，这种人命运的详细性，一方面可以看到人性中弱者反抗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我感到很可悲，过了十几年了，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不是孤立的个案，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的社会让王赋余觉得在高墙内比打工还要好，因为“不受骂，不挨打，有人权。”如果弱势者权利保障机智确实或者失败，能不能把犯罪的责任全部推给王赋余？国家，社会，王赋余，如何分摊责任？当我们听到他说到：“我就是想死。死了总没有人欺负我了吧。”这时，我不禁要问，他为什么会这么绝望，他代表的一部分农民工为什么会这么绝望？

其实道理很简单，他的对手非常强大，甚至一个包工头对他来说就好像一个专制君主一样，说给钱就给钱说不给就不给。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他太弱了。他弱，是因为没有知识，没有财产，没有权利么？这都是次要的，关键是他没有一个组织的表达，没有一个制度性的表达途径。比如王赋余去找法院，审理的时间将非常长；他去找劳动部门，劳动部门可能也帮不了他太大的忙。那他还能不能去找别人呢？没有别人了，所以他只有自救，自救的途径不一定很有效，而且容易犯罪。

什么叫弱势群体？不是看群体人数的多少，而是看他能不能系统的表达他的声音，是不是能让他的声音教快地被决策者听到。是不是他的声音能被决策者考虑。决策者不是非等到闹出乱子了，酿成事件了，才注意到这些问题，这不是现代社会好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

最大的正义就是让弱势群体享有和其他公民同样的权利。其实，享有权利仅仅是个形式，享有权利不等于什么都得到了，他们可能仍然一贫如洗，但要有恩的尊严，被当做人来看待，这是最大的正义。社会注意和谐社会必须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事实证明，一个嫌贫爱富，只说空话不做实事的政府，决不会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政府，一个人心浮躁情绪消极工作疲倦的政府，决不会是高效的政府，一个群众有话无人听，有冤无处诉有难无人抚的地方，决不会是和谐稳定的地方。

我并非批判我们的政府，相反，我对她充满了信心，相信她必将建设成为一饿服务型，开放型，责任型，与法制型的政府，因为她一直努力，并且必须努力，唯有如此，才能让任命觉得社会依旧年轻，依旧令人有所梦，有所爱，而不仅仅是有所赢，有所赚。而我们呢？作为21世纪建设祖国与社会的新鲜血液，我们更应该明白，肩上担子的分量，而这决不是我们生命中不能承载之中，最后，我想以一句话与诸位共勉：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届**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追求，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没有公平，社会就不可能和谐；没有正义，社会就不可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解决好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改革开放加速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一些不和谐因素。如城乡、区域、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农村教育医疗、农民负担、资源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也都凸现出来。因此，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运用法律、经济等多种手段，抑制不公平现象，遏制非正义行为，努力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要准确把握社会公平正义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既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也是人们评价政治文明的尺度，更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一要明确公平不等于平均主义，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二要明确，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应当遵循“有益于多数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最终有益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的原则。三要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中实现公平，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同时，统筹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加大调节再分配的力度，着力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分化和失衡问题，让各个阶层的人尤其是弱势群体都能在社会经济繁荣与发展中受益。

要夯实社会公平正义的物质基础。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必须具备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新世纪新阶段，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根本途径，是努力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创造必要的物质财富。结合沈阳的实际，只有坚持大发展快发展，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保持社会财富增加，全体社会成员收入水平的提高才有物质基础。国家也必须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调节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贫困地区人民早日摆脱贫穷，并通过福利、救济等办法来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同时还要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沈阳近年来采取了许多措施办法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同时，通过大力招商引资，发展项目经济，扶持县域工业，这不仅是加速城市发展的战略举措，也是长远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市委、市政府决定2007年为“创新年”，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服务业发展创新，也将为沈阳人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还要加快推进各项改革进程，重点抓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进从全能型、管制型政府向管理型、服务型、法治型政府转变。特别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搞好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上，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彻底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不足和学生就学问题，从起点上解决城乡机会平等。

要努力拓展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平台。近年来，沈阳各项社会保障和城乡社会福利救助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较好地保障了广大干部职工和城乡贫困群众的生活，维持了社会大局的稳定。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还应进一步建立城镇下岗职工保险就业和特困群体基本生活保障长效机制。目前沈阳市政府已建立以零就业家庭为重点的长效机制。劳动保障部门正整合资源，加大投入，注重创新就业培训体系，不断增加就业总量。同时在沈阳全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已初步建立情况下，应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并通过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要通过立法建立社会公平正义的监督保障制度。促进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在诸多手段中，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当前，我国社会公平正义不同程度的缺失，主要表现为社会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侵害，其原因是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制度。通过立法建立监督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例如，把对权力的科学配置与对干部的有效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切实加强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加强对容易诱发腐败的重点环节和重点部门的监督，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运行。再比如，建立推行政务公开制度。要使老百姓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特别是诸如医院、学校、通讯、水、电、气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单位、部门和行业，都应当推行办事公开制度和听证制度。加强社会监督，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真正加快和谐社会建设。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之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社会公平正义是历史的、具体的和相对的

公平正义是人们对社会经济关系种种现象的反映和评判。这种反映和评判是由发展变化着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因而是历史的、发展变化的。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经济关系抽象地看待公平正义，把它当成某种永恒不变的原则。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公平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即使在同一种社会制度下，不同的阶级由于阶级利益的差别，对公平正义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认为资本获得利润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最公平不过的；但在工人看来，利润是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偿占有的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剥削，是不公平的。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平正义标准同一切剥削制度有原则区别。当前，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领域，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制度。我们的公平正义标准必须反映并适应这样的社会经济关系。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抽象地讨论公平正义问题。

公平正义是一个具体的范畴，在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公平正义的具体内涵不尽相同。以分配公平为例，在经济领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遵循的是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实行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由此必然产生收入差距。如果在竞争起点上，实现了权利、规则、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一视同仁，那么这种收入差距应该说是公平的。我们所要反对的是破坏和背离公平竞争的环境、秩序而带来的收入差距。但在社会领域，公平的标准则与此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必须满足所有社会成员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社会领域不能照搬等价交换、优胜劣汰的原则，而应当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作为社会公平的尺度。在社会领域，我们必须在再分配方面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不同阶层的收入进行调控，缓解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并实行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所有成员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

公平正义是一个相对的范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绝对公平只存在于人们的观念、幻想中。现实世界是千差万别的，尽管我们强调权利、规则、机会、分配的平等，但由于客观情况错综复杂，在实际生活中只能求得大致的公平。公平的实现还受到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程度的制约，不能一蹴而就。历史只能提出和解决它能够解决的问题。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人们的善良意愿，而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完善的程度。也就是说，社会公平正义不能超越社会历史条件，只能逐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