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原则范文10篇

摘要:公平原则是民法中一直被要求遵循的古老原则，其突出强调评判民事活动的伦理性;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总结、提炼出的有关参与民事活动所应遵守的基本准则和规范，是对民事活动最朴素、最根本的认识，对其他民法原则起着指导和统率的作用，对于推动民法的发展和演进也起着重要作用;在实践中发挥了立法基础、行为指南、司法指针及漏洞补救的功能因而成为民法的最高原则，但公平原则并非无可挑剔，其依然存在不足之处，笔者试图通过对公平原则的概念、含义、意义等方面的阐述，探讨如何在实践适用中对其进行完善和加强。

关键词:民法;公平原则;适用问题;分析完善

一、“公平”的概念和法律含义

(一)“公平”的概念

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孕育和创造了最早的有关公平原则的观念与理念。正如前人们所说的那样，至今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的现代宪政理念，如有关公平正义、尊重宪法、崇尚法律的思想，最早都发源于古希腊思想家对其与城邦国家各种相关制度的考虑或思考。对于公平一词的解读存在多种看法，但从本质上讲，公平的理念本为人们道德思想的基本规范，评判其是非的标准应从社会正义的角度，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和公认的价值观和利益观为原点，依据对事实认识的基础上作出合理与正直的判断。

(二)“公平”的法律含义

摘要：作者认为，民法中的公平原则作为一个伦理性原则，是民事习惯和民事传统的高度概括和升华，反映了社会主体对民法的最直接、最质朴的要求，因而成为民法的最高原则，这一原则对于推动民法的发展和演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与其它民法原则的关系上，公平原则对其他民法原则起着重要的指导和统率作用。中国未来民法典的制定必须切实树立公平至上的理念，把民法真正视为公民权利的保护神，视为公平、正义等理性的化身。

关键词：民法伦理;民法原则;公平至上;民法典;法律继承与移植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完善，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对于社会公平的要求也就愈来愈强烈。公平既是一个伦理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法律概念。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公平既是法治与道德有机结合的需要，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和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追求社会公平和公正的诉求和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公平的实现水平成为衡量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对目前我国正在制定的民法典而言，是否能够充分体现公平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该法典的优劣和成败。

一、对民法公平概念和公平原则的历史考察

（一）公平概念的法律含义及其伦理意义。公平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制度。美国当代政治学家萨拜因认为：“很多近代的政治观念——举例说，诸如公道、自由、立宪政体和尊重法律等——或至少是这些观念的定义，都起源于希腊思想家对城邦制度的看法”。[]在各国的法律发展史上，公平在法律制定和法律实施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往往把公平看作是法律的同义语”，法院也被称为“公平之宫”。[]但要想给公平下一个十分确切的定义却是非常困难的。对于法律上所说的公平有人认为就是正义，是法律的最高价值。[]这里的公平被作为法律的理想状态。有人认为“公平的含义也就是平等”。[]有人认为公平就是分配正义。[]实际上公平本为道德规范，其判别是从社会正义的角度，以人们公认的价值观和公认的经济利益上的公正、合理为标准来加以确定的。在我国，公平并不是一个舶来品，而是源生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伦理理念的主要表达方式。《管子•形势解》：“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东汉许慎的字书《说文解字》对于“公”的解释就是“平分之，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这实际上是广义的公平的概念，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第5卷中所说用作一切美德的同义语的公平。这种意义上的公平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规范，主要是作为一种社会理念而存在于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当中，其判别主要是从社会正义的角度，以人们公认的价值观和公认的经济利益上的公正、等价、合理为标准来加以确定的。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公平理解为正义的同义语，或者说正义是公平的实现结果，对此美国著名哲学家罗尔斯认为：“由于所有人的处境都是相似的，无人能够设计有利于他的特殊情况的原则，正义的原则是一种公平的协议或者契约的结果。”[]狭义的公平又可以区分为“分配的公平”和“矫正的公平”。“前者是指利益、责任、社会地位等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主要考虑参与分配的人们功德方面的差异，强调的是与某种标准相对称的分配比例。“后者是指在社会成员之间重建原先已经建立起来、又不时遭到破坏的均势和平衡。”[]在公平和正义的关系上，“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例如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只要其结果能给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它们就是正义的。”[]法律或法官的作用就是恢复原状，命令由于违反契约或因不当行为而获利的一方向遭受损失的一方作出数量相等的赔偿以实现这种矫正的公平。

以上这些公平概念给我们提供了诸多的启迪，但仍没有从法律上真正界定公平的本质含义。我们认为，作为民法意义上的公平主要强调的应是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在相互关连的社会主体之间的合理分配或分担。这种分配或分担的结果与其付出相适应，并能够为当事人和社会所认可。进一步说，民法上所说的公平主要应包括四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当事人面临平等的社会外部条件和平等的法律地位。这种公平可称为“前提条件的公平”。二是社会对其所有成员都一视同仁，它“要求平等的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从社会那里获得同等的与其付出相对应的对待。这种公平可称为“分配的公平”。三是在交换过程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做到基本对等和合理。这种公平可称为“交换的公平”。四是当出现权利义务关系失衡时，法律应当依据正义原则和人类理性对这种失衡结果进行矫正。这种公平可称为“矫正的公平”。与其他的几种公平不同，“矫正的公平所使用的手段是一种算术上的比例方法，这与分配的公平中所用的几何比例法是不相同的。在矫正的公平方面，根本不应考虑双方的功德；各方都被看作是平等的。”[]公平原则既体现了民法的任务、性质和特征，也反映了民法的追求目的，是民事立法的宗旨、执法的准绳和行为人守法的指南，是民法的活的灵魂。不仅如此，公平原则又与一切具体的民法原则不同，它具有对一切市民社会普遍适用的效力，且贯穿于整个民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过程的始终。值得注意的是，民法中所讲的公平主要强调的是前提条件的公平，即强调“任何人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起点的公平和机会的公平。对此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讲到他所主张的经济公平观时曾精辟指出：“我们必须假定，每个成年男子或妇女都能自由使用和发挥其体力和脑力；生产手段——土地和工具在他们之间公平地分配，这样，就外界条件而言，任何人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也可以设想，在原先分配时就对自然的损害给予了补偿，并让身体虚弱的社会成员在分配上占些便宜，以取得平衡。但是，这种分配一经实施，就再也不受干预；各人要靠自己的努力和一般机缘来利用其所分配到的物品。”[]而对结果公平的假定则是建基于在符合前提条件公平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结果公平出现的逻辑演绎之下的。换言之，在前提（条件）公平与结果公平的关系上，民法虽然也追求结果的公平，但这种结果公平的追求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前提条件设定上的公平在合理有效的法律规则框架内必然会导致结果公平的出现。因此民法的诸项规定主要是对前提条件公平的客观确认，并且对民法来说，也只有前提条件的公平才具有容易把握性和客观公正性。而绝对的结果公平只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它只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之中。与此同时，民法公平原则的实现还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必须以不违反社会利益和不损害他人利益为条件。对此罗尔斯指出：“一个正义的社会体系确定了一个范围，个人必须在这一范围内确定他们的目标。它还提供了一个权利、机会和满足手段的结构，人们可以在这一结构中利用所提供的东西来公平地追求他们的目标，正义的优先部分地体现在这样一来一个主张中：即，那些需要违反正义才能获得的利益本身毫无价值。由于这些利益一开始就无价值，它们就不可能逾越正义的要求。”[]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法中的公平原则不断的调整优化，当前的经济法有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代际公平等方面内容，并以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为主。本文简单分析了经济法中公平原则的法理学依据，针对经济法公平原则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合本次研究，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意见，希望可以帮助读者对经济法中的公平原则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关键词:经济法;公平原则;法理学

法律代表着公平，在进行立法、司法、执法时，以法的基本原则作为根本准则，体现出法的本质特征，法同样是法律部门存在的根本。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很大程度上依靠法律原则的公平来实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当前人们在公平方面的重视度越来越高。我国有着较大的贫富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经济法中的公平性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作用，能够在获得更多社会公平的情况下减少对效率的损害，通过建立完善的制度实现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完美协调，本文就此进行了研究分析。

一、经济法中公平原则的法理学依据

公平包含有平等、正义、公正等多个方面内容，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有先贤尝试从理性以及永恒的角度解释公平，但是至今对于公平还没有一个全面准确的解释，人们在公平的理解和探索时，与自身的理解和思考结合在一起，尝试总结新的公平观，比如说古希腊法学中的公平观、古典自然法学家的公平观、形而上学阶段的公平观等等。不同的思想在公平方面的理解存在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人们在公平理念方面的追求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公平既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概念，同样也是一种朦胧的概念，针对公平的不同解释能够实现对当前社会价值观和准则的全面反映，正是因为公平的这种特点，促使思想家持续不断的为之探索和努力。公平是法的根本目的，但是在不同的法律体系，历史时期，经济体制下，公平观的类型各不相同。虽然在公平方面存在有较多的观点，但是人们在公平的认识方面仍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通过分析公平观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人们在公平观的理解方面受到两个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是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是人们在公平观方面的主观思考和研究。法律不仅属于一种制度结构，同时还能全方位的反映出当前的人文精神，比如说人们针对未来所展开的一种憧憬和期待。当期所处的历史时期，人们的生产力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平观的具体内容，比如说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论，认为如果可以找到足够优秀的人作为统治者，他甚至可以维护奴隶制。虽然存在有一定的约束条件，亚里士多德对于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仍抱有肯定态度。人类的认知水平在不断的发展，公平观最开始主张的是平均主义，美国莱斯特•沃德所设想的社会政策能够在整个社会以及国家之间实现机会平等。英国赫伯特•斯宾塞则认为公平观更多的是代表自由。在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中，将平衡与自由有效结合在一起，第一正义原则，每个人所拥有的自由体系都应有存在有平等权利，第二正义原则，也可以叫做最大最小值原则，为最小受益者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会周期性的出现经济危机情况，导致社会秩序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和破坏，因为实际的市场调节机制存在有较大的盲目性特点，同时还存在有一定的滞后性，社会生产无序性与个体生产有序性之间的矛盾、社会利益的整体性以及个体利益的局部性之间的矛盾，受到这些矛盾的影响，导致社会效益有很大程度的下降。当前存在有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市场垄断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人们在公共利益以及社会利益方面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当前最为流行的法学流派在公平的论点方面日益接近，都专门强调有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有效结合，在公平观的追求方面更加重视社会本位。受到社会本位的影响，新的公平观修订了以往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为主的个人本位，从这方面可以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前人们在社会合作价值方面的重视度，即使是社会契约，人们也进行了一定的修改，社会契约的签订，更多的是为了借助社会合作，为自己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以利益交换的方式实现对他人劳动成果的获取和交换。为了更好地利用和享受这方面的权利和效益，就必须要在社会规律前提下，对自身的行为进行约束，这同样属于社会契约中的义务。当然，这些义务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的道德水平越来越高，对于社会规律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在不同的时期，这些义务的内容也会存在有一定的差异性，部分义务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变化。经济法中的公平观追求最大化的社会效益，属于社会本位。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效益，并不仅仅是获取最大的经济成果，还包含有长远经济利益、人文自然环境方面的发展进步等多个方面，这方面的社会效益指的是可以进行公平分配，并不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社会效益而允许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如果以牺牲少部分人利益为代价去换更多的社会效益，将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的长远发展以及公共利益。每个人都有追求生活的权利，利益的获取，不能以牺牲少部分人利益为代价，任何人都没有为社会利益最大化而自我牺牲的强制义务，在社会成本以及收益的核算方面不能照搬单个主体的成本以及收益核算方法，社会利益的收益很可能有多个收益主体。随着经济法学的不断发展，理论法学也相应地发展进步，经济法公平原则在个人本位向着社会本文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

二、经济法公平原则内容分析

摘要:公平原则作为一个伦理性原则，其体现在民法上，反映出了社会主体的最直接需求，因而成为民法的最高原则。而中国未来民法典的制定也必须将公平公正作为最高准则，真正做到让民法发挥其应有价值。

关键词:民法伦理;公平原则;民法典

当今社会，人们对于公平公正的追求与日俱增。现如今，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对实现全社会成员的的公平程度。对于我国的民法法典来说，在立法是最大程度的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平，不仅可以实现整个社会的问过与发展，还可以体现法典实施的好与坏。

一、法律意义上的公平

在民法中“公平”中的主要含义为权利和义务与利益和负担的相互制约平衡关系。并且强调了其合情合理性。因此，可以认为，对于被社会以及当事人认可的合理的应分担的责任，其所包含的“公平”应该涵盖以下四个层次:一是“前提条件的公平”，这层含义表明，在所处的法律地位和其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基础上，对当事人给予合情合理的公平对待。二是“分配的公平”，在对“公平”进行法律意义上的解析时，应当辩证的从权利和义务两个方面来理解。因此，如前所属，在这一层次上，公平要求对当事人的权利以及义务进行合理的分配与分担。也就是说，每一个当事人在尽完自己所尽的义务以后也应当享有同等的权利作为回报。三是“交换的公平”，这一层次公平的含义与上一层次是紧密联系的。其含义为要求当事人双方在进行各自所付出的义务交换时应当是对等的，如果在这一交换过程中，乙方未能获得对等的待遇就是做一方有公平缺失。四是“矫正公平”，这一层次的公平同样与上一层次紧密联系，指的是在上一层次的交换中，若果出现了其中一方公平缺失即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可以由第三方(法律)来做出矫正，使得矫正之后的结果符合人类社会普遍任何和遵守的公平正义原则和判断。

二、民法中公平原则的伦理基础

摘要：媒体垄断导致了言论表达载体的垄断，使得一般公众因无法借助大众媒体表达其意见而造成言论表达不公平的现象，阻碍了公众对公共问题的讨论。美国广播管制中“公平原则”的主要功能在于维持媒体意见表达的公正和平衡。尽管该原则在美国一定程度上被废止了，但它却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被广泛接纳，而且随着媒体集中化程度的增加，美国国内复兴该原则的呼声正日益强烈。对公平原则的考察有助于深化对我国广播管制改革的思考。

关键词：言论自由；广播管制；公平原则

“思想自由市场”理论是17世纪以来约翰·弥尔顿等资产阶级思想家阐释言论自由的哲学基础。然而，媒体垄断的现实使人们对该理论的有效性产生疑虑。自19世纪末开始，媒体的集中化和垄断现象愈演愈烈，使经济和政治上的弱势者无法借助大众媒体表达意见，造成思想和言论表达的不公平，此即“思想自由市场”的失灵，这为政府管制媒体提供了理论及现实基础。公平原则即是在此背景下由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在广播领域内提出的一种管制政策。本文旨在通过考察美国广播电视领域内公平原则的历史及现状，为我国在媒体领域建立类似制度和规则提供参考，以保障公众公平和利用媒体的权利，恢复媒体市场中各种力量的平衡。

一、公平原则的产生及其司法确认

从美国的历史看，公平原则的产生与国家广播管制政策的演变一脉相承，也与电讯技术的发展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密切相关。FCC和联邦最高法院均认为公平原则对广播的管制原理建立在无线电频率稀缺理论之上。即传输无线电信号的电磁频谱或波长是一个有限的媒介。正如一条现代高速公路只能通行一定数量的车辆，波长也只能容纳一定数量的无线电信号。高速公路上车辆过多会导致事故与堵塞。太多的无线电信号充斥在频谱上也会导致类似的混乱。信号会相互重叠与干扰。于是，频率稀缺的现实以及潜在的信号干扰迫使这一工业不断请求设立一个比商业部权限更大的政府机构，即～一个可以根据具体的管理规则给申请人分配频率的机构。在1943年的“NBC诉合众国案”中，弗兰克福特大法官首先依据频率稀缺理论确认了广播管制立法的合宪性。为了保障美国民众在广播方面的最大利益，政府将空中的频率资源视为一种公共财产，根据《1934年联邦通讯法》建立了FCC，以“公共利益、方便和必需”为标准发放广播许可证并制定和执行相关管制政策。这样，频率的有限性成为FCC管制广播的前提，公平原则即是其运用准立法权基于公共利益标准而形成的一种管制规则。

公平原则自1934年建立后，FCC就开始阻止广播电台所有者有偏见地报道争议性问题。1940年FCC提出“五月花原则”，禁止电台所有人在广播中插入偏向性的编辑意见。1946年，FCC“蓝皮书”，暗示广播电台有报道社会争议性主题的积极义务。此时，美国全国广播协会游说FCC推翻“五月花原则”，并确认广播电台的编辑权。1949年，FCC认可了广播电台的编辑权，但是在《关于广播持照人编辑意见的报告》中认为电台有义务公平处理争议性问题，指出“公共利益要求相对立观点之间自由和公正的充分竞争，因此委员会认为该原则适用于所有公众对重要问题的讨论”，这是对公平原则基本涵义的首次阐述。1959年，美国国会修订《1934年联邦通讯法》，将公平原则写入法律，在第315(a)条中规定：“广播持照人应当为在重要公共事件讨论中相互冲突的观点的表达提供合理的机会。”根据FCC的政策，公平原则对广播公司主要施加了两项积极性的义务。第一，它们必须留出一段合理的时间报道它们的服务区内为公众所关注的重大的具有争议性的问题。第二，一旦报道了这些问题，广播公司必须为围绕这些问题产生的相互冲突的观点提供为大众所知的合理机会。

作为普通法国家，澳大利亚并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这并不等于澳大利亚行政行为没有任何程序标准和原则，议会制定的各类部门法大多都规定有各机关适用的程序规则，普通法院的法官苦心经营百余年，通过判例也创制了一系列程序规则。它们包括听证规则，反对偏见规则，说明理由规则，证据规则等。以上规则构成了澳大利亚行政程序的主要内容。在这些众多的程序标准和原则中，最重要的当数程序公平原则（TheProceduralFairness）。该原则来源于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TheRuleofNaturalJustice）。强制行政机关作出影响公民权益的决定时，必须承担公平行为的义务，赋予当事人表达意见的机会，根据可信的符合逻辑的证据，作出公正的行政决定。鉴于我国正在研究制定行政程序法，澳大利亚这方面的经验无疑值得我们分析和借鉴。本文就程序公平原则的由来、适用范围、主要内容作一简单介绍，以期有助于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研究。一、从自然公正原则到程序公平原则自然公正原则是普通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何谓“自然公正”？与其他公正有何区别？一位英国法官曾说过：所谓自然的公正是基本的，简单的、初步的公正，有别于复杂的、高标准的、技术性的公正。[1]或者说它是要求行政人员遵守的基本的不能再低的程序标准。传统上，自然公正原则包含两个要求：一是个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个人权利受到影响时，应当给他一个公平听证的机会。起初它是法院司法活动遵循的准则，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大，该原则逐步扩展到行政领域。1964年以前，行政机关在下列两种情形下适用自然公正原则：第一，当个人的财产利益受到行政决定影响时，应当适用该原则：“非经听证程序，任何行使公共权力的机关均不得剥夺个人的财产权利。”[2]第二，具有司法或准司法性权力的机关应当适用该原则。然而，很难把行政行为区分为行政和司法两类情况，正是由于存在区分的困难，所以有人提出，不必再作此类区分，回顾一下1863年的古贝尔案件，其结论是权利受到影响的人有权得到公平的听证，作出决定的人有义务公平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它是建立在“任何人做任何事都必须公平行为”基础上的一个观念。[3]在1964年的一个案件中，英国上议院终于抛弃了只有司法性权力适用自然公正原则的传统观点，认为自然公正原则的目的是保护个人权利，凡是行政机关决定个人权利时，都应当适用自然公正原则。[4]在1967年的一个移民案件中，法官说得更明确，“不管公务员的行为是行政的还是准司法的，他都必须公平行为。”[5]有学者评论说，这是一个大胆的判决，它既抛弃了行政司法两分法，又引进了公平观念并且强制这一观念的重要性。[6]

进入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法院开始用程序公平的概念，取代自然公正原则。“过去那种行政行为划分为行政性和司法性的观点已有再有用了。”[7]“自然公正原则仅适用于司法程序。而不适用于行政程序。”[8]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呢？自然公正原则与程序公平原则又有何不同呢？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自然公正和程序公平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都意味着“公平行为”（fairPlayinaction）。只是习惯上自然公正原则适用于司法职能，为了以示区别，就把适于行政职能的程序原则称之为程序公平原则。[9]另一种观点认为，自然公正和程序公平是有区别的，首先，它们所要求的程序标准有度的差别，自然公正是一种高标准的程序要求，而程序公平则是较低标准的程序要求；其次，与自然公正相比，程序公平是一个较为灵活、宽泛的概念，更适于保护个人在行政行为中的一般权利。对有些决定而言，即使不适用严格的自然公正原则也可以达到公平的结果。[10]

二、程序公平原则的适用范围

对于该原则的适用范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首先，它适用于制定法没有相反规定的行政决定程序，当制定法与该原则相抵触时，优先适用制定法规定的程序；其次，它适用于影响个人法律权利、合法期待及其他利益的行政决定；最后，该原则不适用于涉及国防、立法、紧急措施等行政决定。下面分述。

（一）程序公平原则与法定程序的关系

前面曾提到，普通法国家的行政程序标准由两部分组成，一为普通法原则，二为议会制定的程序规则，二者相辅相成，正如著名的古贝尔案判决所言：“当制定法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的听证权利时，普通法就会弥补立法的漏洞。”[11]换言之，“如果制定法给申请人提供的程序保护不及普通法时，自然公正原则就可以用来弥补立法的不足。”[12]当然，如果制定法规定的程序已经很详细，法院就无需再增加程序，即使要增加的话，也需十分谨慎。瑞德勋爵把法院增加程序要求的条件总结为：“首先要明确法定程序是不充分的，以至于不能实现公正的目的，而增加程序将不会违背立法的明显目的。”[13]实践中的做法是，有些法律明确规定不适用程序公平原则，那么就不能再适用该原则，例如，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1986年校正法[CorrectionsAct（Vic）]规定：假释委员会行使其职权时，不受自然公正原则的拘束。[14]有些法律明确规定应当遵守程序公平原则，毫无疑问，此时行政机关既要遵守制定法义务，又要履行普通法义务。大多数情况是，制定法并无明确相反的规定，是否适用程序公平原则取决于对立法意图的理解。例如，当某项行政权力具有考虑公共政策的立法性质时，就可以推断出该权力不适用程序公平原则的立法意图。此外，如果某项权力属于部长行使的非法定自由裁量权，或者是紧急情况下行使的裁量权，或者是行政机关的最终裁决权，均可推断出不适用普通法原则的立法意图。但是，对个人权益产生影响的决定，不可轻易作出不适用普通法原则的推断。如果立法有此意图，那么这种意图“既不是推测的结果，也不是从间接的推理和不确定的考虑中得出的，而是以明白、清楚的文字表现出的意图。”[15]由此我们注意到，澳大利亚的法定程序优于普通法中程序公平原则，但程序公平原则弥补了法定程序适用范围窄、分散不统一的缺陷。

摘要:薪酬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敏感问题，因为它步及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准确把握薪酬管理中的公平原则，特别是内部公平评价。在薪酬体系构成中，充分考虑激励因素，关注员工的心理预期，调动积极性，使激励效果最大化。

关健词:薪酬管理公平原则激励功能

薪酬是企业(或组织)对它的员工给企业(或组织)所做的贡献，包括他们实现的绩效、付出的努力、时间、学时、技能、经验与创造所付给的相应的回报或答谢。其实质是一种公平的交易或交换。从市场角度来看，薪酬是人力资源价值的市场形式，或称“人力资源价格”；从分配角度看，薪酬是企业对员工人力资本要素贡献的回报，一般称作“劳动报酬”。

企业薪酬通常有下列三部分组成：(1)工资；(2)奖励；(3)福利。另外，员工持股、股权激励、股票期权等的形式也在充实着企业的薪酬制度。

在现阶段，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也就是按贡献分配，其本身隐含着等价交换的内容。中央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对企业的薪酬制度产生重大影响。

薪酬的功能实质上就是能吸引来、保留住和激励起企业所需的人力资源。吸引、保留、激励三者是一致的，就是薪酬的激励功能，或者称为薪酬管理的目标——即吸引和留住组织需要的优秀员工，激发起员工的良好工作动机，提高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和能力，鼓励他们创造优秀绩效的热情。

摘要:民法构建原则中最基本的原则即为公平原则，公平原则也是民法基本原则的主要动力，只有在公平立法的基础上，才能保证法律的客观性，才能成为群众依靠、维护、认可的法律。因此，民法的基本准则是充分以民法的基本原则作为贯穿主线的有力效力，其中具有较强的宣誓意义。民法基本原则中公平构建理念以及公平运作理念是基础，是民法建设和执行过程中公平的最有效保障。文章对公平理念、公平运作两个概念进行分析，并对两者的关系做了相关探讨，充分分析了公平原则在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的作用，为促进我国民法的建设与实施提供参考。

关键词:民法;公平原则;构建;作用;法律

在所有的民事活动中遵守公平、自愿、有偿、等价、诚实守信是我国《民法通则》作出明确规定的四个原则。这条规定将民法公理性的原则做了充分说明，即就是交易活动中的公平原则。另外，我国现行实施的《合同法》、《担保法》对这一规定也作出了更加详细、具体的说明，且扩宽了对公平原则的运用。基于此，认真思考和研究公平原则在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的作用是十分有意义的。公平原则是一切民事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首要原则，也是民法在维护民事活动正常进行的重要基准，其对于我国相关法律的立法、执法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笔者对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公平原则的应用以及作用进行以下分析。

一、公平原则在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的体现形式

公平原则在民法基本原则中的作用十分突出，其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公平观念与公平运作。其中，公平观念是指民事观念中的公平对待，且在民法运作中具有很强的表现；公平运作原则则是指一切的民事活动的运作均应该保持公平的状态，这种公平运作的形式是民法基本原则中表现明显且重要的一种形式。（一）公平观念分析。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实现过程中，公平观念的应用十分普遍，是将利益合理性构成中，通过点滴累积而成的具有固定模式的评价手段与判断模式。公平观念在民法基本原则中的突出特点表现为：第一，在民事纠纷处理中，能够将民法的公平性进行合理的体现，并具有相对固定的评价和判断方式对其作出合理的判断。社会群体存在的形式较为复杂，但究其本质上来说，对于民事活动中的利益评价方式与标准各不相同，差异性较大，而公平观念的价值体现是在法律保障的基础上定性的，是立法与执法者能够主动选择评判方法的重要因素。所以，公平理念在法律文件中的应用，能够保证法律条文的有效推理，从而构建相对稳定的文件模式，即使公平理念是在社会活动中逐步形成，但是其在评价中的非主观评价作用的意义非凡。第二，公平理念与民事活动之间的关联性较强，是从诸多的民事经济活动中诞生，对于经济收益的获取，公平理念作为评判原则也更加合理，在民法中应用公平理念，将使得利益与主体之间平衡关系得到最好的诠释。基于此，民法基本原则中对于继承问题、债务债券、亲属以及物权问题等平衡的维系均少不了公平观念。第三，公平观念在民事活动中的价值实现，也是民法价值的重要体现。民法价值是以解决民事利益纠纷为基础的，只是当前的民法运作中，公平观念的现实意义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明确，那么，可以利用民法的运作，使得民事主体的判断更加明确。（二）公平运作分析。公平运作是在基于公平理念的基础上，针对一些专门的民事利益关系的合理性，并对私法主体与民事主体作出客观评价与自我判断。根据公平运作特点的分析，其在民法基本原则中主要表现为：第一，公平运作能够对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价，所以，公平运作不仅能充分体现立法者的公平观念，还使得群众的利益维护得到满足。第二，日常民事活动中的民事纠纷，使得公平运作的价值得到更好的体现。公平观念对于民事利益关系的调节中较为抽象，而实际的民事活动，是一些民事事实，是将民事主体间的抽象存在的法律关系转变成实实在在的法律关系，从而促进具体法律关系与利益形态的转化，民事利益关系的评价中，公平运作能作出更加充分、有效的判断。第三，公平理念是公平运作的理论基础，所以，民事主体在行驶自身职权时，需要在心理上构建公平的桥梁，从而对立法者与执法者的判断作出正确的认识，满足公平理念的标准，实现法律法规的基本标准和要求。（三）公平理念与公平运作的关系。从上文的分析中不难得出，公平原则分为公平理念与公平运作两个层面，且两者均在民法基本原则中具有广泛的应用，是对民事利益作出合理判定的重要准则与方法。公平原则被划分成公平理念与公平原则两个部分，两者在表现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对于民法基本原则构建的作用却不分彼此，是推动民法基本原则有效成立的重要因素，两者在表现形式与作用上的差异与关系可进行以下分析：首先，公平理念与公平运作促进了公平原则所具有的价值得到深入理解和正确的定位，即公平原则是指面包生产者有权利对面包的分配方法作出规定。其次，我们所理解的公平原则属于一种抽象化的存在，难以对其作出明确的分析，而法律的建立则需要具有确定性的准则，因此，必须对公平原则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具体、详细的分解操作，从而促进人们的理解，利用公平理念与公平运作来全面诠释公平原则，使得其内在价值与意义得到更好的理解和掌握。

二、公平原则在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的作用

东海海域东西宽约300至500公里，南北长1300公里，总面积约77万平方公里，它是中、日、韩三国陆地领土环绕的一个半封闭的海域。东海海底有2/3为大陆架，水深不超过200米，面积达52万平方公里。东海大陆架是我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直至冲绳海槽。地质科学考察表明，冲绳海槽是我国大陆领土自然延伸的陆架和日本琉球群岛岛架之间的天然分界线。东海蕴藏着60亿至70亿吨的石油和天然气，相当于黑海油田的储存量，有望成为第二个中东。据日方估计，大部分石油埋藏在东海中间线的日本一侧。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区域，其宽度为从领海基线量起不超过200海里。由于东海有大片海域东西宽度不到400海里，中日双方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就会出现部分重叠。沿海国的大陆架是在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领海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200海里，则扩展到200海里的距离；如超过200海里，则可以扩展到不超过350海里，或不超过2500公尺等深线1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都是沿海国管辖范围以内的海域，沿海国对其中的自然资源享有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等排他性的主权权利。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须经沿海国通过特定的法律行为及程序加以宣告才能确立；而后者基于沿海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这一事实，沿海国对大陆架享有固有的和排他性的权利。这种权利无需沿海国通过国内法律程序或履行特定的法律行为加以宣告。因此，5月31日下午，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就日本要求中止春晓气田开发和提供有关数据的问题回答说，与春晓气田有关的问题，中方主张应该根据有关的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办事。他引用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7条的规定，即沿海国为勘探大陆架和开发其自然资源的目的，对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中国有关气田包括春晓气田的开发完全是在中国近海，而且这些近海也是与日方无争议的，是行使自己主权权利的正常活动。”因此，可以说，开发春晓气田是中方行使自己主权权利的具体体现，日本无权干涉。

在东海划界问题上，我国坚持自然延伸原则和公平原则是符合国际法的。根据大陆架是沿海国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原则，我国东海大陆架可以一直延伸至冲绳海槽。根据我国在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所作的声明和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对于国际海洋划界，我国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采取灵活的态度，坚持“应通过协商，在国际法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原则划定”。对于有关国家单方面宣布划定与我国大陆架的重叠区范围的行为，以及侵犯中国大陆架权利的行为，我国坚决反对，不予承认。而日本1996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2条规定，日本的大陆架包括从日本的领海基线向外延伸到其每一点同领海基线的最近点的距离等于200海里的线以内的海域的海床及其底土。日本主张与相关国家之间的大陆架划界采用中间线方法。

在国际法上，大量的大陆架划界实践确立了公平原则作为基本原则的法律地位。在1969年荷兰和丹麦诉联邦德国的北海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认为，采用划界方法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按照公平原则，通过谈判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适用公平原则的方式是应使每一个当事国都尽可能得到“构成其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的大陆架的一切部分而不侵犯另一当事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同时考虑其他具体的地理因素，以达到公平合理的划界效果。该案确立的根据公平原则考虑一切有关情况通过协议解决的划界理念，在以后有关的国际实践中反复得到认可或确认。此后签订的20多个国际划界条约中绝大部分明确适用公平原则，或虽未明确规定但实际上适用了公平原则。此后的多个重要的大陆架划界案也将公平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加以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谈判记录表明，有包括中国在内的50多个国家支持公平原则。

国际法院强调，“习惯国际法要求划界必须根据公平原则。”依据国际习惯法，公平原则已成为“一项得到普遍承认的划界所采用的一切规则和方法的压倒一切的国际准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3条规定的“以便得到公平解决”，实际上是对有关国际实践的确认。

就公平原则的适用问题，国际法院认为，须把“一切有关情况”全部考虑进去。“一切有关情况”就是“一切与争议区域有关的情况”。相关的因素包括划界区域范围、海岸地貌、海岸长度与大陆架面积的比例、近岸岛屿的存在和位置、历史性权利、经济开发情况等等。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中，中国认为，中国大陆海岸线长，日本冲绳群岛岛屿海岸线短，日本想以其岛屿海岸线与中国平分东海，是不公平的。中国提出要根据东海“特殊情况”，即海岸线长度、人口比例、工业布局等因素划界，是有道理的。

侵权行为法最受人关注的莫过于侵权的归责原则。人民法院审理侵权行为案件，最关键的也是解决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问题。归责原则恰似侵权案件的指路标，法院在对侵权案件的审判中若能准确掌握归则原则，便能准确认定责任的承担者，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正义。本文着力于对公平责任原则进行探析，对学界是否应将公平责任原则作为侵权法中独立的归责原则的争论，笔者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诸多方面论证公平责任原则成为侵权行为法一项独立归责原则的客观必要性。同时，本文从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条件、具体适用情况和排除适用情形等作阐述，分析我国法院审判中如何做到对公平责任原则的正确适用，防止公平责任原则的滥用。

侵权行为法规范基本上围绕着责任而确定，由于归责原则又是责任的核心问题，因此，侵权行为法的全部规范都奠基于归责原则之上。作为侵权行为法三大归责原则之一，公平责任原则已为大多数国家立法所接受，我国立法中虽没有直接规定公平责任原则作为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但根据立法精神以及司法实践，公平责任作为我国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已得到广泛认可。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因立法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亦没有统一的司法解释或是指导意见，致使各地法院存在不同的认识，也使得不少法官在侵权归责时形成一种惰性，凡是难以分清责任的均适用公平责任，各打五十大板，从而让公平责任原则成为法院审理侵权案件的“箩筐”。笔者认为，进一步加强对侵权行为法中公平责任原则的研究，剖析公平责任原则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价值，会使我国法院在侵权案件的审判中适用公平责任原则更加明晰，进而对我国民法典中民事责任制度构建具有深远意义。

一、公平责任原则是否等同于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应依据社会公认的公平观念从事民事活动，以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公平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4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公平责任原则是民事侵权法中的概念，确切的说，公平责任原则与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同属于侵权法归责原则的属概念。公平责任原则虽产生时间晚于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原则，但并非近期的产物。早在罗马法时期，侵权法仅有过错责任一种归责原则，后来学者发现在一些特殊的侵权行为中，根据行为的性质，即使行为人没有过错亦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于是诞生了无过错责任。随着法的发展，学者又认识到如果不是在特殊侵权行为中，而行为人和受害人对损害事实都没有过错，此时责任究竟由谁承担成为一个难题，于是，根据自然法的思想——“良心公平”，只有由行为人和受害人公平的分担侵权责任，才能实现法之价值，从而逐渐形成了公平责任原则。对公平责任的定义，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公平责任，又称衡平责任（billigkeitshaftung），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受害人的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情况的基础上，判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给予适当补偿。我国立法对公平责任原则最直接的体现即是《民法通则》第132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

公平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的相同点在于都对实现民事活动公平正义有着相同的法律意义，二者的创设都是源于法之公平正义的精神意义。但是公平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是不同的法律概念，在民法中的地位和适用范围上也有较大差别。民法对公平原则的要求表现为：一是民事主体面临的社会条件和法律地位要平等；二是在民事活动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做到基本对等和合理；三是当出现权利义务关系失衡时，法律应当依据法的正义和道德理性对这种失衡结果进行矫正。公平原则着重于从民事活动的结果上作出分析、给予评判，以追求民事活动的公平正义。所以，公平原则作为进步和正义的道德观在法律上的体现，对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和国家处理民事纠纷起着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的规定则明确了公平原则作为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地位，这一总纲式的法律适用准则，贯穿于整个民法体系，适用于所有民事领域。在合同法中，公平原则主要表现为等价有偿原则与显失公平的合同得以撤销或变更制度；在物权法中，公平原则主要体现在添附制度中，取得添附物的一方应给予另一方合理的补偿。而公平责任原则在侵权法中的体现则是公平责任原则这一归责原则，但公平责任原则并不直接作用于侵权损害赔偿的结果，它仅作为侵权法的一项归责原则，起着明确当事人各方责任的作用。公平责任原则是对侵权行为当事人的责任追究法则，而非侵权损失的分摊制度。所以，侵权行为法中的公平责任原则是区别于民法公平原则的，公平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更高，适用范围更广。如把公平原则视为归责原则，就缩小了它的功能，不符合民法通则的立法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