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价值范文10篇

摘要：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统一，也是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公平。

关键词：公平社会本位

一、以社会为本位是经济法公平价值的基石

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是指经济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对，但又不是后者的集合或某种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后者合力的结果或有机总和。〔1〕经济法的公平价值具有独特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建立在以社会为本位的基石之上。

经济法是在公法对私法的介入，以国家之手对市场失灵的干预中产生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法学上形成了孟德斯鸠、霍布斯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自然法学派从天赋人权的哲学思想出发，认为法就是由人类理性和由事物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联系。法律是自然的理性表现，是客观存在的普遍规律。在经济学上，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占主导地位。他认为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客观经济规律会自发实现“自然秩序”。人是自我利益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即理性人，在这种“自然秩序中”，当理性人在追求其个人利益的目标时，他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公共最好福利。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他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策，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是有害的，政府的权力应主要用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全，即“夜警国家”的模式。自然法学派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近代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法受到削弱，民法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

然而，亚当·斯密所描绘的完全依靠市场调节，来达到的理性的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自然秩序”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图画：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采、贫富分化、市场垄断、公共产品短缺等。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也桎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调节的盲目和滞后，个体组织生产的有序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个体利益的局部性与短期性，往往使个人利益得以彰显，社会公共利益受到忽视。对此，以个人为本位的民法是无能为力的。尚须“国家之手”的干预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进而恢复经济的自由与有序、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格局。经济法所追求的公平，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平。它强调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必须对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不只是对个别人的特定利益承担义务。〔3〕有些行为，在民法来看，也许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这种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甚或造成威胁时，就会受到经济法的规制。如微软收购Intuit软件公司，可谓是个互赢的商业行为。Intuit的股东希望通过其企业被收购而获得微软的投资，并利用微软庞大的国际分销网分得好处。微软则希望获得Intuit公司开发的已占有个人财务软件市场近70%分额的Quicken软件。这场收购双方平等互利，完全符合民法的条件要求。然而美国政府担心收购完成后，微软会独霸全美的个人财务软件市场，执意向法院起诉，最终导致了这场交易的流产。〔4〕经济法总是以个别经济活动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对比效果为参照，来评价公平价值的实现。

目录

前言

第一章税法公平价值研究之基础——若干基本概念的界定

第一节税收与税法

税收的起源·税收（法）的本质·税收和税法的概念

第二节税法的价值与基本价值

[摘要]公平、效率价值是税法价值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某种税法不可能同时兼顾“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公平与效率价值之间表现为非稳定性。美国税法的历史发展也说明公平、效率价值之间是反复博弈的。在我国新一轮税改中应贯彻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从而探寻出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税收制度。

[关键词]税法；公平价值；效率价值；非稳定性

“对税收目标的判断选择实际反映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人文精神与物质利益、终极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争议。其中效率价值优先无疑是代表了工具理论优先、物质利益优先、功利主义优先。平等价值优先则是提倡价值理论优先、伦理原则优先、终极价值优先。”这就决定了在税收历史的发展中人们会对税法的公平与效率价值有不同的偏好。20世纪末期以来，最适课税理论越来越成为各国优化和完善其税制结构的理论依据。最适课税理论以资源配置的效率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为准则，促使各国政府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尽力构建经济合理的税制体系。本文旨在理论上厘清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并以美国遗产税法为例，具体分析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以期对我国税法的理论建设和现实立法有所裨益。

一、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理论考辨

(一)税法公平、效率价值理论渊源

税法是国家权力机关及其授权的行政机关制定的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法公平、效率价值是指国家以立法形式设置和征收某种税能否满足公平或效率需求，其体现了立法者所追求的价值。历史上，税法公平、效率价值多以税收基本原则的面目出现。威廉·配弟在其《政治算术》(1676年)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公平”、“简便”和“节省”等有关税收原则的理论；随后，尤斯蒂在《财政学体系》中提出了关于赋税的六大原则；18世纪末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明确、系统地提出了著名的赋税四大原则，即平等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和经济原则，与尤斯蒂的六大原则相当接近；19世纪后期，阿道夫·瓦格纳将税收原则归结为“四项九端原则”；到20世纪，经过萨缪尔森等对其进一步阐述，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税法价值表述，如平等、公平、中性、经济等。尽管其总结归纳的名目不尽相同，但几乎都包括“公平”和“效率”两个基本原则，或者将“公平”和“效率”作为税法价值链的中心环节。可见，公平、效率价值是税法价值的核心，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的税法都必须具备其中之一，才能称之为合理的、正当的税法。

内容提要：本文指出了中国传统税法学理论与实践所存在的根本问题，即过分强调税收与税法的“义务性”与“无偿性”的特征，为了与之形成对比，作者主张借用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本质学说“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以其合理因素——“契约精神”为支点与核心，对我国传统税法学理论进行全面的反思与重构，在其中贯彻契约精神的具体体现，即公平价值和平等原则，并以此初步构建了我国现代税法学理论的基本框架。

主题词：契约精神公平价值平等原则税法之现代化

引言

税法学与其它法学学科相比较，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即使是美国、德国等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较发达的国家，将税法作为法学的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和教学，一般说来也才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日本，对税法的正式研究则始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①而在新中国，法学研究自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起步后，遭受了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挫折，在七十年代以后才进入现代法学的复兴和发展时期。其中，税法学研究更是晚了近十年，从八十年代中期发端，至今也不过十五、六年的时间；加上在研究方法和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税法学研究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亟需改进之处。②

纵观新中国税法学研究有史以来的研究成果，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与“阶级斗争”、“强制”、“义务”等名词和观念紧密相连的，由此这些名词和观念亦进入税法学理论，成为其内在的、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本质因素，进而影响乃至主宰了税法学基本理论和具体制度的方方面面。此其一。其二，税法学理论研究者由于其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并受长期以来注释法学和服务法学的驱动，以及依附于税收经济学研究的惯性作用，偏重于对税法作制度层面上的建构和释义，淡化、忽视甚至回避了有如税法的起源和本质等根本性的基本理论问题，更遑论与其他法学学科的交叉、融合分析与研究。时至今日，在新中国建立和发展以“公平、自由和效率”为内在理念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税法学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由于上述两大根本原因而有陷入难以为继之虞，仍然仅作制度层面上的注释甚至创新，以及实务操作方面的改进乃至完善，亦难救其于困境之中。

一、契约精神——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支点与核心

一、伦理的“绝对公平”价格思想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人们生活在基于权利和义务的道德体系中，就整个时代而言，价格思想具有鲜明的伦理特色，即追求市场交换的绝对公平与公正。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认为，一切形式的渴望所得到的行为，包括获取利润的交换行为，都具有潜在的破坏力，必须加以禁止。“在一个人承做一种作品时，法律给他以和卖者同样的警告，不要提高价格而是应索取其所值。”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直接论及了交换的正义：“交换不应该比另一方更难以承受，他们之间的契约应该以事物的平等为基础。给人使用的一件东西的价值是用特定的价格来衡量的。因此，无论是价格超过物品的价值还是相反，都缺乏所需要的公平。”他根据交换动机将交换活动划分为两类：合理地、恰当地运用物品是满足自然的需要。如果出于赚钱的理由来交换物品，就是次要的、不恰当的运用。“如果一切交换都是非自然的，就很难看出人们是怎样拥有正义的品质的。”在他看来，公正的原则就是在交换前和交换后，交换双方都投有赢余或损失，这样才能与现行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相协调。罗马法学家对价格形成问题进行了探讨，如法学家鲍鲁斯曾说：“在买和卖中，自然法允许一方以低于事物应有之价值购买，另一方以高于事物应有之价值出售，这就是准许任一方哄骗其对方。”乌迫努斯在考察交换行为时指出：“一个卖者用来宣扬他的商品的讲话，既不能看作是他的声明也不能看作是他的诺言。但如果他的讲话是为欺骗买者，虽然这不是一种违反其声明或诺言的行为，却是一种欺诈行为。”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支配西欧的是日耳曼民族，其基本经济组织马尔克是自给自足的公社团体。团体成员间不存在也不容许以利得为目的的交换，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基督教产生的早期阶段。早期基督教的教义是严格遵循耶稣的诫令“爱人如己——无论何事，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如何待人。”神学家巴西尔指出：“爱邻如己的人愿意占有的不多于他的邻人。”哲罗姆则坚持认为，一个人的赢得必定是另一个人的损失。“因为没有人希望取得价格超过其所值的商品，所以没有人应该试着把它卖得贵于其所值。”奥古斯丁在《创世纪》的注释中，把“公平价格”解释为商品交换的基本准则。“我知道有这样的人，即当购求抄本时，看见卖主不知抄本的价值，而他却自然而然地给卖主以公平价格。”

总的说来，西方社会在中世纪前，对价格问题的关注主要是从个人行为的道德性出发，强调市场交易的绝对公平。这种在道德规范下的价格思想，其根本目的就是要论证自然经济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以此证明农业村社关系是公正和谐的，进而排斥商品经济的运行方式。自11世纪起经济形势逐渐发生变化，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和分配方式形成了新型的社会关系。教会法学者不得不屈从世俗，重新考虑公平价格的决定问题。因而。13世纪具有调和色彩的“等级公平”价格论便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世纪经济思想的一个代表性观点

二、调和的“等级公平”价格论

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商业意识和宗教观念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任何人要想在市场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精明于他人、胜过他人，人与人之间是对手而不是兄弟，道德两难成为社会转型阶段的重要因素。经过半个世纪的宗教辩论，出现了商业经营和教会教规相互调和的趋势。托马斯。阿奎那的“等级公平”价格思想便成为这种调和论的代表。

阿奎那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把公平价格归结为与商品的真正价值相符的价格。“价格是商品本身的一种本质特征……无论把一件物品卖得贵于它的价值或隐瞒所出售的物品的缺点，都属于欺骗行为，从而也破坏了公平价格。”然而，社会现实的变化促使阿奎那关注人们生活中不断增长的市场取向。他以经验事实为依据，把公平价格定义为与产品的必要成本相等的价格。“在不存在垄断和市场控制的情况下，售卖者间的竞争将使市场保持这样的价格水平，即仅仅收回生产成本和实现正常利润的价格水平。生产成本要足以维持工人的生存费用，包括维持家庭生活费用、教育和获取必要技能的费用。如果向工人支付的生活费用过少，工人的人口数量将会下降，市场供给将会下降，价格将会上升，直到必要的劳动力得到了再生产为止。如果利润太低则难以保证交易者去提供为购买者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商品，同样的过程将会发生。”这种公平价格类似于现代经济学中完全竞争条件下的长期市场价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作为封建主和神权政治的代言人，阿奎那又从等级制观点出发，把公平价格看成是一个主观范畴，由物品的效用来决定。“物品的公平价格不是绝对固定的，而是要取决于某种评价。……可出卖的物品的价格，不是取决于它们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而是取决于它们对人的用处。”物品的卖价比它的价值“稍微多一点或稍微少一点，并不算是破坏公平所要求的均等。”“公平价格是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占支配地位的现时价格，由公正的人的估计决定。”这样，同一种商品由各个等级按照不同的价格出售也被看作是公平的，从而说明封建贵族和教会有权攫取额外收入。为调和以上三种价格思想的矛盾，阿奎那采取折中的态度，为商业利润正名。“利润既不该谴责也不该赞美，在道德上它是中性的。……牟利本身并不包含任何有害的或违反道德的事情。因此，它也有可能转向某种诚实或必要的目标。”

摘要：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养老金“多轨制”有失公平，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和谐与稳定。2015年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并轨改革将逐步落实。本文针对公平价值诉求下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进行研究，从事业单位内部、公务员以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之间的不公平三个环节进行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策略，以期在维护公平价值下促进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公平价值；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

一、引言

据相关信息显示，2016年陕西、吉林、青海、辽宁等26个省份陆续出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并轨方案，养老保险改革进入启动实施阶段。当前，我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正在部分省份“碎片化”施行，在具体的试点过程中却逐渐出现了有失公平价值原则的声音，主要包括社会公众以及公益类事业单位本身。首先就社会公众来说，我国早期的“多轨制”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价值，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待遇与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差距较大。其次公益类事业单位认为试点改革中行政类事业单位并没有同步改革，两者之间存在差距。由此来说，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碎片化”改革有失公平，为此亟须进一步完善。

二、概念界定

1.社会保障公平

摘要：本文通过对经济法价值取向的分析，全面而深刻地论证了经济法的三个层次的基本原则，认为经济法的基础原则为经济权责一致原则，中层原则为平衡协调原则，而终极原则为可持续发展原则。

关键字：基本原则、一致原则、平衡、协调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

在法理学中，原则是法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之一，它是指“可以作为众多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注：张文显：《法理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它与法律规则不同，没有设定具体的事实状态，也没有规定具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而是法律精神的最集中体现，构成了整个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按照原则的适用领域不同，可以将它分为一般原则和特有原则。一般原则不为某一法律部门所特有，它是某几个法律部门或全部法律部门的共有原则。而特有原则则是指某一法律部门所特有的并以之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原则，如果某一特别原则的内容及效力可贯穿于整个部门而非只适用于部门里的特殊领域，那么这一特别原则就是该部门法的基本原则。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这一法律部门所特有的原则，但它只是经济法特有原则的一部分，一些特有原则如计划原则、反垄断原则、（注：参见邱本：《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长春《法律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第22页。）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虽然也只为经济法所拥有，但它们并没有贯穿经济法全局之效力，仅仅适用于计划法和反垄断与反限制竞争法这些下属部门，所以它们并不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对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我们可以界定如下：经济法基本原则，是指在经济法的宗旨和价值的引导下而规定于或者寓意于经济法律规则之中的对经济立法、经济守法、经济司法和经济法学研究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和适用价值的根本思想或准则。

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这一法律部门中的最高准则，所有的经济法律规范、经济法律行为和经济法律关系都是以它为基础展开的，是“经济法的灵魂和建构经济法体系的依据。”（注：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页.）徐国栋在其《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一书中将民法基本原则视为“克服成文法局限性之工具”。（注：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笔者认为，经济法部门中也同样存在着经济法规范之间的冲突不协调、缺位等一系列弊端，而在此时，经济法基本原则便担当起了弥补成文法局限性或不足之重任。当然，经济法本身的公法性质决定了在对其基本原则进行解释时，应当进行严格的法定义解释，而不能像对作为私法的民法的基本原则解释那样，进行扩张性的解释。否则，经济公法权力（利）的滥用将会对社会整体经济秩序造成破坏性打击。同时，基本原则的重要性要求实践性很强的经济法部门必须有稳定而完善的经济法基本原则与之相适应。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尽管多年以来，尤其是近几年很多经济法学者，一直在积极主张制定一部统率经济法部门的《经济法纲要》或《经济法通则》，（注：管斌：《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综述》，武汉《社会科学动态》2000年第5期，第12页。）但具有法典性质的经济基本法在中国通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经济法基本原则必将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停留在理论界所主张的水平上。而我国理论界有关经济法基本原则的主张纷杂无序，既不稳定又不统一，所以令经济法制定、实施和解释机关无所适从。有些学者将经济法的价值作为基本原则，如效益原则、资源优化配置原则；有的学者将法的一般原则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公平原则、正义原则；还有学者将经济法特定部门的原则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如计划原则、反垄断原则、维护公平竞争原则等。可见，经济法基本原则理论的研究还远未达到成熟的程度，相反却仍然需要经济法学界的强力关注。

一、价值取向-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依据

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就是经济法在调整社会经济关系时所追求的具体理想目标，它“从哲学的高度概括了经济法的目的与宗旨，决定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特征、原则，与它们密切相联并统一在整个经济法律体系中。”（注：欧阳明程：《整体效益：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主导价值取向》，武汉《法商研究》1997年第1期。）经济法价值取向是基本原则的基础和本质内容，决定了基本原则的规定方向和表现形式，是基本原则得以确立的依据。因此，我们要确立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就应当首先对经济法的价值取向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和把握。经济法的价值取向有如下两个：

一、寿险公司的价值认定

寿险公司的价值评估在财务上有其基本的理论。虽然在企业的并购行为中，公司价值的认定通常是以该公司股票的交易价格，或其财务报表上所有者权益值为依据的，但本文首先理论性地计算公司价值（称为精算估价），使公司的买卖价格有一个合理的判断基础。另外，精算估价尚有一重要功能，即透过该估价方法可以对公司的一些隐藏问题有较完整而深入的了解，这对买方而言是极重要的信息。

二、估价方法

目前，国外对保险公司价值的评估，并没有统一公认的方法。事实上，不同精算师对同一保险公司的评估结果也经常有很大的差异。精算估价的方式目前共有四类：

（一）有效保单价值法

有效保单价值法的思路，是将每类有效保单未来每年的利润进行逐年折现。计算的步骤包括：

【内容提要】以公平价格理论为切入点，从历史考察和比较法的角度分析了非常损失规则发展到暴利行为、显失公平制度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各国此类制度实质上与我国关于显失公平和乘人之危的立法具有理论联系。在此基础上，乘人之危只是显失公平主观构成要件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法律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将其作为意思表示的瑕疵予以单独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对因乘人之危成立的法律行为和显失公平的法律行为作出了规定。对于这两种类型的法律行为，民法学界曾以极高的热情进行百家争鸣式的讨论，但其结果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

从历史和比较法的角度看，我国关于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的立法，应该是渊源于德国民法典、前苏联民法中的暴利行为和台湾“民法”中的显失公平制度，而所谓的暴利(wucher)（注：据《新德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wucher一词可译为“重利、暴利、高利贷”，这是该词在我国法学界有“过分利得”、“暴利”、“高利贷”三种译法的原因。本文为论述的便利，一般将其称为“暴利”。），即使不像法国法的lésion（注：有学者将其译为“合同受损”。请参见参考文献[4]，第五章。）一样，与罗马法上的非常损失规则(laesioenormis)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但至少在制度价值方面存在极大的联系（注：从词源的角度看，瑞士法中也以lesion一词指称暴利（见参考文献[7],P182.），和法语lésion以及西班牙语lesión一样，它们都直接来源于拉丁文laesio。）。因此，从历史源流和比较法的角度进行考察，对我国的相关制度应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一、历史源流以及比较法上的考察

早期的罗马法不承认非常损失之瑕疵。即使是在后来，裁判官在特定的场合就遭受非常损失的行为授予恢复原状(restitutioinintegrum)之利益，那也是到帝政时期才变得完善。在该时期，戴克里先(Diocletianus)皇帝和马克西米安(Maximianus)皇帝决定，在不动产的价金低于其价格的一半时，遭受“非常损失”的出售人有权请求撤销买卖。优帝一世基于人道主义将这项限制扩大适用于所有的买卖，推定在价金不足标的市价1/2时，出卖人表面上是自愿的，实际上是受了压迫，并非出于真心，故该买卖可以被撤销。这就是现代民法中的“非常损失”或“暴利行为”规则的发端。[1](P694)

早期罗马法对买卖合同中的价金问题持自由放任的态度，是因为法律只保障价金条款形成过程的公正。只要不存在欺诈或胁迫，买卖合同的价金条款“公平”与否，不影响合同的效力。[2](P120)有学者经过分析认为，前期罗马法所奉行的实际上是主观价值论。它只是保证在买卖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胁迫等影响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因素，而对卖主的纯粹低价出售并遭受损失不加干预，这实际上是在买卖合同的价金条款上确立了程序公平观。[2](P122)

[摘要]目前，欧美金融业的并购风潮方兴未艾，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保险业未来必定面临类似的经营策略。因此，寿险公司的价值评估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当前，国外保险公司的价值评估主要采取四种方法，即有效保单价值法；净值调整数法；业务体系价值法；无形资产或负债法。

[关键词]寿险公司；价值评估；精算估价

寿险公司价值的认定较其它行业困难，其主要原因在于寿险负债的长期性及整个业务体系价值估计的复杂性。目前，欧美金融业的并购风潮方兴未艾，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保险业未来必定面临类似的经营策略，因此，寿险公司的价值评估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

一、寿险公司的价值认定

寿险公司的价值评估在财务上有其基本的理论。虽然在企业的并购行为中，公司价值的认定通常是以该公司股票的交易价格，或其财务报表上所有者权益值为依据的，但本文首先理论性地计算公司价值（称为精算估价），使公司的买卖价格有一个合理的判断基础。另外，精算估价尚有一重要功能，即透过该估价方法可以对公司的一些隐藏问题有较完整而深入的了解，这对买方而言是极重要的信息。

二、估价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