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观范文10篇

经济法的公平观应该以维护社会公平为最高目标，并且为解决我国社会公平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经济法社会公平的具体内容

所谓公平，就是表示人与人利益关系及关于人与人利益关系的原则、制度、做法、行为等合理之义。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法律制度之一的经济法，其追求的社会公平包括以下内容：

(一)竞争公平经济法在维护竞争公平方面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各个市场主体共同遵守这种平等的市场竞争机制，一方面确保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即参加市场经济交易的主体应适用相同的法律规贝fJ，享受同等的待遇；另一方面强调市场主体竞争机会均等，即使其能够机会均等地占有社会提供的生产经营条件，并享有同等地进行市场交易的权利和机会。

(二)分配公平分配公平本质上是指对资源成果的分享公平，其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将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分配给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成员问题。分配公平并不是指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而是利用国家经济能动力，在调整产业结构、均衡收入分配和协调地区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三)结杲公平经济法的结果公平观认为社会差距应当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才是公平的对于过大的差距，国家应当采取合理的宏观调控，矫正失衡利益，达到利益分配结果的公平。现实中造成结果不公平主要表现为：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畸型发展和个体贫富悬殊等(四)代际公平指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应当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分配。其内容包括：

与一般的民事采购不同，政府采购主要体现出以下特征：首先，政府采购的主体是特定的，即购货方是依靠国家财政资金运作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而所有个人、企业和公司不能成为政府采购的购货方主体。供货方主体却可以是任何有供货条件的个人或者企业。

一、引言

政府采购的范围比较广泛，涉及货物、工程与服务三大类别。

其次，政府采购的目的具有非营利性，它非为了商业买卖获取利润而是为了政府自身的消费或公共利益进行采购，属于公共支出管理范畴。

再次，政府采购是一种灵活高效的宏观调控手段，通过它可以弥补市场不足，能对促进经济发展发挥较大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政府作为国内最大的单一消费者，可通过政府采购达到扶持重点产业、支持科技创新、帮助中小企业发展等目的；另外，政府采购还可以在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时，拉动需求增长，促进经济复苏；除此之外，通过采购政策的倾斜和采购标准的制定，还可事先将宏观调控的意图和目标更直接地传递给微观经济主体，引导微观经济活动。

二、政府采购法的原则

【正文】

随着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分配领域中的公平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从当前学术界有关公平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还只是初步的，还有很多深层的理论问题需要澄清。本文试图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对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作一较为全面的阐述。

公平是一个为人们在众多领域中大量使用的概念，我们在这里所要阐述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分配领域中的公平的看法。对于分配领域中的公平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虽未作过专门、系统的阐发，但在他们的论著中，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述却很多。

一、公平是对现实分配关系与他们自身利益关系的一种评价。恩格斯在谈到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时说：“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产品的绝大部分不是属于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如果我们说：这是不公平的，不应该这样，那末这句话同经济学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9页。）由此可见，公平只是一种价值判断。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由现存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分配关系本身并不存在公平与否的问题。当人们说某种分配关系公平时，其所说的公平说到底是指这种关系满足了他们的利益；反之，则是指这种关系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二、任何评价都要以某一尺度为依据，公平也是如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尽管公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在同一时期的不同社会集团那里往往具有不同的内容，但无论哪种公平都是以某种尺度为依据的。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的买卖时，马克思说：“这种情况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绝不是不公平的。”（《资本论》第1卷，第219页。）因为资本家是“按照商品交换的各个永恒规律行事的”（同上）。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中，公平的尺度是等价交换原则，符合这一原则的交换就是公平的，否则就是不公平的。在谈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时，马克思说过这样一段话：“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这段话虽然讲的是“平等”问题而不是“公平”问题，但这里所讲的“平等”无疑也包括“公平”的含义。这表明，在马克思看来，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分配中的公平也是以某一尺度即以“劳动”为依据的。符合“按劳”这一尺度的分配就是公平的，否则就是不公平的。

三、不同社会集团对公平持有不同的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自原始社会解体后出现了在分配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而同一分配关系又往往为不同的社会集团带来不同的利益，因此，不同的社会集团总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提出各自的公平主张。由于每一社会集团都是以自己的公平尺度去衡量现存的分配关系，因而，对于同一分配关系，一些人认为是公平的，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不公平的。在谈到资本主义分配关系时马克思说：“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观念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2页）他还指出，即使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以后，也不能说就实现了能为人人认可的公平。因为按劳分配是以“劳动”来计量的，“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4—305页）由于人们在公平问题上无法形成共识，公平与不公平总是互相依存，能为一切人认可的公平是不存在的。

序言“新公共行政”出现在一个标志着社会骚动、对政府持不信任且持敌视态度的时期，即20世纪60年代末。新公共行政记录了历史的呼声：要求进行行政改革以使公共行政更为“合法化”。它在学者与行政官员如何看待管理及评估公共政策的征途上投射了新的理念。它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讲不强调技术，而偏重于人本主义。新公共行政重视社会公平、代表性、响应、参与及社会责任感。它支持公民更多地参与公共政策（及公共服务）的发展、管理与评估以确保更高程度的社会公平。社会公平被定义为“包括这样一些活动，这些活动旨在提高（处于不利条件的）少数民族政治权力和经济状况”(Frederickson,1974)。新公共行政的焦点是以改革为契机，重新分配政治权力。新公共行政识别并澄清了公共行政学所要研究的方向，带来了包括公共行政的目的、领导艺术、经济有效性、管理和评估系统、人事管理、教育和培训、以及公共领域中的相互影响与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新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及思维方式逐渐渗透到二战后的政府机构中并影响了政府职能履行的方式。本文试图阐释新公共行政诞生的历史背景，它的理论框架以及受其影响公共行政在两次密鲁布诺克(Minnowbrook)会议(1968,1988)之间所产生的变化。第一次密鲁布诺克会议：新公共行政的诞生20世纪40年代伊始，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强调决策制定、理性系统分析、管理科学和运筹学。公共管理者的职能是经济效率——即以最少的费用完成最多的工作。60年代前，不平等与不公正的问题在公共行政学理论中没有起到作用，或作用微乎其微。60年代民权运动的直接卷入导致了这一“管理主义”时期公共行政观点的演变。作为这一时期公共行政变化的结果，新公共行政出现于60年代末与70年代初。1967年，锡拉丘兹大学麦克思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MaxwellSchoolofCitizenshipandPublicAffairsatSyracuseUniversity)的瓦尔多教授认识到：由于这些骚动的年代，公共行政已经发生变化。他希望更好地理解这些变化对公共行政造成的影响，以及这些变化与二战后60年代前的变化有何不同。瓦尔多感兴趣于比较两类人在价值观和看问题的角度方面的趋势和差异：一是60年代进入公共行政领域的人，二是那些经历了30年代大萧条、二战、朝鲜战争和实用政府的人。瓦尔多得到他的年青同事夫里德利克圣、马诺力(Marini)和莱牧布莱特(Lambright)的支持。为了更好地了解青年学者看问题的角度，他们所组织的密鲁布诺克会议只邀请60年代进入公共行政领域的学者和官员(Frederickson,1989,p.94)。瓦尔多让12位参会代表提交论文，以便讨论和分析当代公共行政面临的问题。会议在锡拉丘兹大学的密鲁布诺克会议中心召开，时间是1968年9月3日至7日。参会代表辩论、批判和分析源于这些论文、会议和讨论所产生的不同主题。会议结束后的几年时间里这方面的著述增多，讨论持续不断地进行，开辟了公共行政新的角度和眼界。这些论文和书籍现在被统称为新公共行政。会议的成果后来被称为密鲁布诺克视野。会议抓住了青年学者理论探讨和研究角度的实质，这些学者察觉到美国民主的失败。马诺力(Marini,1971)在《迈向新公共行政：密鲁布诺克视野》一书中编选了会议的论文总结、评论和注释，强调了会议出现的主题和观点。瓦尔多著述了《骚乱年代的公共行政》。夫里德利克圣写了许多文章论述密鲁布诺克会议的结果，最有影响的是《新公共行政与新公共行政连接》。新公共行政的观点源于60年代末与70年代初公众关于社会公平与人权的价值观。它认识到20世纪后半叶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以及政府积极地响应这些新的价值观的重要性。密鲁布诺克会议与新公共行政所认识到最为显著的价值观有社会公平、代表性、响应、参与和社会责任感(Frederickson,1974)。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有多重定义。然而，它重点强调所有公民平等的政治和社会机会。它同样代表着对所有公民而不是对公共机构负责，以及对公共部门经理决策和实施项目负责。按照夫里德利克圣的观点，社会公平意味着一系列组织机构设计和管理风格的优先权取向。社会公平赋予公共行政这样一门既有理论特色又是实践性很强（重视解决现实问题）的交叉学科以新的研究和教育方法(Frederickson,1980,6)。新公共行政提出公共行政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阵地。然而，公共行政的等级制权威结构需要作出调整以鼓励这种新的思维方式。通过采纳一种组织的“联合”模式，公务员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控制他们自己的行为，并且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代表性代表性是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密鲁布诺克参会者对此分歧较大，柯克哈特(Kirkhart)提出了一个组织重建的模型提倡“社会多元化”。柯克哈特关于组织的联合模式基于暂时的等级制、情景领导和项目小组的灵活权威。密鲁布诺克参与者讨论了这样的代表性是否真正代表了公众，考虑到公众并没有影响代表决策的直接权力。然而，欧轮·怀特（OrionWhite，一个密鲁布诺克的参会者）指出代表性官僚机构本身并不能确保公务员会自动受其代表的公民所约束，或者公众的需要会通过这种关系而绝对地被代表。怀特认识到代表性肯定是新公共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激励因素，需要考虑其它价值观以增加积极参与。响应性作为新公共行政新出现的价值观念的结果，一种新的理念即“变化而不是成长”变得更为重要。政府需要更多地响应公众的需求。伴随着变化的发生，一些机构将会成长，而另一些机构将不再必要。变化被看做是有效性的重要方面并成为评估政府业绩的一项标准。为了使政府响应公众，就必须理解公众需求什么。这被密鲁布诺克会议的追随者看作是需要实现的一个目标，通过公民直接参与公众评论委员会、临时项目以及从顾客群体中广泛招募人员来实现这个目的。参与新公共行政提供在公共事务中广泛程度的公民与公务员参与。它寻求增加在组织机构事务和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所有公共部门员工的参与，这种参与通过新公共行政的联合模型和冲突模型来实现。它鼓励公民以个体或集体的形式广泛地参与公共行政，从而使公共行政更响应公众呼声和以顾客为中心。密鲁布诺克作者采用和强调“顾客”的术语以表示公民和行政官员在新公共行政中的重要性。瓦尔多注意到“顾客导向”

是密鲁布诺克会议六个主题之一(Marini,1971,p.8,15&169)。通过能动的冲突关系，公务员与公民合作并发展为积极的联合体。社会责任感美国人生活的质量和稳定性取决于公务员的辛勤工作。因此，公务员不应当对公众的需求漠不关心或一无所知。对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准和社会责任感的要求比60年代以前要高。根据密鲁布诺克的观点，公共管理者应当有道德意识。公务员应当以公众利益为准绳，履行他们的誓言和民事责任。通过公共服务的道德和民事责任，应当体现出社会责任感。密鲁布诺克作者亦讨论了行政自主权和法律责任的问题。公务员应当享有不服从不合宪法命令的权力，这极为重要。公务员应当成为公众的服务员，理解公众的需求并为实现这些需求而有道德地工作。公共管理者被视作以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他们的自我利益去创造高效率同时又是平等的服务。公务员不再被看作如50年代那样仅仅是固定政策和决策的实施者。恰恰相反，他们应当是因为代表公众利益才有权力而又为公众提供有效率和公平的服务。道德与其它价值观如社会公平、代表性和响应性等成为新公共行政观念的基础。1968年第一次密鲁布诺克会议之后至1988年之间公共行政的变化新公共行政所提出的价值观念不仅给公共行政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而且也改变了公共行政。几乎所有的主要大学都开设公共行政教育项目，硕士点相继设立，并且成为那些欲在政府中谋职者的敲门砖。新的杂志创办了，分支领域的研究也变得繁荣。公共行政领域的重心也从机构的管理转移到政策科学。政策问题与政府机构的效率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公共政策的研究繁荣起来并在政府内获得了动力。1974年，《公共行政评论》组织了“社会公平与公共行政专题论文集”，以期增加人们对社会公平的理解。这里，社会公平作为民主社会的基础、人类行为的基础以及作为分配的公共服务的法律和现实基础。撰稿者认为对这个主题的研究和分析是一项挑战。然而，社会公平的定义仍然不明确。社会公平(socialequity)与社会平等(socialequality)操作上无法区别开来。新公共行政的倡导者所强调的“顾客”这个术语同样在公民与公共行政管理者中带来了混乱(Radin&Cooper,1989,p.167)。“顾客”的使用是用来指出迈向民主行政的步骤并降低封闭型官僚机构的控制作用。它指出公民是公共行政官员技术专长的直接消费者，而不是有权力和义务去构造公共行政职能的群体。“公民”这个概念更贴切地阐明了公众在民主政体中的关系。公共行政显然在促进消极的代表性方面做了认真的努力。这是由功绩制的内涵和公共服务对象的变化所引起的。在整个70年代，公务人员的变化趋势是代表性政府机构。1978年，公务员改革法案制定了联邦从业人员必须反映国家多元化的就业政策。为了执行新公共行政关于响应性的观点，公共服务专业人士将需要与非职业人员分担责任以确保顾客得到最负责任的服务。这就导致了从顾客群体中聘用新人员进入组织的需求，并改变了聘用的方式。英格拉姆与罗森布卢牧(Ingraham&Rosenbloom,1989)建议当政府机构雇用全日制公民参与专家组织和促使公民参与行政决策制定时，应该有内部和外部的参与联合发生。纽约州环境保护局(TheNewYorkStateDepartmentofEnvironmentalConstruction)在80年代在全州范围内聘用了17位这样的专家以协助其项目能够得到直接的公民参与并决定公众利益。分权被看作是加强公共服务与公民之间连接的手段。分权寻求公民参与行政事务、咨询团体、董事局，并鼓励公民更多地控制服务提供的过程。那时，郝伯特·考夫曼(HerbertKaufman)主张分权不仅是对更大程度代表性行政的响应，而且亦是对更大程度上责任感和控制的响应(Ingraham&Rosenbloom,1989,p.121)。按照密鲁布诺克及后来支持者的观点，分权免除了选举官员决策制定与资源分配的行政权力，而将这些权力交给公共行政官员(publicadministrator)以及公众。当然，选举官员反对分权，他们不愿意行政权力被分散出去。对政府采取玩世不恭和不信任的态度在尼克松执政时期，尤其是水门丑闻(WatergateScandal)后达到了高潮。在这一“大兄弟”政府时期，增加公民参与的努力受到限制。尼克松总统认为，政府的秘密动作对于保护公民和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必需的。这与约翰·肯尼迪(JohnF.Kennedy)总统在几年前所示范的公共服务的观点大相径庭，与新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也相去甚远。尼克松的总统竞选反对新公共行政的许多价值观念和目标。对公共服务消极的看法持续到卡特(Carter)和里根(Reagan)总统时期。公共服务被看作是一个问题，而不是解决办法。政府没有成为新公共行政所寻求的响应性机构。在70年代末期，公众对限制和改革政府的观点失去兴趣。如此，人们除了想到精简政府机构以外，别无良策。新公共行政的观念并没有如密鲁布诺克参会者所期冀的那样捕获住了公众或学术界的注意力。新公共行政并没有成为管理或新政府的具体的组织形式。然而，社会公平与响应性仍然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价值观。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1988年的新公共行政第一次密鲁布诺克会议20年之后，另一群学者与研究人员聚集在密鲁布诺克会议中心重新审视60年代的观点。评论这20年的变化以及对公共行政当前和未来的影响。1987年春，在波斯顿(Boston)召开的美国行政学年会上，第一次密鲁布诺克会议的参加者讨论了组织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的设想。所有第一次密鲁布诺克会议的参会者都受到了邀请，并邀请了这20年间对公共行政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1988年密鲁布诺克会议有66人参加，其中30人在60年代（即公众利益时期）进入公共行政领域（本文作者霍哲教授受邀参加了会议），其余的参加者在80年代（即私人利益时期）进入公共行政领域。1988年9月举行的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提供了比较60年代与80年论与研究视角异同的良好机会，并且讨论和决定了这些对比的观点是如何影响这一时期的公共行政行为的。60年代与80年代群体的主要差异被认识到。80年代的女性人数明显增加。1968年只有1名女性参会，而1988年有14名女性参会。这一变化被认为是肯定行动的结果。不过，少数民族的代表人数在1988年下降了。参会者的年龄也有较大的差异。68年参会者的年龄在35岁左右，88年参会者

的年龄大都在40多岁至50多岁。这表明不少人是在别的领域工作一段时间后再进入公共行政领域。他们受教育的背景也不尽相同。60年代群体主要是学政治学出身，而80年代群体的学业背景差异较大，包括政策科学、经济学、城市研究和法律。1988年没有大的社会变化和争论，不象1968年那样。但1988年的确标志着里根行政以及长期的鞭挞官僚机构(BureaucraticBashing)的结束。自1968年之后，新公共行政产生的公共行政的乐观想法和见解逐渐消失。公众对公共行政的信心在下降、对私有化的兴趣在上升、税收下降、公共行政的通才没有具体化、公共行政的学员人数有所下降。“就研究范围来说，80年代和90年代的问题或许没有60年代那样严重。但过去的乐观主义——即公共机构能够解决重要社会问题的信心——却很匮乏”(Holzer,1989,p221)。改革的动力“已经失去，有时归咎于理论与学术的模糊”(Holzer,1989,p221)。同一时期，过去十年的资本主义和私人利益的价值观受到质疑。对政府的讥讽与不信任、缺乏社会目的和方向感、公民与政府官员缺乏社会责任感等问题均暴露出来。这次密鲁布诺克会议与1968年的会议是不一样的。它没有1968年那种炽烈的革命性和冲突性，没有那么强烈的火药味。这也是源于会议的安排。1988年，24篇文章及对应的评论提交给会议，没有正式的论文宣读，会前论文就已经分发给参会者以便进行会期4天半的讨论和辩论(Mayer,1989,p.218)。第一天分小组讨论，对论文进行评论。第二天致力于集体讨论一些专题，如政府机构、民主、领导、道德和组织理论。第三天会议分成两组，一组代表60年代群体，另一组代表80年代群体。第四天选代表讨论他们的结论和观察。1988年会议包括了许多同样的主题，主要有道德、社会公平、人际关系与民主的协调以及对整个领域的关心。其它题目不象1968年那样鲜明，如领导艺术、宪法性、合法性、技术、政策与经济观点。与1968年会议不同，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有意总结、比较并得出结论(Frederickson,1989,p.100)。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所考虑的十一个主题代表了公共行政历史的一个片段。根据1988年《公共行政评论》(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作者的意见，与1968年第一次密鲁布诺克会议相比，公共行政似乎在平和地加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相关性以及目的。对民主价值观和社会公平的接受变得明朗。所提交的论文渗透了这些观点，即通过公务员有意识的努力和公共服务的良好形象改善公共服务。然而，在如何执行及公共服务在市场份额下降和全球化经济时代如何管理方面却没有什么努力。密鲁布诺克会议的主题可分为两部分。前五个主题提供了历史地与密鲁布诺克会议对照的观点。后六个主题集中于当时(1988)和未来公共行政的见解(Guy,1989,p.219)1.1968年所出现的不满足于现状的见解不再是临时性的。对社会公平的见解相似，并且接受这样的看法，即社会公平与现实接近。2.强烈关注民主价值及其在公共行政的核心地位。3.持续进行价值观与行为观的争论。4.社会多元化并体现于就业构成的观点成为本次会议的基本价值取向。性别多元化清晰地成为1988年的主题。5.本次密鲁布诺克会议的声音是乐观的，对比于60年代感觉无希望的处境，参会者感觉到了在90年代“有限的希望”(Holzer,1989,p221)。6.对近期的看法和革新的预期更符合现实。7.公共行政在处理其多学科根基的问题上遇到了障碍，并辨论了公共行政职业中民族中立的问题。8.尽管接受了私有化的观点，资本主义（商业和企业）却受到藐视。9.对公共人事系统限制的不耐烦情绪比较明显。10.不愿意涉及技术及进步，认为技术进步是一种错误而不是改善公共服务的一种工具。11.尽管是公共行政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参会者不愿意进一步探讨政府该做什么。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仍然有其市场(Guy,1989,p.219-220)。依据霍哲(1989)的观点，密鲁布诺克会议追求了两个主要观点：第一，公民呼吁参与社区，强调个人价值而不是个人所得。第二，公务员被看作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纽带。在会议的众多主题中讨论了社会的日趋复杂性。80年代的社会问题与60年代的社会问题不同。无家可归、贫困、爱滋病、酸雨、核废物、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无疑是一个健康社会的障碍(Cleary,1989,p.227&Holzer1989,p.223)。60年代之后的技术迅猛发展产生了新的问题。会议认为技术不是解决公共问题的重要手段。霍哲(1989)认为，如果政府要成为加强社会的工具，那么公共行政就将需要重塑自身的能力以适应未来，并连接理论与实践。坡特(Porter,1989)指出，1988年的参会者对于考虑需要多少工作去获取资源、并实施创新和新项目方面显得更为成熟(p.233)。与第一次密鲁布诺克会议积极地向社会问题挑战的态度相对照，本次会议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他们在认识上重新审视民主、道德、责任感、哲学和经济。参会者更为冷静(Bailey,1989,p224)。参会者一致认为70年代和80年代的事件增加了社会的复杂性。因而，政府面临更加复杂的社会问题。依据贝利(Bailey,1989p.224)的观点，如果密鲁布诺克会议抓住了一个主要问题，“那就可能是每一种解决办法都创造了新的问题”会议参与者不再认为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然而，如1968年那样，他们认为公共行政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重大可能性。参会者支持这种观点，但整个会议的感觉是不完整(Bailey,1989,p224)。他们感到公共行政的“谜”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本次会议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公众需要与可用资源的不平衡以及资源如何被用来解决社会问题。一些参与者呼吁公共行政官员尽最大努力去重视对话并取得一致意见(Cleary,1989,p.226)。第二个重点是行政官员通过在他们的工作中采用民主的过程去保护民主和推动民主的作用。结束语新公共行政对社会公平的寻求不仅在于确保社会项目被平等地分配给那些需要者，同样在于改革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社会公平是制定公共政策、发展项目、执行和评估这些项目的优先权。新公共行政为政府探寻新的目的。尽管寻找独立于其它代表性民主机构的社会公平的基本原则在过去30年中未能被实施，公共服务所发生的大多数变化构筑在新公共行政的准则之上。因为几项主要的障碍，社

会公平未能达到新公共行政拥护者所期冀的顶巅。首先，民主和人道主义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价值观有冲突。一项由麦克柯录斯基(McClosky)和左勒(Zoller)于1984年所主持的研究发现资本主义价值（利益的最大化、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自由市场）与民主价值（自由、平等、社会责任感和普遍的福利）的矛盾继续存在。这些相反的价值取向互相限制。美国人渴望资本主义，但同样主张自由、平等和人权。民主价值的极端形式并不支持资本主义，反之亦然。这种两难的处境提出了许多问题如美国政府如何在同一政府框架里同时管理或保留资本主义与民主的权利。亚瑟·施勒新基(ArthurSchlesinger,1986)辨护了这样的假说，即在公共目的与私有利益之间国家参与有一个持续的转移。施勒新基所描述的美国在一个时期受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而另一个时期受民主价值观的影响。正是这种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向美国的民主提出了挑战。除非这些民主价值观变得根深蒂固并且比资本主义价值观更有市场，美国的行政机构将会继续奋斗以树立这些价值观念。第二，“社会公平”从来没有十分明确的定义。这也对它的成就构成了威胁。社会公平是指无论需要、种族、收入、政治倾向而给所有人分配同样的权力和服务吗？或是给每人提供同样的机会(Okun,1975,p.3)？在社会公平成为所有公共行政与民主行动的基础和度量标准前，社会公平必须被定义、理解、接受和重视以使社会公平的价值超越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第三，新公共行政模型的执行需要更广泛的制度变化。首先，结构变化要求决策分权和提供服务的分权以及将权力和权威从选举官员那里转移给行政管理者和公民。组织的联合模型允许更为灵活和自主的决策权以便帮助新公共行政达到社会平等的目的。然而，联合模型从来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成为公共行政的模式。这也可能是因为公共管理者不认为联合模型能成为他们获取私利的方式，无论是利用机构的缺陷和漏洞去谋取经济利益或是政治权力。即使是那些将公众利益放在心上的行政管理者也可能会无意地破坏对社会公平的追求——通过允许等级制结构以限制他们的决策。与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的参与者意见合拍，公共管理者必须把眼光投向其它学科以发现与自身相关的主题。要构筑一门新的学科，它自身的定义和理论必须转化成实践者的实际应用。如果缺乏对该领域持续不断的兴趣和研究，新公共行政的观念将永远不会有机会物化为实践的方法论。多数社会公平的理论工作都是破坏性的，未能重新建筑为公共行政理论(Hart,1974,p.351)。社会公平的理论框架需要重建以使其成为公共行政工作和文化的核心框架。理论与政策分析方法论工具的有机耦合将有助于检阅利益的分配以促进公平和信息全面的决策。直到公共管理者像重视效率和经济那样来理解和重视社会公平，这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新理论必须定义和预测政策备选方案的功效，新的组织结构以及那些在公共服务中培育公平的管理风格。如果民主价值要被吸纳入公共行政的所有准则中，就要求对公共行政的宪法性和合法性有更深刻的理解，以及民主价值如何能有说服力地进入政治文化(IngrahamandRosenbloom,1989,p.123)。出于这个原因，公共行政必须回到奠基的价值观念。“如果行政的确是当代政府的核心，那么21世纪的民主理论必须拥抱行政”(Waldo,1952,p81)。“信念的失败将使得任何民主都在权力的腐败面前显得脆弱”(Hart,1989,p101)。由于一些原因，公共行政是取得这个结果的最佳手段。首先，那些选择在公共服务部门工作作为职业的男女愿意为公共利益效劳，同时他们也有权力和自主决策权这样做。第二，行政在变化的党派政治中是一个常数，为公务员所提供的环境可能会孕育支持民主价值。21世纪的到来可能会是公共角色和公共服务重新成为公众注意中心的良机。这是公共行政领域告知公众其行动价值的时机。如果不能真正理解民主价值和美国人的价值观，不能将这些价值观很好地融入政府的工作，公共服务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就不会有代表性、响应性或平等。公共管理者需要重新敞开他们研究的大门以寻求能推动管理向前迈进的目的并激发他们的员工。公共行政的活动应该主要针对满足广大公众的利益。美国人生活的可行性和稳定性依赖于公共服务的质量。因此，公务员必须重温公共服务的誓言（公开或不公开均可）以及他们的民事义务。通常的情况是这些承诺被忽略、公共责任被等同于私有企业雇佣，唯有效率受到重视。公众舆论可能不呼吁效率，而是民主价值。按照公民人道主义的传统，政府在本质上是“公民的伙伴”(Pocock,1985,p.37)。政府也必将具备新公共行政的精神。【参考文献】1Appleby,Paul.Governmentifdifferent(1945).ClassicsofPublicAdministration.JayM.Shafritz&AlbertC.Hyde(eds.).HartcourtBraceCollegePublishers.FortWorth:Texas.1997.2Bailey,MaryTimney.MinnowbrookⅡ:AnEndoraNewBeginning?PublicAdministrativeReview,vol.49.March/April1989,p.226—7.3Dye,ThomasR.&Hurley,ThomasL.TheResponsivenessofFederalandStateGovernmentstoUrbanProblems.JournalofPolitics.Fall1978,v.40:196—207.4Cleary,RobertE.Dialogue,NegotiationandtheAdvancementofDemocracy:ReflectionsonMinnowbrookⅡ.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March/April1989,v.49:226—7.5Frederickson,H.George.MinnowbrookⅡ:ChangingEpochsofPublicAdministration.PublicAdministrativeReview,vol.49.March/April1989,p.95—100.6Frederickson,H.George.TowardaNewPublicAdministration(1971).ClassicsofPublicAdministration.HartcourtBraceCollegePublishers.FortWorth:Texas.1997.7Friedman,RobertS.RepresentationinRegulatoryDecisionMaking:Scientific,Industrial,andCustomerInputstotheFDA.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May/June1978,p.205—213.8Gormley,william,Hoadley,John8twilliams,Charles.PotentialResponsivenessintheBureaucracy:ViewsofPublicUtilityRegulation.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77,1983,p.703—716.9Guy,MaryE.MinnowbrookⅡ:Conclusions.PublicAdministrativeReview,vol.49.Ma

rch/April1989,p.219—20.10Hart,DavidK.APartnershipinVirtueAmongAllCitizens:ThePublicServiceandCivicHumanism.PublicAdministrativeReview,vol.49.March/April1989,p.101—105.11Holzer,Marc.MinnowbrookⅡ:Conclusions.PublicAdministrativeReview,vol.49.March/April1989,p.221—1.12Kaufman,Herbert.AdministrativeDecentralizationandPoliticalPower(1969).ClassicsofPublicAdministration.HartcourtBraceCollegePublishers.FortWorth:Texas.1997.13Kearney,RichardC.PolitcialResponsivenssandNeutralCompetenceintheDevelopingCountries.ReviewofPublicPersonnelAdministration.January/February1988,v.48:571—9.14Luke,JeffreyS.ResponsetoLouisC.Gawthrop’sMinnowbrook:TheSearchforaNewReality.PublicAdministrativeReview.March/April1989.V.49:195—6.15Marini,Frank.(ed.).TowardaNewPublicAdministration:TheMinnowbrookPerspective.ChandlerPublishing.Scranton:PA.1971.16Mayer,RichardT.MinnowbrookⅡ:ConclusionsandReflections.PublicAdministrativeReview,vol.49.March/April1989,p.218.17Mertins,Herman,Jr.andHennigan,Patrick(eds.).ASPAProfessionalStandardsandEthicsWorkbookandStudyGuideforPublicAdministration.Washington,D.C.1981,p.22—23.18Okun,ArthurM.EqualityandEfficiency:TheBigTrade—Off.BrookingsInstitution.Washington,D.C.,1965.19Porter,DavisO.MinnowbrookⅡ:Conclusions.PublicAdministrativeReview,vol.49.March/April1989,p.223.20Scharr,John.SomeWaysofThinkingAboutEquality.JournalofPolitics.vol.26,November/December1964,p.867—895.21Scholz,JohnT.Reliability,Responsiveness,andRegulatoryPolicy.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March/April1984,V,44:145—53.22Shafritz,JayM.&Hyde,AlbertC.ClassicsofPublicAdministration..JayM.Shafritz&AlbertC.Hyde(eds.).HartcourtBraceCollegePublishers.FortWorth:Texas.1997.23Thompson,Victor.WithoutSympathyorEnthusiasm.Waldo,Dwight.DevelopmentofTheoryofDemocraticAdministration.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1952,p.80—103.24Wamsley,GaryL.&Wolf,JamesF.(eds.)RefoundingDemocraticPublicAdministration:ModernParadoxes,PostmodernChallenges.SagePublications.ThousandOaks,CA.1996.25Wood,B.Dan&Waterman,RichardW.BureaucraticDynamics:TheRoleofBureaucracyinaDemocracy.WestviewPublishers.NewYork.1994

［摘要］自古以来，实现社会公平就是人类追求的一个目标。本文主要论述在现阶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社会公平的具体途径。要真正实现社会公平必须从发展、观念、制度、民生、政府等多方面采取措施，从根本上为实现社会公平奠定基础、创造条件、提供保证。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社会公平；实现途径

Abstract:Sinceimmemorialtime,ithasbeenagoalforhumanbeingstoseeksocialequity.Thispaperinvolvessometentativeapproachestorealizesocialequityatthepresentstage,withthe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Thedifferenceinpersonalincomeofasocietyisamirrorandascaletomeasuresocialequity.However,theultimaterealizationofsocialequitydependsmuchontheeffectivemeasuresbasedonthesocialdevelopment,socialvalues,socialsystems,people''''slivelihoodandgovernment''''spolicies,etc.Onlyinthisway,cantheidealsocialequitybefundamentallyachieved.

Keywords: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socialequity;realizationapproach

自古以来，实现社会公平就是人类追求的一个目标。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体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本文主要论及的是在现阶段，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索实现社会公平的具体途径，真正实现社会公平。

一、现阶段实现社会公平的提出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当前，我国学术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研讨，主要是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而展开的。事实上，这并不全面。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应当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结合当代中国国情，历史地、具体地研究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弄清它们各自的多重含义，处理好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效率只有同科学发展相联系才有实际意义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现在人们越来越明白，“发展是硬道理”。但是，作为“硬道理”的发展，只能是科学发展，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如果把发展仅仅理解为国内生产总值、利用外资数额和政府税收等的增加，而不顾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不顾区域、部门经济关系的协调，不顾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的和谐，那么，这样的发展只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困难。所以，经济效率只有同科学发展联系在一起时，才有实际意义。

科学发展观要求像利润率这类与生产关系有直接联系的效率与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结合起来。效率是与主体对生产实践成果的衡量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有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内容，比如劳动生产率；而且有反映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社会内容，比如利润率。就利润率而言，这是一个反映企业投资效率的指标，体现的是资本所有者利益的增长程度，却不体现直接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增长程度。资本所有者如果是私人，利润率提高并不意味着工人利益的增加，这就出现了是否公平的问题；资本所有者如果是国家或集体，利润率提高则意味着总体或集体劳动者利益的共同增加，但是如何把这种增加落实到每个劳动者身上，也有一个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由于生产关系本身包含经济利益关系是否公平的问题，所以像利润率这类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关系直接联系的效率，显然会与公平问题联系在一起。科学发展观对这类与生产关系直接联系的效率作出了新规定，要求其服从以人为本的原则，与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结合起来。

科学发展观要求像劳动生产率这类不直接表现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效率也要服从以人为本的原则。抽象地说，像劳动生产率这类不直接表现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效率，本身似乎与生产关系无关，因而也与公平问题无关。但是，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生产总是与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管理者强制劳动者超出正常脑力、体力的承受程度，劳动时间过长、强度过大，这虽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却背离了劳动者健康生存的要求，也背离了劳动保护的要求，更背离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这样的效率是与科学发展观相违背的。在科学发展观看来，反映人与自然关系这种物质内容的效率，也应当服从以人为本的原则。

科学发展观要求各种效率必须服从社会发展的代际公平。效率有多重含义。在科学发展观看来，它们都应受公平关系的制约。而且，这种制约不只是对同一代人而言，还要体现在社会代际之间。这意味着要把效率与人口数量控制、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等联系起来，赋予其新的内涵。如绿色劳动生产率、绿色人均国民收入等，就是属于具有这种新内涵的效率概念。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效率还受到人类社会代际公平的制约。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中，研讨同代人之间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应当与维护代际公平联系起来。

［摘要］自古以来，实现社会公平就是人类追求的一个目标。本文主要论述在现阶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社会公平的具体途径。要真正实现社会公平必须从发展、观念、制度、民生、政府等多方面采取措施，从根本上为实现社会公平奠定基础、创造条件、提供保证。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社会公平；实现途径

Abstract:Sinceimmemorialtime,ithasbeenagoalforhumanbeingstoseeksocialequity.Thispaperinvolvessometentativeapproachestorealizesocialequityatthepresentstage,withthe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Thedifferenceinpersonalincomeofasocietyisamirrorandascaletomeasuresocialequity.However,theultimaterealizationofsocialequitydependsmuchontheeffectivemeasuresbasedonthesocialdevelopment,socialvalues,socialsystems,people''''slivelihoodandgovernment''''spolicies,etc.Onlyinthisway,cantheidealsocialequitybefundamentallyachieved.

Keywords: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socialequity;realizationapproach

自古以来，实现社会公平就是人类追求的一个目标。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体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本文主要论及的是在现阶段，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索实现社会公平的具体途径，真正实现社会公平。

一、现阶段实现社会公平的提出

摘要:民法构建原则中最基本的原则即为公平原则，公平原则也是民法基本原则的主要动力，只有在公平立法的基础上，才能保证法律的客观性，才能成为群众依靠、维护、认可的法律。因此，民法的基本准则是充分以民法的基本原则作为贯穿主线的有力效力，其中具有较强的宣誓意义。民法基本原则中公平构建理念以及公平运作理念是基础，是民法建设和执行过程中公平的最有效保障。文章对公平理念、公平运作两个概念进行分析，并对两者的关系做了相关探讨，充分分析了公平原则在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的作用，为促进我国民法的建设与实施提供参考。

关键词:民法;公平原则;构建;作用;法律

在所有的民事活动中遵守公平、自愿、有偿、等价、诚实守信是我国《民法通则》作出明确规定的四个原则。这条规定将民法公理性的原则做了充分说明，即就是交易活动中的公平原则。另外，我国现行实施的《合同法》、《担保法》对这一规定也作出了更加详细、具体的说明，且扩宽了对公平原则的运用。基于此，认真思考和研究公平原则在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的作用是十分有意义的。公平原则是一切民事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首要原则，也是民法在维护民事活动正常进行的重要基准，其对于我国相关法律的立法、执法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笔者对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公平原则的应用以及作用进行以下分析。

一、公平原则在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的体现形式

公平原则在民法基本原则中的作用十分突出，其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公平观念与公平运作。其中，公平观念是指民事观念中的公平对待，且在民法运作中具有很强的表现；公平运作原则则是指一切的民事活动的运作均应该保持公平的状态，这种公平运作的形式是民法基本原则中表现明显且重要的一种形式。（一）公平观念分析。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实现过程中，公平观念的应用十分普遍，是将利益合理性构成中，通过点滴累积而成的具有固定模式的评价手段与判断模式。公平观念在民法基本原则中的突出特点表现为：第一，在民事纠纷处理中，能够将民法的公平性进行合理的体现，并具有相对固定的评价和判断方式对其作出合理的判断。社会群体存在的形式较为复杂，但究其本质上来说，对于民事活动中的利益评价方式与标准各不相同，差异性较大，而公平观念的价值体现是在法律保障的基础上定性的，是立法与执法者能够主动选择评判方法的重要因素。所以，公平理念在法律文件中的应用，能够保证法律条文的有效推理，从而构建相对稳定的文件模式，即使公平理念是在社会活动中逐步形成，但是其在评价中的非主观评价作用的意义非凡。第二，公平理念与民事活动之间的关联性较强，是从诸多的民事经济活动中诞生，对于经济收益的获取，公平理念作为评判原则也更加合理，在民法中应用公平理念，将使得利益与主体之间平衡关系得到最好的诠释。基于此，民法基本原则中对于继承问题、债务债券、亲属以及物权问题等平衡的维系均少不了公平观念。第三，公平观念在民事活动中的价值实现，也是民法价值的重要体现。民法价值是以解决民事利益纠纷为基础的，只是当前的民法运作中，公平观念的现实意义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明确，那么，可以利用民法的运作，使得民事主体的判断更加明确。（二）公平运作分析。公平运作是在基于公平理念的基础上，针对一些专门的民事利益关系的合理性，并对私法主体与民事主体作出客观评价与自我判断。根据公平运作特点的分析，其在民法基本原则中主要表现为：第一，公平运作能够对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价，所以，公平运作不仅能充分体现立法者的公平观念，还使得群众的利益维护得到满足。第二，日常民事活动中的民事纠纷，使得公平运作的价值得到更好的体现。公平观念对于民事利益关系的调节中较为抽象，而实际的民事活动，是一些民事事实，是将民事主体间的抽象存在的法律关系转变成实实在在的法律关系，从而促进具体法律关系与利益形态的转化，民事利益关系的评价中，公平运作能作出更加充分、有效的判断。第三，公平理念是公平运作的理论基础，所以，民事主体在行驶自身职权时，需要在心理上构建公平的桥梁，从而对立法者与执法者的判断作出正确的认识，满足公平理念的标准，实现法律法规的基本标准和要求。（三）公平理念与公平运作的关系。从上文的分析中不难得出，公平原则分为公平理念与公平运作两个层面，且两者均在民法基本原则中具有广泛的应用，是对民事利益作出合理判定的重要准则与方法。公平原则被划分成公平理念与公平原则两个部分，两者在表现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对于民法基本原则构建的作用却不分彼此，是推动民法基本原则有效成立的重要因素，两者在表现形式与作用上的差异与关系可进行以下分析：首先，公平理念与公平运作促进了公平原则所具有的价值得到深入理解和正确的定位，即公平原则是指面包生产者有权利对面包的分配方法作出规定。其次，我们所理解的公平原则属于一种抽象化的存在，难以对其作出明确的分析，而法律的建立则需要具有确定性的准则，因此，必须对公平原则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具体、详细的分解操作，从而促进人们的理解，利用公平理念与公平运作来全面诠释公平原则，使得其内在价值与意义得到更好的理解和掌握。

二、公平原则在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的作用

论文摘要:薪酬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敏感问题，因为它步及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准确把握薪酬管理中的公平原则，特别是内部公平评价。在薪酬体系构成中，充分考虑激励因素，关注员工的心理预期，调动积极性，使激励效果最大化。

论文关健词:薪酬管理公平原则激励功能

薪酬是企业(或组织)对它的员工给企业(或组织)所做的贡献，包括他们实现的绩效、付出的努力、时间、学时、技能、经验与创造所付给的相应的回报或答谢。其实质是一种公平的交易或交换。从市场角度来看，薪酬是人力资源价值的市场形式．或称“人力资源价格”；从分配角度看，薪酬是企业对员工人力资本要素贡献的回报，一般称作“劳动报酬”。

企业薪酬通常有下列三部分组成：(1)工资；(2)奖励；(3)福利。另外，员工持股、股权激励、股票期权等的形式也在充实着企业的薪酬制度。

在现阶段，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也就是按贡献分配，其本身隐含着等价交换的内容。中央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对企业的薪酬制度产生重大影响。

薪酬的功能实质上就是能吸引来、保留住和激励起企业所需的人力资源。吸引、保留、激励三者是一致的，就是薪酬的激励功能，或者称为薪酬管理的目标——即吸引和留住组织需要的优秀员工，激发起员工的良好工作动机，提高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和能力，鼓励他们创造优秀绩效的热情。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当前，我国学术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研讨，主要是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而展开的。事实上，这并不全面。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应当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结合当代中国国情，历史地、具体地研究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弄清它们各自的多重含义，处理好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效率只有同科学发展相联系才有实际意义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现在人们越来越明白，“发展是硬道理”。但是，作为“硬道理”的发展，只能是科学发展，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如果把发展仅仅理解为国内生产总值、利用外资数额和政府税收等的增加，而不顾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不顾区域、部门经济关系的协调，不顾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的和谐，那么，这样的发展只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困难。所以，经济效率只有同科学发展联系在一起时，才有实际意义。

科学发展观要求像利润率这类与生产关系有直接联系的效率与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结合起来。效率是与主体对生产实践成果的衡量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有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内容，比如劳动生产率；而且有反映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社会内容，比如利润率。就利润率而言，这是一个反映企业投资效率的指标，体现的是资本所有者利益的增长程度，却不体现直接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增长程度。资本所有者如果是私人，利润率提高并不意味着工人利益的增加，这就出现了是否公平的问题；资本所有者如果是国家或集体，利润率提高则意味着总体或集体劳动者利益的共同增加，但是如何把这种增加落实到每个劳动者身上，也有一个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由于生产关系本身包含经济利益关系是否公平的问题，所以像利润率这类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关系直接联系的效率，显然会与公平问题联系在一起。科学发展观对这类与生产关系直接联系的效率作出了新规定，要求其服从以人为本的原则，与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结合起来。

科学发展观要求像劳动生产率这类不直接表现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效率也要服从以人为本的原则。抽象地说，像劳动生产率这类不直接表现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效率，本身似乎与生产关系无关，因而也与公平问题无关。但是，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生产总是与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管理者强制劳动者超出正常脑力、体力的承受程度，劳动时间过长、强度过大，这虽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却背离了劳动者健康生存的要求，也背离了劳动保护的要求，更背离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这样的效率是与科学发展观相违背的。在科学发展观看来，反映人与自然关系这种物质内容的效率，也应当服从以人为本的原则。

科学发展观要求各种效率必须服从社会发展的代际公平。效率有多重含义。在科学发展观看来，它们都应受公平关系的制约。而且，这种制约不只是对同一代人而言，还要体现在社会代际之间。这意味着要把效率与人口数量控制、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等联系起来，赋予其新的内涵。如绿色劳动生产率、绿色人均国民收入等，就是属于具有这种新内涵的效率概念。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效率还受到人类社会代际公平的制约。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中，研讨同代人之间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应当与维护代际公平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