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范文10篇

工农街道在旌阳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2011年上半年。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抓住重点、突破难点、解决热点、打造亮点”工作思路，充分发挥街道党工委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时巩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促和谐工作效果，发展中促转变，转变中谋发展，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进展。

一、上半年工作简要回顾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街道党工委以招商引资和招引项目为突破口，上半年。以扩大税源和经济总量为目标，不时优化发展环境，提升服务水平，经济建设得到稳步向前发展。

推进街道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上半年街道工业经济总产值15716万元，1抓住灾后恢复重建和扩大内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占目标任务的50.32%销售收入10950万元，占全年任务目标50.93%利润总额646万元，占任务目标51.80%利税总额871万元，占任务目标50.50%超额完成“开门红”工业目标任务；中小型企业增加值完成10232万元，占目标任务50.20%营业收入完成34986万元，占目标任务51.09%总产值34986万元，占目标任务51.09%利润总额完成1798万元，占任务目标52.65%实交税金1126万元，占目标任务51.56%超额完成上半年的各项经济指标任务。

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招商引资工作进展顺利，2全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上半年完成引资项目3个，引进市外到位资金20640万元，占目标任务的52.92%引进省外到位资金15300万元，占目标任务51.00%

由倡导的工农兵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受到的赞扬和贬否都最为激烈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样式。赞扬它的人，从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之前，完全是从政治着眼的，如1947年8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特地召开了一次文艺座谈会，把赵树理树为边区的“方向性”作家，边区的文联副主席陈荒煤还写过《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1]。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则是在政治的语境中，给某些作品以艺术上的肯定，比如有人对工农兵文学的代表作品《红旗谱》评价说：“在‘红色经典’作品里，我个人认为，在精深的程度，在文本的精粹程度，在艺术的概括力程度，在人物刻画的丰满度上，《红旗谱》达到的水准确实堪称杰作，而且它在阶级叙事里面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2]贬否它的人，则从“”开始至今21世纪，尚且抛开“”时期不说，即就上世纪80年代而言，不但从政治上而且从艺术上对它进行彻底的否定，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上世纪80年代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文学（指以赵树理小说为代表的工农兵文学）便被视为政治的‘传声筒’和‘吹鼓手’”。[3]当今，因为政治而否定它的人仍然不少。这样一来，似乎工农兵文学只有特定时代的政治价值（当然，这是指文学不应追求的政治宣传“价值”），而缺失艺术价值。因此，一个问题便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绵延至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长达30余年的工农兵文学，究竟有没有艺术上的成就和贡献？站在21世纪今天的时间点上，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几十年前产生于战争年代的工农兵文学的整体，准确地评价它的艺术价值，进而确定它的文学地位，这无论是对于历史还是对于未来，都是非常必要的，因而这是摆在我国学术界面前的迫切任务。在探讨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之前，必须弄清工农兵文学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工农兵文学，应该包括两种：一种是“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以赵树理的小说为代表，要求不但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而且要表达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感情，还要采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另一种是“非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以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代表，只要求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而并不要求采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4]笔者在谈论工农兵文学时，又曾经指出它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建国前阶段、中期的建国后至“”前阶段和后期的“”阶段[5]。其中以中期的成就最高，所谓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主要就是指这一时期。下面，我们具体来论述一下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一是塑造了一批崭新、独特的典型形象，丰富了我国乃至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前，独特的典型形象和独特的思想感悟，一直是衡量文学作品艺术成就最重要的标尺；而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后，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想感悟被视作最为重要的成功标志，但塑造典型人物依然是研究者和其他许多读者的重要期待。直到今天，那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之所以能够长久留在人们的心中，其活生生的典型形象，是至为重要的原因。诚然，中国文学有重视典型人物塑造的传统，古代戏剧和古代小说都塑造出了许多独特的典型，如崔莺莺、杜丽娘、李逵、林冲、贾宝玉、林黛玉、曹操、孙悟空等一大批人物形象，而工农兵文学显然也是在努力继承这一传统。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包括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及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以及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等等，都在尽力地描写人物性格。但是应当承认，它们都还没有塑造出一个真正够得上“典型”的人物形象，它们所写的人物，虽有某些性格特征，但作为典型形象应有的独特性和概括力，那种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厚重感，都还明显不足，即使那位赫赫有名的杨白劳，依然显得单薄，且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有某种相似之处。而后期的工农兵文学，即“”期间的工农兵文学，其许许多多的人物，往往只是一种思想意识的符号，谈不上什么艺术典型。当然，那些至今还留在许多人记忆之中的样板戏，其中的阿庆嫂，有独特的个性，也具有文化的意蕴，可惜描写得不够充分，和“典型”的要求仍有一些距离。在人物塑造上最有成就的是建国后至前的工农兵文学，对于其中的典型人物，我们可以点出一大串：朱老忠、梁三老汉、林道静、江姐、杨子荣。按照中外的典型理论，典型形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融合型典型形象和类型性典型形象。《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和《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属于融合型典型人物；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岩》中的江姐以及《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则属于类型性典型人物。值得称道的是，无论哪一种、哪一个，都不但是活生生的，性格丰满、独特的，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地域特点和历史积淀，因而充满文化厚重感的人物。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和评论文章，在评论这些人物的时候，都只从政治的角度着眼，只注意他们无产阶级的阶级特征，或者只注意其个性，这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些人物身上远远突破了阶级的局限，而透露出文化的意蕴。具体说来，他们的性格体现出以下的特点：

1.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6]74因此，阶级性当然是工农兵文学典型人物的重要特征，比如作为融合型典型形象的朱老忠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对于封建地主的仇视和憎恨，无疑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但他和地主冯兰池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冯兰池为了霸占黄河堤下农民们的大片土地，受到农民们的阻挠和抗拒，他竟然指使狗腿子打死了领头抗拒的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同时还要对朱老忠斩草除根。如此，他的品行就不再是作为地主的一般的贪婪与凶恶，而且还是属于非正义的灭绝人性的邪恶，这却不但是农民而且是全人类都要憎恨和仇视的，因而也就让朱老忠对他的憎恨变成了对邪恶的憎恨，而朱老忠的报仇和反抗也就超越了阶级性，而具有了社会性，朱老忠的性格中也就添加了憎恨邪恶、追求正义的社会、文化意义。梁三老汉作为农民，他的阶级性表现为思想上的保守、怯懦和憨厚，这表现在他在加不加入合作社的问题上长久犹豫徘徊，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但是在由封建思想长期统治的中国，这种保守和怯懦以及憨厚，却又不是农民所独有，而是老一代工人、农民甚至其他老人普遍所具有的，因而，他的保守、他的犹豫也就有了社会性。而作为类型性典型人物的林道静，她是在革命中成长的青年的代表。但她的成长进步，并不只是表现为由一个不满封建军阀统治的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战士，而且是由一个向往公平正义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愿为人民谋幸福的人，她既是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又是具有社会正义感的社会青年，因而也具有了社会性。杨子荣当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侦察英雄，但因作品中具体描写了座山雕等匪徒对夹皮沟普通民众的作恶多端，所以，杨子荣对他们的清剿，并不只是表现出他是清剿国民党残匪的英雄，而是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这同样也给他的思想性格赋予了社会性。同样，江姐并不只是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狱中英雄，她面对的是与人民为敌的凶狠无比、丧失人性的国民党特工，因而，江姐与反对人民的势力斗争到底的大无畏精神也有了社会的意义。

2.时代性与历史性的融合工农兵文学是在大变革的时代格局中审察、认识人物的，因此这些典型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是非常明显的。但同时工农兵文学又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塑造典型形象的，做到了时代性和历史性的融合。比如朱老忠，他是一位大革命时代的人物，一方面他受到当时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浪潮的影响和裹挟，具有革命的觉悟和要求，所以他才会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另一方面，他的革命意识又是历史上农民造反意识的延续，在他身上，既有水浒英雄的粗豪气息，也有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的勇猛精神。梁三老汉既有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历史大变动时代的心理波动，又有历史所造成的下层人民的胆怯和固执。林道静既有大革命运动时期的革命冲动，又有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先锋意识。杨子荣既有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时一往无前的气概，又有历史上革命志士坚忍不拔的英气。江姐既有革命胜利前夕的坚韧，也有历史上革命者舍生取义的文化积淀。

3.地域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成中国地缘广阔，各地的生活风俗、精神气质有不少的差异。工农兵文学的典型人物塑造很注意这一问题，努力表现人物的地域特点。但是中国又长期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文化。工农兵文学在塑造典型人物是注意把地域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朱老忠在他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坚持的“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中，显现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凄清而沉稳的燕赵风骨，而这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苍凉之风；梁三老汉身上的保守，既体现出终南山的封闭，又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林道静身上既有北方学生的率直和执着，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君子骨气。杨子荣既有东北军人的豪爽和勇猛，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武侠气。江姐身上既有巴蜀地域的坚韧和沉敏，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深沉和韧性。总起来说，朱老忠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有仇必报、勇于反抗的，寻求翻身解放、追寻公平正义的，豪爽、坚韧、凄清的、时代大动荡中理性的农民英雄，在他身上寄托着广大底层民众的理想和愿望；梁三老汉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憨厚、怯懦而守旧的，在社会变革面前犹豫、徘徊的普通农民；林道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执着、率性，充满远大理想的革命青年；杨子荣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英勇机智而又豪情满怀、为民除害的革命侦察英雄；而江姐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从容、沉敏，为了最广大人民利益甘洒热血的无产阶级的狱中英雄。

这些典型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特的。同是农民的典型，朱老忠明显的不同于《水浒传》中的李逵，虽然两者都具有反抗精神，但后者的反抗是本能的反抗，充满了蒙昧、鲁莽的色彩，相比之下，即使是在接受党的教育之前，前者也显得理性得多。梁三老汉更是完全不同于阿Q，虽然两者都是种地的农民，但后者懒惰、奸狡，前者勤劳、憨厚。后者愚昧，而前者清醒，只是保守而已。林道静当然也不同于古代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比如吴用，吴用参加起义是以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个人的眼光看待天下的不平，而林道静则是以追求远大的革命的理想的心胸来感受革命浪潮的汹涌。她也不同于鲁迅笔下的狂人和夏瑜，后两者虽然觉醒，但脱离人民大众，而前者却是和人民共同斗争，她身上体现出一种亲民性。江姐更不同于历史上的造反者，她的从容坚定是由远大的理想所支撑的，而历史上的造反者当然没有这种思想和胸怀。这些典型形象也不同于世界文学史上别的典型人物。西方古典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大多数是王孙贵族，或者资产阶级人物，只有少数平民百姓，同时因为“欧洲和地中海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在中古“以后漫长岁月里，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逐渐消失”，“中古欧洲发生了工商业革命，导致了一个工业社会的兴起”[7]34，原本样式的农村和农民已基本不复存在，所以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不多，真正的农民形象更少。即使有，也同朱老忠、梁三老汉大相径庭，如19世纪初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小说《艾凡赫》中的罗宾汉，他虽然反抗封建压迫，但又充绿林好汉，有百步穿杨的绝技，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表现出他狭义的性格”[8]；巴尔扎克小说《农民》中的尼雪龙是“热诚地信仰者共和主义理想，严格说，不过是小生产者模糊的向往和追求”的、“坚硬如铁，纯净似水”，不谋私利，“忠肝义胆”的、“寻常中的优秀人物”，这一形象“不免显得有些苍白”，只能作为“一个道德象征”[9]；《堂吉诃德》中的桑丘则是一个朴实善良、机灵乐观、目光短浅、自私狭隘的普通农民形象；前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青年农民潘苔莱是“勤劳作，爱家园，具有一些善良本性，却又被虚荣弄得错头错脑，其灵魂卑鄙恶劣”[10]的小人；还有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小说《戈丹》中的农民何利，是一个虽有同情心，但愚昧麻木、毫无反抗意识的农民。这些人物和朱老忠相比，在于朱老忠那种追求人民群众彻底翻身解放的思想愿望，是外国文学中所有的农民形象绝对没有的。而梁三老汉那种在新事物面前表现出来的中国式农民的守旧和犹豫，特别是由个人发家致富到集体富裕的历史性向往，更是外国文学中的农民形象所不具备的。作为知识分子的林道静和法国作家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也完全是不同的人物，前者是不断追求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的革命青年，而后者则是只图个人利益、一心向上爬的人物。杨子荣一身正义，他是为民除害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化身，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则是维护正义的个人英雄。江姐是“为天下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狱中英雄，而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笔下的牛虻则只是同情下层人民的志士。总的说来，工农兵文学同以往中国文学以及外国文学中的其他典型形象最重要、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胸怀和理想上面，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是为了自己或者所在的利益群体，这是他们思想意识的分水岭。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显示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独特性，确立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无可代替的重要地位，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彰显了工农兵文学的艺术成就和艺术贡献。否定这些形象的人往往认定这些形象是用作政治宣传的虚假人物，其实从这一时代过来的人都可作证：这样的人物形象是真实的，因为那一时代就是那样。

一、我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现状和矛盾

20世纪最后的二十多年，是中国经济走上腾飞之路的重要时期。近二十多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总量的扩大，我国农村社会经济亦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如粮食、棉花、糖等已跃居世界前列；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大大提高，恩格尔系数下降，标志着农民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我国扶贫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农村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目前的3000万左右，农村贫困率从30.7％下降到3％左右；在我国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率先向现代化迈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

然而，从宏观角度观察，尽管我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当前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及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国家资金、政策、制度等综合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格局没有根本改观，即是说国家总体改革发展的成果在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分配有失均衡。现就其主要矛盾和问题作些概略分析。

（一）产业结构变动和就业结构变动不协调，城市化进程迟缓，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

从国际经验看，产业结构变化必然导致就业结构变化，而且二者变化的速率大致接近，这是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必要前提。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产业比重已由1980年的30.1％下降到2000年的15.9％，第二产业比重由48.5％上升为2000年的50.9％，第三产业比重由1980年的21.4％上升为2000年的33.2％，这标志着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取得了重大进展。

问题是，我国的就业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主要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相对较小。1990年前后，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一般在10％以下，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都在65％以上；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一般在20％左右或以下，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多数国家在50％以上。而我国在199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在60％以上，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只有18.5％，即使到200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仍高达50％，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只有27.5％。

开展“双拆”工作，是街道工委、办事处加强城市建设管理和发展区域经济的重中之重，为扼制违法建设，体现社会公平，维护群众合法利益，街道工委、办事处在健全机构、宣传造势、精心组织、责任落实、巡查监管、控违网络、举报查处、自拆帮拆、依法强拆、拆后复建等方面加大领导力度，街道1—7月份总体控违成效是明显的，共完成“双拆”任务22.1万平方米，其中控违121户（8607平方米），强力助拆107户（7304平方米），拆违41000平方米，拆迁、拆破18万平方米，提前超额完成了今年18万平方米的“双拆”任务。然而8月初，由于街道、工农社区和相关执法部门控违力度不够，造成工农社区、组违建有抬头趋势，给街道的拆违、控违工作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街道领导和城管部门高度重视，已就违建情况进行了及时、妥善的处理和安排，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目前工农社区组和组共发现违建24户，已于8月16日实施强力助拆，拆除6户，其余18户已进入执法程序。

二、原因分析

1、工农社区控违人员巡查力度不够，控违责任制落实不到位，特别是村民组长和住村干部责任心不强，未把街道布置的控违目标任务放在心上，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发现后未及时上报并劝阻，导致违建产生，导致工作被动。

2、街道控违力度欠缺，特别是夜间巡查力度不够，不能及时发现并上报。

实施工农对接战略中。必须抓好人才选拔、培养、流动、激励、服务等五大平台建设，人才起着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作用。营造和谐宽松、人尽其才的创业环境，最大限度地激活人才潜能，积极参与工农对接战略，服务竹溪社会经济发展。

构建选拔平台。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让人才脱颖而出。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重点推行引进、公开招考、招聘、竞争上岗等选拔方式，选拔急需的党政人才和经营管理型人才；按照“立足当前，服务长远”思路，实用”上下功夫，将“技术型、创业型、营销型”作为选拔重点，建立健全农村实用人才库，实施动态选拔。

构建培养平台。建立有本地特色的分层分类培养机制，促人才能力提升。坚持从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人才实际和需求出发。优化人才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促进各类人才不断更新知识、提升能力。坚持党政领导人才，提高理论素养、培养战略思维、树立世界眼光和加强党性修养上下功夫；对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通过建立市场化、外向型的培养机制，着力提高他驾驭市场经济、参与县域经济竞争的能力；对专业技术人才，着重提高他科研、学术水平，从中培养一批在全县具有领先水平的专家、学者和学科带头人。培养的方法和手段上，不断探索创新，把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县内培养与县外培训、短期培训与职业教育等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广覆盖、多层次、开放式的人才培养体系。

构建流动平台。打破人才的部门、所有制壁垒，实现市场化配置。针对人才流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打通各类人才队伍之间的交流渠道，逐步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调节、中介服务等形式，促进各类人才的有序流动，逐步实现人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由县委、县政府牵头成立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统筹管理县内的人才培训、人才输出、引进等工作，整合县内职教资源，使县人力资源市场、技工学校等培训和服务机构按照统一的标准开展业务，做到人才输出一个途径对外、人才引进一个窗口服务，县内人才流动程序简化，促进人才合理、有序流动。

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充分体现人才的价值。设立人才贡献奖励基金，每年从县财政安排一定的资金，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分别进行奖励；对有条件的企业，鼓励它积极探索、落实技术、专利、品牌、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的产权激励机制；为提高人才创业积极性，应从职称评定、工资福利等方面入手，建立健全人才激励保障机制：对有业绩突出的专业技术人才，可适当放宽申报条件，优先推荐评聘；对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纳入各级拔尖人才人选，实行特殊津贴制，并享有优先安排教育培训和交流轮岗。此基础上，逐步建立高层次人才待遇保障机制，稳步提高人才整体福利待遇水平，坚持物质激励与成就激励、精神激励相结合，善于用光明的事业吸引人才，用崇高的精神鼓励人才，用真挚的感情凝聚人才，使人才充分享有实现自身价值的自豪感、贡献社会的成就感、得到社会承认和尊重的荣誉感。构建激励平台,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凸现人才价值。按照市场化原则。

构建服务平台。合理调配党政人才；借助县人力资源市场的市场配置和服务功能，形成品牌化体系。充分利用县委统管人才的优势。建立公共人力资源服务网络，广泛提供人社政策、人才需求信息、人才、人事档案托管、代缴社会养老保险等服务，促使公共资源向非公组织平等开放，逐步形成专业化服务、社会化运作、标准化管理、品牌化建设的公共人才服务体系。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问题阐释；生态城市建设的发展现状概述；生态城市建设的创新路径；结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的人类聚居地、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循环经济这一生态经济形式是承接工业经济的全新经济形态、以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为先导，遵循“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农业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产业链、建设生态城市的原则、借助大学、科研院所的集体智慧，高起点规划、政策保障，措施得力、注重效益，项目先行、普及循环经济知识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摘要：本文以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市——河南省鹤壁市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径为实例，进行相关问题讨论。资源型工业城市如何发展循环经济、如何实现工农良性循环，现已成为学界焦点问题。

关键词：循环经济科学发展观生态城市路径

1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问题阐释

所谓的生态城市，就是指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的人类聚居地，是一个社会和谐进步、经济高效运行、生态良性循环的城市。而发展生态城市就要发展循环经济。因为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就是经济发展，经济的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是生态城市的不竭动力。当然，这是建筑在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发展，这是完全不同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生态经济。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三R”为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e），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以生态产业链为发展载体，以清洁生产为重要手段，以最终可达到实现物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煤矿企业随着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即便如此，从煤矿企业发展现状来看，其经营管理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大部分煤矿企业仍然采用的是粗放型管理模式，不仅无法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也不能实现工农和谐，企业生产的高效性和安全性长期得不到提高，极大影响了煤矿企业未来的长远发展。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是煤矿企业精细化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者应该树立全面精细化管理理念，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消除各种安全隐患、高效处理各种案件，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煤矿企业的工农和谐。

关键词：煤矿企业；工农和谐；精细化管理；有效策略

一、引言

煤炭资源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能源之一，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工业发展和人们生活的主要燃料，所以，煤矿企业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与其他企业相比，煤矿企业在我国发展的时间相对比较长，而且经营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危险性。粗放型管理模式是当前我国煤矿企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完全不符合政府提倡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基于此，煤矿企业应该要转念管理理念，建立精细化管理模式。为了全面确保煤矿企业经营发展的稳定性，还需特别重视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本文首先介绍了煤矿企业精细化管理的内涵，其次提出了煤矿企业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再次阐述了目前我国煤矿企业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加强煤矿企业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措施。

二、煤矿企业精细化管理的内涵

煤矿企业精细化管理就是将经营管理中的责任进行细分，明确每个部门、每个员工的具体责任。这对企业管理者和员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要改变以往懒散的毛病，提高自己的责任心，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及时发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然后上报解决，不断完善煤矿企业的管理细节。有的学者认为，煤矿企业精细化管理可视为一种文化理念，能起到明确社会分工的作用。精细化管理是科学化管理的一部分，科学化管理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另外两个分别是规范化管理和个性化管理。煤矿企业进行精细化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企业管理中的不规范行为，建立健全经营管理制度，从开采环节到运输环节全方位进行把控，制定比较精细的管理标准，加强对每个环节、每个细节的管理和监督，从而全面提高煤矿企业的管理水平，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摘要本文在分析了我国农村工业各个阶段工农业关系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阶段性、区域性梯度推进理论，并以此论述了我国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

AbstractBasedontheanalysisofrelationfeaturebetweenagricultureandruralindustryindifferentstageofruralindustryinchina,putforwardthecoordinatedtheorybetweenagricultureandruralindustrybystages,regionsanddegrees,discussedthecoordinatedroadbetweenagricultureandruralindustryfordifferentstageofruralindustryanddifferentareaofchina.

关键词农业农村工业协调发展阶段性区域性

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问题是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农村工业发展促进农业发展，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是我国农村工农业关系的主要体现。但农村工业的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两者关系有不同的表现。工业发展并不是总是对农业有利，认识到这一点，选择适宜的协调发展道路，发挥农村工农业之间的正关系，抑制负关系，对农村工农业协调发展十分重要。我们在广东东莞市，江苏无锡县，山东诸城市、苍山县，湖南双峰县，四川米易县等17个典型县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不同地区、农村工业不同阶段的农业与农村工业关系特征，提出了我国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

1农村工业不同阶段农业与农村工业关系的特征

依据反映农村工业发展水平以及与农业关系特点的若干指标（如人均农村工业产值、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农村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农业人口人均乡镇企业工资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重等），根据17县农村工农业关系及全国总体状况，确立每个指标在各个阶段的范围，运用要素贡献率与专家评议相结合的方法，确立各项指标的权重，将我国农业与农村工业的关系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中央苏区的反腐倡廉机制

中央苏区时期，经过不断的努力，形成了反腐倡廉的机制，使其能够发挥出惩治腐败，弘扬社会正气的巨大功效。

（一）从严制定党员标准，着重指出要想成为党员就不能存在“发洋财的观念”

1921年，中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这表明，建党之初，加入中共的条件比较宽松，只要承认其党纲、对其忠实，没有跨党者，就能加入中共党组织。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没有修改一大的党员标准，但是更为注重强调必须有“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1927年9月，率部走上井冈山之后，要在落后的农村地区大力发展党组织，就必须吸收大量的农民参加进来。当时的入党誓词为“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主要强调能够为中共牺牲一切，服从党纪，就可以加入中共组织。到了1929年1月，在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压力之下，、率领红四军主力前往赣南、闽西，逐渐在那里开辟了中央根据地之后，党组织发展壮大的需求与可发展对象素质不匹配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与突出。1930年2月28日，中共闽西特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指出：“目前党内农民成分占大多数，农民意识支配一切，工作散漫、组织松懈种种现象摆列眼前。”“地方主义、保守观念、封建思想、家庭观念、享乐主义、金钱主义、不拿枪等现象无奇不有”。中共党内种种错误思想的表现，使得党内高层极为担心，如果任其滋生蔓延散开，将对中共党组织造成致命打击，整个组织将呈现出涣散的情形。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了纠正的方法，即：“将旧的基础厉行清洗，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同时强调：“今后新分子入党的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入党。”在这里，将入党标准更加细化，为了防止中共干部出现贪污腐化的现象，特意指出要“没有发洋财的观念”才能够入党，将经济廉洁作为考察入党的重要指标之一，严把党员的入口关。在领导层的高度重视下，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也对入党条件提出了细致条件。1930年10月，赣西南特委会上就提出：“在苏维埃区域中发展组织，一定要有严格的条件。”“对党和主义有相当了解，有相当的阶级觉悟，便可入党。”并且特别强调要保持党员干部的清正廉洁性，对于有苗头要贪污腐化的，要坚决清除出中共的干部队伍。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就提出：“党应坚决地把党内一切消极怠工、不听调动、富农自请脱离党、金钱观念重于党、连续三月不交党费、三次不到会、破坏捣乱、昏庸不活动及吸鸦片的分子完全驱逐出党；同时尽量吸收城市工人、农村贫农及积极活动分子入党，以改造党的成分。”

（二）制定严格的法律，从严打击中共干部队伍贪污腐败的行为

由于艰苦的战争环境，再加上缺乏革命必胜的信心，中央苏区有一段时期，干部队伍的贪腐现象比较普遍。1932年5月召开的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财政与经济问题的决议案》指出“：各级政府浪费的情形实可惊人，贪污腐化更是普遍。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随便可以乱用隐报存款吞没公款，对所没收来的东西（如金器物品等）随便据为己有。”为了遏制住干部队伍普遍性的腐败行为，领导层一边在讲话中呼吁努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干部的道德水平，曾经在文章指出：“苏维埃的报刊不仅要无情揭发苏区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还必须从正面大量宣传和表扬先进典型、先进模范，要介绍他们具有的生动的事迹，树立学习的榜样。”一边制定严格的法律，对贪污腐败行为进行系统性地预防与打击。制定了严格审计制度，出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条例》指出审计的目的就是“为着保障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充分执行，裁判检举对贪污浪费的行为，使财政收支适合于目前革命战争的需要。”规定了具体的审计方法：“各级苏维埃财政收支的预算和决算，由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汇编，经中央审计委员会审查，人民委员会通过，中央主席团批淮，未经审查和批准的预算财政机关支……款，决算亦必在批准后，该用款机关不能解除其责任。”“各级苏维埃机关必须遵照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会）规定的会计季度编制预算、决算。逾期不做决算的中央审计委员会、分会对于该机关后来的决算，将拒绝审查。”并且指出：“中央审计委员会及分会审查决算认为有浪费或贪污应处罚及应负责任的，随时报告主席团（中央或省、中央直属县、市）执行，在分会应同时报告中央审计委员会。”制定了严格的会计制度，1932年12月16日，了《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训令第十二号———统一会计制度》。其中指出目前会计制度的第一缺点就是“任各级自收自用，中间更免不了生出许多贪污浪费舞弊的毛病出来。”为了堵住贪污浪费的弊端，《训令》指出要建立科学的会计制度，包括要“把收钱的、管钱的、领钱的，支配的四个机关分开”，要“把各级收入与开支都分别划分开。”等等。制定了严格的惩处措施，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重点打击贪污行为：“（甲）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乙）贪污公款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丙）贪污公款在—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的监禁。（丁）贪污公款在一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后，对打击贪污腐败行为确实做到了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当今文坛，关于现代性的话语，诸多论点、诸多思路，不一而足。有西方世界的理论术语、理论文本的解读，有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理论的思辨，有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发展态势的考察，也有对作家作品等文学现象的实证分析。这其中，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轨迹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应该说，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一部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价值自然是不容忽视的。

一、现代性的社会学视域与《讲话》的价值观照

关于现代性的研究视域，颇多争议。依照米歇尔?福柯的看法，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一般表现为两个方面：一则，人们常常把现代性作为一个时代，或是作为一个时代特征的总体来谈论。他们把现代性置于这样的日程中：现代性之前有一个或多或少、或幼稚或陈旧的前现代性，而其后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令人不安的后现代性。于是，他们开始发出追问，现代性是否构成“启蒙”的继续和发展，或者是否应当从中看到现代性所造成的某些基本原则的断裂或背离。二则，福柯说“：我自问，人们是否能把现代性看作为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做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或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1〕在此，我们或许应该对现代性的解读选取一种比较宽泛的视域。它可以是前者，即一个时代、一种制度，或一个历史时期的范畴，更多是表现在社会内容方面，诸如，政治方面的世俗政体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经济方面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积累，社会层面的劳动和性别分工体系的形成，文化层面的宗教衰落与世俗物质文化的兴起等。它也可以同时是后者，即一种态度、一种思想、一种思维方式和艺术表现方式，并更多地表现在文化、文学等领域。于是，我们的现代性思考便进入了社会学思考和审美思考两个视域，或者两个视域的交织互补。社会学视域把我们的文学思考引向了一个更为宽阔、更为开放的天地。安东尼?吉登斯在阐述现代性的体制维度时说，大多数社会学的理论总是倾向于要在现代社会中寻找某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体制性关系。即，它到底是资本主义体制，还是工业化体制？面对这样的争论，与其去寻找或争论，毋宁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作是包含在现代性体制维度之中相互区别的两个“组织性群集”，“正如欧洲社会所发生的那样，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联合导致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转变。”〔2〕我们当然不是要具体地讨论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体制维度或生产过程，但这种社会学理论的现代性视域，不同于那些抽象化、学院化的学理思考，它携带着十分强烈的社会实践性，它注重于社会体制变化、社会发展历程及其影响的思考，表现出鲜明的价值立场和社会态度。用社会学理论的现代性体系维度来审视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的历史，自然会扩大学术研究的视野，提升其学理认知的批判性和反思性。如此而来，对文学史中的理论思潮、作家作品的评价也就不会局限于某种单一的思路和方法，而是携带着更多的对社会文化实践的直接反思。于是，文学内部发展规律的研究也就有了更为广阔的跨学科视野、更为博大的社会文化参照，和更为深刻的理论性、“反思性”的认知层面。如塞德曼所说“：社会理论通常采取了广义的社会叙事形式，他们讲述了关于起源和发展的故事以及关于危机、衰败和进步的故事。社会理论通常是和当代社会冲突和政治争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些叙事的目的不仅是澄清一种实践或是社会构造，而且还要塑造它的结果———也许是通过赋予一种结果以合法性，或是用历史重要性来影响某些行动者、行为和机构，却将恶毒的邪恶的性质归因于其他的一些社会力量。社会理论讲述的是有现实意义的道德故事，它们体现了塑造历史的意愿。”〔3〕应用社会学的理论，从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的历程和社会文化实践的视域来解读《讲话》，我们可以确凿地认定它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历程中一座不可逾越的丰碑。《讲话》的基本精神和历史功绩在于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个根本问题，即，文艺创作的方向问题和文艺发展的道路问题。第一，文学发展的方向问题，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讲话》总结了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特别是革命文学发展的基本经验，明确提出文学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它系统而深刻地指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明确解决了中国文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立场问题。说“：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4〕关于人民大众的具体内涵，又具体地解释，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是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第二，是文艺发展的道路问题，《讲话》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和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明确指出中国文学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发展的根本道路，是要求文艺工作者通过深入现实生活、深入实际斗争，深入工农兵群众之中，既转变思想又获得创作源泉。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5〕时至今日，如何来认知《讲话》的基本精神呢？从社会学的理论和现代性的视域出发，现代性作为一种时间的存在，是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永远未完成的过程。波特莱尔“用现代性来意指处于‘现时性’和纯粹即时性中的现时。因而，现代性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悖论式的可能性，即通过处于最具体的当下和现时性中的历史性意识走出历史之流。……在波特莱尔那里现代性不再是一种给定的状况，认为无论好歹现代人都别无选择而只能变得现代的观点也不再有效。相反，变得现代是一种选择，而且是一种英勇的选择，因为现代性的道路充满艰险。”〔6〕无论是中国现代历史的政治变革、社会变革，还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都不可避免地置身于这样的现代性的矛盾存在和现代性的时间流程之中。《讲话》作为中国新文学现代性追求过程中的里程碑，既是紧密地根植于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社会合理化进程中的工具理性世界之中，又是在以一种“英勇的选择”的姿态，以诸种“美的事物最新近、最当下的形式”积极从事着一种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伟大“救赎”。即，《讲话》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历史必然产物。

二、革命文学历史演进中的矛盾困惑与《讲话》的基本精神

从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的纵向历程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题材主题、人物形象、语言形式等方面的选择和表现，与作家自身、与表现对象、与历史要求之间的矛盾存在和发展规律。在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旗帜上赫然地书写着两个口号：“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人的文学”的口号在当时主要指向“人”的个性解放，个性解放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表现的一个主旋律。在当时，这种“人”的个性解放，主要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我主体的个性解放。如鲁迅所说，“新的智识者登了场”〔7〕，他们取代了古代文学中的勇将策士、才子佳人，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主人公。“平民文学”口号的提出，表明五四新文学从其诞生之日就开始把目光投向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比西方文艺复兴更为深刻的地方。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作家，对农民的命运表现了特别深切的关注。在鲁迅等人的新文学作品中，农民第一次成为文学主人公，这是伴随着的社会转型而来的中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的变化。但是，这些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们在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其文学表现的题材主题、情节冲突包括语言形式都可以选择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故事，他们的立场、情感以及思维方式却始终无法摆脱小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的视角。于是，五四时期文艺思潮的真实状况是，高高飘扬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旗帜下面，读者对象、服务对象，基本上还都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