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规范范文10篇

党建活动阵地是党员参加组织活动，履行党员权利和义务的集聚地，也是党组织开展党员教育管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有效平台。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实现，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非公企业党员教育管理、企业退休职工社会化管理后的社区党员教育管理等等，这些问题对新时期党建工作提出了不少新的课题，其中党建活动阵地建设如何适应新形势、新环境和新任务的需求是做好新时期党员教育管理的重要保证。

近年来，江干区紧紧围绕“以示范带动规范、以规范提升功能、以功能促进教育”的总体思路，抓住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有利时机，在探索党建活动阵地网络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初步形成了以党建阵地示范点为龙头，规范化党建阵地到边到底的建设格局，为党员实施分类管理、分层教育，实现党员日常教育管理的全覆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以示范带动规范，进一步加大阵地建设力度。

1、培植典型抓示范。为确保党建活动阵地规范化建设有序、顺利开展，江干区从2004年开始，在社区、村、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不同层面选择了30个党建基础较好的基层党组织开展了党建阵地示范点的创建活动。按照“设施齐全、功能到位、作用明显”的要求和“有地方可看、有内容可听、有经验可学”的目标，区委组织部专门成立考核组对全区30个申报示范党建阵地进行检查验收，最后确定20个涵盖社区、村、企业、机关事业等不同层面的党建阵地示范点，并在全区组织工作会议上予以表彰命名，在全区树立了党建阵地建设的先进典型。

2、总结经验抓推广。江干区在大力培植先进典型的同时，积极探索总结不同领域党建活动阵地建设的新路子，适时召开党建活动阵地建设经验交流会、现场推进会，充分发挥示范带动和幅射作用。制定下发了《关于党员活动中心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党员活动室规范化建设的意见》两个规范性文件，对各镇（街道）党员活动中心的设置和功能进行明确定位，要求全区党员活动中心按照“两站两室一窗口”的标准，设置党员综合活动室、报刊图书阅览室、流动党员管理站、电化教育站和服务咨询窗口。对基层党员活动室提出“三亮相、五个有、十上墙”（“三亮相”即亮身份、亮形象、亮风采；“五个有”即有党员活动室的牌子、有必需的播放设备和经费、有党支部的职责和任务、有活动播放工作台帐、有一定数量的党报、党刊和电教片；“十上墙”即：党旗、入党誓词、党员的权利、义务、伟人头像、党员“三亮相”、党支部基本概况和职责任务、党建工作三年任期目标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党建工作十项制度和党员电化教育三项制度、党员参加组织活动情况和设岗定职表、党员缴纳党费情况表）的达标型标准和“设施好、机制好、管理好、功能好、作用好”的“五好”示范型标准。对党员活动室内部布置的内容、位置、格式和色彩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党员活动中心和党员活动室由江干区委组织部提出统一设计、统一标识要求。

3、加大建设抓保障。要高标准、规范化建设党建活动阵地，实现“建设一个、巩固一个、提高一个”的目标，人员和资金的保障是关键。在人员保障方面，我们采取轮岗制和向社会招聘专职管理人员等多种方式，明确岗位管理职责，定期举办上岗培训等方法，既解决了党建活动阵地无人管的问题，又有效地解决了党建活动阵地管理难的问题。如江干区采荷街道阳光家园，采取聘用社区有十多年党建经验的老书记来管理党员活动中心；闸弄口街道向社会招聘应届大中专毕业生来管理党员活动中心等。在资金保障方面，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和以奖代拨等形式，有效地保障了党建活动阵地规范化建设的资金需求。如在社区（村）的党建活动阵地建设过程中，按照各级财政预算一部分、党费奖励一部分、辖区单位筹集一部分的方式保障建设运行资金。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党建阵地建设的奖惩力度，对已经完成建设任务并达到“示范”标准的，按照每个党建活动阵地5000元的标准下拨给基层党组织，对没有完成建设任务的给予通报批评，并在党建目标考核中进行扣分。形成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的氛围。仅2005年，全区用于以奖代拨的资金就达20余万元。

2002年7月30日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34次会议通过了《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该规定是对现实诉讼实践及理论研究的总结，掩卷反思，该规定有几个突出的特点殊值重视。

首先，强化合议庭功能，淡化主审法官制度，力图将合议庭建设成为一个符合审判规律，高效率高质量的审判组织。人民法院的内部审判组织有多个，审判委员会是最高审判组织，合议庭是最为经常的、最为普遍的审判组织形式，而独任法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合议庭制度的向现实的一种让步，因为大量的小额案件或者相对简单的案件都必须由合议庭审理无疑是一种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在中国维持数量如此之众的法官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审判委员会由于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性质不可能成为经办具体案件的经常性的组织，于是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的落到了合议庭制度的头上，合议庭制度以其独有的民主性、独立性、灵活性、高效性而成为我们对审判组织的最好的最为现实的选择。尽管如此，我国的合议庭制度却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弱化和随意的地位，在现实中的很多法院里，合议庭名存实亡的现象相当严重，我们目前推出的这一规定，事实上是对我们以前着力推行的并起了相当作用的主审法官制度的一种反思。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事物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不经过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个事物或一个制度就不可能发展并且走上成熟，在经常性审判组织的选择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曾经一度主张法院的独立审判而非法官的独立审判，但是所谓的法院独立审判造成的责任不分，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混沌状态促成了主审法官制度的出台，主审法官制度就象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样激发了法官们的办案热情，但主审法官制度的非民主性及目前中国法官素质的普遍低下，使这种制度逐渐显露出种种弊端，于是无论在实务界还是学术界都在反思这一问题，对合议庭的价值重新作出估量，应该说这就是最高法院出台这一规定的背景。

现在我们翻开最高法院的规定，我们就不难发现很多条文都是围绕强化合议庭功能，淡化主审法官制度的精神制定的，它更加强调合议庭的组织性、集体性、协调性和民主性。在该规定的第十五条还规定：“裁判文书一般由审判长或承办法官制作。但是审判长与承办法官的评议意见与合议庭评议结论或者审判委员会的决定有明显分歧的，也可以由其他合议庭成员制作裁判文书。”该条规定一方面尽量避免使用主审法官的惯常用语，同时又将主审法官的最主要的职责-制作或者说是创造裁判文书的工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交由其他法官完成，其淡化主审法官制度的立法意图不言自明。该规定还用了较多的条文细致的规定了合议庭的职责，议事规则和议事的限期，这些条文无一不体现了最高法院意在将合议庭建设成为一个符合审判规律，内部运转和谐，具有独立品格，民主与效率相融的经常性审判组织的良苦用心。

其次，规范审判长职责，明确其权利义务，协调审判长与其他合议庭成员以及庭长、院长的关系是该规定的又一目标。在我国的法院制度改革中，审判长的功能定位曾几经论证，经过长时间的试点与摸索以及理论上的探讨，基本上在该规定中明确了以下几点精神：

1、审判长是合议庭审理案件进程中的主持人，而不是一个行政职务，其权力是一种主持权而不是行政权。由于种种价值目标的追求，审判长相对固定已成趋势，有的法院甚至推出了审判长选任制等审判长固定化的种种举措，然而在改革的进程中，由于对审判长本身性质认识的不足和具体操作过程中审判长扩权现象的出现，审判长行政化的倾向在一些法院已经成为一种惯常现象，审判长的权力往往超出了审理案件的主持权而衍生了一种对合议庭的管理权与控制权。这种审判长权力的行政化无疑是对审判长性质的一种误解，也与三大诉讼法中对合议庭成员权利平等的规定相违背，因此，最高法院的规定对审判长的行政化现象进行了回应，基本上恢复了审判长是合议庭的主持人这一本来面目。该规定对审判长的职责进行了比较科学的归纳，在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审判长十权”，即：准备辅助工作指导权、审理方案确定权、庭审活动主持权、评议案件主持权、提请审委会讨论权、制作审核裁判文书权、签发法律文书权、主持案件复议权、遵守审限检查权、其他与审判有关的事项的办理权。从该规定对审判长的权利的科学归纳来看，审判长的所谓的权力都是与案件的审理有关的，其权力所及的范围也仅限于合议庭及其辅助人员的范围，对此之外的事务基本上不加置喙。同时，即使在合议庭及其辅助人员的范围内，审判长的权力也仅限于与案件审理相关的范围，进一步说即使是与案件审理相关的事务审判长也没有决定权，而仅仅是一种主持权，他不能强迫其他的合议庭的成员必须按照他的思路进行案件的审理工作，如果说审判长的权力我们将之称为一种权力的话，那末这种权力的产生与其说是因为法律的赋予不如说是审判长本身由于其主持案件审理所产生的话语权。

2、审判长制度一方面源于合议庭制度本身需要一个高水平的主持人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法官职业化或者说是精英化的改革思路的一个试点。众所周知，再周密的法律也依赖于法官人为的执行，法律的最终价值的实现归根到底不是依赖与法律本身，而是依赖于法官的个人品格和其对法律的精深理解，走法官精英化之路是泰西诸国法治得以实现的一个异常宝贵的经验，尽管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但现实的状况却不能不让我们只能选择一种较为实际的操作方式，或者说是某些学者提出的相对合理主义的模式，审判长制度本身在我国实际上寄托着我们对法官精英化改革的期望，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即使在中国不能实现一蹴而就的法官精英化的进程，但可以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走部分高素质的法官先精英化的道路，于是审判长制度自然而然的被寄予厚望。尽管最高法院的规定并没有明确的体现这一思想，但从高水平的主持人以及审判长的相对固定化的趋势中也可窥见一斑。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中国药品标准制度的发展演进；药品标准在药品监管中的法律地位；健全与完善药品标准法律制度的几点思考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药品标准的确定，主要是依据科学的判断、国民政府卫生部于1930年颁布了名为《中华药典》的药品标准、我国药品标准可以分为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两级、规定当药物名称为官方纲要所承认或收载、药品标准也被视为国家为保证药品质量、药品标准的制定和修改，不仅是判断行政违法行为的重要前提、推动药品标准制定程序模式的变革、完善药品标准的试行与修订程序、在国际化背景下完善我国药品标准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关键词:药品标准法律制度中国药品质量用药安全药品生产监督管理

所谓“标准”，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作的统一规定。它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经有关方面协商一致，由主管机构批准，以特定形式，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在药品监管中，药品标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形式意义上看，药品标准可以说不是“法”，但在实质意义上却发挥着几乎与法律规范同位的功能。

药品标准的确定，主要是依据科学的判断，但同时还要考虑到国家医药工业的现况，药学科学特别是药物分析学、药理学、临床药学等学科的发展现状，以及人民用药的需求，乃至我国疾病谱的分布。某种意义上，药品标准构成了药品规制的起点，给予了各项医药政策一个最基本的“阈值”，它对公民的生活和福利可能有着比形式意义上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更密切的关联。为此笔者将试图对我国药品标准的制度沿革、法律性质、制定程序等问题加以整理和剖析。

1中国药品标准制度的发展演进

在汉平帝时，“元始五年，举天下通知方术本草者所在，诏传遣诣京师”，政府出面组织医药人员进行本草的编纂工作，直到东汉出现了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载有药物365种，总结和肯定了药物的基本规律，梁代陶弘景编著的《神农本草经集注》，将所收载药物扩大~,J7oo种，这些著作成为了当时国内用药事实上的标准。直到唐高宗时期，由苏敬领衔，命天下征集药物，于公元659年颁布了《新修本草》，它分55卷，收载药物859种，是世界上第一部药典，它与宋代先后颁布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开宝新评定本草》、《图经本草》，都是官方颁布的药品标准。

一、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的理论基础与内在属性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风险治理的外在诉求，符合安全刑法观的价值导向，与大陆法系机能主义刑法观密切相关。质言之，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观期望从解释层面缓解刑法确定性与社会变动性之间的张力，是安全刑法观在解释论上的反映，也是风险社会背景下刑法知识转型的表征。自19世纪末，社会学理论与方法逐渐在法学领域中产生影响，为长期执着于在法律结构内部探讨问题而无视这一视角之危害的传统法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解法律的视角，功能主义作为社会学中重要的理论流派便是其中一例，特别是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也可视为功能主义起源的一部分。［2］(P231)根据功能主义理论，社会学理论在制度、规则、系统、组织的发生和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当对制度、规则、法律等社会规范进行诠释时，需密切关注来自社会层面的影响。质言之，功能主义主动借鉴社会学的方法，努力寻找功能观察点，不断完善功能比较方法的步骤。在这个过程中，功能主义进路不再从泛泛的角度，而是从特定的角度来界定“功能”这一问题。［3］基于此，功能主义价值观在规则诠释上开辟了新的道路，即从规则诠释内部分析转向规则探讨的社会面向，规则解读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逻辑走向经验、从事实走向价值、从形式走向实质。尤其是结构功能主义观的出现，其主张从社会系统论出发，根据系统论阐述规范内涵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质言之，结构功能主义十分注重研究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平衡、协调的机制，是一种维护型的社会学理论，它强调的往往是秩序稳定。社会系统反映着一个互动制度化逐渐稳定的过程，其中渗透了人格，并为文化所限制。制度化的规范要求、角色行动者的决策、文化价值取向的轮廓都可以被那些反映每一行动组成部分变量特色的概念即模式变量类型化。［4］(P36)莱因斯坦也认为，从法律科学的角度来看，“法律是社会控制和组织的工具”这一命题要求人们探究具体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的社会功能。［5］(P618)从心理学层面看，功能主义是从结构功能角度探讨社会主体态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该过程的发生与个人的心理态度形成密切相关。默顿认为，在功能分析上，应当注意社会文化事项对个人、社会群体造成的客观后果。［6］(P79)按照默顿的方法进行分析，态度变化的方向或强度都会对个体认知与行为产生不同影响。换言之，学者之所以倡导功能主义刑法观，源于学者对刑法规范的内在态度和对刑法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心理诉求。根据美国学者丹尼尔•卡兹的态度功能主义理论，态度功能细化为四种属性：工具性、防御性、价值表现性和认知性。据此，可以明确四种态度功能与态度形成和发展的关系。质言之，从功能主义解释论来看，论者坚持从社会角度诠释规范，从社会当中寻找规范发展的动力，这与态度功能主义的工具性、防御性等属性要素密切相关。由此，论者倡导功能主义解释论与社会治理和规范功能的诉求态度密切相关，是内在心理需求在刑法解释观上的切实反映。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积极迎合社会需求，主张改变传统解释理念与思维模式，坚持在刑法解释当中引入社会要素，倡导规范解释的工具性与价值性，主张推动解释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至此，可以得出结论，功能主义刑法解释是功能主义刑法观在解释论上的表征。功能主义法学观是一种“外部”的视角，它使法学家们的视线从法律内部转移出来，将研究重心投入法律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法律在社会中所发挥的功能等一系列问题上。［7］于是，刑法解释的工具性、目的性及防御性等价值要素被置于重要位置，其独立性、民主性等内涵被削弱，刑法解释由原来的规范内涵揭示转向社会治理工具。总的来看，功能主义理论从两个层面为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观提供了理论铺垫：在社会学的角度，弱化规范诠释的封闭性、逻辑性、实证性，将开放性、功利性、实用性价值纳入规范解读当中；在心理学的角度，功能主义解释观的形成是基于功能主义认知论，并基于功能主义态度衍生出规范诠释的工具性、预防性、价值性及认知性等内容。由此，社会学从宏观层面为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观的出现奠定了外部基础，心理学则从微观角度为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观的产生提供了内部支撑，两者互为补充，相互借重。根据劳文，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观呈现四个面向，分别为实质性、目的性、回应性与后果性，并对四个方面做了深度介绍和论证。［1］经过分析，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四个面向应该是实质解释内容的具体化，换言之，功能主义刑法解释是实质解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1）实质性是实质解释的特征。实质解释追求实质正义，强调规范解释的实用性，在逻辑思维上采取结果导向主义。所以，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也强调实质性，主张立足于个别正义理解与诠释构成要件，这与实质解释中的实质在本质属性上并无质的区别。（2）目的性是实质解释的方法。实质解释习惯突破形式束缚，基于目的性指引，将利益衡平、政策判断、价值诉求及大众认同等法外要素融入规范解释。这里的目的是指法治目的，也即，法治社会形态下的规范法益及立法精神，具体为刑法目的、法律目的及法治目的等几个维度，规范解读主体正是借助目的解释，将法外因素带入规范内部，使解释结果体现实质化色彩。（3）回应性是实质解释的属性。实质解释将回应社会诉求与刑法诠释联系起来，从而推动刑法规范的生长和完善，达到追求社会秩序稳定之目的。不过，“追求秩序的努力是这样一场战斗：一场明确性反对含混性的斗争，语义精确性反对矛盾性的斗争，透明性反对晦暗性的斗争，明晰性反对模糊性的斗争。……‘秩序的他者’这个比喻就是：不可界定性、不一致性、混淆、无法决定性和矛盾态度”［8］(P6-7)。（4）结果性是实质解释的诉求。从实质解释的思维逻辑看，其强调结果考量对构成要件的制约。由此，基本可以得出如下判断，形式解释注重形式逻辑，实质解释青睐适用结果。总的来看，实质性、目的性、回应性及结果性是实质解释的要素，也是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四个面向。从规范术语属性看，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与刑法实质解释在特征上无本质区别，但两者在解释导向上却存在不同。实质解释是为了克服形式解释带来的僵化和滞后，但不否认形式逻辑的重要性，并强调形式解释在规范诠释中的主导作用。不过，在功能主义解释观范畴，其已经超出刑法实质解释的诉求，将形式逻辑视为价值判断的补充，主张全面对接社会需求，充分体现规范解读的功利性与实用性。诚如劳文所言：“功能主义的刑法解释论不是要弃形式逻辑于不顾，而是强调形式逻辑应受价值判断的支配，服务于合理解释结论的得出。”［1］

二、功能主义解释观与法治发展初级形态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观是论者为应对转型社会下风险高发、矛盾凸显而提出来的社会治理策略，对于控制社会风险、维护社会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对于发挥司法主体的能动性具有重要意义，并有利于刑法规范漏洞的补充。然而，功能主义刑法解释需认真面对法治发展的初级形态问题。19世纪末期，规范诠释内涵的思维逻辑是三段论。古典形式法治强调文本是解释基础，主张从规范内部阐释文义内涵，解读主体是规范文义的传声筒，对法官解释充满怀疑与排斥。法律的精神需要探询，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公理了。采纳这一公理，等于放弃了堤坝，让位给汹涌的歧视。［9］(P68)古典法治形态与其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对维护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具有重要价值。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形式法治成为司法主体坚守的正义标准，是维护公民权利的坚实保障，对限制公权力扩张具有积极意义。但是，20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发展，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社会风险呈增长趋势，公民自由在法律价值中的比重开始下降，社会安全开始成为规范适用中的重要考量要素。基于此，法律稳定性与社会流变性呈现紧张趋势，形式法治逐渐成为社会多元化诉求及社会创新发展的阻力，尝试通过赋予解释主体能动性成为缓和形式法治与发展张力之间矛盾的重要策略。于是，利益法学、目的法学、法社会学、现实主义法学及后现代法学等各种流派基于法治观的改变而依次出现，在一定阶段内深刻影响着西方社会法治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形式法治的僵化与滞后，而能动主义理念、结果导向主义及实质正义等价值趋向开始左右法律解释走向，功能主义刑法观也逐渐形成并得以发展。“功能主义的刑法解释论可谓能动司法概念的下位范畴，是能动司法在刑法领域的具体化的产物。”［1］质言之，西方社会盛行的能动主义司法理念是为了消解形式法治长期形成的僵化，是为了弱化形式法治滋生的负向价值，也是新社会形态下法治创新的表现形式。但是，即使是英美法系下的现实主义法学也不反对形式逻辑，只是主张对形式法治适当调和。“简单地说，霍姆斯的反逻辑其实是反对当时的形式主义的倾向。他反对的只是认为逻辑是法律发展的唯一动力的观点，而不是反对逻辑的作用。”［10］(P6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我国的法治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尚未形成普遍的形式法治观，更有甚者，部分社会主体对法治建设还持有怀疑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层面应该继续保障形式法治成果，持续巩固公民权利，限制公权力发挥作用的领域，而不是脱离社会发展阶段积极倡导实质法治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我国现在正处在法治建设的初级阶段，还缺乏严格法治思维的陶冶，还没有严格法制方法的文化根基。”［11］由此，司法克制、形式解释、文本主义依然是规范解释的指导理念与导向，而不是借重后现代主义法律理念，通过功能主义解释观消解形式法治成果，并放逐形式逻辑在刑法规范解释中的价值。“我们根本不知道西方法学对逻辑的批判，实际上是对逻辑规则绝对化的反思。我国的法治建设需要经过一个强化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法律方法论时代。我们现在批判法律逻辑超越了一个时代———重视逻辑与方法的严格法治时代。”［11］也即，即使面临社会矛盾多元化、社会认识复杂化及社会风险多样化等问题，也不宜匆忙倡导功能主义解释论，这不但不利于系统法治目标的追求，更不利于形式法治成果的巩固。由此，解释理论创新不能盲从于国外法律理论走向，应具有符合我国社会背景的问题意识与解释理念，不应匆忙构建超出社会发展阶段承受能力的刑法解释理论。实质上，任何超出我国社会发展阶段构建的法律理论，纵然在短期内符合意识形态需求，但从长期来看，都是具有消极意义的。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形式合理性与形式逻辑从来都不是司法主体的终极目的。在司法过程中，自然法精神常常主导司法主体的思维进路，于是，经常可以看到司法主体通过个案正义推动法治进程的例子，常常是司法主体的公正而非规则的完善成为法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从历史发展经验看，将希望寄托于司法主体的伦理层面并不可靠，也不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和内涵。“历史经验证明，这种理想往往沦为幻想，即使获得短暂的成功，也严重依赖于偶然性因素。”［12］从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观看，论者是基于强化司法主体能动性展开的，对规范文义的确定性与稳定性关注不够。一定程度上，该理论还是沿袭了传统法治建设的理念，是西方功利主义法学观在规范解释学上的反映。此外，在我国的法治建设当中，行政干预司法现象相对严重，追求社会效果、道德认同的呼声一直存在，这些都需要从强调规范适用的形式逻辑上进行纠偏，而不是继续强化司法能动性、规范实用性及社会回应性等要素。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人没有把法和伦理区分开来，两者处于直接结合的状态。”［13］(P21)如果法与伦理不当结合，决定规范适用结果的往往是价值判断而非规范文义，但是，不得不说，价值判断往往是虚幻且难以把握的。由此，当下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刑法规范诠释应尽可能坚持形式性与独立性，防止道德衡量、政治诉求等法外因素不当干扰规范诠释，而不是持续强化功利性、实用性在规范解释中的价值比重。总的来说，西方社会的变革趋势可能并不遵循近代的法治理论，我们不能按照当代(或称后现代)的西方路径进行法治建构。这就要求我们根据具体的国情、阶段与语境分析刑法解释问题。所以，不能依托西方的理论体系或者社会背景论述我国的刑法解释理论，需要回到我国的具体语境下探讨刑法解释的具体进路。

三、功能主义解释观与积极立法主义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社会矛盾呈多元化发展，社会风险在各个领域显现，刑法理论关于风险刑法、安全刑法的论断层出不穷，与此相适应，刑事立法层面开始倡导积极的刑法立法观，希望通过刑法介入提前、严密刑事法网达到治理社会风险之目的。近年来的刑法修改充分折射出积极主义立法姿态，以应对社会矛盾多元与社会风险高发的态势。分析以往的刑法修正案，积极主义立法观主要是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1）将具体危险犯上升为抽象危险犯。如，生产、销售假药罪是指，生产者、销售者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规，生产、销售假药，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刑法修正案八》删除该罪状中的“足以危害人体健康”内容，将该罪从具体危险犯转变为抽象危险犯。（2）将悖德行为上升为犯罪行为。《刑法修正案九》增加替他人考试罪。从法律规定看，替考行为不符合行政违法构成，《刑法修正案九》却直接纳入刑法规范，这显然不符合刑法二次性的属性。（3）将预备行为实行化。《刑法修正案九》增加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准备行为通常属于犯罪预备范畴，但立法者直接将预备行为上升为实行行为，致使犯罪成立提前，导致犯罪既遂与犯罪预备竞合。（4）将帮助行为正犯化。《刑法修正案九》增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根据共犯理论，帮助行为本来属于信息网络犯罪的帮助犯范畴，立法者直接将帮助行为规定为实行行为，不但降低了犯罪成立门槛，还背离了共同犯罪理论。（5）将行政违法上升为刑事违法。《刑法修正案八》增加贷款欺诈罪、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原是行政违法行为，但在行政规制没有穷尽之际，就匆忙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事立法，有违刑法最后性嫌疑。对刑事立法表征出的积极主义姿态，周光权将其概括为积极立法主义观。这样的刑法立法观明显受社会政策影响，是功能主义、积极主义并与转型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照应的。对这种刑法立法活跃的现象，论者进一步指出，欧洲国家称之为立法的“灵活化”，日本则称其为立法的“活性化”；其实二者说的都是相同的意思———刑法立法必须符合时代精神。我国刑法立法在当下从消极立法观向积极立法观的渐进式转向，恰好与此一致。［14］至此，论者将当下刑事立法的积极姿态概括为积极立法主义观，虽然国内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当下的刑事立法取向并不符合积极刑事立法观①的内涵，但不可否认，刑事立法呈现出的积极性姿态是客观存在的。积极的刑事立法观期望通过严密刑事法网达到规制社会风险、维持秩序稳定的目的，这与劳东燕倡导的风险刑法观有密切关系，也是风险刑法观在刑事立法中的切实反映。［15］不过，随着积极刑事立法主义的展开，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被纳入刑法规制范畴，公民权利空间将不断受到挤压，这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应当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密切关注，尤其是刑法解释应当持什么立场显得颇为重要。总的来说，在立法层面与解释层面应当保持这样一种平衡：当立法主体比较积极的时候，解释主体应该采取谨慎、相对谦抑的态度解释刑法条款；相反，当立法主体较为消极的时候，解释主体可根据需要采取积极的姿态解读规范内涵。唯此，公权力通过立法扩张的势头才能得以适当遏制，而不会一直保持进攻的态势，也可以抵消因不当立法带来的消极因素与负面影响。显然，劳文没有沿着这个思路考虑问题，并未将刑事立法与刑法解释两个问题分开考察，而是在未对积极主义刑事立法做科学、客观评估的情况下，就径直推出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观。功能主义刑法解观强调在规范解释贯彻功利性与实用性，积极回应外在社会需求，坚持司法能动主义。由此，功能主义解释观会产生下列问题：其主张实质解释，但实质解释论对罪刑法定与规范文义却不够尊重，总是期望通过突破规范文义完成规范补充，于是，总是能看到实质解释论长袖善舞的身影，总是可以利用出神入化的解释技能将刑法规范诠释得异常完美，但与此同时，因实质解释导致的规范越轨或文义遗失的现象也不时出现。根据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观，目的解释是最重要的解释方法，其把刑法目的解释置于解释方法最重要的位置。目的解释与其他解释因素（按传统的说法是解释方法）之间便不是并列关系，它相对于后者而言完全处于支配的地位。［1］不过，刑法目的难以捉摸且歧见纷呈。功能主义解释论认为，刑法目的是刑法规范的保护法益，也即，刑法规范承载的是立法精神或法律宗旨，但规范目的往往成为解读主体贯彻其意图的借口，经常通过目的限缩或目的扩张改变规范文义，于是，不受限制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成为刑法解释的常态。在这种思维模式下，目的解释和类推解释极易形成联姻之势，发展成一种以“保护法益一致性”为导向的极度膨胀的法律扩张。［16］(P60)由此，形式解释中的文义内涵被严重消解，形式逻辑日渐衰落。不过，在法治初级阶段，严格解释应当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主要路径。尤其是在积极的立法主义态势下，刑法解释更应该采取克制立场，才能缓和因积极立法导致的权利空间萎缩，才能缓解因积极立法带来的社会紧张。显然，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并没有顾及社会主体对积极刑事立法的感受，没有关注积极主义刑事立法可能蕴含的消极影响，其持续在解释层面加大刑法对社会各领域的控制和渗透，这显然不是现代法治社会应该采纳的解释立场。

校园精神文化具有凝聚人心与文化认同功能

校园精神文化的凝聚人心功能是指通过具体的文化要素进一步巩固老成员和不断团结、积极转化新成员的功能。大学精神是校园精神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当大学精神成为一种主流价值观并为学校大部分成员认同后,就会成为一种粘合剂,把全体师生的思想和行为凝聚在一起,并形成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巨大合力,产生无形的不可低估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这种凝聚力主要通过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思想信仰和行为规范,通过意识渗透,感染和影响着全体师生,从而形成统一意志。

校园精神文化具有娱乐功能

作为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娱乐不仅能够陶冶师生的情操,活跃教师和学生的生活,而且还可以调节紧张、单调的工作节奏,为学生的大学生活增添情趣。寓教于乐是校园精神文化教育导向功能的延伸,娱乐的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也能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艺术修养。娱乐也有助于调节人们的精神状态,避免学习和工作过度疲劳,提高工作效率,保证身心健康。

校园制度文化具有行为规范和软约束功能

校园制度文化主要是指根据政府教育部门要求和学校自身发展需要长期以来形成的全体师生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群体意识及其由此产生的文化氛围。校园制度文化充分反映了学校的管理张力和调控能力,是约束和规范、引导与保护全体师生行为和利益,维持学校正常工作秩序的根本保障。这种行为规范和软约束功能主要通过学校各种规章制度对学生日常行为等的约束和规范,凭借文化因素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把学生的各种行为表现有效引导和规范到学校和社会制定的预期教育目标上来,主要通过创造精神气候和融洽的文化氛围,形成行之有效的软约束,消除学生心理和情绪上的障碍,减少由此产生的内耗,协调师生或生生之间的人际关系,使学生的潜能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因此，只有将制度文化建设放在校园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的位置,才能将制度这种外在约束逐渐转化为大学生的内在文化自觉,从而真正发挥制度文化的育人功能。

【摘要】从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角度看，经济法功能既包括常规化调制功能也包括危机调控功能，前者属于经济法的常态功能，后者属于经济法的异态功能。两种功能的统一与分层决定了经济法规范结构在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非均衡性，进而形成了经济法规范结构上重要的“非均衡性原理”。

【关键词】经济法功能；规范结构；非均衡性

一、问题的提出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因金融全球化而迅速蔓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人们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在危机的爆发、扩展、抵御以及全面控制中，监管当局的努力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利率展开的。利率的“降低—上调—再降低—再上调”过程地昭示着，政府的宏观调控总是与经济的周期波动相伴而生。从经济法角度看，每一次的利率调控都必然是在现行法律制度下的一种政府与市场的“辨证施治”。这里产生了两对矛盾：一是法律的稳定性与经济的变易性之间如何协调；二是法律如何对失当或失败的调控进行救济。例如，经济法制度如何为政府的调控活动提供保障而非束缚？如何保证调控活动沿循正常轨道？如何在调控失效时进行责任清算？换言之，相对稳定的经济法制度如何应对经济的大幅波动？这是新经济形势下各国经济法面临的共同挑战。这涉及到经济法制度设计、法律运作等相对“宏观”的问题，但构成法律制度的“细胞”是法律规范，我们可以从经济法的规范结构入手。同时，法的规范结构与其功能有关，因此，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我们有必要检视一下经济法有无危机调控功能，以及在这种功能之下，经济法应具备怎样的规范结构论文下载。

二、经济法功能的两个维度

经济法的直接功能是保障并规范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以下简称调制）活动。调制活动的主要对象是市场经济，而一国的经济形势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经济学家从历史的角度把经济的交替繁荣和衰退视为一种“经济周期”，从这个角度看，调制活动的开展必须有助于缓解经济波幅、熨平经济周期。

【摘要】从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角度看，经济法功能既包括常规化调制功能也包括危机调控功能，前者属于经济法的常态功能，后者属于经济法的异态功能。两种功能的统一与分层决定了经济法规范结构在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非均衡性，进而形成了经济法规范结构上重要的“非均衡性原理”。

【关键词】经济法功能；规范结构；非均衡性

一、问题的提出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因金融全球化而迅速蔓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人们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在危机的爆发、扩展、抵御以及全面控制中，监管当局的努力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利率展开的。利率的“降低—上调—再降低—再上调”过程地昭示着，政府的宏观调控总是与经济的周期波动相伴而生。从经济法角度看，每一次的利率调控都必然是在现行法律制度下的一种政府与市场的“辨证施治”。这里产生了两对矛盾：一是法律的稳定性与经济的变易性之间如何协调；二是法律如何对失当或失败的调控进行救济。例如，经济法制度如何为政府的调控活动提供保障而非束缚？如何保证调控活动沿循正常轨道？如何在调控失效时进行责任清算？换言之，相对稳定的经济法制度如何应对经济的大幅波动？这是新经济形势下各国经济法面临的共同挑战。这涉及到经济法制度设计、法律运作等相对“宏观”的问题，但构成法律制度的“细胞”是法律规范，我们可以从经济法的规范结构入手。同时，法的规范结构与其功能有关，因此，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我们有必要检视一下经济法有无危机调控功能，以及在这种功能之下，经济法应具备怎样的规范结构论文下载。

二、经济法功能的两个维度

经济法的直接功能是保障并规范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以下简称调制）活动。调制活动的主要对象是市场经济，而一国的经济形势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经济学家从历史的角度把经济的交替繁荣和衰退视为一种“经济周期”，从这个角度看，调制活动的开展必须有助于缓解经济波幅、熨平经济周期。

本文作者：赵士辉工作单位：天津科技大学食品安全管理与战略研究中心

食品行业道德的主要功能食品行业道德对于食品行业及其从业人员正确处理相关利益关系具有重要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规范功能。食品行业中所涉及的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必须予以规范才能维护和保障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以及各自的正当利益。食品行业道德首先通过道德规范的形式,明确规定应当怎样和不应当怎样,使食品行业中的企业与从业人员处理这种利益关系的思想和行为有章可循。这种规范与法律规范、食品行业的政策规范有某些交叉重合之处,但又有所不同。如前所述,道德与法律及作为法律补充和延伸形式的政策的性质是不同的,食品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广泛,要求的层次多样,它以自己独特的内容规范着食品行业中的企业与从业人员的思想和行为。第二,他律功能。食品行业道德对于从业者来说首先是一种“外在”于他的规范性要求,即社会和行业对于其自身的道德要求。这种规范性要求对于他是具有“向善”内容的社会和行业的压力、约束力,制约着他的思想和行为,使其不可轻易逾越这种规范,而并非完全出自本身的自觉自愿,这就是他律功能。他律功能可以表现在若干方面:譬如以食品行业道德的内容形成的行业制度环境对从业者的环境约束;通过行业道德评价对从业者职业行为的精神约束;食品行业道德规范中具有一定强制性的操作性规范对于从业者职业行为的制约等。近年来我国某些地区在餐饮业推行的“常分类、常整理、常清洁、常维护、常规范、常教育”的“六常法”管理操作性规范,就是围绕着对现场和环境的管理,通过现场管理规范化和标准化的途径,把员工的职业行为首先以规范的形式加以约束,形成他律要求,从而提高服务效率。第三,引导功能。食品行业中的企业与从业人员如何处理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实际表达着自身内在的一种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食品行业道德对这种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具有重要的引导功能。这种引导功能就是通过增强行业从业人员的道德判断力与道德责任感,来引导人内在的道德价值观念和道德价值取向的选择。食品行业道德规范中包括着评价性规范和操作性规范,其中评价性规范构成关于职业道德行为的认识性、评价性和引导性的基本功能,而操作性的制度规范则进一步制约着良好职业行为的养成。食品行业道德的要求还通过进行社会评价、行业评价和个人评价,通过世袭相传、师徒相传等途径和特有方式,对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实施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职业活动既是人生活动的重要领域,也是人生活动时问最长的领域,食品行业道德的引导功能,可以大大提升从业者的道德境界。第四,自律功能。食品行业道德的自律功能体现在行业自律、企业自律与从业者个人自律三个方面。自律功能是在规范功能、他律功能、引导功能的基础上综合形成的一种功能,可以促使其从业人员形成职业良心,这是一种履行职业责任的自觉意识,其目的是使从业人员发自内心地对食品行业道德遵从,是从业人员的行业道德水平发展的高级阶段。自律并非排斥他律,而是对于他律的升华和内化,已经形成了一种道德需要。自律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当心灵认为必须要有不受外部压力左右的观念的时候,道德自律便出现了。”¹自律也不是神秘的,它是从业人员在职业生活中按照行业道德的要求坚持长期学习和实践的必然结果。孔子曾经总结自己一生在学习中经历的不同阶段和境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在“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阶段和境界,发自内心的想法、愿望和要求也不会超越社会的法度,就是达到了高度的自律状态。食品行业的从业人员经过食品行业道德的长期教育和训练,在具有了比较深刻的职业道德认识、一定的情绪情感以及一定的道德意志,达到一定的职业道德觉悟的基础上,必然地会在职业生活中形成自我规范、自我约束、自我评判和检查的状况,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高度自律状态。

(一)食品安全法与食品行业道德的区别我国《食品安全法》的第一条中阐述了《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¹。食品安全法因其具有特定的法律效力和直接强制性的特征,而成为管理和控制食品安全的的重要手段。但是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的实行不仅需要食品安全的制度监管作为运行保障,更需要食品行业道德的他律与自律作为有利的支撑。在社会进行管理和控制食品安全的体系中不仅包含着食品安全法,还包含着食品行业道德及食品安全道德的建设和管理,食品行业道德包括食品安全道德是食品安全社会管理体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食品安全法与食品行业道德在维护食品安全上的区别,表现在它们的作用范围不同、要求层次不同、社会运行方式不同、作用效果不同等几个方面。正确认识食品安全法与食品行业道德的关系,充分发挥法与道德各自的功能,才能更好地维护食品安全。第一,食品安全法与食品行业道德的作用范围不同。发达国家大都建立了涵盖所有食品类别与食品链各个环节的法律体系,譬如美国政府自1906年制定与食品安全有关的《食品和药品法》以来,先后制定和修订了35部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法规,对于与食品安全有关的食品安全标准、监管程序等内容都有详细的规定;又譬如欧盟国家30年来就陆续地制定了20多部有关食品的法规。但是由于法律的作用范围相对狭窄,而无论法律规定设计的如何完善,也是永远不能将所有食品行业的职业生活内容、行业存在方式覆盖起来的。食品安全的法律规则与道德规范有重合部分,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只是通过强制性的手段来维护那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要求,这正是法律这种制度性规范的局限性。食品行业道德的适用范围则广泛得多,这正是世界各国都重视食品道德对于调节食品安全作用的重要原因。第二,食品安全法与食品行业道德的要求层次不同。食品安全法对于食品行业及其从业人员只要求其职业行为规范在食品安全允许的范围之内,使其成为守法的企业和守法的从业人员,对其行为的要求具有整齐划一性,而不管其行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因此食品安全法表达的是最低限度的食品行业道德要求。食品行业道德则对于从业者内在的职业道德德性和外在的职业道德行为,均具有低、中、高不同层次的要求,还体现着某些超前的内容。这种多层次的要求分别表现为坚决禁止的、要求做到的以及大力提倡的不同的道德层次,不具有整齐划一性。食品行业道德的要求中既有出于履行职业责任的道德要求,也有出于履行职业义务的道德要求。一般说来,履行职业责任是与获得职业报酬相联系,体现着责、权、利的一致:而履行职业义务则不与获得职业报酬相联系,出于义务是一种奉献的行为,具有更高的职业道德境界。总之,食品行业道德的要求高于食品安全法的要求。第三,食品安全法与食品行业道德的社会运行方式不同。食品安全法作为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运用国家的强制力来对食品企业与从业人员发挥作用的。这种强制力首先是针对人的外在的行为进行规范和教育的。食品行业道德作为职业生活的行为准则,主要依靠食品行业从业人员的内心信念和良心、行业舆论与社会舆论等道德评价的方式以及职业习惯来发挥作用,调节从业人员的职业行为。作为一种职业道德,食品行业道德虽然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但是它仍然属于是将职业道德规范要求渗透和体现在行业制度中而形成的强制性,与食品安全法的社会强制性方式具有性质的区别。第四,食品安全法与食品行业道德的作用效果不同。尽管“我国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仍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食品安全的法制化管理与国际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我国食品法律体系的框架结构有待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¹,但是由于食品安全法比食品行业道德在维护食品安全方面的作用效果快速,因此食品安全的关键首先在于立法,建立比较完善的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食品行业道德对于维护食品安全问题的作用效果缓慢,但是道德教化的效果比食品安全法要深刻和持久,能教化人的心灵、提高食品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觉悟和形成职业道德良知,从而在维护和保障食品安全中能发挥深刻和长远的作用。

(二)食品行业道德对食品安全法的支撑食品安全法与食品行业道德在适用范围、要求层次、作用方式等方面具有不同,不仅使得食品安全法构成食品行业道德的保障,也使食品行业道德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食品安全法的贯彻实施提供强有力的道德支撑,构成食品安全法的基础。第一,食品安全的立法是在某种道德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法律的内容分为价值性内容和技术性内容。其价值性领域是法的内在的精神实质,并可以进行善或恶、应当或不应当的价值评价。法的技术性内容是法的价值性内容的体现,可以进行科学或不科学、适当与不适当的技术性评价。道德精神属于法的价值性内容的范畴,不管人们是否自觉及其自觉的程度怎样,有关食品安全的立法是在某种道德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使得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成为某种特定道德观的化身。道德观念总是先于法律观念产生,任何社会的法律制定者也总是首先从自身的道德观念出发来思考法律。由此形成许多法律规则同时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如我国现行《宪法》中的“五爱”,《婚姻法》中关于“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等许多条款直接由某些道德规范转化而来。法律在外表上与道德大不相同,但法律体系下蕴涵着道德,比如民商法的大部分条款是自由平等、诚实信用、公平交易、遵守诺言等道德规范的体现。又如刑法中关于犯罪和刑罚的规定是以反面的形式来表达、强化着道德的要求,以间接的形式对道德进行维护。就是法律中大量的技术性规范也具有相应的道德基础,特定的道德是技术性法律规范赖以制定的出发点。食品安全法也是如此。食品安全法中关于要求食品行业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依法生产经营、推进行业诚信建设的规定;关于食品安全风险和评估、食品安全标准的信息公开和免费查询、食品生产和经营的技术操作标准和产品明示的规定;关于食品检验中尊重科学、悟守职业道德、保证检验数据客观、公正的规定;关于食品安全事故处置和准确、及时、客观地进行信息规定,也都同样体现着社会道德的精神。当然法律中所体现和反映的是最基础层次的道德要求。第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遵守和执行需要一定道德素质的人。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固然依赖具有一定食品安全道德理念的人来进行设计,我们也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通过构建食品安全的法律制度为食品安全设定强制性的行为规范,但是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运行过程,以及在运行过程中食品安全的法律价值与权威能否得到有效树立,它的具体规范要求能否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得到有效实现,都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在社会环境条件的构成要素中道德的状况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要素。遵守和执行法律,把法律外在于人心的强制性要求转变为人自觉自愿的守法执法行为均需要以道德为基础。食品行业从业者实际的道德状况制约着食品安全方面法律法规的遵守和执行状况,他们道德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其认真贯彻、遵守和执行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知法犯法事件的发生,从反面说明了需要具有一定道德素质的人来遵守和执行法律。食品行业道德是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力支撑,也为维护和保障食品安全提供长久的动力。

一、问题的提出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因金融全球化而迅速蔓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人们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在危机的爆发、扩展、抵御以及全面控制中，监管当局的努力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利率展开的。利率的“降低—上调—再降低—再上调”过程地昭示着，政府的宏观调控总是与经济的周期波动相伴而生。从经济法角度看，每一次的利率调控都必然是在现行法律制度下的一种政府与市场的“辨证施治”。这里产生了两对矛盾：一是法律的稳定性与经济的变易性之间如何协调；二是法律如何对失当或失败的调控进行救济。例如，经济法制度如何为政府的调控活动提供保障而非束缚？如何保证调控活动沿循正常轨道？如何在调控失效时进行责任清算？换言之，相对稳定的经济法制度如何应对经济的大幅波动？这是新经济形势下各国经济法面临的共同挑战。这涉及到经济法制度设计、法律运作等相对“宏观”的问题，但构成法律制度的“细胞”是法律规范，我们可以从经济法的规范结构入手。同时，法的规范结构与其功能有关，因此，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我们有必要检视一下经济法有无危机调控功能，以及在这种功能之下，经济法应具备怎样的规范结构论文下载。

二、经济法功能的两个维度

经济法的直接功能是保障并规范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以下简称调制）活动。调制活动的主要对象是市场经济，而一国的经济形势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经济学家从历史的角度把经济的交替繁荣和衰退视为一种“经济周期”，从这个角度看，调制活动的开展必须有助于缓解经济波幅、熨平经济周期。

因为经济周期的存在，政府的调控活动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周期性，进而要求经济法的制度运作也应进行周期变易。“经济周期—政府调控周期—经济法周期”的内在逻辑关系要求经济法应当对经济的周期波动有所预计，并在执行中允许执法机关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实施差异性的调控制度。基于此，我们会认识到，经济法的功能应当是复合型的——不仅要为经济平稳时的常规性调制提供支持，也要对经济波动时的对策性调制加以保障。

换言之，在经济运行的不同时期，经济法的功能体现是有差异的。当一国经济发展较为平稳或波动不大时，经济法的功能主要是保障正常调制活动的进行；但如果经济波动迅速，陷入过冷或过热的不正常状态，这时就难以再依赖于一些常规性的调制措施，而应当大力救市，甚至不惜以“重典”治“乱世”。如果我们把经济运行正常时的经济法功能称为常规化调制功能或“常态功能”的话，则在经济出现较大波动或发生危机时，经济法的功能便是一种危机调控功能或“异态功能”。

一、班级管理制度的德育意蕴

我国传统主体品德修养的提升强调“人”内在的精神力量，而忽视了他律，忽视了德性培育过程中外在约束的机制与功能[1]，即学校制度的育人作用缺失。发挥制度的德育规范作用，有利于将道德原则和道德规则通过制度确定下来，成为全体成员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以此弥补个体修养提升品德的不足。1.班级管理制度的内涵。班级管理制度是教育制度的组成部分，它是通过确定权利义务规范师生主体行为和调整师生间管理关系的活动体系及管理规则。班级管理制度调整师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营造良好的班级管理秩序，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其目标的深刻与远大决定了班级管理制度的内容必然是复杂而系统的。从横向来看，班级管理制度主要包括班级组织建设制度、班级日常管理制度和班级活动管理制度三个大部分；从纵向来看，班级管理制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各种制度；二是依据上述制度制定的校内规则；三是班级组织自己制定的各种管理制度[2]。本文探讨的班级管理制度是指根据国家和学校的规章制度，结合班级自身特点制定的班级管理制度，主要包括班级组织建设制度、班级日常管理制度及班级活动管理制度。2.班级管理制度与德育的内在逻辑关系。制度和道德是规范人们社会活动的不同途径，但它们在起源上同根同源，内容上相互渗透，功能上相互支撑[3]，因此学校班级管理制度与德育之间存在密切的逻辑关系。

第一，学生品德发展是班级管理制度的目的性追求。合理性是现代制度得以存在的根据，人们对制度的遵从以其正当、合理为基础。合理的制度是通过正当的程序运行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愿望的制度，它体现的是社会生活主体的价值追求，因此具有得到主体服从和自愿遵守的真正权威性。班级管理制度是工具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追求的统一，工具合理性是指制度对班级管理活动秩序与效率的追求，班级管理制度的目的合理性致力于学生自由全面平等的发展，班级管理制度的目的性追求是其本质追求。强调制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功能，首先有利于班级管理制度本身的完善。因为任何制度都是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统一，班级管理制度对班级教育活动秩序的维持是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学生全面发展理念指导下班级管理活动更加科学合理；其次重视班级管理制度的教育作用有利于解决班级管理活动中的教师权威的不合理利用、班级管理活动的功利主义及控制主义倾向等问题。我国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其中学生品德发展是教育活动的核心追求，因此班级管理制度对学生品德发展的追求不仅能够提升班级管理制度的教育价值，且有利于班级管理制度自身的完善。

第二，班级管理制度具有丰富的德育价值。班级管理制度向学生提出道德规则和道德原则的要求或者将一定的道德要求通过制度体现出来而具有丰富德育价值。首先，班级管理制度中明确的行为规范要求是学生道德知识的来源。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就是知识或者是智慧，人只会做自己认为善的事情，不会故意作恶，美德首先建立在人们对自身及他人认识基础之上，所以德育应该向人们揭示美德发展的应然状态。尽管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道德哲学命题遭到我国不少学者的反驳，但是他强调道德教育的核心是使人获得关于善的理性认识的观点得到国内外道德教育工作者的普遍认可。学生品德是由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三部分构成，其中道德认知是基础，是产生道德情感、道德行为的必要条件。班级管理制度对学生行为规范做出了明确要求，告诉学生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同时，也明确或暗示学生遵守制度会得到肯定，违反制度要受到惩罚，这有利于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因此，班级管理制度中对学生行为规范的要求也是对学生进行道德知识教育的资源。其次，班级管理制度的合理性为学生的品德发展提供价值导向作用。合理的班级管理制度符合教育培养人的价值追求，其首要目的就是培养有道德的人。从班级管理制度的本质规定和运作框架中能够引出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也可以将社会对学生的道德要求通过制度规则表达出来。班级管理制度在价值指引下规范师生在班级管理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班级管理生活中的学生必然会对制度内在的价值产生心理认同，将制度的价值追求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追求，自觉加强自我品德修养。最后，班级管理制度所规范的班级社会关系，构成学生发展的德性环境。班级是学校教育的基本单位，是具有共同价值追求和活动目标的社会群体。班级社会关系需要正式的规章制度维持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合理的班级管理制度不仅是对学生群体的约束也是对教师群体的规范。班级管理制度一方面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其民主意识和平等意识；另一方面明确教师在班级管理中的权利与义务，既可以防止教师权威过度膨胀或权威消解，也要求教师承担起管理育人的义务。班级管理制度规范的学生与学生之间角色关系是民主、平等的，管理班级是全体学生的权利与义务。马卡连柯认为：“平行教育影响”不会使学生总是感觉自己是被教育的对象而导致厌恶之感，使学生体验到自己才是教育的主体，从而提高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4]。班级管理制度通过对班级社会关系的规范，为学生发展营造充满德性的教育环境，有利于学生在班级管理活动中培养民主、平等和责任意识。

二、班级管理制度的正向德育功能

教育功能是教育活动和教育系统对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和作用，它既有正向功能又有负向功能，本文探讨班级管理制度的正向德育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