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文化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政治文化会民文化公民社会

【论文摘要】公民文化是成熟的政治文化。美国公民文化比较成熟，其形成是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结合的产物。我国的公民文化有其自身的精位与缺失。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有必要比较自己呼国等公民文化较成熟国家的差距，从而汲取有益卞中国特色公民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

政治文化是从一定思想文化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形成并相对稳定积淀于人们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公民文化就其实质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政治文化，其蕴涵着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其社会化又推动政治现代化进程。因此，在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我们认真研究公民文化的特质及公民文化成熟国家的经验，以此来指导我国公民文化的培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公民文化及其特质

公民文化最早由阿尔蒙德提出。他和维巴在政治文化研究基础上提出:“公民文化是适合于保持一种稳定的和有效的民主政治过程，能有效地平衡政府的权力与政府责任之间的张力。”公民文化特质如下:

第一、公民文化是权利本位文化。权利本位文化有两层含义:其一，在个人与政府的关系上，公民支配政府，政府则保障公民享有当家作主地位的绝对实现；其二，政府权力的设定和运行是为了公民权利更好地行使和实现，权力必须始终满足权利的要求和主张，并接受权利的平衡和监督。

摘要：公民文化是成熟的政治文化。美国公民文化比较成熟，其形成是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结合的产物。我国的公民文化有其自身的精位与缺失。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有必要比较自己呼国等公民文化较成熟国家的差距，从而汲取有益卞中国特色公民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

关键词：政治文化会民文化公民社会

政治文化是从一定思想文化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形成并相对稳定积淀于人们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公民文化就其实质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政治文化，其蕴涵着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其社会化又推动政治现代化进程。因此，在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我们认真研究公民文化的特质及公民文化成熟国家的经验，以此来指导我国公民文化的培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公民文化及其特质

公民文化最早由阿尔蒙德提出。他和维巴在政治文化研究基础上提出:“公民文化是适合于保持一种稳定的和有效的民主政治过程，能有效地平衡政府的权力与政府责任之间的张力。”公民文化特质如下:

第一、公民文化是权利本位文化。权利本位文化有两层含义:其一，在个人与政府的关系上，公民支配政府，政府则保障公民享有当家作主地位的绝对实现;其二，政府权力的设定和运行是为了公民权利更好地行使和实现，权力必须始终满足权利的要求和主张，并接受权利的平衡和监督。

摘要：自俄罗斯启动民主化改革以来，其政治发展进程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公民文化的构建对于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完善及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都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俄罗斯目前带有权威主义色彩的政治现状，无疑对其构建公民文化提出了挑战。

关键词：俄罗斯；公民文化；政治

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自建立“超级总统制”以来一直受困于一些制度设计等结构性难题，导致其政治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权威主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尽管在破解俄罗斯目前的改革困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使俄罗斯的政治发展陷人了困境。而公民文化在为现有的政治制度提供必要的和良性的民意认同的同时，又天然地包含了一种继续推进俄罗斯政治体制发展的要求。因此，构建公民文化是俄罗斯走出其政治发展困境的可行之路。

一、公民文化与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创建和运行

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首先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创建与运行，然而新的政治制度在创建与运行过程中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政治文化或者说公民文化的构建。作为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二者是既有区别又相辅相成的。区别在于:政治制度的变迁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刚性的，是政治发展过程中最直接、最具体的判断因素;而公民文化的变迁是内在的、本质的、柔性的，是政治发展过程中相对隐性的判断因素，但却是决定政治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性要素;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是政治发展过程中最直接的成果，可以为参与型公民文化的构建提供推动力;而参与型公民文化的构建，同样有利于民主政治制度运行机制的完善，有利于臣民向公民的转变，对民主成果的巩固将起到最重要的保障作用。

以俄罗斯的民主化改革为例。首先，摧毁一个政治制度是从政治文化的变迁，即公民对于现有政治制度认知的转变开始的。苏联时期，由于国家秩序一直是处于一种低层次的有序状态，集权、僵化、低效一直是描述苏联体制的修饰语，这一方面导致了俄罗斯人对苏联时期的政治制度产生疏离感，甚至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认为国内一切危机都是苏联制度造成的，尽快打碎这一制度成为俄罗斯人的普遍愿望;另一方面，俄罗斯人非常向往西方的民主制度，普遍认为只要在俄罗斯实行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这种政治认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及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开启。其次，一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创建与运行不能逾越其所根植的政治文化土壤。新的政治制度从建立到运行，同样需要一个过程，至少需要有一个适宜的运行环境。由于俄罗斯人只是把民主当做解决俄罗斯面临的各种危机的灵丹妙药，一旦这种渴望落空后，人们对民主的态度就会心灰意冷，其政治发展就会出现向权威主义回归的迹象。例如在叶利钦执政时期，由于“休克疗法”的失败，俄罗斯人对民主的热情急转直下。1994年，詹姆斯·亚历山大在对俄罗斯两个城市的调查中发现，尽管大部分被调查者希望议会能够更加规范化，但是由于对议会的失望，人们已经更加倾向于对强势领导、总统权威、个人权威的支持，议会中的反对党也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因此，在目前的俄罗斯还不可能建立像美国那样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所以说，“超级总统制”是俄罗斯深厚的传统政治文化底蕴与西方民主思想融合的时代产儿。

一、当前社会职业道德失范的特点。

1、社会对其有较高期望值的一些人群的职业道德素质普遍下降。人们对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道德期望值。通常认为，社会的管理者、教育工作者、卫生工作者、金融工作者等应该表现出较高道德层次，但是当前的问题恰恰是这些人群频频出现职业道德沦丧的现象。最近有网民评选出“中国十大荒唐禁令”，诸如“严禁官员用公款打麻将”、“海关官员不得庇护走私”、“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等都郑重其事地出现在一些行业守则或要求之内。这些禁令初看“荒唐”，但若回到现实中，又会发现它们并不荒谬，因为破坏这些底线的事情频频发生，社会生存的基础不断面临威胁。

2、有相当部分人群丧失了对职业道德的敬畏感。道德的约束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来自内在的良心信念，还有一个是来自外在的舆论。现在内心自律已经是很成问题，而他律不足也非常严重。很多人心目中早就假定周围人群和他一样，知道不会有人谴责他，所以肆无忌惮，敢于和别人商量着一起做坏事，敢于教唆别人做坏事，敢于展现自己做坏事。问题是真的没有人以其为耻，会站出来对他们假以辞色，甚至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在利益的驱使下同流合污。这是职业道德严重失范的新特点。

3、不是职业道德的文本准则而是潜规则在起支配作用。社会学研究发现，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没有条例规定新兵要给班长倒洗脚水，但各国新兵偏偏都在这样做。如果当了新兵不给班长倒洗脚水，在道德上是正义的，但在这个班组却是无法生存的。这个研究提醒我们要更加关注职业道德的潜规则而不仅仅是关注文本准则。实际上很多组织内部都有独特的基层文化或者潜在规则，对一些不良行为起着“激励”或“赞许”作用。

这几个新特点告诉我们：职业道德水准的高低绝不止是个人素质的问题，组织的价值观、商业伦理底线、内部文化、工作规则等等决定了其员工职业道德水准的高与低。我认为这是今后进行职业道德建设时要重点关注和把握的。

二、“企业公民”运动——世界范围的新兴潮流

论文关键词:公民文化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制度法制公民意识

论文摘要:公民文化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公民文化的成长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诸如市场经济的完善、民主政治制度的成熟、法制的健全、会民意识的增强等一系列环境条件。

公民文化是一国公民在长期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政治生活及政治现象的总体认识。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政治合法性不仅指国家制度上的合理性，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更是指一国公民对其所在的政治制度的内在认同和信仰。公民文化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是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公民文化的形成不仅需要公民这一主体性因素的确立，更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法制、公民意识等外部条件的成就。

一、市场经济的完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公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最终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观念的东西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公民文化的产生也必须要有与其产生和发展相适应的经济条件，从西方发达国家公民文化的发展历史可知，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发达是公民文化得以产生的根源所在。

所谓市场经济是指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形式和方法。市场经济对公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形成平等的政治意识。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经济，它本身就包含着对人际关系的平等性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意识、情感、欲求和态度升华后投射到政治领域就表现为公民的平等政治意识。“把他人当作平等的一员予以尊重，相信他具有和自己一样的理性、一样的价值追求、一样的选择权利，这是公民性的各种内涵的核心价值。“小英格尔斯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转变为现代公民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都获得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为现代化国家。”

行政文化是行政体系的深层结构，是行政管理之魂。任何一个行政体系的组织结构、运转程序、决策过程以及行政人员的行为、态度、价值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行政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转轨变型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壮大，社会结构发生了以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公民两元分化为特征的新变化。虽然国家和政府仍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但社会和公民越来越显示其相对独立的性质，对国家和政府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制约、支配和监督作用，从社会和公民的角度来审视、评判和指导行政文化的价值、意义和塑造，有利于在更高层次促进行政文化的有机融合和全面升华，从而引导和凝聚整个行政体系作出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本质要求的系统变革和全面创新。一、领域分离：尊重公民期待的可能性公民期待是公民对政府地位、性质和作用的主观要求，也是对自己利益要求、权利资格和权力地位的心理预期。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公共权力的最终来源。从实质上讲，公共权力是一种委托权，体现一种委托关系：公民把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部分权力委托给政府，后者按委托依法实施公共行政。所以，充分尊重公民的权利，尽可能满足公民的价值期待，无差别地为公民提供服务，是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的题中应有之义。塑造和培育以公民期待为评判标准和价值依归的行政文化，是当代中国行政发展的本质要求。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发展，私人领域逐步从公共领域中分离出来，塑造充分尊重公民期待的行政文化，才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为何难以产生充分尊重公民期待的行政文化呢？首先，这是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特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以“一大二公”的公有制作为经济基础，以国家计划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强调经济的大一统，以及国家对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直接控制。与这种特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状况相联系，整个社会呈现出以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一元从属关系为核心的领域合一的结构形式。在这种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形式下，公民个人、社会集团、政府自身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整个过程，都由政府部门来加以安排统筹，公民和社会失去自身独立行为的领域。一方面，社会无法依靠自身的组织结构而独立存在，社会和公民失去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应有的一份积极参与的权利，只剩下消极接受分配的义务；另一方面，政府不得不发展从中央到地方一套组织结构以管理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行政文化作为行政思想和行政心理的复杂综合体，深刻根源于现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中。社会从属于国家，公民依附于政府，政府直接管理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必然集中表现为行政文化领域中的公民权、民主、独立和自由观念的缺失以及政府全能主义的盛行。全能型行政文化认为，政府是全能的，社会是散漫无度的，政府有能力包揽所有的社会事务，政府中的个别精英也是道德高尚、能力超人，能够管理一切行政事务，公民只能消极被动地等待和接受政府部门管理和服务。独立人格的缺失使得公民难以从自身的根本利益、权力资格和权力地位出发来对政府性质、地位作出合理的价值评判和要求。其次是传统行政文化的综合滞留。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官本位”，为官高人一等，“官”往往被看作道德和智慧的化身。家长制、长官意志、“官念”为本、官级为准、官贵民贱等思想盛行。与“官本位”相应的是臣民文化，多强调依附和服从，忽视和轻视人的独立人格、自由、尊严和利益。这些消极落后的文化现象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中找到滋生的土壤，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残存公共行政的管理体制中，表现为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政府体系中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老爷作风、长官大量存在，一些政府机构或政府工作人员仍主张或默认权大于法，居高临下地治民、“牧民”，忽视和轻视人的权利和利益。另一方面是公民的权力、权利和利益观念，自主、民主观念缺乏。在这种情况下，公民既无可能产生对政府地位及自身权利的正当期待；政府亦无可能充分地理解和尊重公民的价值期待。虽然党和政府积极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等行政文化，但人民究竟要求政府提供何种服务？如何提供服务？要使诸如此类积极的行为行政文化落到实处，恐怕还得以公民期待得到政府的理解和尊重作为前提条件。中国经过几十年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最终确立了以市场为价值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逐渐由领域合一转向领域分离，从而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职能模式、管理体制和权力结构，以及更深层次的行政思想和行政心理。塑造充分理解和尊重公民期待的行政文化，开始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首先，领域分离的结果是市民社会的壮大，形成对政府的相对独立的制约力量，公民期待的满足和尊重有了坚强的后盾。政府为了培育市场，顺利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逐步从直接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中退出，腾出力量来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宏观调控。国家和政府的收缩，为具有相对独立性质的市民社会的成长创造了条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和政府的行政推动下，社会经济组织和公民的力量不断壮大，虽然由于市场经济尚未完全成熟，市民社会的力量仍然有限，其组织结构和竞争规则仍不够完善，但毕竟成为一股具有相对独立自治地位的力量，制约着政府行为。虽然政府相对于公民而言仍具有相当强大的权威性和支配性，但在强大的市民社会力量制约下，不能不开始对公民的价值期待给予应有的尊重和理解。其次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观念，为以尊重公民期待为核心的新行政文化的塑造提供了新的思想源泉。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运行模式，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运行模式，它孕育出自由、平等、竞争等社会所普通认同的现代价值观念，必然对传统的“官本位”文化、臣民文化、依附人格形成强劲的冲击。其结果是行政文化得到全面的刷新，“官”念日益淡化，神圣的权威的和全能政府形象，在大众心目中日益世俗化。市民社会的生成过程，同时也是广大民众由臣民心态向以独立人格为基础的公民心态的转化过程，随着公民独立自主意识的增强，政府如何满足公民的需求，如何为社会服务等问题就会提上日程。二、信任危机：尊重公民期待的紧迫任何政府要生存和发展，必须有牢固的合法性基础。虽然合法性包括法治、效率、择优、专业分工等衡量标准，但测量合法性最重要的尺度是获得和保持公民的信任。在现代公民社会，处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应当遵循体现市场经济本质特征的自由平等契约关系原则，公民对政府的认同、支持与信任，是以政府充分理解、尊重公民的利益要求、权力资格和权力地位为交换条件的。80年代开始的国际公共行政改革是由于公民对公共行政的信任危机引起的。根据一次民意调查，1978年美国公民对其政府不信任的人数比例为58％，信任人数比例仅为34％。（注：左然：《当代国际公共行政的发展与改革（下）》，载《中国行政管理》1997年第10期。）在改革过程中，西方各国除了限制政府职能规模、调整政府权力结构、优化公职人员队伍等硬件上大刀阔斧以外，还特别注意在行政文化的软件建设上塑造企业家精神，倡导“让顾客坐在驾驶座位上来”选择服务方式和服务人员，为社会提供无差别服务来满足公民期待，以达到增强公民以政府的信任度，重新确立公共行政在人们心中的“合法地位”的目的。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优化经济结构、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整合社会利益矛盾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体制性驱动、管理、平衡和服务作用。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运行效率和决策水平均有较大的提高。但我国目前正处于转轨变型的特定历史时期，由于新旧体制的摩擦冲突、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取向多元、外来文化冲击等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政府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水平、质量和意识，跟社会和公民的价值期待还有一定的差距。一是政府权力越界。个人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需要政府的干预。然而政府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政府的权力必须限定在某个界限内：不损害个人和社会的权利和利益。在现阶段，由于旧的权力框架已被打破，新权力框架还没有完善，法律、公民权利还不能有效发挥其对公共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作用，公共权力由于本能扩张的冲动时时有着越界侵权的危险倾向；有些政府部门利用业务和职能的方便依靠公共权力控制商品价格，左右需求行为，谋取高额利润，大搞权钱交易，对市场进行非理性的干预和分割。还有一些地方部门把其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基本职能和经济利益挂钩，弹奏服务变奏曲，在服务的前奏下收取高额费用。二是决策随意冲动，政策是最大的政府行为，所以制定政策应是一个科学、有序的动态过程。政府应当对社会和历史负责，必须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三是组织机构臃肿。由于现代化的艰巨任务和繁重的社会事务需要政府有庞大职能规模；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旧有行政管理体制还会发生惯性作用；许多国家公务人员迷恋于制度内的既得利益、缺乏自我牺牲精神等原因的存在，我国虽然进行了若干次行政机构改革，便都难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庞大的机构，众多的人员，不仅需要巨大的运行成本，使社会及公民不堪重负，而且由于机构重叠、人浮于事造成严重的内部运行损耗、官僚主义，极大地降低了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上述种种非理性行政行为的存在，很大程度削弱了行政能力，损害了政府权威，影响了政府形象，降低了行政效益，使得政府的社会统治、管理、平衡和服务的能力和公民不断增长和丰富的行政需求之间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矛盾，公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和不信任感有了一定的增长，表现为政治参与过度（如集体上访等大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政治参与冷漠两种极端形式。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挑战。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市场经济尚未成熟到内生出主要动力的程度。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导动力是政府的体制和政策驱动。政府权威的削弱、合法性基础的动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政府这一驱动作用的发挥，进而影响到现代化建设的质量和速度。消除政府的非理性行为，提升政府的管理、平衡和服务能力，重建公民和社会对政府的忠诚和高度信任，不仅对于政府的存在和发展，而且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基本走向：行政文化和公民期待的吻合我国正在进行革命性的第七次机构改革。这次机构改革的宏观背景，和以往历次机构改革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很大成效，市场经济有初步发展，公民社会开始成长壮大。根据九届人大关于行政改革目标模式的设定，一个充分尊重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和公民期待的系统的、动态平衡的社会调控体积系可望建立起来，不仅为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内行政行为提供制度化的依据，而且会成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公共行政管理与变革的坐标。（注：张康之：《“公正”行政是公共行政的新观点》，载《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9期。）当一种优良的行政体制建立起来后，要使它充分有效地发挥主导、调控规范和驱动功能，就必须确立改革的整体思路，有意识地塑造与新体制相应的行政文化。（注：刘歌宁、彭国甫、颜佳华：《行政文化学》，湖南地图出版社，1992年第9期。）否则，新体制就会徒有其表，而无其实，所蕴含的能量难以发挥作用，甚至由于旧文化的惯性作用而引发种种矛盾。前一个时期的行政文化建设，多着眼于行政系统的内部管理，重视“以人为本”的思想，通过塑造共同的价值观，关心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价值的实现来调动广大公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内向性的行政文化建设，曾经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传统行政文化中的“官本位”、等级观念和官僚主义，提高了行政效益，增强了行政机关的活力。在新的历史时期，行政系统内“以人为本”的行政文化还要继续发扬光大，并且要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但不能仅止于此。行政文化必须在行政系统之外开辟新的领域。与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本质要求相适应，行政文化应当从社会和公民的全新视角来审视政府的地位、性质和作用，公民的需要、利益和权利以及政府和公民的权力关系、权利关系和利益关系。简而言之，新行政文化必须充分体现对公民期待的理解、尊重和满足。唯有如此，所蕴含的“公意”才能转化为公务人员的自觉行动而落到实处。那么塑造何种行政文化才能符合和满足公民期待呢？1.效益取向。行政效益是价值的投入和价值的产出之间的比率。它的基本内涵在于：①政府投入与政府产出之间的比例。这显示了政府的效率。②政府的管理和服务比较充分地体现低成本原则，即政府是廉价政府。③政府行为充分体现公民需求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行政效益反映和体现政府满足公民期待的能力和基础，是评价行政体制和行政管理活动好坏优劣的科学标准。传统公共行政学甚至把效率和经济视为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则、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在现代社会，效益应当成为行政文化的价值核心之一。各级政府应努力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建设廉价政府，甚至可考虑把利润动机引进为公众服务的活动中，“使管理人转变为企业家”，使花钱政府变为赚钱政府，尽可能使公民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满足。2.民主取向。在公共行政中，民主的基本含义是多数人的统治管理，实际运行中的行政民主是在多数人同意、委托、监督和制约之下进行的少数人的管理。行政民主是公民表达利益、行使权力和保护权利的最有效的途径。大哲学家罗素曾经指出，民主政府真正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民主成为人们日常行为中的无意识习惯。在行政文化建设中必须培育民主观念，推动行政民主化。一是体现民意观念。体现民意是民主的基本内涵，也是尊重公民期待的同义语。它要求一切行政活动都必须反映尊重公民利益、需求和意志。二是参与行政观念。行政参与意味着普通公民可以通过各种合法的方式参与行政生活，并影响行政体系的构成、运行规则和决策过程。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文化逐渐呈现出大众参与的特征。参与式管理也日益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使公民参与行政活动，保护自身合法权利、监督行政机关的法律依据正式得以确立。只有当公民确实有了自己的权益意识，自由发言和合法参与的机会时，公民期待的满足和实现才有了可靠的保证。三是公开行政观念。公开行政是民主的本质特征，是公民参与行政的前提条件。通过公开行政，公民可以了解国家和政府的机构设置、权力结构、职能规模、运行机制和决策过程，公民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权利对政府运行进行价值评判和效果检测，进行推动公共行政趋向公民期待。为此，要鼓励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大问题进行广泛公开的全民辩论；政府自身要勇于针对行政过程中存在的缺点和失误，进行公开检讨。3.公正取向。社会公正是公共行政的终极目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共权力经由人民代表大会，由公民委托给政府。受这种权力契约关系的支配和制约，政府必须着力于扩大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公民公正的生活秩序。在行政文化中，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在于社会公正，在于促进公民社会所拥有的以社会公正为核心的基本价值，如自由、秩序、正义、民主等。行政的公正性取决于权力的公共性程度。当行政权力不仅为受委托者所掌握而且为受委托者所占有时，这种权力可能用来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甚至可能被用来谋取私利。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真正的行政公正。所以，权力的受委托者—各级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必须自觉定位在服务行政体系之中，无差别地为社会提供服务，不允许有个人私利渗在其中。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指出，“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提供服务的公平性，社会公平强调公共管理者在决策和组织推行过程中的责任与义务；社会公平强调对公众要求做出积极回应而不是以追求行政组织自身需要满足为目的。……总之，倡导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是要推动政治权力以及经济福利转向社会中那些缺乏政治、经济资源支持，处于劣势境地的人们。”（注：H.GoogeFrederkson:《NewPublicAdministration》,TheuniversityofAlabamaPress1980,P6—P7。）以上行政文化三个方面的价值取向，是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效益是基础手段，民主是制度保障，公正是最终目的。在行政文化建设过程之中，三种价值观念的塑造必须同时进行，为政府满足公民不同层次、但同时存在的需要创造良好文化氛围。

【内容提要】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本文认为几千年的臣民社会、臣民文化至今对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产生消极影响，是建设政治文明的障碍，公民社会、公民文化才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基础，最后本文就如何培育公民文化作了探讨。

【关键词】政治文明臣民文化公民文化培育公民文化

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地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部署，并将它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起，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这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所谓政治文明，简单地说，就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从静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中取得的全部进步成果；从动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因此，政治文明是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以及人的解放的实现程度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国家的文明水平，是衡量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意识(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体制文明、政治行为文明四个组成部分，是由这四个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行为彼此联系，互相沟通，协调发展，构成了政治文明的统一体。就四者的关系而言，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之“魂”，是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的精神指导；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之“本”，不同的政治文明形态的本质属性要由它来体现；政治体制文明是政治文明之“绳”，是政治意识的规则化和政治行为的具体规范。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之“形”，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作用于环境的活动，也是政治意识、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具体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质是发展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如同建造一座宏伟的大厦需要牢固的地基一样，否则“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建设政治文明也需要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公民文化。公民文化能为建设现代政治文明提供合法性解释和合理性证明，加强政治角色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感，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有深刻指向和浓厚文化底蕴的政治变革过程，政治改革中先进政治文化含量高低直接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度和质量，所以说文化乃制度之母，有了公民社会这个基石，培育出公民政治文化，并使之成为社会的主流政治文化，才能最终树立绝大多数国人的民主信心，才能使绝大多数国人养成民主习惯，形成民主的公民的政治文化心理，积淀于民族的精神之中，使民主的理念深深植根于千万普通民众的骨髓，才能真正建设现代政治文明。中国近一百年来的艰难转型，实质就是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完成这一转变。改革的目标即民主与法治实现之时，就是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在中国确立之日。

一、长期存在的臣民文化是建设政治文明的障碍

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臣民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以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外靠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行政力量，内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维护着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政治制度上的封建专制制度，经济制度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制度哺育了中国根深蒂固的臣民文化，近代以来它在理论层面已经基本被抛弃，文化上也曾经遭到激烈的批判（例如“五四”新运动）,但是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且以改头换面的形式或者更加貌似革命的形式（例如“”十年在革命的旗号下封建主义复活）顽固地存留和体现在现存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中，还如同影子一般伴随着国人的生活：

本文作者：周叶中李炳辉工作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从近现代国家政治发展来看,一个国家要推进宪法政治〔1〕,就必须考虑两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一是其公民文化是否足以支撑宪政的要求;二是其宪政制度是否足以满足宪政的要求。而且这两者是同等重要的问题。然而在我国,学者们却往往主要从制度方面出发,而较少深入讨论公民文化对宪法政治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借助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研究,对此问题进行一些分析。

一、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研究

简单地说,政治文化亦即政治领域的文化。阿尔蒙德和鲍威尔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0〔2〕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5公民文化6一书中,阿尔蒙德和维巴做了如下阐述:当我们说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作为被内化于该系统居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0〔3〕换言之,政治文化即是人们对于政治系统的认知、情感和评价。有别于广义的文化定义,政治文化中的文化显然主要局限于精神层面。当然,与其他概念一样,对于政治文化亦有不同的界说方式。在此,我们借用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定义,以说明政治生活中的主观意识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根据阿尔蒙德和维巴的说法,在对政治文化做进一步阐释之前,有必要将政治系统进行分解,将其分为作为一般对象的系统、输入对象、输出对象以及对象自身四个部分。针对这四个部分,可提出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11他对他的国家和他的政治系统,一般地说,它的历史、规模、地域、权力、-宪法上的.特征等都有哪些知识?他对这些系统的特征的感觉是什么?他对这些特征的、多少经过考虑的意见和判断是什么?21他对结构和角色,各类政治精英和进入向上的政策流的政策建议,都有哪些知识,他的关于这些结构、领导人和政策建议的感觉和意见是什么?31他对进入这些过程的向下的政策实施流、结构、个人和决定都有那些知识?他对它们的感觉和意见是什么?41他怎样觉察自己成为他的政治系统的成员,他对他的权利、权力、责任和进入影响的策略,有哪些知识?他怎样觉察他的能力?他在表达政治判断或得出意见时是否认识到并运用了哪些参与或行动的规范?0〔4〕如果人们对上述问题大多有清晰的认识,不妨将其评价为1,反之则评价为0。这样,政治文化即可划分出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与参与者政治文化三种类型〔5〕:虽然这三种政治文化具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但并不存在所谓的优劣。只有当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相互协调时,政治文化才能对政治结构起到支撑作用,以维持其稳定;反之,则不利于其稳定。而在分辨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的协调性时,阿尔蒙德和维巴则以认知取向、感情取向以及评价取向作为衡量标准。如果某一社会中的人们在某一取向上的感觉或评价大多是积极的,则记为+,反之记为-,若态度多为中立的,则记为0。依照这一方法,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可如下所示〔6〕:任何一种政治文化都可能与政治结构不相协调,进而导致政治结构的不稳定。毫无疑问,忠诚最能够维持稳定,而离异则会妨碍稳定。因此,探索能够稳定支撑政治结构的政治文化,即成为阿尔蒙德和维巴的主要目标。那么,标的物何在?依阿尔蒙德和维巴所言,上文所述三种政治文化只是纯粹的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必然会出现三种系统性混合型政治文化,即村民)臣民文化,臣民)参与者文化与村民)参与者文化〔7〕。自然,也可能出现三种文化相互混合的情况。而真正能够支撑民主政治之稳定性的政治文化形式,恰恰是这种混合的政治文化,阿尔蒙德和维巴将其称之为公民文化。公民文化的特征在于:其一,它是一种忠诚的参与者文化;其二,在公民文化中,参与者的政治取向与臣民和村民的政治取向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前者取代后者〔8〕。据此,阿尔蒙德和维巴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试图证明公民文化是稳定民主的文化基础。由于公民文化是三种文化的混合体,它体现了一种所谓平衡的差异0,而这种差异性恰好符合民主制下各种矛盾纷呈的状况。公民意味着对政治事务的广泛参与,因而公民文化的主体必然是参与者文化。而在政治过程中,村民文化和臣民文化也在消解政治强度、缓解政治压力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此而言,公民文化对于维护民主制的稳定性确有其独特功能。因此,阿尔蒙德和维巴得出结论认为,一个稳定的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不光是依靠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它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对政治过程的取向)))即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0〔9〕而公民文化看来特别适合于民主政治系统。它不是民主政治文化仅有的形式,但它似乎是与稳定的、民主的系统最协调的形式。0〔10〕实际上,政治文化对于政治系统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既可表现为积极推动某一政治系统的进化或维持既定政治系统的稳定性,也可表现为变革政治系统。文化是变革的先声。这句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相当大的正确性。因此,在当代中国,公民文化与中国的宪法政治之间存有何种关系,的确是一个颇为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二、政治社会化与宪法社会化:解说与反思

既然公民文化如此重要,那么,应该如何将既有的公民文化传承下去?又如何进一步发展公民文化呢?在阿尔蒙德和维巴的阐述中,他们一并提出的方案是政治社会化。关于政治社会化的定义林林总总,但其大致意思则有相同之处,即政治社会化是既存政治文化得以传播的过程,也是社会塑造个体政治意识的过程。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人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11〕。虽然这一论断说明了一些问题,但并不全面。因为人的政治才能并非生而具有,而是在人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尤其是当社会已经形成某种特定政治文化时,脱离社会即意味着人无法融入政治过程之中。因此,政治社会化对于传播政治文化、型塑特定社会的政治性格至关重要。在面对公民文化问题时尤其如此。在一个业已形成公民文化的社会,公民文化可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进入人们的视野和思想之中,为人们将来参与民主政治奠定基础。那么,对并没有自发形成公民文化的社会又将如何呢?让我们设想,我们需要在某一特定国家构建民主政治,而该国并无民主政治传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第一步,由于民主政治并无内生动力,因而只能借助外来政治资源,借鉴他国民主政治制度。假如一些人在外来政治思想影响下,通过各种途径建立起了民主制度,那么,民主政治的任务是否完成?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为对民主的承诺,是单纯的制度无从兑现的。事实证明,盲目的制度崇拜是错误的。为此,第二步,我们需要为新生的民主政治寻找一种支撑力。这种支撑力既可来自于外力的强制,也可来自于内在的认同。尽管外力可在一定时期内构成民主政治的依托,但从长远来看,外力毕竟不能持久。相反,只有基于内心确信所产生的认同,才能将一种政治系统予以内化,从而如传统一般扎根于现实世界之中。因此,政治认同对于一种制度的稳固而言相当重要。而维系这种政治认同的因素包括三个方面,即较为全面的认识,较为正面的评价和较为深厚的感情。这三个方面构成对一种政治系统的忠诚0。因此,民主政治的良性运作,不仅有赖于民主制度的建构,更有赖于公民文化的培育。如果我们希望在中国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民主制度,那么公民文化的发达势在必行。这也就是说,公民文化对于民主制度的建构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问题在于:既然不存在民主制度的前提,那么公民文化又如何培育?如果我们将政治社会化理解为既有政治文化的传播和承继,显然,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度,民主政治的社会化也无从达成。在此,可以对阿尔蒙德和维巴的观点略作修正。阿尔蒙德和维巴在研究政治文化时,往往偏重既存公民文化对政治系统的影响,而对政治文化的变化则有所忽略。因而有人借此对其进行批判。实际上,阿尔蒙德和维巴并不认为政治文化是一成不变的,但他们未能对动态公民文化进行研究亦是事实。在现实生活中,政治文化的变动性与政治过程息息相关。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和发展这一动态过程是最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之一。如果认为政治文化难以改变,那么只能不幸地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事实上是不可能稳固地建立的。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但在一个缺乏宪法政治意识和公民文化的国度,通过政治社会化培育公民文化,显然是颇为艰巨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社会化不仅要普及和传播既有政治文化,而且承担着另一份责任,即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既有政治文化,使之向公民文化靠拢。因此,民主转型国家政治社会化的目标,乃是社会无法独立完成的。在此情境之中,思想启蒙和权力推进,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都扮演着各自无可替代的角色。同时,由于强调政治和知识精英的引导,因而政治参与者的数量并不多,大部分人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难以培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政治社会化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参与者文化,且带有臣民文化的明显烙印。因此,很有必要反思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的关系,乃至反思政治社会化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意义。曾有学者对阿尔蒙德和维巴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将文化看做自变量,而将政治行为和政治结构视为因变量,将人的心理倾向模式与民主政治的稳定挂钩,显得有些草率。因为公民文化更可能是民主制度的结果,而非其原因〔12〕。应该说,政治文化的确不能决定政治结构,但政治结构也同样不能在短期内改变政治文化,因而二者的关系十分复杂。在民主政治尚未最终建成的当代中国,若要使源于他种文化的民主观念成为政治文化中的核心要素,那么民主观念的宣扬自然不可或缺。然而,具体民主制度的推行,则是使民主观念和公民文化得以发扬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化偏重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再生产,难以促进政治文化的进化。因此,我们不妨将政治社会化做一个小小的曲解,即不将其看做传统意义上的传承政治文化和塑造政治人的过程,而将其看成社会上大部分人可以正常参与政治这一理想状态的过程。这也就意味着政治过程不再由少数精英操纵,而应由社会大众普遍参与。这种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化,实际上就是民主政治的真正推行。也唯有在这一前提下,公民文化才能得以全面实现。任剑涛在论及公共精神空间问题时认为:首先,公共精神空间的出现,依赖于公共政治空间的奠基0〔13〕;其次,只有在公共精神空间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下,社会的统治或治理才是可能的0〔14〕;最后,正是在宽容与法治的基础上,公共精神空间才具有生长、发育与拓展的前景。这既是指公共精神所寄托的市民社会可以迅速地成长,也是指公共精神所必须的公共舆论才可能形成。0〔15〕公共精神空间与公共政治空间的关系大体如是。尽管公民文化与民主政治的问题与此颇不相同,但二者的关系则与此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同样的问题可以推及宪法领域。实际上,宪法与政治很难截然分开。公民文化的塑造,同样是宪法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宪法文化包含在政治文化之中,而宪法社会化是政治社会化的一部分。因此,宪法社会化和政治社会化之间有着大致相同的命运。一方面,宪法社会化乃宪法文化得以塑造、维续和传承的过程,是社会个体与政府接受宪政理念、内化宪法规范、形成宪政品质的过程,是宪政体系的自我延续即再生产的过程0〔16〕;另一方面,也是宪法及其相关制度之功能得以实现的过程。0〔17〕因此,宪法社会化既包含传承宪法文化的意思,也包含宪法得以实现的意思。前者与政治社会化的正统解释相符,后者严格说来则是宪法及宪政精神的实现,与政治过程受到宪法制约这一含义相类似。而在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政治和哲学上的众多命题一样,在我国,宪法的普及也往往以一种整齐划一的方式展开。无论是小学时的思想品德课,还是高中时的政治课,甚至是大学时的思想政治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都主要侧重于阐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以及国家机构的基本知识等内容,而对公民权利意识、公民控制国家和约束国家的可能性及必要性等问题,则着墨不够。而且,相对于学校教育而言,宪法精神在普通民众中的普及力度更显薄弱。相形之下,宪法学界对宪法的众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则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无论这种探讨达到怎样的深度和广度,都难以夯实宪政的社会基础。如伯尔曼所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0〔18〕宪法作为法律的一种,无疑应当得到广大人民的信仰。而信仰的基础在于对宪法的认知。若这种认知发生偏差,则信仰很难真正建立。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对宪法性质的认识存在误区,宪法表现出较强的政治纲领属性,而未能表现出法的属性。这种认识误区导致的结果是,要么民众对宪法视而不见,要么认为宪法只是一种政治宣言,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近年来,我国也出现不少重大的宪法事例,引起举国关注。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普通民众在这些事例中只能进行有限度的讨论,难以发挥实质性影响。除上述宪法意识薄弱之外,在我国尚缺乏实现宪法政治必要的主体要素,即具有健全公民人格的社会成员。我国市民阶层发育迟缓,难以出现西方式的公民社会。而诚如马克思所言,公民社会恰恰是西方世界全部历史的真正舞台〔19〕。契约精神的缺失,法治意识的淡薄,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荣誉感和责任感的匮乏,无一不制约着合格公民的形成。与此同时,因宪法缺乏制度化保障,导致众多宪法权利形同虚设,从而阻止了公民通过行使言论、结社等基本权利实现其政治主张并张扬其个性的渠道。制度的欠缺,反过来削弱了公民对宪法的信仰。这种恶性循环,导致宪法缺乏足够深厚的社会基础。因而在我国,宪法社会化与宪法文化、公民文化等主观内容也存在密切的关联。简单说来,若没有宪法文化的支撑,宪法权威得不到保障,宪法信仰无从树立,宪法的功用必然难以发挥。因此,将宪法与政治二者相整合,可以认为,宪法政治是宪法在实际政治过程中发挥其应有作用的政治形态,宪法文化则属于政治文化的一种,其目标在于培育宪法权威、宪法信仰,塑造公民文化。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没有宪法政治之推行,就没有公民文化之培育;而没有深厚的公民文化,宪法政治亦不可能实现。而且这二者之间不存在简单的鸡与蛋的关系,也很难分清先与后。

【内容提要】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本文认为几千年的臣民社会、臣民文化至今对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产生消极影响，是建设政治文明的障碍，公民社会、公民文化才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基础，最后本文就如何培育公民文化作了探讨。

【关键词】政治文明臣民文化公民文化培育公民文化

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地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部署，并将它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起，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这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所谓政治文明，简单地说，就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从静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中取得的全部进步成果；从动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因此，政治文明是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以及人的解放的实现程度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国家的文明水平，是衡量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意识(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体制文明、政治行为文明四个组成部分，是由这四个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行为彼此联系，互相沟通，协调发展，构成了政治文明的统一体。就四者的关系而言，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之“魂”，是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的精神指导；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之“本”，不同的政治文明形态的本质属性要由它来体现；政治体制文明是政治文明之“绳”，是政治意识的规则化和政治行为的具体规范。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之“形”，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作用于环境的活动，也是政治意识、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具体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质是发展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如同建造一座宏伟的大厦需要牢固的地基一样，否则“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建设政治文明也需要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公民文化。公民文化能为建设现代政治文明提供合法性解释和合理性证明，加强政治角色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感，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有深刻指向和浓厚文化底蕴的政治变革过程，政治改革中先进政治文化含量高低直接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度和质量，所以说文化乃制度之母，有了公民社会这个基石，培育出公民政治文化，并使之成为社会的主流政治文化，才能最终树立绝大多数国人的民主信心，才能使绝大多数国人养成民主习惯，形成民主的公民的政治文化心理，积淀于民族的精神之中，使民主的理念深深植根于千万普通民众的骨髓，才能真正建设现代政治文明。中国近一百年来的艰难转型，实质就是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完成这一转变。改革的目标即民主与法治实现之时，就是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在中国确立之日。

一、长期存在的臣民文化是建设政治文明的障碍

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臣民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以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外靠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行政力量，内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维护着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政治制度上的封建专制制度，经济制度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制度哺育了中国根深蒂固的臣民文化，近代以来它在理论层面已经基本被抛弃，文化上也曾经遭到激烈的批判（例如“五四”新运动）,但是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且以改头换面的形式或者更加貌似革命的形式（例如“”十年在革命的旗号下封建主义复活）顽固地存留和体现在现存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中，还如同影子一般伴随着国人的生活：

论文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已经成为党的意志。如何培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政治文化)是这一历史进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主要论述了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关的几个问题：政治文明的含义、政治文明与公民文化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障碍等，并且提出了笔者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途径的见解。

论文关键词：政治文明；政治文化；公民文化；建设

一、政治文明的含义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首次将“政治文明”建设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这说明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共产党人越来越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看到政治体制改革严重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局面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了。

我们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概念已经耳熟能详了，而对“政治文明”则比较生疏。何谓政治文明?按照党的有关文件，我们大略地知道今天所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实际上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等等。但是似乎这样一说，现在就没有必要提“政治文明”这个名词了。因为以往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涵盖了今日的政治文明建设。事实上不是这样。党之所以将政治文明建设作为未来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自有它的深义。首先，这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不完善的，它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其次，这说明以往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全面的，即忽视或轻视了政治文明建设，现在则要重视它了；最后，这说明今日所提的政治文明有其时代的涵义，并不是可以笼统地被包含在“精神文明”建设之中的。

从根本上讲，政治文明建设就是政治文化建设，其目的就是建立一种适应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完善而科学的公民政治心理和行为体系。这种体系形式上是客观的，如表现为一定的规章制度以及设施等，但是内容上是主观的，它表现为广大人民的一种符合要求的意识和习惯。政治文明不同于精神文明。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侧重于国民的思想道德文化修养层面；而政治文明则侧重于国民的政治修养层面以及相关的制度和文化建设。西方学者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解释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内化。他认为政治文化可以概括为政治认知、情感与评价，也可以表述为政治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与技能。我认为这是对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说政治文明建设本质上是政治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