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范文10篇

【英文名】ConstitutionalismandCivilSociety*

【内容提要】公民概念是公民社会的特有概念，它界定了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平等、自由的关系，揭示了公民的权利对国家公共权力的本源性。公民社会构成了对公民个体的保护屏障，并同时对政治国家形成了有效的制约。公私法的划分对宪政具有重要的意义，私法是公民社会的基本规则。我国宪政建设应当以公民社会的建构为起点，将经验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结合，并以经验理性为重点。

【关键词】宪政公民社会私法自治经验理性建构理性

近年来，对公民社会的研究已成为一种时尚。无论知名学者还是刚刚进校的研究生，都试图从公民社会的视角或者以公民社会理论所特有的逻辑、思维方式为工具进行某种“学术”演绎，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在法学领域，一些学者对公民社会及其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极有价值的探讨[①]。如美国学者阿兰·S·罗森鲍姆认为，“西方民主社会的近代宪政主义通常都包含一种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②]。我国学者也认为，以公民社会为基础形成的多元文化环境是宪政实现的一般条件之一[③]，“公民社会的建设乃是宪政建设的基础”[④]。就总体而言，公民社会的理论还不为我们所熟悉，以此为工具对宪政进行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本文尝试探讨公民社会对宪政的意义。

一、公民概念的宪政意义

“在近代史上，公民比任何社会人物都更有活力”[⑤]。但在宪法文献中，“公民”仅仅被简单地界定为具有某个国家国籍的自然人。这与“公民”概念所承载的价值蕴涵极不相称。公民的存在是公民社会的第一个前提。EdwardShils强调，政治共同体的观念是市民社会的一个特征，而“这一特征包含公民观念”，“并孕育了城邦的概念，亦即一个都市以及一群有担任公职并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和决策权的公民的概念”[⑥]。公民概念是宪法学中第一个需要明确界定的、最具价值的基石范畴之一，其核心要素是公民资格。公民资格既是政治国家对其成员身份、地位的法律确认，又意味着一种公民个体自愿归属于政治国家的观念。正如约翰·罗尔斯在其新著《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一书中所说的，“任何文明社会的成员都需要这样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能够使他们把自己理解成为具有某种政治地位的成员——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就是平等的公民身份的政治地位，以及了解这种政治地位如何影响他们与其社会之间的关系”[⑦]。

信任与文明

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以前，我总是先问问那些在银行或市场上排队的人们，抽烟是否让他们感到不舒服，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不点烟了。而当公共场所开始禁烟，以及所有的工作和社交场所禁烟以后，我就不再问我周围的人是否打扰了他们。对此，我已无能为力。这种事不再是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的了，它现在完全变成了是法律和命令在起作用。在法律禁止我吸烟的地方，我当然不会抽烟，但在法律允许的地方，我也不想问别人吸烟是否打扰了他。

如果我可以吸烟，我就吸。我不再与人们协商行为可接受性的界限。摆脱了关怀而实际上是文明的重负，吸烟也因此由法律即体制而不再依靠协商和我所说的信任来管理了。为什么信任？因为通过自愿克制吸烟和自己的欲望而有益于陌生人，我会养成尽管是短暂、即时、甚至矛盾的行为方式，一种社会约束。实际上，我或者我们都向别人承诺了由未知的第三者在未定的时间里履行的象征性信用标准（尽管是微不足道的）。准确地说，这种象征性信用就是福山（1996年）和其他经济学家用信任界定的社会资本。然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随着人们协商能力的逐渐降低、信任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互动领域完全由法律规定来明确，而就其本质来说，这些规定是不利于信任发展的。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再抽烟了。

然而，上述故事的意义是两方面的。第一，它极平常的性质来自于我们日常生活中那种经常性的互动：没有特色，也不脱常规，只是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那种行为和互动——像排队等公车一样。第二，这种看似简单的互动行为表现出这样一种认识事实，即行为者是个体单位，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有能力协调其行为影响。这种协调主要不是通过法律，也不是由传统或者宗教习惯，而完全是通过将他者看作个体的文明认知来调节的，因为他人的偏好可以约束（或者无法约束）自己的欲望。

毫不奇怪，我们也许还可以在礼仪成规和文明规则中看到这种看似矛盾的动态，但我坚持认为这种动态对于认识公民社会的本质是决定性的。毕竟，在“请把盐瓶递给我”和命令别人“把盐瓶给我”之间存在着什么差异呢？当我们用“请”字来表达我们的愿望时，不管多么正式，我们知道别人可能会拒绝。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清楚别人的行为，因此也就知道别人的自主性。我想，那些力图教导孩子行为方式的家长能够认识到自主对于他们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任何经过抚养儿童成长阶段的人都知道，用“请”字（即使是个无意义的词）来表达请求是多么的重要。默认这些请求措辞是多么容易，而当连续不断地使用“给我”用语时是多么使人发怒。

长期以来，这种话语方式已经积淀于我们的内心，而我们却忽略了它们的基本含义。不过，只要我们肯花时间去思考，它就会很明确。用“请”和“谢谢”来表达请求是对请求实现程度偶然性的认识，并且使甚至很细微的东西成为一种象征性礼物。显而易见，改变本来可以拒绝我们请求的事实不会以任何方式承诺实现我们的请求，并像从前一样，“以其自由意志”而行动。一旦我们认识到可以有更多的选择，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它的作用。由此，我们也就从根本上承认了对话者的自主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声称，礼仪规范就是服从的民主化：一旦在社会等级中受制于我们的上司，那么，服从就会转变成所有（或近乎所有）互动行为的一个方面，就像共识变成现代社会结构的一个方面一样。那些相同的社会结构将个体置于其道德行为概念的核心，在这些个体中，信任的理念被修改了。

一

“公民社会”及其研究在西方有历史渊源，但是，九十年代“公民社会”（又称之“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研究自从西方掀起热潮后，迅速在东方国家引起了反响，东方国家的学术界也出现了探讨公民社会的热潮。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西方文化对东方国家影响所致。固然这是一个理由，但还不是根本的原因。文化交流可能会引起异地学术界对某些问题的关注，但不可能形成热潮。某种文化或研究热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因素。公民社会研究之所以在九十年代大范围的尤其在东方国家热起来，与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无关系。笔者以为，公民社会形成是有条件的（公民社会形成的趋势是公民社会研究的前提），一是经济条件，一是文化条件，①两者缺一不可。其中经济条件是根本的，仅有文化上的理念，公民社会是无论如何建立不起来的。但另一方面，如果具备了经济条件，而缺乏文化条件或文化资源支持不充分的话，那么，公民社会或许也会缓慢地推进，然而，不仅进度缓慢，而且可能出现畸形发展的情况。其实，公民社会研究的目的，也正是试图从文化上对其发展作理性的合理引导。这一论点可以从历史和现实得以证实。

“公民”概念在西方出现比较早。公民一词最先用于西方的古希腊，古希腊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公民这个概念？在古代希腊，公民与当时的城邦政治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城邦是古希腊一种比较特殊的国家形式：国家主要以城市为基础而建立起来，因而有城市国家之外称，这是产生公民的环境条件；但是“希腊城邦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尤其在于其公民的身份、地位和作用。”[1]（p29）作为奴隶制国家，希腊城邦存在大量的奴隶，除了奴隶以外，就是自由人。自由人不同于奴隶，在人格上他们是独立自由的，然而并非所有自由人都拥有政治权利。只有公民才获有政治权利，其他如外邦人、妇女等自由人则没有政治权利。可见，公民体现的是一种政治身份，表明公民是城邦的主人。在希腊文中，“公民”(polite)一词由“城邦”(polis)一词衍化而来，意为“属于城邦的人”。[1]（p32）城邦因公民而存在，同样，公民因城邦而存在。其中，城是地域概念，邦是公民团体概念。强调公民与城邦的紧密联系，更能看出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公民既然是城邦的主人，那就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权利，并且所有公民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共同决策城邦的重大事务。城邦公民除了政治权利以外，还拥有土地的权利，当然与这些权利对等的是公民要承担保卫城邦的义务。

但是，古代希腊尽管有公民，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城邦政治制度，但却没有公民社会。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制度可以看作是政治文化，其中合理的因素如公民所具有的自由权、政治权，和公民内部的平等权成为后人所追求的普遍权利，被延续下来。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则把它奉为革命的口号和资产阶级建国的思想基础，意为城邦的“polite”（公民）在英文的“burgher”、“citizen”里则包含着公民内在的自由、平等的涵义。古代希腊的公民政治之所以没有形成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是因为古希腊的公民仅是一小部分人，整个社会的本质还是奴隶经济基础上的奴隶制社会，不具有公民社会形成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古希腊有关于公民政治乃至公民道德的论述，但没有公民社会的理论。

在西方社会思想发展史上，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有两次高潮。这两次讨论也能折射出西方公民社会发展的两大高潮。一次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其理论形态表现的是资本主义原初状态时的自由主义思潮，是西欧资产阶级思想家为了反对封建主义国家观念而提出的社会理论，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推进资本主义经济，进而维护和推进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公民社会讨论的客观依据是西欧公民社会产生的经济条件已经具备且公民社会正悄然形成。追溯历史，城市的崛起以及市民阶层的形成无疑是公民社会产生的条件，“从各个城市的许多地方性居民团体中，逐渐地、非常缓慢地产生出市民阶级。”[2]（p60）市民阶级的出现是公民社会形成的主体条件，而市民队伍的扩大与城市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所有这一切却都是大工业市场扩张的结果。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有西欧近代意义的公民社会，当然也产生不了以英国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公民社会思想，和以德国黑格尔为代表的国家学说。而他们的理论则不仅在于反映发展中的公民社会，更在于引导公民社会朝他们设想的理想方向发展。

另一次讨论高潮就是九十年代以来的公民社会的讨论。前已述及，这一次讨论与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迅猛发展而引发的政治社会的激烈变化直接相关。与前一次不同的是，参与公民社会讨论的主体远远超出了欧洲地域而带有世界性，讨论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深刻、概念之新也是前所未有的，甚至提出全球公民社会的概念。[3]（p124）然而，虽然这次讨论带有全球性（意味着世界大多数国家都面临公民社会发展的问题），但各个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发展的内涵也有很大的差异，特别对现代化后发的东方国家，其公民社会的发展不仅受制于不够现代化的经济因素的制约，而且还受到公民文化资源欠缺的影响。尤其是后者，其制胕的副作用更大。

【内容提要】公民概念是公民社会的特有概念，它界定了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平等、自由的关系，揭示了公民的权利对国家公共权力的本源性。公民社会构成了对公民个体的保护屏障，并同时对政治国家形成了有效的制约。公私法的划分对宪政具有重要的意义，私法是公民社会的基本规则。我国宪政建设应当以公民社会的建构为起点，将经验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结合，并以经验理性为重点。

【关键词】宪政公民社会私法自治经验理性建构理性

近年来，对公民社会的研究已成为一种时尚。无论知名学者还是刚刚进校的研究生，都试图从公民社会的视角或者以公民社会理论所特有的逻辑、思维方式为工具进行某种“学术”演绎，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在法学领域，一些学者对公民社会及其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极有价值的探讨②。如美国学者阿兰·S·罗森鲍姆认为，“西方民主社会的近代宪政主义通常都包含一种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1](4页)。我国学者也认为，以公民社会为基础形成的多元文化环境是宪政实现的一般条件之一[2]，“公民社会的建设乃是宪政建设的基础”[3]。就总体而言，公民社会的理论还不为我们所熟悉，以此为工具对宪政进行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本文尝试探讨公民社会对宪政的意义。

一、公民概念的宪政意义

“在近代史上，公民比任何社会人物都更有活力”[4]（1页）。但在宪法文献中，“公民”仅仅被简单地界定为具有某个国家国籍的自然人。这与“公民”概念所承载的价值蕴涵极不相称。公民的存在是公民社会的第一个前提。EdwardShils强调，政治共同体的观念是市民社会的一个特征，而“这一特征包含公民观念”，“并孕育了城邦的概念，亦即一个都市以及一群有担任公职并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和决策权的公民的概念”[5]（36页）。公民概念是宪法学中第一个需要明确界定的、最具价值的基石范畴之一，其核心要素是公民资格。公民资格既是政治国家对其成员身份、地位的法律确认，又意味着一种公民个体自愿归属于政治国家的观念。正如约翰·罗尔斯在其新著《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一书中所说的，“任何文明社会的成员都需要这样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能够使他们把自己理解成为具有某种政治地位的成员——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就是平等的公民身份的政治地位，以及了解这种政治地位如何影响他们与其社会之间的关系”[6]（5页）。

公民概念的宪政意义在于：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公民社会建设在积极地向前推进中。艺术在公民社会中是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公民美育层次的重要途径。文章阐述了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的概念，分析了艺术维度发展以人为本、大众参与、情景交融、继承与创新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五大原则，并以武汉市的公共艺术发展为例，从加强法制建设、编制公共艺术规划、加强职能化管理、加强公众参与和突出科技性等方面提出了公民社会艺术维度构建的发展建议。

【关键词】公民社会;艺术维度;美育

公民社会这一概念起源于西方，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社会建设理论。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国家正积极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公民社会的构建具有多种结构性要素和维度。从艺术维度出发，其能为公民社会的文化建设提供良好条件，推动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和生活建设，提高公民的精神生活水平。因此，艺术维度构建对公民社会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一、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

公民社会，又叫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是指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该概念源于西方社会变革历程，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等特点。公民社会理论在早期较为复杂，且观点并不统一。德国19世纪唯心论哲学的代表人物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正式提出了公民社会的概念，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对其加以完善，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公民社会的概念。公民社会属于一个独立的社会领域，具有一定的结构性要素，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价值原则。其结构性要素包括私人领域、志愿性社团、公共领域和社会运动，基本价值与原则有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和开放性、参与性和法治原则。公民是指具有一个国家国籍的人，公民性是指公民应具备的基本可能性和规定，如从事政治、经济、法律等活动应承担的责任与能力，具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素质和价值认同。公民文化是指公民在参与公民性活动中应具备的文化素质，是公民性的重要组成。我国推进公民社会建设，应加强公民文化的建设，提升公民的精神水平和文化素养。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艺术在公众生活中的影响不断深化，增强公民对艺术的理解力，将有利于公民社会的构建。

二、艺术维度构建的基本原则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社会”重新开始产生，国家与社会间的界分开始显现。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开始减弱、个人自由不断增大，公民自主性得到提升，民间组织开始兴起。80年代以后，我国的民间组织数量快速增长，到1989年，全国性民间组织骤增至1600个，地方性社团达到20万个。

关键字：公民影响政策定制政策利弊

一、政局的稳定性

改革开放后我国关于民间组织的相关政策法规表现出强烈的控制型管理取向。而这种控制型管理的目的在于防止出现破坏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敌对民间组织，防止民间组织从事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政治性活动，以免重现在一些国家如东欧和某些前苏联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公民社会对抗国家乃至推翻国家政权的局面。在政局动荡乃至出现内乱的情况下，除了以夺权为目的的政治性组织会大量涌现外，那些公益性、志愿性、非营利性、自治性的民间组织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因此，维护政权和政治局面的稳定无疑会造就一个有利于非政治性的民间组织发展壮大的有利的制度环境。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来，我国基本上保持了政权和政治局面的稳定。我国非政治性民间组织在这二十多年中的迅猛增长在很大程序上得益于政权和政治局面的稳定。但是，控制型管理的政策法规是建立在防范公民社会对抗国家的假设基础上的，它也在有意无意地把公民社会组织塑造为自己的对立面。

二、改善政府的形象

民间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利益组织，它存在的基本价值之一是促进其成员的公共利益。参与党政机关的决策，尽可能地影响党政机关的政策，使之有利于自己的组织和成员，是达到这一价值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公共管理；公民社会公共治理合作管理

摘要：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公民社会具有管理主体与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并以其这种双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扮演着政治民主的捍卫者、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公共服务的提升者、公共价值的维护者、社会稳定的支持者的多种重要角色。这种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模式下的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多元化的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极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其责任边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这种基于伙伴关系多元管理主体参与的公共管理是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在这种公共管理网络中政府扮演着“元治理”的角色。

一、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都是指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活动，尽管这三种称谓有着大致相同的指涉对象，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彼此理念的不同。如果我们从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的角度去看，随着时代的发展，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它们依次铺就了管理模式由统治、到治理的演进之路。在公私没有区分、国家体系内部缺乏合理分工的专制社会时代，行政就是政治的落实，其功能是依靠暴力和强制负责国家政务的推行，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公共行政出现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相分离、行政与政治相分离的现代社会，其功能是按照代议制民主体制、非人格的法律体系、官僚制组织原则以及职业化的文官制度统揽社会公共事务，以实现统治者的统治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管理则出现在公民社会自治能力与要求不断扩展、市场机制不断成熟与市场力量不断壮大、政府独揽公共事务的“不可治理性”危机日益加重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管理方法的多样性，适应了当今时代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化及其管理民主化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共性”与“管理性”的有机统一，无论在合法性还是在社会资源方面，都为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开辟了新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壮大等原因，治理理论出现并发展起来。公共治理逐渐成为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一种新模式，其的理念也逐渐成为了公共管理的新内涵，同时，它也使公共管理进入了区别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的新时代。

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的双重身份与多重角色

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它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是公共权力向社会的一种回归。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有赖于公民社会的自愿合作和其对权威的自觉认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管理主体和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而且这种双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又以其各自的特征优势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公民社会与政府一道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社会以它那种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性正好弥补了政府的种种不足和有限性，从而可以大大提升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同时，公民社会在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到政府的权力运行，从而可以起到对政府更有效的监督作用。此外，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健康有益的社会组织可以得到政府和社会更好的认可，这些组织以共同目标和信念把人们聚集到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增强了彼此的信任、提升了公益精神，从而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对象，公民社会在参与管理的同时可以切身的感受到公共管理的效果，从而可以以公共管理接受者的身份对公共管理的效果做出判定以利于公共管理渐至最优。其次，通过公民社会组织，公民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同时又以普通社会成员的身份为政府增强了合法性。公共管理的过程也是公民社会完善的过程，公民社会的完善又可以促进更好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最终是要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公共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公民社会以其特有的双重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着多重的重要角色，以其特有的价值诉求与功能表达影响着公共管理的成效。

摘要:近年来，人们对公民社会在全球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公民社会被认为在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被认为是民主化的必要条件。但是，迄今为止公民社会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深入的分析。本文通过对拉美、东欧、非洲等转型国家中公民社会角色的分析认为，公民社会的脆弱性决定了公民社会在全球民主化进程中有限的作用。

关键词:民主转型/民主巩固/公民社会/脆弱性

在近年来的民主化研究文献中，公民社会受到的关注不亚于对政治竞争、民主选举、多党体制等民主化策略的分析，研究者被公民社会作为民主化的推动力及其在转型后民主发展中的作用所吸引。人们理所当然地想象公民社会的民主功能，主要是因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欧、拉美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社会运动、、公民组织以及其他各种非政府组织在推动威权政权解体、支持竞争性选举、展开民主实践等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许多研究者看来，强大的公民社会是创造一个从独裁到民主的通道的前提，公民社会的存在和运行是实现政治民主的必要条件。然而，公民社会与民主化之间关系的这一假设存在明显的缺陷。本文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分别剖析公民社会在全球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以揭示公民社会与民主发展的真正联系。

一、公民社会的民主功能：理论的假设

关于公民社会对民主发展的贡献的观点，建立在人们对公民社会某种特定理解的基础上，即将公民社会看作是一种独立于国家之外积极的、健康向上的、充满活力且内部民主气氛浓厚的自治领域。这一理解来源于民主思想中对公民社会的理想描绘，与托克维尔、帕特南等民主思想家对公民社会的大力推崇不无关系。

在谈到公民社会时，人们往往联想到西欧历史上城市生活中的沙龙、咖啡馆、报纸、广场、集会等公共领域。体现在公民社会概念中的是一种有利于异于国家的社会空间发展的组织原则，正如波齐指出的，“特定的社会集团——主要是资产阶级，有时也混进了贵族和下层教士——有利地将自己推进到一个有资格对国家活动进行批评的听众的地位。他们阐述了关于国家事务的公共舆论，并使它对国家机构的活动产生影响。他们试图利用由超越了个人利益的公民社会成员所形成的“公共领域”来补充自上而下建立的政府部门。”[1]82公民社会往往被认为是人们之间一种自愿结成的、自我支持的、由一套合法的秩序和共同价值所凝结在一起的有组织的社会生活领域。[2]221具体地讲，公民社会是一个公民共同体，其中人们聚集和联合在一个既不同于个2010年第2期陈尧全球民主化进程中公民社会的脆弱性人、家庭和朋友圈子，也不同于国家和市场的公共领域，这一领域通常是由正式建立的、法律保护的、自主管理的、公民自愿加入的中间团体、组织和协会所组成。

本文作者：杨建民

司法改革源于法律与发展运动，是人类社会对制度与发展关系的再发现过程。20多年来，司法改革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司法改革成为国家追求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的重要战略，其中拉美国家的司法改革更具集体行动的特征，影响更大。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在拉美国家的司法改革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又译市民社会，“是指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经济和伦理秩序，从目前的一般用法来看，公民社会并不具伦理色彩，而是指当代社会秩序中的非政治领域。”①更明确地说，笔者接受如下定义:公民社会是指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它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也不属于逐利的私营经济的一部分。换言之，它是处于“公”与“私”之间的一个领域，通常包括那些为了社会的特定需要，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行动的组织，如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NGO)、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和工会等。

一实现社会正义是拉美国家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

人们常说，司法改革根本上是一个政治过程。③于是，很少学者探究司法改革的社会需求方面。既然司法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而各类公民社会组织在司法改革过程中的参与恰恰反映了公民社会对社会正义的需求。拉美国家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之一就是多数国家开始从军事独裁向民主的转型，巩固新生民主、防止威权主义复辟成为新生民主国家的重要任务。研究民主巩固的学者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研究新生民主在最基本层次上得到坚持的可能性，二是研究民主质量的学者集中精力关注被边缘化了的群体、教育的发展、卫生保障、减少贫困以及建立有效而又能够得到平等适用的法治。尽管学者们关注点不同，但他们都普遍认识到，司法机构是民主巩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直到最近司法制度仍然不是拉美政治研究的中心议题。不仅拉美研究如此，其他发展中地区的政治研究也同样忽略了司法制度的研究。“法律与法院”成为被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学者们忽视的最严重的领域。最近十年，只有美国学者的研究涉及该领域。然而，对“一个有效而平等的司法机构”成为拉美民主化研究困惑中错过的最基本的元素，这正在全世界的学术界成为共识。人们逐渐认识到，坚守法治对于维护长期的自由民主十分关键，而一个独立和有效的司法机构对于保障公平和公正的法律适用非常关键。国家机构一致、理性的法律适用对保障个人和群体权利同样非常关键，这种保护不仅来自公设的仲裁机构，还包括可能限制和侵害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社会权威机构。对社会来说，一个独立和有效的司法机构可以鼓励交易和投资，通过保障合同的履行及要求政府和私人依照法律增强交易和投资的确定性，减少政治和法律风险。拉美国家的司法改革最初源于对经济发展的诉求，由于司法改革发生在拉美国家再民主化的初步确立时期，适应了经济发展和民主巩固的需要，可以说最初的司法改革有两大战略目标，即促进经济发展和巩固民主进程。早在司法改革之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们已经认识到法治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重要性，而一个能够发挥良好功能的司法体系对法治的建立至关重要。司法改革的直接影响就是实现社会发展，使民主制度化。要分析司法改革的成效，就不能不分析上述全球性趋势和拉美国家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之间的关系。如在智利，1999年美洲开发银行支持的司法改革项目总额达131万美元，目的在于“完善和增加商务仲裁以及其他调解机制，促进法院以外商务争议解决机制的发展，减轻传统司法体系的负担，为私人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①。而世界银行支持的项目(1992～2007)的目标则不限于商业目的，而是追求更广泛的目标，包括法律改革、加强公共机构的治理和授权、支持和巩固社会安全和社会融入。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由于经济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发展，公民社会在拉美各国的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公民社会的各种组织，如媒体、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等作为一种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也投身司法改革。它们关注司法改革的各种决策、过程和结果，但所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在司法改革的社会正义实现方面。因此，公民社会组织是拉美国家司法改革中第三大战略目标———实现社会正义目标的最重要的行动主体之一，在司法改革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公民社会的需求是司法改革的新动力

公民社会组织具有向政府和社会传达特定人群和个人利益诉求的功能，而司法改革为公民社会中的独立组织和个人提供主张权利的保障和渠道，从而维护社会稳定。那么，这些组织网络是否广泛，足以方便人们找到组织?组织是否强大，足以反映特定人群的利益诉求呢?美洲开发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国家的司法改革议程也可能受到公众意见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影响。”林•哈默格林在给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报告中也承认司法改革中公民社会组织发挥的重要作用。②以智利为例，司法改革的需求方面不仅来自上层致力于改善司法绩效的政治精英，而且来自于公民社会内部。智利的刑事诉讼法改革在拉美独树一帜，被称为从大陆法系传统到海洋法系传统转变的成功改革范例。1992年，刑事诉讼法改革首先在圣地亚哥的迭戈•波塔莱斯大学法学院立项展开研究，参与该项目的还有两个与大学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司法发展中心(CentrodeDesarrolloJuridico，CDJ)和大学促进中心(CorporacióndePromociónUniversitaria，CPU)。最初这个项目的目标是改革法院中适用的刑事诉讼法，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益，后来逐渐扩大到保护政治自由，提高刑事司法的正义性等方面。这主要是由于皮诺切特独裁统治期间造成了大量违反人权的案件，而在“还政于民”后公民社会对该问题反应强烈所致。早期司法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设计更加透明、适应自由民主的基本人权的新的司法程序。后来智利的刑事诉讼法改革中吸收和采纳了这些设计。智利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改革的初始努力是发生在私人部门，而不是来自政府的建议。由此，智利司法改革的案例至少可以说明拉美国家司法改革的需求不仅来自政治精英层面，也同样来自公民社会。是什么使智利的公民社会和司法改革联系起来的呢?“还政于民”之初，由于犯罪率不断上升，智利社会日益关注社会安全问题。智利公民和平基金会(FundaciónPazCiudadano)是圣地亚哥的一家关注“法律与秩序”的组织，它与保守的《信使报》的出版商过从甚密。由于出版商的儿子遭到绑架，所以《信使报》大密度地报道社会上频发的刑事案件。该基金会非常努力地致力于提高刑事案件处理的效率和公正性。为此目的，1993年，基金会在迭戈•波塔莱斯大学展开活动。该大学的改革者们开始与右派合作还有些疑虑，后来他们发现了和右派合作的好处，这不仅使他们推动的司法改革免于受到右派对他们“乌托邦”的指责，还能推动整个社会进行司法改革共识的形成。这个例子说明，来自公民社会内部的改革需求可以通过劝服政治精英的方式，有力地推动司法改革。

摘要：公民社会是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发展起来的，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中国公民社会必将快速发展和完善，最终达到善治的目标。公民社会与善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相互促进关系，若没有公民社会的土壤，善治就无法植根；若没有善治的滋养，公民社会也难以发育。

关键词：公民社会善治互动关系民主意识

关于公民社会，各国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强调的是公民社会主要是指保护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的民间组织机构；一类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强调的是公民社会是介于国家和家庭、企业之间的中间领域。在这里我们把公民社会当作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等。

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利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因为政府拥有着全社会最丰富的资源，只有充分利用政府的这个主动权，才能充分调动公民参与社会建设的热情；也只有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和科技文化素质，使得他们领悟到个人的行为效果是和整个社会密切相关的，才会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治理的活动中来。

一、中国公民社会的艰难发展

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和艰难的历程。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治国理念有着浓厚的封建思想，在中国这样特殊的环境下，基本上是没有公民社会存在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的思想觉悟和科学知识掌握的普遍偏低，因而也没有公民社会存在的群众基础。这种状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所改善，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思想道德水平的极大提高，人们的政治觉悟也逐渐提高，参政议政的热情异常高涨，他们极力寻求一种有别于政府但可以体现他们政治利益的组织，这种组织就是类似于公民社会的组织，因而公民社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