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权利范文10篇

一、课标内容

了解宪法与法律对公民权利的规定，能够正确行使权利，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

二、教学理念

依法治国是党和政府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社会的不断发展，要求人们的法制观念和法制意识不断增强，法律素质不断提高。帮助初中学生树立法制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是时展的要求，是做一个合格公民的必然要求。因此，本课着重结合有关案例，结合学生生活中的实例，对青少年进行应有的公民意识教育，增强学生的权利观念，学会正确行使权利，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

三、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摘要：我国养老保险经历了劳动保险时期、制度创新及改革时期和全面建设时期，最重要的是完成理念上从身份本位的福利制度到作为公民权利的共享制度的转变。作为一项制度的探索，我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试点先行，逐步拓宽、保持适度保障水平和关注转制遗留问题等。进入新时代，我国养老保险尚面临一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积累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完善的经验对推进以公民权利为本，全民覆盖的养老保险是巨大财富。

关键词：养老保险；身份本位；公民权利；七十年；经验

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初期，享有保障是以身份为依托，身份不同决定能否享有养老保险及享有水平，原有养老保险是身份本位的制度。这里的身份本位是指基于户口身份、单位性质和职业性质等而建构的社会等级身份，有别于西方福利国家所遵行的社会公民身份。身份本位的另一面就是公民权利。公民权利本是一个现代政治学概念，马歇尔将公民权利划分为基本的法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三类。在广义上理解，公民权利即作为一国公民其能够享有的最基本的保障措施，如享有基本养老保险就是社会权利的体现。公民权利应该成为社会保障的理念基础，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则是促进和实现公民权利的一个基本手段。养老保险不是特殊群体的福利制度安排，应成为一种普惠性制度，成为公民基本权利。

一、养老保险历程回顾

学界对我国社会保险的历程有二分法和四分法。对于养老保险，笔者倾向于采用三分法：1949年到1985年，为劳动保险时期；1986年到2008年，为制度创新及改革时期；2009年至今，为全面建设时期。（一）劳动保险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1951年2月23日由政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劳动者及其供养的直系亲属在退休、丧葬等方面的待遇。后来政务院对《劳动保险条例》进行修改扩大实施范围，包含了商业等13个产业和部门，但覆盖的人群依然很少，仅是城市就业人群或部分特殊行业职工才能享有，城市中未在正规单位就业人员和农村居民并不在劳动动保险范围之内。此阶段养老保险不能称为一种独立的制度安排，其是劳动保险制度的一个子项目，呈现出保障水平低、覆盖人群少的特点，体现为一种身份本位的福利安排，符合当时的基本国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业优先发展方针，针对重点领域重点人群实施养老保险，加之财力有限，基础薄弱，无法在所有企业实施，以及政府缺乏治国理政经验，在探索中发展。“”运动开始，劳动保险领域出现跃进现象，体现最明显的是农村合作医疗的“一哄而起”，“”开始后负责劳动保险的工会陷入瘫痪，原本建立在劳动保险内的养老保险项目基本被终止。“”之后，1978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49条对劳动者的养老作了原则性规定。同时国务院颁布《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等法规文件，对恢复“”期间破坏的养老保险起了重要作用。总体上，1985年之前，原有养老保险在恢复、修补，处于徘徊的阶段。（二）制度创新及改革时期。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原有养老保险加重了企业负担，无法释放企业发展活力，因此在经过多次会议、外出学习和境外社会组织及学者的帮助下，南充、自贡等地不断对养老制度进行实践总结，成功经验在全国推广。1986年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保险合同暂行规定》，建立了劳动合同制工人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份文件确立了企业、个人、国家三方负担养老保险缴费的原则。国务院1991年和1995年颁布的条例以及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都对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出具体的建议。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结合养老模式形成，此后200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成为目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依据。此阶段养老保险制度是对原有保障项目的创新，实施中秉持“效率优先、个人责任”理念，工具性色彩浓，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是推进改革开放的手段，覆盖人群仅是各种所有制企业职工，依然是身份本位的。但养老保险制度重塑责任分担的社会保障新观念，尊重国情与借鉴国外经验相结合，亦有利于实现制度创新，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实现了向新型社会保障体系整体转型，社会保障体系日益体现出政府主导、责任分担、社会化多层次性等基本特征。可以说，此阶段为全面建设时期的养老保险制度奠定雄厚的改革基础。（三）全面建设时期。2009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要求探索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009年全国试点，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于2014年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合并称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2104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亦开启。自此，我国形成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格局，打破了原有身份本位的格局，享有基本养老保险成为公民基本权利，最主要的体现是养老保险的全民覆盖。截至2018年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94293万人，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41902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52392万人，覆盖率在90%以上。作为一项福利制度，养老保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和改革开放时期是身份本位的福利机制，现已转变为一种公民权利。养老保险制度是从满足特殊群体的需要发展为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补缺型社会福利制度慢慢地在一定程度上被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替代，社会成员的公民权利得到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

二、养老保险积累的经验

内容摘要：

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详尽规制，不应是原则性的条款表述，而应以规则性条款加以规定，以便于公民权利的宪法规制在宪法实践中的具体援引和作为司法判断的依据。确认宪法对公民直接效力和确认宪法对公民受侵犯而予以直接救济，已成为法治下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国际上将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视为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标志的潮流下，我国宪法也应对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作出必要的回应。

关键词：

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直接效力宪法诉讼

公民权利的宪法规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了四部宪法，其中“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在排序上均次于国家机构，说明这三部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轻视。“八二”宪法将公民权利首次提到国家机构的章列之前，应该说，“八二”宪法对公民规定已经相当进步了，这也表明国家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上，以宪法的形式加以规范法律化。公民地位排在总纲之后国家机构之前。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宪法思想。

一、追求高效政府、责任政府、便民政府、法制政府，把政府的一切行为严格置于法律所许可的范围之内，这是《行政许可法》追求的目标

政府职能问题是政府管理的核心问题。政府管理创新，关键在于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实现了从放权到控权的过渡。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公民的权利受到限制，而政府的权力却不受约束。《行政许可法》第一次改变了立法观念，防止由于行政机关的不当干预而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该法大幅度减少了行政审批的范围，规定只有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1)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2)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3)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4)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5)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其他事项。并且，上述事项中，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

根据该法的要求，在正式的法律、法规之外，只有国务院和省一级政府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事项，国务院各部委、省级政府的厅局和省级以下地方政府，都不再有权自行设定审批项目，省一级政府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有效期只有一年。

二、《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体现了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的动态平衡，实现了公民权利的回归

任何公共权力的建立都是为保护公民的利益与权利，这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原理。即权力源于老百姓的授权，权利高于权力。我国全部法律的70％、法规的80％，是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的，这些法律法规的绝大多数，都与公民的合法权益密切相关，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的状况，影响着公民对于法律的态度。依法行政首先是依法治权、依法治政。在公民遵守法律和政府依法办事二者中，后者是主要方面，保障行政管理有效实施是以行政行为合法为前提的。由于体制上和行政机关自身存在的问题，行政机关漠视法律，不依法行政的现象屡见不鲜，随意将“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什么都想管，却什么都管不好，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相当普遍。《行政许可法》最显要的原则是限制政府的权力，而这一行为的直接结果则扩大了公民的权利。该法赋予了老百姓很多具体的权利，如信赖保护、补偿请求权、赔偿请求权等实体权利，以及听证、获得告知、及时得到服务等程序上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过去任何法律中所没有的。权利的发展，意味着权利主体资格的提升、利益的扩增、能力的增强，因此，毫无疑问，意味着人的地位的提高，人格尊严的强化和个人自由的增进。《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从整个社会来说，实现了公民权利印政府权力的动态平衡。对公民而言，实现了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是一次权利的回归。公民将真正成为权利的主人，他们可以自主决定任何事项，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到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但要真正实现权利的回归，政府机关必须做到重大决策要定期向社会公开，要树立服务意识。法律授予政府职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政府更有效地为公众和社会提供最好的服务和最大的福利。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理所当然要为公众提供服务。为公众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将是行政机关的首要职能。

三、行政许可改革之路仍任重而道远

摘要：宪法的司法化对保护公民基本权利至关重要，是法治进程的必然要求。但宪法在我国仍被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根据我国现行体制和宪法实施现状，比较借鉴国外的经验，我国的宪法司法化进程应首先树立宪法权威，改变宪法观念，完善宪法的解释，建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负责处理宪法问题，逐步建立宪法法院和宪法诉讼制度，加强对人权的保护。

关键词：宪法宪法的司法化宪法的司法适用公民基本权利

对于宪法司法化的涵义，主要有两种理解。一是认为“宪法司法化就是指宪法可以向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二是认为法院在司法审判中不直接援引宪法作为依据，而是对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和法规进行违宪审查。笔者认为，违宪审查在我国近期是行不通的。但是，宪法直接进入司法程序作为判决的依据使用就可以很好的避免违宪审查的缺陷，更直接的发挥宪法的作用。这正是第一个观点的内容，它指的是宪法的司法适用性，当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时，可直接以宪法为依据向法院起诉，法官也能依宪法审判案件。这是建立在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充分保障的宪政理念基础之上的。我国没有宪法司法适用的规定，宪法的实施仅局限于宪法监督。而我国在实践中形成的惯例是宪法不可以作为起诉的依据，也不能由法官在判案中直接适用，因此我国宪法的实施有名无实。

一、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在立法与实践中的现状

1．立法上，我国没有关于宪法司法适用的规定

我国宪法不能在审判及司法文书中作为依据使用源于我国的两个司法解释和行政诉讼法。1955年，新疆省就是否在刑事判决中援引宪法向最高院请示，最高院的答复是“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援用”，这是我国第一次以司法解释开创的宪法不可被援用的先例。随后，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关于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批复中表示：“人民法院在依法审理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制作法律文书时，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均可引用。”1989年，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其中第52和53条明确规定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以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以及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但是没有规定是否可以用宪法作为直接依据。这样，在我国就形成了不援引宪法判案的宪法惯例。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是在刚刚结束了十年动乱，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性才开始被人们认识到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制定出来的。由于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长期实行人治形成的各种制度及其思想观念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清算和改变；依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个人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体性地位还无法真正地确立；历史上长期的封建专制形成的国家主义思想还在事实上支配着我们的行动，公民基本权利本位的观念还无法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因此，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虽然在总结了教训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完善，如将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由过去规定在国家机构之后改变为国家机构之前，以显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关系上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更加详细具体，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新的权利，如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对公民应尽的义务作了更加具体的规定，以体现权利义务的一致性，表明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等。[1]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这种完善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非常有限的。现在，实际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我们的民主法治制度建设有了长足进展；经济上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正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法律上，我们的立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许多领域基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无法可依的状况，实现了有法可依；文化上，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和逐步深入，以义务为本位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现代的民主、法治、人权等意识日益地为社会民众所接受和认同；对外方面，我们经过艰苦的努力，加入了WTO，使我们的发展与国际社会的进步联系在一起。我们已经批准了《公民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正在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重要的国家人权公约的批准，意味着在对人权的保护方面，我们要承担国际义务，要向国际标准靠拢。所有这些，最终会导致我国的社会已经或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化，确切地说就是引起我们的社会发生转型，即有过去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由国家和社会的一体化向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转变，公民社会将得到发育和成长。所有这些变化，从根本上来看，都是围绕着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和加强这个核心展开的，都体现着人的自由的实现，因而也都需要以维护人权为根本价值的宪法给予积极的回应。而宪法对人权的维护，集中地通过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并保障这些权利义务的实现来体现。因此，这就要求宪法在回应我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对其产生的影响时，应当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体系进行大的完善。

所谓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完善，自然是以现行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存在着不足为前提的。这种不足，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本权利体系不完整。这种不完整，表现为这样一些方面：首先是各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一些重要的基本权利在我国的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中没有给予确认，如迁徙自由、个人的财产权、罢工自由、新闻自由等。其次是对基本权利的规定过于简单，对各种基本权利包括的内容、尤其是在哪些方面应当给予最低限度的保障，没有作出一个明确的规定，给人一种空洞无物之感，这在无形之中既降低了基本权利保障的可操作性。

因此，在进行宪法修改时，要对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进行大幅度的完善。这种完善应当从这样几个方面进行：首先是对过去取消的罢工自由、迁徙自由加以重新审视和检讨，结合新的形势需要给予恢复；其次是根据我国当前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考虑到我国在批准和加入《公民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给予必要的扩充，确认公民在政治方面的知情权、创制权、复决权；社会生活方面的隐私权、环境权；经济生活方面的契约自由、营业自由；表达方面的新闻自由等权利。最后是对各种基本权利的内容在宪法中给予必要的规定，特别是哪些方面应给予保障，哪些方面应受到限制，在宪法中做出原则性的规定，以便为立法机关的立法提供根据。

第二、基本权利义务规定在价值取向上有义务本位之嫌。按照经典的宪法学理论，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是为了对抗国家权力而存在的，一方面，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构成了国家权力作用的界限，国家权力的运用不能侵犯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国家还要承担起保障宪法基本权利实现的义务，对受到侵犯的基本权利提供有效的救济。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在价值取向上应当是权利本位的。虽然从法理上讲，任何的权利都不是绝对的，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基本权利也不能例外。但由于基本权利具有的本源性、不可剥夺性、不可转让性，使得国家对基本权利承担的保障义务更加重要和突出。一般情况下，对基本权利应当以保障其充分实现为原则，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以必要和合理为前提。因此，各国宪法在基本权利中都规定国家在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方面应承担什么义务。而在我国的现行宪法中，对国家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享有和实现方面应承担什么义务、遵循什么原则没有做出规定，体现不出基本权利具有的对抗国家权力的功能。更为关键的是，不要求国家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上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却明确要求公民在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特别是要求公民在行使权力自由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权利和自由。这一规定，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将这一规定放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在精神上充满着义务本位的伦理性文化的国家中，无疑地是伦理文化的那种义务本位价值取向在法律上的表现，非常明显地体现了义务本位的价值取向，国家可以根据这些规定，非常容易地来限制甚至是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使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在实际上成为具文。另外，这一规定也反映出，我们在思想上非常注重对公民滥用基本权利的防范，却始终未能对国家权力侵犯公民基本权利所具有的危害性给予足够重视，更没有注意从制度上给予必要的防范。

在修改宪法时，应当在要求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统一性的同时，对国家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实现方面应承担的责任做出要求，尤其是要在制度上注意对国家权力给公民基本权利造成的侵犯所产生的危害加以必要的防范。这样才能使公民基本权利真正具有对抗国家权力的功能，不至于在客观上使宪法的规定成为国家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有效行使的根据。

一、追求高效政府、责任政府、便民政府、法制政府，把政府的一切行为严格置于法律所许可的范围之内，这是《行政许可法》追求的目标

政府职能问题是政府管理的核心问题。政府管理创新，关键在于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实现了从放权到控权的过渡。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公民的权利受到限制，而政府的权力却不受约束。《行政许可法》第一次改变了立法观念，防止由于行政机关的不当干预而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该法大幅度减少了行政审批的范围，规定只有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1)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2)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3)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4)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5)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其他事项。并且，上述事项中，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

根据该法的要求，在正式的法律、法规之外，只有国务院和省一级政府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事项，国务院各部委、省级政府的厅局和省级以下地方政府，都不再有权自行设定审批项目，省一级政府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有效期只有一年。

二、《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体现了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的动态平衡，实现了公民权利的回归

任何公共权力的建立都是为保护公民的利益与权利，这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原理。即权力源于老百姓的授权，权利高于权力。我国全部法律的70％、法规的80％，是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的，这些法律法规的绝大多数，都与公民的合法权益密切相关，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的状况，影响着公民对于法律的态度。依法行政首先是依法治权、依法治政。在公民遵守法律和政府依法办事二者中，后者是主要方面，保障行政管理有效实施是以行政行为合法为前提的。由于体制上和行政机关自身存在的问题，行政机关漠视法律，不依法行政的现象屡见不鲜，随意将“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什么都想管，却什么都管不好，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相当普遍。《行政许可法》最显要的原则是限制政府的权力，而这一行为的直接结果则扩大了公民的权利。该法赋予了老百姓很多具体的权利，如信赖保护、补偿请求权、赔偿请求权等实体权利，以及听证、获得告知、及时得到服务等程序上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过去任何法律中所没有的。权利的发展，意味着权利主体资格的提升、利益的扩增、能力的增强，因此，毫无疑问，意味着人的地位的提高，人格尊严的强化和个人自由的增进。《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从整个社会来说，实现了公民权利印政府权力的动态平衡。对公民而言，实现了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是一次权利的回归。公民将真正成为权利的主人，他们可以自主决定任何事项，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到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但要真正实现权利的回归，政府机关必须做到重大决策要定期向社会公开，要树立服务意识。法律授予政府职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政府更有效地为公众和社会提供最好的服务和最大的福利。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理所当然要为公众提供服务。为公众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将是行政机关的首要职能。

三、行政许可改革之路仍任重而道远

摘要：基本权利是宪法上确认的权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指称，它包括人的尊严、平等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身自由、宗教自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目前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还存在不足，本文就从立法方面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基本权利宪法权利程序正义

基本权利，或称宪法权利，是宪法上确认的权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指称，包括人的尊严、平等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身自由、宗教自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由于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公民的权利体系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和价值，我们冠之以基本权利的名称。

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这__章涉及的宪法条文从33条到56条，其中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文从33条到50条，这些权利大致分为：(1)平等权；(2)政治权利和自由，具体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3)宗教信仰自由；(4)人身自由，包括：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5)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权、取得国家赔偿权；(6)社会经济权利，包括劳动权、休息权、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权、物质帮助权；(7)文化教育权利，主要包括：受教育的权利，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8)男女平等权；(9)婚姻家庭方面的权利。。此外，宪法总纲中还规定了公民的财产权，并于2004年通过宪法修正案对公民的财产权进一步完整表述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可以说，我国宪法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内容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和领域。同时我国政府也积极参加签署各种人权保障公约，不断促进我国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1997年lO月27日和1998年l0月5日，我国政府先后签署《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28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做出了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决定。2004年3月14日，国家又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这是中国在人权领域采取的重大举措，意义深远从对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来看，国家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从制度上、法律上、物质上提供了保障。全体公民都能平等地依法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可以说，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普通法律、法规为补充的比较完备的公民宪法权利的法律保障体系。

在肯定我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其不足与缺陷。虽然我国现行宪法扩充了公民基本权利的范围，但有些公认的基本权利未能为宪法所确认，与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然而，对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最为基本的前提条件是该国宪法对公民的这一基本权利有明确规定，如果宪法中对这一基本权利都没有规定，那么保障又何从谈起?由孙志刚事件涉及到人们对公民迁徙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思考，由于目前我国宪法中未将其规定为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关于这一基本权利的保障也就无从谈起。其次，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还有赖于普通法律具体的规定，以进一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所以本文试从宪法自身的立法完善和普通法律的立法完善进行探讨。

本文作者：陈梅工作单位：厦门大学法学院

宪法学理论一般认为，宪法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法规范。事实上，限制国家权力并非目的而只是手段，其终极目的也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由此可以看出，公民的基本权利构成了宪法规范的核心内容。基本权利与宪法规范之间存在着逻辑上必然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基本权利的保障与实现必须诉诸宪法规范这种基本的价值规范形态，否则，基本权利就只能停留在应有权利这一层面上；二是宪法规范必须通过承载基本权利这一不可或缺的元素以实现其作为宪法规范的基本价值。因此，讨论宪法规范应以什么样的基本权利为内容以及基本权利应以什么样的规范形态出现就构成了本文不可或缺的两方面内容。

一般认为，宪法调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以及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因此，首先应从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中寻找基本权利的应有内涵。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状态决定了宪法上应当确认和保障什么样的基本权利。这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1.国家与公民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2.这种关系的状态如何。二十世纪以前，国家被认为是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因此，学说才认为“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国家与公民之间是一种不信任的关系。二十世纪以后，随着福利国家的兴起，个人对国家的依赖性加强，个人权利的实现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国家，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一种合作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这种变化，并不等于国家与公民的信任合作关系取代了原有的怀疑与对抗关系。事实上，进入社会国家以后，公民与国家之间新型关系只是对原有的这种关系的修正而不是取代。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并且这种关系是一种不对称的对抗性关系。因此，按照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不同关系出现了把人的基本权利分为逃离国家的自由、接近国家的自由和依靠国家的自由等三种类型。通过“逃离国家的自由”而衍生出的自由权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特征，成为支撑其他基本权利的基点，是宪法基本权利的核心。其次，应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对基本权利赖以存在的宪法规范加以考量。一定意义上，单纯的基本权利只是主观上的权利而不是宪法基本权利。宪法首先是法，所以宪法权利应有严格的规范性，以规范的形式发挥作用。但同时，宪法又应区别于一般的部门法。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决定了宪法规范是一种根本性的法律规范。宪法的自身特点又决定了宪法学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存在紧密联系，也就是说，不能将所谓的“规范宪法学”发挥到极致，而忽视了从其他学科角度对宪法的研究。

近代宪法确立了以精神自由、人身自由和经济自由为核心内容的三大自由权。本文拟从传统宪法学所确认的这三大自由出发，结合我国现行宪法的相关规定从内容和规范结构两方面加以论述。

（一）精神自由1.思想和良心的自由所谓思想的自由一般是指，进行思考，形成一定主张、意见和想法的权利，它与信仰、表达、宗教、学术、出版自由等权利有密切的联系。而良心的自由则指的是在伦理上认为何者为正确的判断自由，具有强烈的道德伦理色彩，相对于思想的自由应是一种概括性的权利，但它又不只包含前面几种权利。思想的自由是个人发展自己人格、实现自我统治前提，而“每个人通过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引发讨论和竞争，从而往往能够达到对真理的认识。这种观点便是现代宪法理论中的所谓的‘思想的自由市场理论’。”而将良心的自由旨在保障选择道德伦理标准的权利，是意识自由的重要内容。《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由此可见，思想与良心的自由已作为一项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确认。我国宪法尚未规定思想和良心的自由。因此有必要将这一自由权写入宪法。由于思想、良心的自由是一种纯粹的内心精神作用，不具有行为的外部性，因而对其保护也应当赋予更加优越的地位。从规范的角度看，就是要审慎地对这一权利的限制条款，避免使这一权利形同虚设。2.宗教信仰的自由所谓宗教信仰是指“对具有超自然的超人格性质的存在的确信、敬畏或崇拜的心情和行为。”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内心的信仰自由。（2）宗教上行为的自由。（3）宗教上的结社自由。我国现行宪法第36条对宗教信仰的自由作了规定。其中，第一款是概括性的一般规定，第二款是具体规定，第三款第四款是限制条款。由于内容（1）内心的信仰自由是没有界限的，因而不能对此项内容作限制性的规定。另外，对第三款所说的“正常的宗教活动”应予明确。3.文化活动的自由我国现行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严格说来，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应属于思想与良心的自由的范畴。林来梵教授认为，第47条中规定的“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之中，除了包含公民学习科学技术、欣赏或从事文化娱乐活动的自由以外，当然也包含科学研究或文艺创作成果的发表自由。本条的规定是否会对平等权构成侵犯是需要斟酌的，更进一步地，何又谓“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另外，按照国际上的通例，我国宪法有必要明确规定“学术自由”。4.通信的自由公民的通信自由是指公民的通信（包括电报、电话和邮件），他人不得隐匿、毁弃、拆阅或者窃听。现行宪法第40条对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作了一并规定。事实上，通信秘密可以为通信自由所吸收，而不必另作规定。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通信的方式也变得多样化，网络、传真都应视为通信的方式。5.表现的自由（表达的自由）表现的自由是指“人们通过一定的方式将自己内心的精神作用公诸于外部的精神活动的自由。”表现的自由往往带有一定的外部行为，是内心的精神作用与外部行为的结合，因而它区别于纯粹作为内心活动的思想、良心自由，宪法对其也使用了较多的限制条款。现行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国务院1997年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1998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管理登记条例》等对表现自由的权利行使作了苛刻而细致的规定，事实上已导致这一基本权利名存实亡。而国外却不同，例如《德国联邦基本法》第5条第3款则明确规定，“人人有以口头、书面和图画自由表达和散播自己的观点，以及自由地从一般可允许的来源获得消息的权利。出版自由和和通过广播和电影进行报道的自由受到保障。不建立审查制度。”此外，通过作为行政机关的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对表现自由这一重要基本权利进行限制也有失妥当。

（二）人身自由人身自由是近代以来伴随着个人的解放所确立的一项传统的基本人权。它指的是无正当的理由身体的活动不受拘束的权利，故而又称身体自由。人身自由除了包含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应有之意外，还应包括人身自由受限制时的合法程序保障，尤其是在刑事诉讼当中。其展开形态还包括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其中刑事诉讼中人身自由的宪法规范亟待完善。

摘要:我国目前对行政调查定性不准，对其制度研究不应偏重于授予行政机关调查权，应更加重视对相对人和相关公民的权利保障以及对他们设定协助义务的合理限度，确保三者的平衡。本文以行政调查中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与救济，以及公民的义务为线索，结合案例及国外相关法律制度，分析行政调查权的行使与控制、行政调查程序的构建等相关理论。

关键词：行政调查公民权利公民义务

以往学界对行政调查的研究极不重视，相关论著也屈指可数。其实，行政调查的理论体系相当庞杂，在整个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我国行政调查的研究较国外已十分落后。这不仅表现在对行政调查的定位存在争议，与相关概念区别不清;还表现在目前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行政调查制度散见于各部门行政法，以规定授予行政机关调查权为主，缺乏对行政主体义务的规定，缺乏对被调查人权利的关注;并且具体程序构建混乱。本文旨在解决上述问题。

一、理论基础

对行政调查是否是独立的行政行为，它与行政检查等相关概念的区别与通用，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我国有些学者认为行政调查是行政决定前的一个环节，不应视之为独立的行政行为;而行政检查是独立的行政行为，二者不具有可比性，当然不能通用。有的学者认为行政调查与行政检查是一回事，属于因过去理论研究的落后而遗留下的概念混乱。笔者认为，从广义角度而言，凡是行政机关在行政职权范围内所作出的行为都是行政行为，那么行政调查行为也是行政行为，只不过它通常表现为行政决定前的一个环节，因此可以推论:行政调查权是独立的行政权力，完全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相对人的权利;行政调查程序也是独立的行政程序，应完善其各个环节;行政调查与行政检查是两个概念，不应馄淆。

如前所述，学界长期以来不重视对行政检查的研究，认为行政检查只是行政决定前的一个环节，不是独立的行政行为，行政检查权的行使也不会对相对人造成独立于行政决定的影响。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澄清:行政调查行为具有独立性，也是行政行为。有了这一理论前提，关于行政调查权行使过程中对相对人的影响及行政调查具体程序设计时应如何保障相对人权利等一系列问题都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