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权范文10篇

一、课标内容

了解宪法与法律对公民权利的规定，能够正确行使权利，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

二、教学理念

依法治国是党和政府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社会的不断发展，要求人们的法制观念和法制意识不断增强，法律素质不断提高。帮助初中学生树立法制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是时展的要求，是做一个合格公民的必然要求。因此，本课着重结合有关案例，结合学生生活中的实例，对青少年进行应有的公民意识教育，增强学生的权利观念，学会正确行使权利，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

三、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摘要：阐释了理解行政法治应处理好的两对关系，即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行政权与法的关系；分析了行政法治的构成要素；并在探索了行政法治与自由、民主、效率、公正、秩序等的关系后，指出实行行政法治不仅是现代行政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个重大的价值选择。

关键词：行政权；公民权；行政法治；构成要素；法律价值

行政法治是法治的核心和关键，其要义在于对行政权予以合理配置，对行政权的运作进行有效规范，对公民权利的行使提供充分保障，并促进行政权与公民权良性互动，实现公平、正义、自由、秩序等价值目标。本文对行政法治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正确理解行政法治应处理好的两对关系

（一）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

一切国家权力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公民权利，权力是权利的一种特殊形式。近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正是按此理念进行实际运作的。行政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源于公民权利，是公民权利的一种特殊转化形式。而行政权一旦形成，便与公民权利结成一种既互相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关系[1].公民权利是行政权力的本源，行政权力是由公民的权利和人民的权力所派出的。“人民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源泉”和“原始权威”[2]。公民权利是行政权力的界限，也是行政权力的目的。在现代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人们都普遍认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和渊源都是建立在公民的权利及其授权的基础上的，唯有以为社会服务为目的权力才有存在和行使的必要。公民赋予政府权力，旨在要求政府为公民服务，既维护好公共利益，又保护和增进公民的各种权益。公民是政府存在的目的，而政府是公民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正如J？S？穆勒所说，“政府整个来讲只是一种手段。这一点是不需要证明的”[3].在我国，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再由人民代表大会授予政府以权力，这就充分展示出权利产生权力的真实过程。既然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因此，人民与政府之间就是一种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与国家权力的行使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政府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不得违背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不得侵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且必须积极为公民创造获得利益的机会和条件，竭诚为公民服务，绝不能武断专横，以权谋私，将权力凌架于公民权利之上，以导致行政权力的异化。公民有权通过行使各种权利监督和制约政府行使权力的活动。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使行政权的方式要逐步更新，秩序行政与命令行政的空间要逐步缩小，协商行政与合作行政的空间要逐步扩大，即由管制与命令行政向协商与合作行政转化，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改变过去凡事依靠发命令，动辄实施强制或处罚的管理方式，更多地向着依靠说服教育、示范指导、平等协商、互惠互利等过渡，应善于通过弹性化、软约束的手段，包括借助于利益诱导机制等，来达到行政之目的。政府与公民之间，也应讲平等、尊重、守信，尽量以协商的方式实现双方意志和行动的统一。

摘要：我国养老保险经历了劳动保险时期、制度创新及改革时期和全面建设时期，最重要的是完成理念上从身份本位的福利制度到作为公民权利的共享制度的转变。作为一项制度的探索，我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试点先行，逐步拓宽、保持适度保障水平和关注转制遗留问题等。进入新时代，我国养老保险尚面临一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积累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完善的经验对推进以公民权利为本，全民覆盖的养老保险是巨大财富。

关键词：养老保险；身份本位；公民权利；七十年；经验

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初期，享有保障是以身份为依托，身份不同决定能否享有养老保险及享有水平，原有养老保险是身份本位的制度。这里的身份本位是指基于户口身份、单位性质和职业性质等而建构的社会等级身份，有别于西方福利国家所遵行的社会公民身份。身份本位的另一面就是公民权利。公民权利本是一个现代政治学概念，马歇尔将公民权利划分为基本的法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三类。在广义上理解，公民权利即作为一国公民其能够享有的最基本的保障措施，如享有基本养老保险就是社会权利的体现。公民权利应该成为社会保障的理念基础，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则是促进和实现公民权利的一个基本手段。养老保险不是特殊群体的福利制度安排，应成为一种普惠性制度，成为公民基本权利。

一、养老保险历程回顾

学界对我国社会保险的历程有二分法和四分法。对于养老保险，笔者倾向于采用三分法：1949年到1985年，为劳动保险时期；1986年到2008年，为制度创新及改革时期；2009年至今，为全面建设时期。（一）劳动保险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1951年2月23日由政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劳动者及其供养的直系亲属在退休、丧葬等方面的待遇。后来政务院对《劳动保险条例》进行修改扩大实施范围，包含了商业等13个产业和部门，但覆盖的人群依然很少，仅是城市就业人群或部分特殊行业职工才能享有，城市中未在正规单位就业人员和农村居民并不在劳动动保险范围之内。此阶段养老保险不能称为一种独立的制度安排，其是劳动保险制度的一个子项目，呈现出保障水平低、覆盖人群少的特点，体现为一种身份本位的福利安排，符合当时的基本国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业优先发展方针，针对重点领域重点人群实施养老保险，加之财力有限，基础薄弱，无法在所有企业实施，以及政府缺乏治国理政经验，在探索中发展。“”运动开始，劳动保险领域出现跃进现象，体现最明显的是农村合作医疗的“一哄而起”，“”开始后负责劳动保险的工会陷入瘫痪，原本建立在劳动保险内的养老保险项目基本被终止。“”之后，1978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49条对劳动者的养老作了原则性规定。同时国务院颁布《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等法规文件，对恢复“”期间破坏的养老保险起了重要作用。总体上，1985年之前，原有养老保险在恢复、修补，处于徘徊的阶段。（二）制度创新及改革时期。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原有养老保险加重了企业负担，无法释放企业发展活力，因此在经过多次会议、外出学习和境外社会组织及学者的帮助下，南充、自贡等地不断对养老制度进行实践总结，成功经验在全国推广。1986年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保险合同暂行规定》，建立了劳动合同制工人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份文件确立了企业、个人、国家三方负担养老保险缴费的原则。国务院1991年和1995年颁布的条例以及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都对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出具体的建议。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结合养老模式形成，此后200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成为目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依据。此阶段养老保险制度是对原有保障项目的创新，实施中秉持“效率优先、个人责任”理念，工具性色彩浓，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是推进改革开放的手段，覆盖人群仅是各种所有制企业职工，依然是身份本位的。但养老保险制度重塑责任分担的社会保障新观念，尊重国情与借鉴国外经验相结合，亦有利于实现制度创新，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实现了向新型社会保障体系整体转型，社会保障体系日益体现出政府主导、责任分担、社会化多层次性等基本特征。可以说，此阶段为全面建设时期的养老保险制度奠定雄厚的改革基础。（三）全面建设时期。2009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要求探索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009年全国试点，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于2014年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合并称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2104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亦开启。自此，我国形成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格局，打破了原有身份本位的格局，享有基本养老保险成为公民基本权利，最主要的体现是养老保险的全民覆盖。截至2018年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94293万人，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41902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52392万人，覆盖率在90%以上。作为一项福利制度，养老保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和改革开放时期是身份本位的福利机制，现已转变为一种公民权利。养老保险制度是从满足特殊群体的需要发展为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补缺型社会福利制度慢慢地在一定程度上被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替代，社会成员的公民权利得到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

二、养老保险积累的经验

一、追求高效政府、责任政府、便民政府、法制政府，把政府的一切行为严格置于法律所许可的范围之内，这是《行政许可法》追求的目标

政府职能问题是政府管理的核心问题。政府管理创新，关键在于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实现了从放权到控权的过渡。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公民的权利受到限制，而政府的权力却不受约束。《行政许可法》第一次改变了立法观念，防止由于行政机关的不当干预而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该法大幅度减少了行政审批的范围，规定只有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1)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2)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3)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4)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5)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其他事项。并且，上述事项中，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

根据该法的要求，在正式的法律、法规之外，只有国务院和省一级政府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事项，国务院各部委、省级政府的厅局和省级以下地方政府，都不再有权自行设定审批项目，省一级政府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有效期只有一年。

二、《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体现了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的动态平衡，实现了公民权利的回归

任何公共权力的建立都是为保护公民的利益与权利，这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原理。即权力源于老百姓的授权，权利高于权力。我国全部法律的70％、法规的80％，是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的，这些法律法规的绝大多数，都与公民的合法权益密切相关，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的状况，影响着公民对于法律的态度。依法行政首先是依法治权、依法治政。在公民遵守法律和政府依法办事二者中，后者是主要方面，保障行政管理有效实施是以行政行为合法为前提的。由于体制上和行政机关自身存在的问题，行政机关漠视法律，不依法行政的现象屡见不鲜，随意将“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什么都想管，却什么都管不好，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相当普遍。《行政许可法》最显要的原则是限制政府的权力，而这一行为的直接结果则扩大了公民的权利。该法赋予了老百姓很多具体的权利，如信赖保护、补偿请求权、赔偿请求权等实体权利，以及听证、获得告知、及时得到服务等程序上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过去任何法律中所没有的。权利的发展，意味着权利主体资格的提升、利益的扩增、能力的增强，因此，毫无疑问，意味着人的地位的提高，人格尊严的强化和个人自由的增进。《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从整个社会来说，实现了公民权利印政府权力的动态平衡。对公民而言，实现了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是一次权利的回归。公民将真正成为权利的主人，他们可以自主决定任何事项，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到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但要真正实现权利的回归，政府机关必须做到重大决策要定期向社会公开，要树立服务意识。法律授予政府职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政府更有效地为公众和社会提供最好的服务和最大的福利。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理所当然要为公众提供服务。为公众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将是行政机关的首要职能。

三、行政许可改革之路仍任重而道远

摘要：宪法的司法化对保护公民基本权利至关重要，是法治进程的必然要求。但宪法在我国仍被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根据我国现行体制和宪法实施现状，比较借鉴国外的经验，我国的宪法司法化进程应首先树立宪法权威，改变宪法观念，完善宪法的解释，建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负责处理宪法问题，逐步建立宪法法院和宪法诉讼制度，加强对人权的保护。

关键词：宪法宪法的司法化宪法的司法适用公民基本权利

对于宪法司法化的涵义，主要有两种理解。一是认为“宪法司法化就是指宪法可以向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二是认为法院在司法审判中不直接援引宪法作为依据，而是对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和法规进行违宪审查。笔者认为，违宪审查在我国近期是行不通的。但是，宪法直接进入司法程序作为判决的依据使用就可以很好的避免违宪审查的缺陷，更直接的发挥宪法的作用。这正是第一个观点的内容，它指的是宪法的司法适用性，当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时，可直接以宪法为依据向法院起诉，法官也能依宪法审判案件。这是建立在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充分保障的宪政理念基础之上的。我国没有宪法司法适用的规定，宪法的实施仅局限于宪法监督。而我国在实践中形成的惯例是宪法不可以作为起诉的依据，也不能由法官在判案中直接适用，因此我国宪法的实施有名无实。

一、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在立法与实践中的现状

1．立法上，我国没有关于宪法司法适用的规定

我国宪法不能在审判及司法文书中作为依据使用源于我国的两个司法解释和行政诉讼法。1955年，新疆省就是否在刑事判决中援引宪法向最高院请示，最高院的答复是“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援用”，这是我国第一次以司法解释开创的宪法不可被援用的先例。随后，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关于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批复中表示：“人民法院在依法审理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制作法律文书时，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均可引用。”1989年，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其中第52和53条明确规定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以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以及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但是没有规定是否可以用宪法作为直接依据。这样，在我国就形成了不援引宪法判案的宪法惯例。

一、标本解读：城市房屋强制拆迁中需要保护的公民权利

2004年，湖南郴州市嘉禾县县委县政府为了帮助一家名为珠泉商贸城的开发项目顺利拆迁，不仅打出了“谁影响我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口号，而且实行了“四包四停”政策。公职人员必须保证他们的亲属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补偿评估工作、签订补偿协议、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还要保证他们的亲属对拆迁不满意时不能集体上访和联名告状，不能完成任务者将被暂停工作，停发工资，甚至被开除或被下放到边远地区工作。可是，即使县领导发出了这样的口号和政策，拆迁工作也不顺利。有11名公职人员受拆迁事件影响被降职或调离，因拆迁还造成父子反目，夫妻离婚。

从2004年开始，重庆市被拆迁户杨武夫妇和开发商协商不成，他们的两层小楼在四周已经挖掘的工地映衬下就像一座“孤岛”。2006年年底开发商申请行政裁决，2007年3月19日，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发出“限期履行通知”，责令他们在3月22日前履行九龙坡区房地产管理局下达的“拆迁行政裁决书”中确定的义务，自行搬迁，逾期不履行，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这个时候，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颁布，引起广大公民和众多媒体的关注，此事件被媒体称为“重庆孤岛事件”。政府和司法部门采取了克制态度，没有对“孤岛”上的房屋进行强制拆迁。在有关领导协调下，杨武夫妇与开发商达成协议，按协议，开发商将其在重庆沙坪坝区开发的一处门面房，按同样面积交付杨武夫妇，并补偿90万元的营业损失。

以上两个案例是近几年城市房屋强制拆迁中出现的比较典型的案例，为很多人所知悉。两个案例不同的地方在于：前一个事件中，地方政府强力而为，败坏了政府的信誉，损害了公民权利。而后一个事件，地方各级党政司法机关却注意平衡各方利益，维护了公民利益，彰显了政治文明。那么，城市房屋强制拆迁中要注意保护公民的哪些基本权利呢？

1.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然而很多地方的强制拆迁出现了类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影子，夜深人静私闯住宅，敲门砸玻璃殴打被拆迁人逼你搬走。有些地方的强制拆迁干脆就是晚上进行，把当事人架进车里，推土机就开始了工作。湖南嘉禾则是滥用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以“妨碍公务”“暴力抗法”为借口错误拘捕当事人，严重侵犯了人身自由权。

2.财产权。《宪法》以及新颁布的《物权法》都有明确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容侵犯，未经所有人允许，不受任何权力以及任何形式的侵害。然而，许多居民倾其毕生积蓄购买了住房，一纸拆迁公告下来，说拆就拆，补偿款数额不合理根本就无法再次回迁购置新房。另外，很多新居民区远离市区，上学及上下班、购物等都极为不便，靠近市中心做生意的便利也没有了。或者使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的机会成本大打折扣，或者使可预期收入的资本成本加大，这些都使被拆迁人的财产收入受到损害。可喜的是，重庆孤岛事件中政府通过协调，做到了充分保护被拆迁户的权利，实现了政府部门、房屋拆迁人和被拆迁户几方共赢的局面。

内容摘要：

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详尽规制，不应是原则性的条款表述，而应以规则性条款加以规定，以便于公民权利的宪法规制在宪法实践中的具体援引和作为司法判断的依据。确认宪法对公民直接效力和确认宪法对公民受侵犯而予以直接救济，已成为法治下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国际上将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视为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标志的潮流下，我国宪法也应对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作出必要的回应。

关键词：

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直接效力宪法诉讼

公民权利的宪法规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了四部宪法，其中“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在排序上均次于国家机构，说明这三部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轻视。“八二”宪法将公民权利首次提到国家机构的章列之前，应该说，“八二”宪法对公民规定已经相当进步了，这也表明国家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上，以宪法的形式加以规范法律化。公民地位排在总纲之后国家机构之前。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宪法思想。

为进一步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根据省政府《公民权益依法保障行动计划（2008-）》和市委、市政府有关要求，制定以下任务分解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指导思想：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市委三届五次党代会精神，围绕“三个”战略和建设人民满意政府目标，立足于国情、省情和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基本、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全面推进政府各项工作法治化，使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益得到尊重和保障。

基本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依法保障公民权益贯穿于政府各项工作，着重保障民生权益，努力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切实维护公平正义。

——坚持依法行政。全面履行法定职能，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不得越权、滥权、不作为，坚决纠正执法扰民，做到平等保护、权责一致、监督有力，切实保障公民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是在刚刚结束了十年动乱，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性才开始被人们认识到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制定出来的。由于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长期实行人治形成的各种制度及其思想观念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清算和改变；依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个人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体性地位还无法真正地确立；历史上长期的封建专制形成的国家主义思想还在事实上支配着我们的行动，公民基本权利本位的观念还无法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因此，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虽然在总结了教训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完善，如将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由过去规定在国家机构之后改变为国家机构之前，以显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关系上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更加详细具体，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新的权利，如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对公民应尽的义务作了更加具体的规定，以体现权利义务的一致性，表明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等。[1]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这种完善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非常有限的。现在，实际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我们的民主法治制度建设有了长足进展；经济上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正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法律上，我们的立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许多领域基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无法可依的状况，实现了有法可依；文化上，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和逐步深入，以义务为本位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现代的民主、法治、人权等意识日益地为社会民众所接受和认同；对外方面，我们经过艰苦的努力，加入了WTO，使我们的发展与国际社会的进步联系在一起。我们已经批准了《公民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正在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重要的国家人权公约的批准，意味着在对人权的保护方面，我们要承担国际义务，要向国际标准靠拢。所有这些，最终会导致我国的社会已经或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化，确切地说就是引起我们的社会发生转型，即有过去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由国家和社会的一体化向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转变，公民社会将得到发育和成长。所有这些变化，从根本上来看，都是围绕着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和加强这个核心展开的，都体现着人的自由的实现，因而也都需要以维护人权为根本价值的宪法给予积极的回应。而宪法对人权的维护，集中地通过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并保障这些权利义务的实现来体现。因此，这就要求宪法在回应我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对其产生的影响时，应当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体系进行大的完善。

所谓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完善，自然是以现行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存在着不足为前提的。这种不足，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本权利体系不完整。这种不完整，表现为这样一些方面：首先是各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一些重要的基本权利在我国的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中没有给予确认，如迁徙自由、个人的财产权、罢工自由、新闻自由等。其次是对基本权利的规定过于简单，对各种基本权利包括的内容、尤其是在哪些方面应当给予最低限度的保障，没有作出一个明确的规定，给人一种空洞无物之感，这在无形之中既降低了基本权利保障的可操作性。

因此，在进行宪法修改时，要对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进行大幅度的完善。这种完善应当从这样几个方面进行：首先是对过去取消的罢工自由、迁徙自由加以重新审视和检讨，结合新的形势需要给予恢复；其次是根据我国当前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考虑到我国在批准和加入《公民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给予必要的扩充，确认公民在政治方面的知情权、创制权、复决权；社会生活方面的隐私权、环境权；经济生活方面的契约自由、营业自由；表达方面的新闻自由等权利。最后是对各种基本权利的内容在宪法中给予必要的规定，特别是哪些方面应给予保障，哪些方面应受到限制，在宪法中做出原则性的规定，以便为立法机关的立法提供根据。

第二、基本权利义务规定在价值取向上有义务本位之嫌。按照经典的宪法学理论，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是为了对抗国家权力而存在的，一方面，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构成了国家权力作用的界限，国家权力的运用不能侵犯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国家还要承担起保障宪法基本权利实现的义务，对受到侵犯的基本权利提供有效的救济。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在价值取向上应当是权利本位的。虽然从法理上讲，任何的权利都不是绝对的，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基本权利也不能例外。但由于基本权利具有的本源性、不可剥夺性、不可转让性，使得国家对基本权利承担的保障义务更加重要和突出。一般情况下，对基本权利应当以保障其充分实现为原则，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以必要和合理为前提。因此，各国宪法在基本权利中都规定国家在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方面应承担什么义务。而在我国的现行宪法中，对国家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享有和实现方面应承担什么义务、遵循什么原则没有做出规定，体现不出基本权利具有的对抗国家权力的功能。更为关键的是，不要求国家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上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却明确要求公民在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特别是要求公民在行使权力自由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权利和自由。这一规定，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将这一规定放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在精神上充满着义务本位的伦理性文化的国家中，无疑地是伦理文化的那种义务本位价值取向在法律上的表现，非常明显地体现了义务本位的价值取向，国家可以根据这些规定，非常容易地来限制甚至是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使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在实际上成为具文。另外，这一规定也反映出，我们在思想上非常注重对公民滥用基本权利的防范，却始终未能对国家权力侵犯公民基本权利所具有的危害性给予足够重视，更没有注意从制度上给予必要的防范。

在修改宪法时，应当在要求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统一性的同时，对国家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实现方面应承担的责任做出要求，尤其是要在制度上注意对国家权力给公民基本权利造成的侵犯所产生的危害加以必要的防范。这样才能使公民基本权利真正具有对抗国家权力的功能，不至于在客观上使宪法的规定成为国家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有效行使的根据。

[摘要]：宪法确认的公民权，主要依赖于法律的实施而得以保障；但当权利没有被法律具体化，或当法律与宪法相抵触而侵犯了公民权时，公民应获得宪法救济。本文从我国一现实案例入手，通过比较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宪法救济模式，在分析我国宪法救济制度现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的第四次修宪，为发展和完善我国公民权的宪法救济制度提出一些学术建议。

[关键词]：宪政，公民权，宪法救济，宪法诉讼

据新浪网2003年1月29日报道：社会广泛关注的“女生怀孕被开除”事件中的当事双方-重庆邮电学院和李静、张军（均为化名）分别接到了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驳回李静、张军要求学校撤销处分决定的起诉[1].本案有很多法律问题值得研究，其中一争论的焦点是重庆邮电学院依据本校规定开除二人学籍，是否违反了宪法的原则或者精神？当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权利在没有被法律具体化，公民认为其权利受到侵犯而无法通过行政程序和司法诉讼获得救济，能否通过宪法途径获得救济？如果能，如何获得？本文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试图从宪法学理论的角度谈谈公民权的宪法救济问题。

本文所指的公民权即自然人作为一国公民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其中就包括本案所涉及的公民的受教育权、生育权及权利救济权等系列权利。当然本文语境中的公民权主要指公民的基本权利，即一国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权利。所谓宪法救济，它既涉及到公民直接行使宪法的救济权问题，即由公民启用宪法诉讼机制实现其宪法权利的救济；也涉及到特定主体（如普通法院、宪法法院等）启动违宪审查机制审查侵害公民权的国家公权行为（即立法行为、行政行为与司法行为，主要是立法行为）而实现公民权的宪法救济。

（一）

对公民权的宪法救济是必要的。法治是现代宪政的必然要求，而法治的内涵之一就是，法规范在赋予权利或授予权力，必须同时规定当权利或者权力受到侵犯时的救济措施，否则这种权利或权力就得不到保障，换言之，实际上并不真正享有。在宪法规范为法律所具体化，当公民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首先寻求法律上的救济，即通过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来保证自己所拥有的权利；但如果认为该法律规范违反宪法规范，仍然得不到救济时，就需要宪法上的救济；在宪法规范未被法律规范具体化，当公民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无法获得法律上的救济，也必然直接寻求宪法上的救济。[2]而《世界人权宣言》第八条就规定：人人于其宪法或法律所赋予的基本权利被侵害时，有权享受国家管理法庭之有效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