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观范文10篇

教师教语文，学生学语文，怎样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决非几篇文章及至几本书就能阐述清楚的。但是，有一个基本前提必须首先明确：语文学科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因为教学目的、任务、教材和教法等等，均由性质来决定。叶圣陶先生（以下均称叶老）通过语文教学的长期实践和深入研究，反复强调指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工具！吕叔湘先生在为《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写的序言中说：“通观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1]

稍有语文教育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与政治、历史、宗教、人伦等混于一体的综合教育，这种教育全部以文章诗赋为本位，只学习书面的文言文，远离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直到上个世纪初年，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语文学科必须顾及其实用性。从此，语文在中小学校单独设科，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叶老从青年时期任语文教员起就积极主张大力提倡白话文、大众语和新文字运动。全国解放初，叶老集中代表了彼时同人之意，及时给语文学科正名定性：“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1]按照叶老的阐述，我们可以明白地了解到，听和说偏重于口头语言，读和写偏重于书面语言。听说读写涵盖了语文教学的全部内容，所以，学语文就是学语言。只有学好了语言，才算学好了语文。

那么，语言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语言的本质曾作过许多精要的揭示。马克思认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2]；斯大林否认“赤裸裸的思想”[3]，认为没有质料也没有形式的空灵玄妙、难以捉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叶老深有领会地说：“思想决不是无所依傍的，思想依傍语言。思想有它的质料，就是语言的材料，就是语汇。思想有它的形式，就是语言的规律，就是语法。无论想得粗浅的，想得精深的，都摆脱不了语言的质料跟形式。无论这个民族的人，那个民族的人，他想的时候都摆脱不了他那个民族的语言的质料跟形式。一个人学会了旁的民族的语言，他也可以依傍旁的民族的语言来思维，可不能一种语言也不依傍。脱离了语言就没法思维。”[4]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叶老总结出了研究语言的语文学科是工具学科的观点：语文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简言之，语文是人们思维和交际的工具。

首先，语文是思维的工具。叶老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定型。任何人说出来的口头语言和写下来的书面语言都是他心里所想的；想的过程就是语言形成的过程。朦胧的思想是不清不楚的语言，清澈的思想是有条有理的语言。语言与思维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有人心里这样想，说出来和写下来的却是另外一套，即所谓心口不一等等，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另外一套”有两种情况，其一是说话或写文章的人在彼时彼地的有意安排，如平时语言实践中的反话、反语等，只不过是作者用另一种语言质料和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维罢了；其二是作者的口头或书面表达能力太差所致。这与叶老关于思维、语言二而一的观点并不矛盾。为此，中小学的语文教学，要想使学生掌握好语言，一定要十分重视从源头上去开发，即化大力气训练学生的思维，千万不能忽略由不出声的内部语言到出声的外部语言的想的过程。分开来讲，阅读教学要紧紧抓住从听、读到想的过程，从而指导学生由感知语言文字的表象到理解、把握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及其相互联系的实质；作文教学要紧紧抓住由想到说、写的过程，从而指导学生审题，立意，布局，谋篇，成文，修改等等。语文老师指导学生进行听说读写训练，就是指导学生把朦胧的思想变为清澈的思想，把不清不楚的语言变为有条有理的语言。总之，离开了语言，人们就无法思维，所以，语言是工具。既然语言是工具，那末由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的语文当然也是工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

但是，长期以来的语文教育并不重视学生内部语言即思维语言的训练。那种教师讲学生听，学生写教师改的读写教学方法严重地遏制了学生的思维发展。至于全班学生异口同声的问答式教学和即兴发挥式的作文训练，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缺少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学生往往思想模糊，语言混乱，导致思想训练和语言表达两败俱伤。近些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语文老师认识到语文学科是思维的工具，通过各种渠道，化大力气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思维能力提高了，诉诸口头即语言，诉诸书面即文章。掌握了思维这个工具，也就掌握了语言，学好了语文。

其次，语文又是交际的工具。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生活在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独立存在，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绝对离不开相互交往，而相互交往过程当中使用最经常、最广泛的就是语言。列宁说过：“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5]斯大林说，语言“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及由词组成的句子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思想交流成为可能的了。”[4]所以，从人人每天都会碰到的交际需要考虑，我们也必须认真学好语言，学好语文。叶老1953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题为“语言和语言教育”的发言，他结合自己的体会指出，要是我的语言杂乱无章，人家决不会承认我的思想有条有理，因为语言杂乱无章正就是思想杂乱无章。要是我的语言含糊朦胧，人家就决不会承认我的思想清楚明确，因为语言含糊朦胧正就是思想含糊朦胧。要是我的语言干巴巴的，人家决不会承认我的思想好象刚开的花朵，因为语言干巴巴的正就是思想干巴巴的。……总之，在思想交流上，我跟人家，人家跟我，关系是这样的：只有我拿出来的定型的语言对头，人家才会承认我的思维跟认识对头。反过来，我拿出来的定型的语言不对头，人家就无从承认我的思维跟认识对头。这是一条明白得很的规律。所以，从思想交流的实际看，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思想交流不靠旁的，就靠语言。人们为了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都希望说的话和写的文章与自己的思想完全不打折扣，收到思想交流的最大效果，进而提高学习、工具、生活的质量和效益。一个人如果听语言，说语言，读语言，写语言的能力未得到很好的培养和训练，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势必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障碍，所带来的苦恼和麻烦是不言而喻的。

教师教语文，学生学语文，怎样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决非几篇文章及至几本书就能阐述清楚的。但是，有一个基本前提必须首先明确：语文学科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因为教学目的、任务、教材和教法等等，均由性质来决定。叶圣陶先生（以下均称叶老）通过语文教学的长期实践和深入研究，反复强调指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工具！吕叔湘先生在为《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写的序言中说：“通观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1]

稍有语文教育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与政治、历史、宗教、人伦等混于一体的综合教育，这种教育全部以文章诗赋为本位，只学习书面的文言文，远离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直到上个世纪初年，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语文学科必须顾及其实用性。从此，语文在中小学校单独设科，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叶老从青年时期任语文教员起就积极主张大力提倡白话文、大众语和新文字运动。全国解放初，叶老集中代表了彼时同人之意，及时给语文学科正名定性：“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1]按照叶老的阐述，我们可以明白地了解到，听和说偏重于口头语言，读和写偏重于书面语言。听说读写涵盖了语文教学的全部内容，所以，学语文就是学语言。只有学好了语言，才算学好了语文。

那么，语言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语言的本质曾作过许多精要的揭示。马克思认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2]；斯大林否认“赤裸裸的思想”[3]，认为没有质料也没有形式的空灵玄妙、难以捉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叶老深有领会地说：“思想决不是无所依傍的，思想依傍语言。思想有它的质料，就是语言的材料，就是语汇。思想有它的形式，就是语言的规律，就是语法。无论想得粗浅的，想得精深的，都摆脱不了语言的质料跟形式。无论这个民族的人，那个民族的人，他想的时候都摆脱不了他那个民族的语言的质料跟形式。一个人学会了旁的民族的语言，他也可以依傍旁的民族的语言来思维，可不能一种语言也不依傍。脱离了语言就没法思维。”[4]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叶老总结出了研究语言的语文学科是工具学科的观点：语文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简言之，语文是人们思维和交际的工具。

首先，语文是思维的工具。叶老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定型。任何人说出来的口头语言和写下来的书面语言都是他心里所想的；想的过程就是语言形成的过程。朦胧的思想是不清不楚的语言，清澈的思想是有条有理的语言。语言与思维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有人心里这样想，说出来和写下来的却是另外一套，即所谓心口不一等等，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另外一套”有两种情况，其一是说话或写文章的人在彼时彼地的有意安排，如平时语言实践中的反话、反语等，只不过是作者用另一种语言质料和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维罢了；其二是作者的口头或书面表达能力太差所致。这与叶老关于思维、语言二而一的观点并不矛盾。为此，中小学的语文教学，要想使学生掌握好语言，一定要十分重视从源头上去开发，即化大力气训练学生的思维，千万不能忽略由不出声的内部语言到出声的外部语言的想的过程。分开来讲，阅读教学要紧紧抓住从听、读到想的过程，从而指导学生由感知语言文字的表象到理解、把握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及其相互联系的实质；作文教学要紧紧抓住由想到说、写的过程，从而指导学生审题，立意，布局，谋篇，成文，修改等等。语文老师指导学生进行听说读写训练，就是指导学生把朦胧的思想变为清澈的思想，把不清不楚的语言变为有条有理的语言。总之，离开了语言，人们就无法思维，所以，语言是工具。既然语言是工具，那末由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的语文当然也是工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

但是，长期以来的语文教育并不重视学生内部语言即思维语言的训练。那种教师讲学生听，学生写教师改的读写教学方法严重地遏制了学生的思维发展。至于全班学生异口同声的问答式教学和即兴发挥式的作文训练，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缺少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学生往往思想模糊，语言混乱，导致思想训练和语言表达两败俱伤。近些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语文老师认识到语文学科是思维的工具，通过各种渠道，化大力气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思维能力提高了，诉诸口头即语言，诉诸书面即文章。掌握了思维这个工具，也就掌握了语言，学好了语文。

其次，语文又是交际的工具。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生活在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独立存在，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绝对离不开相互交往，而相互交往过程当中使用最经常、最广泛的就是语言。列宁说过：“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5]斯大林说，语言“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及由词组成的句子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思想交流成为可能的了。”[4]所以，从人人每天都会碰到的交际需要考虑，我们也必须认真学好语言，学好语文。叶老1953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题为“语言和语言教育”的发言，他结合自己的体会指出，要是我的语言杂乱无章，人家决不会承认我的思想有条有理，因为语言杂乱无章正就是思想杂乱无章。要是我的语言含糊朦胧，人家就决不会承认我的思想清楚明确，因为语言含糊朦胧正就是思想含糊朦胧。要是我的语言干巴巴的，人家决不会承认我的思想好象刚开的花朵，因为语言干巴巴的正就是思想干巴巴的。……总之，在思想交流上，我跟人家，人家跟我，关系是这样的：只有我拿出来的定型的语言对头，人家才会承认我的思维跟认识对头。反过来，我拿出来的定型的语言不对头，人家就无从承认我的思维跟认识对头。这是一条明白得很的规律。所以，从思想交流的实际看，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思想交流不靠旁的，就靠语言。人们为了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都希望说的话和写的文章与自己的思想完全不打折扣，收到思想交流的最大效果，进而提高学习、工具、生活的质量和效益。一个人如果听语言，说语言，读语言，写语言的能力未得到很好的培养和训练，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势必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障碍，所带来的苦恼和麻烦是不言而喻的。

稍有语文教育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与政治、历史、宗教、人伦等混于一体的综合教育，这种教育全部以文章诗赋为本位，只学习书面的文言文，远离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直到上个世纪初年，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语文学科必须顾及其实用性。从此，语文在中小学校单独设科，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叶老从青年时期任语文教员起就积极主张大力提倡白话文、大众语和新文字运动。全国解放初，叶老集中代表了彼时同人之意，及时给语文学科正名定性：“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1]按照叶老的阐述，我们可以明白地了解到，听和说偏重于口头语言，读和写偏重于书面语言。听说读写涵盖了语文教学的全部内容，所以，学语文就是学语言。只有学好了语言，才算学好了语文。

那么，语言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语言的本质曾作过许多精要的揭示。马克思认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2]；斯大林否认“赤裸裸的思想”[3]，认为没有质料也没有形式的空灵玄妙、难以捉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叶老深有领会地说：“思想决不是无所依傍的，思想依傍语言。思想有它的质料，就是语言的材料，就是语汇。思想有它的形式，就是语言的规律，就是语法。无论想得粗浅的，想得精深的，都摆脱不了语言的质料跟形式。无论这个民族的人，那个民族的人，他想的时候都摆脱不了他那个民族的语言的质料跟形式。一个人学会了旁的民族的语言，他也可以依傍旁的民族的语言来思维，可不能一种语言也不依傍。脱离了语言就没法思维。”[4]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叶老总结出了研究语言的语文学科是工具学科的观点：语文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简言之，语文是人们思维和交际的工具。

首先，语文是思维的工具。叶老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定型。任何人说出来的口头语言和写下来的书面语言都是他心里所想的；想的过程就是语言形成的过程。朦胧的思想是不清不楚的语言，清澈的思想是有条有理的语言。语言与思维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有人心里这样想，说出来和写下来的却是另外一套，即所谓心口不一等等，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另外一套”有两种情况，其一是说话或写文章的人在彼时彼地的有意安排，如平时语言实践中的反话、反语等，只不过是作者用另一种语言质料和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维罢了；其二是作者的口头或书面表达能力太差所致。这与叶老关于思维、语言二而一的观点并不矛盾。为此，中小学的语文教学，要想使学生掌握好语言，一定要十分重视从源头上去开发，即化大力气训练学生的思维，千万不能忽略由不出声的内部语言到出声的外部语言的想的过程。分开来讲，阅读教学要紧紧抓住从听、读到想的过程，从而指导学生由感知语言文字的表象到理解、把握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及其相互联系的实质；作文教学要紧紧抓住由想到说、写的过程，从而指导学生审题，立意，布局，谋篇，成文，修改等等。语文老师指导学生进行听说读写训练，就是指导学生把朦胧的思想变为清澈的思想，把不清不楚的语言变为有条有理的语言。总之，离开了语言，人们就无法思维，所以，语言是工具。既然语言是工具，那末由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的语文当然也是工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

但是，长期以来的语文教育并不重视学生内部语言即思维语言的训练。那种教师讲学生听，学生写教师改的读写教学方法严重地遏制了学生的思维发展。至于全班学生异口同声的问答式教学和即兴发挥式的作文训练，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缺少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学生往往思想模糊，语言混乱，导致思想训练和语言表达两败俱伤。近些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语文老师认识到语文学科是思维的工具，通过各种渠道，化大力气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思维能力提高了，诉诸口头即语言，诉诸书面即文章。掌握了思维这个工具，也就掌握了语言，学好了语文。

其次，语文又是交际的工具。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生活在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独立存在，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绝对离不开相互交往，而相互交往过程当中使用最经常、最广泛的就是语言。列宁说过：“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5]斯大林说，语言“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及由词组成的句子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思想交流成为可能的了。”[4]所以，从人人每天都会碰到的交际需要考虑，我们也必须认真学好语言，学好语文。叶老1953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题为“语言和语言教育”的发言，他结合自己的体会指出，要是我的语言杂乱无章，人家决不会承认我的思想有条有理，因为语言杂乱无章正就是思想杂乱无章。要是我的语言含糊朦胧，人家就决不会承认我的思想清楚明确，因为语言含糊朦胧正就是思想含糊朦胧。要是我的语言干巴巴的，人家决不会承认我的思想好象刚开的花朵，因为语言干巴巴的正就是思想干巴巴的。……总之，在思想交流上，我跟人家，人家跟我，关系是这样的：只有我拿出来的定型的语言对头，人家才会承认我的思维跟认识对头。反过来，我拿出来的定型的语言不对头，人家就无从承认我的思维跟认识对头。这是一条明白得很的规律。所以，从思想交流的实际看，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思想交流不靠旁的，就靠语言。人们为了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都希望说的话和写的文章与自己的思想完全不打折扣，收到思想交流的最大效果，进而提高学习、工具、生活的质量和效益。一个人如果听语言，说语言，读语言，写语言的能力未得到很好的培养和训练，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势必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障碍，所带来的苦恼和麻烦是不言而喻的。

以前的语文教学是忽视交际能力训练的，读死书，死读书的现象较为普遍。学生毕业之后不少人甚至在人稍多的场合就产生惧怕心理，不敢发言，或者说话语无伦次，自相矛盾，不能准确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培养和训练广大学生从小就善于使用这一交际工具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近些年来，各地学校加强了素质教育，语文教学由只重视作文到读写并重再到听说读写四管齐下，并开展了丰富多采的课外语文活动，如组织社会调查，演课本剧，书报知识竞赛以及影视评论等，尝试着进行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语文教育，这些都体现了语文是交流思想情感的工具的本质特征，顺应了当代社会对语文教育更新更高的要求。

摘要：2020年9月22日，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表示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本文通过对目前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的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工具进行梳理，为我国进一步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工具体系、实现碳中和目标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金融政策；财政政策

研究显示，应对气候变化和向低碳经济转型有多种政策工具可使用。除产业、能源、环保政策外，经济金融政策也能发挥积极作用，包括财政、金融和货币政策。其中，最有效和最主要的是财政政策，金融和货币政策工具能够起到积极补充作用。

一、财政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工具指直接影响政府预算，并由财政当局实施的政策工具，主要为碳定价政策（CarbonPricing）、支出和投资政策。

（一）碳定价政策

所谓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工具理性是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所以“工具理性”又叫“功效理性”或者说“效率理性”。

它主要具有以下特征：功利性和追求效益最大化。为了使功用或效益达到最大，工具理性行为总是努力权衡利弊，合理地设计行动目标，选择最佳途径和最佳手段，以尽量少的投入求得尽量多的产出。现实性和实用性。工具理性始终坚持以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作为人民行动的指导。独立性与进取性，工具理性推崇自由与独立，从实际出发，不迷信、不盲从任何权威。从上面可以看出，工具理性是一种功能理性，体现了人们对事物功用性的需求，讲究效率优先性，通过最小的投入达到最大的效用。由于工具理性已经渗透到了整个社会体系中，那么毫无疑问，在社会规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律规范中，也存在着工具理性。从宏观上来讲，法律作为国家意志的一种体现，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打上了工具理性的烙印。

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国家的产生是人们为了摆脱自然状态，寻求和平与安全的有力保障，就把原本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的原则和方式的契约，运用到社会，通过订立社会契约，放弃自己的自然权利，把它转让给一个人或由一些人组成的团体而形成的一种人的集合。从微观上来讲，工具理性十分注重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它表现为在一个社会里，摒弃了人治而推崇法治，人们服从同样的法律制度，保证了整个社会的有序发展。从这一点来讲，在行政法中工具理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工具理性不是万能的，在现代社会中，行政法的工具理性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质疑，最为典型的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

极端的工具理性是一种功利性的思维，满足于当前的利益，彻底忽略了所谓的价值理性，人们完全按照工具合理性来行动，价值不再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这与我们所提倡的从合法行政转向合理行政是格格不入的。工具理性是启蒙精神、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和发展的结果，然而，随着工具理性的极大膨胀，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因为启蒙理性的发展高扬了工具理性，以至于出现了工具理性霸权，从而使得工具理性变成了支配、控制人的力量。也就是说，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一直被提倡的理性蜕变成了一种统治奴役人的工具。说到底，工具理性是为价值理性服务的，二者是一对不可割裂的孪生姐妹。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日益引起人们的反思。

这也即是当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在中国，这一冲突显得尤为突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为取向的政治经济体制所解决的主要是效率问题,而不是公平问题,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公平特别是财富分配的公平,即社会公平成为比较突出的问题。高效率的行政活动具有稳定社会经济的作用，并能克服官僚主义“拖拉扯皮”的弊端。但是如果公共政策片面追求效率，则往往会侵犯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因此，行政主体进行决策时，必须做出权衡，在公平与效率的价值上不能千篇一律，而应该根据公共政策特有的背景、情势以及轻重缓急来定夺。

一个国家的公共行政价值目标，在其国家经济落后或者当公共政策对公众权益影响较小时，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当国家经济发达或者公共政策对公众权益影响较大时，则应当以公平为主，兼顾效率。通常认为，现代公共政策所追求的公平应当是达到效率目标的公平，现代公共政策所追求的效率应当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效率。总而言之，公共政策以维护社会公平为其基本目标，但同时也应该注重效率。一味将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的观点和做法都有害于公共政策的选择和推行。正确的做法是采用合理的机制，达成公共政策选择上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这就对我们的行政法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结论：工具理性是建立在经验预测的基础之上，权衡利弊，通过理智的精确计算和逻辑，采取技术化、形式化、程序化的最有效手段和方式，最大限度地达到既定目的。作为人类理性的表现形式之一，本身是中立的。倡导工具理性的同时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合，在当代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工具准则具体是指《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金融工具准则已于2007年1月率先在上市和拟上市商业银行执行，这将对我国商业银行会计理念，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分类，会计表内外科目的核算，计量属性以及会计信息的披露等产生深远的影响。会计目标是指导准则制定的基础，更是评价会计准则制定和执行情况的衡量标准。笔者认为，明确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如何体现商业银行会计目标是认识问题的前提。本文试从分析金融工具准则的特点入手，着重论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如何体现商业银行会计目标。

一、金融工具准则的特点

从银行的角度分析，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1.改变对资产和负债的分类标准。相比旧的企业会计准则、金融企业会计制度按期限划分资产、负债类别的做法，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将资产和负债按其金融属性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非金融负债；对金融资产按持有的意图和能力不同进一步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四大类；对金融负债也按持有的意图不同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和其他金融负债两大类。

2.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旧的企业会计准则、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主要是以历史成本计量，反映的是资产和负债过去的价值。金融工具准则对金融工具的初始确认和计量、后续计量、期末估价、减值测试等都是以公允价值为标准的。企业如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可以选择使用套期会计方法，但需要符合严格的条件。对公允价值套期、现金流量套期和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等区分运用套期会计方法处理，即在相同会计期间将套期工具和被套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的抵消结果记入当期损益。可以认为，套期会计也是将公允价值作为计量标准的。

3.将金融衍生工具纳入表内核算。因为金融衍生工具具有未来性质的特点，其初始投资为零或者很少，几乎无历史成本；又因金融衍生工具的价格波动很大，历史成本难以追踪其市场价值变动情况。因此，按照传统会计所遵循的“历史性”原则，难以在表内确认。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商业银行应将金融衍生工具隐含的各种合同权利或合同义务确认为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已经证券化的信贷资产及其他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纳入表内核算。可以认为，企业将金融衍生工具纳入表内核算并按公允价值计量，相关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或所有者权益，是金融工具准则的核心内容。

【摘要】在我国管理会计的情境特征下，无论是政府导向的工具开发与应用，还是市场自发的工具导入与普及，它们在企业管理活动中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要提高管理会计在企业实践中的效率与效益。换言之，增强管理会计的目的性与有效性是管理会计工具理性的内在要求。倡导管理会计工具理性有助于拓展管理会计的功能作用，明确管理会计工具的结构性特征有助于探寻管理会计工具的指引体系。管理会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是管理会计工具的政府导向性与市场自发性相互融合的需要，也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客观规律之一。

【关键词】管理会计；工具理性；功能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管理会计创新层出不穷，战略视角的管理会计工具，如平衡计分卡、作业成本管理、经济增加值等为企业广泛应用。经济新常态、“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又将引领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进入一个大发展的转折时期。新的机遇与挑战摆在管理会计工作者的面前，如何结合中国的情境特征开展管理会计工具或技术方法的创新研究，提高管理会计应用的效率与效果，迫切需要对管理会计的工具理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现行的管理会计工具往往体现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管理控制与信息支持的闭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匹配性不强，导致管理会计功能作用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强调管理会计的工具理性，合理使用管理会计工具，这是管理会计工作者价值理性的内在要求。管理会计工具理性要求企业围绕顾客价值创造经营（CustomerValueAddedManagement，CVAM）普及和应用管理会计工具，努力实现顾客价值的最大化，并且有效应用管理会计工具，实现企业利润与现金流的合理配置，为企业获得有利的市场竞争优势；同时，将股权与期权激励机制嵌入管理会计工具的应用之中，为企业赢得一流人才；通过管理会计功能的充分发挥，将管理会计的价值理性嵌入于工具理性之中，努力创造企业价值，实现企业价值增值的最大化。研究管理会计工具理性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方面，管理会计工具理性使管理会计体系增强了目标导向性。在经济新常态的大环境下，加强管理会计工具的开发与创新，通过概念扩展与制度建设的路径，提升管理会计技术方法的有效性与科学性，增强管理会计工具的理论内涵与价值属性正在成为一种“新常态”。管理会计工具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其最终的管理对象往往是人，而人是有情感的，而且是代表了某些社会因素，也就是体现了组织的文化价值观。工具理性就是要求管理会计工具的开发与应用要符合“合理性”的要求，加强管理会计的制度建设。另一方面，管理会计工具理性为现行的管理会计工具应用与普及提供了价值指引，它要求全面理解与认识管理会计工具的结构性特征与组织性特征，提高管理会计工具在实践中的针对性与有效性。管理会计工具理性是针对企业实际活动的解决而提出的，不是“人为”的理性假设。面对企业的情境特征，工具理性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是：客观、有序地解决管理会计中的现实问题，并体现工具“自由”发展的价值属性，且少干扰，从而形成客观的解决之道。换言之，管理会计工具理性强调对事物本质的理解，注重管理效率与效果的提升，这对提高管理会计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对管理会计工具理性的认识

将“工具理性”应用于管理会计的理论与实践之中，是提高管理会计功能作用的客观需要。正确认识管理会计的工具理性，可以提高管理会计的效率与效益，并在企业实践中获得更积极的效果。

摘要：Photoshop技能训练课程教学针对环境设计专业，从室内设计和室外设计两部分入手，根据专业的不同点和特点需要，分别提出各种软件技能工具的使用，力求探讨一套Photoshop技能训练课程方法对于环境设计专业更具针对性的教学。

关键词：技能训练课程教学；室内设计；室外设计；针对性

Photoshop是Adobe公司旗下最为出名的图像处理软件之一，集图像扫描、编辑修改、图像制作、广告创意，图像输入与输出于一体的图形图像处理软件，Photoshop主要处理以像素所构成的数字图像。使用其众多的编修与绘图工具，可以有效地进行图片编辑工作。Photoshop软件有很多功能，在图像、图形、文字、视频、出版等各方面都有涉及。该软件在设计学中应用很广，软件工具主要包括图像编辑、文字编辑、图像合成、校色调色及特效制作五个部分。其中图像编辑包括选框工具、套索工具、移动工具、魔棒工具、裁切工具、画笔工具、仿制图章工具、橡皮擦工具、模糊工具、钢笔工具等；文字编辑包括字符工具、字段工具、变形文字工具等；图像合成包括图层工具、复制工具、变形工具等；校色调色包括色彩平衡工具、色相调整工具、亮度和对比度工具、曲线调整工具等；特效制作包括模糊工具、素描工具、水彩工具、炭笔工具、蜡笔工具、渲染工具、纹理工具、锐化工具、风格化工具、画笔描边工具、光晕工具等。Photoshop是设计学专业必学的一门软件技能，但目前，此软件的教学书籍更多的是适用于视觉传达专业的，用于广告制作、包装设计、影像创意、网页制作、标志设计、艺术文字处理设计等，对于环境设计专业如何学习和应用此软件，涉及的较少，下面我们根据环境设计专业的特点，对于Photoshop软件的课程教学进行探索性研究。

一、环境设计专业的特点

环境设计又称环境艺术设计，是指对于建筑室内外的空间环境，通过艺术设计的方式进行整合设计的一门实用艺术。主要研究环境设计的基本理论与设计规律，包括公共环境系统设计、环境设施设计，环境空间设计等，致力于环境设计的艺术表达与新材料、新技术及工程施工工艺的合理结合与运用。环境设计专业是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备本专业设计制作、管理的能力，面向装饰、景观、园林、建筑、房地产等企事业单位，从事设计、管理等工作。环境艺术所涉及的学科很广泛，包括建筑学、城市规划学、人类工程学、环境心理学、设计美学、社会学、文学、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环境生态学、环境行为学等学科。课程主要包括设计素描、装饰色彩、环境艺术图学、设计艺术史、中外建筑史、版式设计等。主导能力设计包括展示设计、居住空间设计、商业空间设计、景观设计等。总的来说，环境设计专业总的可以分为室内设计和室外设计两部分。在Photoshop软件的课程教学中，除了一般的命令和技巧授课外，还需要针对室内和室外专业的特点进行教学。下面根据这两大方向，Photoshop软件技能教学各有什么侧重点。

二、室内设计部分的Photoshop技能训练课程教学

关键词：衍生金融工具计量历史成本公允价值建议

摘要:对衍生金融工具如何加以计量是财务会计的一大难题。文章对美国FASB和IASC关于衍生金融工具会计计量准则的内容进行介绍和分析,并结合我国现状,对此作了初步探讨。

会计理论的每次重大变革,都是由于客观经济环境变化而导致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金融创新活动中产生的,它已给现代财务会计理论和实务带来很大冲击和挑战,其中衍生金融工具会计计量是最具争议、且分歧较大的核心问题。中国已加入WTO,金融市场必将对外全面开放,外资金融机构很快会带着先进而又复杂的衍生金融工具进入我国金融市场。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目前关于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理论尚未建立,因此,尽快研究和建立中国特色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已迫在眉睫。

本文拟对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已的最新衍生金融工具会计计量准则的有关内容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计量问题进行探讨。

一、衍生金融工具的种类和特征

近年来,衍生金融工具得到了迅猛发展,国际上衍生金融工具(商品)已达1200多种。目前美国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最发达,美国FASB和IASC制定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代表着当今世界上这一领域最高水平。为了研究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的计量问题,我们应该首先对其种类和特征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摘要：“理性”是公共行政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包含了追求最大功利的工具理性与坚守纯粹信仰的价值理性两个基本方面，这两者的对立融合构成了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也造就了公共行政学百年发展历程的秩序之道。我们可以借助此概念理解公共行政的转折，透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对立统一，通过重申两者对公共行政发展的重要意义，探析新时代技术视角下公共行政新领域——智慧政务在两者中运行的内在机理，进而促进公共行政的深化发展。

关键词：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公共行政；智慧政务

一、引言

理性作为一种缜密思维能力被提出肇始于西方。现实生活中，人类总是通过某种介质与客观世界发生互动，而互动的有效性就建筑于介质的合理性之上，一方面表达的实际关系和论证能力足以促使交往参与者就世界中的存在进行沟通，另一方面行为规则的实际关系和论证能力为成功介入世界提供了可能［1］，这就造就了行为的合理性。马克思•韦伯（下文简称“韦伯”）认为行为的发生总是基于一定的缘由，在由行动者主动施与的过程中，它总是要实现某个目标，或是携带某种深切的意义。人是可以进行思考与选择的，人的行为内含着意图，因此人的行为一般是理性的。因而，他根据思维取向的不同将社会行动分为以目标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和以价值为导向的价值理性。按照韦伯的观点，价值理性是根据对某种价值坚定不移的信仰而展开自身的行为，不论后果如何，都必须遵循内心对于伦理、尊严或是美等信念的坚守，仅仅关注行为本身的绝对价值；相对应地，工具理性则是在对情况的全面掌握和对他人行为的期待上，理性地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实现自身目标的手段或行为，而不论这一手段所透漏出的意义内涵。就合理化的论证而言，价值理性的准则在于对行为意义的预设，即一切行为的合理性都驻扎在是否符合行为者设定的价值基准、是否坚守了行为者的信仰立场；工具理性则聚焦于手段的运用，即在合理评估的基础上，能否以最低成本实现既定目标。可见两者各有侧重，但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其所具有的巨大外溢性使得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无法只聚焦于自身的评判标准，继而走向融合。

二、理性视角下公共行政的发展

近代西方社会的理性时代起源于启蒙运动。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论断奠定了理性发展的基调。为摆脱宗教迷信与传统社会对人的压制，理性以自我控制为主基调，克服了自然状态下的规范和情感服从，因此它为人类征服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推动力，而这得益于理性推动下的现代科学的快速发展。自然科学的极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工具化的理性所推动的，但理性工具化的过度发展却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因此韦伯提出了理性批判思想，将理性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虽然工具理性推动了工业社会的极大进步，但它的泛滥却在一定程度上吞噬着价值原则。西方现代性中内在地包含着工具合理性与价值非理性的冲突［2］。（一）工具理性阶段。任何社会的良好运转都必定指向某种正当秩序。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依赖于长久积淀形成的习俗，其不仅架构起社会运行的桥梁，也在人们心中形成一种坚守的义务与责任，固化人们行为习惯的程式，逐渐形成了传统社会的正当秩序。为打破这种价值倾向铸就的根基，克服传统和习惯对社会行动的制约，工具理性逐渐侵入人们的生活，韦伯认为它与人们以往感受到的习俗不同，这种着眼于利益倾向的行动类型的基础是“其自觉意识和内在的不受约束”①，因而能够建立一种持续自我革新、对抗传统的力量，重塑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心智模式，建立对社会秩序全新的支配形式，实现人类社会航行的彻底转向。透过韦伯的理论，我们可以理解之所以现今西方文化依旧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一大根源就在于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社会行为方式，其所具有的内在张力早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潜意识选择下的“习俗”，体现在政治生活中，就是政治与行政二分所带来的行政管理的诞生以及其自衍生之时起就携带的价值中立理念。因此，在工具理性以强势的姿态踏入政治生活中时，人们彻底抛弃了传统的被情感和欲望裹挟的主观性的统治方式，遵循着规则与秩序的路径，开始以客观化的固定模式来管理国家与社会，将意识形态的传统规范转变为工具理性的合理控制，从而使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演变为以技术进步为依托、以效率逻辑为内在准则的社会组织，技术与效率的逻辑原则成为信息时代整个社会组织发展的唯一准则［3］。这彻底转变了政治与社会连接媒介的运行逻辑，以外化的客观性方式调节着公民与组织的行为方式，从而在政治组织的范围内构筑起工具理性至上的空间氛围，实现着行政学所昭示的“态度和行动上的相似性、规律性与持续性”②。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在交往互动时面对的是不尽相同的场域。尤尔根•哈贝马斯将互动的场景分为要求命题真实性的客观世界（即由正确的规范构成的社会世界）和表现真诚的主观世界，面对不同的场域应当坚持不同的立场。然而，在由理性构筑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具理性所强调的手段抉择构筑了社会成员认识并参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人的主观世界的思维方式，人们将自我剥离，变成客观世界的一部分，这就使得其不自觉地将内心对于社会世界的归属和对主观自然的认同隐藏或抛弃，人们由劳动衍生的社会属性被彻底转化为商品的物质属性，社会关系从而被工具属性所填满。一旦互动的介质发生变化，不再依赖规范与主观情感来评判，那么互动者所面对的世界自然也将发生变化，社会成员的行为协调机制就站在了客观立场上，面对彼此甚至自身时都将其作为一种应对手段，这样，由物质价值体现出的客观世界与行为者内心的自我完全剥离，成为客观存在的实体。人们互动交往实践的界限被打破，客观世界的极速膨胀使得交往介质之间的平衡崩塌，人们看待他人及自己都是采用理性化甚至是工具理性的心智模式，自己及其他行动者随时在处理者和处理对象的角色之间转换，关系的实质内涵被急剧压缩，以价值交换协调的互动交往使得人们的社会生活空间被物化。（二）价值的回归。在现代社会中，交往互动的合理化论证已被工具理性所填满，从而使交往模式变得物化。卢卡奇•格奥尔格认为，尽管思维模式与行为规则的绝对合理化已经框定了人们的生活，但是精神世界的自我慰藉却不会因此而消亡，理性的无限扩张在此遇到了极限。他意识到了人的主观本性的自我运转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必然的，处在商品交换中的人将自己的劳动作为纯粹物质性的客体与自然的本我抽离开来，成为一种外在展示的产品供他人利用与消费，这种空洞而贫乏的现状将激起主体心中的痛苦与欲望，人们面对市场交换的需求，身上出现了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分裂，正是这种分裂使得人们能够意识到这种处境［4］，并想要改变世界运行的秩序，在规则和工具中寻找自我，找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在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中，在一味追求通过效率与工具形成高度程式化、系统化的组织社会时，一方面，面对随处可见的技术要求与秩序规范，个人逐渐被规则系统约束和规制；另一方面，对行为的钳制逐渐演变为对精神世界的束缚，合理化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意志表达，人逐渐变得工具化［5］。负效应的显露使得行政学不得不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在政治组织领域内，当工具理性的主宰性弥漫之时，客观性的控制在行政领域内已经超负荷，公共行政的实质被工具性掩盖，人们迷失在对程序与效率的追逐之中，失去了应有的公共性关怀。公共组织不应当是一种工具，也不应当把公民看作实现自身目标的工具，然而行政人员日渐浸淫于工具性的导向之中，他们无法获得自身的解放，更无法以价值关怀服务于公民。因此，与一味追求效率的传统公共行政不同，新公共行政更关注公共性，强调行政学的价值关怀，以实现人民幸福与社会公正作为行政管理的最终目标。新公共行政学家认为，构筑在工具理性上的效率追求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却无法解决实质性的公共问题，对结果、效率和量化标准的追求掩盖了社会公平分配的重要性，最终可能导致社会动荡。而新公共服务作为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反思，将重心置于公民权益和公共性的整合与实现，它承认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于改进政府工作的深刻作用，在摒弃其固有缺陷的基础上，试图提出和建立一种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的理论框架，通过对人文价值与公共情怀的关注，实现价值与工具间的二元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