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蕉范文10篇

摘要：适度推广种植优稀新香蕉品种是香蕉产业发展的趋势。通过对贡蕉的品种特征特性的阐述，了解其合理栽培技术，平衡施肥，综合防治病虫害，达到优质高效安全的栽培效果，进一步优化了我区香蕉品种的种植结构。

关键词：贡蕉；优质；栽培技术

漳州市是福建省香蕉的老主产区，也是最重要的香蕉产区，据史料考证，香蕉种植具有1300多年的历史。搞好贡蕉这个优稀新香蕉品种在本地区的推广种植，进一步优化香蕉品种的种植结构，丰富香蕉市场品味，既满足广大消费者对香蕉高品质、多样化的需求，又可提高果农种蕉经济效益，为今后适度推广种植提供科学依据。

1品种特性

贡蕉俗称皇帝蕉，原产东南亚，属甜蕉优稀品种，田间生育期为330~370天，较天宝高蕉短30天左右；贡蕉株高2.3~2.9m，假茎较纤细，呈黄绿色带黄褐斑；叶柄较纤细，叶片狭长，翠绿色，长势较直立；果指短，果皮薄，呈全黄色，果肉蛋黄色，肉质细腻，香甜可口，风味极优。

2外形色泽论文

摘要：适度推广种植优稀新香蕉品种是香蕉产业发展的趋势。通过对贡蕉的品种特征特性的阐述，了解其合理栽培技术，平衡施肥，综合防治病虫害，达到优质高效安全的栽培效果，进一步优化了我区香蕉品种的种植结构。

关键词：贡蕉；优质；栽培技术

漳州市是福建省香蕉的老主产区，也是最重要的香蕉产区，据史料考证，香蕉种植具有1300多年的历史。搞好贡蕉这个优稀新香蕉品种在本地区的推广种植，进一步优化香蕉品种的种植结构，丰富香蕉市场品味，既满足广大消费者对香蕉高品质、多样化的需求，又可提高果农种蕉经济效益，为今后适度推广种植提供科学依据。

1品种特性

贡蕉俗称皇帝蕉，原产东南亚，属甜蕉优稀品种，田间生育期为330~370天，较天宝高蕉短30天左右；贡蕉株高2.3~2.9m，假茎较纤细，呈黄绿色带黄褐斑；叶柄较纤细，叶片狭长，翠绿色，长势较直立；果指短，果皮薄，呈全黄色，果肉蛋黄色，肉质细腻，香甜可口，风味极优。

2外形色泽

一条短信几天间迅速传遍全国，于是全中国的柑橘滞销了，这被人们称之为“广元橘子事件”。广元橘子事件引发蝴蝶效应，远在几千里外的江西南丰县著名的南丰蜜橘也受到严重影响，据统计广元橘子事件对整个柑橘产业造成的损失将不下百亿元。不仅是橘子，因一篇文章谈到的香蕉普通病变，逐渐以讹传讹地演变成“人吃了会致癌”，海南香蕉由于受到各种谣言影响价格持续低迷，最低价仅1毛3分钱一斤，村民只好将香蕉当猪饲料或喂养家禽。广元橘子事件，海南香蕉的“谣言门”……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此庞大的农产品产业，却是这样的弱不禁风，毁于一条短信或者以讹传讹的文章，这不禁让人陷入沉思。

笔者认为各种“谣言”根源在于消费者对农产品没有建立的任何信任。农民是弱势的群体，农产品的危机处理需要靠政府相关部门建立起来，但是我们的政府除了要抓“造谣”者，辟谣外，显得束手无策，再不过是当地的行政长官亲自吃橘子做做秀或者下到销售现场卖橘子走走过场，当然是于事无济。政府不能树立消费者的信心，也不能及时处理危机事件，农民当然更不具有这种能力。不久前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引发我国乳制品行业剧烈震荡，但是北京的“三元”却可以避过风头，是因为当“蒙牛”、“伊利”等行业领袖都检出含有三聚氰胺时，“三元”却没有上质检局的“黑名单”，由此北京的幼儿园可以兴奋地告诉家长，我们给孩子喝的是“三元”，“三元”也得以逆市收购“三鹿”，这就是品牌的力量。品牌能消除不利事件的影响，也可以消除消费者的不信任。

消费者对农产品没有信任感，关键还不是因为农产品安全问题的不断爆发，根本原因是我国农产品相应质量保障体系的缺失，这个体系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立并完善起来的，这需要长期的过程，当然我们的农民兄弟不能静静地等待。本人一直关注农业的知识产权问题，本人认为可以用品牌建设来树立消费者的信任，以弥补我国农产品质量保障体系的缺失，“三元”就是很好的例证。品牌不仅仅是个简单的商标，用来区别农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消费者信任品牌，因为品牌本身就是一个承诺，代表一个产品的品质以及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良心，是对消费者责任和承诺，消费者认可品牌，是对品牌所有者的信赖。消费者可以受到广元橘子事件的影响，不放心其他橘子的品质，但是如果是品牌橘子，消费者基于对品牌的信任，该品牌的橘子可以像“三元”一样在滔天巨浪中独善其身。

我国的农产品普遍不注重品牌，我们买到的农产品，尽管外包装可以做到很漂亮，但是漂亮的包装上，无品牌（商标），无生产厂家，无产品质量说明，属于“三无产品”，这是与工业产品的最大区别。现在很多地方也开始注重品牌，很多农产品的销售者开始申请商标，但是尽管该销售者是当地的销售大户，但就其销量在全国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一定销售量的支撑，这种品牌无法推广，无法让全国消费者或者一定地域范围的消费者普遍认知，当然不可能让众多消费者产生由衷的信赖，发挥不了品牌的作用。我们以江西的南丰蜜橘为例，南丰蜜橘有一千三百多年的种植历史，自古为皇家的贡品，被称为“贡桔”，属于上乘的蜜橘品种，南丰蜜橘很早就获得“原产地域保护产品”和证明商标。南丰县的农民80%以种植南丰蜜橘为业，产量高达十几亿斤，产品销售全国各地以及多个国家。但是和中国其他农产品一样，基本依靠散兵游勇式的当地人进行销售，没有形成销售量占到很高份额的销售龙头企业。尽管当地销售者注册了几百个商标，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商标形成了知名度。品牌建设不是申请了商标就叫品牌，品牌是有内核的，蒙牛的牛根生将品牌归纳为三品：品质、品格和品味。品牌建设本身需要很高的品牌运营能力，由当地农民组织起来的销售者对品牌的理解程度以及品牌建设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只有一定规模以上的龙头企业才能担此重任，所以笔者认为农产品的品牌建设要以农业产业化的大型龙头企业为主力，笔者在多种场合一再建议地方政府应当扶持当地的大型农业产业龙头企业，以龙头企业来带动当地农产品的品牌建设。农产品的品牌建设应当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做好当地的“地方品牌”，其次是大型龙头企业的“企业品牌”。农产品有个先天的资源是工业产品基本不具备的，这就是地理标志（含证明商标和原产地域产品），这个资源是上天对某个地方的恩赐，是由当地独特的气候、土壤等条件以及悠久的历史传统形成的，这是和其他地方相同产品本质上的区别，这种区别就是当地最有价值的品牌，只要将这个地方品牌做好，就能成为当地的金字招牌。但是对于地理标志这个地方品牌的建设，目前我国还鲜有成功者，这些地理标志基本被政府部门控制，成为某些政府部门用来寻租的权利，这是阻碍农产品树立地方品牌的最大障碍。在很多地方，原产地域保护产品标志和证明商标标志是公开明码标价的，几乎可以说只要给钱就可以买到，地方政府部门只想出售牟利，根本就不注重维护，所以该地理标志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使金字招牌黯然失色，这是我国目前农产品品牌建设非常惨淡的现实。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地方政府下定决心，破除部门利益，将该地理标志交由非政府的协会组织托管，并建立品牌使用的游戏规则。地方品牌形象的破坏者往往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的侵权。当地不良居心销售者或生产者，他们以破坏品牌形象获得私利，这是农产品地方品牌难以建立的另一个原因。破解这个问题并不太难，只要建立利益与共的规则，让大家明白农产品品牌建设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那么不遵守规则者不规矩的行为侵犯的就是左邻右居的私利，左邻右居互相成为监督者，不守规则者将成为过街之鼠，不规矩的行为无所遁形，无法得逞。这样首先从内部开始，使人人自觉维护这个地方品牌，这样才能逐步将地方品牌树立。

按照西方的思维，人都是自私自利，大家可以做到自觉去维护，但是恐怕难以做到人人去自觉建设。从一个博弈的心态而言，普通的农民都会选择静候别人去推广品牌，自己搭便车享受品牌带来的收益。尽管地方品牌可以委托协会组织来托管，但是农业的协会组织具有一定的缺陷，尤其是我国目前农业协会组织普遍不规范，所以完全将品牌的打造寄托在协会组织上，显然是有巨大风险的。所以光有地方品牌是不够的，还要形成一两个龙头企业的品牌，这样龙头企业可以作为领头羊，带动提升地方品牌。龙头企业作为一个企业有利益上的诉求，打造一个好的品牌会有经济上的收益。大型的龙头企业的市场敏感程度也比协会组织高，对品牌的运作能力也比较强，龙头企业打造的企业品牌可以是对地方品牌的补充和完善。

粗放的农业生产时代已经过去，即便是再优良的农产品也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具有一定的稀缺性，农产品的品牌经营时代已经到来。没有品牌的农产品极容易受到各种事件的波及，只有品牌农业才能获得消费者的信赖，才能坚韧地走出各种不良事件的阴霾，并且步入辉煌。因而农产品的品牌建设应当受到地方政府以及龙头企业们的高度重视。

［摘要］以佛山三水区的农产品黑皮冬瓜为出发点，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卡通形象包装设计及其衍生产品设计的开发思路，再以卡通形象及其衍生产品为载体达到宣传农产品、提升品牌影响力、增加产品销售为目的，从而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关键词］农产品；卡通形象；衍生产品；品牌提升

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即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在乡村振兴大背景和“互联网＋农业”的新型模式下，如何打造农业品牌，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及互联网新思维成为推动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采用卡通形象来代言农产品是助推商品农业品牌发展及农产品包装和推广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但其形象设计水准参差不齐，正确通过卡通形象代言，具有研究和探索的必要性。

一、国内现状

（一）我国农产品的卡通形象缺乏

目前国内农产品通过使用卡通形象代言的成功案例较少，存在卡通形象的造型设计和农产品或商品的风格不符，未能起到应有的提升包装和品牌推广作用。2017最受消费者喜爱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果蔬类），多数的农产品标识还停留在初级设计阶段，未能很好地进行系统的有效设计，配色过于生硬，低级，整体外观缺乏审美。

自夏、商、周三代以来约四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人们的衣料大致在前三千年以丝麻为主，後一千年逐渐转变为以棉花为主。当然，现代又兴起了人造纤维，则不在本文介绍之列。

自三代至唐宋的三千三百年间，中原大地除栽种粟、麦、稻等粮食作物外，主要是栽种桑、柘、大麻、苎麻等。白居易《秦中吟·重赋》诗说：“厚地植桑麻，所用济生民。”[1]随着人口的繁衍，土地的垦殖，处处有绿荫蔽野的桑树和柘树，此处景象，今日已不易设想，更无以复原了。

丝麻不仅作为纺织品的原料，麻可以制作麻绳之类，丝絮是制作被褥、冬服等的原料。《重赋》诗描写“官库”内“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2]官府向民间徵收大量丝绵，即是供官员、军人作冬服之用。李白《子夜吴歌》说：“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3]就是生动地描绘一个女子为征夫赶制冬袍之情景。古时所谓布，一般是指麻布，人们用“布衣”一词形容平民百姓，是因为穷人穿不起丝织品，只能以麻布蔽体。杜甫《北征》诗说：“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4]反映在安史之乱时，其家生计艰窘，不得不将旧剩的高贵刺绣丝织物，补衲麻织短褐。陆游《霜风》诗说：“十月霜风吼屋边，布裘未办一铢绵。”[5]另一《泛舟过金家埂赠卖薪王翁》诗说：“软炊豆饭可支日，厚絮布襦聊过冬。”[6]反映当时尚可饱暖的生活水平，是麻布作面料的丝绵冬服。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说：“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7]这是指丝绵为絮的麻布被，因使用多年，“骄儿恶卧”，已丧失保暖作用。宋徽宗时设居养院，类似今日之养老院，规定八十岁以上老人“夏月支布衣，冬月衲衣絮被”，即“布絮衲被”。有一位一百零一岁的老人咸通“冬月给绵绢衣被，夏单绢衫袴”，[⑧]作为特殊优待。

自秦汉迄唐宋一千五百年间，丝麻维系着数千万，甚至上亿中国人的衣着、被褥等生活必需。当时固然有衣不蔽体者，但也有浪费绫罗绸缎，用之如泥沙不惜者。两者相抵，尚有部份丝绸经海路和陆路出口，驰誉古代并不发达的国际市场。丝麻自给有馀，这在技术落後的古代绝非易事。正如司马光所说：“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9]我们缅怀灿烂华夏古文明时，就绝不应当忘却成千上万史册中无名的农妇们的劳绩，她们也同样是古文明的支柱。

古代主要是男耕女织式的自然家庭经济，全国的丝麻总产量决不可能有官府的统计数字。列入官府统计者，只有赋税和财政收支。汉武帝时，曾一次“均输帛五百万匹”，[10]这正反映了当时丝织品产量之多。宋英宗时，主管财政的三司使蔡襄上奏，说一年内通过和买、徵税等途径，共收入丝麻织品8，745，535匹。[11]宋朝沿用後周之制，规定缴纳官府者，一匹紬绢幅阔2尺5分，重12两，长42尺。[12]依1宋尺为31厘米计，约折合113，866，866米。宋朝官府的布帛主要供军队和官员之用，北宋中期，禁军将士平均每年春冬发放紬绢6匹，绵12两，[13]6匹紬绢约折合78米。南宋有军士每年发放绢4匹和2匹的记录，约折合52米和26米。因为丝织紬绢不耐穿，必须每年发放。北宋人口最多时约有1亿。按1亿人的衣装、被褥、帐幔等用品估计，还须考虑到部份丝绸出口，人们的衣装盛行宽体，衣料的使用并不经济等情况，将丝麻织品依平均每人每年消费2匹估算，则丝麻织品总产量为26·04亿米。

但是，光是以纺织品尚不足以包括古代丝麻的总产量，另的丝绵之类，是不能不估计的。宋神宗时，官府两税收入中有丝绵一项，为5，850，356两，[14]按16两为1斤，1宋斤约合0·6公斤估算，约折合219吨。若以1亿人口，每人平均每年耗费丝绵4两的保守估计，丝绵年产量亦须1·5万吨。

自夏、商、周三代以来约四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人们的衣料大致在前三千年以丝麻为主，後一千年逐渐转变为以棉花为主。当然，现代又兴起了人造纤维，则不在本文介绍之列。

自三代至唐宋的三千三百年间，中原大地除栽种粟、麦、稻等粮食作物外，主要是栽种桑、柘、大麻、苎麻等。白居易《秦中吟·重赋》诗说：“厚地植桑麻，所用济生民。”[1]随着人口的繁衍，土地的垦殖，处处有绿荫蔽野的桑树和柘树，此处景象，今日已不易设想，更无以复原了。

丝麻不仅作为纺织品的原料，麻可以制作麻绳之类，丝絮是制作被褥、冬服等的原料。《重赋》诗描写“官库”内“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2]官府向民间徵收大量丝绵，即是供官员、军人作冬服之用。李白《子夜吴歌》说：“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3]就是生动地描绘一个女子为征夫赶制冬袍之情景。古时所谓布，一般是指麻布，人们用“布衣”一词形容平民百姓，是因为穷人穿不起丝织品，只能以麻布蔽体。杜甫《北征》诗说：“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4]反映在安史之乱时，其家生计艰窘，不得不将旧剩的高贵刺绣丝织物，补衲麻织短褐。陆游《霜风》诗说：“十月霜风吼屋边，布裘未办一铢绵。”[5]另一《泛舟过金家埂赠卖薪王翁》诗说：“软炊豆饭可支日，厚絮布襦聊过冬。”[6]反映当时尚可饱暖的生活水平，是麻布作面料的丝绵冬服。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说：“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7]这是指丝绵为絮的麻布被，因使用多年，“骄儿恶卧”，已丧失保暖作用。宋徽宗时设居养院，类似今日之养老院，规定八十岁以上老人“夏月支布衣，冬月衲衣絮被”，即“布絮衲被”。有一位一百零一岁的老人咸通“冬月给绵绢衣被，夏单绢衫袴”，[⑧]作为特殊优待。

自秦汉迄唐宋一千五百年间，丝麻维系着数千万，甚至上亿中国人的衣着、被褥等生活必需。当时固然有衣不蔽体者，但也有浪费绫罗绸缎，用之如泥沙不惜者。两者相抵，尚有部份丝绸经海路和陆路出口，驰誉古代并不发达的国际市场。丝麻自给有馀，这在技术落後的古代绝非易事。正如司马光所说：“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9]我们缅怀灿烂华夏古文明时，就绝不应当忘却成千上万史册中无名的农妇们的劳绩，她们也同样是古文明的支柱。

古代主要是男耕女织式的自然家庭经济，全国的丝麻总产量决不可能有官府的统计数字。列入官府统计者，只有赋税和财政收支。汉武帝时，曾一次“均输帛五百万匹”，[10]这正反映了当时丝织品产量之多。宋英宗时，主管财政的三司使蔡襄上奏，说一年内通过和买、徵税等途径，共收入丝麻织品8，745，535匹。[11]宋朝沿用後周之制，规定缴纳官府者，一匹紬绢幅阔2尺5分，重12两，长42尺。[12]依1宋尺为31厘米计，约折合113，866，866米。宋朝官府的布帛主要供军队和官员之用，北宋中期，禁军将士平均每年春冬发放紬绢6匹，绵12两，[13]6匹紬绢约折合78米。南宋有军士每年发放绢4匹和2匹的记录，约折合52米和26米。因为丝织紬绢不耐穿，必须每年发放。北宋人口最多时约有1亿。按1亿人的衣装、被褥、帐幔等用品估计，还须考虑到部份丝绸出口，人们的衣装盛行宽体，衣料的使用并不经济等情况，将丝麻织品依平均每人每年消费2匹估算，则丝麻织品总产量为26·04亿米。

但是，光是以纺织品尚不足以包括古代丝麻的总产量，另的丝绵之类，是不能不估计的。宋神宗时，官府两税收入中有丝绵一项，为5，850，356两，[14]按16两为1斤，1宋斤约合0·6公斤估算，约折合219吨。若以1亿人口，每人平均每年耗费丝绵4两的保守估计，丝绵年产量亦须1·5万吨。

摘要：汉代与春秋战国以来同属一个温暖期，这一历史时期气候的相对温暖与湿润，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并使土壤与植被都处在良好的自然循环状态。汉代农业的发展状况，诸如农作物布局的变化、农产量的提高以及农业经营方式特色的形成都与之息息相关。

一

生态环境是整个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历史时期农业的发展也是如此。在生态环境诸因子中，气候条件及其变化是原发性要素，它的发展与变化直接影响着植被、土壤和循环状态，奠定着特定时期生态环境的基点。

根据历史气候学的研究，两汉时代正处于大理冰期结束以后的第三个温暖期。这一时期起于公元前800年左右，止于公元200年左右，高于现代的年平均气温1℃-2℃。这种气候的特征，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找到佐证。

从植物分布变迁方面看，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气温上升，南方亚热带与暖温带植物纷纷北上。以竹为例，目前大面积的竹林基本上不超出长江流域，而在当时，竹子的生长区域却超过了北纬46度，黄河流域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大面积竹丛。比如，春秋时的淇水一带，竹木巨大成荫，连延不绝。《诗经·卫风·淇奥》咏道：“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瞻彼淇奥，绿竹如箦。”到汉代时期，这一带仍然竹木繁茂。西汉元封二年，黄河决口，武帝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即以“下淇园之竹为楗”；[1]（《河渠书》）西北地区也是广有竹林，《山海经·西次二经》即记六盘山一带：“其木多棕，其草多竹，泾水出焉。”《史记·河渠书》亦记：“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当时的关中地区，同样是竹林众多，在《诗经·小雅·斯干》中就曾言：“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司马迁所言“渭川千亩竹”[1]（《货殖列传》）、班固所言“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2]（《地理志》）更是脍炙人口。春秋战国与两汉时代竹简的盛行，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竹木分布的普遍。

除了竹林之外，其他一些暖温带、亚热带植物的北移也十分引人注目。如《诗经》中屡屡在北方出现关于“梅”的诗篇。《召南》之“摽有梅”，地域当在当时的雍梁之地；《秦风》之“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其地域应在秦岭山脉。另外，《陈风》有“墓门有梅，有鸮萃止”，《曹风》有“鸤鸠在桑，其子在梅”，该两国地域均在兖、豫之地，即今河南山东一带。而梅树的下限温度为-14°，因此当时平原中部冬季最低温度比现在要高。[3](P15)

【内容提要】古代经济区是由自然和人文环境所决定，以劳动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划。大约自春秋至西汉武帝时代我国经济区的雏形开始形成。我国古代经济区具有自然、民族、政治三大特色。划分经济区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和经济中心四条原则。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三个不同性质的区划，其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研究我国古代经济区的形成和演变，对了解我国历史时期经济发展和地域差异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一、《列子》研究在文学层面的疏离

20世纪迄今，国内学界围绕《列子》一书展开的研究涉及辨伪、思想、语言、文学等诸多方面。统而观之，在关于《列子》的整体性研究方面，学界已经对《列子》研究的学术史、研究方式、研究阶段及其特征等做了颇为细致而中肯的考察和总结，并对将来《列子》的研究趋势和方向做出初步预测。该方面的代表有管宗昌的《〈列子〉研究综述》《〈列子〉伪书说述评》。类似的著作还就先前学人们的辨伪成果集中提出了很多的疑问，这些问题也将促进当下《列子》研究进行积极而深刻的反思。整个20世纪，国内关于《列子》的研究，其过程具有较为明晰的阶段性特征，笔者在汇总和梳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将之进一步整合，大致情形如下:1920年以前是第一阶段。国内这一时期《列子》研究可略分两派:一为校勘派，一为思辨派。前者主要代表有章太炎、于鬯、陶鸿庆等，他们以传统小学为根坻，从文本本身出发，订正语词脱衍，校勘字句讹误，以疏解现存文本中的疑难费解之处。稍后又有王重民、王叔岷、胡怀琛等人继续对是书展开校释补正。此种研究理路实际上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当代杨伯峻的《列子集释》正是该派承续和影响下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后者则以梁启超、杨文会、陈黻宸等为领军人物，侧重于阐发原著中的思想意蕴。尤其是他们在黄震、朱熹等人的影响下，普遍认为《列子》一书中有若干明显涉及佛教教义的内容。此派的代表著作为杨文会1917年金陵刻经处出版的《冲虚经发隐》。可以说，此阶段是《列子》研究从古典跨入近代后研究路径的拓展、分野期，更是近现代研究的奠定期。1920年到1960年左右的四十余年是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疑古风气盛行，受此影响，考辨今本《列子》的真伪成为“列子”研究的焦点问题。代表学者及其著作或论文有: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吕思勉《列子题解》、马叙伦《〈列子〉伪书考》、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陈旦《列子•杨朱篇伪书新证》、刘汝霖《周秦诸子考》、陈文波《伪造〈列子〉者之一证》等。这也促使了后来的一些学者如任继愈、李泽厚等曾致力于此。除众家的辨伪成果以外，该阶段在阐释《列子》一书的思想时也有所创新，较典型者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这种创新之处在于将《列子》一书置于现代哲学史的范畴内展开论述，而非以传统概括方式进行较为模糊化的处理，局限于将其内容与佛教教义作对照和印证。这也带动了随后的冯友兰、刘大杰、容肇祖、牟钟鉴等学者运用现代哲学观念对《列子》的思想进行梳理、归纳。总之，这一阶段的学术新变特征非常突出。20世纪60年代以后为第三阶段。此阶段的前期，国内大陆方面学术研究相对停滞，而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仍持续发展，从《列子》文献梳理到考证辨伪再到思想内容的总结，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尤其是对原书文学艺术价值的探究也渐次展开。1972年，严灵峰出版了《无求备斋列子集成》(该书初版由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年出版，后再版改称《列子集成》)，该书融汇了各种《列子》版本及其研究论著，对研究《列子》贡献巨大。萧登福、周绍贤等则对《列子》文本蕴含的思想重新做了阐释。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列子》研究日渐复苏并发展。张永言《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时代》一文正如其题目所张，是依据语用学和语词演变的历史来为文献断代。类似作品还有刘禾的《从语言的运用上看〈列子〉是伪书》、马振亚的《从语言的运用角度对〈列子〉是托古伪书的论证》等。对众家学者的“伪书说”进行系统汇总的著作则有马达的《〈列子〉真伪考辨》，此文颇具标志性与示范性。到了20世纪90年代，“非伪说”声势渐大，主张此说的代表学者及其著作有:许抗生《〈列子〉考辨》、陈广忠《为张湛辩诬———〈列子〉非伪书考之一》、胡家聪《〈列子〉是早期的道家黄老学著作》、管宗昌《〈列子〉中无佛家思想———〈列子〉非伪书证据之一》等。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可称作“深化、反驳、进阶期”，研究成果不仅反映在考辨《列子》真伪的最新例证和前沿动态上，更集中体现在对其思想性的发掘愈发深入、理性、系统化。这种思想价值的探讨，又突破了《列子》原书思想研究视角的局限，而进阶到对该书早期注者张湛的思想的探究。但是，真正从语言文学方面来关注《列子》的著作和论文依旧凤毛麟角。20世纪80年代曾有一些学者讨论过《列子》的寓言艺术，如戴小实的《〈列子〉寓言故事的艺术》，但影响十分有限;20世纪90年代探讨这一问题的作品略多一些，有陈建初的《〈列子〉反义词综论》、傅正谷的《〈列子〉梦理论与梦寓言述评》、章沧授的《〈列子〉散文多面观》等。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钱锺书在其《管锥编》中于总结历代众家观点之基础上对《庄》《列》各自语言艺术与文学特色的精辟分析。进入21世纪，关于此方面的学术著作才日渐丰富起来。如杨漪柳《论〈列子〉对〈庄子〉寓言的运用》、王利锁《〈庄子〉〈列子〉重出寓言故事辩议》、王东《从词汇角度看〈列子〉的成书时代补证》、马振方《〈列子〉寓言文体辨析》、袁演《〈列子〉寓言的叙事分析》、高其伦《〈列子〉寓言类编与研究》、杨学东《〈列子〉寓言研究》等。这类作品的持续增多表明，《列子》本身的文学性问题正在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越发强烈的重视，这对新时期的《列子》研究无疑是有着重要启迪意义的。但是上述文章的特色是研究重心大都放在寓言文体上，多借助于语词手段，属于本体、个案研究的范畴。笔者认为，欲不断推进该项研究，还应拓宽路径，以宏观视域来把握其文学影响，将其置于文学史、文化史中做过程论、生成论范畴的梳理与比较研究，以展开阐发和例证方才更为健全完善。再看国外，20世纪《列子》的研究群体主要集中于日本和西方学界。近代初期，凭借较为深厚的汉学积淀和较高的汉学研究水平，日本学界涌现出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作品。1897年，毛内千古发表了《列子の哲学》系列论文凡八篇，其文成功地引进了西方哲学概念，从而使得其对《列子》一书哲学思想的梳理和提炼更为全面和系统。这种方法的运用也给中国学界给来了启示，1921年我国学者傅铜在其《〈列子〉书中之宇宙观》一文中就运用了现代哲学概念去阐释原书的宇宙观。日本从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初，在《列子》研究方面的突出人物有武内义雄、三上诚治郎、小林胜人、天野镇雄、山口义男等人，而诸人的研究成果也基本集中于考证辨伪和思想阐释方面。如武内义雄作《先秦经籍考•列子冤词》强调“非伪说”，并逐条批驳马叙伦的观点。此后，日本的《列子》研究便渐渐走向了相对沉寂。但即便如此，相较而言，西方《列子》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及日本。西方学界的代表性成果有:1887年巴尔弗•弗雷德里克在《中国要籍解题》(ChineseScrapbook)上介绍了《列子》和列子其人，并把《列子》的真伪问题和思想价值联系起来开展研究;1893年福柯•安东发表了《杨朱享乐主义与列子泛神论思想的关系》(YangZhutheEpicureaninhisRelationtoLieh－tzuthePantheist)，1912年又发表了《杨朱的纵欲观》(YangZhu’sGardenofPleasure);1912年，英国翟林奈出版了《列子译注》(TaoistTeachingsfromtheBookofLieh－tzu:TranslationfromtheChinesewithIntroductionandNotes)一书;1960年葛瑞汉则翻译了《列子》(TheBookofLieh－tzu)全书;而在美国，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学者顾立雅和卜德才发文探讨《列子》的真伪问题。总而言之，《列子》的关注度在西方汉学界较低，研究面也比较狭小，研究深度更难及日本学者。在国外这些著述与研究中，深论《列子》语言艺术与文学价值的更可谓寥若晨星。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出，20世纪到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列子》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主要集中于真伪考辨和思想阐释方面，对《列子》本身文学性及其影响的关注则相对欠缺，使得关于该书语言艺术与文学价值的研究呈现出一种疏离化的样貌。事实上，现存《列子》的文学成就是相当突出的。

二、今本《列子》的文学性探讨及其文学艺术成就

暂且悬置对《列子》一书真伪问题的争议，仅就现今传世的《列子》文本而言，可将其视为一部兼具古代小说特质的优秀文学著作。鲁迅曾提出，先秦诸子之作，“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1］，这是对包括《列子》在内的所有道家经典的文学特征的整体概括;钱锺书也对《列子》给予过“固众作之有滋味者”［2］467的评价;当代为该书作译注的严北溟则从一位专业翻译、注解者的角度肯定它“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更有着相当的文学价值”［3］。其实历史上，《文心雕龙》的著者刘勰在南朝时就已经直接对《列子》不吝溢美之词了:“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4］但是长期以来，学界似乎因过多地褒赏、诠释《老子》《庄子》作为道家著作的代表性和具有艺术美的典范性，又被《列子》的辨伪考证问题所纠缠，从而遮蔽并忽视了该书“文辞之美富”的魅力与价值。具体而言，《列子》一书在探讨天地万物、人的生命与命运以及梦幻、养生、规律、变化等概念和问题的过程中，从古代神话传说、庄文屈骚里汲取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吸收了浪漫主义的艺术精神，并将艺术想象、哲学思考与文学手法自然糅合，进而赋予了这种过程飘逸而奇幻的色彩。《黄帝》篇中的黄帝梦游华胥氏之国、神人居于列姑射山，《周穆王》篇中的“周穆王与化人西游”“古莽之国与阜落之国”“樵夫寻鹿”，《汤问》篇中的偃师献倡等寓言和故事，都具有明显的虚构性甚至是传奇性，在对它们进行书写和表现时，作者充分展开想象力，使得整个故事离奇却完整、曲折而动人，并且合乎情理。例如，周穆王这个人物本来是历史真实存在的，他是西周中期在位时间很长的一位君主，他的事迹较早地见载于《尚书》《穆天子传》《竹书纪年》之中［5］，但自那时这个人物就已开始被文学演绎了，其流传也主要以神话传说为载体。可以说，后世对他的文学书写已然超越了历史记载。《列子》便很好地继承了该人物的这一特点，他在书中多次出现，每次都有着颇为奇幻的经历，是一位重要的见证者和参悟者。再如《黄帝》篇中的“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这与《庄子》里“庄周梦蝶”的情形、感受和境界何其相似!加之书中所营造的神秘主义氛围，更可见出该书受到了诡谲雄奇的楚文化影响，或者说延续了发扬于陈楚的道家文化的一贯文风。清末的刘熙载在其《艺概•文概》里曾总结道: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6］这事实上反映出《列子》与《庄子》在风格和地位上的近似，而且二者共同构成了文学史上一定时期的创作特色与接受偏好。如此一来，《列子》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及其文学艺术成就就更值得玩味和探究。上文提到过，钱锺书先生曾经在其《管锥编》中给予《列子》中肯的评价，尤其是在文学方面:《列》固众作之有滋味者，视《庄》徐行稍后。《列》之文词逊《庄》之奇肆飘忽，名理逊庄子精微深密，而寓言之工于叙事，娓娓井井，有伦有序，自具一日之长，即或意出挦撦，每复语工熔铸……使《列子》果张湛所伪撰，不足以贬《列子》，只足以尊张湛。魏晋唯阮籍《大人先生论》与刘伶《酒德颂》小有庄生风致，外此无闻焉……能赝作《列子》，其手笔驾曹、徐而超嵇、陆，论文于建安、义熙之间，得不以斯人为巨擘哉?［2］468在钱先生看来，虽然总体上《列子》一书在“文词”“名理”两方面较《庄子》略显逊色，但毕竟还在“寓言”文体、叙事风格、文章条理、语言精练等方面依旧拥有自身的特色和长处，评其是“自具一日之长”。并且，纵然该书现存本是张湛伪造的，那么反而更应该凭借其独特而又难以遮蔽的文学光芒而在魏晋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享有实至名归的地位。郑州大学的罗家湘教授将此定位和表述为“《列子》伪不影响列子真”(出自罗家湘2017年12月17日在郑州大学“列子与中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名为《列子重构》的主题发言)。诚然，今本中确有一些杂撺伪托的内容，但绝不能因此回避掉列子本人的真实存在和该书所具有的艺术真实性与文献价值。总之，该书现存本无论产生于战国末期、西汉初期抑或是魏晋之时，都不应忽视其所具备的优秀文学性。不仅如此，《列子》在刻画和表现人物形象方面也独具一格，其表现手法之丰富造就了众多逼真生动、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除列子师徒以外，还有包括以周穆王为代表的诸多君臣、以孔子及其弟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师门、异士、隐士等人物与群体形象，涵盖面广又特征突出，经过改写、整合后能够很好地“代《列子》言”，共同传达出原书所要表达的意旨。尤其是那些反复出现的形象类型，使人读完后更是印象深刻，从而体味其理。前文已经大致介绍过书中的周穆王，这里再谈谈书中列子本人、孔子和经典故事里人物的形象。列子本人在书中出现的次数很多，除《汤问》《力命》《杨朱》三篇以外其他各篇均有涉及，并且在《天瑞》《黄帝》《说符》中的出现最为集中，但是前后形象和内涵却有较大的差别，个中原因值得细致探究。这里仅从文学视角来分析，其他角度暂且不论。其中《天瑞》对列子的表现主要是通过平实质朴而又理论性极强的语言描写来完成的，围绕世界本原的问题，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角度记录了列子的自然天道观和自然生死观。虽然讨论的问题是形而上层面的，充满了神秘玄妙的意味，但言语的强势性、思维的辩证性特征相当突出，给人以十分真实客观的感受，从而使话语的信服力大大增加。《黄帝》篇里列子以其经历教导和告诫弟子，欲求道术精进必须先要达到无所谓是非、物我合一的超然境界。如此一来，更显神秘玄妙、虚无缥缈。但书中并非采用单一的言语说教形式，同样是在本篇之中，“列子问关尹”和“列子为伯昏瞀人射”两个故事里列子就不再掌握“绝对话语权”了，也并非鲜明突出的主题形象，甚至沦为不再以“为尊者讳”对待的“配角”。“列子问关尹”中列子是一个谦虚的求教者;“列子为伯昏瞀人射”的故事中列子本欲在伯昏瞀人面前表现一番，却被对方提出的更高要求所激将、所嘲讽，以致竟然显露出“伏地，汗流至踵”的窘态。这里显然是运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道家圣人“飘然隐逸”的形象虽打了折扣，却通过对其动作、神态的描写向人展现出列子更为真实、平凡的一面。这样，作为“冲虚真人”的列子不再像其他诸子一样被置于高高的神坛之上，而是如常人一样有着偶尔的尴尬丑态。不过，这类形象反使得列子更加亲切可感，具有生活气息。至于“神巫来郑”“列子之齐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的故事以及《说符》中的一些章节，列子本人在其中的角色则是作为事件的传达者或提问者，仍是居于从属地位，而作为其师友的壶丘子林和伯昏瞀人才是重点描写的对象。另外，列子在全书开篇，即《天瑞》篇出场时，其身份就已经是一位“珠玉蒙尘”四十年的隐士了，临行前学生向他请教，直接要求他陈述其师壶丘子林的观点，可见在列子自己门下弟子的心目中，壶丘子林更为高明或者说列子的学问主要是继承于壶丘子林的。纵观全书，能反映列子“宗师性”地位的描写极少，这在诸子书中也颇为罕见。再看孔子。有学者将今本《列子》中的孔子形象分为三种:由儒入道，亦儒亦道者;道家仰慕者，通达悟道者;儒家之君子［7］。这种划分较为中肯地反映了孔子在该书中被重新塑造的形象，但笔者认为此分法美中不足的是不甚清晰、精炼，故结合今本《列子》，进一步将其划分整合为“服膺于道者”“坚守于儒者”“调和儒道者”三种形象。书中对孔子的塑造、改写是通过文学手段完成的。先看孔子出现的频率:《天瑞》中有“孔子遇荣启期”“孔子遇林类”“孔子子贡话生死”;《黄帝》中有“孔子评说商丘开”“颜回问孔子”“孔子问吕梁丈夫”“孔子适楚遇佝偻者”“魏文侯问子夏”“惠盎见宋康王”;《周穆王》中有“郑君评樵夫藏鹿”“孔子评阳里华子中年病忘”;《仲尼》中有“孔子闲居论乐天知命”“陈大夫聘鲁”“商太宰见孔子”“子夏问孔子”;《汤问》中有“两小儿辩日”;《说符》中有“孔子返鲁遇涉水者”“白公问孔子”“孔子评赵襄子得城而忧”“孔子预言以仁义”。可见，今本八篇中有六篇都有关于孔子形象的记述，而且这些记述在某些篇章中还占有很大的篇幅。另外，有一些章节和故事，孔子在其结尾是作为评点人出现的，总结、评说、揭示道理并表明自己的态度，往往起着衬托或点睛的作用。无论哪种形式，对孔子的语言描写都是最具分量、最为重要的表现内容，而孔子话语的打造又是言简意赅、高度凝练、含义丰富、耐人寻味的。例如，《黄帝》中孔子评说商丘开，首先给予的是“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的主题性、纲领性评价，然后再展开解说，最后推人及己，告诫弟子“况彼我皆诚哉，小子识之”。这正是孔子尊道贵德、善学善教形象的生动体现。再如，“孔子适楚遇佝偻者”中，当佝偻者叙述完其“承蜩之道”后，孔子便“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于神’”，即马上回头告诉学生们一个深刻的道理，做事时心无旁骛才能臻于化境。这充分体现了孔子“一言以蔽之”的说教风格。而《周穆王》里当子贡将“阳里华子中年病忘”的事情告诉孔子后，孔子面对弟子的疑惑和请教，却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此非汝所及乎”，又转身吩咐颜回记下这件事。这一回应就很耐人寻味了，也给了后人很大的阐释空间。甚至，在《仲尼》篇中当鲁侯将陈国所谓圣人的事情告诉孔子时，孔子的表现书中只用了四个字来描述———“笑而不答”。既意蕴无穷又不言自明，孔子智慧又神秘的形象立现。还需说明的是，今本《列子》中的孔子是正面或中立的形象，并没有被丑化之处，这也是《列子》孔子形象较之于《庄子》的最大不同。今本《列子》经魏晋人的整理，就必然与那时的哲学思想乃至社会思潮发生联系，故书中孔子的形象与态度当与魏晋“调和儒道”之思想不无相关。因本文仅就文学层面而言，故不再展开另述。经典故事里人物的形象也呈现出该书优秀独特的文学性。“杞人忧天”的故事短小精悍，通过对话体的形式反映出中原先民充满忧患意识的朴素宇宙观，同时运用对比衬托的手法引出列子的观点，侧面勾勒出列子虚静放达的智慧形象。“愚公移山”的故事围绕着愚公进行多层渲染而展开，层层铺垫衬托、节节推进抬升，最终使愚公“忘怀以造事、无心而为功”的形象至今流传，时刻启迪人生切勿急功近利。而与“愚公移山”恰好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紧随其后的“夸父逐日”。实际上，书中塑造的夸父形象虽然延续了《山海经》中的神话特质，但开篇便限定了“夸父不量力”的基调，赋予原故事以新意，意在强调不可“恃能以求胜”。愚公和夸父的形象共同宣扬了要顺道不要违道的初衷，自然连及，水到渠成。“两小儿辩日”则是将孔子这样一位“至圣先师”放在评判小孩子争论的位置上，寥寥数语且全程没有对孔子正面语言、动作、神态的描写，场景自然，对接巧妙，手法新奇，极富深意。尤其是结尾小儿的一句“孰为汝多知乎”更可谓神来之笔，画龙点睛!如此，天下之大，圣人亦有不知之事，遇事不可徒凭经验的意旨便揭示了出来。“纪昌学射”中写到纪昌先在飞卫的教导下克服眨眼、苦练眼力，达到在快如梭、尖如锥的极端状态下也不眨眼;接着又适应了微小如虱、细如牛毛的目标，并直至精准射中毫无偏差的传奇程度。故事讲到这里本足以使人叹服了，但不料这一切其实只是铺垫，故事继而笔锋一转，随着纪昌射术的精进，其心态也发生了扭曲，妄图弑师自大却不意其师飞卫实则技高一筹。整个故事设计巧妙，结构完整却情节曲折，篇幅甚短但真实生动，发人深思。所要传达的“强中自有强中手，不可自以为是”的道理就蕴含其中。还有《力命》中的“管仲与叔牙”“晏子谏景公”等故事，以及《说符》中的诸多小故事在此方面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此外，正如前文曾提到的，今本《列子》中很多故事的情节曲折而完整，跌宕起伏，层层推进，富有戏剧性，彰显着文学魅力。它在说理、叙事和状物方面则是夸张不断，形式多样。状物方面如上文讲到的“偃师献倡”。还有一个较有特色的是，《列子》描写音乐也非常成功。例如“薛谭学讴与韩娥善唱”的故事中，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韩娥吟歌则是“既去余音绕梁欐，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化抽象为具体，画面感强烈，艺术效果极佳，趣味无穷。类似的故事还有“匏巴鼓琴”“伯牙子期”。综上可见，与其他诸子散文相比，今本《列子》在多方面颇有文学价值，可谓不逊色于《庄子》。《列子》这部道家著作是“一部奇书”［8］，对后世文学创作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效应。从文学性上看，曾有学者称它是后世“文章之祖”［9］。实际上，《列子》对我国汉赋、寓言、小说的创作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因此，对《列子》的文学性进行细致研究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而正如前文所叙，20世纪对《列子》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集中在真伪考辨和哲学思想研究，而忽视了对《列子》本身的文学性的研究，这也是造成《列子》研究没有《庄子》研究那么繁富热烈的原因。鉴于此，本文才以现存的《列子》文本为研究对象，接下来将重点对《列子》中的小说特质进行深入考察，并联系历史扩大视域，结合实例细致地论证其该方面的价值和影响。

三、今本《列子》对古代小说创作的影响

《列子》一书较为独特的风格就是用寓言、故事来阐述哲理，以文学形式寄寓思想。同《庄子》的寓言一道，其寓言、故事也应被视为后世小说的滥觞。明代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中如此评论道: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10］今人孙望《中国古代小说述略》更是直接将《列子》寓言归入小说史的范畴展开论述，其书还具体谈到《列子》一书所描绘的“理想国”在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和影响。笔者在此特以今本《列子》中以梦为叙述主体的寓言和该书中寓言的题材类型二者为例，探讨其与后世小说创作的关联性。(一)《列子》梦寓言与唐代的梦传奇创作。《列子》中有关梦的寓言故事对其后梦小说的创作实际是有一定影响的。在《列子》之后，晋时干宝《搜神记》里就有“焦湖庙祝以玉枕使杨林入梦”一事。唐代则出现了一些有关梦的传奇，流传至今不少我们都耳熟能详，如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白行简的《三梦记》、沈亚之的《异梦录》和《秦梦记》等。这类传奇小说都是将梦幻作为叙事主体来组织材料、谋篇布局的，而此类传奇小说可以溯源到《列子》，《列子》中不少寓言故事的写法是将现实拉入梦境，又融梦境于故事情节来表达道家思想或调和儒道思想，使人在品味故事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明白其道理、接受其教化。诸多梦寓言里人物、背景、情节等要素兼备，从艺术手法到主题思想，都有着典型与示范意义。《周穆王》篇正可谓专谈梦的一篇，共八个故事，大体都是以“如梦如幻”来说明世间万物的虚妄不实。“昼想夜梦，神形所遇”，事才是梦的根源，不要迷惑于事物表面的纷纭变化，而应把握道的本质。其中“樵夫梦鹿”的寓言故事:郑人有薪于野者，遇骇鹿，御而击之，毙之。恐人见之也，遽而藏诸隍中，覆之以蕉。不胜其喜。俄而遗其所藏之处，遂以为梦焉。顺塗而咏其事。傍人有闻者，用其言而取之。既归，告其室人曰:向薪者梦得鹿而不知其处;吾今得之，彼直真梦者矣。”室人曰:“若将是梦见薪者之得鹿邪?讵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梦真邪?”夫曰:“吾据得鹿，何用知彼梦我梦邪?”薪者之归，不厌失鹿。其夜真梦藏之之处，又梦得之之主。爽旦，案所梦而寻得之。遂讼而争之，归之士师。士师曰:“若初真得鹿，妄谓之梦;真梦得鹿，妄谓之实。彼真取若鹿，而与若争鹿。室人又谓梦仞人鹿，无人得鹿。今据有此鹿，请二分之。”［11］107－108这个寓言故事短小精悍，却既有人物情节又有背景描述。围绕“鹿”展开的游走于虚实之间的故事，其艺术方式可以说就是在创作小说。这段文字结构与情节完整，人物语言和形象生动，甚至还有着出色的心理活动描写。更值得称道的是，今本《列子》故事里还有着鲜明而娴熟的对比手法。如同篇的“尹氏与役夫”，其中有尹氏与役夫之间的主仆对比、昼与夜之间的时间对比、尹氏昼疲梦苦与役夫昼苦梦乐之间的身心状态对比。而这些对比意在告诉人们梦觉相通相同，梦中的苦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苦，梦中的乐等同于现实中的乐。也正是前文所说的“昼想夜梦，神形所遇”，把握道的本质才是关键。关于上文提到的白行简《三梦记》，鲁迅先生也曾就此说过，“彼梦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为而彼梦之者，或两相通梦者”［12］79。唐代的传奇作者继承了这种书写梦境时的对比手法，试看沈既济的《枕中记》，也是用三重对比来抒发其“人生如梦”的观点。首先，穷达对比。卢生在梦中遭遇牢狱之灾时，对其妻感叹:吾家本山东，良田数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复衣短裘，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13］生死攸关之时方知万事皆虚无，功名若浮云。其次，生死对比。卢生梦见自己死去，纵然君王器重，但死亡的命运自是无人能逃、无处可逃。功名利禄在此时与生命相比更显微乎其微。最后，梦觉对比。梦醒时才发现富贵功名不过一场梦，巨大的落差使人惊惶失措，幸而觉醒后人生的一切尚有回旋的余地。如是三重强烈对比，类同《列子》梦寓言的主题不言自明。还需指出的是，《列子》梦寓言里的做梦者都是在极大的时空跨越中经历并完成梦境的，灵肉分离，梦里和现实遵循不同的时空秩序，从属不同的情境。这也是在对比梦境、现实以彰显主题时经常运用的一种方式。如《周穆王》开篇的“周穆王与化人西游”，其中写道:居亡几何，谒王同游。王执化人之祛，腾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宫……王自以居数十年不思其国也。化人复谒王同游……王耳乱不能得听。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丧，请化人求还。化人移之，王若殒虚焉。既寐，所坐犹嚮者之处，侍御犹嚮者之人。视其前，则酒未清，肴未昲。［11］92－93这一段表现的是穆王惊醒后的情形。仿佛周围一切如旧:所坐之处仍是先前的地方，两旁侍者还是原来的人，桌上残酒还未澄清，剩菜尚有余温。梦中经历的时间似乎非常漫长，而现实度过的时间却好像很短暂，感觉只是一瞬，甚至停滞不前。其实，这种写法可概括为“时空虚拟法”，就是在文学语境中，利用设置特定“虚拟时空”或是将固有时空拉伸、压缩的方式来改变时空一体、线性、不可逆的绝对属性，其本质上是为了营造一种将绝对相对化的错觉。此写法极可能来自《庄子》里的《齐物论》，它继承了《齐物论》的相对主义思想，并将之在文学领域里继续深入推进。而正是这种错觉的营造，使得作者对客观时间变得大有可为，也同时自然展现出由梦境回归现实后的情感落差与幻灭感。该写作方式被后世传奇小说家所模仿，最经典者莫过于《枕中记》写卢生梦醒后的一幕:生欠伸而悟，见其身方偃于旅舍，吕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触类如故。［12］76卢生伸了个懒腰，发现自己还睡在旅社之中，吕翁坐在身旁，店主蒸的小米饭还没有熟，接触到的东西跟原来一样。这里同样写到了梦醒后所处的环境、身边的人和物都未有变化，尤其突出了食物前后状态的一致，表明梦境时空跨度之大与现实时间之短的强烈反差，同“周穆王与化人西游”回到现实后的描写可谓如出一辙。再如《南柯太守传》写淳于棼惊醒后，看见家中仆童持扫帚立于庭院，两个客人坐在凳上洗脚，斜阳尚未落至西墙后，放在东边窗旁樽中的酒还是澄清的。这也极类似于前述。(二)《列子》寓言故事渐变为后世小说题材。原型今本《列子》里有很多篇幅短小但情节曲折完整生动的寓言故事，与当代的小小说颇为相似。以《说符》篇为例，在“晋文公出会伐卫”中引述了一个小故事:“邻之人有送其妻适私家者，道见桑妇，悦而与言。然顾视其妻，亦有招之者矣。”文中借此故事劝谏晋文公，肆意伐卫必会使别国乘虚而入以致得不偿失。寥寥数笔却言近旨远，寓意深刻。再如同篇里的另一个故事“两兰子技干宋元王”，写的是有两个技艺高超的江湖艺人，都想凭借自身的技艺得到宋元王的赏识，但两人最终的结局却迥异，一个满载而归衣锦还乡，另一个却身陷囹圄险些丧命。事件简明扼要，寓意不言自明，算得上一篇优秀的小小说。更值得关注的是，《列子》的许多寓言故事渐变为后世小说的题材原型。如清代《聊斋志异》中那篇有名的换心故事:书生朱尔旦才疏学浅连考连败，而性格豪爽胆大不惧鬼魅。偶然结识了阴间的陆判，并愿让其给自己剖胸换心以改变自我命数。果然换心后的朱尔旦华丽逆袭金榜首名。就在这时，朱又想为其妻王氏割头换貌，陆判照办。但不料，换了头的王氏虽美若天仙，却不认朱为夫。朱就此失去了原本平和安宁的生活，在无可逃避的街谈巷议中懊悔不已。很显然，上述故事与《汤问》篇中的“扁鹊换心”颇有渊源。“换器官”的故事题材在我国明清以前文学创作中非常少见，可以说《聊斋志异》里陆判为书生换心的设计和描写是以《汤问》篇为滥觞的，甚至极有可能是受到了扁鹊为公扈、齐婴二人换心故事的直接启发而创作出来的。再如明代《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九中《田舍翁时时经理，牧童儿夜夜尊荣》的故事。该故事大致讲述的是有个叫寄儿的孤儿，天生愚蠢又不识字，靠卖力气做工过活。后来他被财主雇去放牛，生活依旧贫苦。某天一个道人看中了他，欲使他出家，可孤儿不肯。于是道人告诉他一句五字真言，并嘱咐他临睡时将此话念上百遍，必有益处。孤儿谨记于心，当夜照办念完后就睡着入梦了。在梦中他来到华胥国，成了骑骏马赴衙上任的著作郎。从那以后，孤儿白天辛勤劳作，晚上梦中便佳肴美酒，燕舞莺歌，快乐无比。直到后来财主因感念孤儿将放牛时偶然发现的金银悉数献出而收孤儿为其养子，孤儿才真正地开始过上富裕的现实生活。可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夜里再也不念五字真言了。于是他白天的境遇和黑夜开始再次颠倒:白天生活富足，夜里噩梦连连。故事里的梦境地点“华胥国”显然是化用了今本《列子》中《黄帝》篇的“华胥氏之国”，题材、主旨和情节设计则更是直接模仿了《周穆王》篇中“尹氏与役夫”的故事，可以将之看作是对《列子》经典故事的高度整合与再创作。此外，《列子》中其他一些故事也成为后世小说的题材来源。较明显的如《汤问》篇中的“女娲补天”，其在后世神魔、世情小说中多次出现，甚至在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红楼梦》开篇里也有提及;同篇内“伯牙子期”的故事则演变成《警世通言》中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更流传下来了“高山流水”的佳话等。可见，今本《列子》确实对我国古代小说文学的创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这种关联性值得今日学人深入探究。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大会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过去四年工作回顾

2003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市政府团结和带领全市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抓实干，奋发进取，战胜了干旱、台风、蝗虫等自然灾害，圆满完成市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顺利实现“十五”规划的预期目标和“十一五”规划的良好开局。

过去四年是我市经济发展较好较快的时期。四年来，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7%，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0.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5.6%。2006年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3.4亿元，同比增长12.8%，增长速度全省排名第五；地方财政收入1.66亿元，同比增长23.3%，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9个百分点，地税收入突破亿元大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5亿元，同比增长31.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亿元，同比增长14.3%。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平原瓜菜、丘陵热作、山区南药、沿海养殖等产业带初具规模，形成了龙滚菠萝镇、和乐海产镇、礼纪瓜菜镇、新兴养猪村、岛光香芋村等一批产业镇、产业村。和乐蟹、兴隆咖啡原产地地理标志保护认证工作进入国家公示阶段。完成造林面积9万亩，森林覆盖率达62.5%。2006年农业增加值完成16.2亿元，同比增长11.5%，四年年均增长9.8%。通过实施园区启动战略，工业经济提质增效，逐步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永青物流、黄河家具等项目在礼纪工业园区建成投产。万州制药厂通过国家GMP认证，成功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枫蓼肠胃康片剂”等六项新药。2006年实现工业增加值4.84亿元，同比增长15.5%，四年年均增长10.6%。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兴隆旅游区基础设施逐步改善，神州半岛、石梅湾等一批新的重点旅游景区项目建设顺利推进。以世姐万宁行、影视明星万宁行和建市十周年为载体，连续成功举办三届万宁国际文灯节，进一步扩大了万宁的知名度。2006年接待过夜游客268万人次，旅游收入7.84亿元，比2002年分别增长16.5%和46%。我市连续四年被评为全省市县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考核先进单位，经济效益和增长速度同步提高，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快车道。

过去四年是我市招商引资成效最突出的时期。市委市政府确定2005、2006年分别为“招商引资年”和“项目推进年”，实行了责任招商、重点招商和质量招商，推行了“订单服务”，参加了“泛珠三角”洽谈会等一系列招商活动，吸引了中信泰富、华润集团、中信国安等一批境内外知名企业落户我市。2003年以来，共引进项目108个，计划投资255亿元，实际投资20.9亿元，其中2005年引进大项目28个，计划投资171亿元。2006年策划的“9+1”项目顺利启动。神州半岛项目顺利推进，完成了项目区内《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协议书》和《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签订、安置对象确认、户型选择、生产基地征地等工作，安置区建设和区外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大项目的进入掀开了我市项目建设史上新的一页，增强了我市经济发展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