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范文10篇

[关键词：公共知识分子公共领域

从90年代至今，“知识分子”这个称呼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已尽失其光环——尽管这个光环存在的时间并没有多长。今天，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常常喜欢以“知道分子”来自我调侃。我想，这之中既有对自身所属群体的无法认同，也有无奈之中的自我保护。知识分子在大众媒体上乃至不少人的心目中，表现为一种并不惹人喜爱的刻板印象：他们喜欢“忧国忧民”，喜欢“愤世嫉俗”，但他们也仅仅停留在“高谈阔论”阶段；他们往往表现出道德卫士的样子，但最终不是失之迂腐，便是失之虚伪。另外，在一个以实用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中，知识分子惯常的“批判”立场也显得不合时宜，“建设性”才是正确的做法。

说知识分子群体集体死亡也许有点过分，但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确实处于严重的分裂之境况，当然我们可以先不急于对这一境况进行评判。在80年代形成短暂的社会改革和思想启蒙统一战线之后，90年代之后的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发生了难以逆转的分化。以价值取向和自我身份认同而论，广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至少呈现出四种典型的样态：（1）传统知识分子。这在年龄较大的知识人中比较常见，他们仍然抱有较为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在道德上颇具保守主义色彩，但社会变迁的复杂程度已经大大超越了他们所拥有的话语资源。因而，近年来他们在大众媒体上已近乎失声，反而变成了媒介有关“知识分子”的刻板印象的主要现实来源。（2）名利知识分子。对于此类知识分子而言，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地位主要是带来声望、金钱或权力的工具。因此，他们或者与大众文化市场结合起来，成为畅销书作家、媒介上的“学术明星”；或者与体制结合起来，学而优则仕，成为政府智囊团成员或直接成为官员。（3）专家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往往栖生于学科壁垒较高的专业领域，有较为精深的专业素养。相对于关怀社会普世价值，他们对专业的价值理念和知识进展有更积极的追求。在认同上，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看作是一个专业人士，以解决学术问题和专业问题为目标，而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良心”。（4）公共知识分子。这是最近几年才被中国知识界和传媒界频繁使用的字眼。从字面意思来看，它主要强调了一种与“专家”不同的精神气质。与专家知识分子相反，得以形成公共知识分子之自我认同的，并非其专业知识，尽管在学科分化的今天，他们在职业上也体现为某个专业领域的“专家”，但对社会普世价值和公共问题的关注才是其为学之本，专业只不过是具体的思想路径和影响方式。换言之，对公共领域而非专业领域的批判性参与，才是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关键。[1]这样说，是否已是未经省察地将某种光环赋予了“公共知识分子”？事实上，若论及“知识分子”的本义，便一定是包含了“公共”的含义在其中。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起源于19法国与俄国，特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但是，晚近几十年国际知识界对“公共”两字的刻意强调以及有关“公共知识分子”（或“普遍知识分子”）的争论，恰恰反映出知识分子群体“公共性”光环的危机，它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我看来，如今每一个试图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或为公共知识分子而欢欣鼓舞的人，都必须面对两个问题的拷问：其一，作为对复杂的社会问题进行批判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待因学科精细化而带来的专业性增强的事实，以及与此相伴生的高度分化了的社会诸领域需要更为专业的知识去“打理”这一事实？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一个非经济学专业的知识分子涉及到经济-社会现象的时候，他是否有足够的知识去理解和评判那种经济现实？他的意见是否就因为他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而更为重要？换言之，难道仅仅道义立场就可以弥补专业上的不足？其二，作为强调“公共”的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公共利益界定的困难？当某人自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或多或少认为他的意见代表了“公共利益”，但谁能保证这不是假公共利益之名行集团利益之实？又或者这只是某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哲人王心态使然？即便我们不认同自由-多元主义者全然否定公共利益存在的观点，但是，在一个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公共利益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由谁来定义却大有争论。事实上，任何人，任何机构或任何群体恐怕都难有将自己称为公共利益一贯代表的根据。

那么，我是否取消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的依据？并不然。事实上，面对利益分化和知识分化的社会现实，公共性的重建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我所质疑的只是这种公共性的内涵。大众传媒对权力的依附以及媚俗的性格使我们不得不去深思由它所赋予的光环是否掩盖了深层的事实[2]——学者的“名流化”，“演播室专家”、“电视知识分子”的大量涌现或许就是一个典型的表征。或许我们应该将目光从公共知识分子身上移向公共领域本身。将公共性建基于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力量上，不若强调建构真正的公共领域。毫无疑问，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完善依靠知识分子的努力，但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却绝对无法代替一个健康的公共领域本身。强调公共领域让我们能把握住最关键的环节，同时也使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卸下既不必要的也无力承受的重担。公共知识分子大可不必将自己看作是“社会良心”的代表，他代表的只是个人的良心，而这种良心来自于他对知识和道德的诚实；他也不必言之凿凿地称自己的观点代表的就是“公共利益”（我认为这是一种虚妄），而只将自己的观点看作是诸多平等观点中的一种——换言之，他承认社会的多元性，承认利益冲突的存在，承认不同社会处境的人们对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他与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多元主义者不同在于：他同时也承认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成员在对话的基础上达成相互理解和普遍共识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一种利益集团之间完全诉诸权力的宰制和妥协，无论这种权力来自于政治、经济抑或是文化资本。

不管这种看法是否带有过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我看来，这样个人本位的理想主义，远远好过宣称自己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哲人王”式的理想主义。恰恰是这种心态才是公共领域得以形成的心理基础和道德基础。真正的知识分子理应会认同哈贝马斯对交流中“诚意”的强调，并且以此作为自己在公共领域中发言的原则——值得指出的是，在“诚意”和“公共性”之间，有着非常微妙，但非常关键的联系，正如荀子“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一语所包含的深刻的心理洞见。这样看来，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的角色，不是支配者，不是利益集团的代表者，但同样也不宣称是普遍利益的代表，他是公共领域中“对话”的倡导者、参与者、推动者、反思者和批判者。对于公共领域而言，公共知识分子们要做的，除了就具体公共事务积极发言，更重要的是推动建立一种有助于推动理性对话的“发言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将我所说的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称为“最低限度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所内涵的“公共性”，乃指捍卫公共领域对话之根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公共性的不断参与重构。而这是一个远远没有达成的目标。今天知识分子群体面临的窘境是，许多人要么无法发出声音，从而无法“公共”；要么他所发出声音，在商业和政治场域中被主流化，从而失去其批判的锋芒，不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这种情况正反映出，我们的问题首先不在于没有“公共知识分子”，而在于没有“公共领域”。

关键词：公共知识分子社会建构

出现是诸多力量登台的入口：出现就是这些力量的爆发，从幕后跃到台前，每种力量都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福柯*

在一篇关于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书评中，我这样谈及了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问题：

“这里不仅有民众对名人的更强好奇心，各级政府的某些”重视人才“的政策导向和措施（往往是让他们担任行政或社会职务），而且有社会专业化不够本身对专业知识分子的不理解和缺乏支持，以及社会名声（文化资本）对于获得研究经费（经济资本）和社会支持（社会资本）的重要。此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界缺乏测度的硬指标，或有些专业本来就没有多少学术的传统、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问题的专业化研究与非专业化评论之间的边界比较模糊、讨论社会问题容易产生轰动效应、许多中壮年知识分子大都有”“中自学经历并兴趣广泛、许多学者人过中年后专业竞争能力已明显下降、近年来对跨学科研究或交叉学科的强调以及急剧膨胀的媒体与名人的相互需求和合谋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很容易在当代中国造就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对专业能力不足或正在下降的知识分子，这里确实有很大的诱惑。”[1]

我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但这样的讨论实在是太粗略了，尽管是由于主题和篇幅的限制。

因此有必要在此专门讨论一下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本文将借助福柯的思路，将“出现”视为诸多力量登台的入口，同时基本延续我的那篇文章中借用的由波斯纳提供的分析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制度框架。[2]

关键词：媒介知识分子悖论

表达来自所有社会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声音，应属媒体的天然般本性，但是在官方话语“增益饱和”的媒介政治环境下，却成为了当代中国媒体一种独特的、近乎乌托邦的追求。“媒介的知识分子角色”和“知识分子的媒介角色”两种提法虽有差异，但都体现了上述的表达愿望，即知识分子在媒介上说话的权力，或深而论之，知识分子在以媒介为标志的公共领域中的社会作为和社会责任。

然而，考察中国媒体十年之现象便会发现，上述两个命题的提出，包括引发本次讨论的杜维明先生在杭州的感言，其直接起因却并非是喋喋不休的官方言说，而是商业之声在媒体“放大器”上的啸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媒介改革的显著成果之一便是所谓“媒介知识分子”的登台亮相。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在各种媒体——尤其是电视——上频频露脸发言，其声响的分贝值之高与信噪比之低，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从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中突颖而出的媒介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似乎已经标志性地和历史性地走出了“沉默的螺旋”。

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改革，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命运。中国与改革中国之知识分子的差别，在于它从统治阶级的依附阶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转变成为今天的“嵌入”阶层甚或中坚阶层，从被剥夺、被批判、被同情的对象转变成为被供奉、被尊重的对象，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社会底层敌视的对象。现代化中国的进程正在步入西方启蒙理性的框架，“专家治国”成为社会共识，知识阶层逐渐分化、融合、演变成为社会政治、科技、法律、教育、文化体制中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以其在专业领域对知识的掌控而获得权威。作为这种权威的显现，我们既看到前所未有的媒介力量，也看到了专业知识分子在媒介上的全面出击：在几乎所有的议题上——尖端武器、历史遗产、金融股票、饮食男女等——和盘开讲、传道解惑。拉扯知识分子和媒介联姻的是“专业主义”这个媒婆，这是一场现代性的明媒正娶。只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介所共有的先天缺陷或后天不足，导致知识分子集体的媒介形象或公共形象蒙上一层经营的、媚俗的色彩、妄自尊大与唯唯诺诺兼而有之。

媒介知识分子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只有通过大众媒介才能搭建和进入自由讨论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一旦以大众媒介作为自己的意见工具，知识分子的自行表达和自由讨论将不可避免的受到制约。在“媒介知识分子”这一偏正结构的称谓中，“媒介”既是修饰，也是限制。哈贝马斯已经充分讨论了以大众媒介出现为标志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其结果是，自我形成的、以批判为特征的公共领域转变为机构型的、体制化的和操纵性的公共领域。大众媒介“在一种无限扩展的公共领域中削弱了公共性原则的批判功能。”(哈贝马斯,1999)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公共”（public）一词本身包含着“公开”与“公众展示”的含义(王翰东,2003)。在很大程度上，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是由现存政治与商业制度所决定的公开展示的方式或体制，用哈贝马斯的话说，是一个“超级广告”。因此，知识分子如果无条件的借助于大众媒介，热衷于在媒体上的抛头露面，并沾沾自喜地把“媒介知识分子”看作是自己“公共”身份的认同标记，对其群体而言将是既危险又可悲的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加冕为“电视知识分子”的那批人，应该像布尔迪厄或利奥塔那样，与（电视）媒介的表现形式保持必要的间距。为了“使本应成为民主的非凡工具的电视不蜕变为象征的压迫工具”，布尔迪厄(2000)“不得已而为之”地用电视演讲来批判电视。作为其妥协的补救举措，他要求制片人“避免任何形式上的追求，放弃任何说明性的图像”，以避免干扰演讲的论辩性与论证性。利奥塔(1997)则走得更远，他在上法国电视3台的“自由论坛”节目时，要求自己不出图像，仅保留画外音；或者出图像而蓄意让声画不同步。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像他们那样极端从事，但是我们有必要对媒介“公共性”的悖论，对媒介知识分子“公共表达”的悖论保持高度的警觉。

媒介知识分子是一个悖论，更重要的还在于：从知识分子集体中分化出来的这一特殊群体，将不可避免地伴随某种“染色体”的变异。媒介知识分子一旦形成，能否保持其知识分子的“物种”特征将成悬疑。如果说，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特征之一，那是来自于知识分子历史形成的“全无居所”（萨义德语）的社会地位。萨义德把法兰克福批判学派成员阿多诺称为“行而上的流亡者”，“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流离失所意味着从寻常生涯中解放出来”。因此，流亡就不仅是中外众多知识分子的实际生活状况的写照，是一种“真实的情境”，而且也是“隐喻的情境”，是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状态的描述。“把知识分子设定为圈外人的模式，最能以流亡的情形加以解说——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仿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倾向于避免、甚至厌恶适应和民族利益的虚饰。对这个隐喻意义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就是无休无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定下来，而且也使其他人定不下来。”(爱德华•萨义德,2006,2007)反观今日在大众媒介进进出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俨然以“圈内人”的身份自居，以专业知识与社会地位为资源，营造着更为稳定和舒适的未来居所。大众媒介成为接纳“流亡”知识分子的寓所，它在造就“安居乐业”精神景象的同时，也满足了知识分子济世救国的公共情怀。媒介知识分子的这一特殊分化与中国知识界在教育领域的专业化趋势紧密相关。打着福柯“特殊知识分子”的旗号，希冀通过在自己专业领地“修身齐家”，从而涉入“治国平天下”的公共领域，一度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大讨论的一个时尚话题(许纪霖,2006)。大众媒介与知识分子某些特殊群体合谋的一个结果是：百家讲坛成为几家讲坛；媒介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圈内”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过度表达，映衬着知识分子总体上的表达不足，也映衬着其他社会边缘阶层的无所表达。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单一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研究；从角色到角色集；基于场域观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从场域到场域丛：多元角色扮演分析的有益尝试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在现代化进程中没有明确的社会定位，难以找到自己的归宿、把视域局限于知识分子扮演的某一特定社会角色、神圣的社会批判者、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驱、占统治地位的新阶级、专家、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角色集是指“一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角色”、布迪厄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放进学术场域的架构下进行研究、布迪厄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实现了从场域到场域丛的转换等，具体请详见。

自1894年德福雷斯事件以来，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在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等学科受到普遍重视，提出了大量的理论观点。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在知识分子的内涵、外延、地位、社会作用等方面，学界的观点歧异，互相抵牾，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知识体系。根据吉登斯的“双重解释说”，社会科学家们观点的歧异无疑也影响到了作为常人的一般知识分子在日常实践中的表现，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进退失据，难以有所作为，我国现代知识分子即是如此，他们“角色模糊，命运多舛”，在现代化进程中没有明确的社会定位，难以找到自己的归宿。究其根源，造成这种理论与实践困惑与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理论界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方法论本身的关注较少，各种研究范式之间缺乏足够的对话和融合。本文将总结几种主要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范式，比较其优缺点，以期厘清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中观点歧异的方法论原因，探索解决的路径。笔者认为目前在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方面主要有以下三种研究范式：单一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研究、知识分子的角色集研究、知识分子的场域观研究。

一、单一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研究

郑杭生等给社会角色的定义是：“与人们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单一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研究”者们则片面地执信这类定义，把视域局限于知识分子扮演的某一特定社会角色，只将一种行为期望投注在知识分子身上，忽视他们作为社会人扮演的其他社会角色，仿佛知识分子是一个天生的知识人(bornintellectual)，生来就是为了扮演这一种社会角色的，而且各种不同的论者对知识分子所应该扮演的这一社会角色为何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对知识分子角色期待的混乱也造成了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角色认识和理解的模糊不清，从而导致知识分子角色实践的差异和混乱。关于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这个“唯一”的社会角色应该是什么，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神圣的社会批判者

信奉知识分子精英论的研究者往往从道德主义出发，赋予知识分子神圣的使命，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是社会的良心，从事社会批判是他们的天职，他们将知识分子作为潜在的或实际的反对者、改革者和革命者、社会和文化方向的开拓者和反传统的开拓者。如萨义德将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定位为局外人、“业余者”、扰乱现状的人(outsider,amateur,anddis—turberofthestatusquo)；福柯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人手，主张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不在于为民众代言，而是与身临其境的权力形式做斗争，揭示知识分子话语与权力统治之间的隐蔽关系；戈德法布把知识分子描绘为“某些特殊类型的陌生人”，认为他们特别注重自身的批判能力，独立于权力中心自主行动，其听众和读者是广大民众，在民主社会中能起到专业性质的作用。促进对迫切的社会问题进行开明的讨论。对于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来说，若问知识分子何以能够成为社会批判者，曼海姆的答案较具代表性：这是因为他们是一个自由漂移(free-floating)的阶层，允许其他社会群体的个体进入其中，正是因其没有归属，所以他们具有批判性和超越性。

一、厘定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涵义

何谓“公共情怀”？目前学术界内对此的专门研究不多，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社会参与、对公共生活的关心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公共精神。如有学者这样界定公共情怀：“公共情怀是公民的精神实质，是对公共生活的萦怀，对民族大事的关心，对社会活动的参与，是现代公民精神风貌的基本素质。我们生活在现代化大生产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创造的共同生活的模式，反应在思想文化上就是鲜明和强烈的公共关怀，对集体、民族、国家,即对公共生活的关心”[1]。无论学界对公共情怀的界定有何区别，有一点是确定的，公共情怀首先关乎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一块相对独立的中间地带，公众借以自由地发表公共意见，对公共权力予以批判。”[2]可见，公共情怀展示的内容是“公共”的，其感情是深厚的。本文在行文的过程中，力主公共情怀是在相对于个人情怀的意义上存在的，可解为“公共”和“情怀”两个层面，一方面，“公共”在数量上表现为对他者和社会的关注，其中他者作为一个集体概念而存在，并成为构成社会机体的基础，即公共情怀是以公共领域的存在为基本前提，表现为对公共领域的关注、思考和批判，另一方面，“情怀”在通常意义上解为“含有某种感情的心境”，即表征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状态。因此，“公共情怀”在公共活动中形成的对于“公共”意识的把握，以及公共活动的参与情结；在内容上表现为对他者和社会等相对宏大的机体的关注，同时表现为对关乎长远发展的方面。由此，“公共情怀”表现为对他者和社会的感情中表现出来的公共意识和公共实践情结。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展示的是高职教师在对待学生、对待社会中表现出来的公共意识和公共实践。在主体上，关乎高职教师对高职学生群体、对于高职专业与社会的关联度以及对于高职院校发展的所思所虑。由此可以看出，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主要包含三个层面：一是高职教师对于高职学生群体的公共情怀；二是高职教师对于高职专业建设与市场相联系的公共情怀；三是高职教师对于高职院校与社会契合的公共情怀。由于“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双重属性”，这就决定了高职教师身份的双重性，其首先是教师，要有联系学生将来、关注大学生群体的情怀，同时，高职教师作为“培养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的一线工作者，作为高职院校发展的中坚力量，要有关乎就业、职业、市场与社会的公共情怀，热心关注市场、社会发展，并将职业教育视为推动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手来重视和推进。最后，高职教师作为一个特殊的教师群体，要有心系社会，并着力将对于社会生活的关注转化公共实践，真正实现“公共人”的转化和蜕变。

二、透析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现状

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作为一个不陌生的概念，伴随着教师职业的起始，并随着社会现代性公共场域的拓宽、公共生活的丰富多彩而被逐渐推近到人们的视线范围之内。现实中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是否存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纵观现阶段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现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处于蛰伏状态。正如知名学者晏辉指出的一样，现代社会“使植根于心灵深处的善良、正义、友爱等优良品质处于拔根状态，要么使原本清晰的实践法则变得模糊不清，总之使人们的精神公共性处在自我解构之中。”[3]而高职教师公共情怀的蛰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意识是存在的，但是基于“公共情怀”的特点，其必须通过有效的形式表现出来，针对高职教师主要面对的高职大学生主体，其首要的也是最为基本的，即高职教师的课堂教学要有饱含公共情怀的因素和环节。事实上，现今高职教师对高职学生的公共情怀教育普遍处于欠缺状态。主要表现为：高职教师的课堂教学内容缺乏公共精神的方面，同时，高职教师的教学方式留恋于传统的课堂说教状态，而缺乏鲜活的校园文化生活实践，甚至未将高职课堂有效的引入到社会大课堂中。其二是高职教师的公共行动处于停滞不前状态。现阶段的高职教师在大众传媒的林林总总环境中，基本具备贴近学生、符合市场以及社会需要的高职发展的公共态度和意识，但是基于对高职专业、高职院校了解的缺乏，而不能很好的将这种公共意识和态度运用到有利于高职教育发展的实践中，因此，在行为上表现为消极作为，由此使得高职教师的公共行动处于停滞不前状态。二是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出现异化现象。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事关“公共”群体和“公共”领域，因此其表现必然通过这些来展示。目前，高职教师对高职大学生的关注应体现在群体性上，但是在实际过程中，高职教师对学生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个体性”上，这恰恰是对高职教师应有的公共情怀的异化。首先是高职教师注重关注高职学生的个别性，而消弭了对高职学生群体性的关注。其一是关注个别成绩优异学生而忽略其他学生。诚然，关注高职院校中成绩优异的学生没有什么不好，问题的关键是作为高职教育建设的主力军，高职教师要做的是关注整个学生群体。其二是在教师所关注的个别优秀学生中，教师对学生的关注倚重于该生的文化课表现，甚至是文艺才能的发掘，而忽视了学生的心理健康、职业道德等公共性教育；同时，教师对成绩优异学生的关注只局限于在校期间表现的重视，而忽视了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引导与规划，对于学生未来走上职业岗位对学生的跟踪管理及引导更显得空缺。其三，现实中缺乏对高职大学生这个区别于普通大学生的特殊性群体的研究和关注。群体性研究的缺乏和缺失必然带来对高职学生群体了解的片面性和不完整性。其次是高职教师过多注重教师个体，客观上亵渎了公共情怀。一方面，青年高职教师借“高校教师”这一角色作为谋求物质利益、诸如其他兼职甚至是社会地位的一个筹码，由此造成其本身的职业发展谋划模糊；同时，中老年高职教师基本上在高职院校属于发展动力不足的状态，这主要表现为教师的职业倦怠现象凸显。另一方面，高职教师群体之间的专业交流显得微不足道。显而易见，现时代，高职教师之间的学术交流基本上处于空白的状态。这种忽视教师群体交流、融通的交往方式，往往对高职教育的发展起到负作用。最后表现为高职教师对高职院校关注的消极和缺乏。其一是高职教师对本身所在高职院校的消极关注，即较少将高职院校的发展纳入自身的发展规划与日常思考中，对高职院校整体规划的关注只是局限于院校层面教育教学会议的灌输，而缺乏主动性关注；其二是对其他高职院校关注的缺乏。高职院校作为高职教师赖以生存的单位，有着适用于本校、本地区的专业定位和学校发展目标，而这些定位和目标有待于在校的高职教师积极投入。高职教师长期对其所在高职院校宏观规划的关注缺失，造成了高职院校发展只是院校领导层单方面主动思考的问题。

三、反思：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现状

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被多方面关注，缘于其发展好坏直接关系着高职教育及高职院校本身的发展。从宏观上看，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蛰伏与异化，与现今我们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

[论文关键词]当代文学;创作转型;公共写作;私人化写作

(论文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兴起，当代文学创作出现了急遽转型，呈现出从经典写作向消费写作转化和从公共写作向私人写作转型的特征。

zo世纪so年代至今，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这神社会转型对文学创作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虽然，对这种文学转型，人们的评价还不尽相同，但是在基本问题的判断上，学界还是取得了一致的共识，那就是“无论是中国文学本身，还是我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在20世纪90年代都在发生‘分化’或‘分裂’。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那种一往无前、坚定不移的气势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正在变得暖昧、犹疑、矛盾重重，没有了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明确的方向感。”本文试图从经典写作向消费写作转化和从公共写作向私人写作转型两个角度，概括和阐述发生在世纪之交的这场文学转型现象。

从经典写作向消费写作转型

传统的写作方式，追求的是经典写作。这种写作模式为人类历史留下了许多熠熠发光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从《诗经》到《荷马史诗》，从《离骚》到《巨人传》，从唐诗宋词到《人间喜剧》、《安娜?卡列尼娜》，这些伟大的文学作品，要么以瑰丽的想象向俗世的人们描摹一个美好的世界，要么以深厚的人文理想启蒙愚昧时代的人们，要么以高超的艺术手法震撼孤独的人类灵魂。文学经典的写作带给人类的意义是深刻的，“文学经典是历史的回声，是审美记忆的延伸，而文学经典也是后代作家超越自我的精神刻度。作家只有在与经典大师的竞争中，才能使作品获得原创性，拓展文学的想象空间，超越艺术的极限，为未来提供崭新的、艺术化的记忆。”〔’〕一句话，这些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之所以能彪炳史册，就是因为它们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并为它那个时代的人们带来了对未来的信心和勇气。

但是，时至今日，这种经典写作模式渐渐式微了，以读者为中心的消费写作模式，完全抛弃了传统写作的那些案臼。作家们不再追求作品传至万世，他们只求文学作品在当下快速消费。作家把自己变成了码字工和搬运工，他们源源不断生产出文字，至于这些“快速消费品”到底有多少营养，里面蕴含多少深厚的思想，是否给人类提供瑰丽的想象，是否能给人类的存在带来希望，这些都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大致而言，1卯0年代之后的文学生产、传播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出与经典写作完全不同的样式。

对“知识分子”的政治社会学传统界定的局限

时下，“知识分子”成了一个很值得玩味的概念，有的人以“知识分子”自居，有的人却别出心裁地自称“知道分子”。那么，

在我国的社会环境中，究竟该怎么界定“知识分子”呢？

对于“知识分子”，历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与对待方式。迄今我们看到的最典型的界定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政治社会学的界定。如《辞海》1989年版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在社会出现剩余产品和阶级划分的基础上产生，……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分属不同的阶级。”这种界定有几个理论上的问题：

第一，它对概念内涵的表述，除了“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脑力劳动者”外，并没有其他特殊的规定。就是说，凡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都应该属于“知识分子”。但是，在接下来的外延表述中，却又做了特殊的限定，小心地略去了像有相当学历的官员、职业政治家、管理者、企业家和商人等。他们算不算“脑力劳动者”？算不算“知识分子”？如果就这个问题追问下去，我们就会从下一点得到启示。

第二，这种界定的最终落脚点，显然在于确定知识分子的“政治对象”性质。它是从社会管理者的角度，来说明“知识分子”是一个怎样的对象群体。正因为如此，它才不需要把这些管理者本身包括在内；而且在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经纬的思维框架内，这种划分也必然最终归结为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显然，这种界定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和实践可操作性。

根据中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要求,按照中央提出的"加强领导,强化培训,严格管理,注重实效"的原则,现提出本年度全区干部教育培训计划.全区局级领导干部进修班1,培训对象,名额与学制:培训对象为街道,乡镇和区直部门处(局)级领导干部和非领导职务干部,新提任的领导干部和未调训的领导干部优先安排参加学习.举办2期,每期70人,学制3个月.2,培训内容:围绕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建设省会新区,进行科学发展观,现代领导科学,法律法规,计划生育,党性教育等方面的教育培训,研讨重大理论和全区的现实问题,进一步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3,时间安排:第一期,3月下旬开学;第二期,5月上旬开学.4,培训地点:区委党校.5,学员选调及管理: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负责.二,全区新任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培训班1,培训对象,名额与学制:培训对象为新任农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举办1期,共100人,学制7天.2,培训内容: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结合我区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实际,着眼于农村干部的接受能力,坚持突出重点,灵活多样,注重实效的原则,开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农村,加强农村财务管理,计划生育,反腐倡廉等课程,并进行警示教育.3,时间安排:3月份.4,培训地点:待定.5,学员选调及管理:区委组织部负责.三,全区组工干部培训班1,培训对象,名额与学制:培训对象为乡镇(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区直各部门组织人事科长.举办1期,共50人,学制3周.2,培训内容:以全国,全省,全市组织工作会议精神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为重点,围绕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基本程序和基本方法,就组织工作,人事工作,人才工作进行学习研讨,进一步熟悉掌握组织工作方式方法,提高组工干部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3,时间安排:9月.4,培训地点:待定.5,学员选调及管理:区委组织部负责.四,全区拔尖人才政治理论进修班1,培训对象,名额与学制:培训对象为长清区第六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举办1期,共46人,学制2周.2,培训内容:以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为基本内容,围绕实施"人才强区",重点研讨如何更好地发挥拔尖人才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长清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3,时间安排:9月.4,

培训地点:待定.5,学员选调及管理:区委组织部负责.五,全区党外知识分子培训班1,培训对象,名额与学制:培训对象为部分党外知识分子.举办1期,共50人,学制5天.2,培训内容: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重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党外知识分子的有关方针政策等.3,时间安排:10月份.4,培训地点:区委党校.5,学员选调及管理:区委统战部,区委党校负责.六,全区女中青年干部培训班1,培训对象,名额与学制:培训对象为区直部门,乡镇(街道)科级女干部,大专以上学历,年龄在45岁以下.举办1期,共50人,学制45天.2,培训内容: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重点,系统学习政治理论,公共知识,市场经济知识,行政机关礼仪知识,计划生育政策等.3,时间安排:9月份.4,培训地点:区委党校.5,学员选调及管理:区委组织部,区妇联,区委党校负责.七,其他干部培训工作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本单位实际,抓好在职工作人员的岗位培训.公务员培训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培训,由区人事局具体组织实施

根据中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要求，按照中央提出的“加强领导、强化培训、严格管理、注重实效”的原则，现提出本年度全区干部教育培训计划。

一、全区局级领导干部进修班

1、培训对象、名额与学制：培训对象为街道、乡镇和区直部门处（局）级领导干部和非领导职务干部，新提任的领导干部和未调训的领导干部优先安排参加学习。举办2期，每期70人，学制3个月。

2、培训内容：围绕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建设省会新区，进行科学发展观、现代领导科学、法律法规、计划生育、党性教育等方面的教育培训，研讨重大理论和全区的现实问题，进一步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

3、时间安排：第一期，3月下旬开学；第二期，5月上旬开学。

4、培训地点：区委党校。

本文对围绕齐玉苓案形成的宪法司法化讨论进行分析，展现了法律人就“宪法司法化”问题所形成的两个话语悖论：其一，宪法司法化究竟是将宪法作为法律渊源的司法判断过程，还是对成文法进行违宪审查的过程；其二，“认真对待宪法”究竟是对待抽象的宪法理念还是具体的宪法文本。由于多数论者采用了法律政策学的话语策略，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中真正的宪法缺场了。这些悖论暴露出法学家在推进宪政时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变法心态和文人政治与宪政本身要求的宪政神圣权威之间存在着冲突，另一方面，宪法的司法化与宪法的政治化存在着紧张。为了克服上述悖论与困境，应采用法律解释学的方法来取代法律政策学的方法。因为法律解释学不仅展现了法律的智慧，而且由于它坚持遵从权威、审慎节制而成为宪政改革应当遵循的政治美德。

关键词宪法司法化宪政法律政策学法律解释学公共知识分子

2001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案（以下称“齐玉苓案”）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直接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以下简称“宪法”）中公民享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判决原告胜诉，由此引发“宪法司法化”的讨论。尽管这样的讨论集中在话语层面，但是，如果不是将话语理解为一个反应性的社会表达，而是理解为一种建构性的实践，一种与“非话语实践”相对应的“话语实践”，那么，这个案件的讨论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宪法的理解，培养整个社会的宪法意识，而且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宪法时代的到来，这样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思考宪法确立的国家权力结构，尤其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最高人民法院之间在宪法解释和违宪审查问题上复杂的关系[1].一句话，案引发讨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必须在中国的宪政理论和宪政运动的背景上来理解[2].

然而，正是在这个背景上，我们会发现在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中存在着内在隐蔽的话语悖论或者紧张。这种紧张不仅体现在人们对“宪法司法化”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话语内容与话语策略之间的悖论。这种悖论已经使宪法司法化的讨论陷入理论和方法上的误区。如果对于这种话语悖论缺乏清醒的认识，那么这种讨论就可能无法进一步深入下去，最终只能是一种凑热闹赶时髦的“泡沫学术”。

一、“违宪审查”还是“司法判断”

“宪法司法化”这个概念是由王磊博士最先提出的[3].正是齐玉苓案所引发的讨论将这个还躺在书本里的概念变成公共话语。如果我们除去公共话语赋予这个概念的种种想象和感情色彩，从一个法律概念的角度来分析，那么这个概念含义究竟指什么——是指将宪法作为法律渊源并由法官在司法审判中直接援引宪法条款的“法律适用”或“司法判断”（judicialjudgment）问题，还是由法院对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进行“违宪审查”（constitutionalreview）问题。这两种不同的理解会把宪政引入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建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