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范文10篇

[关键词：公共知识分子公共领域

从90年代至今，“知识分子”这个称呼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已尽失其光环——尽管这个光环存在的时间并没有多长。今天，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常常喜欢以“知道分子”来自我调侃。我想，这之中既有对自身所属群体的无法认同，也有无奈之中的自我保护。知识分子在大众媒体上乃至不少人的心目中，表现为一种并不惹人喜爱的刻板印象：他们喜欢“忧国忧民”，喜欢“愤世嫉俗”，但他们也仅仅停留在“高谈阔论”阶段；他们往往表现出道德卫士的样子，但最终不是失之迂腐，便是失之虚伪。另外，在一个以实用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中，知识分子惯常的“批判”立场也显得不合时宜，“建设性”才是正确的做法。

说知识分子群体集体死亡也许有点过分，但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确实处于严重的分裂之境况，当然我们可以先不急于对这一境况进行评判。在80年代形成短暂的社会改革和思想启蒙统一战线之后，90年代之后的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发生了难以逆转的分化。以价值取向和自我身份认同而论，广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至少呈现出四种典型的样态：（1）传统知识分子。这在年龄较大的知识人中比较常见，他们仍然抱有较为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在道德上颇具保守主义色彩，但社会变迁的复杂程度已经大大超越了他们所拥有的话语资源。因而，近年来他们在大众媒体上已近乎失声，反而变成了媒介有关“知识分子”的刻板印象的主要现实来源。（2）名利知识分子。对于此类知识分子而言，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地位主要是带来声望、金钱或权力的工具。因此，他们或者与大众文化市场结合起来，成为畅销书作家、媒介上的“学术明星”；或者与体制结合起来，学而优则仕，成为政府智囊团成员或直接成为官员。（3）专家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往往栖生于学科壁垒较高的专业领域，有较为精深的专业素养。相对于关怀社会普世价值，他们对专业的价值理念和知识进展有更积极的追求。在认同上，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看作是一个专业人士，以解决学术问题和专业问题为目标，而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良心”。（4）公共知识分子。这是最近几年才被中国知识界和传媒界频繁使用的字眼。从字面意思来看，它主要强调了一种与“专家”不同的精神气质。与专家知识分子相反，得以形成公共知识分子之自我认同的，并非其专业知识，尽管在学科分化的今天，他们在职业上也体现为某个专业领域的“专家”，但对社会普世价值和公共问题的关注才是其为学之本，专业只不过是具体的思想路径和影响方式。换言之，对公共领域而非专业领域的批判性参与，才是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关键。[1]这样说，是否已是未经省察地将某种光环赋予了“公共知识分子”？事实上，若论及“知识分子”的本义，便一定是包含了“公共”的含义在其中。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起源于19法国与俄国，特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但是，晚近几十年国际知识界对“公共”两字的刻意强调以及有关“公共知识分子”（或“普遍知识分子”）的争论，恰恰反映出知识分子群体“公共性”光环的危机，它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我看来，如今每一个试图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或为公共知识分子而欢欣鼓舞的人，都必须面对两个问题的拷问：其一，作为对复杂的社会问题进行批判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待因学科精细化而带来的专业性增强的事实，以及与此相伴生的高度分化了的社会诸领域需要更为专业的知识去“打理”这一事实？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一个非经济学专业的知识分子涉及到经济-社会现象的时候，他是否有足够的知识去理解和评判那种经济现实？他的意见是否就因为他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而更为重要？换言之，难道仅仅道义立场就可以弥补专业上的不足？其二，作为强调“公共”的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公共利益界定的困难？当某人自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或多或少认为他的意见代表了“公共利益”，但谁能保证这不是假公共利益之名行集团利益之实？又或者这只是某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哲人王心态使然？即便我们不认同自由-多元主义者全然否定公共利益存在的观点，但是，在一个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公共利益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由谁来定义却大有争论。事实上，任何人，任何机构或任何群体恐怕都难有将自己称为公共利益一贯代表的根据。

那么，我是否取消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的依据？并不然。事实上，面对利益分化和知识分化的社会现实，公共性的重建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我所质疑的只是这种公共性的内涵。大众传媒对权力的依附以及媚俗的性格使我们不得不去深思由它所赋予的光环是否掩盖了深层的事实[2]——学者的“名流化”，“演播室专家”、“电视知识分子”的大量涌现或许就是一个典型的表征。或许我们应该将目光从公共知识分子身上移向公共领域本身。将公共性建基于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力量上，不若强调建构真正的公共领域。毫无疑问，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完善依靠知识分子的努力，但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却绝对无法代替一个健康的公共领域本身。强调公共领域让我们能把握住最关键的环节，同时也使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卸下既不必要的也无力承受的重担。公共知识分子大可不必将自己看作是“社会良心”的代表，他代表的只是个人的良心，而这种良心来自于他对知识和道德的诚实；他也不必言之凿凿地称自己的观点代表的就是“公共利益”（我认为这是一种虚妄），而只将自己的观点看作是诸多平等观点中的一种——换言之，他承认社会的多元性，承认利益冲突的存在，承认不同社会处境的人们对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他与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多元主义者不同在于：他同时也承认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成员在对话的基础上达成相互理解和普遍共识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一种利益集团之间完全诉诸权力的宰制和妥协，无论这种权力来自于政治、经济抑或是文化资本。

不管这种看法是否带有过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我看来，这样个人本位的理想主义，远远好过宣称自己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哲人王”式的理想主义。恰恰是这种心态才是公共领域得以形成的心理基础和道德基础。真正的知识分子理应会认同哈贝马斯对交流中“诚意”的强调，并且以此作为自己在公共领域中发言的原则——值得指出的是，在“诚意”和“公共性”之间，有着非常微妙，但非常关键的联系，正如荀子“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一语所包含的深刻的心理洞见。这样看来，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的角色，不是支配者，不是利益集团的代表者，但同样也不宣称是普遍利益的代表，他是公共领域中“对话”的倡导者、参与者、推动者、反思者和批判者。对于公共领域而言，公共知识分子们要做的，除了就具体公共事务积极发言，更重要的是推动建立一种有助于推动理性对话的“发言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将我所说的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称为“最低限度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所内涵的“公共性”，乃指捍卫公共领域对话之根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公共性的不断参与重构。而这是一个远远没有达成的目标。今天知识分子群体面临的窘境是，许多人要么无法发出声音，从而无法“公共”；要么他所发出声音，在商业和政治场域中被主流化，从而失去其批判的锋芒，不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这种情况正反映出，我们的问题首先不在于没有“公共知识分子”，而在于没有“公共领域”。

关键词：公共知识分子社会建构

出现是诸多力量登台的入口：出现就是这些力量的爆发，从幕后跃到台前，每种力量都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福柯*

在一篇关于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书评中，我这样谈及了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问题：

“这里不仅有民众对名人的更强好奇心，各级政府的某些”重视人才“的政策导向和措施（往往是让他们担任行政或社会职务），而且有社会专业化不够本身对专业知识分子的不理解和缺乏支持，以及社会名声（文化资本）对于获得研究经费（经济资本）和社会支持（社会资本）的重要。此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界缺乏测度的硬指标，或有些专业本来就没有多少学术的传统、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问题的专业化研究与非专业化评论之间的边界比较模糊、讨论社会问题容易产生轰动效应、许多中壮年知识分子大都有”“中自学经历并兴趣广泛、许多学者人过中年后专业竞争能力已明显下降、近年来对跨学科研究或交叉学科的强调以及急剧膨胀的媒体与名人的相互需求和合谋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很容易在当代中国造就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对专业能力不足或正在下降的知识分子，这里确实有很大的诱惑。”[1]

我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但这样的讨论实在是太粗略了，尽管是由于主题和篇幅的限制。

因此有必要在此专门讨论一下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本文将借助福柯的思路，将“出现”视为诸多力量登台的入口，同时基本延续我的那篇文章中借用的由波斯纳提供的分析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制度框架。[2]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知识服务；公共知识服务体系；面向社会的公共知识服务应用案例；我国公共知识服务体系的建设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人类正在经历着社会范式的转变、知识服务的特点、知识服务是建立在文献信息机构的服务功能和专门知识基础上的一种价值取向、知识服务的有关问题、面向社会的发展思路、面向时代的技术基础、面向未来的服务设计、产生的背景、缺乏国际先进水平的跨领域专家团队为产业和企业提供的公共知识服务体系和知识共享激励机制、公共知识服务体系的描述、创新经营和商业模式，重视跨领域、跨部门的协调和创新整合、政府大力投资、采取中央和地方合作的方式、以发达地区的公共知识服务为榜样等，具体请详见。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人类正在经历着社会范式的转变,从以生产物质产品为主导的工业社会转变到以生产知识信息为目的和以知识生产为主导的网络社会或知识社会，在这样一个以知识为中心的时代,信息管理的宗旨和目的正由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过渡,这是知识管理对信息管理和信息服务提出的新要求，因此它需要信息管理在服务领域里有较大的变革,包括在服务理念，服务模式和服务机制等方面。

一、知识服务

1.知识服务的特点

所谓知识服务是指从各种显性和隐性信息资源中,针对人们的需要,将知识提炼出来的过程。知识服务是建立在文献信息机构的服务功能和专门知识基础上的一种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定位体现的是“知识”的价值和“服务”的价值。基于这一取向,“知识服务”工作不再是以规范化的信息资源收藏和组织为标志,而是以灵活的服务模式,充分利用和调动知识工作者的智慧,对特定问题进行的分析、诊断、解决为标志。对比传统的以“资源”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下的信息服务工作,知识服务工作的最突出特点,是以用户需求满足程度为主要标准,发展灵活的、深入的、个性化的知识型服务。

2.知识服务的有关问题

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考试

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考试

一、填空题（每题0.5分，共10分）

1.《共产党宣言》发表于（）年。

2.我们要建设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应当是一支由党政干部、（）、科学技术干部和其他战线干部组成的宏大队伍。

3.马克思在《（）》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在其发展中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及共产主义高级阶段。

一、从个体认知逻辑到群体认知逻辑

认知逻辑(epistemiclogic)是现代逻辑中的一个分支。认知逻辑刻画认知主体对命题的认知态度(如知道、相信、怀疑等)中的客观过程。如知识逻辑刻画理性的人“知道”的逻辑结构。

逻辑学家发现，刻画群体的认知状态需要新的关于群体的认知逻辑。

博弈论研究有各自目标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理性人如何在互动中进行决策。起初，博弈论专家假定博弈中的参与人是理性的——具有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推理能力，然而，奥曼(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人发现，这样的假定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假定，“一个博弈中的每个参与人都是理性的”是该博弈所有参与人组成的“群体”所知道的，即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是群体中的“公共知识(CommonKnowl-edge)”(或翻译成共同知识)。

什么是公共知识呢?公共知识是相对于某个群体的，某个真命题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指的是，“该群体”“知道”该真命题p，即CKp。群体知道与群体中的各个成员知道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某个真命题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指的是，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知道真命题p(Kip)，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知道他人知道p(KjKip)，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知道他人T他人知道p(KkKjKip)……由此可见，某个命题p是群体的公共知识即群体“知道”p，与p是群体中的每个人的知识即每个人都知道p，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知识分布状态。

举一个例子。我们假定，对“所有”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来说，他们中的每一个均知道，“4能够被2整除”，即我们假定“4能够被2整除”是所有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的知识；并且我们假定，这也是任何群体的公共知识：如果某个人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他应当知道“4能够被2整除”。对于一个由有限个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所组成的群体而言，“4能够被2整除”尽管是他们的每个人的知识，但不是该群体的公共知识。原因在于，他们均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不是该群体的公共知识。很有可能的是，其中有人不知道其他某个人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或者，某人不知道对方知道他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

一、导论

人们通常认为，逻辑是研究推理和论证的规范性的科学。这样的推理和论证是纯形式的，与内容无关的；并且逻辑研究的是纯客观的。逻辑学所得出的逻辑学定律是适合“所有人”的，这里的人是指具有推理能力的理性人。

然而，社会事实是，并非独立地存在许多“个人”，所谓的各个“个人”是相互联系的。这里的联系有多方面的，如生理的、物质的、经济的等等。我们这里关心则是“心灵的”。即：一群人组成的群体被称为一个社会，我们的逻辑是适合该群体中的所有“个人”。存在群体进行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吗?

有人会认为，这样的问题本身是可质疑的。因为，社会虽然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一个总体，但它毕竟不是如单个人那样的一个“总体”。即社会“总体”本身不是一个自主的像个体那样的单位。这样，没有认知主体，哪来的推理和论证?

认为不存在这样的群体主体的理由是，任何一个群体它本身不说话，它不可能像我们每个人那样思维、表达、论证，甚至争论，除非由一个人说了算的独裁社会，该独裁者“代表”群体的每个人。但一个独裁的社会已经退化到一个人。

的确，确实不存在像单个人的“社会总体”，但这不构成“社会”不能进行推理的理由。对上述反对理由的一个类比反驳是，不存在社会心灵，但同样存在研究群体意识和无意识行为的“群体心理学”。因此，群体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学同样可以存在。

湖南公务员历年真题

湖南公务员历年真题

湖南省2014年国家公务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录用考试大纲

时间：2014-10-24

一、考试的指导思想

国家公务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录用考试主要是测试应试者对从事党政机关工作所必备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特别是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湖南公务员历年真题

湖南公务员历年真题

一、考试的指导思想

国家公务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录用考试主要是测试应试者对从事党政机关工作所必备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特别是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科目设置

本次招考分A、B两类进行考试。

作为推行公务员制度的一面旗帜，实行考试录用制度，即：“凡进必考”称得上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突破口。这一制度的推行，规范了公务员的“进口关”，实现了公务员进入机制的科学化、规范化，为公务员队伍建设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提高了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实现了“伯乐相马”到“赛场选马”的过渡，不仅促进了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的形成，而且有力地遏制了公务员考试录用工作中的不正之风，树立了党政机关选贤任能、公正廉洁的新形象。近年来，县乡通过考录，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员进入各条战线，给公务员队伍输入了新鲜的血液，注入了新的活力，已成为县域经济建设的生力军，但由于考录制度起步较晚，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发展速度又较快，在考录工作中不免还存在着一些亟需完善之处。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考录制度执行力度缺乏严肃性。经过7年的耕耘，“凡进必考”现已成为公务员录用的共识。但是一些地方，仍然还心存侥幸，对考录工作认识不够深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是为了吸引人才，对高学历、高职称、稀缺专业人员实行免考或随意简化考试科目和程序，以考核代替考试，以考调代替考录。二是“钻政策的空子”，利用考试与调任领导干部的空间，个别“庸才”不经考试披上公务员的“外衣”，堂而皇之登上领导干部的舞台，出现了“考不进来调进来”的现象。三是考录工作缺少透明度，考生、家长心存疑虑，对考录工作“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缺乏可信度。

二、录用要求“门槛”过高，缺少平等性。一些部门用人要求过高，使很大一批考生“望门兴叹”，也让他们失去了平等竞争的机会。一是学历要求过高，只招收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这样就把一批同等学历的自考生排斥在外。这既违反了公务员录用考试中关于“平等竞争”的规定，也违反了我国教育法关于“自考文凭和普通高校毕业文凭同等待遇”的规定。二是制定“土政策”，实行地域限制，只招收本地籍考生。这让公务员招考面向社会成为空话。

三、考录工作未实现定期化、缺乏连续性。一是公务员考录信息“闭塞”。由于考录工作未定期，考生不知道招考工作何时举行，县级人事部门又很难给一个明确答复，等有一个明确信息后，又由于来得比较突然，时间、空间衔接上又相对紧凑，缺乏有效准备，往往不得不放弃考录机会，因此很多考生抱怨考录信息“闭塞”。二是考录工作无连续性。县市没有招考公务员的主动权，一些地方、部门严重缺人，上报审批、考试录用“战线”太长，急需人员得不到及时补充，致使公务员队伍年龄结构与知识结构的更新与交替出现断档，这样既不利于公务员队伍的正常新陈代谢，又因人员配备不足而影响了某些工作的正常开展。

四、考录缺乏针对性，用人单位难找想用的人。在当前的招考方式中，特别是在笔试、面试工作中实行“千人一卷”的模式，不能突出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具体专业要求，致使录用对象虽然通过层层考试选拔，但仍存在着“高分低能”现象，即符合招考职位的条件，却不能胜任岗位工作。

作为推行公务员制度的一面旗帜，实行考试录用制度，即：“凡进必考”称得上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突破口。这一制度的推行，规范了公务员的“进口关”，实现了公务员进入机制的科学化、规范化，为公务员队伍建设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提高了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实现了“伯乐相马”到“赛场选马”的过渡，不仅促进了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的形成，而且有力地遏制了公务员考试录用工作中的不正之风，树立了党政机关选贤任能、公正廉洁的新形象。近年来，县乡通过考录，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员进入各条战线，给公务员队伍输入了新鲜的血液，注入了新的活力，已成为县域经济建设的生力军，但由于考录制度起步较晚，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发展速度又较快，在考录工作中不免还存在着一些亟需完善之处。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考录制度执行力度缺乏严肃性。经过7年的耕耘，“凡进必考”现已成为公务员录用的共识。但是一些地方，仍然还心存侥幸，对考录工作认识不够深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是为了吸引人才，对高学历、高职称、稀缺专业人员实行免考或随意简化考试科目和程序，以考核代替考试，以考调代替考录。二是“钻政策的空子”，利用考试与调任领导干部的空间，个别“庸才”不经考试披上公务员的“外衣”，堂而皇之登上领导干部的舞台，出现了“考不进来调进来”的现象。三是考录工作缺少透明度，考生、家长心存疑虑，对考录工作“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缺乏可信度。

二、录用要求“门槛”过高，缺少平等性。一些部门用人要求过高，使很大一批考生“望门兴叹”，也让他们失去了平等竞争的机会。一是学历要求过高，只招收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这样就把一批同等学历的自考生排斥在外。这既违反了公务员录用考试中关于“平等竞争”的规定，也违反了我国教育法关于“自考文凭和普通高校毕业文凭同等待遇”的规定。二是制定“土政策”，实行地域限制，只招收本地籍考生。这让公务员招考面向社会成为空话。

三、考录工作未实现定期化、缺乏连续性。一是公务员考录信息“闭塞”。由于考录工作未定期，考生不知道招考工作何时举行，县级人事部门又很难给一个明确答复，等有一个明确信息后，又由于来得比较突然，时间、空间衔接上又相对紧凑，缺乏有效准备，往往不得不放弃考录机会，因此很多考生抱怨考录信息“闭塞”。二是考录工作无连续性。县市没有招考公务员的主动权，一些地方、部门严重缺人，上报审批、考试录用“战线”太长，急需人员得不到及时补充，致使公务员队伍年龄结构与知识结构的更新与交替出现断档，这样既不利于公务员队伍的正常新陈代谢，又因人员配备不足而影响了某些工作的正常开展。

四、考录缺乏针对性，用人单位难找想用的人。在当前的招考方式中，特别是在笔试、面试工作中实行“千人一卷”的模式，不能突出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具体专业要求，致使录用对象虽然通过层层考试选拔，但仍存在着“高分低能”现象，即符合招考职位的条件，却不能胜任岗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