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范文10篇

一、问题的提出

信息技术的变迁给当今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发展、公民生活以及民主政治等方面，互联网络正在逐渐改变以往的生活和社会参与模式。对公共行政而言，由韦伯所推崇的“官僚制”范式在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向现代社会管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广泛的质疑，“技术的变迁，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官僚制组织形式、形状、性质和活动规则等不得不发生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的治道变革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兴起，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企业家政府等成为现时的流行话语。在这场变革的背后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与政治的交叉研究，制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构成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结构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也正成为许多研究者的方向选择。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正对公共管理的技术、公共舆论的引导、公共活动的参与以及公共部门的形象等方面构成挑战。在治理不再局限于政府唯一主体的背景下，扩大公共治理的主体以及形式就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的任务之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04年出版的《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一书就表明了公共治理的机构、权力主体等方面的一些国家在公共治理的实践。扩大或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之所以受到普遍关注，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市场和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的能力缺陷促使了公共治理的普遍实施，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仅仅依靠市场或者政府的行政命令、手段难以实现社会资源配置利用的最优化，通过形式多样的公共治理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控制和协调公共资源方面的某些不足；另一方面，公民对公共政策回应性与参与性需求的提高，也要求政府管理从等级控制转向网络背景下的参与协作的方式。

二、公共领域与网络技术的应用

按照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理解，公共领域指的是公共意见的形成场所，传媒(如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等)是作为公共领域的媒介而存在。其理论主张的是，现代市民社会应该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应该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它有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而互联网的传播特征也充分体现了这一主张，强调了社会文化的公共领域性，同时强调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

(一)网络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

摘要：由于市场经济与知识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得社会发展呈现出“共时挤压”的特性，这样的环境促使中国公共行政退出市场领域，市民社会开始发育；公共行政退出社会领域，公共领域开始出现；与此同时，公共治理理论兴起。治理的兴起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为适应当前行政主体多元化的变化趋势，中国的行政发展必须实现其发展范式的转换，从传统的管理走向现代治理。

关键词：知识经济；治理；公共治理

一、治理的兴起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共行政的发展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再由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治理，这些行政范式的转变都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模式的转变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公共领域的崛起。当中国市场经济与市民的社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时，公共行政模式不做相应调整，必将使中国公共行政发展陷入困境。在当今的时代状态下，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这两种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发展的速度、路径、性质，由于市场力量的扩展和知识经济的结构，现代社会的发展从空间和时间上出现了一种伸缩现象，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使得时间被大大压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使得空间被大大扩展，即市场全球化使得单一国家市场、社会、政府的涉及领域逐渐扩大。这种特异的现象在学界被称为“共时挤压性”。而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正处于这一历史情境之中，正是这一特性，为起步较慢、摸索着前进的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带来困难。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其结果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转变，在公民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公民的立场上，他们开始重新界定国家与政府的作用，并且普遍关注经济、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问题，他们把政府放于批判与比较的视野中进行审视，形成了对于国家与政府的公共性、合法性方面的挑战。

在释放了经济职能的同时，国家和政府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公民对于高品质的社会服务的需求。而传统的行政模式越来越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为此，政府开始在某些领域推出，让市场经济支配下的社会体系自发地完成这些功能。首先，政府释放具有经济性特征的社会事务，例如，政府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放开对电信通讯行业的垄断、结束福利分房商品房货币化等等；其次，政府开始释放一些公共性的领域，例如高等教育、医疗卫生、公路铁路等。国家这样的释放性活动，使得一些介于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半民间半官方的组织产生，如慈善性机构、学术团体、公民的自主组织、非盈利性咨询服务组织等。以上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公共领域已经形成，也意味着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已开始回归于社会。

一、治理的兴起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共行政的发展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再由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治理，这些行政范式的转变都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模式的转变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公共领域的崛起。当中国市场经济与市民的社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时，公共行政模式不做相应调整，必将使中国公共行政发展陷入困境。在当今的时代状态下，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这两种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发展的速度、路径、性质，由于市场力量的扩展和知识经济的结构，现代社会的发展从空间和时间上出现了一种伸缩现象，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使得时间被大大压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使得空间被大大扩展，即市场全球化使得单一国家市场、社会、政府的涉及领域逐渐扩大。这种特异的现象在学界被称为“共时挤压性”。而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正处于这一历史情境之中，正是这一特性，为起步较慢、摸索着前进的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带来困难。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其结果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转变，在公民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公民的立场上，他们开始重新界定国家与政府的作用，并且普遍关注经济、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问题，他们把政府放于批判与比较的视野中进行审视，形成了对于国家与政府的公共性、合法性方面的挑战。

在释放了经济职能的同时，国家和政府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公民对于高品质的社会服务的需求。而传统的行政模式越来越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为此，政府开始在某些领域推出，让市场经济支配下的社会体系自发地完成这些功能。首先，政府释放具有经济性特征的社会事务，例如，政府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放开对电信通讯行业的垄断、结束福利分房商品房货币化等等；其次，政府开始释放一些公共性的领域，例如高等教育、医疗卫生、公路铁路等。国家这样的释放性活动，使得一些介于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半民间半官方的组织产生，如慈善性机构、学术团体、公民的自主组织、非盈利性咨询服务组织等。以上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公共领域已经形成，也意味着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已开始回归于社会。

由于知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国家处于一种特殊挤压环境下，公共行政领域开始出现政府及被称为“第三部门”的多元行政主体。这就意味着为适应当前行政主体多元的变化趋势，中国的行政发展必须实现其发展范式的转换——从传统的管理走向现代治理。

二、治理理论的一般阐释

一、治理的兴起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共行政的发展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再由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治理，这些行政范式的转变都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模式的转变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公共领域的崛起。当中国市场经济与市民的社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时，公共行政模式不做相应调整，必将使中国公共行政发展陷入困境。在当今的时代状态下，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这两种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发展的速度、路径、性质，由于市场力量的扩展和知识经济的结构，现代社会的发展从空间和时间上出现了一种伸缩现象，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使得时间被大大压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使得空间被大大扩展，即市场全球化使得单一国家市场、社会、政府的涉及领域逐渐扩大。这种特异的现象在学界被称为“共时挤压性”。而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正处于这一历史情境之中，正是这一特性，为起步较慢、摸索着前进的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带来困难。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其结果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转变，在公民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公民的立场上，他们开始重新界定国家与政府的作用，并且普遍关注经济、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问题，他们把政府放于批判与比较的视野中进行审视，形成了对于国家与政府的公共性、合法性方面的挑战。

在释放了经济职能的同时，国家和政府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公民对于高品质的社会服务的需求。而传统的行政模式越来越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为此，政府开始在某些领域推出，让市场经济支配下的社会体系自发地完成这些功能。首先，政府释放具有经济性特征的社会事务，例如，政府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放开对电信通讯行业的垄断、结束福利分房商品房货币化等等；其次，政府开始释放一些公共性的领域，例如高等教育、医疗卫生、公路铁路等。国家这样的释放性活动，使得一些介于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半民间半官方的组织产生，如慈善性机构、学术团体、公民的自主组织、非盈利性咨询服务组织等。以上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公共领域已经形成，也意味着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已开始回归于社会。

由于知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国家处于一种特殊挤压环境下，公共行政领域开始出现政府及被称为“第三部门”的多元行政主体。这就意味着为适应当前行政主体多元的变化趋势，中国的行政发展必须实现其发展范式的转换——从传统的管理走向现代治理。

二、治理理论的一般阐释

从古至今，各种类型的危机事件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而生。随着全球化进程和科技的发展，它给人类带来的损失日益凸显。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无法置身其外。在危机远远超出单一治理主体能力的前提下，就需要纵向和横向的协作治理，实现公共危机的共防、共治和风险分担。政府在相关通知中也明确提出“做好纵向和横向的协调配合工作”的要求。那么，如何才能走向危机治理的协作共赢呢？强调多个参与者在相关领域协作，并通过伙伴关系完成单一组织无法完成工作的协作性公共管理理论的出现，不但为公共危机治理指明了方向，而且也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制度安排和思路。

一、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内涵

为了应对公共事务治理的高度复杂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提高公共治理的有效性，协作性的公共管理应运而生。“协作性管理是这么一个概念，它描述了在多组织安排中的促进和运行过程，解决单个组织不能解决或者不易解决的问题”。[1]协作性公共管理可以出现在各种情况中，既可以有纵向的各级政府的协作，也有横向公私部门的合作，还包括网络化环境中截然不同的向上向下向外的管理。对于一些地方来说，协作性公共管理就意味着组织必须跨越边界的限制进行有效地调整，从论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协作性公共管理的视角文／周晓丽摘要：风险社会和全球化使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成为一种趋势。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纵向与横向的方式，群件的构成、平等互惠的关系以及责任的明确为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借鉴。为使公共危机协作治理成为可能，必须从协作治理的相关要素的整合及其制度完善入手，构建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软环境和制约机制。关于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要素整合，重建信任是协作的前提和参与的关键，对话沟通是协作的基础和条件，信息的公开与共享是协作的核心和保障，而责任分担则是协作管理的重点。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制度建构，一是要组建协作管理的机构，二是要明确协同治理的范围和网络运行机制。关键词：公共危机；协作性公共管理；协作治理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138(2012)03-0066-04而善于处理和应对复杂的公共事务及管理活动。建立在对新公共管理碎片化批判基础上的协作性公共管理，主要通过部门之间的协作、互动、整体运作，从而真正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无缝隙的管理和服务。首先，纵向和横向：协作性管理的方式。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纵向协作的核心是州和联邦政府相互间的信息交流。所以，与之相关的各级政府都处于协作的链条之上，寻求信息、寻求调整成为纵向协作的重要内容。

在信息方面，项目和资金信息、技术援助，可以有效解决和弥补协作中一方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在调整方面，横向协作活动主要通过政府部门与其他伙伴关系的实体或组织来实现。非政府组织、社区、公民个人都是其重要的协作伙伴。横向协作活动主要有政策制定和制定战略活动，包括协作性政策制定的规划、目标开发和决策制定任务；资源交互活动，包括从众多参与者中寻找并获得资源，以及与许多不同级别的参与者联合并调控资源；基于项目的活动，包括特定项目中的许多社区内和社区外的参与者。[2]虽然长期以来，等级被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进行协调和控制行动的有效方式，但是要通过协作达成相互理解、相互协调和沟通的机制。构建以社会资本为核心的信任，可以使不同组织、不同公众能够为共享个别组织的资源而努力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从而使协作性公共危机治理网络有效地运转。其次，群件：协作性管理达成的关键。“群件指的是政府间、组织间及机构间为了共同达成解决方案而形成的特别工作组。”[3]信息流、共同学习、谈判成为群件里重要的内容。信息流（社会资本是其重要的成分）可以使不同代表群体能够为共享个别组织的资源而努力；共同学习作为群件中潜在的基本成份，协作过程可以被看作是共同学习的体系；协作的成功可能取决于合伙人的谈判和关键问题的探讨，主要在于努力寻找对不同意见的创造性解决方案。[4]再次，平等互惠：协作性管理中各方关系的搭建。因为整个协作机制的建立不是基于单中心权威之上，与学习型组织一样，协作需要集体的认知能力。此外，协作的形成又取决于不同参与者的相互依赖和共同需求，所以平等互利成为协作性公共管理中维系各方关系的重要理念。最后，明确责任：协作性管理的难题。责任作为现代公共管理中运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在多组织协作条件下责任的丧失会因“权威缺漏”而更加难免，因为“全都负责等于无人负责”。为了避免责任丧失，一是要明白负责的客体，即对结果、合理的优先权、目标、体制修正及设计等的责任；二是确立对政策的绩效评估；三是监督和评估解决方案的有效性。所以，明确责任、监督和评估成为保障责任履行的核心内容。由此可见，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关键要素在于协作各方的相互信任，在于协作各方的对话沟通及信息的公开与共享。

二、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必然性与实践

目前，随着公共危机事件的不断涌现，破坏性增大，影响范围扩散，远远超越一个单一的部门、地区乃至国家的治理能力。所以，面对严峻的危机形势，无论是从纵向的政府还是从横向的各个领域，必须统一协作，联手协作，各负其责，生死与共，这样才能打破公共危机管理各自为政、碎片化的现状，实现互助互援、协作治理的整体格局。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有其必然性，也有可以借鉴和推广的实践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风险社会：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前提。对于什么是风险社会，虽见仁见智，但主要有三种观点：客观实体派的风险社会理论——风险是客观的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实体；文化意义上的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将被风险文化取代，同时伴随着风险文化时代的来临，动辄就涉及全人类的生存安全的公众风险，将是未来的风险文化时代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制度派的风险理论——风险是现代乃至可预见的未来社会的核心，并且，科技时代所引发的任何危机，都可以把责任归因于个人、团体、政府及其相关组织。虽然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风险社会进行研究，“从总体上考虑，风险社会指的是世界风险社会。就其轴心原则而言，它的挑战是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无法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界定的现代文明制造的危险”。

内容提要：网络构成的虚拟世界是一个可能的世界。作为可能世界里生长的一种新媒体，政治博客成为表达政治见解、实现政治诉求、影响公共政策的个性化载体。它以交流的非实物性、对话的去身份性、组织的非正式性、议题的非私人性在博客空间里行进着草根政治的民主操练。随着政治博客的迅猛扩张，其负面作用也逐渐显现，公民理性与政府责任的建构对于网络的公共治理显得极为重要。

关键词：政治博客；公共治理

作为赛博空间里的新媒体，博客在传播媒介的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颠覆性影响和标杆性意义。它使基于受众传播的“他媒体”逐步转换成“自媒体”，它以“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姿态改变着传统的编辑理念，一种不可遏制的话语冲动创造出许多分门别类的新形式。其间，政治博客逐渐成为了网路时代的“耀眼明星”，它以个体的前期预判、临场观摩、事后评论切入世间政治生活，围绕焦点政治议题在零壁垒的网络空间里恣意地进行个性化叙述。由此，政治博客的迅猛扩张必然影响着全球政治生态，使政治博客现象不得不列入当下政治学研究的议程和范畴。

一、博客空间里的政治族群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网络技术的不断革新，人们的交往空间不断地扩大，交往行动的频率不断地加快和增多，一种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互动关系和交往模式突破了传统的交往路径，开启了网络交往时代的先河。以技术变革为核心的信息传播手段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进步的驱动力，并成为引发政治进步的触发点。

当前，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正把人类引向网络社会和虚拟的空间模式，在这块超越国界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里，数字技术引导的网络革命，正逐渐改变传统世界政治的生态。在这个被称之为“自媒体”(WeMedia)的网络时代，“意见领袖”在传播过程中的“个人影响”方式对公共舆论的形成和改变、公共政策的决议和政治议程的设置以及“商谈式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的真正落实和履行将带来深远的影响。随之公众民意的表达和拓展而衍生出新的民意类型--网络民意以及以民意为核心的“多数裁定原则”和“电子民主”毋庸置疑地成为民主政治关注的焦点。政治博客的出现，无疑从一定程度上更加促进了民主政治的进程。

尽管专项治理是我国公安机关及其他政府部门普遍采取的社会治理手段,但是,学术界对这一治理工具的研究却颇显不足,整体上对这一治理方式或工作模式的批评居多,而对公安行政专项治理的积极意义挖掘不足,尤其是对这种具有临时性、间歇性和强制性特征的运动式执法模式,何以会成为当下中国转型社会中常态化的公安行政执法模式或者社会公共安全管理方式缺乏深入研究。对此,我们必须结合中国转型社会的治理过程揭示中国公安行政执法中的困境,并由此揭示公安行政专项治理作为公共治理手段的功能与意义。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中国的语境出发来实效性地看待公安行政专项治理①工作,从而扬其长而抑其弊,毕竟公安行政专项治理作为一项治理手段得到了公安实务部门的偏好,其实际执法效果在民众中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认可。对于理论界的质疑和批判,公安理论界有必要从行业视角入手,为其合理性和正当性提供辩护,本文正是立基于此。

一、公安行政专项治理的界定及其特征

(一)公安行政专项治理的界定

为了对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这种执法模式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首先有必要对专项治理的概念进行清晰地界定,从而为其框定和搭建一个统一的理解平台防止理解的混乱和泛化。所谓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行动,是我国公安行政执法部门比较常用的一种执法方式,是公安行政执法部门针对社会上所出现的某种违法现象而采取的一种“从严、从重、从快”进行治理的执法方式。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行动属于我国学者所称的运动式执法方式,即采取一种广泛动员的方式、充分调用各种资源、在集中时段内加大执法力度、以追求行政效率为目的的行政执法方式。公共管理实践中的专项治理,一般会经历这样的发展过程:出现震惊社会的重大恶性事件或者困扰社会公共安全的常发性行政违法事件,在一定时期内快速受到社会公众或者舆论、媒体的关注,进而引起相关领导的充分重视,领导做出重要指示,政府有关部门召开紧急会议,统一部署专项整治行动,执法部门展开声势浩大的检查、整治行动,最后进行总结表彰,宣布专项整治取得了丰硕成果。比如,2007年上海市开展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打击群租房的专项行动,这次专项整顿使得中远两湾城633家群租户在数月内消失。这次专项治理行动的参与者包括公安、工商、卫生等多家部门,他们通过联合执法对群租户进行了专项整治,使社会治安隐患得到了快速消除。又如为了切实维护好春运期间社会治安和道路交通秩序,确保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和交通安全,2010年2月10日至3月10日期间,南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其他警种和有关部门,大力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社会治安大整治专项行动……诸如此类的专项治理行动在中国公安行政执法过程中俯拾皆是。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行动往往是对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恶性事件进行集中治理,通过飓风式的专项行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进行,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因而得到了社会基层群众的广泛支持。这一活动充分体现了公安部门对关系人民重大利益事件的高度关注,体现了公安部门执法为民、立警为公的执政策略,是公安部门快速回应人民群众需要的一种表现。

(二)公安行政专项治理的特征

专项治理行动作为我国公安机关经常采用的行政执法方式,是我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初级阶段而采取的运动式执法方式,这一执法方式区别于制度性执法方式。所谓制度性执法,是执法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在执法过程中严格遵循执法程序,遵照“一断于法”的法治原则进行常态式执法,而不是根据领导人意志对执法活动进行部署,针对社会的治安情况而采取“宽猛相济”原则的运动式执法。具体说来,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行动这一执法模式具有如下特征:

1引言

从党的十六大到，中国语境下的治理内涵与治理思路日益清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要求下，政界与学界开始思考本领域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许多学者利用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进行研究推动。通过文献回顾，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公共文化治理等成为学者思考文化与治理耦合性关系最多的研究主题，而公共数字文化治理则是具备前沿性与现实性较高的研究内容，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研究推进，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进入学术界视野。

2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现状及治理概况

公共数字文化首先在存在形式上实现了数字文化与纸本文化等实体文化的区别，同时用公益性、公共性规范了数字文化的边界，赋予其内涵，最终通过公共服务实现其价值，从而使公共数字文化这一概念成立。2.1公共数字文化的发展现状。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上来说，公共数字文化指在全社会范围内产生的能被公平获取、公共利用的具有公益性、数字性的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的总和。大部分来源于政府机构、文化事业单位，小部分产生于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狭义上的公共数字文化是指，以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等重点工程为基础，打造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库群，构建的互联互通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过程中产生和实现的文化形态，通称之为公共数字文化。虽然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格局宏观，但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解。（1）作为承担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工作的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逐年增加。截至2016年底，我国公共数字图书馆3172所，文化馆3338所[1]。包括档案馆、博物馆在内的公共文化机构主要承担资源整合、服务推广、巩固公共数字文化基础设施等功能。（2）积极的智库支持。目前，全国共建有包括北京大学和上海市图书馆等在内的6个国家公共文化研究基地。2015年12月“大数据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研讨会”在上海图书馆召开，会上《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大数据应用研究》报告。2016与2017年底，公共数字文化研讨会分别在上海图书馆与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召开，会议主题分别为“共话公共数字文化发展方向及对策”以及“智慧时代的公共文化空间服务”。（3）从三大数字文化工程到国家公共文化云。在三大惠民数字文化工程中文化共享工程承担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主要任务，截至2015年底，文化共享工程数字资源总量累积达到532TB。地方特色资源建设量达到459TB，累计立项724个，中央财政专项经费投入约9亿元[2]。文化共享工程现有六级服务网络和国家公共文化数字支撑平台构成了国家公共文化云的基础。国家公共文化云的推出具有标志性意义，成为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总平台、主阵地，于2017年中国文化馆年会期间开通。（4）从2011年到2017年我国出台的公共文化政策中涉及公共数字文化内容的达42项。其中《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与《“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起到了阶段性的纲领作用。201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与201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先后出台，使公共数字文化有了更清晰的身份认识与目标规划，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从标准化、管理化走向法制化、治理化。2.2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特点以及面临的困境。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研究中，国外并没有完全对应于公共数字文化的概念[3]。各国在公共文化服务、数字文化建设上各有特点。美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主要来自市场，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成为数字文化建设的主体，通过项目合作来实现数字文化的建设与服务。法国采用“政府主导型”文化治理模式，文化的财政投入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确保公共财政支出效益。而英国在文化事务管理中一直保持“一臂之距”，使用中介机构独立承担文化财政的投入与分配问题，通过分权使政府与民间保持一种间接的关系，用新的治理主体来分担政府的工作[4]。各国不同的文化治理的模式取决于政治体制与法律制度的差别。在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概念孕育于国家“十二五”规划设计，之后实现了快速度发展。2016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资金为208.62亿元，其中51.57亿元用于推进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等机构的建设；130.06亿用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5]。我国的公共数字文化发展以国家项目为基础，国家数字网络为支撑，国家与地方共建，承担了公共文化服务、全民素质提升、文化扶贫等重要任务，同时也是国家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转变的重要方式。虽然我国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1）资源与需求的矛盾。各公共数字文化工程之间长期缺乏统筹规划，影响资源的有效聚拢，这成为公共数字文化发展中的核心难题。资源提供与公众文化需求之间存在脱节，同时因为缺乏互通互联机制，改善进程缓慢。（2）给予与接受的矛盾。公共数字文化的文化福利角色，使得公共数字文化的服务处于政府包办的旧习中，建设趋于行政化，投入导向指向政绩，这种自上而下的服务方式，容易形成统一的服务制式，很难满足民众的个体个性化需求与整体广泛性需求，最终会影响公众对公共数字文化接受度及服务效果。（3）实效与评估的矛盾。公共文化服务很容易落入追求名义上的无差别供给。统计意义上的文化服务设施忽略了文化复杂性、族群异质性、地方差异和个体多样性，相应地，也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了设置空置、项目遇冷的情况[6]。而评估过程中缺乏全国性行业性的基本规范，形式也为上级对下级的考核，加之，公共数字文化不作为传统文化形态而被人们所熟知，社会认知度低，价值估量难，导致评估效果易失实、偏颇，无法展现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的真实水平。以上三类矛盾的存在及其不良影响，使得近年来的学界开始探讨用治理的理念来统筹公共数字文化发展，改变公共数字文化的发展格局。2.3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理论与实践探索。目前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将治理核心理论与公共数字文化发展形态对接。寻找治理理论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帮助存在两种认识，第一，是公共数字文化领域内通过治理，发展公共数字文化的内在需要；第二，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文化治理及治理能力在公共数字文化领域的延伸表现。现有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基于第一种解释，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是指“通过对公共数字文化的制度治理以及各项业务的内容治理，是公共数字文化事业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7]。基于第二种研究思路的学者认为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不仅要实现对数字文化内容的治理，更强调宏观性和战略性，发挥数字时代优化社会环境的职能，通过不断调整，优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关系，促进国家治理”[8]。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理论中，多中心治理、协同治理、整体治理具有代表性。多中心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形成政府与社会主体平等合作的网格结构。协同治理的研究中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数字协同，通过数字传播技术在公共服务中的运用，而打破政府传统社会管理和服务方式的一种变革，可以有效提高行政绩效水平[9]。而传统文化管理模式中的服务碎片化和分散化、社会参与度低等问题，成为公共数字文化整体性治理研究的基础[10]。目前，公共数字文化的治理实践还处于摸索阶段，我们可知的治理实务有几种形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社会化合作。业务外包与服务推广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社会化合作程度较高的两类，国家数字文化网、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在网站建设、资源数字化加工过程中都与市场企业进行了程度不等的业务合作。法人治理结构。2014年9月，文化部颁布了包括南京图书馆、广东省博物馆在内的10家国家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单位名单。2017年国家《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方案》，计划分两步走，到2020年，市（地）级以上规模较大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美术馆等基本建立以理事会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政府购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目前国家鼓励建立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机制。2015年的《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中，首条明确“公益性数字文化产品的制作与传播”为购买内容。政府购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这一形式，不仅改变了政府与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与社会组织，与市场等多种基本关系，而且重构了实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主体的结构关系。

3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的理论解释

公共数字文化治理属于国家治理体系，具体而言是在文化治理范畴之内，其理论支撑、实践路径都根源于国家治理及文化治理之中。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研究是以文化治理为研究基础，加上技术思辨，形成了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研究思路。3.1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应用层面来讲，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研究向实践转化的过程与成果。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作为一套综合系统，可以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来进行简单解构，他们之间形成了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治理体系是实施治理的基础，而治理能力是实现治理的保障。因此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需要分三个层次，第一，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研究；第二，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研究；第三，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是按照“设施——资源——服务”来构建的系统。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是形成高效科学治理能力的基础，治理能力的表现是治理体系完善与否的重要体现。治理能力是治理体系整体功能体现，也是治理体系各部分运行的制度力量与治理效果的展示过程。3.2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的维度划分及基本构成。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是个综合概念，维度划分基础为公共数字文化的特性、公共数字文化的能力建设及能力作用。将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初步划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为治理主体，具体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第二个维度为治理过程，治理是一个过程性概念。具体包括准备阶段、实施阶段、产出阶段和结果阶段；第三个维度为治理能力类型。具体包括战略策划能力、资源整合能力、价值塑造能力、公正保障能力和创新创意能力等能力。虽然维度划分存在弊端，容易将公共数字治理等同于若干领域、若干要素的叠加，无法体现治理的整体性与协同性。但是，也便于厘清能力要素与能力结构间的逻辑，而对能力类型的具化分析展现了公共数字文化能力现代化特征。（1）战略规划能力。是治理能力的一项共性能力，指对全局性治理问题进行战略考量与步骤设置。战略能力也是一种宏观能力，是方向性的把控力，而在实践层面战略能力又具化为科学的决策能力，更多的表现为治理主体在决策决议时体现的科学素养和实力水平。（2）资源整合能力。主要表现为信息组织能力和数字化能力。主要体现在将公共系统之内，服务于公众的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数字化，成为全社会范围内能够问询、获取、调用的资源。公共数字文化的资源整合能力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3）价值塑造能力。主要体现于公共数字文化作为文化产品的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及在治理过程中挖掘、展现、塑造公共数字文化价值的作用表现，最终目标是公共数字文化引导并影响社会公众价值观。（4）创新创意能力。公共数字文化的创新创意能力主要依靠于公共数字文化的数字化特性，是通过数字技术驱使而产生的革新力，以及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过程中的创新治理方式，促进制度改革的能力。（5）公平保障能力。公平保障能力就是如何通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解决区域公共文化发展不平衡、资源获取阻碍等问题，保障资源共享、全民公用，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目标实现。3.3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征分析。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表征可以参考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表征的定义，“现代化即是在科技推动下，整个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着积极变化的过程”。从目前的研究可见，“三表征”（制度化、公平化、有序化）、“四表征”（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科学化）、“五表征”（制度化、民主化、法治化、高效化、协调化）为治理现代化表征的多重认识[11]。公共数字文化本身就是具有先进技术支撑的文化样态，因此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表征更多的从公共数字文化的属性入手，并结合治理目标而确定。（1）制度化。制度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的关键变量和核心，通过构建公共数字文化制度体系，将规范理性、共建共治、平等协作等理念传达到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引起思想观念、组织方式、行为手段的变革，实现传统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的转变，同时，这一过程中，还体现出新科技推动，新理念扶持、国际化视野等现代化特征。（2）多元化。主体多元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多元主体治理可以实现共同治理的网络结构，从而合理配置资源、有效解决冲突，并形成平等合作的治理风格促进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主体的潜能发挥。（3）协同化。协同化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本质要求。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是包含多要素、多单元的系统运行，各要素各单元之间相互作用，各子系统间影响复杂但又相互协同。（4）高效化。公共数字文化治理通过决策科学化和执行高效化，最大限度增大社会效益，这也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5）公平化。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实务是通过对公共数字文化的有效治理，充分体现社会公共文化服务追求的均等化目标，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平等自由。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政府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体育公共服务治理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表现多种多样，可归纳为民主化、分权化、法治化和科学化。过去的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单一、体育公共产品质量与数量不尽如人意、供非所需与供给不足、供给不均衡等问题长期存在，在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体育公共服务治理也必须向现代化推进。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应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坚持主体应多元化和结构应网络化，坚持法治化和科学化，坚持以制度执行力为保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体育权利。

关键词：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公平正义；主体多元化；结构网络化；法治化；科学化；执行力

国家主席在党的报告中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育公共服务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部分，直接关系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文化需求，以及广大人民群众能否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本文从对治理的内涵及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分析入手，提出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为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实践提供借鉴。

1治理的内涵

治理是个人或者机构用不同方式经营管理某事物的总称，其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得以调和，且能够联合持续采取行动的过程，它是一种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机构和规章制度，以及种种非正式安排［1］。在治理过程中，各主体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治理的主体不是单一的，即某一社会事物的治理主体不仅仅局限于政府，实现目标的方式也不是唯一的。从内涵上来讲，治理行政与管制行政有着较大的差异。第一，政府是管制行政权威的来源，然而治理的权威来自于多方面，其权威并不能被政府垄断［2］。治理行政需要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协调配合与合作，是私人机构和公共部门的配合与合作，其是一种强制与自愿的合作。第二，权力运行的向度不一样。自上而下、向度单一是管制行政权力运行的主要特征，其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一般通过利用政治权威发号施令、制定和实施政策；然而治理行政通过纵向之间的互动，使私人机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通过合作实现共同目标，其权力向度更趋于多元化，社会力量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增强，通过正常途径，自下而上地对政府施加影响。

2政府治理现代化

一、全球治理：公共危机有效治理的途径

所谓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危机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就客观存在着，根据联合国的界定，危机主要包括：(1)自然灾害，又可分为地质方面：地震、火山等，水文气象方面：洪涝等，生物学方面：瘟疫、流行病等；(2)技术灾难，来自技术或工业事故，如爆炸、火灾、污染、辐射、泄漏等导致的丧生、受伤、财产受损或环境恶化；(3)环境恶化，人类行为导致的环境和生物圈的破坏，如森林大火、生物绝种、资源破坏等。危机所具有的突发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以及影响的广泛性，使得其对社会的危害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地区、国家的范围内，更会泛及到多个地区、国家甚至对全球产生威胁：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使得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核污染的阴霾中；英国疯牛病的爆发使得全球“谈牛色变”；亚洲金融风暴使得全球金融市场一度低迷；美国“9·11”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反恐热潮并促成了反恐联盟的建立；SARS事件、印度洋海啸更是触动了全球的神经。在各种危机充斥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公共卫生、地区和国家安全等各个领域的今天，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危机不能仅仅依靠自救来实现，而必须整合全社会和世界各国的力量来进行治理，治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支撑。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而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重大的公共危机要求全球共同应对，而通过国际合作将一国的危机纳入世界范围之内，通过整合各参与主体的信息、技术、人才、资金等各种资源。实现危机的提前预警，缩短危机决策的时间，提高危机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危机损害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从而实现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二、利益：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博弈

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危机的治理诚然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但是这种全球治理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机制之上的，其治理的效度也与各参与主体自身利益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