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支出范文10篇

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和人们对政府角色认识的新变化,公共支出膨胀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自1995年以来,我国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处于上升趋势,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偏低。公共支出规模涉及公共财政基本职能的实现,其增长是个缓慢的过程,受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公共支出规模研究得到经济学家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所指的公共支出为公共财政支出,即政府执行其职能的成本。

从国外看,大部分学者将公共支出规模增长归因于需求面因素,即人们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需求,如Musgrave(1966)、Peacock&Wiseman(1967)、Mueller(1989)、Dao(1995)等。随着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人们研究的视野逐渐开阔,不仅考虑需求面因素,同时融入供给面因素和政治面因素。供给面因素强调公共支出能力尤其是政府税收能力对公共部门规模的影响,如Kau&Rubin(2002)、Kenny&Winer(2001),Tridimas&Winer(2005);政治面因素强调不同的政府结构如官僚主义(Niskanen,1971;Oates,1985)、民主制度(Boix,2001;Lott&Kenny,1999;Mueller&Stratmann,2003)等。这些研究对解释公共支出规模增长提供了新的理论上的洞察力。

这些研究都不是针对中国情况进行的,且大部分研究暗含年度平衡预算的假定,没有考虑政府债务的存在。另一方面,政治面因素与需求面因素本质上是一样的。与发达国家成熟的政治制度不同,我国是一个在摸索中、追赶中前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公共决策的作出首先是视现实经济发展需要而定,官僚主义等政治影响的确存在,但终究受制于现实需要,并作用于现实经济。因此,就我国目前的情况,将政治面因素分离出来是多余的。由此,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影响因素可以归为两个层面,即需求面和供给面,需求面因素驱动公共支出规模正向增长,供给面因素则对公共支出规模形成制约。

如此,在我国有关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研究中,大部分只能归为需求层面的研究,如牛增福(1998)、王雍君(2000)、杨继和刘柯杰(2002)、汤玉刚(2006)等,且由于统计口径不同,结论也不统一。赵志耘(1998)、常世旺和韩仁月(2008)虽然指出公共支出能力即收入是制约公共支出规模的关键因素之一,但这个结论比较模糊,没有进一步分离收入来源,也未考虑政府赤字。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虑政府的举债能力,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进行分析。

在我国这样一个财政经济实力并不雄厚的发展中国家，强调和强化公共支出的总量控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管理角度讲，公共支出总量控制的关键在于，按照现代经济管理规范化、法制化的本质要求，推动公共支出管理制度创新，探索支出总量的有效控制机制。

一、正确界定市场经济下公共支出的供给范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机制和分配关系都将出现不同于传统体制的各种变化，财政职能及其公共支出的供给范围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如何认识和界定新体制下公共支出的职责和供给范围，不仅关系到财政宏观调控作用的发挥，而且也关系到公共支出总量能否得到有效控制。

公共财政分配是政府的经济行为。因此，界定和规范公共支出的供应范围，其实质就是要明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哪些事项应该由政府负责，哪些事项应该由市场负责，以此作为公共支出分配的依据。我国现有的财政供给范围和公共支出格局是从建国初期的大财政、供给制发展而来的，是建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上的，它的最大特征是国家包揽的面过大，财政支出范围过宽，几乎覆盖到整个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各个方面，一些本应由市场解决的问题被纳入财政分配范畴，而应由财政供应的事业却得不到应有的资金保障。这种供给制的状况滞后于当前宏观分配形势的变化，也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

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政府的负责事项和活动范围主要是通过介入“市场失效”领域，运用财政分配手段，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不属于社会共同需要的事务和领域则一般应由市场去调节和供给。那么，什么是社会共同需要？从理论上分析，它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只有由政府出面组织和实施才能实现的事务；二是私人部门和企业部门不愿干而又是社会存在与发展所必要的事务；三是只有政府举办才能有效协调各方面利益的事务。可见，社会共同需要是指那些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必须由政府集中供给的事务，这是确定政府和财政职能的基本依据，也是界定公共支出供给范围的重要标准。

由此出发，今后我国公共财政支出供给的范围需要结合改革的进程和财政职能的转变进行相应调整，有的支出需要强化，有的支出需要弱化，有的支出需要取消。首先，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责是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提供财力保障，但这纯属消费性的开支，必须进行严格控制。其次，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财政需要着力强化那些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社会公共性开支（如科技、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但传统的“由国家包下来”的方式也需要改变，这些社会公共性开支在总体上应以财政供给为主渠道，同时要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适当开辟一些新的资金来源渠道。再次，在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投资范围也必须进行相应调整，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投资，财政要逐步退出，以集中有限财力强化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和重要产业的投资。在不同财政级次，公共财政投资还应根据投资规模和受益范围由各级财政分别供应。此外，有的公共支出如补贴等，则应进行清理、控制、逐步削减。

二、着力推进公共支出预算管理的制度创新公共支出预算是指政府在一个财政年度内为满足公共需要，提供给社会成员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所需开支的分配计划。公共支出预算作为政府的基本财政支出计划，构成了政府财政活动及公共财政预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政府活动的范围、方向和政策，也决定了公共支出的流量和流向。当前我国公共支出预算管理体系仍存在诸多弊端，与市场经济要求极不适应，因此，着力推进公共支出预算管理的制度创新势在必行。这是我国下一步整个公共支出管理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从根本上约束政府盲目扩张公共服务、控制公共支出总量水平的关键途径。

一、1996-2011年我国农村公共支出的历史变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巨大工程，只能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由财政起主要作用。1996年，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为700.43亿元，2011年农林水事务支出为9937.55亿元，15年来投资力度大幅增加。根据《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用于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是8.82%，1997年为8.30%，1998年为10.69%，1999年是8.23%，2000年是7.75%，2001年是7.71%，2002年是7.17%，2003年是7.12%，2004年是9.67%，2005年是7.22%，2006年是7.85%，2007年是6.84%，2008年是7.26%，2009年是8.81%，2010年是9.05%，2011年是9.1%。由此可得1996-2005年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图。从图1.1中可以看出，从1996年开始，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呈现曲折性变化，1998年是比重最高点，因为从1998年开始，“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包括增发国债安排的支出。从1998-2003年，农业支出比重逐步降低，从10.69%一直下降到7.12%，2004年，农业支出比重又上升到第二个高点，达到9.67%，但从2005年开始，开始下降，并在2007年低至6.84%，2008年开始新一轮的增幅，至2011年为9.1%。

二、我国农村公共支出问题

1农村公共支出规模不足。我国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最高点在1998年，最低点在2007年，虽然用于农业支出的绝对数一直在增长，但相对数却徘徊于7%到9%之间，这说明15年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以及农林水事务等的支出并未大幅增加，支出力度并未增强。

2农业支出结构不合理。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三地农业支出在地域结构上有明显不同，东中部降水充沛、水系发达、水量巨大，水利建设占农业支出比重较高，相比之下，西部地区干旱少雨、气候干燥，蓄水农田设施相对要求较高。在农业支出中，真正能惠农的农业科技发展缓慢，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薄弱；在农业创新方面，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与生产脱节，农科教、产学研合作不紧密，政府投入相对不足。

3社会服务化的公共支出滞后。农村也面临可持续发展，近年来的“城乡二元”机制，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留守老人、儿童大量增加，社会服务体系面临新的挑战。在公共支出方面，农村教育、农村医疗保障、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等可持续的公共支出相对滞后。

摘要: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经济效率源于个人价值判断基础上的个人效用最大化。私人品营销理念和公共支出决策理念遵循着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的演进逻辑，都是经济效率的要求。市场经济中，公共品由于其非竞争性、非排它性，必须通过社会集中决策并由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支出决策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选择效率。我国建立公共财政，同样面临公共选择问题，应转换公共支出决策观念以提高经济效率。

关键词：家计财政；国家分配财政；公共财政；公共选择；公共支出决策理念

一、公共品支出决策理念和私人品营销理念演进的整合

1.私人品营销理念的演进路径。私人品营销理念是企业经营活动的导向、观念。从西方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产业革命后，随着商品交换日益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营销理念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五种观念。

以生产为中心的阶段。生产观念和产品观念强调产品本身，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以生产为中心，生产什么，就销售什么；管理者把精力集中在创造最优良的产品上。该观念是在卖方市场形势下产生的，以产品供不应求。不愁销路、消费者可以接受任何实得到和买得起的产品为前提，因而企业的主要任务是努力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扩大生产。两种观念都属于以生产为中心的经营思想，注重企业的内部能力而不是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是否能最有效地满足消费者愿望与需求。

以销售为中心的阶段。推销观念强调不只单纯生产产品，而且必须去“推销”他们的产品，保证这些产品为人所买。该观念的前提是：生产开始从不足进入过剩，市场竞争对消费者稍为有利，企业若不努力加强销售，消费者就不会购买或不会大量购买他们的产品；至于如何满足顾客全方位需要，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根本问题是与生产观念一样缺乏对消费者需求的了解。

关键词：新型政府；公共支出；预算体系

一、建立我国新型的政府公共支出预算体系的必要性和依据

（一）从财政支出预算供给范围看，现行支出预算已不能满足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出现了越位与缺位并存的局面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部门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主体，政府将社会管理者职能与所有者职能融为一体，职能范围覆盖了从生产到消费等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领域和事务，财政作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方式，其支出预算供给范围也必然呈现出大而宽的特征。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是市场，政府的职能应转变为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高服务和检查监督，弥补市场不足。财政支出的供给范围也应以政府实现其职能为依据、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本质及时调整，保证财力供给。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财政支出预算的供给范围仍未有效地统一规范在政府应转变的职能范围上来，仍然保持着范围过大，包揽过多，特别是向竞争性生产建设领域延伸过多的格局，远远超过了社会公共需要的范围，而面对那些真正急需的社会公共需要的一些开支项目则又无力顾及，使那些不应以财政资金供应的领域和事务占用了大量资金，而应由财政资金供应的领域和事务却得不到应有的资金保障。这种状况不仅造成财政资金严重紧缺，使财政工作十分被动，而且还因资金供应不足导致财政对国家重点支出项目难以实施更加有力的保障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使政府职能的转变难以实现，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趋于缓慢。

（二）从预算约束力来看，现行支出预算的公共项目保证已明显呈现软化

一是预算分配中预算指标到位率低，执行中预算追加频繁，年度的实际支出数往往高于年初预算数；二是预算分配缺乏可靠依据，人为因素较多，存在较大的随意性；三是预算年度的起始日期先于人大审批日期，造成预算审批通过前就已开始进入执行期，形成预算审批的法律空挡；四是法与法之间的关系不协调，“以法压法”的现象严重。如教育、科学、农业等方面的法律和卫生、计划生育、环境保护、文化宣传等方面的规章，都对财政支出作了限定性的规定，要求某项支出增长必须高于财政收入或支出的增长等，而《预算法》则又明确规定，在安排支出预算时要量入为出、统筹兼顾等等。法律、法规的冲突与不统一，严重减弱了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约束力。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由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Fan,1991;Lin,1992)，农业技术进步(HuangandRozelle,1996;FanandPardey,1997)以及农产品价格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迅速（黄季琨，2004），但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遇到很多问题。农民收入提高缓慢，收入增长率连年下降，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收入差距；并且，这一差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1985年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1.86倍，而2004年已经扩大至3.21倍。农民增收难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已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公平性以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历史地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由建国初期“农业补贴工业”和“工农产品剪刀差”等重工业化政策造成并遗留下来的。不同研究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城乡差距形成的现实影响因素做了解释。其中，资金不足是限制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已有研究看，有一个典型的事实，即在各省内部，尽管农村经济的资本收益率高于城镇经济，但金融部门还是倾向于将资源从农村地区转移到城镇地区（世界银行，2004）。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总体上处于下滑趋势（宋洪远等，2003）。农村能够获取的融资渠道变得非常有限，农业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

考虑到金融资源具有逐利性质，资金从农村流向城市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资金对风险收益进行权衡后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规律。同时，农村投资不足的项目中有很大一部分还具有典型的公共品性质，即存在正外部性，如道路、通讯和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等。由于公共品部门市场不完全以及私人部门在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品上投资不足等原因，在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之外，政府应在对农村公共品的投资上发挥重要的作用①。因此，我们认为，在发展农村金融，规范和引导私人部门资金流入农村的同时，讨论农村公共支出对农民收入水平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如何改变公共支出的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公共支出的绩效，确定政府公共支出内部结构，以及使公共支出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相互协调十分必要，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旨所在。

就已有的研究看，大多文献仅关注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而对农村公共支出及其绩效的研究却非常有限。

在农村公共支出与农业GDP增长关系方面，姚耀军、和丕禅(2004)运用1978～2001年的相关数据，对农业财政支出与农业GDP增长进行了Granger和Sims因果检验。研究发现，尽管财政净支出②呈递增趋势，但它不是农业GDP增长的原因，因此他们指出，我国农业公共支出作为政策工具对促进GDP增长是失败的。在农村公共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方面，林光彬(2004)从城乡差距的形成角度和影响因素出发进行研究，并指出了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即我国公共支出和财政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农业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不仅远低于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还低于农村地区上缴税收在国家总税收中的比例。这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不相称。他认为，这种不平等是财富分配等级格局的表现之一，也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经济基础之一。同时，宋洪远等(2003)也指出，财政资金流出额的逐年扩大和财政支农比重的逐年降低是造成城乡差别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关于上述财政资金流动“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王朝才和傅志华(2004)则认为，这是我国过去走建立在剥削农业(农民)基础上的工业化道路所带来的现实后果。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不自觉形成的“城乡分割”影响到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增收减负。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财政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事关国家经济发展、政治文明、社会进步和公民切身利益的公共财政支出民主化问题，将备受关注。本文试从公共财政支出民主化的必然性、民主化进程和加强民主化的建议三个方面作一初步探讨。

关键词：公共财政支出；民主化

公共财政支出是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财政支出预算的编制与执行，是公共财政收入能否得到科学合理、公平有效使用的关键，也是公共需要能否得到最佳满足的关键。只有实行公共财政支出的民主化，才能使公共财政支出真正符合公众的整体利益。

一、公共财政支出民主化的客观必然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财政体制的改革，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也逐步确定，主要内容包括：行政管理、国防、外交、治安、立法、司法、监察等国家安全事项和政权建设、教育、科技、农业、文化、体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救灾救济、扶贫等公共事业发展，水利、交通、能源、市政建设、环保、生态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经济运行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等。公共财政支出的民主化，就是要使包含上述内容的预算编制和执行过程公开与透明，并实行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评价。这是经济发展、政治文明、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1.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不仅赋予公民自主决策、公平竞争、依法获益的权利，而且进一步强化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对于公共财政支出这个决定公共资源配置、体现社会公平和影响经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广大人民群众无疑享有知情权、参与决策权、监督权、评价权，使公共财政支出真正成为公众支出，体现公众利益。

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国际上无不把公共财政农业支出政策，作为支持和保护农业、保障农民收益的主要宏观调控手段。为了更好地完善我国的财政农业支出政策，我们不仅要立足国内现实，从我国以往的作法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且应放眼世界，认真总结其他各国经验，并从中提炼出对我们有用的启示。从国际上看，在WTO《农业协议》允许的框架内，各国公共财政农业支出政策可分为政府一般性服务、农产品价格保护和直接补贴。

一、公共财政对农业提供的一般政府服务

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对农业的一般服务支持是公共财政农业支出政策的主要措施之。一般服务支持是指为了给农业发展以及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环境，政府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服务、农业科研等方面进行的投资服务。

（一）美国

第一，直接投资或资助农业基本建设工程和环保项目。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一种投资大、周期长、外部性强而直接短期经济效益低的社会公益事业，是一种类似于公共物品的准公共物品，完全由私人提供易导致供给的不足。虽然美国州和地方有独立的财政预算权，但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农田水利建设补贴，以及大量的跨地域、跨流域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都由联邦政府承担，中小型灌溉设施由农场主个人或联合投资，农业部也要给予一定的资助。政府还在全国兴建交通运输、电力、能源供应等，不仅为农业提供方便的商品流通条件，还为农业生产和生活供应有利于环保的高端能源。

第二，提供农产品市场信息。美国农业部及各州的市场新闻局定期免费为农场主、批发厂商、经销商提供农产品的价格、供需情况的最新信息，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覆盖美国农产品主要集散中心及产区。

2007年底，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必须大力推进依法理财，加强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在新时期和新形势下，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着力推进公共支出精细化管理、探索适合现阶段公共支出精细化管理的模式具有更加紧迫的现实意义。

一、公共支出精细化管理是公共财政建设的客观要求

作为公共支出的最直接的实施者，公共财政建设要求财政部门首先应该是一个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技术性部门。这里所谓的技术性，主要是指财政部门有责任、有义务把国家各类财政性资金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分配好、使用好，保证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因此，实现公共支出的精细化管理就成为财政工作的基本内容。

1、精细化管理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将会迅速增长，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将是我国今后面临的一项主要任务，也将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政府重要组成部门的财政部门，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充分说明了财政部门面临的艰巨任务。为此，财政部门在明晰现阶段我国公共服务的基本现状，采取相应对策的同时，对公共支出实行“精细化”管理是非常必要的。要通过“精细化”管理，准确掌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着力点和着重点，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2、精细化管理是公共支出规范化的基础。公共支出规范化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现阶段，公共支出不论是从支出安排的形式上还是内容上，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规范化管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地方财政部门面临的工作压力很大。没有公共支出的精细化，或者说，对公共支出只是一个简单的分类和安排，是不可能完全实现公共支出规范化管理的。

3、精细化管理是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关键。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是公共财政的最基本要求。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的关键还是在于资金的有效安排，这就必然涉及到公共支出的精细化管理的问题。只有做到了精细化管理，才能使财政资金的安排变得十分清晰，效益的发挥与否十分明了，可能出现的失误能够很及时地得以纠正，财政支出的绩效考核变得具有可操作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精细化管理是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关键。

一、行政管理成本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持续递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这期间，行政管理成本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却一直处于增长的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公共财政支出的有效性并不十分明显。

目前的现状是，中西部地区还有不少县(市)的财政总支出始终摆脱不了捉襟见肘或寅吃卯粮的窘迫状况，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表1是1978-2006年间中国公共财政几个重要指标的情况。

由表1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中国行政成本支出占行政总支出的比重为4.71%，之后逐年提高，2006年膨胀到19.46%，基本接近20%。这期间，1982年、1988年、1993年和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似乎越改革政府成本越高。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从100个减为61个，在编人员从511万减到3万。1988年的机构改革，国务院各部门的在编人员减少1万。1993年的机构改革中央机关人数减少20%。1998年，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举措更加重大。虽然每次改革都在明显地减少政府机构，减少在编人员，但改革的年份及其之后一年，政府行政成本比其他年份的增加速度还要快。这一方面说明中国行政支出的有效性在降低，另一方面从表1可知，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政府行政支出增长幅度分别为10.18%、11.57%、13.66%和14.82%，分别比改革前一年(1981、1987、1992、1997)高出3.28%、1.09%、1.28%和1.09%。说明政府行政支出与在编人数关系并不大，政府行政成本的主要支出不是在编人员的人头经费，而是其他方面的支出。所以，控制政府行政成本支出的重点不应只是消减政府机构或在编人员，还必须关注政府成本支出的主要渠道、政府的行政职能结构及政府管理半径与管理密度等因素。

为进一步分析的方便，我们把表1中1978-2006年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与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发展趋势绘制成图1。图1显示，1978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增长幅度起伏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1978-1988年这10年起伏更大。增幅最大的1978年接近30%，1979年、1980年、1987年和1988年的增幅还不到2%。而且收入与支出的起伏同步，体现出典型的以收定支的财政政策特征。1993-2006年这14年，财政收入与支出增长的起伏相对较小，但也有一定的起伏。即使在财政收入与支出存在同步起伏增长的情况下，行政支出成本占财政支出比重的发展趋势基本上是持续上升的一条曲线，即行政成本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越来越大(中间也有小的波动，但并不明显)，这似乎符合行政成本支出具有刚性的特征，然而行政支出的结构比重越来越大确实是一种不合理现象。1978年，行政成本支出仅占财政支出的4.71%，从2003年开始，仅通过预算的行政成本支出基本上就占了财政支出的20%。从总量基数的道理认识，正常情况下，行政管理支出成本的绝对数肯定是一个持续增长的过程，而行政管理成本支出的相对数应该是相对下降的趋势，反之，就说明行政管理成本是没有底线的。这种现象，折射出中国公共财政支出在行政管理成本支出方面缺乏相应的有效性。

二、行政管理成本支出的增幅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