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养老基金范文10篇

一、公共养老基金的委托关系

1.所有权的特殊性

对于委托关系的分析避不开所有权的属性问题。传统委托理论是基于私人所有权基础的，近年来，其应用逐步拓展到所有权为公共属性的研究中，如国有资产的管理等。公共养老基金的财产所有权的属性不能简单地划分为公共或私人，其委托关系因此存在特殊性。

对于现收现付制的公共养老保障制度来说，其财产“不是实际的财产，而只是上一代人对下一代纳税人的一种索取权”，是一种名义上的公共财产(Feldstein，1998)。在某些国家，现收现付的国民基本养老金制度采取养老保险税的征缴方式，其资金属于国有资产和政府预算，带有明确的“公共财权权”属性。对于待遇确定型的基金制养老金计划，每个参加者对基金具有明确的财产所有权，这是一种应当受法律保护的“私”产权。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计划通常是以公共账户设立的，基金财产权具有不可分割性，称为法人产权，“物化”的基金财产不归属于任何参加者个人，参加者也没有任何处置权，因此又带有明显的“公产权”属性。对于缴费确定型的个人账户养老基金，个人对基金的财产权是基于个人缴费形成的，具有明确的私产权性质。但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个人有投资决策的权利，但作为整体的公共养老基金仍然具有不可分割性，参加者对个人账户资产也不能自由转移和交换，这又不同于一般的“私”产权。因此，公共养老基金所有权“公共”与“私人”的双重属性，是其特殊的委托关系的深层次原因。

2.公共养老基金的委托链

同很多其他公有资产或公共事务相似，公共养老基金也存在着多层委托关系，有着较长的委托链。首先，计划的参加者和受益人是初始委托人，是委托链的起点，具体执行基金运营的机构及其成员是委托链的末端点，在这两点之间，还存在政府、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或是理事会等一系列中间环节。其次，公共养老基金的委托链包含两个层次：所有权的委托和经营权的委托(图1所示)。由于所有权的公私双重属性，养老基金的所有者——参加者和受益人不能直接行驶所有权职能，只能委托给政府，而政府则通过设立养老基金理事会或者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等方式履行所有权职能。这是所有权的委托，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信托关系。理事会作为受托人，可以将养老基金的经营权委托给外部独立运营机构，或是由下属运营组织执行。这种经营权的委托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委托关系。

摘要：本文以委托理论为分析框架审视了公共养老基金的管理问题。同私营公司和养老基金相比，公共养老基金的委托关系较为特殊，目标利益冲突更为复杂，委托风险也有很多特殊表现。公共养老基金的管理需要针对这些特殊问题建立相应的治理机制，以提高管理绩效，保障参加者的退休收入安全。

关键词：公共养老基金／委托理论／治理

一、引言

公共养老基金也称为公共管理养老基金，主要指由政府发起并管理的养老基金，具体包括国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公共部门雇员职业年金，在有些情况下也包括国家为应付未来养老支付压力而建立的特别储备基金。它们的共性是实行公共管理，政府对参加者养老金待遇的提供负有直接责任。与私人养老金相比，公共养老金计划历史久远，覆盖面广，资产规模巨大。这些公共养老基金不仅涉及到众多劳动者的退休收入安全，而且对本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如何妥善有效地管理这些基金，在每个国家都是重要的社会问题，是政府面临的重大责任。

养老基金的公共管理常常因为其绩效不佳和效率低下而受到批评，相应地，世界上很多国家也在进行着程度不一形式各异的养老金私人化改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绝大多数国家，为全民提供养老保障始终是政府的一项公共职能，把该责任完全转移给私人部门不仅不现实，也是不可取的。政府可以借鉴私人管理的经验，建立对管理者有效的约束、激励和监督机制，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和绩效。委托理论是研究现代公司管理问题的基础，是建立约束与激励机制的重要工具。公共养老基金也是一种委托关系，但委托问题在公共养老基金中产生的根源和表现既不同于公司，也不同于其他公共事务或公有经济，与私人养老基金也有很多差异。如何针对这些特殊性建立科学的治理机制，是公共养老基金管理应当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公共养老基金的委托关系

1、公共养老基金的委托关系

1.所有权的特殊性

对于委托关系的分析避不开所有权的属性问题。传统委托理论是基于私人所有权基础的，近年来，其应用逐步拓展到所有权为公共属性的研究中，如国有资产的管理等。公共养老基金的财产所有权的属性不能简单地划分为公共或私人，其委托关系因此存在特殊性。

对于现收现付制的公共养老保障制度来说，其财产“不是实际的财产，而只是上一代人对下一代纳税人的一种索取权”，是一种名义上的公共财产(Feldstein，1998)。在某些国家，现收现付的国民基本养老金制度采取养老保险税的征缴方式，其资金属于国有资产和政府预算，带有明确的“公共财权权”属性。对于待遇确定型的基金制养老金计划，每个参加者对基金具有明确的财产所有权，这是一种应当受法律保护的“私”产权。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计划通常是以公共账户设立的，基金财产权具有不可分割性，称为法人产权，“物化”的基金财产不归属于任何参加者个人，参加者也没有任何处置权，因此又带有明显的“公产权”属性。对于缴费确定型的个人账户养老基金，个人对基金的财产权是基于个人缴费形成的，具有明确的私产权性质。但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个人有投资决策的权利，但作为整体的公共养老基金仍然具有不可分割性，参加者对个人账户资产也不能自由转移和交换，这又不同于一般的“私”产权。因此，公共养老基金所有权“公共”与“私人”的双重属性，是其特殊的委托关系的深层次原因。

2.公共养老基金的委托链

同很多其他公有资产或公共事务相似，公共养老基金也存在着多层委托关系，有着较长的委托链。首先，计划的参加者和受益人是初始委托人，是委托链的起点，具体执行基金运营的机构及其成员是委托链的末端点，在这两点之间，还存在政府、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或是理事会等一系列中间环节。其次，公共养老基金的委托链包含两个层次：所有权的委托和经营权的委托(图1所示)。由于所有权的公私双重属性，养老基金的所有者——参加者和受益人不能直接行驶所有权职能，只能委托给政府，而政府则通过设立养老基金理事会或者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等方式履行所有权职能。这是所有权的委托，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信托关系。理事会作为受托人，可以将养老基金的经营权委托给外部独立运营机构，或是由下属运营组织执行。这种经营权的委托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委托关系。

摘要：养老保险制度是现代社会成员的安全网和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其积极作用已为各国政府与人民所熟知。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投资论文其中，如何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高效运转，养老保险基金的筹措建立、投资营运及其支付使用是重要的三个环节。

关键词：中国养老基金投资运营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改革的目标已基本明确，就是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措方面，从现收现付式向基金积累式转化，即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其中，能否建立起一个合适的养老基金投资运营机制，确保养老基金在不断积累扩大的前提下保值与增值，是这一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

一、中国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必要性

1、现行政策无法实现养老基金价值增值

养老基金是职工的“养命钱”，代表职工特别是老年职工的权益，因此，保证基金的安全性理当成为其首选目标。为了确保我国养老基金的安全，按国家政策规定，养老金只能用于购买国债或存人银行，而不允许将资金投向风险大、获利市制项目上。1996年，我国578。56亿养老保险基金累计节余额，存人银行专户380。72亿元。虽然仅从获得利息的角度来看，现行政策能使养老金在数量上增值。但如果将银行利率、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等三个指标进行比较，在我国银行利率一降再降，物价总体水平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不难看出养老基金价值上增值已十分困难了。尽管近几年物价上涨有所减弱，但在利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其负利率还是相当高。因此，单靠银行储蓄或投资国债已不可能确保养老金增值，唯一的出路在于实行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

摘要：在经济下滑和金融债务危机冲击下，一些国家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西方国家积极改革养老金制度，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国家都掀起了养老金制度改革，其中，增强财务可持续性、扩大筹资渠道、增加资金来源等成为各国养老金改革的重要内容。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通过市场化投资运营实现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建立养老储备金作为应对老龄化风险的举措、发展商业养老保险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等。其中开展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促进基金保值增值是西方国家最普遍的做法，也是当前我国亟需探索和实施的重要领域。

关键词：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投资收益；模式

1通过投资运营实现养老基金增值

1.1国外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模式。归纳起来，国外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政府部门投资运营模式。一些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更倾向于使用这类模式，这些国家在养老保险发展的历史上已经积累起了规模相当可观的收支结余。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美国的“联邦社会保障信托基金”、西班牙的“社会保障储备基金”、英国的“国家保险基金”以及爱尔兰的“社会保险基金”等。这一模式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以国债尤其是中央政府债券为主，主要由政府部门或下设机构进行运营管理，因此受到政府的干预较多，投资方式比较保守。第二种模式是专门机构投资运营模式。这一模式大多数分布在北欧和东亚一些国家，各基金的管理机构基本上都从政府部门独立出来，具有明显的商业机构特征，建立了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以最大化提高投资运营效率为根本宗旨，同时也与政府保持了相对距离，有效地防止了政府的过度干预［1］。有代表性的如瑞典的“国民养老基金”、加拿大的“养老金计划基金”、芬兰的“国家养老基金”、丹麦的“劳动力市场补充养老金”和韩国的“国民年金基金”等属于这一模式。第三种模式是市场机构投资运营模式。这一模式的市场化投资程度最高，与政府之间的距离最远，例如智利、秘鲁、墨西哥、乌拉圭、哥伦比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拉美地区和东欧地区国家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属于这一投资运营模式。［1］1.2进行专业化、市场化投资运营。绝大多数国家的养老基金经过改革后，基本上采用市场化投资运营方式。例如，在瑞典，历史上先后成立的四家国民养老基金都要分别成立董事会，对机构组织运作和基金投资管理负有责任，董事会有权指定资产管理专业人士负责日常管理工作。每家国民养老基金都要制定投资运营计划和风险管理计划，并且引入竞争机制，投资活动只受法律约束，政府有监督责任但不能对基金日常管理的投资运作下达指令。灵活的投资政策使得各家养老基金在市场化投资中不断增值，到2012年国民养老基金总额已经增长到9480亿瑞典克朗，比上一年增长8.65%，自2001年成立并开始投资运作以来，年均复合增长率达5.16%［1］。瑞典养老基金投资组合有几个方面的特点值得我们借鉴，一是股票投资比重在50%-60%，债券投资比重为30%-40%；二是国外发行股票的比例是国内的2倍；三是在债券等固定资产收益类方面，国内外的配置一致。高效的管理运营和科学合理的投资组合为瑞典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此外，日本在2006年成立了一家行政机构专门负责公共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将存入大藏省信托局的公共养老基金进行专业化管理，在执行投资政策的过程中，尽量减少政府非市场化运营干预。加拿大建立了强制性缴费的公共养老金计划“CPP”，并于1999年启动市场化投资运营，之后迅速进入资本市场。丹麦成立了一个名为ATP集团的法定养老金计划，该集团作为一个独立法人机构，专门负责公共养老金计划的管理和投资运营，并设立多家子公司，投资范围非常广泛，并且这些子公司在集团内部形成了有效的竞争机制，对一些专业性强又不具备优势的领域，采取委托投资模式进行运营［1］。这些国家通过建立一个专业化的机构进行投资运营，在运作过程中控制风险、科学配置，获取最大收益回报，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从而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风险和财政压力。给我们的启示是：养老保险基金进行投资运营，专业化的投资机构必须独立于政府和政治团体之外，不受政治干预。此外，还应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并在公共部门的监督之下进行。1.3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适当扩大投资范围。一些国家在养老基金投资范围和渠道上，采取政府严格监管的方式，实行养老金投资产品风险评估制度，投资产品只有经过政府认可的风险评估公司认定后，才能确定为养老基金投资的对象。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适当扩大基金投资范围，优化基金资产结构，实现投资产品多样化，以实现更高的投资收益。以智利为例，其养老基金投资去向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企业部门、金融部门、国外部门，具体领域为国家、政府机构及中央银行发行的固定收益率投资产品，投资比例为9.8%；其次，投资于当地非金融企业发行的固定收益类投资产品占27%；金融机构债券和股抵押支持证券和定期存款占总投资的比例为18.5%；投资国外市场的基金比例为43.8%，此外，智利政府还启动了以风险为基础的审慎监管模式。为了应对未来的老龄化危机，加拿大成立了一个专门组织即“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委员会”负责养老金计划的投资运营，该机构在运行过程中，不仅规避了政府的不当干预，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投资收益。在市场化投资运营过程中，不断加大在公开市场的股权投资，拓展投资渠道，投资范围扩大到私募股权、基础设施、不动产等领域，而且2005年取消了海外投资的最高限制规则。各国受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其投资结构存在差异，但相似之处在于投资范围在不断拓展，例如，墨西哥2002年改革了投资规则，允许投资海外证券市场；澳大利亚股票和债券比重分别是54.4%和12.8%，而美国、芬兰、智利、澳大利亚等养老基金资产中占有较高比重的资产为股权，均达到了40%。即便对于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拉美国家，其养老基金投资领域也不仅仅限于定期存款和国家债券，而是广泛涉及到政府证券、金融债、企业债券、股权、投资基金以及外国债券等。1.4鼓励投资于绿色基础设施领域，实现养老基金与经济增长互惠。一些国家在扩大养老基金投资范围的过程中，不只关注当前的投资收益，他们把眼光放在未来，重点关注对未来有增长潜力和投资价值的基础设施领域。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报告建议，各国政府应该鼓励养老基金投资于绿色基础设施领域，如清洁能源、电信、物流、交通等，这些领域从长远看能够实现基金增值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在实践中，投资于绿色基础设施领域，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较好的投资发展空间。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退休基金、巴西通体基金、爱尔兰国家养老储备基金、澳大利亚退休基金等几个养老基金的基础设施投资比重均超过10%。爱尔兰国家养老储备基金专门委托爱尔兰基础设施基金投资，其中，战略投资基金囊括了许多对国计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基金，包括基础设施基金、中小企业融资及风险投资基金等。澳大利亚自2007年2月开始，政府共将价值92.1亿美元的澳洲电讯公司股份转移给未来基金理事会，为投资基础设施基金做好了准备。

2西方国家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管理模式给我们的启示和借鉴

养老保险基金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效运营的物质基础，为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提供财力支持，也是积极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和缓解财政压力的储备资金，因此，只有经营好这项储备资金，才能确保养老保险制度的永续发展。据统计，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结余基金，在近二十年中保持了快速的增长，1993年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只有245亿元，到2017年已经迅速增加到了4万亿元，可以支撑16个月的发放，如此庞大的基金储备如果仅用于购买国债或存放在银行，无疑将会遭受贬值的风险。目前，全国已有8个省份委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进行投资运营，而宁夏还迟迟未起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基金积累规模小，另一方面受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尚不能拿出存放在银行的养老保险基金用于投资运营。但是从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开展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是大势所趋也是必由之路，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的思路：2.1由专门机构开展养老金投资运营。关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主体的设立，多年来在讨论中形成了四种可供参考的模式，第一种是借用省级社保经办机构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主体；第二种是建立省级法人机构为本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主体；第三种为统一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受托管理；第四种是建立国家法人机构为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主体。综合分析，第一、第二种方案比较符合地方政府的利益，但是不利于养老金的全国统筹和均衡发展，而且主要对经济发达、社保基金积累规模较大的省份有利，而宁夏作为欠发达省份本来基金积累规模就小，加之地方政府对基金使用方面的干预和缺乏基金投资运营经验，采用第一、第二种方案显然不利于基金的保值增值。考虑到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参保人的权益，我个人更倾向于第三、第四种模式，即统一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受托管理或建立国家法人机构为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主体。首先，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成立以来，通过投资运营已经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良好的投资收益，因此在实施过程中更容易操作，面临的阻力也会相对较小。第四种模式：建立国家法人机构为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主体，作为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管理机构，负责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和战略管理，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并驾齐驱，同时形成一定的竞争格局，很大程度上会提高基金运营效率，可作为未来发展的长期战略来进行考虑［1］。目前，国家改革相关政策已经开始陆续出台，宁夏应抢抓机遇，主动适应国家人社领域改革政策，国务院《关于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管理办法》已经对全国印发，2017年全国已有8个省市委托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投资运营，并取得了良好的收益。宁夏应尽快推进这项改革，今后可以每年从结余基金中拿出一部分委托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投资运营。2.2制定和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策略。一是坚持“稳、慎”的投资策略。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国发〔2015〕48号文件），进一步规范了基本养老保险投资管理行为，文件明确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投资股票、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迈出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然而，由于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环境还不够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入市仍然要遵循稳之又稳、慎之又慎的策略，在制定投资政策时要兼顾基金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原则。在市场化的运营体制下，要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必须建立公开透明的投资运营体制，进行严格的信息披露，通过科学的绩效评价和审计制度，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保障基金安全运行。二是坚持基金投资收益性原则。在保证基金安全运营的前提下，尽最大努力提高基金的收益率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进行市场化投资运营的初衷。通过科学合理的投资组合和专业化的投资运营尽最大努力提高投资收益率，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从而抵制通货膨胀给养老保险基金带来的贬值风险，最终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可持续性。三是在投资方向上坚持社会性原则。由于目前我国资本市场还不够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缺乏有效的工具产品和投资渠道，不能保证稳定的收益水平。从社会性原则出发，应投资于盈利前景良好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方面可以提供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另一方面为国家公共投资事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维持了经济增长速度又促进了劳动力就业，反过来又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从而形成良性发展格局。2.3采取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和科学化的资产配置。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多元化是分散风险、获取高回报的合理选择。近年来，很多国家在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战略中选择多元化投资模式，这在投资组合中会降低风险，以最佳资产配置实现高回报。根据我国国情和资本市场发育情况，目前可选择的投资产品有短期流动性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权益类资产以及具有投资价值的实业投资工具等，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和投资政策的放宽，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渠道会逐渐扩大。当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除继续保留一定比例的银行存款和国债外，还应考虑企业债券、投资基金、股票、金融债券以及实业类投资等工具。在这方面，国外发达国家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和借鉴，研究表明，实行谨慎投资模式的国家，养老基金投资回报率高，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在投资组合中股票占有一定比例份额。因此，我国在投资资产配置上也可以借鉴这些经验，采取多元化配置资产的方式，以一定比例投入国内股票及海外股票，从长期看可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将适当比例资金投入股票、事业、信托计划、基础设施债权计划等资产品种上，从而分散单一品种带来的市场风险，同时使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促进并分享经济的发展。

2011年7月1日起，我国将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2012年将基本实现“全覆盖”，全国5000多万城镇非从业居民可自愿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部分由财政支付。相同的情况是，由个人缴费所形成的个人账户事实上就是个人储蓄计划。这种部分积累制的积极意义是减少将来养老金支付危机，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但其负效应是有可能对当前的消费及人力资本投资形成一定的抑制，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当前的经济复苏及提振经济的进程，这种抑制作用在中低收人群体或普通员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截至2009年底，我国养老金总规模为2．25万亿元人民币，占当年GDP的6．62％I．U，这一比例虽不算高，但当2012年的“全覆盖”正式推行之后，该比例将迅速提高，这一抑制效应将会进一步显露。

一、养老金积累率与经济增长的黄金律

索罗(Solow)在其经济增长模型中得出了经济增长的黄金律(GoldenRule)归J。资本存量超过和低于黄金律水平的稳定状态不是帕累托最优。一些理论认为，现收现付制能够较容易地通过收人再分配来实现最优的经济增长路径，经济学家所确定的各种相关变量和条件不同，但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20世纪60年代，Aaron在将实际工资增长率和市场利率都视为为给定的外生变量的前提下，提出如果人口增长率加实际工资增长率大于市场利率，现收现付制能够在代际之间进行帕累托有效配置。20世纪70年代，萨缪尔森在将工资增长率和市场利率都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证明了现收现付制仍然能够在代际间实现帕累托有效配置，他认为，一个适当的专门的公共养老金计划也可以保证经济的黄金律增长：假定社会保障真的会挤出个人储蓄，那么在没有公共养老金计划的情况下，如果私人养老金基金的积累过度，则可以导入一个现收现付的计划来达到黄金律的增长pJ。基金制是一种受益者为自己的养老而提前缴费的中性制度安排，它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基金投资对资本形成特别是对资本市场所起的作用上，无论是银行储蓄、购买国债、私人债券还是投资股市。基金制对个人储蓄率的影响难以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在不同的条件下，基金制对个人自愿储蓄有着不同的影响。一般而言，养老基金的强制性储蓄能够替代部分个人自愿储蓄，但替代程度却因各种条件的不同而发生较大的差异，只有边际替代率为l时，强制性储蓄的增加恰好等于自愿储蓄的减少，个人的总储蓄保持不变，这种基金制的实行几乎对投资和消费没有大的影响，但这是一种极端情况，多数情况下，强制性储蓄的增加部分要小于自愿储蓄的减少部分，使得个人总储蓄增加，减少了当前的消费。基金制经常使个人总储蓄增加，主要原因是基金收益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及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等。如果在经济低迷时期能够不降低总消费水平，这种制度安排在这段时间内就是中性的。但根据经验，在经济低迷时期，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一般来说是不乐观的，无论政策所规定的强制性积累率是多少，人们都倾向于更多的自愿储蓄，至少是很难因为基金制的强制性储蓄而等量地减少个人储蓄。大量的研究结果否定了一直占主流地位的观点，即养老基金投资组合的变化不能使有利于增长的储蓄和投资增加，因而是一种零和结果，这有些类似于企业融资的MM定理。这种结论上的差别主要源于前提假定的不同，传统结论主要依据完善资本市场，股市不存在进入障碍，类似于MM定理的假设，即在融资成本为零的前提下，企业采用的融资方式对企业财务状况和企业经营业绩无影响。但在现代经济中，这种中性效应是难以稳定、长期地存在的，不同的投资组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

二、高积累率背景下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储蓄率仍然维持在25％以上的高位。储蓄率过高，将以牺牲当前消费为代价，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增长。在养老保险模式对储蓄不同影响的文章中，有一点基本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对单一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改革，引入积累制能够增加国民储蓄，包括戴蒙德(Diamond)这样对积累制改革长期持批判意见的经济学家也承认了这一点HJ。过去三十余年中，中国的储蓄一投资缺口在多数年份为正值，也就是说，国内储蓄是能够满足投资需求的，并且经常出现剩余，部分资本处于闲置状态，既未形成投资，也未形成消费，抑制了经济增长，但这种抑制常常被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所掩盖。高养老金积累率及逐步做实的养老金帐户将进一步增加实际储蓄量，资本形成率进一步偏离黄金律水平。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一直是一个储蓄率过低而消费过高的国家，当前美国的储蓄率只有一0．5％，与中国46％的储蓄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奥巴马政府也将储蓄与消费的平衡问题置于经济政策的重点，认为中美之间在储蓄与消费问题上需要进行截然不同的政策调整及相关措施。美国一些激进的学者积极倡导改革现行的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以解决社会保障制度未来的赤字问题，并能提高国民储蓄率，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目前实行养老体制改革的国家大多是因为出现了储蓄严重不足的问题。增加基金的比重不仅有助于增加积累支持投资增长，使资本达到黄金律水平，而且有助于缓解养老金支付困难。现阶段，除了积累率的设定而外，以下情况决定了中国实行的部分基金制养老体系有增加总储蓄的倾向：从国际国内经济景气状况看，都处于一种相对低迷的状态，人们对未来个人收人预期的乐观性不足；养老体系正处于转轨期，体制变动阶段所形成的保障真空、养老金隐性债务及对基金制的生疏感等，使得人们对未来养老保险的不确定性预期较高；较低的利息率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使得人们预期个人账户的回报率较低；即将来临的老龄化及急需扩大的养老保险覆盖面，使得人们对中国未来养老保险的巨额支出压力有着充分的估计。中国养老保险的强制性储蓄将使资本积累率更加偏离黄金律水平，挤出现阶段的消费需求。如果实行现收现付制，个人缴费部分将发放给目前的已退休人员，已退休人员也主要用于消费支出。个人账户建立后，实质是将这部分消费后移，相对减少了当前的消费需求，且这部分主要是传统消费品市场的需求，这将在近期内加剧中国市场需求的低迷状态。如果提高养老基金的缴费率，将直接挤出中低收人群体的消费支出，或减缓消费的增长速度，而这一规模庞大的中低收人群体恰恰是中国未来拉动内需的主体，减少这部分消费支出将在近期内加剧内需市场的低迷状态，抑制经济增长。中国的高积累率来自于少数人的高额储蓄，这源于在基尼系数过高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储蓄存在结构性的失衡。在中国的居民储蓄总额中，大部分掌握在少数富裕居民手中。高收人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有着不同的消费倾向和储蓄倾向，养老基金强制性储蓄对不同收入群体的自愿储蓄和消费支出的影响也存在较大的差别。提高养老基金强制性储蓄对高收人群体的消费的影响较小，低收入或无储蓄群体的消费支出影响较大，强制性储蓄挤占的只有消费支出，或延缓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提高养老基金强制性储蓄对中等收入群体的自愿储蓄和消费支出都有影响，也就是说，提高养老基金强制性储蓄能够同时挤出中等收入群体的自愿储蓄和消费支出。

三、高积累率与普通员工的人力资本投资

个人账户养老基金、全国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建立将共同构筑起一个庞大的养老金市场体系。养老金市场体系的建设必须建立在资本市场成熟发展的基础之上，养老基金投资管理必须要求众多金融机构广泛参与；养老基金安全完整也必须要求金融监管体系逐步完善。因此，养老基金的发展必将促进我国金融机构的发展壮大和资本市场的完善，养老基金管理方式必将促进我国金融业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經营；养老基金监管方式也必将促进我国金融监管从机构性监管走向功能性监管。

养老金就是资本市场，看似过分，其实不然。养老金制度发达国家的现实已经证明：养老基金与资本市场休戚相关，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将推动两者共同发展。在美国，养老金资产已成为共同基金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资金来源，养老金资产已占到共同基金的36%，占风险投资总额的50%，并且每年流入共同基金的养老金净现金流高达1000亿美元；智利养老基金规模从1981年的3亿美元发展到2000年的359.37亿美元，20年间增长了近120倍，私人养老金制度改革18年的平均投资收益率高达11%以上。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养老基金规模将达到1.8万亿美元，届时将成为全球第三大养老金市场。毫不假言，养老基金进入资本市场也必将引发我国金融业一场深刻变革。

全球养老金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改革传统以现收现付制为主要形式的单一公共养老金制度，建立以基金积累制为主要形式，包括公共养老金、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等在内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内在地要求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实现保值增值，这也是基金积累制在当前全球养老金制度改革中凸显其重要性的关键所在。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逐步做实个人账户。采取多种方式包括依法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通过基本养老保险结构调整，做实个人账户，个人账户成为一个实账户，而非名义账户，个人账户不向统筹账户透支，统筹账户也不向个人账户透支。统筹账户基金缺口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助、基金增收节支，以及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解决；个人账户基金实现自求平衡。这些政策的落实将最终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从统账结合，混账管理向统账结合，分账管理的实质性转变。个人账户养老基金资本化运营指日可待，当前个人账户养老基金管理办法已进入政策研究和储备阶段，时机一旦成熟将付诸实施。

与此同时，随着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逐步做大，作为养老金制度的长期战略储备，全国社保基金必然要求突破当前的投资管理框架，在更广阔的投资领域实施更加积极的投资管理战略。并且，作为我国多层次养老金体系的重要支柱的企业年金的相关政策已经相继出台，企业年金基金市场已经逐步形成。

在农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老龄化、非农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脆弱的4——2——1家庭结构，使农民的养老问题面临既缺乏经济支撑，又缺乏家庭保障的双重困难。为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制度上保障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解除农民发展生产力的后顾之忧，加快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也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

一、日本养老金制度的沿革

日本的养老金(年金)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八年(1876年)的“恩给制度”，即由中央政府出钱，对退役军人及政府官员支付老年生活费作为国家对忠诚于国家利益的军人及官吏的一种恩赏。进而在1939年建立船员保险和1941年制定《劳动者年金保险法》，是最早以民间劳动者为对象实施的养老保险，保证在他们年老或受到伤害及死亡时，本人或其家属可以领到养老金。1944年又制定了《厚生年金保险法》，保险范围扩大到职员和女性劳动者。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复兴，产业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急剧涌入城市；再加上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空前低落，人口平均寿命逐步延长，进而急需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并完善国民养老保险制度。这样，1961年日本制定并开始实行《国民年金法》，规定20岁至60岁的日本国民都要加入国民年金，实现了“全民皆年金”。

然而此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并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养老金制度。为了确保养老保险制度长期稳定的发展，1985年，日本制定了新的《年金修改法》，设立基础年金，对分立的保险制度进行整合，实现了给付和负担的公平化，对重复给付也进行了修正，同时还确立了女性的年金权。也正是这次改革确立了目前日本养老金制度的基本框架：大体上可以分为公共年金和补充年金。公共年金包括国民年金(基础年金)和雇员年金，其中雇员年金又分为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这样日本以国民年金为基础层的保障，以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为第二层的保障，而以自愿建立的年金等补充年金为第三层次的保障，形成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少子老龄化速度的加快，经济一蹶不振，养老金制度改革一直在进行之中。1994年引入月工资浮动制，决定免除受雇者育儿假期的养老金保费；1997年开始实施“基础年金账号”制度；1999年决定将“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的给付水平减少5％，引入在职老龄年金等。在此基础上，2004年日本在养老金制度方面又做了比较大的改革，力图实现养老金的给付与负担的合理、公正，解决养老金财源问题，保持养老金制度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次改革针对一些紧迫的问题采取了具体的解决方法，例如，针对泡沫经济破裂、经济长期萧条而带来的养老金缺口所采取了增加政府对年金的补助；调整缴费基数；提高缴费比率；取消年金基金投资运营的一些限制；规定大学生保险费补缴制度等措施。为了解决部分人拒交保险费的问题，日本政府决定利用行政手段，采取查封银行存款、冻结个人资产等非常手段，强迫被保险人交纳养老保险费。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沉重负担，采取了在提高保险费的同时，逐年降低向被保险者支付的保险金；分阶段提高退休领取年金的年龄等措施。

二、评析日本养老金制度的改革

日本养老金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完善，逐步成熟并成为得以信赖的退休人员生活来源的支柱。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日本养老金制度的不断改革是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变化的需要。战后，经济增长迅猛的日本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巩固经济的发展，所以扩大了养老保险的保障范围，实现了全民皆有年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又针对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以及养老保障制度的财务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多层次立体化养老保障制度体系建设、养老保险基金的金融运作以及基本养老金的调整机制等。进入2l世纪，由于经济发展的停顿和少子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日本的养老金制度虽然经过多次改革，但仍然面临着以下问题：

摘要:1995年以来,我国以世界银行倡导的“三支柱”模式为基本理念,建立起了一个部分积累制的城镇养老保险体系然而,该体系在实际运行中却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笔者认为,在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中,政策设计者不应无主见地人云亦云或照搬国外的经验,而应更多地对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存在意义是什么中国的现实国情适合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以及设计方案能否得到顺利实施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为此,降低企业和职工的负担,建立一个较低水平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取消提前退休领取养老金的权利以及重新制定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标准,鼓励企业年金的发展以及个人为养老储蓄,是更为务实的改革

关键词:城镇养老保险;部分积累制;现收现付制;基金制

社会养老保险不仅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具有丰富经济内涵和广泛社会影响的政策问题。一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选择,应该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分配结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税费征管体制、人口结构等现实条件相适应。因此,根据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制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方案,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内容。

近年来,在多方论证的基础上,我国初步建立起了一个部分积累制的城镇养老保险体系。然而,现行养老保险体系的实际运行却不尽如人意,其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值得引起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反思。本文在对当前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系存在问题及其根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应当更加务实地对现行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

一、改革历史的简单回顾

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国家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和《国家工作人员退休条例》,其保障对象是城镇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主要特征是由国家规定基本统一的养老待遇,由各类单位和企业支付养老费用。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由国家统负盈亏,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享受对象经限定的由国家统一管理并保证养老金发放的养老体系。

摘要:1995年以来,我国以世界银行倡导的“三支柱”模式为基本理念,建立起了一个部分积累制的城镇养老保险体系然而,该体系在实际运行中却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笔者认为,在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中,政策设计者不应无主见地人云亦云或照搬国外的经验,而应更多地对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存在意义是什么中国的现实国情适合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以及设计方案能否得到顺利实施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为此,降低企业和职工的负担,建立一个较低水平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取消提前退休领取养老金的权利以及重新制定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标准,鼓励企业年金的发展以及个人为养老储蓄,是更为务实的改革

关键词:城镇养老保险;部分积累制;现收现付制;基金制

社会养老保险不仅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具有丰富经济内涵和广泛社会影响的政策问题。一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选择，应该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分配结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税费征管体制、人口结构等现实条件相适应。因此，根据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制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方案，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内容。

近年来，在多方论证的基础上，我国初步建立起了一个部分积累制的城镇养老保险体系。然而，现行养老保险体系的实际运行却不尽如人意，其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值得引起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反思。本文在对当前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系存在问题及其根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应当更加务实地对现行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

一、改革历史的简单回顾

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国家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和《国家工作人员退休条例》，其保障对象是城镇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主要特征是由国家规定基本统一的养老待遇，由各类单位和企业支付养老费用。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由国家统负盈亏，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享受对象经限定的由国家统一管理并保证养老金发放的养老体系。